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武吉布朗还有哪些秘密?




早报网 - 柯木林:武吉布朗还有哪些秘密?- 2012-06-16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616_001.shtml


● 柯木林

建立名人陵园或先贤陵园,说难亦易,说易亦难,必须各方面的协调合作,始有可成。其中后裔的态度,至关重要。建立名人陵园毕竟涉及后裔的家事,若有异议,恐难成事。
  拜读林清如先生6月9日在《联合早报·周末论谈》发表的大作《深藏武吉布朗的秘密》后,即刻致电作者。因其文中谈到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1793-1847),是我感兴趣的课题;而该文结束时又提及我先前所倡议的“名人陵园”的构思,觉得有必要再作一文阐述之。
  今年3月21日在回应《联合早报》的提问,谈及如何处理受修路工程影响的名人墓地时,我曾建议:“把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坟墓,例如薛中华、邱菽园等人 的坟墓集中搬迁到一个先贤陵园……(由于)武吉布朗会分阶段发展,一些地段最终可能不受影响,可以在那里建立先贤陵园,方便人们凭吊。”
  薛中华的墓地在武吉布朗坟山,编号1919,是受修路工程影响的名人墓地之一。另一个受影响的名人是邱菽园,编号2536。今年初,在一个细雨纷飞的早上,我特地前往凭吊此二人之墓地,但见杂草萋萋,显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修整。
  薛中华(1886-1940)、邱菽园(1874-1941)是同时代的人。邱菽园比薛中华大12岁,可惜薛中华并不长寿,早邱菽园一年辞世,享年54岁,他们两人有亲戚关系。薛中华的妻子邱杏娘(Khoo Heng Neo)是邱正忠的三女儿,而邱菽园乃邱正忠之子。根据武吉布朗墓地登录簿(Burial Registers of Bukit Brown Cemetery, May 1947-Nov 1972)的资料,邱杏娘卒于1963年8月10日,终年80岁。按辈份看,她是邱菽园的妹妹,也就是说薛中华为邱菽园妹婿。邱菽园是星洲才子,在新加坡文坛颇负盛名;薛中华则是华社领袖,声誉甚隆,都是当年响当当的人物。
  薛中华是商人,邱菽园是文人,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是一样的:一个在经济层面上,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薛中华生前住在巴慕乐路(Balmoral Road)23号的豪宅,邱菽园住安珀路(Amber Road)42号的“东滨小阁”,两处并不毗邻。但百年之后都安息在武吉布朗山,并且同样受迁坟的影响,或许是他们生前所始料不及的吧!
  薛中华也是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的曾孙。一百年来,薛氏家族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我有一专文论述薛氏家族的贡献,这里不再重复(此文 收录在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第一次版,页65-73)。薛中华有生之年曾将其家族史汇辑编成《东山薛氏家谱》,此 家谱由其幼女薛彩凤(Lucy Chen)保管。1963年,陈蒙鹤撰写其硕士论文《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1881-1912)》(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时,就曾利用这部家谱的资料。1972年,东南亚史学界泰斗陈育崧也是利用此家谱资料,正式肯定薛佛记在新华社会史上的地位。
  《东山薛氏家谱》的内容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薛有福(1862-1884),他是薛中华的叔叔,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创办人薛有 礼(1851-1906)的弟弟。这部家谱详细记录了薛有福的生平事迹。这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为清朝第三批幼童赴美官费留学生之一。从美国留学回来后, 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他短暂的一生很 具亮点,值得一书。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在此次中法海战中阵亡的736名官兵的名字,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的刻字,永垂青史。

左秉隆创始“星洲”一词
  新加坡的另一称号星洲,虽非邱菽园原创,但通过他的推广,“星洲”一词才广为人知。根据新马历史学者李业霖的考证:中国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是“星 洲”一词的创始者。左秉隆在驻新加坡任内曾游廖内岛,归程时上午登船,一路帆开逐流,归来已是入夜时分,他看到新加坡海面上,渔火点点,于是赋诗纪游,其 中有“乘兴不知行远近,又看渔火照星洲”之句,称新加坡为星洲(见左秉隆著《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10,〈游廖埠〉)。
  左秉隆赋诗时1887年,比邱菽园办《天南新报》早11年。不过,邱菽园在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后,便屡用“星洲”一词作为新加坡的别称。如果 说左秉隆是“星洲”一词的创始者,邱菽园却是将“星洲”推广应用,可说是发扬光大者。邱菽园也是当年保皇派的中坚分子,戌戍政变后,康有为南来新加坡避 难,邱菽园就曾在经济上援助过他。
  林清如在文章结尾时沉重地指出:“名人陵园的构思,是实际可行的建议,社会上下却置若罔闻。保留古迹,保留历史,谁有责任?”
  事实上,建立名人陵园或先贤陵园,说难亦易,说易亦难,必须各方面的协调合作,始有可成。其中后裔的态度,至关重要。建立名人陵园毕竟涉及后裔的家 事,若有异议,恐难成事。从另一方面耒说,倘若后裔们的态度主动积极,会有更好的效果。名人后裔可与民间组织及官方机构配合,共商此事。
  当然如薛中华、邱菽园等,他们的精神与曾经的贡献,也应视为国家的财富与文化遗产。以薛中华和邱菽园而言,薛中华上世纪20年代曾任新加坡福建会馆、 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邱菽园一度任漳州十属会馆(即今漳州总会)座办。这些在薛中华、邱菽园有生之年的相关机构,亦可以牵头与古迹保存局互动,为创建名人 陵园的工程努力!

作者为新加坡历史学者



联合早报 - 林清如: 深藏武吉布朗的秘密 2012-06-09


早报网 - 林清如: 深藏武吉布朗的秘密 2012-06-09
http://www.zaobao.com/yl/yl120609_001_1.shtml



● 林清如
  武吉布朗的开路计划看来势在必行,有关方面已在3月19日明确表示,没有洽商的余地。
  又有哪些先人需要“为国捐躯”呢?根据报载,受影响的包括了早期社会闻人邱菽园与薛中华的墓地。邱菽园是报界先驱,大家懂得的事较多。本文只谈薛中 华,他有鲜为人知的故事,更有不平凡的后代。网上相传武吉布朗有个二号山,也称中华山,很多薛家先辈都葬在这里。除了薛中华自己的坟墓外,受道路工程影响 的包括他的两个弟弟(薛中朝和薛中乐)、弟媳妇及他们的母亲(薛有文妻)等十二人的墓地。

比陈嘉庚更早的福建帮首领
  薛中华原籍福建厦门,于1885年出世于马六甲的一个显赫土生华人世家。他是新马福建帮的开山始祖薛福记曾孙,《叻报》创办人薛有礼的侄儿。
  6岁那年,薛中华从马六甲来新加坡圣约瑟书院读书,1901年受雇汇丰银行,后被擢升为买办。1912年即活跃于中华总商会,后被委为市议员、太平局 绅。薛中华与陈嘉庚等人同时是怡和轩会员,但是他的主要影响力是在福建会馆,连任福建会馆与天福宫主席多年,比起陈嘉庚,他可说是更早的福建帮首领。当时 陈嘉庚与林推迁坐镇怡和轩与同济医院,经常与薛中华的人马,为争夺中华总商会地盘而公然出招。
  笔者与薛中华的一位外孙女陈宗孟医生相识多年,她正是笔者挚友林福寿医生的贤内助。今年4月12日笔者与怡和轩同仁前去造访,陈宗孟内心深处是个鲜为人知的“大江大海”,一向行事低调,几经细心推敲,她才平静地吐露些许往事。
  薛中华家族与怡和轩先贤姻缘不浅。他的一名姑姑(薛有文之妹),是曾为新加坡解决水供短缺问题而出名的富商陈金声的媳妇(陈明水妻),这名姑姑也就是怡和轩创办人之一陈若锦的母亲。薛中华的幼子薛梦熊,则娶另一位怡和轩先贤林义顺的长女林积玉为妻。
  薛中华的幼女薛彩凤(Lucy Chen Nee See),正是陈宗孟的母亲。薛彩凤到英国学法律,认识了来念工程的河北青年陈序。陈序的父亲陈调元原为北洋军阀、后投国民革命军,先后出任第37军军长、山东省省长、蒋介石剿共预备军总司令。相传洪晃之母章含之,即是陈调元另外一位儿子陈度的私生女。
  薛彩凤是新马史上第一位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并成为英国律师公会会员的女性。毕业后与陈序结婚,随他回南京,结果让她在伦敦的学妹张舜琴(张永福长 女)先回来新加坡,成了进入海峡殖民地律师公会的第一位女性。陈宗孟笑着说,回南京后,陈序服务于中国铁道局,薛彩凤忙着入乡随俗,在一个重视礼教的中国 人家庭学做人家的媳妇。
  1932年陈宗孟诞生于南京,她的两个弟弟也先后出世。1937年日军全面入侵中国,爷爷陈调元力劝媳妇薛彩凤带陈宗孟姐弟回新加坡避难,与外公薛中华同住在巴慕乐路(Balmoral Road)23号的薛家豪宅。陈宗孟说,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外公薛中华。那时她5岁,进入武吉知马的南洋女子小学读一年级。
  中日战争爆发后没几年,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爷爷陈调元与父亲陈序跟着去。为突破日军的封锁,国民军开辟了滇缅公路,陈序是筑路的工程师之一。预知 日军会直下南洋,陈序过后安排把妻子与儿女一家人接到重庆。陈宗孟记得,大约是1942年前后,他们从槟城坐船到仰光,辗转跋涉滇缅公路进入昆明,最后到 了重庆。
  二战结束,一家人回到南京。1949年中共建政,父亲陈序随国民党去台湾。妈妈带姐弟四人先去香港,再与两个小的弟弟回新加坡,开始执业当律师,曾在 马绍尔律师馆任职。陈宗孟和一个弟弟则留香港升学。陈宗孟读完高中,进入香港大学读医科,1957年毕业后,在香港实习一年,1958年回新加坡的中央医 院工作。
  陈宗孟说,外公薛中华是糖尿病患者,新加坡沦陷前就逝世了,过后外婆把巴慕乐路的寓所卖给一所中学校,现在已被发展为一座豪华公寓。不过附近的有文路(Ewe Boon Road),就是以曾外祖父薛有文的名字命名的。她笑着说,有一回一位表妹碰巧驾车路经有文路时与人争吵,对方怒汹汹问道:“你以为这是你祖母的路吗?(Do you think this is your grandmother’s road?)”表妹迅速给她“纠正”:“不对,是我曾祖父的路啊!”我们听了,哈哈大笑。

大时代女性的楷模
  陈宗孟在中央医院工作,认识了林福寿医生,对他那无私的专业精神、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幽默的谈吐、崇高的人生理念留下深刻印象。陈宗孟端庄高贵,扎实的双文化内涵,虽然出身名门,但在战乱中长大,更显得气质非凡。两人彼此倾慕,是意料中的事。
  林福寿原是人民行动党建党党员,后来与林清祥等人集体退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那天访谈时,林福寿说,1961年10月的某一天,他叫了12位好友(林清祥、兀哈尔、布都惹里、傅树介(陈嘉庚外孙)、方水双等人)到他在甘贝尔巷(Campbell Lane)的住家“开会”,与会者到齐后才知道,原来那是他们两人(林福寿与陈宗孟)宣布结婚的“会议”!1962年,他们唯一的孩子诞生了。
  1963年2月,林福寿在“冷藏行动”下被拘留,将近20年(1982年)后才获得释放。新婚夫妻长期被拆散,陈宗孟辛酸诉不尽、心灵创伤终生难愈。 不过不管地老天荒,她坚守承诺、风雨不改地定时去探监,给丈夫精神上的支持。她自力更生,把儿子抚养长大,同时致力于自己的专业,成为著名的胃脏专科医 生。令人肃然起敬的陈宗孟,堪称大时代女性的楷模。
  陈宗孟说,她们夫妇曾经到台湾探访年老的父亲陈序,母亲则在2002年去世。夫妇俩也多次与姨妈那边的亲戚,一道去武吉布朗扫外公的墓。近年来夫妇俩年迈体弱,没再去了。最近曾和表兄弟、表姐妹谈到外公墓地将被挖掘的事,大家都感到无奈。
  “外公尸骸即将化为灰烬,有何感受?”陈宗孟淡淡回答:“新加坡历史深印着外公的足迹,他更是福建帮早期领袖,要把他的古迹烧尽丢尽,应该是件大事,国家与社会却无动于衷,我们做后代的能做什么!”
  武吉布朗好风水,薛中华才有不平凡的后代。薛中华即将长眠不再,瞬间就会随同记忆一起蒸发。历史学者柯木林曾有建个名人陵园的构思,是个实际可行的建议,社会上下却置若罔闻。保留古迹、保留历史,谁有责任?

作者是退休人士
作者按:本文完稿后,林福寿医生不幸
于2012年6月4日与世长辞


《联合早报》- 古墓上的二十四孝浮雕 - 吴悦神 - 2012-06-25




早报网- 古墓上的二十四孝浮雕 - 吴悦神 - 201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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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悦神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而我认为“孝”作为华人的传统美德之一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一种品格。小时候,祖父祖母总爱讲“二十四孝”的故事给我们听,虽 然当时并不了解故事背后的含义,但却会时不时地跑去给祖父祖母捶捶背捏捏腿。至于像“卧冰求鲤”、“卖身葬父”、“弃官寻母”这些耳熟能详的典故至今仍记 忆犹新。
  再次接触到“二十四孝”的故事是在今年的3月份。闹得沸沸扬扬的武吉布朗坟山,也就是俗称的“咖啡山”因受道路工程的影响而导致部分坟墓将要被迁移。因此决定,与另一位学者杨旸,在这些文化古迹流失前,去亲眼目睹一下这片早期华人所留下的历史古迹。
  走进坟山,我们便发现不少坟墓上有着雕工十分精致的雕刻,甚至还有不少罕见的深浮雕。在这些雕刻中,包括了不少当时流行的小说连环画,而“二十四孝 图”正是这些雕刻中最为常用的蓝本。通常这些雕刻会出现在一座坟墓的坟壁上,而这些具有“孝”意的雕刻,正是象征了儿孙们对逝去先祖的一片孝心。不过由于 坟墓尺寸的局限性,“二十四孝图”通常只会在一座墓出现几幅而已。但是,有一座坟墓竟然打破了这种局限性,因为它够“大”!
  王三龙老先生的巨塚是武吉布朗坟山中最大的一座双人墓,足足有600平方米大,相当于10个三房式组屋单位的面积,并以一种唯我独尊的姿态立在咖啡山 中最高的山坡上俯视着其他坟墓。初次见到这座巨塚,除了被它那惊人的排场与气派深深震撼外,另一项发现也令我们振奋不已——“二十四孝全图”的立体深浮 雕!
  我与杨旸在游访王老先生巨塚的过程中,发现坟墓的坟壁上雕有许多和其他坟墓类似的雕刻,只不过这些雕刻的数量要远胜于其他咖啡山内普通的坟墓。仔细观 察下发现,两侧的墓手上明显雕有数幅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孝”典故,但有些我们并不十分确定。我心里推测:会不会王老先生的坟墓刻有全幅的二十四孝雕刻 呢?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一幅一幅拍下了所有坟壁上的浮雕,回去一一查证。我们先是在网上搜集了大量关于“二十四孝”的资料,之后又借来了《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以及《中国古代二十四孝全图》进行交叉对比并加以反复考证。
  结果我们发现果然不出所料,王老先生坟墓坟壁上的雕刻确实刻有全部“二十四孝”中的典故,分左右两边排放,一边12幅,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推断。有 人说二十四孝的浮雕出现在坟墓上,体现出的其实是墓主的子孙对墓主所表现出的孝道,其中也略微带有稍许向他人“炫耀”的色彩。但我们觉得,这些雕刻其实体 现出的并不只是孝道而已,它们更包含了建坟者对其子孙的教育意义,以及对子孙日后也能够如此行孝的一种期望。
  王老先生的墓碑上不仅有二十四孝的浮雕,我们还发现这些雕刻上还有残留下来的彩色印迹。难道这些雕刻在完成之初是以彩色的姿态呈现出来的?又或者是后人为他们的先祖所上的色?这些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仍需继续考察。


《联合早报》 - 研究武吉布朗坟场 大学生出版《入墓三分》- 2012-07-03


早报网 - 研究武吉布朗坟场 大学生出版《入墓三分》- 2012-07-03
http://www.zaobao.com.sg/sp/sp120703_019.shtml


  武吉布朗坟场的历史你知多少?对墓碑上的文字和雕刻,你又理解多少?
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杨旸和吴悦神为毕业专题作业,出版一本关于武吉布朗坟场的书,从年轻人的视角认识这座历史悠久的坟场。
  论文集子取名《入墓三分》,除了介绍武吉布朗坟场、解读墓碑文字以及墓碑雕刻包含的意义,也记载他们这三个月来在坟场的所见所闻。
  据他们的分析,不同籍贯的人建造的墓碑有不一样的风格:福建人建造的墓碑上有较多雕刻,而潮州人建造的墓碑倾向于“欧米茄”(Omega)形状。
  两人是在得知武吉布朗坟场的一些坟墓即将被挖掘后,发现它有丰富的华族文化义涵,因此开始与指导老师讨论考察武吉布朗坟场的事项。之后,两人便开始数月的“坟场文化之旅”。
  吴悦神受访说:“当我们得知武吉布朗坟场即将拆除时,我们便打算以实际行动保存这些古墓的最后一刻,而那便是以文字和图片记载这些历史遗迹。”

比较新中两地墓碑
  两名学生都来自中国,在新加坡已待了10年,因此他们也尝试把武吉布朗坟场内的墓碑与中国的墓碑做比较。在中国,墓碑旁不能有神兽,只有皇室才有这种权利,但新加坡的坟墓有神兽守护着墓碑。此外,武吉布朗坟场的墓碑也有很明显的南洋风格。
  《入墓三分》从撰写、排版,到出版种种事项都由他们亲力亲为。杨旸说,通过这项专题作业,他除了学会如何辨别和解读墓碑上的雕刻及文字,也学会如何进行宣传。
  武吉布朗坟场的地势高低不平,因此行走不方便,杨旸说:“如果下起雨来,路面更加溜滑,考察的过程就会比较危险。”
  义安工院中文系系主任兼高级讲师郑君心受访时说,这项计划的目的主要是弘扬华族和南洋文化,让年轻人能多了解他们的根源,同时让中文系同学将他们所学应用在实际的企划。
  《入墓三分》将于本月29日上午10时30分于中央公共图书馆举行新书发布会。除了推介新书,作者也将邀请“坟场达人”介绍武吉布朗坟场。



《联合早报》 - 有拜有保庇!- 严孟达 (2012-08-25)


早报网 - 有拜有保庇!- 严孟达 (2012-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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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孟达
  新加坡人表现得更加有历史感,珍惜一些旧的事和物是一种平衡发展的积极因素,新加坡的面积已经够小了,政府与人们的思维格局则不能小。
  最近到福州、泉州、厦门和台属金门一游,最后一站是厦门,在饭局上与中国朋友谈到此行的感想,我老实地说,最喜欢的是泉州,其次是福州。厦门朋友听了 一脸不解,也许他以为我会为厦门的现代化和相对先进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位朋友本身是泉州人士,到厦门做生意和定居已好几年,听他口气是喜欢厦门多过自己的 老家。
  我说,泉州的古城风韵是我着迷的地方,虽然泉州少林寺叫我失望,但是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旧城墙遗址,还有许多老街、老建筑都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气质。游过泉州再到厦门,反而有种失落感。也许厦门看来比较像新加坡,反而未能引起我太大的注意。
  此行回来之后便一直有个疑问,或是担心,就怕泉州今后也像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一样为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建高楼,把旧的东西都干掉了,除了发展还是发展,泉州如果越来越像厦门的话,就不一定是泉州之幸,泉州有其值得作为泉州的优点。
  厦门朋友似乎无法理解我为何喜欢泉州多过厦门,因为他们为厦门感到自豪。
  此行也从厦门渡海到一箭之遥却属台湾管治的金门小住一晚,竟也不小心地喜欢上了她。这个小岛上没有什么迷人的景致,却是背负着一段两岸两党炮来弹往的 历史,如今这段历史反而成为了她争取游客的资源。岛上的老街老得可爱,庙也多得有趣,转个弯是一个庙,拐个角还是一个庙,这些庙在这个战争前线上想必发挥 过保平安的作用,闽南话说“有拜有保庇”,这也是一种淳朴民风的反映。
  同样的,新加坡每年接待的游客数以千万计,他们游过本岛国之后,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现代化、绿化已是新加坡的本钱,也许外国人多少对新加坡的盛名早有所闻。我们以最美好、最新的一面招呼客人是无可厚非,但是,最可能叫外国人到此一游而长久难忘的可能不是现代化的成就。
  近日,我陪几位第一次来新的中国朋友作了一日游,开车在市区内专门看修复保留的一整排一整排的店屋,也到如切、加东看那些富有海峡华人特色的旧建筑, 客人对能在新加坡看到这么多“旧”的建筑感到有点意外。我因为当了一天的地陪,也忽然发觉到,当局在保留旧建筑方面的工作不知不觉之间也做了不少。新加坡 还是有不少东西可以让外人看的,我们不要老是告诉别人,“新加坡一天就可以看完了”。我们无须自我感觉良好,也不要妄自菲薄。
  人的通病就是,越是在我们身边的人与事越受到我们的忽略。有多少人真正在越来越“犯奇”(funky)的新加坡看到我们比较真实的一面!
  另一方面,批评政府不重视历史的声音也从未中断过。最近,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建议将武吉布朗列为受法律保护的文化遗产,并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遗产公园。
  它把法国巴黎的圣婴公墓(Saints Innocents Cemetery)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奥本山墓园(Mount Auburn Cemetery)也抬了出来,把讨论的层次又提高了。
  每当我开车经过史丹福路通往乌节的隧道,就会想起以前在这里有过一段辉煌岁月的国家图书馆,当年这座具有特色的建筑的去留问题也同样引起长时期的舆论拉扯。
  事实上,新加坡在保留古迹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建筑方面已取得不小的成果。政府于2008年设立国家古迹基金,至今已有11个古迹获得拨款,拨款总额是365万3830元。去年,勿拉士峇沙路善牧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获近150万元拨款;不久前,圣若瑟教堂(St Joseph’s Church)和阿都卡夫回教堂(Masjid Abdul Gafoor),获政府拨款约67万元资助,展开紧急修复工程。
  在古迹的去与留的问题上,民间和政府的拉锯战将会不断找到新的引发点,最新的例子是已故著名雕塑家黄荣庭在如切的故居。
  新加坡人表现得更加有历史感,珍惜一些旧的事和物是一种平衡发展的积极因素,新加坡的面积已经够小了,政府与人们的思维格局则不能小。小国可以有大手 笔,在保护古迹、文物方面,政府还有更大的发挥余地。民间对这片国土的感情是一种无形的资产,目前的大手笔,从长远来看是小投资而已。
  “有拜有保庇”,有做也就有收获。


新浪博客 - 咖啡山——武吉布朗坟场 - 武吉布朗还有哪些秘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d2e39001015rux.html


● 柯木林
建立名人陵园或先贤陵园,说难亦易,说易亦难,必须各方面的协调合作,始有可成。其中后裔的态度,至关重要。建立名人陵园毕竟涉及后裔的家事,若有异议,恐难成事。
   拜读林清如先生6月9日在《联合早报·周末论谈》发表的大作《深藏武吉布朗的秘密》后,即刻致电作者。因其文中谈到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1793-1847),是我感兴趣的课题;而该文结束时又提及我先前所倡议的“名人陵园”的构思,觉得有必要再作一文阐述之。
  今年3 月21日在回应《联合早报》的提问,谈及如何处理受修路工程影响的名人墓地时,我曾建议:“把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坟墓,例如薛中华、邱菽园等人的坟墓集中 搬迁到一个先贤陵园……(由于)武吉布朗会分阶段发展,一些地段最终可能不受影响,可以在那里建立先贤陵园,方便人们凭吊。”
  薛中华的墓地在武吉布朗坟山,编号1919,是受修路工程影响的名人墓地之一。另一个受影响的名人是邱菽园,编号2536。今年初,在一个细雨纷飞的早上,我特地前往凭吊此二人之墓地,但见杂草萋萋,显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修整。
   薛中华(1886-1940)、邱菽园(1874-1941)是同时代的人。邱菽园比薛中华大12岁,可惜薛中华并不长寿,早邱菽园一年辞世,享年54 岁,他们两人有亲戚关系。薛中华的妻子邱杏娘(Khoo Heng Neo)是邱正忠的三女儿,而邱菽园乃邱正忠之子。根据武吉布朗墓地登录簿(Burial Registers of Bukit Brown Cemetery, May 1947-Nov 1972)的资料,邱杏娘卒于1963年8月10日,终年80岁。按辈份看,她是邱菽园的妹妹,也就是说薛中华为邱菽园妹婿。邱菽园是星洲才子,在新加坡 文坛颇负盛名;薛中华则是华社领袖,声誉甚隆,都是当年响当当的人物。
  薛中华是商人,邱菽园是文人,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对新加坡社 会的贡献是一样的:一个在经济层面上,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薛中华生前住在巴慕乐路(Balmoral Road)23号的豪宅,邱菽园住安珀路(Amber Road)42号的“东滨小阁”,两处并不毗邻。但百年之后都安息在武吉布朗山,并且同样受迁坟的影响,或许是他们生前所始料不及的吧!
   薛中华也是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的曾孙。一百年来,薛氏家族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我有一专文论述薛氏家族的贡献,这里不再重复(此文收 录在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第一次版,页65-73)。薛中华有生之年曾将其家族史汇辑编成《东山薛氏家谱》,此家 谱由其幼女薛彩凤(Lucy Chen)保管。1963年,陈蒙鹤撰写其硕士论文《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1881-1912)》(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时,就曾利用这部家谱的资料。1972年,东南亚史学界泰斗陈育崧也是利用此家谱资料,正式肯定薛佛记在新华社会史上的地位。
   《东山薛氏家谱》的内容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薛有福(1862-1884),他是薛中华的叔叔,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创办人薛有礼 (1851-1906)的弟弟。这部家谱详细记录了薛有福的生平事迹。这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为清朝第三批幼童赴美官费留学生之一。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 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他短暂的一生很具 亮点,值得一书。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在此次中法海战中阵亡的736名官兵的名字,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的刻字,永垂青史。
左秉隆创始“星洲”一词
  新加坡的另一称号星洲,虽非邱菽园原创,但通过他的推广,“星洲”一词才广为人知。根据新马历史学者李业霖的考证:中国 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是“星洲”一词的创始者。左秉隆在驻新加坡任内曾游廖内岛,归程时上午登船,一路帆开逐流,归来已是入夜时分,他看到新加坡海面 上,渔火点点,于是赋诗纪游,其中有“乘兴不知行远近,又看渔火照星洲”之句,称新加坡为星洲(见左秉隆著《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10,〈游廖埠〉)。
   左秉隆赋诗时1887年,比邱菽园办《天南新报》早11年。不过,邱菽园在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后,便屡用“星洲”一词作为新加坡的别称。如果说 左秉隆是“星洲”一词的创始者,邱菽园却是将“星洲”推广应用,可说是发扬光大者。邱菽园也是当年保皇派的中坚分子,戌戍政变后,康有为南来新加坡避难, 邱菽园就曾在经济上援助过他。
  林清如在文章结尾时沉重地指出:“名人陵园的构思,是实际可行的建议,社会上下却置若罔闻。保留古迹,保留历史,谁有责任?”
   事实上,建立名人陵园或先贤陵园,说难亦易,说易亦难,必须各方面的协调合作,始有可成。其中后裔的态度,至关重要。建立名人陵园毕竟涉及后裔的家事, 若有异议,恐难成事。从另一方面耒说,倘若后裔们的态度主动积极,会有更好的效果。名人后裔可与民间组织及官方机构配合,共商此事。
  当 然如薛中华、邱菽园等,他们的精神与曾经的贡献,也应视为国家的财富与文化遗产。以薛中华和邱菽园而言,薛中华上世纪20年代曾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中华总 商会会长等职;邱菽园一度任漳州十属会馆(即今漳州总会)座办。这些在薛中华、邱菽园有生之年的相关机构,亦可以牵头与古迹保存局互动,为创建名人陵园的 工程努力!
  作者为新加坡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