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011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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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晚晴园提升到世界级
访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主席钟声坚
（2011-10-06）
● 莫美颜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希望今后把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定位为新加坡著名的历史与文化纪念馆。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主席钟声坚接受本报《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特辑采访时说，把晚晴园定位为新加坡著名的历史与文化纪念馆后，总商会希望和国家文物局一起将晚晴园发展成一个世界级历史文化机构，积极推广社区文化与国民教育活动。
总商会是在2009年将晚晴园的经营管理权交给国家文物局，使晚晴园从社团民间展馆上升到国家管理的层次。国家文物局负责晚晴园的日常营运管理工作，中华总商会则负起监督与指导的责任。
钟声坚说：“国家文物局拥有一批专业的史实研究人员、文物保护工作专人，以及博物馆管理从业者，总商会相信，晚晴园在专业团队的带领下，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发挥它的价值。”
钟声坚说，总商会已为晚晴园制定五点发展策略与方针。一、遵循博物馆运作规范准则，将晚晴园发展成一个享有声誉的文化与展览机构；二、与主要的文化与 社会团体合作共同推广中华文化加强社群互动，并发扬本土文化；三、开展史料研究工作，加深了解孙中山精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四、与本区域和海外同行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促进文化交流，使晚晴园走向国际；五、重新整合各类资源，有效地发挥纪念馆的各项功能，实现晚晴园对外促进交流，对内促进教育的愿景与宗旨。
晚晴园原是潮籍富商张永福买来供母亲颐养天年的别墅。热心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张永福，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后，将晚晴园作为孙中山在新加坡居住和进行革命 活动的场所。190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期间，晚晴园更是中国革命活动在南洋最重要的中心基地。辛亥革命其中三次起义，包括1907年5月潮州黄 冈之役，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之役，1908年4月云南河口之役就是孙中山在晚晴园策划的。当时晚晴园不仅成为革命经费的筹募中心，更扮演营救革命 志士和安置流亡同志的避难地，比如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林义顺和张永福等人就安排600名志士撤退到新加坡，并成立中兴石山公司安置他们。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人事星散。因经济时局变动，张永福生意亏损，于是将晚晴园卖给一名印度商人，但印商并不住这里，以致晚晴园荒废了整整20 年。1937年，本地六名华社领导人：李光前、陈延谦、李振殿、周瑞献、李俊承和杨吉兆合资买下晚晴园，他们将晚晴园交给中国民国政府管理。1940年元 旦，晚晴园重修后落成并开放给公众参观。1951年，中国民国政府将晚晴园的房地契约交给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这也是商会与晚晴园渊源的开始。
中华总商会与晚晴园有深厚渊源
成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商业团体。作为本地华商的领导机构，它在国际舞台上享有良好声誉。在维护新加坡商家利益和建设影响历代世界华商网络的同时，它也积极推动国内外商贸、教育、文化与社区等方面的发展。
钟声坚说，晚晴园与总商会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他说，在创会历程中，总商会见证了我国历史的真实发展与演变，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新加坡先贤，好多是总商会早期的领导。今天晚晴园是总商会与海峡两岸互 动的桥梁。总商会接待过无数个来自海峡两岸的代表团以及高官政要，他们对晚晴园都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晚晴园的存在不仅对总商会深具意义，对新加坡华社 文化的传承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964年中华总商会决定重修晚晴园，并将在新加坡各处发掘的日治时期死难人民的遗物陈列在晚晴园内。这时期的晚晴园展示的历史文物分两部分，一是孙中山的遗物与历史图片，一是日治时期死难人民的遗物。
1993年10月16日，当时的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到晚晴园参观。他认为晚晴园是新加坡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提议把晚晴园列为国家古迹，隔年晚 晴园正式成为国家古迹之一。1997年中华总商会设立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有限公司，获得海内外各界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为重修与扩建晚晴园筹得 800万元。修复后的晚晴园取名“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突出新马两地所参与的革命活动和革命人物。
2010年10月，晚晴园暂时关上大门，国家文物局开始对晚晴园展开装修与翻新工程，以便精益求精，使馆内的展出内容更加丰富精彩。
钟声坚说，翻新后的晚晴园将以较宏观的角度，对当时的历史事件、地域互动、社群交流、身份认同、个人经历与集体回忆的相互认识，进行更深入的解说与呈现，进而重塑20世纪前半叶新加坡华人史，并探讨这个时代对此后新加坡华社精神面貌的塑造所发挥的深远影响。
今年当选为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的钟声坚是仁恒置地集团主席。钟声坚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出生于广东省陆丰县，在本地生活了22年，19年前成为我国公民。他对有机会担任晚晴园主席感到很荣幸，同时也感受到责任的重大。
钟声坚受访时说，晚晴园是孙中山等革命前辈策划领导辛亥革命的海外基地之一，是见证新加坡人和中华总商会支持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地。新加坡是一个岛 国，文化和地域范围狭小，文化沉淀和底蕴不深，没有惊天动地的历史印记，孙中山等革命先辈在晚晴园的活动在新加坡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段历史见证了华人 与中国之间血肉相连的感情。
他说：“重建晚晴园，将中国这段革命史更详实的记录下来，必然成为新加坡文化史，特别是华人文化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晚晴园是“贴近式”励志教育
在谈到晚晴园对新加坡新一代年轻人的意义时，钟声坚说，年轻一代是国家的生力军，他们必须在审视历史片段和承载历史价值观的同时，努力为未来发展谋求更崇高的理想，才能为国家的稳健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他说，新加坡华族年轻一代，一般对中国的近代史不甚清楚，但是中国的近代史却是一部国家救亡图存的历史，这段历史深刻的说明了国家不团结就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他认为，通过晚晴园再现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的事迹，对我们的年轻一代是一种“贴近式”的励志教育，能使他们懂得很多道理。走进晚晴园，深入了解其历史 精髓和汲取其历史滋养，将有助于年轻国人懂得如何在落后和逆境中奋进，懂得如何提高自身的能力去为国家社会作出无私的贡献。
至于华人后代、特别是华人企业家，钟声坚说：“我们可以学习革命先烈那种不畏艰难险阻的顽强拼搏精神，这种精神既然能成就一番伟大的历史事业，相信更能够帮助一个小企业走向成功。”
钟声坚说，从晚晴园想到发生在新加坡的一段辛亥革命历史，这对新移民也具有非常的意义。
他说：“发生在新加坡的这段历史，让作为来自中国的新一代移民更清晰地看到华人为生存与发展，以及为造福未来的艰辛奋斗史。我们必须重视这段历史，更要从中去审视其赋予我们的历史价值。”
钟声坚说，毫无疑问，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地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新移民比老移民更需要祖国文化资源的慰藉，来滋养那颗暂时还漂泊不定的心，找到自己熟 悉的家乡文化，心里就踏实多了。而晚晴园作为一个与中国近代革命息息相关的地方，它就好像华人新移民的家乡文化补给站，新移民只要到晚晴园走一走，看一 看，异国他乡的愁绪就会被抚平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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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新加坡渊源·六大好奇之一 孙中山到底来新几次？ 空白的足迹（上篇）：
（2011-10-06）
● 杜南发
孙中山到过新加坡的次数，向来普遍认为是8次。
此说法最早出自何处，笔者寡闻，未能确定，查多位早期新加坡同盟会领导人物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虽曾忆述孙中山当年在新加坡的活动，却未详细统计他南来次数。
以笔者所见，对此课题最早的学界研究，是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1953年在马来亚大学的荣誉学位毕业论文，他在1959年以《孙中山与新加坡》为题，将论文发表于《南洋学报》第十五卷第二辑，文中对孙中山8次来新加坡的活动，作了详细的解读。
自此以后，数十年来，海内外学界论著，普遍均以孙中山南来8次为准，几无异议。
2011年8月，我在厦门“发现”了林义顺1928年赠送厦门大学珍藏的《星洲同盟会录》，书中有三处纪录都提到孙中山在晚晴园成立星洲同盟会的时间，是1905年秋。
但查目前的8次南来的说法，却没有“1905年秋”孙中山曾到新加坡的纪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孙中山行程的“空白”
依目前说法，孙中山首三次来新加坡的时间是：
第1次：1900年7月9日，南来营救日本友人宫崎，被禁5年不准入新。
第2次：1905年7月初，由法国赴日，过境一天，结识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人。
第3次：1906年4月6日，由法国抵达新加坡（一说2月16日由越南抵新），入住晚晴园，设立新加坡同盟会。
显然，问题就出现在第2次和第3次之间，孙中山是否有再多一次到过新加坡。
据史料，孙中山第二次访新后，过了一个半月，8月20日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9月30日他在东京写信给陈楚楠，说他正要启程南下越南募集革命经费。
这年10月，孙中山在越南西贡，过后前往欧洲，根据当时海上行程，孙中山必然得经过新加坡，问题焦点，就在他是何时西行。
王赓武论文称：“孙中山1906年2月第三度访新，……他在西贡与河内三个半月后，于2月16日抵达，住到这个月底，约近两星期，期间他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会成员12人”，但未说明其根据。
但据东京同盟会创会会员冯自由在丙午年二月（1906年3月）写给陈楚楠的一封信（载《中华民国开国革命史》），却说：“中山君已于西三月四日在马些（按即法国马赛）发程，此函到时，大约亦将抵叻。”
这封信是历史文献，证明孙中山1906年3月4日正由法国东返，距王赓武所说的2月底离新，时间相差不及一星期，要来回欧洲，实不可能，故王赓武说的日期，显然值得商榷。
著名历史学家颜清湟教授则说孙中山是1906年4月6日由欧洲抵新（见下文），当年欧洲到新加坡行程约一个月，此日期符合冯自由那封信所说的启程时间。
但颜清湟却没有说明孙中山是如何从日本到欧洲去，这段西行的时间，还是一个“空白”。
2、同盟会创会会员的纪录
幸好有两位东京同盟会创会会员，留下宝贵的纪录。
第一位是香港同盟会会长冯自由，他在1928年出版《中华民国开国革命史》书中有三处纪录，都说孙中山在东京创会后，曾取道越南抵新倡设同盟分会，并于冬季前往欧洲，即：
上卷序言：“孙中山先生于乙巳同盟会成立后，是年冬曾游欧洲一次，至丙午三月始由法国马赛港首途东归。”
第25章： “是年冬，总理以赴南洋运动需款，乃向学界筹捐旅费三千元，…遂偕…邓慕韩四人乘法轮赴越南。……总理旋至新嘉坡组织同盟分会，其后复游欧洲，丙午三月始由欧东归。”
第39章：“乙巳年…（孙中山）与黄克强、冯自由等发起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是年冬，复偕胡毅生、黎仲实、邓慕韩等取道赴越南西贡，旋至星洲，…寻倡设同盟分会，……假晚晴园为会所。
他在1939至1948年陆续出版的《革命逸史》，至少也有三处同样的纪录。
第二位是孙中山早年助手邓慕韩（曾到新加坡继林义顺担任《中兴日报》经理），他在1943年写了《总理所至南洋各地及年月考》，明确纪录孙中山“过星洲”是在“乙巳冬，由西贡过此往欧洲，……丙午春，由欧洲过此往日本”，一往一来，时间行程都很清楚。
冯自由和邓慕韩两人，不仅是同盟会早期活跃人物，而且在20年代就专门收集革命史料，邓慕韩1929年更专程到新加坡收集资料，所记可信度甚高。
当时在新加坡的同盟会领袖们，也都说孙中山1905年中到新加坡一天后，这一年底又曾再度到新加坡，并在晚晴园成立星洲同盟会。
1928年林义顺自编《星洲同盟会录》，书中有三处纪录，都说孙中山是乙巳年（1905年）秋到新加坡创办同盟分会，依次是：
手书文稿：“星洲同盟会创设于1905年，即乙巳年秋。”
照片说明： “乙已年季秋，孙中山先生到星洲与同志诸君在晚晴园撮影，时南洋同盟会成立后数日。”
《南洋商报》（1928.08.22剪报：“中山先生于乙巳年秋到新加坡创办同盟分会。”
1933年张永福出版《南洋与创立民国》说：“民国前七年（乙巳）七月，孙先生带同某某君由日本前来，……在晚晴园住了三四晚，大概是七月中旬，那晚 孙先生就先同李竹痴商量起草盟书，……然后招余与楚楠、李竹痴三人在晚晴园楼上商议，各人自己把盟书缮抄，依照入党手续，就联盟起来。”
1940年元旦，陈楚楠在晚晴园重修落成开幕会上演讲说：“孙总理……乙巳年年底便由东京到西贡，又由西贡到新加坡来。……总理告诉我们驻东京的同志，已经组织同盟会，所以他到这里来，过了三四天，这里的同盟会就成立了。”
五人说法一致，都说孙中山在乙巳年（1905年）年底到新加坡来，在晚晴园成立同盟会。各人说法只有月份略有差异，但时间全都在下半年。
张永福和陈楚楠是新加坡同盟会的原始创会者和领导人，林义顺也是创会次日就加入的核心人物，他们都是身在历史现场的人物，所说的都是珍贵的“当事人”一手材料。
这些纪录说明，在1905年这一年，孙中山其实不只到新加坡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在7月初由欧洲往日本途中，过境一天，结识陈楚楠等人，8月在东京创会后，年底又曾一次到新加坡来，创立新加坡同盟会。
3、孙中山“九至星洲”
目前普遍接受的孙中山8次访问新加坡的说法，并没有包括上述1905年年底孙中山南来成立新加坡同盟会之行。
这次“缺漏”的行程，依次序，应该是孙中山第3次到新加坡，而目前被认为是第3次到访的1906年4月之行，就应后推为第4次。
因此，孙中山访新的次数，应该由8次增加到9次，而孙中山下榻晚晴园的次数，也应由3次增加到4次。
其实，早在1943年，邓慕韩辑录的《总理所至南洋各地及年月考》，就已经以农历纪年，清楚纪录孙中山“九至星洲”的时间和行程如下（括弧内西历及说明为笔者所加，文中“此”指新加坡）：
一，庚子六月（1900年7月）：由日本经西贡至此。
二，乙巳六月（1905年7月）：由欧洲过此至日本。
三，乙巳冬（1905年11－12月）：由西贡过此至欧洲。
四，丙午春（1906年4月）：由欧洲过此往日本。
五，丙午夏（1906年7月）：由日本至此，并入芙蓉吉隆坡等处，复往日本。
六，丁未二月（1907年3月）：由日本至此而往西贡。
七，丁末冬至己酉（原记丁末冬，应为戊申春，1908年3月至1909年5月）：由河内出境至此，曾入芙蓉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埠。
八，庚戍六月（1910年7月)：由美洲至此后往槟城。
九，辛亥冬（1911年12月）：由欧洲过此往上海。
这份纪录，刊登于1943年国民党政府官办刊物《三民主义半月刊》二卷一期，后来被收录于《华侨开国史料》。其中个别月份或略有差异，但时间相近，是可靠的历史纪录。
所以，孙中山来新的确实次数，应该是9次。
孙中山可能在1900年之前就来过？
此外，还有三个问题，可以讨论。
一是孙中山1900年7月南来营救日本友人宫崎，公认为他第一次到新加坡。
但据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书中说：“孙先生以前经过星加坡许多次数，颇少人注意。但是我所知道的，他以前每到星加坡一次，就要到他的同学福建人吴 杰模医生处盘桓几天。……孙先生当时还有一位先后同学黄康衢医生，亦在星州，他三人是很要好的。其余他老人家还有好多认识的人，我就记不清楚了”。他又 说： “似乎先生和吴杰模这一段事，……即南洋许多同志，也未必知道的。因其时先生革命的进行，没有十分明显，故鲜有人注意。”
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孙中山有可能在1900年之前，或许就曾到过新加坡找他的医生朋友，他南来营救日本友人宫崎之行，应该说是“孙中山为搞革命南来的第一次”。惜因史料缺乏，已无从查证，只能存此一说。
二是1905年7月初，孙中山第二次来访，许多著作都说他受禁入境5年时间所限，只能在船上会见张永福等人。
但据张永福书中记述，却说他和陈楚楠、林义顺当天曾“向警厅磋商，竟得允许孙先生上岸，在小桃园聚餐（邵甘棠、李幻樵共席），先生同行有陈汝和一 人，……旋乃相偕往我的别墅晚晴园摄影纪念。继而孙先生往访同学吴杰模，越日即启轮东去。”当时在场的陈楚楠，也有相同说法，可见孙中山当时确曾登岸。目 前许多学界论著，已经采取此说为正式纪录。
三是在1908至1909年，孙中山在新居住一年多，期间他曾三次北上马泰，三度返新，如单以次数计算，则他“入境”新加坡的次数还应增加3次，合计12次。但因此时期他是以新加坡为基地进行区域活动，故应以1次计算，较为合理。
根据上述史料，目前有关孙中山到新加坡的次数，及入住晚晴园的时间纪录，应该重新调修如下：
①1900年到1911年，孙中山先后共来过新加坡9次（原来纪录是8次）。
②孙中山首次作客晚晴园，是1905年7月初第二次访新（有说他不准上岸）。
③孙中山首次入住晚晴园，是1905年秋冬第三次访新（原来纪录是1906年4月）。
④由1905年到1908年，孙中山前后入住晚晴园4次（原来纪录是3次）。
【按：本文论证孙中山1905年年底曾访新，并据此论证新加坡同盟会应成立于此时，比目前通论的1906年成立时间，提早半年。因全文篇幅较长，特将本文分为上下两篇，分别论证访新行程与创会时间两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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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的足迹（下篇）：星洲同盟会 到底何时成立？
(2011-10-06)
● 杜南发
新加坡同盟会成立的时间，目前学界论著，多定为1906年4月6日。
根据笔者《空白的足迹（上篇）：孙中山九次来新加坡探讨》（下文简称《九》文）一文论证，说明孙中山1905年年底曾到新加坡，并于晚晴园成立新加坡同盟会。
如此重要的历史年份，为何会有两个不同说法？究竟谁对？
1、星洲同盟会成立年度的疑问
新加坡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的说法，出自多位早年同盟会重要人士，如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冯自由等人和早年的报刊。
1906年的说法，以个人所见资料，是在50年代以后才出现，主要出自学界论著，最早提出此说者，是华人史权威学者王赓武和颜清湟两位教授，尤其是后者提出的论证，影响很大。
王赓武在论文《孙中山与新加坡》（1953年）中说，孙中山是1906年2月16日由越南抵新成立同盟会。但据《九》文论证，这一日期和孙中山行程时间不符，应该不能成立。
颜清湟在《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1973年）书中说：“1906年4月6日，孙中山自欧洲往日本途中，再来访问新加坡。这次他邀集了所有新加坡革命党本地派和外地派的所有主要分子，在晚晴园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
颜清湟在这段文字后，有一段很著名的附注，推论同盟会成立时间，他说：
“关于新加坡同盟会成立的日期，各方记载颇不相同。大部分有关史料，包括冯自由及该分会领袖陈楚楠的著述，都说它成立于1905年底。
但近年所发现的1905年至1906年间新加坡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名单中，却注明绝大多数会员，都是在1906年阴历三月十三日（西历4月6日）入会的。
张永福在回忆录中，则说新加坡分会成立于1905年阴历七月中旬（西历8月中旬），此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中国同盟会在东京的总会，至1905年8月20日才成立，新加坡分会的成立日期，自不能在此日期之前。
陈楚楠所称分会成立于1905年年底的说法，亦无任何具体的证据，只是在事情发生35年后的一项个人回忆而已（按陈氏此说系于1941年1月1日在新加坡所作的一次关于晚晴园与中国革命掌故的演讲中提起），所以，陈氏极可能是误记了。
而且，陈楚楠与张永福二氏，不可能先成立新加坡同盟会于1905年底，而后再于1906年4月6日，登记自己的姓名于分会的正式会籍上。
所以，本书著者认为，1906年4月6日，应被认为新加坡同盟会成立之日。”
颜清湟这段论证，影响很大，其后多数学者的著作或论文，都认同他的看法，由70年代迄今，以1906年4月6日为新加坡同盟会成立之日，可说几乎已成公论。
2006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颜清湟发表《再读同盟会、孙中山与新马华人》论文，仍持同样看法。
颜清湟的论证，主要有三点：
一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成立时间，不可能早于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总会。
二是根据早年会册，多数会员是在1906年4月6日入会。
三是是陈楚楠与张永福，不可能先成立新加坡同盟会于1905年底，而后再于1906年4月6日，登记自己的姓名于分会的正式会籍上。
但根据史料所见，上述质疑，均有合理解答。
2、三大疑问的合理解答
颜清湟提出第一个疑问，是新加坡同盟会不可能成立于8月东京创会之前。
但细读张永福、陈楚楠、及冯自由等人所说，都说孙中山是东京创会后，才南来新加坡创会，说法和颜清湟其实一样。
问题只有张永福一人说的“七月”时间太早，但林义顺、陈楚楠和冯自由等各人所说的1905年“秋”和“年底”，已在东京组织之后，时间上并没有问题，所以张永福一人的误记，只是孤例，不能作准。
对陈楚楠“年底”的合理说法，颜清湟则认为只是陈氏在1941年元旦（按颜氏此日期有误，应该是1940年元旦）一次演讲中提起，“亦无任何具体的证据”，可能是他个人“误记”。
但2011年《联合早报》记者谢燕燕访问陈楚楠儿媳，就在陈家发现了两件新的“具体证据”：
一，是1948年陈楚楠填写的一份《参加竞选监察委员同志履历表》，亲自写明自己是“民国前七年加入同盟会”，及“乙巳年即一九○五年（民国前七年）被举为新加坡中国革命同盟会分会会长”。
这份文件，显示陈楚楠对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被举为会长，这件他的人生大事，记忆十分深刻，不太可能会“误记”。
二，是孙中山和14位同志在晚晴园合影的玻璃底片原件，照片上显影文字写明“乙巳年冬1905年南洋新嘉坡中国同盟会成立纪念”及照片中14人名字。
这件照片的玻璃底片原件和文字，亦为当年留下的历史“具体证据”。
颜清湟教授提出第二个疑问，是根据新加坡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册，多数会员入会时间是1906年4月6日，包括张永福、陈楚楠两位创会者，所以这一天应该是成立的日期。
这一质疑，甚为有力，但如果参考东京同盟会的成立经过，应可有合理解释。
据记载，东京同盟会的成立，曾有过先后两次集会。
第一次集会（1905年7月30日）：由孙中山、黄兴邀约70多人集会，讨论创建新革命团体，孙中山被公推为主席，即席起草盟书，各人签署誓词后，由孙中山授以同志相见之握手暗号及秘密口号。这次集会，后来被称为中国同盟会筹备大会。
第二次集会（1905年8月20日）：首次会议后，经过20多天的筹备工作，300多位成员在东京开大会，公举孙中山为总理。这次集会，后来被称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1905年和1906年新加坡同盟会的两次集会，和东京的两次集会，过程和特点都很相似。
第一次集会（1905年年底）：孙中山和张永福等数人在晚晴园楼上集会，组织同盟会，形式和东京首次集合相同，都是写盟书，宣誓约，并由孙中山授以暗号及秘密切口，再以“推举”形式，举陈楚楠为会长，过后才陆续邀人加入，初期只有12人（或说14或19人）。
林义顺和冯自由等人，都把这次集会，称为星洲同盟会的“倡设”或“成立”会议。
第二次集会（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在晚晴园和多位新老会员集会，重组会务，这时会员人数已多，就以较正式的形式，“选举”张永福为会长，形式俨然和东京第二次会议相似。
这次集会（就是颜清湟等学者所认为的成立大会），因为人数增加，为了选举，就需有较正式的会籍册（和盟书不同），出席者自然多数会填写上当天的日期。
这就解释了颜清湟教授所见的新加坡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单上，为何会“注明绝大多数会员，都是在1906年阴历三月十三日（西历4月6日）入会”的原因。
这情形，也同时解释了第三个疑问，即张永福等人为何会出现奇怪的“二度入会”现象。
换言之，张永福等人是在1905年底结盟，倡设同盟会，半年多后，1906年初重组会务，才和新盟友一起重新“登记自己的姓名于分会的正式会籍上”，如此先结盟，后登记的现象，正符合当时先后两次会议的实际情况。
还有一个辅证，即陈楚楠是公认的首任会长，张永福是在1906年被选举为第二任会长，如果同盟会是如颜清湟和学界所说是成立于1906年，两任会长就会出现在同一年里，这一不合理现象，也再次说明1905年确是最初的创会年份。
至于颜清湟教授引述的“新加坡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名单”，固是重要记录，但也并非是正确无误的绝对证据，因为即使当年东京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名册，也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现象。
据黎东方等学者研究，今天保留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会员入会日期有不少混淆、名字错漏等“缠不清爽”的现象，所以“记录不一定完全准确”，因为当时毕竟是秘密会党形式的地下组织，情况复杂，不能以正规的团体组织水平对待。
事实上，因历经动乱，东京同盟会早期原始资料多已遗失（如最早的同盟会章程也遗失，今存者为次年改订的油印本），以致后来其成立时间和性质，各方的回 忆和意见仍有分歧。甚至孙中山本人，也在他写的《孙文学说》中，把1905年春他在欧洲和中国留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因有“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而称之 “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故也有学者把这年8月的东京会议，称为东京留日学生的加盟大会，而非成立大会。
所以，根据上述史料与论证，新加坡同盟会的成立，显然应该比目前学界一般认定的时间提早一年，就是：
①1905年年底，星洲同盟会“倡设”（林义顺用语）于晚晴园，数天内加入人数仅12人，是“结盟”组织形式的同盟会。
②1906年4月6日，经数月发展，盟友增加，在晚晴园开会，重组会务，登记会籍名册，并进行选举，是较“正规化”组织形式的同盟会。
当然，如果沿用东京同盟会“模式”，则1905年应是筹备会议，1906年才是成立会议，但两地情况其实有别，因为1905年年底的新加坡集会，参加 者都知道东京同盟会已成立，且孙中山也说要到海外成立分会，并于10月先在越南成立西贡同盟会，如此背景下，既有组织名称，又签署了盟书，推举了会长，这 个组织，事实上就已经是成立了。
3、新加坡同盟会倡设月份
新加坡同盟会创设于1905年下半年，应是事实，但究竟是哪一月份，几位有关人士的说法却稍有不同。
张永福说是在1905年七月（即西历8月，时间不对，应是误记），林义顺说是季秋（即农历九月，西历10月），陈楚楠、冯自由和邓慕韩三人都说是在冬季（西历11月以后）。
孙中山本人1905年9月30日在东京写给陈楚楠的信，说他10月7日将前往越南募集革命经费，当时日本到越南航程约12天，故应在19日抵达，此时间符合他10月下旬在西贡堤岸成立同盟会组织的记录。
据当时随他到越南的邓慕韩在《追随国父之回忆》（刊1947年《三民主义半月刊》10卷3期）中说：“先生居西贡一个月，将有法国之行”，依此推算，他应在11月20日左右离开越南西行。
2010年北京嘉德拍卖一件孙中山在越南发行的《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卷》，这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首张在海外发行的革命债卷，上有他亲笔签名钤章及填写日期，时间是乙巳年11月15日，亦可证明他应是在11月下旬才离开越南。
如孙中山在11月20日南下，航程5天，应在11月25日左右到新加坡，逗留几天再西行，12月底可到法国，两个多月后，即于1906年3月回返，时间行程都相当合理。
1905年11月25日左右，这段时间，正是陈楚楠等人所说的“乙巳年冬”或“年底”！
但林义顺说的“季秋”也值得注意，因他不但是核心人物，且受西洋教育，行事观念较新，对时间的记录，应该比其他诸人来得精确。
还有1928年8月22日《南洋商报》的报道（应是目前最早的报章记录），也说是“乙巳年秋间”，当时本地许多老同盟会员还健在，这时间应该受大家认同。
由于当时孙中山在越南逗留长达一个月，这期间，他有没有可能曾南下一行？如果是10月底来几天再回去，那么就符合“季秋”的时间了。
总结而言，根据上述行程时间分析，我认为孙中山在11月下旬西行时，途中到新加坡比较合理，因此，新加坡同盟会倡设的月份，应该以11月以后的冬季可 能性较大。但因未能确定日期，或许也可泛定为“年底”。然而，无论秋冬，时间都是1905年，均比目前公认的1906年4月，提早约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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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拍摄了孙中山在新照片？
(2011-10-06)
● 吕世聪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遗留至今日、反映新加坡与辛亥革命有关的文物与文献的原件极为罕见，革命尚未成功前，所有孙中山与同盟会成员之间的往来书信及电报皆属高度机密文件，加上历经二战的洗礼，随着岁月的流逝，能完整保留至今的文物已经少之又少。
幸运的是上述许多文献与相片，被张永福收录在其著录、1933年出版的《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此外，书中也收录了孙中山在本地与同盟会成员合影的 相片5帧。这5帧相片（实际上是图片）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少数几张孙先生在本地活动时留下的图像文献，可谓弥足珍贵。除此之外，百年来并无其他相关的相 片被发现。书中的这五张相片之中，其中有三张是多人团体照，两张是三人合照。（见下表）
革命本是一场生死赌注，孙中山当年虽说是在异国属地，却也不是像旅游般到处留影。因此孙中山在本地的相片，主要是同盟会会员之间的合影，而且在辛亥革命之前，不可能随便传阅或外流。
难得的是，在足足历经了一个世纪之久后，还有一张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时所拍摄的相片原件，被发现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而且被有心人送交国家博物 馆。此张相片多年来被刊登在好些研究辛亥革命的书籍中，可惜由于早年许多书籍的印刷质量不佳，造成相片细部较为模糊，削弱了视觉效果。此张新发现的相片原 件，图像极为清晰，放大数倍后，图片细部毫不模糊，足见拍摄此相片的摄影师技术了得。
《林义顺传》最早披露相片
最早将此张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时的相片披露于世的，很可能是出版于民国十年（1921年）的《林义顺传》。书中将此帧相片题为“乙巳年孙逸仙先生到星洲与同志诸君摄影”。该书出版于上海，流传不广。
以后此帧相片才又收录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张永福是本地支持孙中山革命的重要人物，孙中山来新时多次下榻于他的别墅——晚晴园。根据张永福书 中回忆，1905年（乙巳年）7月中旬，孙中山第四次来新，与本地支持他革命的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人，在晚晴园内共同创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开 会后曾拍照纪念，孙中山离开新加坡时还带走此张相片多帧。此张同盟会成立时所拍的团体照，在张永福的书中列为第二号图片，照片中共有14人，其中孙中山正 坐于中间，其左边是尤列、右边是陈楚楠与张永福，林义顺则坐在最左端。根据张永福的标明，其他的人还包括：林干庭、吴吾叟、张华丹、张薄泉、陈汝河、邓子 瑜、黄耀庭、刘金声、张秉庚几位。张永福在书的目录中将之题为“星洲组织同盟会越后数天摄影”，与《林义顺传》的标题有所不同。
孙中山晚晴园相片究竟谁摄
前述5张孙中山在晚晴园所照的相片中，其中两张是团体合照，它们分别被张永福题为“孙先生第三次在星洲与同志摄影”（拍摄时间估计为1906年）、 “孙先生偕星洲同志欢迎文岛網加同志摄影第五次”（1907年摄），另外两张则是与张永福等人合照的“孙先生在晚晴园与同志游戏摄影（第四次摄影）”及 “孙先生陈楚楠张永福同盟会前摄像”。可见《南洋与创立民国》书中的五张孙中山相片摄制日期之顺序极为明了。在这五张相片之中，后世使用得最频繁的是“星 洲组织同盟会越后数天摄影”这一张，经常被转载在一些研究辛亥革命与南洋的专著或论文，这些专著都似乎对此张相片的拍摄者毫无兴趣。然而如果能弄清楚这张 相片的作者，无论是对本地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史，或是对本地的摄影史，皆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由于《林义顺传》与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民国》书中并没有注明相 片的拍摄者，也没有提到任何的照相馆的名称，因此只能从相片实物及文献着手，推测当年孙中山在晚晴园活动时的相片是由谁所拍摄的。
保存至今的孙中山于晚晴园的活动相片原件实物并不多见，林义顺后人也保存一张相同的照片原件（张永福说的第二号），据说此张相片在日治时期曾被日军没收，后来在相片上盖上“检证”印戳后才发还林家。
笔者曾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还看到过一张“孙先生偕星洲同志欢迎文岛網加同志摄影第五次”的相片原件，观察到此张相片的下方印有“星架坡冠新影像”字样（详见《孙中山纪念馆展览图录》）。另外，刊印在张永福书中的此张相片的右下角也有“LEE BROTHER”字样。那“冠新影像”及“LEE BROTHER”这两家照相馆究竟又是由谁所开设的？或许我们可以追溯这些相馆的来历，重回孙中山在晚晴园的历史现场。
追溯本地华人著名相馆
①冠新影像馆
笔者从《叻报》检阅出冠新影像楼KOON SUN PHOTOGRAPHER于1901年开张时所刊登的广告得知，冠新影像楼开设于海山街口179号（与漆木街今称桥南路的交界处）。从广告内容的行文口气，推测其创建于1901年8月。创建人来自中国广东省南海县的李氏两兄弟，长兄名为Lee Tat Loon，弟弟名为Lee Tit Loon。查阅《南洋名人集传》第五册，李普仁（见后述）父亲中文名字为李秩伦，即Lee Tit Loon。可惜目前尚无从晓得Lee Tat Loon的中文名字。
《叻报》上的广告还这么写道：本楼主人得泰西影像善法，经传三代，加以格致研究，精益求精，日新月盛，不惜重貲以制药料，所用上等器具，影成之相，玲 珑皓洁、活泼传神，无论大逾数尺，小至分毫，以及山水人物均能娱目驰骋，丽色天然，历久不变。本楼影法甚多，未能枚举，常备中西新鲜时款袍帽戏服‘华素俱 全，以便绅商男女惠然光顾，随时穿戴，自新张伊始，定必精工加料，以期远近咸知。此外，相馆还聘有一位画师，名字叫李淡洲。
Lee Tat Loon后来离开冠新影像楼，到吉隆坡继续开创摄影事业，约于1904年在家乡逝世。弟弟李秩伦也在长兄过世不久，退休回乡。新加坡的冠新影像楼由四个孩子接手继续经营，他们分别是李镜仁、李普仁、李守仁、李智仁。
1908年李镜仁创立昆昌影像馆，冠新影像楼由李普仁、李守仁继续经营。1913年李普仁加入昆昌影像，1917年冠新影像楼收盘，守仁独自离开新加坡回国。
②昆昌影像馆LEE BROTHER STUDIO（1908-1941）
1908年昆昌影像馆开设于禧街58-4号，即位于今天中华总商会斜对面（陆佑街的交界）。昆昌影像馆在上世纪初是一家大名鼎鼎的华人照相馆，曾经为 许许多多的本地社会名流、中国政界闻人、团体、家庭及个人拍摄相片。例如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李俊源、薛中华、林义顺、林露、唐继尧等等。尤其是出版 于1923年、宋旺相所著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内的许多图片，皆是由昆昌影像馆所提供。微观存世的相片及《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所刊登的图片，我们完 全可以断定孙中山在新加坡活动的相片皆是由李镜仁及李普仁所拍摄。从摄影技术的发明到传入本土，二十世纪初时本土已存在好些相馆，为何孙中山及本地的同盟 会员会独让李氏兄弟照相？查阅当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员的名单之中，赫然发现李氏兄弟两人的名字名列其中，说明李氏兄弟与同盟会的关系甚密。
除了是新加坡同盟会会员外，由于李氏兄弟也笃信基督教，因此与本地的教会关系密切，例如基督教青年会（Y.M.C.A.）于史丹福路的新建筑于1911年落成后，其开幕礼的团体合拍相片即昆昌影像馆所摄制的。
目前我们只能知道张永福书中的五张孙中山在新加坡所留下的影像，其中两张确认是李氏兄弟所拍摄，至于其他三张的可能性也是极高的。另外《南洋与创立民 国》一书中还刊有一张团体照，是孙中山电召原配卢慕贞及陈粹芬从槟城经新加坡回中国，回国前林义顺等人在陈武烈住宅（金钟别墅）举行欢送会时的合影（书中 图片题为民国元年二月初旬孙大总统电诏家属回国卢夫人等接受星洲同志及家庭在陈武烈住宅行欢送礼），估计此张相片应该也是由李氏兄弟所拍摄的。
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加上照相馆的普及，昆昌影像馆于1930年代搬离原址，缩小经营空间。由于在本地曾支持中国的抗日运动，昆昌影像馆在日军南侵前夕，于1941年10月自动收盘，李镜仁与李普仁立契约，将4000元分还股东李守仁及李智仁。
③大东影相馆 THE EASTERN STUDIO（1922-？）
李镜仁于1922年还创办另一家影像馆叫大东影相馆，位于史丹福路与亚美尼亚街交界处。与昆昌影相馆一样，大东影相馆也是上世纪中叶，本地著名的华人 相馆之一。1925年4月，孙中山逝世后，本地华侨为其举行盛大的追悼会。从当年的报纸《新国民日报》上所刊登的新闻得知，大东影相馆还曾为与会者拍摄过 一系列的相片，可惜这些相片的原件已经消失了。
有意思的是，或许是出自于对国父的怀念及敬重，大东影像馆成立后还曾重新冲洗少量的孙中山于晚晴园的活动相片，在新加坡澄海会馆40周年纪念刊《尘封破浪》内，便刊登一张前述2号相片，然相片却是贴在大东影像馆的托底卡片上。
笔者爱好收集老照片，藏有少量玻璃相底及老照片（原属昆昌影像馆及大东影像馆），其中有两张是与辛亥革命历史相关，一是尤列肖像的玻璃相底，重新冲洗 后，相片清晰度极高，相片中的尤列相貌，显然比那张在晚晴园与孙中山合拍的年纪要大，可惜不知道其拍摄的确切日期，估计是辛亥革命后所照的。尤列（字令 季）是广东顺德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三人常在香港议论时政，宣扬反清，这在思想保守的旧社会是大逆不道的，因此被时人冠称为“四大寇”。另一张则 是前述第二号相片的玻璃相底，此片玻璃相底很可能是昆昌影像馆或是大东影像馆以第二号原照再重拍，重新冲洗后遗留下来的。
大东影像馆于1930年代搬离史丹福路，搬迁的原因据说是当有重型车辆行驶过相馆门前马路时，相馆建筑便会受到震动，因而影响摄影工作。
李镜仁生于1877年，卒于1957年，享年80岁。《海峡时报》在报道李镜仁的逝世消息时，形容他是我国的一位先驱摄影家。李普仁则生于1884 年，卒于1960年，享年76岁。可惜的是，主流文献对这两位曾经为同盟会会员的摄影家及影像馆着墨不多。在为孙中山拍摄照片时李镜仁年值29岁，李普仁 则是22岁，他们以精湛的摄影技术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留下永恒的影像，应该在新加坡及中国的摄影史记上一笔。
1995年，李普仁的儿子李显明将父亲照像馆所保留的2000多张淘汰相片捐献给国家文物局。这些历经二战烽火的战前相片，为研究百年来本地风土民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影像文献素材，无疑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拙文完稿之际，笔者了解到《联合早报》在采访陈楚楠家属时，其后人披露了一些珍藏的图像文献，其中两张玻璃相底，一张是孙中山、张永福、陈楚楠在同 盟会成立前在晚晴园前的留影，另一张就是那张著名的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的14人团体照。这是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陈楚楠所遗留下来的革命文 物，相底上还存有同盟会成立年代及人物名称的字样，时隔同盟会成立百来年之后，成立时所拍的相片及玻璃相底完好地存世流传，可谓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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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用什么语言 跟民众沟通？
(2011-10-06)
● 陈能端
新加坡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吸引了大批中国南方移民前来。在华语尚未普及的年代里，方言帮派分化明显，本地语言环境复杂。这不禁让人联想，不谙闽南、潮州话的孙中山如何在南洋传播思想？他又是怎样与新加坡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如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沟通？
张永福在《南洋与民国创立》一书记载了孙中山在晚晴园的起居情况，透露了孙中山的语言倾向。张永福说：“平时讲话时，中山先生多用广东方言或国语（华 语），对于英文，不轻于出口，演说时，亦不讲英语。他认为中文优于西方文字，方块字比较好记，而拼音文字，往往误拼字母。”
另一边厢，新加坡当时的华族方言族群中，广府人虽然人数显著，但主要还是以闽南人和潮州人居多。孙中山在本地首要的追随者——陈楚楠和张永福两人生于新加坡，但祖籍有别，前者是闽南人，后者是潮州人。
这中间出现的矛盾是，作为孙中山在本地最得力的革命推动者，他们如何和孙中山交流意见？他们是否能听得懂广东话？听得懂之余，可否流畅沟通革命思想？再者，对于在私塾中学习中文的陈楚楠和张永福，当时可不可以讲“官话”，也就是华语？
或许一些人会觉得，新加坡作为移民大熔炉，早期华族先辈能讲各种方言并不稀奇，孙中山和陈、张两人不存在沟通问题。不过，有学者指出当年的情况未必如此。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贤强博士说：“方言族群当时的隔阂还是很强烈的。基本上潮州人、福建人、广东人各有他们的生活圈子。除了一部分人可能因生意需要会懂多一点，一般人不会讲多种语言。”
有根据的猜测
究竟孙中山和陈、张二人如何交流，受访的学者都表示这确实没有相关的详细研究，他们现在只能作出一些“有根据的猜测”，而多数人觉得三人在交流时应该有 翻译在场，主要的沟通语以广东话为主，偶尔可能会掺杂英文和中文。这是因为，除了孙中山对英文不陌生，土生土长的张永福和陈楚楠相信至少懂得基本英文。
著有《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的著名历史学者颜清湟教授在回答《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特辑的询问时表示，除了广东话、英语和华语，孙中山可能略懂客家话，但他对闽南话和潮州话是一窍不通的。在陈和张之间沟通没有问题，因为闽南语 和潮州语沟通程度在70%以上。同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新加坡，一种混杂的闽南语和潮州语在社会上通行。孙和陈、张交流的关键人物可能是张永福 的外甥林义顺。
颜清湟说：“据记载，林义顺4岁丧母，8岁丧父，在外祖父母家，也就是张永福父母家护养长大。他童年入家塾读中文，还读过四书。10岁时进入当地圣约 瑟及英华两间英校攻读英文，17岁修业期满。那就是说，林义顺通晓中英文。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充当陈和张与孙中山之间的翻译。”
著名历史学者王赓武教授有相同的看法，他也解释了方言隔阂为何没有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阻碍。他说：“康熙时代的三藩之乱影响广东福建很大。最恨满州人 的是华南子弟，但后来没办法就马马虎虎算了。但当时私会党的背景里头还留着‘反满’的口号，所以孙中山到南洋不需要讲革命，讲‘反满’就可以了。民主主义 比较抽象，一般闽广人不怎么了解，但‘唐人’对‘反满’的概念是很清楚的。”王赓武教授也认为，在新加坡，孙中山可能是用英语沟通，和林文庆就是如此，其 他时候他说广东话有人替他翻译。中国文字统一，话说不通，文字却能看得懂，宣扬革命，报章很重要，靠文字不靠语言。
王赓武：口号比籍贯更重要
孙中山是广东人，王赓武教授说，他南来后，这里的广东人其实并不接受他，他们都接受另外两个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就像在香港，孙中山既不是士大夫， 也不是商人，他是基督徒，又没有钱，影响有限。香港很多从广东来的大地主，跟广东省政府和香港英国政府的关系密切，不会支持他。支持他的都是基督教徒和私 会党徒。
在新马，支持孙中山的是闽南人、客家人、潮州人，反而不是广东人。“所以，革命这回事，跟语言没有关系。广东人因为有康梁在，不愿意反满。如果没有康梁在，可能是另外一回事”。王赓武说，籍贯和口号对革命来说，可能口号比籍贯更重要。
在筹备《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特辑的过程中，本报记者团队积极寻访陈、张的后人，发现这两位本地赫赫有名的革命人物都晓得讲广东话。张永福今年97岁的女儿张茂迪还曾在自传中提到她当年到香港留学之前，和父母及姐姐一行四人先到广州游玩。当时，唯有她的父亲张永福可以讲广东话。
虽然如此，但陈、张二人当年的广东话是否流利，或者是不是主要用广东话与孙中山交谈仍然是一个谜团。
另一方面，翻译员对传播革命思想也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据林义顺捐赠给厦门大学的史料，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来新演讲时，提供翻译的包括丘继显、吴应培和陈子缨，他们都是同盟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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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为革命之母 语出何处？
(2011-10-06)
● 洪艺菁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歌颂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财力、物力、人力等多方面贡献，虽广为流传，但如今学术界却有一些学者认为，孙中山从未亲口说过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坚立博士指出，历史资料显示，孙中山的确从未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这七个字，但是他曾多次以不同的方式阐述对华侨革命贡献的感激。
第一次是1916年9月30日，他在上海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在演讲里首次赞扬“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
接下来，他在1916年发给海外会员的一份通告中，规劝他们不可遗忘“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即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
孙中山第三次提到华侨的贡献是在1917年，为一本有关同盟会的通俗小说写序言时，他说：“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惟吾深知同盟会中无华侨一部分者，清室无由以覆，民国无由而建也。”
孙中山第四次提及华侨的重要性，是在1923年10月15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次党支部开幕聚会上。在那次演讲里，他提到：“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 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
他最后一次明显突出华侨的重大贡献，是在1923年10月15日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的地 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
黄坚立副教授受访时表示，“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在上世纪30年代初特别盛行。1928年12月，国民党北伐结束，新政府上位，1929年，孙中山 遗体迁到在南京新建的中山陵。当时党内纠纷依然不断，但爱国情绪高昂。另一方面，中国也在1927年、1928年、1931年先后面对日本入侵，国民意识 非常强烈。然而，1930年4月，国民政府新设立的外交部和新马一带的英国殖民地政府达成外交协议，关闭当地国民党分支部，这令一些华侨感到不满，觉得国 民政府忽略了华侨。
一些南洋的革命领袖如张永福纷纷呼吁华侨继续扮演积极角色，不要只是把自己的革命辉煌史作为换取官职的勋章。由于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开篇语表示孙中山曾表扬华侨为革命之母，后人纷纷引述这篇文章，错误地认为这是第一次赞言以白纸黑字出现。
最早见诸文字是1929年
黄坚立教授指出:“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子最早在书面出现，应该追溯到国民党资深领袖戴季陶在1929年11月有关华侨教育大会的会议记录。当时戴季 陶是会议主席，也曾经是槟城《光华日报》的主笔之一。在这次会议中，他呼吁要立即为华侨提供教育援助，因为“华侨为革命之母，华侨教育实与中华整个民族之 存亡有莫大的关系”。
黄坚立教授指出，到了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句口号的使用减少了，陈楚楠、陈嘉庚等人的著作也没有再提到“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了。黄 教授指出，一方面，许多史料在战火中烧毁，另一方面，华侨对革命的辉煌记忆，纷纷被战争的惨痛记忆取代。许多华侨这时期也把精力集中在当地的反殖民地斗 争，争取独立和独立后的建国过程。随着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华侨的国家认同感也出现了变化。
不过，这之后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到了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这句口号却成了蒋介石、蒋经国和他们的军官拉拢华侨的工具。他们不时会宣称“国父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之类的话，呼吁华侨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政府。
而根据美国《侨报》去年10月8日的报道，美国华人收藏协会秘书长招思虹对外表示，一批辛亥革命重要文献在旧金山被发现并搜集到，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先生的亲笔书信，孙中山亲笔题写的“华侨为革命之母”的条幅等，又为围绕这句话的出处讨论增添了空间。
黄坚立教授表示，暂时无法查证这字卷的真假与其笔迹的来龙去脉，但他指出：“我看过好几份类似声称孙中山提笔的‘华侨为革命之母’。但在我看来，这些其实都是别人的字迹，或者就是从孙中山其他文章中剪贴拼凑而成的。”
今年3月则有美国华文媒体报道说，年逾97岁、曾任《少年中国》晨报资深编辑的刘伟森说：“华侨为革命之母”的题字其实是当年《少年中国》晨报司理黄 华培拼贴的“杰作”。他回忆说，1960年，为纪念《少年中国》晨报50周年，发行专刊。黄华培专门从各种书报中收集并剪贴成孙中山的字迹，重新组成“华 侨为革命之母”的竖幅，并帖上孙文的印章。该专刊发行后，孙中山手书的“华侨为革命之母”便广为流传。
刘伟森说，《少年中国》晨报采编部中知道这事情的都先后辞世，自己是最后一名见证者，不想在自己百年归老之后，把这个秘密也一起带走，故此现在向外界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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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私会党 如何协助孙中山？
(2011-10-06)
● 洪艺菁
孙中山和基督教之间颇有渊源，许多海内外的基督教徒也积极加入了他的革命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指出，孙中山不但受了基督教的教育，信了基督教，而且也是相当虔诚的基督徒。
孙中山12岁时，在广东的家乡跟从一位美国传教士克尔学习英文。这位美国传教士也成为他认识西方文化的启蒙老师，让他了解“中国即是天下之说，纯属谬误；中国而外，当有更大之世界与新异之事物存焉”。
王赓武教授说：“他很少讲，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这个信仰不大好讲。他很多朋友、老师都跟基督教有关，他们当然不像太平天国那样极端，他们比较纯。他吸 收了基督教的平等概念，虽然跟中国传统私会党的平等概念不同。但平等概念，如大众化对民族、对人民对一般人的待遇，如何同情穷困人，同情妇女的地位，他都 从基督教吸收了新的想法。”
据说，孙中山曾这么说：“我不属于教堂的基督教徒，而属于耶稣的基督教徒，耶稣是革命者。”直到晚年，他仍然表示：“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 孙中山在去世前一天，在病榻上执着教友的手说道：“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除罪恶。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样。”
以色列历史学者史夫邻教授（Harold Schiffrin）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记载， 1895年的广州乙未之役，领导分子如郑士良、陆皓东、左斗山、黄志福等都是教徒，广州的教堂也成了他们的主要避难所。据估计，1900年的惠州之役有30%参加者是基督教徒。
不过，那些积极参与革命运动的基督教徒却未必受到教会和社会的支持。据纽约神学教育中心的梁寿华牧师在《革命先驱－基督教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书中 记载，基督教徒革命士在四处奔逃时，经常受到社会人士或相识者的诋毁责骂，认为他们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特别是一些传教士，把自己对太平天国基督教信仰 变质的失望情绪，投射到乙未之役的基督徒革命士身上。有些人则是担心这些造反行为会危害到传教士能否继续在中国传教的机会和教会的安全。
促使革命力量重组的原因之一
梁寿华牧师认为，海外华侨的参与，是促使革命力量重组的其中一个原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梁元生教授的研究显示，最积极支持参与革命事业的海外华侨基督教徒包括了黄乃裳、郑聘廷和李炳辉。
黄乃裳是福建闵清人，18岁在家乡受洗，曾传教多年，是一名美以美教会（Methodist）牧师。他原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运动，“百日维 新”失败后，他被迫逃亡到新加坡，到任《知新报》编辑。1900年夏天，孙中山抵达新加坡时，两人多次晤谈，对黄乃裳转向革命影响甚大。
1906年，黄乃裳在新加坡和槟城多次发表演讲，鼓励当地华人参与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工作。他也运用他在福州的基础，不断在中国南部宣传革命，发动英华学员、培元学校的学生，他也以福清青年会会长名义，交流促进当地教徒支持革命运动。
另一位热心的神职人员是郑聘廷。他在1897年基于健康原因离开福建，南渡槟城，之后移居新加坡，应冉安志（Rev. Archibold Lamnont）的邀请，协助其主持新加坡长老华人教会事务。
郑聘廷与英国长老会（Presbyterian）的阁约翰牧师在1902年创办了东南亚第一所华人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吸引了许多教徒与非教徒青年，很快变成革命活动的联络中心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发源地。
颜清湟在柯木林和吴振强编的《新加坡华族史论集》中对星洲书报社有此评价：“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革命派成功渗透和控制了星洲书报社，对于新马革命势 力的增进，都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事。因为星洲书报社除了为革命宣传增加了多一个新场所，也代表着反满革命派在整个东南亚可以渗入许多其他社团组织。”
郑聘廷在1906年加入同盟会，之后也参与了地方革命剧团的演出，组成“泛爱社”。
除了参与革命宣传工作，一些教徒也捐躯成仁。李炳辉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壮烈牺牲革命战场时，年仅21岁。他和黄乃裳、郑聘廷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到了南洋才开始信教的。
李炳辉自小钦敬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洪秀全，也把孙中山视为“洪秀全第二”。他到马来西亚就读教会学校，后被派到新加坡英国长老会教堂从事传教工作，立下了“传道救国”志向。他在1911年4月27日参加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随黄兴进攻两广督署。
兴中会和私会党有关
私会党员是最早期参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另一组人。基督教和私会党的双重背景，让孙中山能够游走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说服不同社群支持革命事业。
王赓武教授说：“孙中山的经验和别人不同。他受了很长时间的外国教育，对西方文明比其他人都了解，许多在外国呆了很久的官员写的报告，也了解外国很 深，但是孙中山的经验还是比较不同、很特殊的。一是，他从小就在外国念书而且又在基督教的学校读书，学校里朋友很多是基督徒，这点很特殊。他的背景不同， 他的哥哥，他们香山人在海外华侨的社会组织很多跟会党有关。在政治表现，中国人反对政权的方法是从社会会党的观点来看，尤其在华南的私会党，如天地会等多 得不得了，一般华侨都有这样的经验，都有私会党的背景。孙中山小时在香山就清楚广东就有很多私会党的组织，他自己说，要反满、反清，背景要和私会党有关。 他在夏威夷的经验，他哥哥在当地香山人的组织，都跟私会党有关。所以，最初的政党兴中会，本身就和香山人的私会党有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黄贤强副教授解释，私会党愿意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要是因为私会党原来主张的“反清复明”，和孙中山一样希望推翻满清政府。
黄贤强说：“私会党的政治口号是反清复明，孙中山也要推翻满清政府，所以理念上和孙中山是能够配合的。但私会党主要是为了想看到汉人当家，并不是真正 和民主概念挂钩。不过，你要打入他们的世界，你就得加入他们。据说当时在美国的华侨，80%是致公堂的成员，所以孙中山得加入私会党，才能影响美国的华 人。”
孙中山曾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
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Honolulu），毅然加入“致公堂”，主盟人封中山先生为“洪棍”，意思即为洪门的元帅。 致公堂是三合会分派之一。三合会又称三点会，原来的总名叫天地会。对外称为“天地会“对内则自称“洪门”，全名为“洪门天地会”。
私会党也是孙中山在南洋拉拢支持者的桥梁，但没有记录显示孙中山在南洋一带曾加入私会党。
黄贤强博士说：“早期美国的华侨基本上都是广东人，尤其是台山人，但本地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方言群比较多，因此分很多不同的私会党派，有义兴、义 福、海山等，因此孙中山应该没正式加入任何会党。他知道如果加入其中一个会党可能会得罪另一个，吃力不讨好。他可能都跟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
黄贤强指出，私会党的人脉广，在筹款、动员人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这基本上还是靠他们个人的关系，如果某个私会党领袖支持孙中山，他就会影响属下的会党成员参与或捐钱支持革命事业。”
黄贤强也说，未必所有的会党都反对满清政府。“例如二十世纪初期，新山义兴派的领袖基本上都是亲满清政府的，他们会向清廷买官位，正式场合都穿官服。所以他们和反清复明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地方上的一股势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的黄坚立副教授指出，孙中山和同盟会最初采用的策略是借助南方私会党的人力与经验，进行武装起义。然而，几次起义失败后，一些同盟会分裂组织决定更积极在中国中部招募新人，私会党的参与就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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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林义顺《星洲同盟会录》发现记
杜南发(2011-10-06)
● 杜南发
盛夏阳光，炎炎热热。
2011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到厦门华侨博物院，参加陈笃生家族捐赠族谱仪式，展场主题是陈笃生家族，陈列品多是旧照片或报刊，也有一些新旧出版物。
突然，在说明陈武烈是同盟会员的一面图板前，我发现展出一本陈旧的硬皮书册，以烫金铅字印有书名“《星洲同盟会录》”，下有数行烫金小字是：“厦门大学惠存，林义顺敬赠，1928 SEPT”。
原来这是1928年9月林义顺亲自赠送给厦门大学收藏的一本《星洲同盟会录》！
林义顺竟然还有这么一本《星洲同盟会录》存世，过去海内外有关论著中，似乎从未见有人提及！
同时在场的本地文史研究者吕世聪，和我一起看见这本“没人知道”的第一手史料突然如此不经意的“出土”，大家都很高兴。
当时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萧德洪及该馆副研究员林振锋都在场，向他们请教，才知道这本书，是厦大图书馆的珍藏本，为当年林义顺亲赠原件，因担心受损，平时不准外借，这回为配合陈笃生家族的展览，才专门调借给华侨博物院，只展两星期，就得归馆入库。
萧、林二人都很热心地详细介绍他们对此珍藏本所了解的情况，林振锋先生过后还特别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甚至专门向该馆的老专家朱立文先生、集美大学图书馆询查，还查阅了厦大的《题名录》，确定此书是林义顺亲赠厦大的唯一文本。
林义顺与厦大的渊源
林义顺为何会把这本亲自编纂的历史文献，赠送给厦大呢？
众所周知，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先生1921年创建，陈嘉庚是林义顺的儿女亲家（林长子娶陈女），1921年到1937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的林文庆，也是林 义顺的好友，三人都是星洲同盟会老会员，如此亲情、友谊、同志的密切关系，林义顺会决定把这本重要的历史记录，特别以手工烫金装潢封面，赠送给厦门大学， 正合乎了所谓“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司马迁语）的道理。
林义顺是新加坡早期历史上重要先驱人物之一，我国义顺新镇就是以他为名，但他迄今存世的实物并不多见。
1983年我策划《联合晚报》《大特写》报道系列，由同事韩山元专访林义顺幼子林忠宪，曾见过他家藏的一些照片。90年代初我也在本地来福拍卖行，见过他20年代在中国制作以赠送同志的一个小铜鼎纪念品（后为友人梁氏购藏）。
约在1989年左右，我还曾在牛车水旧货市场一位流动小贩处，见过一份林义顺英文签名的商业文件，及一本陈旧的小“纪念册”，册中书画均题写赠送“青 海别墅主人”，当时还不知道青海别墅主人就是林义顺，只因为册中有一页徐悲鸿的小画，售者也“识宝”，索价甚昂，一时踌躇，失诸交臂，后来再去，就找不到 这个小贩了。
1925年徐悲鸿首次来新，他的“贵人”黄曼士，最先就是介绍他为林义顺的新亲家陈嘉庚画像，以当时情况，引荐徐悲鸿到青海别墅拜会林义顺，题册留念，是很自然和合理的事，只可惜当年未购得此册，只能以文字留下这段记录。
“无意中发现”的珍贵史料
《星洲同盟会录》，是一本林义顺自己编录的原书原件，为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份新加坡同盟会活动记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多年来，研究新加坡同盟会的著作文章，主要依据的本地原始资料，有张永福编撰的《南洋与创立民国》（1933年出版），陈楚楠的《晚晴园和中国革命史 略》（1940年元旦演讲记录），此外就是中国方面的冯自由、胡汉民、邓慕韩等人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多数均是30年代以后所撰或出版。
本书结集于1928年9月，不但时间最早，还是一部难得的“当事人”记录原件，是第一手史料，自然弥足珍贵。
这本书在1928年送到厦大后，或因多年动荡，长期未受到研究学者的注意，外界也就无人知道它的存在。
直到80年代初，厦大图书馆的研究员朱立文，才在“无意中发现”这本“最早记载新加坡同盟会活动的史册”，并在《光明日报》（1981.09.14） 上发表了一篇700字短文，简要介绍本书内容，并说明厦大图书馆已将此书“作为珍本保藏”，但并未对内容详加探讨，也没有引起学界注意，故此书也就一直默 默无闻。
事隔30年，来自新加坡的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本史册，说来都是“无意得之”的巧缘了。
《星洲同盟会录》是一本林义顺自己编录的原书原件，结集于1928年9月，不但时间最早，还是一部难得的“当事人”记录原件，是第一手史料，自然弥足珍贵。
《星洲同盟会录》全书内容有五个部分。
《星洲同盟会录》规格，硬皮封面，书名烫金，全册由林义顺个人公司信笺装订而成。
信笺上印有“南洋新嘉坡林义顺”，还有英文的公司电报地址，及英文”Marsiling Building, 56 & 57 Robinson Road”，和”Singapore,______192__”。
马西岭大厦，是1921年林义顺在市区罗敏申路兴建的商业大厦，其原设美芝路的独资公司通美号亦迁此营业。此书就是20年代他在新大厦中，以个人公司信笺，抄辑而成。
全书计39页，共有文稿三篇，剪报一份，照片46张（1981年朱立文文章称照片原有51张，当时已失去4张），主要内容有五大部分：
（一）新加坡同盟会史料（手抄）：计有文稿三篇，共6页。
第一篇：毛笔墨迹，内容为星洲同盟会成立及活动（内容另见附录一）。
第二篇：钢笔书迹，内容为《前星洲同盟会会员名录》（内容另见附录二）。
第三篇：钢笔书迹，内容为《孙中山，汪兆铭，胡汉民各先生来新加坡演说时之译员姓名表》、《捐助福建保安捐姓名表》、《捐助广东救济捐姓名表》（内容另见附录三）。
（二）历史活动（照片）：共9张，内容有：
南洋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与同志在晚晴园合影，黄冈起义失败后南来者在晚晴园合影，商议营救汪精卫的星洲成邦园，林义顺湛华别墅接应室的孙中山墨迹，黄冈义士陈湧波和余通之墓（2张，分别在汕头及新加坡），新加坡星洲书报社，民国元年孙中山祭明太祖陵（2张）。
（三）报章剪报（照片）：剪报一份，剪报照片10张。
内容有：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丁未年七月十二日第一号，《中兴日报》刊登的孙中山与汪精卫等人提倡革命论稿，胡汉民与汪精卫的演说词。保皇派的《天南新报》戊戍年四月初八日第二号，《南洋总汇新报》反对革命主义之言论。
剪报一份为1928年8月22日《南洋商报》副刊《商余集志》，内容为孙中山在晚晴园故事。
（四）名人墨迹与文献（照片）：共照片11张。
内容有：黄兴书《岳飞满江红词》赠陈楚楠（四条屏），黄兴书五言诗稿赠张永福之五弟张华丹（稿纸4页），赵声书词赠冯自由（条幅）。另一件历史文献《孙总理特委状》，是孙中山委任冯自由、李自重二人为港澳同盟会主盟的委任书。还有一件是《章太炎书林时塽小传》
（五）名人信件4件（照片）：共照片16张。
内容有：黄兴致冯自由信札两封（各4页），黄兴与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一封（6页），李文甫致冯自由信札一封（2页）。
附录1：
星洲同盟会倡设及早期活动
（原文为繁体，纪年用苏州码，现段落依旧，字改简体，并加标点。）
星洲同盟会倡设于1905年，即乙巳年秋，宗旨在推倒满清，光复汉族。为南洋群岛最先发起提倡革命之总机关。该会成立，藉晚晴园为会所，初次开会，系孙 中山先生主领，尔时会员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邓子瑜，黄耀庭等，公举陈楚楠为正总理，张永福副之，许子麟为财政，林义顺为交际。
阅数月后，孙中山特派陈楚楠、林义顺往槟城，设立同盟会支会。最初会员有吴世荣，黄金庆，辜立亭，林志诚等，公举吴世荣为总理，黄金庆为财政。
1906年，即丙午年，孙中山先生派林义顺，许子麟往缅属仰光，以招中兴报股份为名，实系鼓舞人心，归向革命。越年，孙先生即派汪精卫，吴应培，设立同 盟会于缅甸仰光，最初会员有庄银安，张永福，黄昭诰，陈金在等，自是厥后，民智渐开，各处闻风兴起，如吉隆坡，怡保，芙蓉，麻六甲等处同盟会，亦相继成立 云。
中兴日报开办于1907年，即丁未秋间，发起人陈楚楠，张永福副之，林义顺，许子麟，陈先进，邓子瑜等。该报为同盟会鼓吹革命之机关，同时亦有南洋总汇新报，系保皇党鼓吹保皇之机关，两报笔战经年，究竟革命宗旨占最后之优胜。
星洲书报社，倡办人郑聘廷，于1902年，即壬寅年，賃居吉宁街卅八号为社所，至1905年，即乙已年，迁入教会建筑之高耸大楼，即丹绒吧葛路礼拜堂楼 上，社中陈列书报，任人观阅外，更按期敦请名人演说，革命巨子如胡汉民，汪精卫，张继，田桐等，均曾到社演说，实开南洋革命风气之先，以后南洋各埠书报社 亦相继成立，宗旨不约而同云。
附录2 《前星洲同盟会会员名录》
（原写老同盟会会员，后删去“老”字，添“前”字，共122人。）
陈楚楠 张永福 林义顺 许子麟 黄耀庭 邓子瑜 刘金声
吴悟叟 李声余 林幹廷 郑聘廷 谢心準 李晓生 陈武烈
陈祯祥 黄甘松 陈梦桃 何心田 丘继显 刘七辉 何德如
张仁南 陈子麦 邵镇国 林航苇 魏諝同 吴逸亭 林镜秋
陈子缨 吴应培 许雪秋 张盛忠 丘焕文 郭渊谷 潘兆鹏
沈联芳 黄吉宸 周献瑞 陈先进 李镜仁 李普明 李普仁
李思明 张振东 谢巳原 朱观捷 褚民谊 吴炽寰 赵金鼎
赵金星 赵钓溪 赵克庵 蒋玉田 萧百川 丘廷璋 许柏轩
谢仪仲 谢坤林 苏德天 苏珊玉 吴子英 黄甘礼 叶玉桑
叶耀廷 黄康衢 刘任臣 张玉清 柯芦生 符天一 郑提摩太
许云德 林裕成 黄清读 王金练 丘得松 苏汉忠 李竹痴
李幼樵 李光前 沈子琴 许梦之 陈嘉庚 林文庆 吴逢超
吴海涂 卢耀堂 卢礼明 卢荣宗 留鸿石 郑古悦 陈汉生
李肇基 叶敦仁 张来喜 陈书臣 沈文光 张家仁 陈翼秋
李汉卿 蔡中兴 詹澄海 沈飞龙 徐渭水 林集波 邓 毅
吴金鸣 陈芸生 陈湧波 林喜尊 郑子辉 蔡兰谷 余 通
余 丑 黄亚田 刘焦余 许子伟 萧竹漪 余御言 林希侠
林立宗 陆秋露 张华丹
附录3：其他名单
《孙中山，汪兆铭，胡汉民各先生来新加坡演说时之译员姓名表》
丘继显，吴应培，陈子缨。
《捐助福建保安捐姓名表》
许如磋，陈树南，康研秋，陈金秧
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诸同人均甚尽力。
《捐助广东救济捐姓名表》
赵克庵，邱雁宾，谢树桩，陆寅杰，
黄福田，陈宝三，蓝伟烈，汤湘霖。
五部分内容别具文献意义 新加坡同盟会早期资料最有价值
据1983年林义顺幼子林忠宪在专访中说，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殖民地禁止民间私自拍发电报，因这年10月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来新，进行反对 袁世凯称帝的秘密活动，就以林义顺在美芝路5号的通美号公司当总部，不时在此拍发密电，结果被当局发现，11月3日晚上，大批军警突击围屋搜查，当时林义 顺和眷属住三楼，仓皇之间，众人把大批孙中山和革命党要的信函、南洋同盟会的文件记录、电文及密码本，全都投入火中焚毁，仅存一小部分。
这本1928年林义顺编辑的《星洲同盟会录》，所收集的大概就是侥存的部分记录了。
这些记录，最有价值的是有关新加坡同盟会的早期史料，包括：
①新加坡同盟会成立时间和早期活动的记录。
目前一般学者论著，都把新加坡同盟会成立时间，定为1906年，但本书却有三处记录，都写明是1905年，时间提早了一年，即：
一，一篇介绍星洲同盟会成立及活动的文稿，文中以当时商场正式使用的苏州数码和农历干支，写明“星洲同盟会创设于1905年，即乙巳年秋”，并记录 “数月后”，林义顺曾北上槟城创办分会，1906年又到缅甸仰光宣传，1907年秋创办《中兴日报》，及当年鼓吹革命的星洲书报社设立经过。
二，一张孙中山与同志在晚睛园合影照片，文字说明是“乙已年季秋，孙中山先生到星洲与同志诸君在晚睛园撮影”，拍摄时间是“时南洋同盟会成立后数日”。
三，一份1928年8月22日《南洋商报》剪报文章，写明“中山先生于乙巳年秋到新加坡创办同盟分会”，剪报上有红笔圈起，应为林义顺所划，显示这是他认同的时间。
②《前星洲同盟会会员名录》
这份手写的名单，共有122人的名字。
有关新加坡同盟会的会员人数，学者向来说法不一，有200人或400人等不同说法。
在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革命史》（1928－1930年上海出版）书中，有一份《姓名表》，共有250人的名字；学者颜清湟在《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1982年译中文版）书中，也曾引述一份新加坡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单，惜未言及人数。
除了前述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和史料外，《星洲同盟会录》中的其他史料，还有黄冈义士陈湧波和余通之墓的照片，孙中山亲笔书写的委任冯自由和李自重两人，到香港、广东、澳门招募同盟会成员的“特委状”等。
2011年早报同事谢燕燕在采访新加坡晚晴园时，发现馆内收藏有一份单页文物，是林义顺在1929年印制的《新嘉坡前中国同盟会诸同志姓名表》，由当时主要报章《新国民日报》承印，以林义顺具名，在“民国十八年总理诞辰纪念日发”赠给“同志先生存念”。
这份名单，由32位当时还健在的老会员共同拟撰，正式列名240人，补录10人，共250人。
名单上小字印有一段说明：“以上民国开国前时，其组织概略之情形，及诸位同志之芳名，经同人就其所知者，志之于右，如有未尽详实，或有错漏遗下，尚祈高明赐教，而添改之，庶免为鱼目混珠，淆乱黑白者所颠倒，则幸甚焉。”
这份名单，经对比，和冯自由书中的名单次序完全一样（冯书有个别错字），可见当时林义顺曾把这份名单赠送给冯，再收录在他的书里。
但把林义顺在《星洲同盟会录》的122人名单（手写本），和他一年后印制的《姓名表》250人名单（印刷本）对比，发现手写本有14人并未出现在印刷本中，另有6人姓名中有一字差异。
这情形，显示本书这份手写本的122人名单，应该是林义顺个人的记忆，自己也知道并不完整，因此过后又召集32位老同志，各据记忆，整理出250个名字，在一年后付印，分赠各有关人士。
这份集体整理的印刷本，应该是新加坡同盟会会员人数最（较）准确完整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手写本或印刷本，两份名单上都没有孙中山早期在本地的重要联系人尤列的名字。
③《孙中山，汪兆铭，胡汉民各先生来新加坡演说时之译员姓名表》，《捐助福建保安捐姓名表》《捐助广东救济捐姓名表》。
“演说时之译员”名单，说明当年孙中山等人到群众中去演讲，往往需要翻译员，以便打破方言的隔阂，也可能是为了协助把孙中山等人的知识分子语言及革命意识等抽象思维，“翻译”为通俗的群众语言，在移民社会普罗大众中产生效果。
“福建保安捐”和“广东救济捐”，是1911年武昌起义后，为支持革命军“光复”福建和潮汕，新加坡侨民筹募的军款，当时先后电汇福建30万元，广东潮汕20万元。这两份名单，记录了捐款活动的主要负责人物，可补史料。
④历史现场照片：成邦园
这张写明“星洲成邦园”的照片，手写文字说明称：
“此园乃陈楚楠君、林义顺君所有。清末汪兆铭君炸摄政王时，胡汉民君、陈璧君女士、吴世荣君、黄金庆君、吴应培君来星洲，讨论营救汪兆铭君之住宿处也。当时捐款者有陈武烈君、陈先进君、林义顺君、陈祯祥君、许子麟君等，捐款有数千元。”
成邦园，是1905年前后，陈楚楠在汤申路12英里处开辟的树胶和黄梨园，范围约达300英亩，林义顺原受聘为经理。20年代中期陈楚楠出售此园，以其款在裕廊17英里处，购买1400英亩地，开辟成都园，种植树胶和黄梨。
汪精卫在北京图炸清朝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入狱，事件发生在1910年4月，是轰动全中国的大案。
陈璧君是南洋槟城富商女儿，汪精卫的红粉知己，陪同汪精卫上北京进行暗杀行动，并回马来亚筹款到日本买炸药。汪精卫在北京被捕入狱，陈璧君忧心如焚，四 处奔波，设法营救，在槟城的陈母甚至以私房钱供营救之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释放汪精卫，翌年春，陈璧君和汪精卫在南洋结婚。
史料记载她当时曾和胡汉民等人到新加坡找同盟会成员筹款，这张照片和说明，清楚记录了当时他们是住宿在成邦园，及有关人士的捐款情况，是成邦园这一历史现场照片首次“曝光”。
⑤历史现场照片：湛华别墅
这张照片的手书说明是：“孙中山先生之墨迹，星洲汫水港义顺庄湛华别墅接应室。”
汫水港，“汫水”是方言淡水的意思，此地为新加坡中部实里达河支流域的一片园坵，约于今天三巴旺13至18公里处的义顺新镇，这里早名曾厝港，1909年林义顺购买后，以河水较淡，改名汫水港，开辟种植，并建店屋，取名“义顺庄”。
湛华别墅，是林义顺在义顺庄自建的住家，他平时多住在市区，位于郊区的湛华别墅，反而成为他接待革命领袖们的住所。特别是反袁运动时南来的党国要人如胡汉民、汪精卫、李烈钧、陈炯明、邹鲁、张继等，都曾入住湛华别墅，共谋推翻袁世凯的行动。
这张照片，主要是要说明高悬堂上的孙中山书赠“义顺先生”的“博爱”两个大字横幅。照片中还可见室内挂有不少书法，惜看不清楚。但据1919年到南洋募 捐的教育家胡元倓记载，当时“林君义顺约集于其自筑湛华别墅，堂中悬先生（指黄兴）手书自撰词三章”，可见当时别墅内有不少革命元老的手迹。
其他保存史料
除了上述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和史料外，这本书中的其他史料，还有：
①黄冈义士陈湧波和余通之墓的照片，说明为“潮州黄冈之役，汕头陈湧波之墓”，及“黄冈义士余通字子明之墓（墓在新加坡汫水港）”。
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是新加坡华侨革命党人第一次主动在国内组织的武装起义。
陈湧波和余通，都是潮州三合会的首领（另一位是余丑），1904年林义顺和黄乃裳回乡宣传革命，通过许雪秋联系他们，发展为新加坡同盟会早期会员，并在晚晴园策划及筹款。
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占领黄冈，成立军政府，陈湧波和余丑为正副司令，余通亦为重要骨干。起义失败后，约有100多位起义党人经香港逃到新加坡，由林义 顺等人负责安置，其中有不少人就安排在他所经营的农场中；曾为帮会领袖的余通，应该就在此时到林义顺的汫水港园区，不久就在此过世。陈湧波则由新加坡到泰 国，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回潮汕参加光复军，任光复军标统（即团长）。
余通之墓照片写明，其墓碑上刻有“中华亡国后二百六十八年辛亥岁秋七月， 南洋同志等立”的文字，显示余通是在武昌起义前数月去世，并说明他们不愿使用官方的“大清光绪”年号，而是以明朝为正朔，所谓“中华亡国后”，就是以清军 入关、明朝灭亡那年为准，显示了当时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
在反清革命大浪潮中，陈湧波和余通，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领袖人物，但或许因为黄冈起义是林义顺首次积极参与的武装行动，同乡情谊加战斗同志的感情，使他对这两位革命友人特别关注，保留了他们最后归宿的照片，情真谊挚，令人感叹。
②另一件是孙中山委任冯自由和李自重两人，到香港、广东、澳门招募同盟会成员的“特委状”，为孙中山亲笔书写，名衔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日期为“天运岁乙巳年八月十日发”。这份文件内容，曾记录于冯自由的著作中，但本照片可睹原件样式，亦弥足珍。
名人墨迹照片中，黄兴手书的《岳飞满江红词》赠陈楚楠（四条屏），及赠张永福五弟张华丹的五言诗稿，均可见这位革命领袖的亲笔手迹，虽然原件今已无存，幸有林义顺当年特别保留下来的照片，犹堪缅怀。
③另一件书赠冯自由的词作条幅，作者赵声，是广州黄花岗之役起义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起义失败后香港去世，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追赠赵声为上将，并在其故乡江苏镇江营建烈士陵墓，今天仍以其字称为“伯先公园”。
赵声善诗词，也能写歌，是文武双全的革命才子，当时文人如柳亚子等都有和他有关的诗词，如今世人却已不知其人其诗。他早年任香港同盟会会长，曾到南洋筹募革命经费，和林义顺结交，因为这段情谊，林义顺也保留了这件今已甚罕见的赵声诗词笔迹作品照片。
④还有1926年章太炎所写的《章太炎书林时塽小传》，及《李文甫致冯自由信札》两张照片，林时塽（福建人）和李文甫（广东人，香港《中国日报》经 理），都是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人物，林时塽曾到过晚晴园。这两人都是汪精卫的好友，汪精卫在《忆黄花岗起义烈士》一文中就只写了这两人。林义顺和汪精卫 在革命时期关系密切，应该也是这两人好友。
至于《黄兴致冯自由信札》两封，《黄兴与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一封，读其内容，谈的是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情况，信中言及中国四川铁路保路风潮，可知道是写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保留了不少当时的史料。
一份新的历史文献……
以上是有关这本《星洲同盟会录》的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文字，均为手抄，自然令人想及是否是林义顺的笔迹？
据观察，前数页的毛笔书法，笔力挺拔，而其余的钢笔书法，就显得朴拙，显然不是同一人所书。
林义顺早年只念过中文私塾，后受英文教育，虽然中英兼通，但英文应比中文程度好，所以当时人都称他为“峇顺”（“峇峇”通指不谙中文的土生华人），我见过他亲笔写的英文文件，笔法优美流利。
据晚年和他来往甚密的潘醒农（义安公司秘书）记述，当年林义顺所赠送个人照片上的毛笔书法，是由其公司秘书代笔，然后他自己才钤上印章。
但在一张1921年林义顺在汕头和友人合拍的照片上，有毛笔写的“发初自题”墨迹，“发初”是林义顺的字，故较可能是他亲笔自题。以这则毛笔题字和本书的毛笔文稿相比，无论中锋筋骨或一些用笔惯性，如连带草书点划、捺笔短促反下等习惯走势，两者颇有差异。
根据这些资料及比较观察，本册的毛笔书法，应该不是林义顺所写，而钢笔文字（特别是照片说明）则极可能是出自他的手笔。
林义顺是新加坡重要的历史先贤，在本地留下许多和他有关的地名，是新加坡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但他的文物笔迹，今已罕见，如果这些文字确定是他的中文亲笔，自然弥足珍贵了。
这本《星洲同盟会录》，是当年林义顺所保留及珍藏的革命记忆，一向未为世人所知，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我们有缘“发现”，让书中史料得以“重新出土”，为学界及研究者提供一份新的历史文献，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http://www.zaobao.com.sg/fk/fk111006_040.shtml
张永福 土生土长的 辛亥革命先驱
（2011-10-06）
● 谢燕燕
本地辛亥人物中，张永福（1872-1959）和陈楚楠（1884-1971）经常被列在榜首。他们是最早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的本地人，并在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时，分别担任会长和副会长。
张永福还是晚晴园昔日主人，在成立同盟会的最初那段日子，是他把供母亲陈宝娘养老的晚晴园，借出来供同盟会使用，孙中山也在那里住过一段日子，晚晴园因此成为本地最重要的辛亥革命遗址、历史场景。
虽然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当时只有21岁的陈楚楠被举为会长，而比他年长的张永福（当时33岁）担任副会长，但是同盟会第二年改选时，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正式成立，张永福一直扮演主导角色，担任同盟会会长。
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关于同盟会大事记”中，清楚列明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乙巳），并说当时南洋同盟会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林义顺为交际科主任。
他也说，1906年（丙午）时，各处成立同盟分会，与此同时创立《南洋总汇报》，同盟会则举行了改选，这回选举张永福为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许子麟为财政。
担任本地同盟会会长五年
张永福在回忆录中说，他是从1906年至1911年担任本地同盟会会长，陈楚楠则从1906年至1908年担任副会长。1909年同盟会改选时，副会长改由陈梦桃出任，1911年再由陆秋露担任副会长。
张永福和陈楚楠被视为新加坡土生土长的革命派，两人都来自富裕家庭，却对政治充满热情，而这兴趣在开始阶段，是受到新加坡当时的侨领、著名维新派人物邱菽园所影响。
根据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孙中山1900年到新加坡营救他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清水和内田时，他接触的是林文庆博士，以及他在香港求学时认识的吴杰模。另外，他也接触了原本支持维新派的黄乃裳。
1901年，另一位辛亥关键人物抵达新加坡，他是和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一起被称为“四大寇”的尤列。尤列很早便参加私会党，又是一名擅长治疗性病 和疑难杂症的祖传中医师。他抵达新加坡后，私下创立中和堂新加坡支部，还把活动扩大到吉隆坡、槟城、霹雳、柔佛与芙蓉等。
这个时候的张永福，正从各种报章、刊物接触新思想，参加过邱菽园、林文庆的“好学会”，甚至在1899年参加78名新加坡华人上书清政府的行动，上书的内容是反对慈禧废黜光绪之举。
不过在义和团事件后，张永福渐渐从维新派转为革命派，到了1903年，当革命党人邹容和章太炎因鼓吹革命在上海租界被捕下狱，张永福、陈楚楠立即以新 加坡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请求给予邹、章二人人身保护，同时要求主持正义。这是东南亚华人首次大胆公开反抗清廷之举。
在保皇党康有为被指侵吞海外捐款，邱菽园公开与康有为决裂，转而向清政府靠拢时，张永福和陈楚楠却脱离维新派，正式投入革命运动。
张永福在回忆录中说，他经常和陈楚楠、外甥林义顺在小桃源俱乐部探讨国家大事和民族政治，认为康有为的虚君立宪主张不彻底，也不赞成康的许多主张。他们同情孙中山区分满汉的言论，不知不觉同意孙中山的许多主张，特别是废除皇帝，并由民主总统取代皇帝。
因《图南日报》结识孙中山
邹容的《革命军》一纸风行后，张永福、陈楚楠受其影响，萌起办报宣传革命的想法。张永福说：“革命事业非先进行宣传不可”，主张在南洋设喉舌。
他们此时通过《天南新报》助编黄伯耀认识了尤列。当上海出版的革命报纸《苏报》在1903年被禁后，张陈两人便在尤列担任名誉编辑下，合资创办《图南日报》。
《图南日报》出版后，很快遭到反革命势力的攻击，中国总领事甚至要求英殖民政府向张永福提出警告，《图南日报》的报份从最初的一万，减为两千，后来又减至一千，长期订报只有二十家，其余都是赠阅，经济上难以维持，最终在创办近两年后歇业。
但是《图南日报》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特地致函尤列探询该报详情，张永福、陈楚楠也因此认识了孙中山。他们是在1905年，经尤列引荐，首次在游轮上与孙中山见面。
在星洲同盟会成立不久，《图南日报》虽已停办，张永福、陈楚楠在1906年另外创办《南洋总汇报》，但创立三个月便报权旁落，从鼓吹革命变成反对革命的喉舌。
任汕头市市长不到半年
张永福1907年7月再与陈楚楠、林义顺创办《中兴日报》，后又组织同德书报社，并担任社长。民国成立后，1912年2月中国国民党在新加坡成立支部，取代同盟会，张被推选为名誉会长。该会于1926年被殖民地政府解散。
张永福的前外孙女婿刘常平曾和友人到汕头收集资料，他们发现张永福曾于1924年回中国，先在汕头当银行行长。
他们也确定了张永福在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出任汕头市市长，任期不到半年。
张永福尚健在的女儿张茂迪最近受访时说，父亲当时经常往来于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并证实张永福当汕头市长，应是1926年，而不是1932年举家搬回汕头时的事。
不过张茂迪说，张永福1932年搬回中国后，又与早年的革命同志胡汉民、汪精卫等保持联系。他在汕头呆没多久便去了南京，依然活跃于中国政坛。当时在 香港求学、后来嫁到槟城的张茂迪，曾于1935年和1937年两度到南京探访父亲。据她回忆，张永福当时还在南京盖新房子。
1939年汪精卫在日本支持下成立中央政府，当时倒向汪精卫的张永福被委以中央监察委员。
张永福带着侧室简书英和年幼儿女在中国从政之际，长子张秉庚一家继续留在新加坡。根据他的曾孙们回忆，日军南来时，张永福曾安排儿子一家人到越南避乱，他当时也偶尔因公事出现在越南。
他在战后以汉奸罪名被国民党政府短暂拘留。释放后和家小迁到香港，后来带着最小的儿子张江书回到新加坡，在“放鹅水榭”（榜鹅的别墅）过起隐居生活， 简书英和其他儿女留在香港。1957年，年迈的张永福又回到香港。根据他设在香港的骨灰瓮的说明，他是在民国乙亥年二月二十八日去世，即1959年4月5 日，享年87岁。
孙中山设计第一面国旗
由张永福妻子亲手绣制
张永福后人对他参政的历史，知道得不多，张茂迪在回忆录中，对张永福作为商人和父亲着墨很多，但对于他如何、为何追随孙中山，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事业，则所知不多。
张茂迪说，孙中山到新加坡组织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时，她父亲曾邀请对方住在晚晴园（又名明珍庐），也把那里当成同盟会总部。
她说，同盟会在当时不是合法组织，因此所有会议必须秘密召开，也因这个缘故，同盟会有时会在不同地点开会。
张茂迪也说，民国成立前七年，当时住在晚晴园的孙中山设计了中华民国的首面国旗，她父亲便让她母亲陈淑字亲手绣制那面原始国旗。
据她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陈淑字把珍藏的贵重物品都寄放在侄女张漱珠（卢本立夫人）位于经禧山的家，原以为那里较安全，谁知日军到来时，张漱珠的家是最早被炸的民宅。他们家仓促避难时，家里却遭洗劫一空，原始国旗从此不知所终。
但幸好张永福1933年出版《南洋与创立民国》时，在书中刊登了那面国旗，因此才有了文献上的记录。
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中还加了一段说明，指出该面旗其实在1928年便已失落，幸好被怡和轩俱乐部的杨岐山、丘继显发现，知道是民国前重要纪念物后以重金买下。他们知道张永福准备出版《南洋与创立民国》后，决定物归原主，把那面旗送回给张家。
张永福还在书中加了一张陈淑字50岁时的照片，并说明她绣制该面旗时才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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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园昔日主人 张永福
（2011-10-06）
● 谢燕燕
在回顾百年辛亥与新加坡的关系时，大家最感好奇的一个人物，应该是晚晴园昔日主人张永福了。这位在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扮演主导角色的本地早期商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除了历史档案记载外，家人眼中的张永福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本报从一年多前，开始想方设法，联络和访问张永福在本地和外地的后人，想从后人口中，认识那个半个多世纪前便是个“国际人”的张永福，他当时为了革命和生意，经常往来于新加坡、本区域和中国之间。
经记者多次采访及与后人接触，确定张永福目前还有三个儿女依然健在，最年长的是张永福与第二任妻子陈淑字所生的女儿张茂迪（97岁）。她目前住在澳大利亚悉尼一个老人退休村。
另一个健在的女儿张健华（88岁），目前生活在美国旧金山，她是张永福与侧室简书英所生的女儿。
张永福与简书英所生的小儿子张江书（72岁）目前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有趣的是，张永福这个小儿子，和他最年长的曾孙女张碧霞（72岁）同龄。张永福是在68岁时，才生下这个小儿子。
另外，张永福目前还有许多嫡系后人生活在新加坡，他们是张永福长子张秉庚的孙子与孙女们。张永福晚年隐居在“放鹅水榭”（又名“滂佛水榭”）时，和这群曾孙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日子。
幸运的是，张永福的女儿张茂迪很重视家族历史，曾在1995年11月整理了一份族谱，虽不完整，却对了解这一家族非常有帮助。更可喜的是，她还在2004年时，为族人出版题名为《从孙女到祖母》的个人回忆录，详尽叙述父亲张永福的生平事迹。
张父是“新加坡最早的儿子”
张永福的家族其实相当显赫，足以让宋旺相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对他父亲张礼着墨一番！
宋旺相称张礼是新加坡本土最早的儿子之一。他是新加坡开埠后不久、于1833年在新加坡出世的第一代本地人。张礼的父亲在开埠后便从潮州饶平县南来，在Bukit Tunggal种植甘密和胡椒。
土生土长的张礼，从贩卖丝绸和丝线开始，很快在美芝路创立长美号，经营各种生意，包括买卖香料和充当贸易中介，并和丁加奴、吉兰丹、峇厘岛、安南（越南）等地建立贸易往来。张礼之妻陈宝娘来自印尼Muntok（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港口），是当地甲必丹之女。
据宋旺相说，张礼投资不少房地产，去世时已是很有钱的大地主。他还是柔佛苏丹阿布巴卡的好朋友。
张茂迪在回忆录中说，张礼和陈宝娘住在密驼路一栋大房子，他们的大女儿张春莲嫁给商人林炳源，生下了林义顺，但他们可能很早就去世，因为林义顺是由陈宝娘一手带大。
张永福字祝华，是家中的二儿子，后辈称他“二伯”。和他一起加入同盟会的陈华丹排第五，他还有一个弟弟张永锡（第四），至于他哥哥和其他弟弟，因早逝不曾被提及。
张永福的元配是张秉庚的生母，但在张秉庚四岁时便病故，张永福不久便娶了张茂迪的母亲陈淑字。
张茂迪说，父亲原本帮祖父打理生意，每月有10至15元收入，张礼去世后，他正式接手家族生意。当密驼路老家变得拥挤，张永福便买下马里士他路的“明珍屋”，将之易名为“晚晴园”，供母亲养老，但陈宝娘却喜欢住在密驼路的房子。
买橡胶籽在店后培植树苗
张茂迪说，张永福是最早向植物园购买橡胶籽的本地商人之一。他先在美芝路店后面用木箱栽种橡胶树苗，同时在兀兰买下一大片土地，雇人清理，然后种植橡胶树。他所聘请的工人，用牛车运载树苗到兀兰，还用打好结的绳子，衡量树与树之间的距离。
张茂迪有记忆时（1918年左右），他们家已搬到布连拾街（Prinsep Street），就在长老会教堂对面。他们家是一排房子中最大的一间，有五脚基，大门两边的窗有漂亮的红漆器木雕，中间有天井。
张永福、陈淑字及年幼的茂迪住在一楼前半部，后半部住着张秉庚一家，家中较年长的女孩，包括张永福的大女儿张舜琴住在三楼。
那时陈宝娘和张华丹依然住在密驼路的老房子。房子很堂皇，木门全是漂亮雕花，刷上红漆和金漆，大厅正中间是水晶吊灯，屋后有个大庭院，张华丹在那里养了猴子、鸟类和叭喇狗，是座小动物园。
相比起来，茂迪外婆（陈淑字之母）位于翡翠山的家就一点也不豪华，但是陈淑字患霍乱时，外婆曾细心照顾年幼的茂迪，而外婆家后窗还能看到从登路（Tank Road）作为起点的火车、经乌节路火车桥开往武吉知马和兀兰方向。
让小妾代妻子当孝女
新春佳节对这个家族是很隆重的节日，从准备新衣到请人修饰头发，由司机开车送他们四处拜年，显示这个家族相当有气派。茂迪记得祖母家外面挂着“清河”（堂号），张永福则在家门前挂上“长美”（店号）的布条。
过年过节，特别是农历七月，祭祖拜神和祭拜好兄弟总免不了。张永福家不设祖宗灵堂，但陈淑字还是会慎重其事地准备祭祀。张永福不信这一套，总说祭品是为活人准备的，但作为孝道的一种体现，他不反对家人祭祖。
张茂迪五岁时，外公突然去世，而她又刚好出麻疹。陈淑字很着急，一方面得披麻当孝女，另一方面又得照顾发烧幼女，张永福便建议让他外头纳的小妾“彩 球”代妻披麻当孝女。陈淑字答应了。在那之后，彩球便时不时上张家，如果她陪张永福到上海“出差”，就会买最时尚的上海时装给张家的女孩们。
张母陈宝娘是家中“老佛爷”
陈宝娘做寿是张家的大事。生日前几天，外孙林义顺会在他位于实里达的家前搭戏台，请潮州戏班演上好几天大戏。亲朋好友都会受邀参加寿宴，公众则能站在路旁免费看戏。张永福也会在惹兰勿刹的工厂为母亲办寿宴，并在路旁搭戏台。
张茂迪记得父亲把店和家搬到桥北路后，曾在那里为祖母做过一次大寿。
做大寿当天，长媳陈淑字以鸡蛋面线祝家婆“添福添寿”，宾客则送来写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大红蜡烛，张永福商界朋友也会送来贺寿用的金字红布条。
张茂迪说，祖母陈宝娘是家中“老佛爷”（慈禧太后），大家对她是又敬又畏，每次她到张永福家小住几天，孩子们都变乖，绝不敢惹恼她。她会乘马车来，由女婢伺候着，有时会约朋友来玩牌。每次外出，女婢要把她专用的金杯银杯带在身边，供她喝茶用。
陈宝娘打牌前，女婢会让孩子们摸一摸瓷菩萨的肚子，祈求她赢钱。她赢的话，会分钱给大家，否则大家便要“闪”得越远越好。
张永福兴建树胶厂 生产“网球鞋”
1919年时，张永福不仅在兀兰经营树胶园，还建了一栋小别墅。张茂迪回忆说，他有时会带整家人到那里住几天。最早是乘马车从布连拾街一路北上，旅程约10英里，车夫半途会让马匹休息吃草。
他们曾从登路坐火车到兀兰，他们甚至有机会坐渡轮到新山玩。后来张永福买了汽车，一家人要到树胶园去就很方便。张华丹同行的话，会带着舜琴到柔佛海峡划船。
几年后，他们从兀兰见证了长堤的兴建过程，长堤建好后，一家人便兴奋地开着车子过长堤。
据张茂迪回忆，树胶园开始生产胶液后，张永福最初把胶液凝固成的胶片，用货车运回布连拾街的家，搁在天井，第二天请女工清洗胶片，再送到屋后新盖的“烟房”烘干。处理好的树胶被送到惹兰勿刹货仓。
张永福在家处理胶片的作业没有持续太久，他很快在惹兰勿刹兴建树胶厂，把作业移到那里。
同时，他开始到日本物色制胶鞋的机器，前后跑了好几趟日本。有时由大儿子张秉庚代劳。有一回，张秉庚准备乘船离开日本时，正好目睹富士山爆发熔岩的景观。
日本的机器安置好后，张永福开始在惹兰勿刹的工厂生产“网球鞋”，然后运到桥北路119号的鞋店出售。张永福所生产的鞋子，以“平民”为品牌，工厂就叫“人民树胶”。
长堤1923年启用时，张永福已经买了车，还在柔佛哥打丁宜设置园丘，请了一名“头手”帮他打理。他有时会开车载孩子们到园丘巡视。
1919年，加东是本地很受欢迎的海边度假胜地。一到学校假期，张永福便到那里租别墅，带全家人去度假。有时，陈华丹一家也同行，当然少不了喜欢大海的陈宝娘。
孩子们会在沙滩奔跑，建沙堡，在沙滩里挖鲜美贝壳类，做成美味小吃。张茂迪记得陈宝娘喜欢围着一条纱笼到海里浸泡海水，她姐姐舜琴和较大的孩子会穿一件式泳装下海游泳，但是年纪小的孩子，下水前腰间要绑一条长长的绳子，由大人在岸边牵着，防止他们被海水冲走。
张永福对宗教持开明态度
张茂迪说，张永福不信鬼神，不崇拜偶像，对宗教持开明态度，包括把女儿舜琴，以及当女儿般养育的侄女张漱珠送到美以美女校接受基督教教育。
他家对面是长老会教堂，每逢星期天，穿着整齐光鲜的洋人和少数华人，乘坐马车或开着车子到教堂做礼拜，当中包括律师宋旺相。
张永福不是基督教徒，却有当牧师的朋友郑聘庭，对基督教不排斥。最明显例子是张漱珠论婚嫁时，有人把她介绍给刚从英国回来的医生卢本立，卢医生是虔诚教徒。
陈宝娘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张永福却开明地认为，两人是否彼此喜欢才重要，宗教不是问题，最终让张漱珠嫁给了卢本立医生。张漱珠在50年代是我国妇女界社会名人，为社会福利事业做过不少贡献，担任过新加坡女子青年会会长，被赐封为太平局绅等。
同样在美以美女校受教育的张茂迪，念中学时就上教堂。当她准备到港大深造时，牧师要求张永福让她受洗，但他认为张茂迪当时才17岁，建议在她满21岁时才自行决定。他认为信仰必须来自内心，不应草率对待。
计划兴建新加坡最高建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张永福便向殖民地政府呈上一份建筑蓝图，要在圣安德烈教堂对面的桥北路，兴建新加坡最高大厦！他原来的计划是要建六层楼大厦，比隔邻的安柏大厦（Amber Mansion）高。安柏在当时是新加坡的最高建筑。
不过福康宁炮台就在拟建大厦后面，建得太高会挡住炮火射程，张永福只能建和安柏同高的五层楼大厦，但当局允许他在大厦一角加盖圆屋顶，算是比邻居略高。
新大厦由三栋房子组成，一栋属于张永福，一栋属于他的生意伙伴陈开国，中间一栋由两人共有。
大厦落成后，张永福一家便搬进那里，路面层是平民鞋店，一楼是办公室，二楼住着张永福、陈淑字和张茂迪，三楼住着张秉庚一家，四楼则是张永福大女儿张舜琴和侄女张漱珠的闺房，屋顶有个花园，还有圆顶与旗杆。
这座大厦在当时非常时髦和气派，每层楼有厨房，浴室和抽水马桶，是新加坡最早的抽水马桶。另外，只要按个开关，便有电灯，不必点煤油灯。“平民”鞋店的招牌，也用电灯照亮，这在当时很新奇。
张家请了厨师，每天在楼下烹煮三餐，再由佣人捧上楼，早餐由女佣个别为小主人准备，吃饱好上学。
上个世纪20年代的桥北路，有电车、蓝色小巴士，还有黄包车，桥北路和史丹福路交界处，由一名警察指挥交通，多年以后才有交通灯。
张永福虽有私家车，平时却是坐黄包车出入，车子用来接送孩子上下学，以及周末到园丘去。陈淑字有时会用车和孩子外出用餐，或者到植物园散心。
张家在1921年搬进新居不久，张漱珠正式出嫁，还举行盛大教堂婚礼，过后在大厦顶楼花园开个盛大派对，一对新人还到槟城度蜜月，这在当时也是一桩新鲜事。
过度’参与时政 张永福被避风头
辛亥革命后，年幼的张茂迪记得父亲经常因生意和参政，长时间离家。每次有“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官员来见她父亲，张永福便又要离家几个月，到中国避风头。
“华民司”是英殖民地政府管华人事务的部门，每当张永福过度参与中国时政，引起警方注意，“华民司”官员就会来“提醒”他避风头，张永福便乘船到中国小住几个月，形势缓和后再回新加坡。
张茂迪说，土生土长的张永福被视为英国子民，这种身份本不宜参加中国政治，但英殖民地警察又不愿贸然对付他这样有名望的商人，怕引起华社的不满，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劝他离开一阵子。当然，张永福当时把自己视为中国人，不认为参政有何不妥。
张茂迪也记得父亲在同德书报社非常活跃，经常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还经常受邀在同德书报社主持婚礼，提醒新婚夫妇祖籍地是中国，劝请他们要节俭持家。
张茂迪也记得有一次张永福到中国后，从那里“买”了两名少女，把她们送到新加坡服侍陈宝娘和陈淑字。负责服侍陈淑字的女婢叫秋梨，她的任务其实是照顾年幼的茂迪，包括陪她玩，当然也做家事。
1919年，张永福带着5岁的张茂迪和其他孩子，一起到“跑马坡”看飞机。他们在“跑马坡”等候“飞船”降陆，看到机师走出机舱，感觉非常不可思议，算是大开了眼界。1922年，英国威尔斯王子到访，丹戎巴葛举办大型婆罗州达亚族文化展览，张永福又带全家人去开眼界。
张茂迪说，父亲勇于尝试各种新事物，他偶尔会带全家到新世界的餐馆用餐，点菜时总会点些大家没听过的新鲜菜色，不管喜不喜欢，都得试一试，例如他有一次点了鳖汤，另一次叫了一种有脚的鱼，还有一次是青蛙汤。
槟城生意受经济大萧条影响
1926年时，张永福让一家人到槟城度假，孩子们最感兴奋的是有机会坐火车到吉隆坡游玩，甚至坐火车北上怡保，住进华人旅馆。张永福的革命伙伴郑螺生（怡保同盟会主要负责人）请他们一家吃饭，还送来一麻袋榴梿让他们吃到过瘾！
一家人再乘火车前往太平，然后坐汽车到槟城。当时，槟城已有能让车和人一同乘搭的渡轮，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新体验。
根据张茂迪的回忆录，张永福当时在槟城经营的鞋店就在市中心。在槟城期间，一家人就住在店楼上。
张永福不时和同盟会友人见面，和生意伙伴接洽，陈淑字便带着孩子们走亲戚。当然，他们也参观了槟城所有名胜。一家人最后乘游轮途经巴生港口回返新加坡。
据张茂迪绘述，从辛亥革命到20年代末，张永福的生意都很昌盛，从培植树胶苗、开辟园丘、设厂制作胶片到生产胶鞋，盖大楼开鞋店，甚至把生意扩张到槟城，张家生活得很不错。
真正让张永福生意受创和走下坡的是世界经济大萧条和胶价下挫，那是1928年前后的事。1930年，他和商业伙伴陈开国（Tan Khye Kok）被迫把桥北路大厦卖给巴打鞋公司（Bata Shoes Co）。此前张永福已被迫卖掉好些产业。
张茂迪记得张家在1930年搬离桥北路大厦时，她和父母、女佣等搬到威基路一栋两层楼洋房，张秉庚一家搬到桥南路鞋店楼上。张家虽家道中落，张永福还能聘司机，另外有一名书记，每天到她家为父亲做事。
张茂迪在1931年底参加高级剑桥会考，成绩还不错。等候成绩期间，她曾跟随婚姻失败后回来新加坡当律师的姐姐张舜琴到法庭，甚至跟着她到监狱访问囚犯。她也从堂姐和堂姐夫卢本立医生那里了解医生的工作，并悄悄打定主意要念医科。
张茂迪高中毕业时，张家已没有能力送她到英国深造。张永福计算了一下汇率，认为让张茂迪到香港上大学比较划算，于是建议陈淑字搬到中国汕头，可以就近照顾张茂迪。
张永福当时还建议让自己新娶的年轻侧室简书英（张茂迪称她简姨）和陈淑字同住，节省家庭开销。陈淑字同意后，一家人准备迁到汕头。
动身前，他们先参加了张秉庚大女儿张秀舜的婚礼，她嫁给了一名牙医。张茂迪说，那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祖母陈宝娘。他们搬到汕头几个月，陈宝娘便过世。张永福接到消息后乘最早的船回新加坡出席葬礼，其他家人没有随行，因为会花太多钱，他家经济已大不如前。
张茂迪记得她和母亲、姐姐在1932年抵达汕头时，父亲已在一艘小船上等着接她们，简书英和幼小的女儿已在汕头安顿下来。
新家是一座两层楼大房子，足以容纳所有人，屋子中间有个庭院，还有个大厨房和水井，屋子有水电，但没有抽水马桶。张永福那时没有车，出门以人力车代步。
张茂迪到港大深造
张茂迪到港大深造，张舜琴到江西任教前，张永福和陈淑字与两名女儿一起游广州。张茂迪说，当时广州比汕头热闹繁华，却不比香港现代化。
结束广州游，张永福和妻子回汕头，张舜琴带着妹妹到香港。张舜琴之后到江西工作，张茂迪则住进大学宿舍，开始新的学习生涯。到香港前，张茂迪已认识张 舜琴友人的哥哥黄友成，并通过他认识在那里求学的新马学生，包括她后来的夫婿吴兴宗。他们相约看电影，到廉价餐厅用餐，周末一起打网球。
复活节假期时，张茂迪便坐船回汕头。她发现母亲和简书英相处得还不错，简书英已和父亲生下三名年幼女儿，陈淑字还相当喜欢这些可爱的小女孩。
大学复课后，她尝试用功读书，却发现科学太难，一直跟不来。周末则过得很开心，和吴兴宗到湾仔游泳俱乐部学游泳，甚至在大海划船。夏天的长假到来时，她又回到汕头享受龙眼、荔枝。张永福此时在南京。
再回到大学时，张茂迪已不想当医生了，改念英国文学，准备当教师。第二年暑期，张茂迪回到新加坡度假，她住在哥哥秉庚在加文纳路的家，秀舜和丈夫也住在那里，还添了两名小女儿。
张茂迪在新加坡串门访亲戚后便到槟城找同学，当然也拜访了吴兴宗的大家庭。
开学时，他们又回到香港。圣诞假期再回汕头时，她发现简书英即将带着年幼的女儿跟张永福到南京生活，汕头就只留下母亲和两名女佣。
吴兴宗念完机械工程后，被槟城市政府的水务部门录取，决定回槟城。
1935年在南京盖房子
1935年复活节假期，张茂迪和母亲一起到南京找父亲。根据回忆录，张永福当时准备在南京盖新房子，并说房子盖好后，陈淑字可以和简书英一起住在南京。
在南京小住后，张茂迪决定不回港大继续学业，直接回新加坡，她母亲暂回汕头，之后才决定是要到南京和张永福生活，还是回新加坡与儿孙们生活。
张茂迪回新不久便到槟城找吴兴宗，并在1936年3月，与对方结婚，从此在槟城定居，当名贤妻良母。
1937年初，张茂迪接到嫂嫂从新加坡打来的电话，知道人在南京的父亲身体不适。她哥哥秉庚、侄儿桢祥准备到中国探望父亲，母亲陈淑字、叔叔张华丹，还有姑姑准备同行。她决定和他们一起到南京。
他们当时是乘意大利游轮前往上海，前后六天时间。抵达时，张永福已病愈，还能和舜琴一起到上海接他们。
他们一行人在上海玩了几天后，才到张永福位于南京的漂亮新房子。张永福当时和简书英及她所生的孩子住在南京。
张茂迪和叔叔、姑姑、妈妈、哥哥等玩了南京后，便由姐姐舜琴充当导游，一起玩北京。之后回到南京，再取道上海回返新马，她母亲决定留在南京。
1940年，张茂迪开始在槟城的私校教书，丈夫继续在水务部门当工程师，而世界局势却风云骤起。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不久，日军在吉兰丹登陆，张茂迪原本想到新加坡“避难”，却因丈夫从事的是供水的基本服务，一家人决定留在槟城。
据张茂迪回忆，1942年的某一天，她母亲、哥哥、嫂嫂、侄儿，还有叔叔张华丹等，突然来到槟城拜访她。原来他们准备前往越南与张永福汇合，途中路过槟城，因此和她见面。那之后她便和家人失去联系，直到家人在战后回返新加坡。
张永福在香港逝世
张茂迪最近受访时说，她不清楚父亲在二战期间的活动，只知道他1932年回汕头，以及后来搬到南京时，依然很关心中国政治，也和过去的老战友胡汉民、汪精卫等保持密切联系。
有关抗战结束后张永福曾被国民党政府短暂拘留一事，张茂迪表示，她当时人在槟城，是从新加坡堂姐那里间接听到消息。她父亲后来和简书英搬到香港，50 年代初曾到槟城探望她一家。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1957年。那应该是他在新加坡隐居数年、在回返香港途中先到槟城探望她和母亲陈淑字。
1959年时，她父亲过去的一名手下突然写信告知张永福病重，但张茂迪当时无法抽身到香港，因为和她住在一起的母亲身子也不好。不久后，她接到父亲在香港去世的消息。
张永福女儿是本地第一位女律师
张永福的众多儿女中，大女儿张舜琴曾经是新闻人物。她是新加坡的第一位女律师，一度在宋旺相的律师楼执业。宋旺相因出版《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被冠予新华人“太史公”的雅号。
作为本地著名辛亥人物，张永福虽妻妾成群，对女性受教育问题却持开明态度，在那个时代很前卫。
早在1922年，他便把毕业自美以美女校的长女张舜琴，送到英国伦敦法律协会（Inns of the Court）深造。他当时经济条件宽裕，又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
后来他家道中落，已没有能力送另一名女儿张茂迪到英国深造，却依然为了让她到香港深造，举家迁到汕头。
他晚年时对待曾孙女的教育也一样，认为只要成绩不错，就尽量送她去深造。他的曾孙女张碧霞说，在教育问题上，祖父母和父母都没曾祖父开明。
她说，曾祖父甚至为受英文教育、不懂华文的母亲林佩琼（即张永福孙媳妇）聘请补习教师，逼她学中文。
再说回张永福长女张舜琴，1927年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后，与中国留学生罗隆志博士（Dr Lo Lung Chi）订婚，然后取道纽约和上海，回返新加坡。
张舜琴回新后成焦点人物，媒体纷纷要求采访，张家也以她为豪。她先加入Allen and Gladhill律师楼，为取得在新加坡执业的资格做准备。
张舜琴的婚礼在福康宁路一座教堂举行，茶会在南方酒店，这场婚礼也因为她的特殊身份上了报。婚后两人就住在桥北路新大厦四楼，但一个月后，罗博士回中国工作，张舜琴留下来考取在本地执业的律师资格，之后才到中国与夫婿相聚。
张茂迪受访时说，这段婚姻后来破裂，姐姐于1930年回到新加坡和家人一起生活，开始在宋旺相律师楼执业。
张永福决定迁居中国后，张舜琴也和父母一起搬到中国，不久在一所大学任教。她在抗战期间再婚，婚后和丈夫搬到香港。
50年代，张舜琴的丈夫抱着儿子回中国，张舜琴别无他法，只好尾随，却从此和家人失去联系，最后死在中国。张舜琴回中国前，曾在50年代初到槟城探望母亲和妹妹。张茂迪所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张舜琴的一些后人已迁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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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鹅故居的张永福后人
（2011-10-06）
● 谢燕燕
辛亥时期的本地传奇人物张永福，生前有妻妾数人，后代子孙众多。经本报过去一年的查访，了解到张永福除了有后人生活在本地，还有后代子孙散居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地。
据本报了解，张永福目前还有三名儿女健在，他们是生活在澳大利亚悉尼的97岁女儿张茂迪，生活在美国旧金山的女儿张健华（88岁），以及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小儿子张江书（72岁）。
本报去年底从张永福寓居上海的外孙女梅竹音那里，拿到他在本地的外曾孙陈庆乐的地址，但上门时发现他已搬走。
记者后来从电话簿查到他的新地址，上门访问时才联络上张永福一群曾在“放鹅水榭”和他一起生活的曾孙曾孙女，并从他们口中了解张永福晚年的生活情景。
受访的本地张家后人包括家庭主妇张碧霞（72岁）、商人张振强（71岁），退休教师张彩霞（70岁），经营秘书公司的张翠霞（69岁），会计师张丽霞 （65岁），家庭主妇张美霞（63岁），退休银行职员张祖志（62岁）和房屋中介张志乾（56岁）。他们都是张桢池的儿女，是张永福嫡系曾孙辈。
张桢池是张秉庚与原配佘薇钿所生的大儿子。张秉庚是张永福与原配所生的长子，也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时，照片中那未成年少年。
张永福的女儿张茂迪曾以英文整理了一份族谱，列下她所知的每一名家族成员，但恐怕不完整，原因是列入族谱的妻妾只有陈淑字和简书英。张家后人表示他妻妾不只两人，张茂迪在回忆录中至少提到四人，包括张永福早逝的元配、陈淑字、简书英和一名叫彩球的小妾。
曾孙女们的“奇遇”
张永福曾孙女张碧霞在圣马格烈中学念书时，曾有过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她当时通过校际活动认识在莱佛士书院求学的一名男生，两人成了朋友。
可是有一天，她突然看到这名男生和他妈妈出现在“放鹅水榭”，她和那名男生当时都吃了一惊。原来男生的母亲是张永福和其中一名小妾所生的女儿，这意味着男生是张永福的外孙。霎时间，朋友变成比她大一辈的舅舅。
张碧霞的妹妹张丽霞（65岁）也有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她上个世纪80年代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工作时，有一天在茶水间和同事聊起家族史，忽然听到隔壁似乎也有人在谈张永福的家族史。
当她前去查询时，看到一名比自己年轻的男同事，对方声称自己是张永福的外曾孙。原来大家有着同一位曾祖父，却彼此不相识。
张家后人忆“放鹅水榭”
张永福早期在本地经商，30年代初期回中国从政，战后搬到香港，50年代带着小儿子张江书，从香港回到新加坡隐居。张碧霞和弟妹们是在这个时候与“老公”（潮州人称曾祖父）在“放鹅水榭”一起生活了两三年。
半个多世纪前，张永福把榜鹅称为“放鹅”，或“滂佛”，他在那里建了一间三面环水的舒适别墅，并在《觚园诗集》（张永福的诗集）中称这别墅为“放鹅水榭”或“滂佛水榭”。
张家姐弟妹记得他们是在1954年搬到“放鹅水榭”。别墅早就存在，只是之前由张永福其他家室占用。
张永福曾孙张振强记得“放鹅水榭”的地址是榜鹅路门牌418。别墅早已拆除，但其位置应在今日榜鹅公园旁。他记得张永福是从1954年至1957年，和他们一家生活在那里。
谈到这栋别墅，张碧霞和弟妹们记得它确实如张永福诗中所描绘，是建在河海相接处，三面环水。当时环境未受污染，海产丰富，经常可以抓到各种鱼类、螃蟹、贝壳类等。屋前有椰树，孩子们可以划三舨出海玩，日子过得很快乐。
张永福在《题放鹅水榭》一诗中、曾如此描述这一故居：“抱水啣山一海洲、朝朝暮暮去来流。人间鱼鸟天边景、尽在床前供卧游。”
曾孙眼中的“老公”
虽然妻妾成群，50年代从香港回到“放鹅水榭”隐居时，张永福身边没有妻子。他的第二位夫人陈淑字当时搬到槟城与女儿张茂迪生活，最小的侧室简书英留在香港。
不过张碧霞记得张永福回新时，把简书英所生的小儿子张江书带在身边，目的是要他在新加坡学英文。张江书这位“叔公”和她同龄，却比她大两辈。
忆起昔日水榭，碧霞说别墅有四间房间，厕所建在河面上，那条咸水河直接通到大海。
当时他们家的女孩子全在奎因街的莱佛士女小念书，男孩送到巴克路的英华学校，只有张江书在圣婴求学。
张永福这位“老公”平日话不多，多数时候躲在房里看书写字，从不对他们提起孙中山或辛亥革命，更不谈从政之事。
如果有哪一名孩子调皮捣蛋，张永福从不亲自责罚，而是责备孩子们的祖母或母亲，再由她们来责罚孩子。
丽霞记得他每天很早起床，总是坐在房间阳台看书，从不和孩子们说话，也不曾动手打骂孩子，孩子们就是很敬畏这位曾祖父。
身为最年长的曾孙，张振强倒是记得“老公”较常和自己谈话，不过他不谈自身经历，只教他做人的道理，都是些儒家哲理。
他也记得老公喜欢抽手卷烟草。张振强当时喜欢下河捕鱼捉螃蟹，张永福年岁已大，不能从事这些活动。
陈楚楠偶尔来访
张丽霞记得吃饭时，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吃，饭菜由女佣烹煮，都是些典型的潮州菜。张永福特别喜欢“豆油肉”（即卤肉），另外也喜欢咸菜猪肉等。
逢年过节，特别是农历新年时，孩子们一定要在张永福面前跪下来向他贺年。
张永福有时会让人开车载他外出，例如到醉花林俱乐部，或到加东访亲友。碧霞等记得他的老朋友陈楚楠有时会开着古董车来找他聊天，又或者开车接他到外头赴宴。
张碧霞求学时是学校游泳和田径选手，经常捧回各种奖杯，张永福为此特别喜欢这名曾孙女，引以为豪。
在她们的记忆中，张永福的中文根底非常好，但在家中只讲潮州话，从没听过他讲华语，但他能讲一些英语。
1957年，碧霞16岁，刚刚考完O水准，张永福离开他们到香港找侧室简书英和其他子女。去香港后没多久便与世长辞。据碧霞等回忆，曾祖父去世时，父 亲张桢池、叔叔张桢祥曾到香港奔丧，简书英当时还在香港，过后才迁居美国。张秉庚则因年岁已大，没有到香港出席父亲葬礼。
1960年，碧霞和父母、弟妹们离开放鹅水榭，搬到武吉知马一带的华源道。张桢池当时在牙直利（Guthrie）担任工程绘图师。他弟弟张桢祥此时也已成家，一家人搬到别处居住。他是公用事业局的电气稽查员。张秉庚则搬到芽笼和另一房妻室生活。
张永福是张桢池的主婚人
张家姐妹说，祖父张秉庚一辈子几乎没有干过一天活儿，却凭藉祖荫有两房妻室。张桢池有一名同父同母的姐姐张秀舜和弟弟张桢祥，另外有三名同父异母的弟妹。
从张碧霞所收藏的一本“上海雷士德学校高中部”成绩册看，她父亲张桢池生于1915年，1932年在圣约瑟学院完成初中，参加了剑桥会考后便动身到香港深造，1935年进入雷士德学校（Lester College）高中部，根据成绩册上的评语，他“爱讲话、上课不专心”，但无论如何，他1938年便被召回新加坡，凭媒妁之言娶了潮州米商之女林佩琼。
两人的结婚证书至今保存完好，上面清楚写着介绍人是张华丹（张永福的弟弟）和佘乙任，证婚人是高凌百，而主婚人正是张永福和林木成。
张碧霞是在父母结婚后第二年诞生的。她母亲娘家在沙奇士路5号，在勿基码头经营米仓。
碧霞说，祖父一家最初住在桥北路鞋店楼上，后来搬到分店。1938年左右，举家搬到汤申一带的达比莎路1号。家中7个孩子是在那里出世，只有最小的张志乾，是在搬到榜鹅后才出世的。
碧霞也记得日军占领新马前，全家人在曾祖父安排下搬到越南西贡。她相信那是1941年的事，张永福当时在南京工作，但有时会出现在西贡的家。她记得他们住在一间漂亮别墅，不但没有短粮缺米，家里还有厨师。他们住到1945年左右，战争一结束后便搬回新加坡。
张振强继承曾祖父经商基因
张振强可说继承了曾祖父张永福的经商基因，这名经常往返于新加坡和加拿大的商人，曾经创立一家上市公司，又研发了节能灯泡，还创立了一间专门兴建海底世界的咨询公司。
张振强早期创立一间机械和电气工程公司MAE，并在2000年挂牌上市，但已在2008年卖给日本人。新加坡很多建筑，包括滨海艺术中心的机械电气装置都是由这家公司承包。
他所创立的另一家公司参与了新加坡、上海、广州等地的海底世界建设，但张振强后来也把公司卖掉。
另外，他也是最早研发节能灯泡的人，后来把生产专利卖给了加拿大公司，他也因此移居加拿大，但因新加坡还有业务，经常往返两地。
育有两男两女的张振强，认为曾祖父给他的最大影响，便是凡事都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
他记得年少时，曾祖父经常对他说，日后要自己创业当老板，不要一辈子替人打工。也许因为这一缘故，他在国泰机构工作13年后便自己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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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同盟会会长时 陈楚楠 正风华年少
（2011-10-06）
● 谢燕燕
本地辛亥人物中，陈楚楠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当他还是一个留着清人辫子、英姿焕发的美少年时，就已经是孙中山身边的重要人物，还被秘密推举为同盟会首任会长。
虽是一百年前的辛亥人物，陈楚楠离我们却不是那么遥远，他一直活到新加坡建国以后的1971年9月22日，他的墓还在俗称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坟场。
在众多本地辛亥人物中，祖籍福建厦门禾山的陈楚楠，可说与祖籍潮州饶平的张永福齐名。孙中山到新加坡成立同盟会时，两人是孙中山最早接触的本地支持者，后来都成了他的左右手，分别出任同盟会会长和副会长。
有趣的是，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时，当时年仅21岁的陈楚楠最先被“举”上会长之位，比他年长12岁的张永福却担任副会长。不过同盟会第二年改选后，就一直由张永福担任会长，陈楚楠任副会长。
陈楚楠原名陈连才，别号思明州之少年，1884年生于新加坡。父亲陈泰（原名陈清泰）是我国早期富商。陈泰创立合春号经营木材生意，又是我国早期的黄梨王，还与人联合购买帆船，生意近至印尼，远至上海。新加坡河附近的陈泰坊，便是以他命名。
育有四男三女的陈泰，于1898年7月逝世，身为幼子的陈楚楠才14岁，还在求学。他去世时为他写传略的“不息庐主”说他曾学习英语和马来语，陈楚楠的一份亲笔履历则说自己自幼就学私塾并自行修学，可以肯定的是，他虽是土生华人，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虽然陈泰的遗产要等到一百多年后才分给后人，但陈家当时依然在经营着原有生意。陈楚楠21岁时与哥哥陈连亩共同经营“合春园”，种植橡胶。合春园当时与林文庆的武林园、洛阳园，陈嘉庚的福山园齐名。
陈楚楠虽和张永福祖籍不同，年龄也相差一截，却基于对政治的热诚，一起接近当时的维新名士邱菽园，参加林文庆和邱菽园组织的“好学会”，陈楚楠还以“思明州之少年”投稿邱菽园所创办的《天南新报》和香港的《中国日报》。
思明州之由来
年轻的陈楚楠投稿时喜欢署名“思明州之少年”、“思明州旧主”，这其实已清楚彰显他的民族志向。原来郑成功当年据守厦门抗清时，厦门易名为思明。祖籍厦门的陈楚楠取此号，当然有反清意涵。
陈楚楠、张永福认识后，更是经常与林义顺在小桃源讨论国事，三人越谈越起劲，想法越来越接近。1901年，汉口举事失败，曝出保皇党腐败，陈楚楠和张永福的思想，逐渐从支持维新转向支持革命。
两人还通过《天南新报》的记者黄伯耀，认识了革命党人尤列。与尤列交往后能阅读到由章士钊担任主笔的上海《苏报》，以及其他鼓吹革命的刊物如《革命军》等。支持革命的新加坡华人牧师郑聘庭创办基督教青年会，后把它改成星洲书报社时，陈楚楠曾出资赞助书报，任人阅览。
1903年夏天，《苏报》被查封，章太炎和邹容被捕，远在千里外的陈楚楠连同张永福等人，以小桃源名义致电上海领事团，请求不要把章、邹二人交给清政府，这一举措是公然表明反清立场。
《苏报》事件让陈楚楠和张永福认识到宣传革命的重要性，两人于是决定出资合办《图南日报》，作为南洋地区革命党人的喉舌。这份报纸于1904年春出版时，陈楚楠自任报社总理，不过面对当时较强大的保守势力，报纸销路欠佳，难以长期支撑下去。
1905年的新年，陈楚楠等试图以一份带有刺激性字样的日历牌增加销路，销路虽稍有起色，但毕竟难以弥补巨大亏损，最后撑不到两年便结束营业。不过《图南日报》所印发的日历，却吸引了孙中山的目光，造就陈楚楠、张永福1905年首次与孙中山见面相识的契机。
《图南日报》停办后，陈楚楠、张永福并没有就此放弃办报决心，两个月后又与许子麟、沈联芳、陈云秋等人合作出版《南洋总汇报》，但因合股人政见不同而拆伙，这份报纸很快沦为保皇派喉舌。
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后，陈楚楠、张永福仍然致力于办报宣传革命，1907年8月20日正式发行的《中兴日报》，便是以“开发民智，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为宗旨。
但是《中兴日报》兴办过程依然阻力重重，不断亏损。陈楚楠后来因历年为革命耗资而发生兄弟分产诉讼，张永福也面对商业亏损问题，《中兴日报》最终于1910年初停办。
曾开辟多个橡胶和黄梨园
陈楚楠于1971年9月22日与世长辞后，署名“不息庐主”的友人曾撰写《陈楚楠先生传略》，刊登在1971年10月1日的《星洲日报》上。
这篇传略对陈楚楠一生的事业，有较详尽的描述。文章说，陈楚楠是在1905年前后，与哥哥陈连畝向马六甲陈齐贤橡胶园购买橡胶种籽，播种于实里达七英里的合春园。
陈楚楠跟着哥哥做生意，学习如何对成本、管理、收获等做精密计算，之后便着手投资园丘。他先在汤申路十二英里处开辟300多英亩的一块地，种植橡胶和黄梨，取名成邦园，当时还聘同盟会友人林义顺主持园丘之事。
不久之后，陈楚楠又和林义顺等两三名朋友，在汤申路七英里另辟华山园，同样种植橡胶和黄梨。
陈楚楠开辟园丘的事业，后来扩充到克兰芝。他在那里购买了600英亩地，设立岐山橡胶园，附设黄梨罐头厂。
陈楚楠后来卖掉成邦园，用所筹到的钱购买裕廊十七英里处的1400英亩土地，取名成都园，同样种橡胶为主，黄梨为副。不过这个地段后来受政府兴建道路所影响。
多次为革命起义筹款
作为同盟会积极成员，加上他出身富裕，陈楚楠曾多次被孙中山委以筹款重任，而他自己更是踊跃捐助几场反清起义，也接济过起义失败后前来避难的义士，在财力物力方面，为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做出不少贡献。
1906年，孙中山曾为许雪湫所领导的潮州黄冈起义，写信给陈楚楠与张永福，要求他们竭力协助，因为对方还缺发动起义的费用。他们积极响应。
陈楚楠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述：“当时除张永福同志和兄弟（陈楚楠）有一点钱外，其余的几十位同志只能够说是小康，但我们竟能筹到三万多元去充当起义的费用。”
黄冈起义失败后，革命军首领余既成到香港避难被捕，陈楚楠曾筹集诉讼费来营救他，并把钱寄给冯自由为他聘请律师。余既成被扣押八个月后，最终胜诉出狱。
之后的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惠州汕尾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孙中山都会写信要求陈楚楠筹款接济。
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后，起义军退到越南境内，之后被转送到新加坡，孙中山便命陈楚楠、张永福向当局做出担保，允许这些人上岸，之后还要安排这 400人的吃饭睡觉问题。陈楚楠当时借出三栋房屋来安顿这些起义军，又和张永福一起着手解决善后问题，包括在蔡厝港开辟中兴石山安插一部分人，把剩余的人 介绍到槟城、吉隆坡、怡保等地的工厂、矿场、农场等去谋生。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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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陈楚楠
（2011-10-06）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中国各省纷纷响应，福建省在同年11月光复，但是当时省库空虚，发不出军饷，地方不安，民心浮动，当时担任福建筹饷局总办的同盟会成员黄乃裳，致电要求南洋的同志支援。
陈楚楠便以新加坡同盟会老会长身份，和福建会馆一同召开大会，最后决议组织保安会，在一个月内筹得叻币24万元，再以保安会会长陈嘉庚名义汇回福建安定局势。
民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立法机构设了华侨参政员数位，作为对华侨革命者的回报，当时的华侨参政员以槟城革命家吴世荣为首。上海成立“华侨联合会”时，推汪精卫为会长，实际会务由副会长吴世荣负责，但是吴世荣因商务无力兼顾，大家便推陈楚楠代吴世荣主持侨务。
陈楚楠到任后，积极展开工作，代为办理各种事务，包括方便华侨回国探亲、扫墓，在《国民新闻》辟专栏报道海外华侨动态等。
1917年，陈楚楠到广州见孙中山，受聘为军政府参议。1928至1932年，担任福建省政府委员，一度担任福建实业厅厅长。他当时曾计划在福建创办 银行，开发矿业和水产资源，但因为日本已把福建视为其势力范围，处处加以牵制，陈楚楠无法施展抱负，1932年决定回到新加坡，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汪精卫1939年在日本扶持下成立南京政府时，曾力邀陈楚楠到南京出任国府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但他都加以婉拒。
本地学者黄贤强博士曾从国民党旧档案中找到蒋介石办公室当年对陈楚楠的一份“人员调查报告”。这份属于“委员长侍从第三处”的“中央机关科长以上人员 调查报告”，在“人”一项下写着“体格强健，个性爽直，具有活动能力，在英属新加坡经营商业，为本党老党员。”在“事”一栏下则是“对侨务热心负责，对党 有历史”。
根据这份文件记载，陈楚楠是“福建人，前同盟会新加坡支部部长，福建实业厅厅长，现任侨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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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陈楚楠后人……
（2011-10-06）
少年时期便投入倒清排满的革命事业，21岁被推举为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陈楚楠年少时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也是孙中山身边一位耀眼的本地革命党人。
不过一百年后的今天，大家对他的认识却相当贫乏，似乎只限于那两张摄于同盟会成立前后的照片。
其实陈楚楠64岁时曾亲自拟了一份履历表，清楚记录着他一生的事迹，当中还谈到他在新加坡沦陷时期的际遇与状况，是很难得的史料。
本报前后花了10个月时间寻访陈楚楠后人，终于在9月初成功叩开他的媳妇蓝碧霞和长孙陈立仁（56岁）的家门，看到陈楚楠留下来的珍贵文件和照片，有助于认识这位历史人物。
1948年，陈楚楠为了参加国民党新加坡直属支部监察委员竞选准备了一份详尽的履历，这份履历至今还完好地被后人所保存，总算能填补历史遗缺。
根据履历，陈楚楠从1912年至1932年，一直在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从政，1932年受委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时却没有就职，选择回返新加坡。
陈立仁至今还收藏了祖父陈楚楠、祖母沈婉贞和父亲陈良知1932年从中国回返新加坡时，中华民国外交部所签发的护照，上面的签发日期是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九日（即1932年），有效期为三年。
陈楚楠的护照上，清楚写着当时48岁的陈楚楠，身高五英尺八寸，籍贯福建，职业是商人，而有关护照是要让他“取道前往英属星洲经商”。
陈楚楠在护照上的英文名是“Chen Tso Nan alias Tan Lian Chye”，进一步确定陈楚楠即陈连才。
创办南洋第一家革命报
陈楚楠在自己的履历表上，按年份记载了经历，第一项是在“甲辰年即1904年（民国前八年）创《图南日报》于星洲，宣传排满鼓吹革命，为南洋最早第一家革命报”。
他接着在履历中说：“乙巳年即1905年（民国前七年）被举为新加坡中国革命同盟会分会会长。”陈楚楠在“入党年月”一栏中也这样写道：“民国前七年加入同盟会，改组后均有登记”，并说入同盟会时的介绍人是尤列，入党地点是新加坡。
陈楚楠履历表上的记录，和张永福、林义顺至今能找到的原始记录一样，都说本地同盟会分会创立于1905年，而不是颜清湟教授在《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论述中所说、后来被很多学者引用的1906年4月6日。
他接着说：“1907年（民国前五年）在新加坡复与诸同志创办《中兴日报》，为《图南日报》之后继。”
履历表上的下一个项目是：“中华民国元年三月蒙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给旌义状—‘中华民国开国之始为国宣劳，不遗余力，特给旌义状’。”
这之后便是他到中国从政的记录。首先是“民国元年（1912年）任上海华侨联合会会长、旅沪福建公会会长、中国同盟会上海交通部评议。”
民国十年（1921），他出任广州非常总统咨议。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任福建省政府实业厅长及东路讨伐军总司令部顾问。
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广州大元帅府咨议。
民国十七年（192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福建省政府委员。
陈楚楠的孙子陈立仁说，祖父是在1916年4月12日娶当时年仅16岁的祖母沈婉贞。他的这位祖母受英文教育，祖母曾告诉他就读学校，但他已不记得校名，有可能是美以美女校。
陈立仁手上的一些旧照片，显示两人成婚后，祖母应该是随着祖父到了中国，而他父亲，即陈楚楠唯一的儿子陈良知，是于1927年在广州出世，陈楚楠当时在广州担任广州大元帅府咨议。
陈楚楠应该是在儿子出世后一年，被调往福建省政府担任委员。
他在1932年放弃担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选择回新加坡经商，也许是厌倦了当时的政治纷乱，也可能是中年得子，想享受天伦之乐。
虽然退出中国政坛，他并没有放弃参与政治。陈楚楠的履历显示，从1941年至1947年，他连任国民党新加坡直属支部监察委员会常委。
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他还担任英军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1947年，他还获得蒋介石所颁发的奖状，勉励他“奋斗敌后、险阻备尝、忠勇多才、勋劳并著”。
沦陷时期曾被拘捕三次
陈楚楠特地在履历表补了一段，谈他在新加坡沦陷时期的状况，这是很多人想知道，却很少有资料的部分。
根据他的自述，他在沦陷初期“被敌军拘捕三次，几遭不免。后经派员多方恐吓诱劝，均以严词拒绝。幸于当时跌车负伤卧床九阅月，故得幸免被迫参加伪贼及与敌之各种经营，惟辗转偷生于铁蹄下，入息毫无，生活穷困，不得以典当借贷，苟延残喘。”
陈楚楠在日据时期遭逮捕三次，几遭不免，又面对“恐吓诱劝”等经历，鲜为人知，他后来因为跌车负伤卧床九个多月，才没有被迫参加日军的各种活动而保住气节，也是很少人知道的事。
除了履历表、护照、各种旧照片，最难得的是陈家后人还保存了两张比A4纸略大的玻璃底片，那便是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与陈楚楠、张永福合拍的三人照，以及同盟会成立时，摄于晚晴园的那张孙中山与另外13人合拍的纪念照。
两张玻璃底片中，孙中山与陈楚楠、张永福的三人照保存得相当完好，另一片则有被腐蚀的迹象。如果这两张玻璃底片是当时留下来的原件，就是非常珍贵的历 史文物，而且都已超过百年。两张底片还贴上说明，标明人物姓名，另外还说明是“乙巳年冬（1905）摄影于南洋新加坡晚晴园”。
终于叩开陈家大门
本报从去年底开始四处打听和寻访陈楚楠后人，希望从后人那里找到更多有关这位历史人物的资料，经过10个月的曲折过程，最近终于敲开其中一位后人的门，有机会从后人的角度，近距离地认识陈楚楠。
故居已被拆除
这段寻访陈楚楠后人，填补历史遗缺，认识照片以外那个真实的陈楚楠之旅，是从40年前的一则报章讣告开始。那是陈楚楠在1971年9月22日去世时，其家人在《星洲日报》所刊登的一则小讣告。
从讣告上，本报记者找到了陈楚楠去世时的地址，于是在去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按地址找上陈楚楠故居，却没想到原本是16, Saint Helier's Avenue，如今已“一分为二”，成了两栋独立式洋房。
其中一栋洋房的主人是退休教师李国忠，他表示自己是在2001年向一名姓洪的发展商买下目前的房子，发展商买下原来的房地产后拆除重建，从一栋房子变成两栋房子。
这也就意味陈楚楠的故居已被拆除，后人已搬迁他处。李国忠之前虽也住在同一条巷子，却不认识陈楚楠或其家人。
记者后来在朋友的协助下，找到陈楚楠后人目前的地址。朋友是从英文报章的讣告上，找到陈楚楠后人的英文名字，然后再找到他们目前的住址。
本报曾好几次打电话尝试联络陈楚楠的孙子陈立仁（56岁），但陈家因想保持低调，没答应受访，直到上个月的某一天，记者偶然发现报业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华文报兼报章服务集团）胡以晨和陈立仁原来是大学同学，经胡以晨出面，陈家终于答应受访。
今年9月初的一个周日晚上，陈家后人聚在陈立仁的家，准备与记者分享他们所知道的陈楚楠。陈立仁和弟弟陈守仁还帮忙找出封尘多时的旧照片、旧文件等。
在武吉布朗坟场发现墓地
今年7月，国大中文系黄贤强副教授告诉本报，他到俗称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坟场寻找历史性墓地时发现了陈楚楠的墓，于是约了时间，一起到这座古老的坟场寻访陈楚楠的墓地。
7月27日下午，在黄贤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陈连才（陈楚楠原名）的墓前。陈连才的墓显然不在探墓者的“视频”内，原因是很多新加坡人对他认识不多，又或者不知道陈连才便是追随孙中山搞革命的陈楚楠。
和咖啡山其他加雕饰的中国墓比起来，陈楚楠的墓很“摩登”。非常简单、干净、朴素无华，更像洋人的墓陵。长方型洋灰墓，上面种着绿草，配上镶黑色大理石的长方型墓碑。黑色大理石上用金字写着“厦门 陈连才字楚楠，终于1971年9月22日，享寿88岁”。
墓上没有太多描述说明他是何人，只说他有一男良知，五女儿锦华、幼华、沁华、秀华和兴华。另外有孙男立仁和守仁，孙女尤仁。
寻访了陈楚楠的墓后却带来另一个新疑团，陈楚楠去世时的讣告明明说他的遗体是引往翡珑山火化，为何又在本地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坟场找到他的坟墓？这一疑团，恐怕只有陈家后人才能解开。
后人眼中的陈楚楠
陈楚楠的媳妇蓝碧霞告诉本报，她的家翁确实是火化后，再把骨灰土葬。当时流行火葬，但他们家早就买好咖啡山墓地，因此才有这样的安排。
至于陵墓的设计，蓝碧霞表示那是她的先夫，即陈楚楠的唯一儿子陈良知所设计的。她说，陈楚楠临终时并没有对后事做特别交代，只要求一切从简，陵墓的设计完全出自陈良知的设计。
蓝碧霞记得，家翁去世时，台湾的国民党曾写信要求派代表出席，但家婆不希望太高调，没答应对方。
曾和家翁同住多年的蓝碧霞说，陈楚楠不是基督教徒，也没有其他宗教信仰，但不反对华人祭拜祖先，只是不赞同烧冥纸，烧香倒还可以。
她说她1954年和陈良知结婚时，就和家翁家婆一起住在圣麦克一带的故居，后来家里变得拥挤，她和丈夫搬到美芝路店屋，家翁家婆依然住在圣麦克，直到60年代末，一家人才搬到圣海莉尔道。
她记得家翁退休后，每天都会由车夫载他外出走动。他很喜欢到同德书报社翻阅书报，找人聊天，也常常上书店，不管是商务印书馆、上海书局、世界书局等，他都很常去。另外，他也经常找朋友喝茶，午餐通常在旧罗敏申一带吃，晚餐才回家吃。
从小便在陈楚楠身边长大的陈立仁，记得祖父经常到学校接他放学，然后带他一起吃午餐，又或者带着他逛华文书店，一星期起码泡书店三四天。
陈立仁说，陈楚楠一直都雇有司机，家中也有佣人，而他出门时一定打着领带，西装笔挺，他最喜欢穿米色西装配上褐色皮鞋。
他记得祖父最喜欢到昔日的福南街咖啡店吃牛肉粿条和五香灌肠。他也经常在莱佛士坊旧罗敏申百货公司的餐厅或咖啡室会友、喝西式下午茶，再打包孙子们爱吃的海绵蛋糕回家，家人于是把那种蛋糕称为“阿公蛋糕”。
陈立仁说，作为典型福建家庭，家里经常包薄饼，煮扣肉包，但祖父什么都尝试，包括吃西餐。他还记得祖父其实是个很细心的人，每天会把自己一天做了些什么，详详细细记在日记本上，只可惜搬家太多回，都已不在了。
当被询及陈楚楠到底使用什么语言，蓝碧霞说，家翁在家使用福建话，但他能讲华语，也能讲广东话。他懂得一点英文，如果上律师楼办事，通常由陪在身边的家婆当翻译。
http://www.zaobao.com.sg/fk/fk111006_048.shtml
孙子追寻祖父革命路
（2011-10-06）
● 周兆呈
出生于新加坡、首批加入星洲同盟会的李晓生（又名李鉴鎏，1888年－1970年），入会时是最年轻的会员，其后担任过总支部总干事和孙中山的总统府 秘书，但其人其事在本地少有人知。他的孙子李纾博士对家世和祖父的革命往事产生浓厚兴趣，撰写了多篇有关李晓生的论文，这才为后人逐渐描述出较为清晰的李 晓生的故事脉络，重新认识和熟悉这位曾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建设中作出贡献的人物。
李纾目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中科院心理所学位委员会主席、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百人计划入选者。李纾在北京接受联合早报《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特辑专访时说，因为自幼生长在中国，自己从未见过祖父本人。祖父留给他的全部，就是为他取名为“纾”，纾的一半来自李纾父亲李舒平的舒，另一半来自母亲沈絪青的絪。沈絪青是林则徐女婿沈葆桢的后人。
李纾说，直到大学，他才知道李晓生是谁。1991年，他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修读心理学博士，在悉尼当地图书馆查到了一些祖父生前的资料，开始好 奇询问并向家人求证。1997年他回到福州，父亲将祖父遗留的一些字画照片交给他（李晓生所收藏大部分墨宝，包括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 于右任等人的手迹，由居住在夏威夷的李晓生四子李耐宜于1992年捐给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在这些资料中，李纾发现祖父晚年栖身香港时挥毫自遣的 只字片语中，存有一段尚未完成的自传性文字。这段文字交待了李晓生的个人背景，提到了1906年加入星洲同盟会的创始会员名单、同盟会海内外会员在新加坡 的活动、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在伦敦采用的日本化名，以及李晓生自己始于新加坡以革命为业的生涯。
18岁加入同盟会
按照李晓生未完成的自传稿记述，他是1888年4月6日星期五生于星洲（新加坡）。6岁时回国进入私塾，10岁时父亲过世，16岁时回到新加坡学习经 商，兼学英文，当时阅读了不少革命党人的出版物，“排满之念油然而生”。1906年李晓生18岁时，“适孙中山先生驾临星洲，余由李镜仁先生（编按：新加 坡昆昌影像馆创办人，为孙中山在新活动拍照，详见特辑第14版）介绍谒孙先生于晚晴园。即日加入同盟会”，“刚始成立会员仅得十九人，余年最少。陈楚楠、 张永福两君分任正副会长。余被推为通信员。一九零七年十九岁改任总支部书记”。后来李晓生被派回广东工作，1908年春回到新加坡，被推任为总支部总干 事，李晓生兼任主盟人时星洲会员已增至200多人。后来在胡汉民和汪精卫的劝勉下，李晓生决定在1910年自费到英国留学，孙中山、胡汉民致函将李晓生介 绍给在伦敦的吴稚晖，被吴视同子侄。
1911年10月，武昌革命成功，中国国内纷电孙中山回国，于是孙中山由美国赴伦敦。当时伦敦由李晓生和吴稚晖代孙中山处理函电，随后李晓生陪同孙中 山从法国乘船回中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李晓生则担任总统府秘书。民国成立后，汪精卫与陈璧君举行新式婚礼，何香凝做女傧相，李晓生做介绍人。 1916年，李晓生到法国都尔主持中华印字局，6月与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发行《旅欧杂志》及《百科图解》。当时在欧洲刊行的华文报纸都是由李晓生负责的都 尔中华印字局出版。1927年，南京成立国民政府，6月17日，李晓生获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印铸局首任局长。
李晓生有七个孩子，三女四男，大女儿李香蕴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学生，后来病故巴黎。除了李纾的父亲定居在中国大陆，其他的子女都生活在美国。李晓生在四儿子李耐宜的照顾下，后来住在香港。
李纾发现祖父未完成的自传稿之后，心中最为疑惑的是他的出生地。李晓生四子李耐宜曾撰文介绍父亲的生平计略，文中所记出生地为广东番禺县石溪乡。李纾 猜想祖父从不宣与人的说法，意味着手稿中可能载有鲜为人知的史料。人生冥冥之中似乎总有定数。在澳洲工作的李纾此时接到一纸合约，于1999年来到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担任助理教授。李晓生育有三女四男，分散在中国和美国等地，无一人再驻足新加坡。斗转星移，机缘让李纾辗转回到了祖父生于斯的故 土，不胜唏嘘之余，李纾开始着迷于挖掘相关的史料，向世人介绍与祖父有关的历史。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专家，他撰写了多篇历史论文，先后发表在中国、新加坡、 澳门等地的历史刊物和学术期刊上。
孙中山致李晓生信函 成孙宋交往重要证据
孙中山于1912年4月曾给李晓生写一便函。该函之所以受重视，不仅因为孙中山在信中抚今追昔，感慨20年前他与陆皓东、宋嘉树三人初谈革命，屡作终夕谈之事，还因为它成为孙中山何时与后来成为自己岳父的宋嘉树及宋庆龄等人交往的主要证据。
在李晓生所遗文件中，仍保留着孙中山的这份手迹。孙中山在信中写道：“晓生兄鉴：宋君嘉树者，廿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廿年来始终不变， 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 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兹他亲身来客店取弟之行李，请将两皮手包及一棉质杠及南京新买之皮袋共四件交他带来便可”。
http://www.zaobao.com.sg/fk/fk111006_049.shtml
林义顺 以革命始 以革命终
（2011-10-06）
● 张曦娜
提到南洋华侨对辛亥革命，参与推翻满清王权的贡献，不能不提上世纪初期新加坡著名殷商、种植家及实业家林义顺（1879-1936）。
林义顺之所以青史留名，除了他开发及建设新加坡有功，也因为他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参与了中国的革命活动，一生为革命始，以革命终。
在新加坡历史上，林义顺因为积极从事种植事业，对新加坡早期的开垦和社区发展、乡镇建设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尊称为新加坡＂先贤＂和拓殖先驱。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义顺被尊为革命志士、爱国华侨，甚至辛亥革命的先驱。
国家博物馆收藏有蒋介石1928年送给林义顺的书法“可敬可爱”，以及2002年由林义顺孙子林英权捐给晚晴园的“旌义状”，那是中华民国元年时，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为了肯定林义顺的功勋，特授予他的。国家博物馆将把这些有关林义顺的藏品在重建后的晚晴园内展出。
必须一提的是，林义顺与辛亥革命中另两位来自新加坡的重要人物张永福与陈楚楠渊源很深。张永福为林义顺的母舅，陈楚楠又是张永福有密切来往的商业伙伴，他们三人同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海外骨干人物，他们以晚晴园为革命据点，共同支持及协助孙中山推动革命事业。
受传统文化熏陶也受西方思想影响
林义顺字发初，号蔚华，又号其华，祖籍是广东省潮州澄海县岐山马西乡(今属汕头市郊)。林义顺在中国的祖居在马西村，他在新加坡的别墅名为“马西庐” 。
林义顺的父亲林炳源早年从中国潮州移民新加坡，在美芝路经营杂货生意，娶了著名商人张理的长女张春莲为妻。
林义顺幼年时父母即在几年间相继去世，此后他由外祖父张理与外祖母陈宝娘抚养成人。张理在十九世纪末，因投资房地产而拥有不少地皮，被称为“土地之子”（son of the soil），张理的财力虽然远不如当时的一些富商巨贾如佘有进、陈成宝、陈旭年、黄金炎、邱菽园、林文庆等家族，但也算属于富裕阶层。
林义顺通晓中英文，而且两种语文都能运用自如。这主要是因为外祖父张理的安排。对于外孙林义顺的教育，张理首先让他在私人家塾熟读四书、五经，10岁后又让他先后进入圣约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和英华学校 (Anglo Chinese School)接受英文教育 。这不但使林义顺先后掌握了中英文，而且也使他自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也使林义顺对西方近代文明有所认知。
海峡侨生走向中国政治革命
林义顺是新加坡出生、成长的海峡侨生，也即俗称的“峇峇”。不少学者认为，林义顺之所以会投身中国的政治革命，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眼见中国在甲午战争后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促使他献身革命。
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林义顺其人其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志贤则认为，“我们先将他一生中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地域空间（祖籍中国和出生地新加坡）的社 会变迁连系起来观察。除了大时代的感召之外，血气方刚的青年林义顺之所以加入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的同盟会南洋分会，献身中国的革命活动，也因为其家庭背景 和个人际遇的关系。”
李志贤副教授说：“林义顺的特殊家庭背景使他接受了中西两种教育，令他有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感与中国情结，同时他又受到西方文化所强调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这些成长背景使到林义顺长大后，走上回归祖国传统，以及后来追随孙中山从事民族革命运动有不可忽略的关系。”
李志贤也认为，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和经济背景也是林义顺投入革命活动的一个非偶然性因素。
他说：“在当时的新马华人社会里，由于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不同阶层的成员对‘民族’革命的最初反应和认知程度也不尽相同；由于当时 新马华人经济力量雄厚，使满清王朝在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并频频派官员出使，拉拢当地的富商巨贾，这些富商与清廷的认同关系建立在捐纳官衔，救 济中国各地天灾、投资于国内公共建设等经济利益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他们效忠朝廷的‘爱国意识’。因此对多数富商巨贾而言，他们的财富及其与清政府 间的政治联系，使他们满足于现状，不愿响应推翻清廷的政治活动。而林义顺和张永福虽出身商贾之家，但毕竟初出茅庐，未属于钜富殷商之流，不是清廷要笼络的 对象。像他们这样的中产商人，就和众多的下层百姓一样，和清政府无政治关联，也可在无后顾之忧下参加革命。且他们多数受过良好教育，比起下层群众则能更深 地感受到中国的衰乱与危机，因此能更快接受同盟会的宣传和革命的思潮，响应革命。”
李志贤说：“张永福对林义顺的革命思想有直接影响。张永福虽是林义顺的母舅，但两人年龄相差不远，林义顺年轻时生活和交往最密切的就是母舅张永福，我们不难推测，张永福那种关心国家民族大事， 匡时济世的激进感情对耳濡目染之下的林义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认为，除张永福外，尤列是影响林义顺革命思想至深的另一人。尤列是老兴中会会员，与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被列为反清“四大寇”，他到南洋设立“中 和堂”秘密进行革命活动。陈楚楠、张永福和林义顺经由《天南新报》的助编黄伯耀介绍认识了尤列，并从他那里读到上海的《苏报》、《革命军》和《黄帝魂》等 革命书刊，深受其中传达的革命思想所影响。
年轻时的林义顺已有强烈民族主义精神，1901年，林义顺与张永福、陈楚楠等人经常在“小桃源俱乐部”聚会讨论中国政局。每当谈到列强瓜分中国，更是 义愤填膺。一次，林义顺看到《苏报》上刊载的清朝禁止汉族子弟留学日本成城军官学校的消息，他便下定决心，要进行民族革命。
1903年6月，上海发生《苏报》案，邹容与章太炎被英租界当局逮捕入狱，准备引渡给清政府。林义顺与张永福、陈楚楠闻讯以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致电英国驻上海领事，请他援引第三国有权保护政治犯的国际条例，拒绝清廷的引渡要求。这也是南洋华侨首次公开反抗清廷。
这次行动之后，林义顺等人又集资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两万多册，为了有利于散播，易名为《图存篇》。书印出后，一部分寄新加坡书店代售，并寄入汕头 零卖；一部分遍寄国内各地，甚至寄给了清朝的翰林院和总理衙门，将这无异于炸弹一般的革命宣言投向统治者的心脏。还有约一万册．由黄乃裳和林义顺在回返中 国时分两批携带入境。他们散发的《图存篇》一直在闽、粤之间流传，从中启发了不少人走上革命之路。
《图南日报》激发南洋革命热情
为继承被封掉的《苏报》，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张永福、陈楚楠出资于1904年初在福建街21号办起《图南日报》，还请孙中山好友尤列为名誉编辑。被 清廷列入“四大冦”的尢列（1866-1936）在1901年来到新加坡，并以开设医馆之名，在南洋建立地下组织。尤列的活动对于革命党最早在新马的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
《图南日报》也是南洋出版的第一份公开鼓吹社会革命，推翻清朝的报纸。林义顺积极参与报纸的筹办，并负起奔走联系的责任。
《图南日报》创办初期为增加销量，印刷了富有革命激情的月份牌，分赠华侨各界，使销售量急剧增加。月份牌上印有一副对联，上联为“忍气上国衣冠沦于涂 炭”，下联是“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还写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局，书檄布东南”等字语。正在美洲与康、梁保皇派展开激烈论战的孙中 山，在读到《图南日报》及特定刊印的月份牌，十分兴奋致，他认为，《图南日报》起了开启民风，激发革命精神的作用
1905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取道新加坡赴日本，事先联络尤列，向他打听《图南日报》的负责人，表示希望与他们会面。孙中山1905年7月到新加坡时，限令离境五年的期限未满，林义顺联合张永福、陈楚楠在与警方交涉过后，联名担保孙中山上岸，并在小桃源俱乐部聚会。
林义顺等人向孙中山汇报了在闽粤的革命活动，受到了孙中山的奖勉，孙中山透露说，他将到日本组建革命党总部，希望他们也在南洋筹备分会。这也是林义顺、张永福、陈楚楠等南洋革命华侨与孙中山的第一次接触。
林义顺追随中山贡献革命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1906年4月6日，孙中山正式在新加坡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由陈楚楠任会长(后改任副会长)、张永福任副会长 (后改任会长)、林义顺则任交际干事。社址设于晚晴园，即今天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李志贤副教授说，一般上，学者都认为，林义顺在不同时段对革命活动做出不同贡献，他将林义顺所参与的革命活动，归纳为几个时段：
首先，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前，林义顺主要是声援营救革命人士，鼓吹革命思想和加强社会舆论，例如创办《图南日报》；同时也协助孙中山筹建革命组织和引荐革命志士。
陪伴孙中山去马来西亚
第二，同盟会分会于1906年在晚晴园成立后，林义顺在这个反清活动的指挥机关里，负责对外联络和外交事务，陪伴孙中山奔赴芙蓉、吉隆坡，怡保等马来半岛各地，联系南洋地区的革命组织与志士。许多中国同盟会要员到新加坡活动，都是由林义顺接待。
1906年，林义顺也受孙中山委派，与陈楚楠带着孙中山信函到槟榔屿会晤当地侨领吴世荣等人，由陈楚楠、林义顺主持，成立了槟榔屿同盟分会，并选吴世荣为会长。林义顺与陈楚楠槟榔屿之行，受到了孙中山高度的赞扬。
在林义顺、陈楚楠、张永福等人的共同筹划下，南洋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于1907年8月20日在新加坡吉宁街18号创刊，林义顺任第一任总经理， 先后担任主编的有：何子耀、田桐、居正、陶成章、胡汉民、林时爽、汪精卫、方瑞麟等人。并由胡汉民执笔写《中兴日报发刊词》：“吾人之宗旨，在开发民智， 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也。”《中兴日报》每日出四张，共八版，在伦敦、巴黎、香港、上海、东京、檀香山和东南亚各埠都设立代销处。
1909年中，《中兴日报》因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林义顺向孙中山建议，以有限公司名义重新组织《中兴日报》，定股二万元，获得孙中山同意并派他主理重组事宜。
林义顺也在孙中山指派下，偕同许子麟同往缅甸仰光，一边招股一边沿途发表演说，宣扬革命，散发革命书刊，缅甸华侨受其感动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为数甚多。《中兴日报》经过林义顺的重新整顿，终于度过难关。
顺协助筹集军饷
第三，在若干次起义中，林义顺协助筹集军饷与其他革命资源。孙中山前后共到新加坡八次，每次都由林义顺接待。孙中山的革命文件、款项、以及一些支持反清起义的需要品，全交由林义顺负责运送。
第四，在起义失败之后，林义顺协助安顿流亡至新加坡的革命志士，向殖民地政府保释他们，为他们安排膳宿和工作，例如1907年5月22日爆发的潮州黄 冈起义，是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亲自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黄冈起义失败后，起义军首领余既成在香港被捕，清两广总督诬他为盗匪，要求引渡。林义顺和张永 福、陈楚楠聘请新加坡著名律师兜安代为辩护，并以商人名誉联名担保，还一再汇款香港同盟分会，作为营救之资。同时，林义顺与孙中山一同去找星洲泰晤士报主 编，请他将余既成领导黄冈起义事件在报上报道，提醒香港当局保护政治犯的国际条例。香港各报也纷纷转载。余既成终于胜诉获释来到新加坡。余既成被捕时，有 100余名黄冈义军战士自香港逃到新加坡，林义顺协助安置他们。
第五，民国建立后，林义顺和中国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义无反顾地协助筹募政府所需经费和灾难救济金。例如当“武昌起义”捷报传到新加坡，林义顺与陈嘉庚等也积极募资，并将款项及时汇往南京革命政府。
关注中国政治发展与国家命运
李志贤说，林义顺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开始，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还持续捐献以及支持讨袁运动.护法运动及北伐诸役，一直到晚年仍然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国家命运。
李志贤副教授认为，虽然林义顺终其一生都一直参与革命，但无论是在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活跃时期，或在其南洋支部地位被槟城同盟会分会取代后，乃至于革命成功 后，他所扮演的皆不是领导的角色。我们可以将其革命事业分为不同阶段来解读。第一阶段，由于家庭和教育因素，在亲友的鼓动下，满腔热血的林义顺接受了革命 思想，完全投入革命党在本地的活动，全力参与各项起义的筹备与后援工作，这是林义顺革命事业的“冲动期”，所表现的是一种革命的激情。1907至1908 年间同盟会数次起义失败，新加坡同盟会南洋支部的地位被槟城取代后，或是心灰意冷，或是财力枯竭，其领袖活动已经不如以前活跃。
此时，林义顺也把精力放在垦殖业上，这或许是有鉴于陈楚楠和张永福等只顾革命而疏于经营自己的业务，最后几乎破产。林义顺意识到只有坐拥强大的企业，才能 较长期支持革命所需的庞大资金。事实上，当陈、张等陷入经济困难时，林义顺的事业却如日中天，故能继续支持革命事业，一直到民国政府成立，林义顺都一直在 协助中国政府向南洋华侨筹款以应付各种需要。这个阶段可谓林义顺革命事业的成熟期，他对自己在革命事业上所应扮演的角色似乎更能领悟，想法更趋成熟，尽管 在这段时期他始终没有在新加坡的同盟会或国民党里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前后获颁无数勋章
由于林义顺对革命事业和民国政府初期建设的贡献，林义顺前后获中国政府颁给不少勋章：1912年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誉特颁予林义顺旌义状；1913年财政部特给四等徽章；1915年获共和一等奖章。
林义顺也出任许多部门的职位：1916年孙中山先生聘他为大元帅府参议；1917年被北京农商部委为咨议官；1919年被粤军总司令部聘为顾问，并给 一等金奖章，同年由中华民国总统再奖以二等嘉禾章；1920年被聘为广东省公署高等顾问、粤军总司令部顾问、中国银行名誉顾问；1922年被委为北京总统 府名誉顾问；1923年被聘为北京农商部顾问，同时也获颁三等文虎章及一等大绶嘉禾章；1928年被聘为国民政府财政部名誉顾问；1929年至1930 年，兼聘为赈灾委员会特派委员，直鲁赈灾委员会委员。1931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聘林义顺为名誉采访。1932年任国难会议议 员。
道德情操为人赞誉
1935年日本侵略中国，林义顺忧愤成疾。1936年他到中国疗养，但宿疾再发，不治而终，享年58岁，他去世后，南京政府为林义顺举行国葬并安葬于中山陵附近。当时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特别为他举行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社团共有四十九个单位，真是极尽哀荣。
林义顺晚年原本本打算在位于新加坡实里达区的“青海别墅”养老，并撰写回忆录《三十三年浮云影》，将一生经历及南洋革命党人事迹纪录下来，但终究未能遂 愿。日据时期，林义顺的别墅和办公室都遭洗劫，他多年参与革命的许多文献和文物也因此失去，所以有关他的原始资料，后人所见不多。
李志贤说，由于林义顺一生积极投身中国民主革命，从未改变，后人对他的道德情操赞誉有加，例如林义顺逝世时在新加坡的华商追悼会上，主席林文田的挽词便写道：“为党国愿倾家，不作官、不居功、廉洁清高，侨界犹荣青史载”。 朱伯为在为《林义顺传》写序时也说：“其从事革命活动也，无有作官之营求，无有财帛之欲望，以革命始，以革命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