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般学者，都以1854年设立的“萃英书院”为新加坡第一间有籍可查的华人共同设立的教育机关。可是，当1971年初，年青学人李业霖受托为香港 中文大学进行搜集新马两地的华文碑铭时，又发现了一间比萃英书院更早设立的书院。这项发现，为新加坡华文教育史提供新的资料，贡献殊钜。
这间书院，名叫“崇文阁”，在直落亚逸街天福宫的左殿，建于道光廿九年己酉（1849年），较萃英书院早五年。创办人是当年福建帮的领袖人物陈巨川。大概因为该阁是建筑在庙宇的旁边，有碍发展，所以五年后，他又领导同人捐款购地，在厦门街（Amoy Street）倡建萃英书院，成为开埠初期华族社会另一作育英才的场所。
事实上，新加坡的教育起源很早，只是当初尚未有正式学校的建立。华人一向认识教育的重要，为子弟设置就学之所，是华族的优良传统。我们从外人笔述中，可以看到那时的华族社会，已经有好几间蒙馆的活动了。如德国传教士汤生牧师（Rev. G. H. Thomsen）在1829年的报告中指出，其时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和北京街（Pekin Street）一带有数间粤语及闽语的私塾性质的学校。随着社会的进展，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新加坡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已奠定了繁荣的基础。那些早年处于萌芽阶段的华教，在此时茁壮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崇文阁与萃英书院，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诞生了。
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塾崇文阁创建于清朝道光廿九年(1849年)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内立有石碑，记载建院的经过，因此给我们保存了一些早期华教的珍贵史料。从这些碑记中，我们看出一个特点，即：捐金兴学的人士，都是 当年福建帮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而且多数是从马六甲迁徙过来的移民，他们的名字曾重复地出现在恒山亭、庆德会、天福宫和保赤宫的碑碣中。这正说明了那时福 建帮的财势与人力，都远在其他各帮之上。
我们知道，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族社会是和马六甲分不开的。从马六甲来的移民，大部分是下一代的侨生，他们已经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掌握时机来 开辟新开地，当然比从各地来的零散移民占更优越的地位。十九世纪初叶新加坡福建帮领袖多是马六甲的移民，正是这个原因。马六甲的教育，也有其历史渊源。根 据一份于1818年至1820年在马六甲出版的教会季刊Indo-Chinese Gleaner所提供的资料显示，1815年时，马六甲已有九间华文私塾学堂，学生不下一百五十名，可见十九世纪初叶马六甲的教育已相当发达。马六甲的移 民到来新加坡创办书院，正是继承了这个历史传统。“萃英书院碑文”上所鐫勒的：“…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帮…”，正说明 了这批南来移民的宏愿。
必须指出的是，在“兴建崇文阁碑记”中我们发现总理佘有进捐金二百元。佘有进是潮帮的领导人物，他之热心于闽帮人士的教育事业，反映了华族社会的上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方言群的界限。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平日在社交商业上有所接触的缘故。
崇文阁的建筑物在天福宫的旁侧，反映了早年华族庙宇与文教事业的密切关系。事实也是如此。“保赤宫”之于“保赤学校”，“广福古庙”之于“广福学 校”，都是很好的例子。至于座落在厦门街的萃英书院，则可看出这里是当年人文荟萃的密集地带。崇文阁内祀拜“梓潼帝君”，萃英书院崇祀“文昌帝君”与“紫 阳夫子”。这些都是旧中国社会的文化神，正说明了华族社会的宗教观，是复杂与多样化的。
崇文阁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巨川哲嗣陈宪章捐钜金重修。萃英书院也由他扩建。其子若锦（巨川之孙）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之丕基，卓识远见，楷范后人。巨川家族，竟能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
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其性质一如中国的学塾。中国学塾，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有钱人请教师到家中教育子弟，这叫做教馆或坐馆；一种是教师自己在家设 学，这叫做家塾或私塾；此外还有一种地方上出钱请教师在一个公众地方设塾，招收那些家境贫寒的子弟，谓之义学或义塾。崇文阁和萃英书院，都是属于这一类。 所以，座落在厦门街的萃英书院，为了这个书院，厦门街至今尚给附近的人叫做“义学口”呢！
早期的华校课程仍是沿袭旧中国传统，教的不外《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之类，此外还兼习书法与珠算。教师则是一些落第秀才， 江湖庸医及算命先生之流，藉教学以餬口，凭戒尺以慑服学生。其时两种语文教育政策尚未实施，因而往往造成“教华文者，不能兼攻西字，教西学者不能兼授华 书，各执一偏”（《叻报》，5-4-1893）。侨领颜永成（也是马六甲移民）为矫正时弊，于1893年创办“英华义学”于直落亚逸街（后改称“颜永成义 学”），希望中英并重。然而，由于殖民地政府有意提携英教，原定计划未能成功推行，后来该校乃变成纯粹的英校。
崇文阁后成为“崇福女学校”（旧校）校址，目前正在重修；萃英书院足足维持了一百年的悠长岁月，也在1954年并入福建会馆所主办的五校（即道南、爱 同、崇福、南侨、光华五间学校），年前已完成重修工作。相信，这两间代表华人致力文教事业的古老建筑物，将会继续存在，作为新加坡历史的见证人！
摘自 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215-220
《联合早报》 - 重探崇文阁 (2018-06-28)
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multiplex/story20180628-870773
崇文阁虽然不是学校，却是早期华社开始重视文教的起步，可说是移民族群“文化觉醒”或“文艺复兴”的开始地点，具有更大的时代意义。
缤纷史探
萃英书院，1854年由陈金声领导创办于厦门街，公认为新加坡最早创办的华文学校（义塾）。
书院创办前五年，1849年陈金声还在邻近的天福宫西侧，领导倡建一座崇文阁（1852年落成，为萃英书院开办的前两年）。
1972年，本地文史研究者之一的陈育崧，据《兴建崇文阁碑记》上的“其翼然在下者所以为师生讲受也”一语，解读为学塾的师生学习，在《南洋商报》副刊发表《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校的发现》一文，声称“发现了比萃英书院更早设立的学校，……把新加坡华文教育史的上限提早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育崧的文章虽仅是对碑文作简单的字面解读，未有全面深入的学术考证，影响却很大，使得崇文阁为本地最早华文学校之说，流传多年。
29年后，学者庄钦永于2001年在《南大学人》论文集上发表《新加坡崇文阁非学校考辨》，从学术角度，论析崇文阁并非一所学校。
庄钦永指出，崇文阁为空间狭小的塔楼建筑，空间并不如萃英书院适合开班讲学；阁内两方碑记立置时间，比萃英书院迟六年，却都完全未提及崇文阁与学塾教育有关；另一方面，同样由陈金声创办的萃英书院，在其创办碑记中，也只字未提他在两年前才领导建成的崇文阁是一所书塾。
特别是据当年《叻报》（1891.02.25）报道，称：“叻中华人极多……而书塾之设，则惟闽人有之，……闽之义塾，名曰萃英”。这则报道清楚说明在萃英书院之前，无论闽人或其他华人方言群，都没有像它一样性质的“义塾”。
此外，在《陈金声遗嘱》中，特别列明部分遗产捐给萃英书院及新加坡书院两所学校，没有捐给崇文阁，亦显示他知道后者并非是一所学校。
开埠早期的本地学堂
庄钦永亦曾亲赴英美，查阅伦敦大学与哈佛大学图书馆庋藏的大量原始档案，撰写《1819-1844年新加坡的华文学堂》一文，发现在新加坡开埠初期的25年里，来自英美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及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两个教会的宣教士，曾在本地开设过多所学堂。如伦敦会于1819年-1832年之间先后开办过四所华文（方言）义塾，并于1835年在新加坡义塾学院设立中文部，但全部随伦敦会于1844年撤离而停办。
美部会也在1834年-1843年之间，在本地设立过粤语学堂及中英双语寄宿学校，也都在1842年随美部会撤出新加坡全部停办。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所载1829年汤生牧师称本地有三所闽粤人所办的私塾之说，其实均为伦敦会所办的方言学堂。
虽然这些西方教会所办的中文（或双语）方言学堂，时间比萃英书院还早，但其创办目的是为了培养传道人，课程重视基督教教材，更不准学生在校园内有违反基督教信仰的言行（均见庄氏论文），与当时重视传统的华人社会格格不入，招生反应及学生素质均欠佳，故存在不久就先后停办，影响有限，其性质亦可谓为教会组织的“私塾”。
萃英书院则以传统中文蒙学书籍教学，创立碑文则明言其创办目的是“欲以造就诸俊秀，无论贫富家子弟咸使之入学”，说明它是一所超越封闭式的传统私塾，为直接面向大众的平民学童教育机构，并获得华人社会认同，足足维持100年，至1954年才并入福建会馆所主办的校群。
因此，无论创办时间、性质、发展和影响，萃英书院名副其实都是新加坡华人最早创办的一所华文学校。
崇文阁的时代意义
虽然崇文阁并非学校，但这所比萃英书院还早五年建置的建筑，对本地文教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首先，崇文阁建筑费用高达9100元，等于规模宏大的天福宫建筑费用的三分一，说明捐建者对它的重视。
更重要的是捐款支持兴建者，有闽帮（如大董事陈金钟，副董事洪俊成，黄崇山）、潮帮（如义安公司前身义安郡大董事佘有进）、客帮（如应和会馆创办人刘润德）；还有会员包含闽潮粤客琼五大方言群的义兴公司（如义兴大阿哥黄秋水及大总理阮锡禧）等各方言群领导人，及许多商号与船主，说明当年倡议兴建崇文阁，获得超方言帮群与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在时间上，这是目前本地发现的第一个跨帮群的社会组织，远早于具有同样性质的同济医院和中华总商会。
在早年华人方言帮群分立的时代，各帮领袖能够跨越帮群观念，耗费巨资，合作兴建一座建筑，必然有其特别重大的意义。
碑文内容的解读
《兴建崇文阁碑记》上有一段重要文字，说明它的功能。
碑文称：“（该阁）其巍然在上者所以崇祀梓潼帝君也，其翼然在下者所以为师生讲受也。侧为小亭，以备焚化字纸。每岁仲春，济济多士，齐明盛服以承祭祀，祭毕并送文灰而赴于江，因颜之曰崇文阁。”
这段文字，透露三项重要讯息：
一是崇文阁楼上专门祭祀梓潼帝君，楼下是“师生讲受”的场所；
二是阁楼旁设有专供焚化字纸的敬字亭；
三是每年春节过后，华社领袖们都会在这里隆重举行祭祀仪式，并将敬字亭焚化的字纸灰烬送往大海。
庄钦永据此认为崇文阁是晚清时期中国民间流行的“敬惜字纸信仰的传播站”，故所谓“师生讲受”是指“道教敬惜字纸信仰的讲授”。但就字面解释，也可以是指各式传道说理的泛称。
值得注意的是，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为主宰教育的道教神明；焚化字纸仪式则与文昌信仰密切相关，为文昌信仰的重要形式，也是传统民间表达敬重文化教育的信俗；各方人士齐集一堂的常年春祭，则显示华社对它的重视。
这一切信息的含义，就是当年华社各方言群，藉兴建崇文阁，集体表达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与推崇。
这一点，置诸当年的时空环境，更能显现其特别的人文历史意义。
早年华人移民南来，均为谋求生计，故早期纷纷建立的大量庙宇，所供奉者均为祈求护佑平安的各式“生活”神明。
崇文阁则只专门奉祀梓潼帝君（文昌帝君），并由本地各大方言族群领袖合力兴建，是本地第一座规模最大的文昌神专祀场所，在那个时代里，实属难得。
虽然崇文阁仍属于天福宫建筑群之一，但各帮群耗费巨资特别建阁专祀，可见各社群对其独特地位的重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文昌神是主宰文化教育的“文教之神”；本地早期移民由奉祀各式“生活”之神，进而再特别专祀“文教”之神，可说代表南来谋生的早期移民在不同发展时段的两种精神诉求，这正是传统儒家“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观念在海外华人社会一个最具体的表现。
新加坡华社族群，在新加坡开埠30年后，首次合力兴建崇文阁；随后领导建阁的陈金声就创办萃英书院，其他各式华社创办的书院学堂，亦随之相继出现，掀开本地华社教育史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正如《重修崇文阁碑记》所言的“信乎斯文崇而人才辈出矣。”
因此，崇文阁的出现，不但表达早年华人移民由谋生转向“崇文”的精神追求，更是本地文教发展史上一个具体明确的文化坐标，相比于一所书塾，无疑具有更重要的人文意义。
宣讲圣谕与公民教育
萃英书院创办后，经过29年，崇文阁又有新的文教任务——就是1881年（光绪七年）在这里设立的乐善社宣讲圣谕局。
所谓“宣讲圣谕”，是清代特殊的“公民道德教育”体制，源自明太祖亲撰的《圣谕六言》，康熙皇帝扩大颁发《圣谕十六条》，雍正更颁发《圣谕广训》，逐条详细解释，还规定全国各地须设立“讲约之所”，每月二次集合士人宣读并讲解“圣谕”，指导教育民众向善。
这些圣谕的内容，主要为孝敬父母、遵纪守法、讲求诚信、邻里和睦、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相当于官方的公民道德教育。
据当年《天南新报》（1902.03.04）报道，乐善社是由“南洋新加坡福建会馆秉办，……商捐商办”，并称“乐善社为南洋倡兴圣教之始，……特开南洋风气之先，继则粤籍之同善社，以及麻六甲、槟榔屿、仰光、日里等埠，闻风兴起，先后举行，……自是以来，风俗为之一变，耳目为之一新……”
虽然该报立场亲清朝廷（先保皇后维新），对“宣讲圣谕”的功能或有渲染，但在崇文阁开始的这项活动，当年曾对东南亚各地产生过影响，确是事实。
该组织与活动还获得当时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的支持，经常出席宣讲活动，表示清朝官方的正式认可。
据上述《天南新报》同日刊登的《乐善社公启》记录，宣讲活动的惯例是“在天福宫恭设龙牌香案，宣讲圣谕，以维风化”。
但据《星报》（1895.02.15）刊《乐善社征信录》载“自光绪辛巳年在崇文阁倡设，宣讲圣谕……”，及2010年福建会馆《南海明珠天福宫》一书编辑团队新发现的旧照片，显示崇文阁门口悬有“乐善社宣讲圣谕局公寓”的招牌，说明该组织就设于崇文阁。
虽然这类传统封建王朝的“公民道德教育”形式，有其时代局限，但它讲授的“圣谕”内容，确为华族主要传统价值观，在当年教育尚未普遍的时代，这样的宣讲活动，对于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在民间的维护与传承，还是具有其影响与功能。
由推崇教育（文昌神祭祀），到推动教化（宣讲圣谕），崇文阁先后具有的两大社会功能，在本地华族教育与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是值得注意和肯定的。
因此，虽然崇文阁不是学校，不能“把新加坡华文教育史的上限提早”，但却是早期华社开始重视文教的起步，可说是移民族群“文化觉醒”或“文艺复兴”的开始地点，具有更大的时代意义。
永春吾峰：侯龙书院书香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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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严孟达：先贤办校前赴后继才有今天 (2019-10-27)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opinions/story20191027-1000390
开埠200年来，新加坡在教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足以谱写许多动人篇章，没有先贤在教育事业（包括民办的英校）上的前赴后继，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把校内的人文学院大楼，命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坐落在南大华裔馆和南大湖附近一条名为“南洋谷”的道路，也正式易名为“陈六使径”，以铭记已故前南洋大学创始人陈六使，以及当年他所领导的福建会馆，为推动本地文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在南洋理工大学10月19日“校友之夜”的演讲中说，这个命名仪式所代表的，可以说是对历史所持有的尊重态度。他说：“政府与陈六使先生曾有一些分歧，我们至今仍然维持当年的观点。”
一直以来，不少“老南大”还抱着为陈六使和南大“平反”的期待，但新加坡建国后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逐渐让他们的无奈心情沉淀下来。政府最新的“尊重历史”姿态，也许意在抚平一段历史创伤，但政府仍“维持当年观点”的立场宣示，是新一代政府传达的更重要信息。
我们今天跟陈六使兴办南大的轰轰烈烈大时代（从1953年算起），距离不过是60多年的时间；而陈六使当年所延续的华社兴学办校的历史，则可以推到更早以前的19世纪中。他延续的是整整100年的历史。
早在19世纪中，华人先贤就推动中英文教育。陈金声捐款在厦门街创立萃英书院（1854年）。历史学者柯木林在一篇博文中引述一位年轻研究员李业霖从碑铭中的发现，把新加坡最早的书院，追溯到1849年在天福宫崇文阁办的书院。
殖民地时代，华社先贤兴学办校的精神，也鼓舞了海峡华人的群体，两个华人群体在办校的事业上形成良性的竞争，英文教育也因华族先贤重视教育，开启一个民间办学的时代。例如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峡华人章芳琳（又名章芳林），在直落亚逸街建章苑生学校，是最早的英校，招收不同年龄不同宗教的学生，他一手承担所有学生的学费；颜永成也在1893年创办英华义学，也就是今天颜永成中学的前身。
1899年，林文庆医生、宋鸿祥（又名宋旺相）律师为海峡华人的女性青年争取教育机会，建立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旧时代的海峡华人家庭中的女性角色非常传统，只是顾家、做美食，读书没女性的份。为她们而特设学校，是那个旧时代的创举；中国妇女也是待到五四运动之后，才完全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林、宋二人为女子打开教育之门还早了20年。
新马著名历史学者（近日辞世）杨进发说：“19世纪的华族先贤立下优良的典范，为20世纪侨领发扬光大，他们不只在新加坡也同时在中国兴办更多的中小学，甚至大学。“
所以，当我们在表扬华族先贤倾资办学的精神时，也不能忽略海峡华人社群对英文教育的贡献。比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历史更悠久的英籍海峡华人公会（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成立于1900年），在教育事业上与华社主流所办的华校进行的竞争，提升了整体华社的素质。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培养的学生，在政治效忠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效忠英国殖民政府，后者效忠对象是中国）。林文庆则是其中身份和成就特殊的人物，出身英文教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却仰慕中华文化，好孔孟之道，支持华教，还受陈嘉庚的赏识，出任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林文庆充分发挥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双语优势”。
当年筹建南大时社会上三轮车夫“义踏”、舞女“义跳”的盛况，徐芳达称之为佳话。这一段“佳话”可能是年轻一代从未听说的“奇闻”，今天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对南大的前身，以及陈六使的大名都感到陌生。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表扬的南大精神，正如我国历史学者李元瑾前天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的文章《陈六使重返云南校园》所说的，“没有陈六使，南大精神显得苍白”。
南大精神是20世纪初华社领袖兴学办校热情的最高峰，满清倒台前后的一段时期，新、马华人社会深感唯有通过教育，才能为祖国救亡事业做出贡献，导致20世纪初，华校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华社也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思想，让女性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各方言群的领袖纷纷办起以各自方言为媒介语的小学，如应新、启发、道南、端蒙、养正。满清倒台之后，方言教学也逐渐转为华语，1917年，新加坡第一所女子中学南洋女中成立，两年后中国的五四运动（1919年）才解放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190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前身新加坡华人商务总会，由26位基本上都是出生于中国的杰出商人创立，他们每一位都是华校的创办人或是赞助人，如陈嘉庚、林义顺、杨瓚文创立华侨中学（1919年）；胡文虎、林庆年、林文田创办中正中学（1939年）。陈嘉庚是成功的企业家和教育家，他在中国和新、马一带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海外华人中的一段奇迹。二战之后的50年代，陈六使、李光前与连瀛洲联合出资出力创办、新加坡福建会馆全力支持的南洋大学，是华社推动教育事业的浓墨重彩。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马来半岛上华人对南大创立的支持。
为了发扬先贤办学的精神，新加坡的公民教育或是当代历史，应把南大成立的一段历史收入课本。开埠200年来，新加坡在教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足以谱写许多动人篇章，没有先贤在教育事业（包括民办的英校）上的前赴后继，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联合早报》- 清末风云与南洋书声 从《马关条约》签订到新加坡华校教育 (2025-09-25)
我在已消失的端蒙中学上中小学，学校于清朝末年初创时称为端蒙学堂，1950年代才增设中学与高中。1960年代初，原校舍重建落成，更名为潮州大厦；义安公司、潮州八邑会馆与学校共用。
义安公司办公室悬挂的几方黑底金字牌匾，有1906年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亲题的“端蒙学堂”，以及1907年出使英国钦差大臣汪大燮所书“果行育德”，见证清廷对海外侨教的重视。
这些遗物隐藏着昔日新加坡华商创办新式学堂的时代风云。清廷出于政治考量，以“国无强弱而民有智愚，其民智，国必强”来劝学；更早前，康有为已在学生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创办万木草堂，为日后的维新思想播种；孙中山则借助同盟会与书报社的力量，推动强化海外侨民的教育事业。
先民抱着“教育救国”的共同感召，踏上办学之路。例如端蒙的创办人之一兼首任校长陈云秋（陈景仁）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追随者，他返回中国支援君主立宪，民国成立后与革命派和解。
清朝驻新加坡与槟城总视学员苏启元的《劝学篇》，文中亦激励学生学习日本文化。原文刊登于《叻报》1906年11月21日。（作者提供）
中日在春帆楼展开谈判
从追逐科举功名到倡导新学堂的思想脉络，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马关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触动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
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军在平壤屡战失利。1895年3月14日，73岁的李鸿章率领代表团抵达日本马关（今下关），在春帆楼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展开一场改变时代格局的谈判。
日本下关的春帆楼是《马关条约》和谈旧址。（作者提供）
2025年春，我们从福冈驶过横跨海面的关门大桥，抵达130年前的和谈旧址。重建后的日清讲和纪念馆内，复原当年谈判会议上的场景和展示相关文书数据。馆外的李鸿章道，是李鸿章在返宿途中遭日本刺客枪击，日方为加强保安而特别辟设的小径。
暗杀事件六天后，和谈双方签署休战协议，两周后正式缔结《马关条约》。最终签订的条款承认朝鲜独立，赔偿日方二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开放通商口岸等。
日清讲和纪念馆内复原《马关条约》谈判场景，右一为李鸿章座位。（作者提供）
伊藤博文编的《秘书类纂》收录多份日方破解的清朝密电，显示清廷在甲午战争的军事部署、谈判策略与赔款底线早已被日本掌握。李鸿章这位“全权代表”只是一枚两面受制的棋子，以老臣之身承担起维持清朝尊严的重担。
春帆楼竖立的《讲和碑文》，由伊东巳代治以汉文撰写。伊东是和谈的列席者之一，碑文回顾20多年前的往事：“甲午之役，六师连胜，清廷震骇，急遽请弭兵。翌年二月，遣李鸿章至马关。……四月，讲和条约初成，而楼名喧传于世。……今日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这场战争使日本获得相当于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现金赔偿，迅速发展军工业、机械、金属与造船业，跻身世界列强，迈向军国主义之路。
春帆楼前竖立的《讲和碑文》，于1923年由伊东巳代治撰写。（作者提供）
伊藤博文助康梁逃亡
清朝鸦片战争落败，让伊藤博文这一代日本人产生强烈危机感，改而钻研西方书籍。他们甚至违反国家禁令，偷渡英国求学，伊藤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明治维新时期，他亲任日本首任首相，主持起草宪法，同时期留洋的学友多数担任重要官职。
康有为在学生协助下创建万木草堂，位于广州农耕所地铁站附近的一条小巷。（作者提供）
伊藤博文于1898年6月底卸任，前往北京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讨论中国的改革方针。戊戌政变后，他协助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后来康有为来到新加坡，先后住在邱菽园和林文庆家，在代总督瑞天咸（James Alexander Swettenham）的协助下避开清廷的追踪。
伊藤博文亦敦促日本政府出面营救被囚禁的维新人士，尤其是曾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的黄遵宪，清廷在各国使节的压力下，让黄遵宪辞官归故里。黄遵宪的遗作《人境庐诗草》在日本出版，时值辛亥革命年。他对于清末局势感慨万千：“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怀刺久磨灭，惜哉吾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卷十一，第32条）。
留学潮与思想启蒙
1898至辛亥革命年间，约两万华人赴日留学。孙中山的革命网络、蔡锷的军事革新、鲁迅的文化批判，皆孕育于现代化的日本。
1902年，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三年后清廷废除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这套教育改革漂洋过海，在新加坡催生崇正、养正、道南、端蒙、应新、育英等学堂，1912年民国成立后学堂改称学校。
清廷颁布女子小学堂与女子师范学堂的相关章程，将女性教育制度化。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确立新式教育制度，推行男女同校并提升女子教育。尽管他在任半年便因不满袁世凯专制而辞职，但他的学制理念被视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石，新加坡的中华、崇福、南洋、南华、静方等女校的成立与师资，皆与此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鹤山会馆的孙中山照片挂在大堂，新加坡独立后取下。（作者提供）
民国成立至新加坡独立期间，新加坡的民办华校学生，上课前必须向“国父”孙中山鞠躬。会馆社团悬挂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巨照，激励会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70年代，林徐典主编的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本所收录的鲁迅散文有《风筝》《秋夜》等。
蔡元培的南洋因缘
1912年和1920年，蔡元培过境新加坡时与华教界会面，成为新加坡早期华文教育史的另一重要注脚。
1912年9月27日，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的蔡元培赴德国访学，正值新加坡的华侨学务总会筹办之际。学务总会的感谢词写道：“……何幸天玉其成，竟得先生莅此，作为南针，俾无徘徊歧路之患。”足见新加坡华教界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八年后，1920年12月5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率领考察团赴欧洲，在新加坡逗留时，由端蒙、道南与华侨中学校长全程陪同。随行40余人中近半为女性，显示中国女子教育已初具规模。他在华侨中学的演讲，不仅将“完全人格”的教育理念植根南洋，亦间接推动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学提升。
当中日双方坐在春帆楼的谈判桌上，谁能预料竟激发出一股自我振兴的动力，不仅促成清朝的终结，更在遥远的新加坡孕育出华文教育体系？这段历程可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联合早报》- 金炎路中正分校生的青春印记 (2025-09-25)
1968年，当我们这群中一新生踏进金炎路中正分校时，谁也不会想到，我们竟会成为这座校园的最后一届学生。如今，让我把时光的长河倒流，回到那段距今已57年的青葱岁月……
作者1971年念中正分校的毕业证书。（作者提供）
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一下午，天忽然下起滂沱大雨。我们班全体总动员，亲手把课桌搬来搬去，只为了闪避天花板上不断渗漏，四处蔓延的水滴。光是这个还不要紧，更棘手的是——那台全校唯一的21寸黑白电视机，偏偏就设在我们班！
教室成“流动影院”
那天刚好是电视教育课程播出时间，其他班级的中一生必须來我们班轮换课室，一间教室一下子成了“流动影院”，而我们这些原班人马，则必须背起书包，抱着课本，到其他课室上课。课室外的走廊顿时成了雨中的“流动巴刹”，吵杂、湿滑又混乱。然而，不管有多乱，大约三分钟之后，一切竟也神奇地归于平静，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这种独特的“换班训练”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应变能力，更悄悄培养出一种乱中有序，忙里偷闲，随遇而安的特别性格。
校园里最令人难忘的景点，莫过于那一排长型、旧式、没有排水设备的便桶。每隔两天，当那辆拥有32个小门的“粪便收集车”驶进校园，准备收集所谓的“好料”时，整个空气便迅速弥漫起一股刺鼻的异味，足以让整个课室停摆至少三分钟。同学们纷纷捂住鼻子，赶紧擦上风油精，而老师们也往往会暂时中断讲课，走到走廊上避避这股异味。
这还不算什么，最致命的是休息时间正吃着炒米粉，“黄金车”突然出现在面前的那一瞬间——天啊，那是“六味杂陈”交织而成、终生难忘的噩梦！
在学校里，上厕所是一门大学问，粪桶中经常有蟑螂和壁虎爬行，一不留神它们就会爬到脚下。即來之则安之，也让我们练就了速战速决，能忍就忍和逆来顺受的几门绝技！
最让我们这群分校生耿耿于怀的莫过于总校那座令人羡慕的大礼堂与中正湖。每当我们被人误认为“总校生”而我们又支支吾吾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时，这种分校情结有如一个“后妈所生的孩子”一样，总觉得低人一等。这反而让同学间产生一种不要让人看扁的凝聚力，或许这也是独有的分校精神吧！
幸好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半。1969年5月，分校搬迁到基里玛路（Guillemard Road）的前南侨女中校舍上课，从此结束与漏水、臭味、蟑螂、壁虎为伍的日子，也避开了隔邻大杂院不时传來的有线电台方言广播声和邻居飘过來抽水烟的烟味。但这些窘迫的点点滴滴反而成了我们成长过程中的青春印记，难以忘怀。
老树守护昔日园地
金炎路中正分校原址如今己建成公寓，校园入口处的小石墩和三棵老树依旧守护着园地。（作者提供）
转眼间过了半个世纪，当年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中一生，如今也都到了70岁。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决定在今年的中秋节举办“离校54周年同欢共庆中秋节”活动。我们要穿越时空，重新找回当年的青春印记。
金炎路上的老校舍早已消失，原址如今铺满绿油油的草坪，几棵老树依然伫立其间，默默守护着昔日的校园记忆。中正分校自此更进一步，于2005年从基里玛路迁至义顺61街，新的校园遍植竹树，别具一格。校名亦随之更改为“中正中学（义顺）”，象征着这所学校独立发展，终成正果。如今，它在新加坡北部的义顺，再现往日的辉煌。
中正分校的故事就像当年我们的班主任、美食专栏作家李若莲所说的：“最美的校园不在砖瓦，而是在你们眼中对学习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