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49）（七）- III

七、侨汇衰微原因的分析
III. 从中国国内经济与政治变动情况来分析

    当时中国国内的经济与政治情况又是怎样呢？它又如何影响侨胞们的汇款？要回答这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这时中国国内的局势。
    中国从抗战时期开始，庞大军费开销使财政支出增加，而有钱的又不出钱，增税又有限度（如贪污便起了一个很有力的抵消作用），更加速了财政上的巨额赤字。为 了弥补亏空，于是便采取“印刷财政政策”，依靠印发巨额法币来应付。据统计，战争爆发前全国发行总额为十四亿元，但此后的通货总量每年都在增加[1]。兹列表说明如下：

表九：抗战八年中国通货的总量（缺1941年）

                                            （单位：国币元）

年月	通货数额	年月	通货数额
1937年12月	1,600,000,000	1942年12月	34,200,000,000
1938年12月	2,300,000,000	1943年12月	75,000,000,000
1939年12月	4,300,000,000	1944年12月	188,500,000,000
1940年12月	15,100,000,000	1945年12月	396,000,000,000

                    资料来源：  佚名,“关于通货膨胀”,《星洲日报》, 3-12-1947。

    以上表所示，在抗战八年间中国通货膨胀高达280倍，这已够厉害了，有些经济学者估计约一千倍[2]。 像这样火箭式的通货增发状态，导致了物价飞涨，也是自然道理，根据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调查的物价统计：1947年的中国物价以华北最高，华中其次，华南较 低；在全国二十几个大城市中的物价，以太原最高，上海居中，贵阳最低。如果我们以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市场物价为标准，以民国廿五年（1936年）的物价指 数为一，那么，1946年12月中国物价已涨至9,713倍，到了1947年12月份的第四周，更增涨至144,553倍。换句话说，即一年内上涨了约十 五倍，平均每月的上涨率为25%以上。其实，许多物价的上涨倍数和上涨率还不止如此。涨得最快的白报纸竟高达四十九倍之多；至于金融性的商品，也上涨了卅 倍左右。可见这时的物价指数已走上了极险峻的高峰[3]。
    在通货膨胀之下，政府的支出又是怎样呢？现在我们将1913年至1946年的财政支出数字一并列出，就可以知道支出的膨胀是达到如何严重的地步。
    由下表可知支出膨胀因通货膨胀而趋尖锐化。从1913年到1937年的廿余年中，支出不过增加二倍，这是正常的支出膨胀现象。但1937年到1946年的 十年内，支出却激增了六千倍。然而，以1946年支出数字的实际购买力言，恐怕只值1937年的一半。试想，要以1937年一半的支出数字，既要拿来支持 旷日持久的内战，又要用以维持整个政府的机构，这如何会有办法[4]。

表十：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统计（1913-46）

             （单位：国币元）

时期	支出数字
1913	642,236,896
1919	455,763,888
1925	643,351,547
1931	893,315,093
1937	1,000,694,496
1946	6,000,000,000,000

资料来源：  陈肇斌,“现阶段币制危机之检讨”,《南洋商报》, 29-4-1947。

    物价的腾贵，支出的增加，更加速了通货膨胀。因物价涨了，支出多了，财政赤字更大，为了弥补赤字，就只有印发更多的钞票。从1947年1月17日政府发行 相当于法币五千及一万的二百五十和五百元的“关金券”开始，到同年12月9日宣布发行相当于法币面值二万、四万、十万元的一千、二十、五十元关金券为止， 中国究竟发行了多少种五千元以上的钞票？请看表十一。
    我们从表十一中钞票发行的步骤和版式的变迁上，也可以看出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形。在年初所发行的二百五十元和五百元关金券，纸质尚佳，纸面尚大，印刷尚好， 而印刷的年份也充作民国十九年所印。可是接着而来的五千、一万甚至二万、四万、十万元的钞票，也经由国内印制（1946年时，一、二千元的钞票大都由外国 公司承印），而且印刷粗劣。至于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关金券也缩小纸面。由此可见政府印刷钞票负担之重[5]。到1947年底，钞票发行额已达卅四万亿，而其所造成的祸害，更是不堪设想[6]。
    因为通货滥发得太厉害，致使币值锐减。到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企图调整和巩固金融币制，发行了所谓“金圆券”（本坡中国银 行最新的牌价，是“金圆券”一百等于叻币八十余元），可是，“金圆券”也者，原来是国币的替身，同样是抽剥人民的利器，不管政府的法令怎样的严厉，还是一 天天的往下跌，到了1949年2月1日，金圆券十元只低叻币二占。同年4月下旬，便形同废纸了。喧赫一时的“八一九”币改新政，终于宣告破产。金圆券从发 行到崩溃，前后也只有八个月的时间[7]。

表十一：1947年中国政府发行五千元以上钞票版式

券额	版式	印刷机构	印刷年份
五千元	蓝灰色凹版	中央印制厂	民国34年印
五千元	蓝灰色凹版	中国大业公司	民国34年印
五千元	蓝绿色平版	中华书局	民国36年印
五千元	紫黄色平版	中央印制厂上海厂	民国36年印
五千元	淡绿色平版	大业公司	民国36年印
五千元	淡绿色胶版 (水印)	德纳罗公司	民国36年印
二五○元 (大型关金券)	棕色凹版	美国钞票公司	民国19年印
二五○元 (小型关金券)	棕色凹版	美国钞票公司	民国19年印
一万元	黄色凹版	中央印制厂上海厂	民国36年印
一万元	紫黄色平版	大业公司	民国36年印
一万元	紫黄色平版	中华书局	民国36年印
一万元	紫灰色平版	中华书局	民国36年印
一万元	橘红色凹版	德纳罗公司	民国36年印
一万元	灰色平版	中华书局	民国36年印
一万元	紫灰色平版	中央印制厂	民国36年印
一万元	紫蓝色凹版	中央印制厂北平厂	民国36年印
五百元关金券 (大型)	蓝色凹版	美国钞票公司	民国19年印
五百元关金券 (小型)	蓝色凹版	美国钞票公司	民国19年印
五百元关金券	绿色平版	保安钞票公司	民国36年印
一千元关金券	淡灰绿色平版	中华书局	民国36年印
一千元关金券	深灰色平版	中央印制厂	民国36年印
二千元关金券	棕色平版	中华书局	民国36年印
五千元关金券	蓝色平版	中央印制厂	民国36年印

资料来源：  孙若天,“中国经济现状”,《南洋商报》, 6-2-1948。

    总计1937年到1949年的十二年间，钞票增发了一千四百亿倍，原来值一元的东西，最后要八万五千多亿元才能买到。这时的中国，是面临一个生产破坏，民生凋敝，内战频仍，通货膨胀与物价飞涨的局面[8]。
中国国内局势既是如此恶劣，国币的对外汇率也就不得不随之作幅度极大的贬低，造成国币官价和黑市汇率的差距有如天壤之别，侨汇都由黑市逃避。一般华侨由于 币值的暴跌，对国币失去信心，除必要外，都不欲多汇款项回国。因为款项汇出后，隔日即受汇率降跌的大亏；同时汇款抵达国内，其原有价值受物价上涨影响而告 亏损。在这双重损失下，他们当然不愿将辛苦得来的钱作无谓的牺牲[9]。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各地动荡不安，致使海外华侨投资者裹足不前[10]，有些甚至转向香港经营贸易事业及设置工厂[11]。虽然这些因素，都是造成侨汇数额低降的原因，但还不是致命伤。可是，当1949年10月中国解放以后，广大的华侨家乡都成立了人民政府，使用全国通行的人民币。人民币币值是稳定了，汇兑黑市也不存在[12]，侨汇似乎可以大量增加。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变迁，华侨慑于中共的土地政策，对于向国内投资或购置不动产如田园及屋宇等更裹足不前。加以华侨南来困难，而居住在此地华侨也多将国内家眷接来，因而更减少了汇款的需要[13]。 就因为侨汇数额的锐减，民信局营业遭受重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自行结束者比比皆是。其中尤以闽帮为甚。过去闽帮民信局在黄金时代中约有六十余家，至 1952年只剩卅家；至于潮琼两帮，缩短业务比较些微，因为该二帮颇多固定水客来往，及旅店业之互相联络，藉此尚可维持，但业务也经已大不如前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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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佚名，“关于通货膨胀”，《星洲日报》，3-12-1947。

[2]    同上。

[3]    孙若天，“中国经济现状”，《南洋商报》，6-2-1948。

[4]    陈肇斌，“现阶段币制危机之检讨”，《南洋商报》，29-4-1947。

[5]    “中国经济现状”

[6]    张瘦石，“中国一年来之财政金融”，《南洋商报》，1-1-1949。

[7]    君尧，“1949年的侨汇状况”，《星洲日报》，1-1-1950。

[8]    佚名，“1949年以前的中国”，《七十年代（月刊）》，第9期，1970年10月，页27。

[9]    《星洲日报》，6-3-1947。

[10] 《公报》，3-7-1946。

[11] “马来亚侨汇情况”

[12] 人民币对外汇率是随自由市价而变动，以港币为收汇单位，采取原币汇款方法，黑市汇率即告消逝。

[13] 《南洋商报》，31-1-1953。

[14] 《南洋商报》，29-1-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