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五月又逢卿
·柯木林
于昀（郁云）的“郁达夫传”，1979年10月5日在《星洲日报》“星云”版连载了一个月，引起了我对郁达夫的狂热。今年2月1日，郁飞的“先父郁达 夫在星洲的三年”一文发表后，即走访郁达夫在中峇鲁的故居，翻阅与收购有关他的书籍与文章。郁达夫热的程度，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我不仅喜欢他的诗， 更同情他的生活。这里信手拈来，写点对他的感想。
郁达夫是留日学生，所以日本人对他并不陌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六十年代末期，日本就曾掀起研究郁达夫的热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合编的《郁达夫资料》及《郁达夫资料补编》，就是在昭和44年 (1969年)、昭和45年 (1970年) 出版的。我很想知而不得知的是：日本人对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有何感想！
他是个作家，到后期却成为积极的社会工作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细读他的年谱，很惊讶的发现到，他竟然是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的毕业生。与他同时 期，而后来都是响当当的一流作家如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没有一个是出身文学科的——郭沫若学医，成仿吾读造兵科，张资平地质科——这批旧时代的文 人，实在是不得了！
郁达夫的中国文学的根底很深，作旧体诗词，更是他的拿手。我从《郁达夫诗词抄》中，点数了他在日本的诗作，约二百余首。其中有八首是题赠其日本女友的。留日期间 (1911年 – 1922年)，他前后结识了三位日本姑娘：隆儿（藤隆子）、雪儿、梅浓（条田梅野），曾有诗记其事，流露了不寻常的感情。我最喜欢的是这首“赠隆儿”：
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立名
人事萧条春梦后，梅花五月又逢卿
写这首诗时，恰是廿二岁的少年。书生意气，风华正茂。当时虽未立名，已使美人折服。廿八年后，他为日本宪兵所害，留得身后名，大概是他所始料不及的罢！
除了旧体诗词，他的英文，德文，日文也很好。他担任过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英文科主任，也担任过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及上海法科大学德文教授。在日本读 书时，与郭沫若是同班同学，曾用德文写“百无奈卿者之歌”诗一首，赠郭沫若。我从伊藤虎丸等辑的《郁达夫资料》中，知道他很早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有趣的 是：留日时，有些日记竟以日文书写（如“盐原十日记”）。留日而谙日文，并非奇事。最令我痛心的，就是他因此而招来杀身之祸。战争期间，他以通日语被迫担 任日本宪兵部队的翻译。和平前夜，日军为了掩盖罪行，在印尼的丹戎革岱 (Tanjong Gedai) 将他秘密杀害！“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不幸一语成谶。(“毁家诗纪”之十六)。
郁达夫的爱情生活，都以悲剧收场。原配夫人孙荃，与他仅仅维持了七年的夫妻关系就仳离了。结识王映霞，名山誓白头，以为可长厮守，岂知竟以“忍抛白首 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告终（“南天酒楼饶别映霞”）。寓居新加坡时，与广播员李小瑛过往甚密，竟然在儿子（郁飞）面前，以德语向她示爱。然而，他与小 瑛的一段情，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正是他风流狂放性格的最好写照。我想他这名句，或许是从沈三白的“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得到灵感！
郁达夫的一生，集中地暴露了战争的惨酷。他的母亲，在故乡富阳沦陷时，因不肯逃亡而饿死。长兄郁华（曼陀），在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任 内，遭敌暗杀。妻子王映霞离开了他，几个儿子颠沛失所。而他本人最后也遭了毒手！这真正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嗟乎，人生几许坎坷，何必偏 偏选中他！
每当经过星洲日报社时，就想起了这位旷世的作家。问苍茫大地，我来何处哭英雄！报馆当局，如果能将他寓星时代（1938年 – 1942年）的作品，配以有关资料，出版成书，不仅意义重大，亦可以此告慰郁达夫于万一！
《星洲日报》- 先父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 - 郁飞 - 1982-02-01
Straits Times - Singapore link in China's first anti-Japanese martyrs list 2014-09-03
熊荣海的博客 - 郁达夫的《五月廿三别王氏于星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ebff0820101glr7.html
郁达夫与王映霞两人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时间是在1940年的三月一日（阳历）,郁达夫曾作《三月一日对酒兴歌》七律一首。王映霞离新加坡返国,时间则在同年的五月二十三日（阳历），亦作七律一首，题为《五月廿三日别王氏于星洲，夜饮南天酒楼，是初来时投宿处》：
自剔银灯照酒卮，
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名山约，
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
沈園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
可是伤春为柳枝？
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名山约，
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
沈園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
可是伤春为柳枝？
王映霞离星返国时，郁达夫及其兒子郁飞，均未为她送行。郁飞《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一文这样写道：
一 九四零年五月，父亲和母亲终于离异。虽然从南来后家庭内的关系我早已朦胧预感到裂痕难以弥补，最后结局对于我终是来得突然。一天下午母亲忽然驱车到我住读 的那家美国教会学校来接我，说一切手续都已办好，明天就上船回香港，嘱我此后要会照料自己。孩子对于父母的亊又有什么说的，我默默地随她到首都电影院，看 了场电影然后回家。次日清晨为赶快脱离这难堪的境地，竟沒想到该送她就匆匆回校了。
新加坡的黄葆芳《回忆郁达夫先生二三亊》一文这样写道：
如 果我的记忆沒错，达夫並沒有在映霞离新前饯别过她。那晚达夫先生约了胡浪漫，冯列山两兄和我到白燕社作方城戏，他拟通宵达旦继续下去，不肯回家，避免与映 霞分别时的痛苦，可是我们翌日各有工作，不能奉陪，他在无可奈何之下，买瓶白兰地酒，午夜时分到南天酒楼开房，喝得酩酊大醉，到第二天午后才起床。映霞登 船时，他可能还在睡梦之中。
这首七律写郁达夫为避免与王映霞当面分别的痛苦，未前往为她送行，而是夜晚独自借酒浇愁，由衷地抒发难以 割舍的无限伤心沮丧的思想感情——真实细腻，淋漓尽致，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可称绝唱！首联上句写只有孤灯伴己饮酒；下句写新加坡迷人的初夏的夜景，引发 自己对来新加坡后与王映霞关系裂痕加大的追忆。颔联承“相思”二字，写自己无奈违心地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亊，铸成今日的大错。颈联写木已成舟，离异无可挽 回，自己再无像王映霞那样值得相思的女子。这个夫妻俩曾同宿的酒楼，也已人去楼空，成为自己孤单一人酩酊大醉的习家池。尾联承“习家池”，突发奇想：揣测 西晋那个效法高阳酒徒郦食其的山简，经常在习家池毎饮必烂醉如泥的原因，也许像自己一样——是失去最心爱的女人的缘故吧？！
首联意为:我一个 人饮酒,自斟自酌,时间久了,银盏上的灯芯前端结花，霎时暗淡起来。我把它剔除，于是重新大放光明，照亮酒瓶、酒杯。正是初夏，气候宜人，这旗亭——南天 酒楼夜晚的风景月色分外迷人，不由地惹起我相思的情绪。银灯，从前银盏盛油，再将灯芯浸入其中点燃的照明工具。(清)黄仲则《十四夜京口舟次，送别张大归 扬州》诗云：“谈经说剑气纵横，画舫银灯黯别情”。（清）赵翼《漫兴》二首其二：“手剔寒灯清不寐，阶前落叶报秋声”。（清）龚自珍《己亥杂诗·二百四十 三》：“秦邮驿近江潮远，是剔银灯诅我时”。卮，酒噐，容量四升。《史记·项羽本纪》：“项伯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寿。”此指酒瓶、酒杯。旗亭，亦称市 楼，即酒楼，旧时多插彩旗以招徕顾客故称，此指题目中说的“南天酒楼”。（宋）范成大《揽辔录》：“过相州市，有秦楼、翠楼、康乐楼、月白风淸楼，皆旗亭 也。”（唐）李贺《开愁歌》：“旗亭下马解秋衣，请贳宜阳一壶酒”。（宋）范成大《晚步》诗云：“满县月明春意好，旗亭吹笛近元宵”。（宋）陆游《夜从父 老饮酒村店作》诗云：“旗亭浊酒典衣沽，蟹舍老翁折简呼”。风月，清风明月，极言风景的美好,此赞新加坡初夏夜晚的风景月色。（宋）朱熹《周敦颐像赞》： “风月无边，庭草交翠”。（宋）辛弃疾《贺新郎·赋琵琶》词云：“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
颔联意为：我哪里忍心抛弃当年与王映霞白头 偕老、隐居名山的誓约呢？两个多月前，我来此楼与王映霞谱写离婚协议书当中的词句，同时又有一位中介人在现场见证——仿佛唐朝李益与霍小玉会面时，还有一 位黄衫客在旁呢。忍，此谓岂忍、哪忍。白首名山约，白头偕老、隐居名山的誓言约定。十三年前（1927年3月6日），郁达夫《寄映霞两首》七绝，其一云：
朝来风色暗高楼，
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亊只愁天妒我，
为君先买五湖舟。
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亊只愁天妒我，
为君先买五湖舟。
黄衫小玉，黄衫客和霍小玉，此以黄衫客拟离婚协议书的见证人，以霍小玉拟王映霞。（唐）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记述：霍小玉出身贵家，后沦为妓，通 诗书，善音乐，曾与进士李益订婚嫁盟约。后李负约不见，小玉积思成疾。某日有黄衫客者强挾李至，小玉既见李，竟恸极而亡。郁达夫引用此典，与该故亊本身无 涉，仅取其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共有三人在场的一端而已。
颈联意为：在这南国——南洋的新加坡，固然有许多象征爱情的红豆子，可是我与王映霞的 爱情却从此一去不复返。此地再多的红豆子对于我已经毫无意义——我还需要借助它相思谁呢？我与王映霞曾经的沈園——这南天酒楼啊，今晚竟变成我大饮其酒的 地方——近似晋朝山简经常光顾的习家池。南国，长江以南的地域，此指南洋的新加坡。红豆子，红豆树结出的果子，即红豆，又名相思子，产于南方，人们用以比 喻爱情或相思。（唐）李匡乂《资暇集》：
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其木，斜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其树也，大株而白枝，叶似槐。其花与皂莢花无殊，其子若扁豆，处于莢中，通身皆红。李善云：“其实赤如珊瑚”是也。
（唐）王维《相思》诗云：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唐）韩偓《玉台》诗云：“中有兰膏渍红豆，每回拈着长相忆”。（五代）牛希济《生查子》词云：“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清）袁枚《题柳如是画 像》诗云：“绛雲楼阁起三层，红豆花枝枯复生”。（清）王鹏运《南乡子》词云：“此恨拼今生，红豆无根种不成”。（近代）秋瑾《季芝姊以诗相慰，次韵答 之》：“炼石空劳天不补，江南红豆子离离”。沈園，此指南天酒楼，题目中说这里是郁达夫与王映霞从福州到新加坡“初来时投宿处”，用来比拟陆游与唐琬在浙 江绍兴沈園相见。差似，近似、略似。（清）朱炎《论诗》诗云：“欲向公安问诗派，小修差比白眉良”。习家池，又名高阳池，在湖北襄阳，为当地名胜。《世说 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襄阳记》：
汉侍中习郁，于岘山南，依范蠡养鱼法作鱼池。池边有高堤，种竹及长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宴名处也。山简每临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曰：“此是我高阳池也！”
（唐）陈子昂《晦日重宴高氏林亭》诗云：“此时高宴所，讵减习家池？”（唐）李白《襄阳曲》：“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唐）杜甫《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其一：“非寻戴安道，似向习家池”。
尾联意为：晋朝的山简夜晚在高阳池喝得酩酊大醉，是否像我此时一样的状态：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柳枝（樊素）的离别而伤感美好春天的逝去呢？郁达夫写此 诗时正当夏初，春天刚过。山公，即山简（253——312），公是人们对他的敬称，晋朝人，历来公认为是纵酒放诞的典型人物。永嘉三年，他出任征南将军， 镇守襄阳。荆州豪族习氏有佳園池，山简常出嬉游，多往习家池，毎醉酒而归。兒童为之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唐）孟 浩然《宴荣二山池》诗云：“山公来取醉，时唱接蘺歌”。（唐）李白《襄阳歌》：“旁人借问笑何亊？笑杀山公醉似泥！”（宋）王安石《新葺小園二首》其二： “应成庾信咏枯柳，谁记山公醉夕阳？”高阳，高阳池，习家池的别称。山简取西汉初的郦食其自称“高阳酒徒”之意，改称习家池为高阳池。（北周）庾信《杨柳 歌》：“不如饮酒高阳池，日暮归时倒接蘺”。（唐）李百药《王师渡汉水经襄阳》诗云：“山公不可遇，谁与访高阳？”（唐）许敬宗《安德山池宴集》诗云： “独叹高阳晚，归路不知津”。（唐）李白《襄阳歌》：“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可是，是否、或许是。（唐）郑谷《蜀中春暮》诗云：“梅青麦绿无归处， 可是漂漂爱浪游？”（唐）胡宿《冲虚观》诗云：“驰烟未勒山亭字，可是英灵许再来？”（唐）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二：“集贤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 鸡？”（宋）王安石《与徽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三首》其二：“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近代）柳亚子《六月三日夜半，自西京发江户，送者十馀辈， 各赠一诗为别》十首其一：“当筵更写春风面，可是真真画里来？”伤春，为春天而伤感。（唐）李商隐《杜司勋》诗云：“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柳枝，白居易歌妓樊素的別名，又兼暗指王映霞。（唐）白居易《别柳枝》诗云：
两枝杨柳小楼中，
袅娜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归归去后，
世间应不要春风。
袅娜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归归去后，
世间应不要春风。
题目中的“柳枝”即樊素，唐开成五年（840）三月，白居易给她以自由，並以诗赠之。又 《对酒有怀寄李郎中》诗云：“往年江口抛桃叶，去岁楼中別柳枝”。自注：“樊（素）、（小）蛮也”，柳枝指樊素。又《不能恩情吟》：“鬻骆老兮，放杨柳 枝”。杨枝，白居易的侍妾樊素，又称柳枝。（宋）陆游《道室试笔》六首其五云：
死来尚恋游金谷，
病废犹难放柳枝。
等是胸中不浩浩，
乐天莫笑季伦痴。
病废犹难放柳枝。
等是胸中不浩浩，
乐天莫笑季伦痴。
（清）沈钦圻《闻钱蒙叟尚书辞世》诗云：“已陨柳枝空有室，未荒红豆尚留庄”。（清）袁枚《题柳如是画像》诗云：“可惜尚书寿正长，丹青让与柳枝娘”。
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郁达夫与王映霞这对才子佳人婚变的活剧，前后延续两年之久，至此以和平分手的方式落幕。他们俩令当时无数人歆羡的十二载——“富 春江上神仙侣”的美满幸福的夫妻恩爱生活，同时也划上一个悲剧的句号。从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连再见一面的机会也沒有！
《联合早报》郁达夫故居在哪里？ (2016-12-26)
《联合早报》- 芋菜园中 ——郁达夫的一首中峇鲁佚诗 (2017-06-27)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celebrities-interview/story20170626-774115
郁达夫的南洋诗，虽数量不多，却是郁达夫旧诗创作一段最特殊的时期，也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但因时代战乱，这时期的诗作相信散佚不少。
1940年郁达夫写赠黄苗子诗作的出现，不但为他增添了一首“新”的南洋佚诗，也是他写的唯一“中峇鲁诗”，诗意别有风情，颇堪玩味。
“新加坡48小时转机，去郁达夫住过的街区买书喝咖啡吧……”网上偶然看到这句话。
写的人和看的人应该都是外人，在本地，对这句话大概已经很少人有什么反应，多数年轻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
知道或者不知道，对于那些桃花一样的岁月，一些可以穿越时光的人间情事，往往依旧如初，风流不减，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回来，轻轻撩动一池春水。
就如同住在中峇鲁的郁达夫。
中峇鲁的郁达夫
郁达夫住过的中峇鲁，是二战前英殖民政府兴建的公共住宅区，二三层楼为主的白色洋楼，充满上世纪欧洲简约装饰建筑风情。
1938年年底，42岁的郁达夫应聘到《星洲日报》任职，他偕同妻子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从福州乘船出发，在12月28日这一天抵达新加坡，最初住在南天旅社。
约半个月后，1939年1月中下旬，郁达夫一家从南天旅社搬到中峇鲁22号三楼，隔年夏季又迁到二楼（以上据郁飞记述），直到1942年2月4日清晨从红灯码头乘船离开新加坡为止，郁达夫前后在中峇鲁住了三年。
三楼和二楼两处郁家，各住过一位不同的女人。
三楼是女主人王映霞，住了一年多，1940年8月她和郁达夫离婚，自己回返中国。郁达夫父子约在此时就搬到二楼原来《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的房子。
二楼住过的是郁达夫的情人李筱英（又有李小瑛、李晓音等说法）。在王映霞走后不久，郁李两人发生感情，据郁飞忆述，郁达夫就“把他的书房借她住。”
在风流的郁达夫的世界里，当然不只妻子和情人两个女人。
据马华作家温梓川忆述，郁达夫和太太王映霞感情破裂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时还看到他和舞女左抱右拥的照片在画报上出现，据说使得映霞大大地生气”。不过这些露水姻缘，欢场胭脂，大概都不曾出现在他中峇鲁的住家里。
无论如何，在中峇鲁的三年，确实是郁达夫这名字存在世间的最后一段时光，离开中峇鲁逃亡印度尼西亚后，他就先后变成“赵德清”和“赵廉”，成为一位开酒厂的商人，最后“失踪”被害，永远消失人间。
所以，中峇鲁可说是“文人郁达夫”最后出现时间最久的地方。
在这里，有过他的情浓情伤、诗酒风流、肆情任性……点点滴滴，都留下许多分不清、说不完的故事，如同春风沉醉的晚上，总会令人有许多复杂而又真切的迷惘和想象，多年后，仿佛依然沉醉在中峇鲁安静的夜空里。
68年后露面的一首诗
在中峇鲁，郁达夫还留下一首诗，过去无人知晓，近年才首次“露面”。
获赠这首诗的人是漫画家黄苗子，30年代在上海就和郁达夫有来往。他晚年受访时回忆说，当年只要郁达夫从杭州来，新月派诗人邵洵美一定找他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
1940年秋天，27岁的黄苗子到新加坡，他说自己一到就打电话给郁达夫，郁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跟郁风很好了？”
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1944年在重庆和黄苗子结婚，但他说当时两人还没有谈恋爱，
不知道远在南洋的郁达夫为何会如此敏感。
他说郁达夫在新加坡人缘很好，“什么人都交，在新加坡茶楼、酒馆的伙计，没一个名字他叫不上来，他们热情地招待这位先生。”
“郁达夫陪我玩了一个礼拜，临走郁达夫送了我一首诗。” 他晚年回忆说。
这首诗是一件书法条幅，他回程经过香港，交给画家朋友黄般若，托他装裱，没想到黄般若竟然忘了，不久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黄苗子也就以为这件书法丢失了。没想到2002年黄般若的儿子竟然在家中发现这件书法，立刻寄还给黄苗子，物归原主。
2008年黄苗子将自己和郁风的作品及收藏的名家作品全部委托北京嘉德公司拍卖，将所有拍卖所得设立黄苗子郁风慈善基金会。
这件当年郁达夫在新加坡写的书法，就出现在2008年4月27日北京中国嘉德春拍的“迴风宦书画存珍”专场Lot.570。
这是此诗完成68年后，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据学者整理分析，郁达夫的旧诗今存近600首，大略可分三部分：
1.留学日本诗（1921年以前）：现存330多首；
2.国内诗（1922-1938年）：现存约有160多首；
3.南洋诗（1939-1945年）：存诗仅90多首。
郁达夫的南洋诗，虽数量不多，却是郁达夫旧诗创作一段最特殊的时期，也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但因时代战乱，这时期的诗作相信散佚不少。
近年就有人在战前南华女校校长姚楚英的诗作存稿集里，发现1940年郁达夫写的一首佚诗《题姚楚英诗册》：“文物中原剩劫灰，朅来异地育英才。木兰心事何人会，南海舟中一剪梅。”
这首同样在1940年写赠黄苗子诗作的出现，不但为他增添了一首“新”的南洋佚诗，也是他写的唯一“中峇鲁诗”，诗意别有风情，颇堪玩味。
芋菜园中的风流诗
郁达夫这首七言绝句书法，内容是：“芋菜园中小小家，细斟碧乳自煎茶。刘公醉亦非容易，几见南天有此花。”
题款：“近作绝句。庚辰秋。苗子兄两正。郁达夫”，钤郁达夫印一方。
边幅上有黄苗子一段补记：“此是刘海粟南行新加坡时，与郁达夫郊游至一小园，一女子奉茶，刘海粟大称其美，达夫戏作此诗。”
这段文字，清楚记录这首诗的内容故事，也明确点名诗中所说的“刘公”，就是当年44岁的画家刘海粟。
但黄苗子不熟悉本地情形，望文生义，以为诗首的“芋菜园”，是刘海粟与郁达夫郊游所到的一处农园。
其实，芋菜园在本地是民间俗称的地名，就是郁达夫所住的中峇鲁。
中峇鲁是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地名，为闽南语和马来话合并，意思是新坟山。在开辟坟山之前，这里原有许多早期华人移民的农耕地，并以此为名，如金殿路一带称柑仔园，中峇鲁路则称芋菜园。
当年郁达夫居住的忠保路，隔一条街的成保路与中峇鲁路交界处，就曾有一座古老小庙，是光绪十一年（1885）南安人兴建奉祀广泽尊王，庙名就是“芋菜园圣王庙”（也称威镇庙，俗称葫芦庙）。这座庙虽于2003年已被拆除，但1909年该庙重修时的庙碑还保留在南安会馆，上面的庙名依然如故。
1939年8月4日《南洋商报》报道抗战筹赈新闻，标题即为“芋菜园河水山演戏中峇鲁区售花售冰助赈成绩叻币四百余元”，说明当时华人社会仍把中峇鲁的忠保路和成保路这一带称为芋菜园。
生活在这一带的报人郁达夫，当然熟悉此一民间地名。
至于诗句“细斟碧乳自煎茶”，“碧乳”一词，典出五代《茶谱》所称“婺州有举岩茶，其片甚细，味极甘芳，煎如碧乳”。
宋代流行斗茶，在茶碗中以茶筅用力搅拌绿色茶末，茶末和水会混合形成乳状茶液，表面形成白色泡沫，就是所谓“煎如碧乳”了。
在1940年的新加坡，当然不会有那么讲究的事，这个典故，只不过是指泡茶喝茶罢了。
据郁飞忆述，当年的中峇鲁住宅区“街道转角处开设商店或咖啡店”，这些早年海南人开的咖啡店，多称为茶室或以“园”为店名；而当时附近农村生活比较穷苦，不可能有如黄苗子所想象的郁刘二人“郊游至一小园，一女子奉茶”的情景。故此诗所写，当为刘海粟到中峇鲁拜访郁达夫，两人到郁家附近茶室品茶时的故事。
好友品茗，可以成诗，当然是因为“刘公醉亦非容易，几见南天有此花”二句所写的旖旎风情。
黄苗子的补记，就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说此诗就是写刘海粟见到一位俏丽动人的捧茶水女郎，顿时为之倾倒的情景，可谓郁达夫现场“写生”之作。
郁达夫是才子风流，一生放荡不羁，却始终在自己的本性与道德感中挣扎，在颓废与沉沦中赤裸裸地不断鞭策自己的灵魂，留下许多坦率自白的性情文学，可以令人深思。
号称艺术叛徒的刘海粟，也是一生风流，但两人行事品格，层次各有不同，不可同语。
这首诗，写生活中偶遇的茶室韵事，顺手拈来，栩栩如生，语涉戏谑，却是有情有味，读来生动有趣 ，颇能令人会心一笑。
诗末的“几见南天有此花”，或出自郁达夫喜爱的龚自珍《己亥杂诗》之“可惜南天无此花”，只是龚自珍写的是回忆京师的芍药花，郁达夫则是以花喻人，起心动念，各有不同，诗情意境，也就不一样了。
依然安静的小区
2003年新加坡政府宣布中峇鲁为保留区，其中就有郁达夫故居所在的楼房，20座战前楼房的小区，历尽风波依然在，一样和时光安静地守在这里。
《名采》主编余云，2007年曾与戏剧家乐美勤及同事韩山元，同往中峇鲁寻觅郁达夫故居所在，因每层楼有左右二户，未能确认，袖手而归，韩山元曾撰文《这里很宁静》以记其事，结语说：“住高楼得到的宁静是个人的，顶多是与自己家人分享；而住甘榜或中峇鲁的矮楼，那种宁静是属于大家的，即使你不住在中峇鲁，也可以来感受这里的宁静。”
闻余云近日即将归逸心园，当年郁达夫在中峇鲁写的这首佚诗材料，已存手边数年，未见有人发现，草撰此文，以壮行色。对余云和有心“去郁达夫住过的街区买书喝咖啡”及想要“来感受这里的宁静”的人士，或许可以增添一点话题或情趣吧。
当然，对不知道郁达夫是谁的人，中峇鲁就只是一个保留着往日情调的小区，有一些小资气息的现代小店，宁静的氛围，还有空气中似有若无的一丝咖啡香，如此而已，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后记】
黄苗子旧藏郁达夫《芋菜园中》书法条幅，2008年原件在中国嘉德拍卖后，我迄今至少已在香港（2011及2017年）、台湾（2011年）和北京（2013年）的拍卖会上见过四件“分身”，其中三件同样题赠黄苗子，文字大致模仿原作，印章与篇幅大小亦稍有不同，仅北京一件题赠他人，但书法却完全“克隆”得丝毫无异，或为近年最新的高精印制加工之作。
2002年黄般若之子将原件送还黄苗子时，中国书画价格已高，但他依然即刻物归原主，君子重诺，诚信品德，令人敬仰。随后黄苗子将此作及所有藏品公开拍卖，所得全部用诸慈善，亦见前辈仁义风范。
近年仿作肆意涌现，奇技百出，人心变化，已如隔世，两相对照，只能无言。
《联合早报》- 郁达夫追踪记——中峇鲁郁氏故居解谜 (2017-07-09)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story20170709-777580
二战前南来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家住中峇鲁，但故居的确实位置，多年来诸说纷纭，未有定论。
国内外许多学者与文学爱好者，经常会专门到“郁达夫住过的地方”，感受文学与历史交汇的现场氛围，但却因不知“郁”踪何处，只能怏然而归。
近撰《芋菜园中》谈郁达夫的中峇鲁佚诗，涉及其故居，便想对此文史疑案，一探究竟。
■ 故居地点的谜团
有关郁达夫中峇鲁故居所在，虽然说法不少，但主要均源自两份记录，一为当年和郁达夫同住的儿子郁飞，二为当年和郁达夫有往来的马国文化人温梓川。
两人个别说法如下：
1）温梓川《郁达夫别传》。
这是海外第一部郁达夫传记，1964年9月在马国《蕉风》月刊第143期开始连载，至1966年5月第163期载完，前后21期，时间将近两年。2006年在中国结集出版。
文章称：“达夫从槟城返星不久……他一家三口从南天旅社搬到中峇鲁律二十四号三楼的房子去，据说是他的朋友让给他的。”
2）郁飞《先父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
原刊1979年北京《新文学史料》第4期，1980年郁飞在杭州遇见访华的本地画家黄葆芳，托他带回新加坡，发表于1982年2月1日《星洲日报·文化版》。
文章称：“我们在华人区闹市中心南天酒楼暂住。后经《星洲日报》社社长胡昌耀先生（胡文虎侄子）代为张罗，搬入市政当局在中峇路营建的住宅区。我们住二十二号三楼的一套房间，前面是胡氏如夫人的金屋，二楼是《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广东南海人，笔名楚公）……一九四○年夏关楚璞辞职返港后，我们又迁入他原住的二楼。”
郁飞说22号三楼，温梓川说24号三楼，两人都是当年的历史见证人，却有两种不同说法，成了“双胞之谜”。
而这两个门牌究竟指哪座楼房，并无说明；且事过多年，门牌有无更改，也是问题。
这一切，成了一个令人“又爱又憾”的文学与历史谜团。
经过近70年时间，当事人多已离世，再无法获得直接资料，似乎只能留下遗憾。
幸亏机缘巧合，获得几位好友前辈提供一些宝贵的发现和记录，其中最重要的三项记录，犹如三块现场拼图，拼凑起来，恰好构成全图，终于让真相清楚浮现。
■ 三块拼图的宝贵记录
1）第一块拼图——郁达夫的亲笔记录。
南大中文系同窗姚梦桐兄提供，他致力研究本地早期美术史，在早年报章史料中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就是1939年4月19日《总汇新报早版》“本坡要闻一”版刊登的一篇特稿，题为《访达夫》，作者梦笔。
这位梦笔就是后来被称“小报之王”的曾梦笔（本名曾瑞荣），特稿中明确写到1939年3月27或28日，郁达夫到报馆找他未遇，留下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弟住中峇路二十二号D三楼”！
郁达夫的亲笔记录，比郁飞更进一步，指明故居是三楼的22D。该特写还写了曾梦笔随后依址拜访，证实所言非虚（有关摘要参见下文）。
但是，这项难得的新发现，仍未解决22D究竟指哪一座楼房。
2）第二块拼图——实地全面考察。
本地文史研究者吴庆辉兄所提供。他据姚梦桐发现的22D，按“址”索骥，实地考察了中峇鲁全部20座战前保留组屋。
结果发现全区有五座组屋及一座店屋有22号的门牌，但多数为二层楼，即使有三楼者也只有一间套房，门牌无须加英文字母，均可排除；只有位于忠保路大牌65三楼有前后两间套房，前间为22C，后面一间就是全住宅区唯一的22D门牌，和郁达夫写的一样！
但有关门牌号码有没有更换过呢？
庆辉兄找出1953年英殖民地改良信托局（SIT）的官方地图，显示忠保路这座组屋内当年的房子门牌是从22号到30号，今天依然一样，证明未经更改。至于65号大牌，则是新加坡建国后大事兴建组屋区时才加上。
我小时（50－60年代）家住距此咫尺之遥的石叻村，常到此活动，也记得当时这些组屋并没有大牌，这也是何以郁达夫父子都没提到大牌65号的原因。
3）第三块拼图——郁飞的现身说法。
本地文坛长辈叶昆灿（骆明）兄提供，他是我在中正中学与南大的学长，担任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长达30年，和郁达夫故乡的富阳文联有联系。
他告诉我，80年代后期郁飞曾和富阳文联代表一行六人到过新加坡，他亲自带他们到中峇鲁重访郁达夫故居。
他说，郁飞一到现场就直奔大牌65，并直接登上门牌24号的二楼，当时的住户很客气开门让他们入内，郁飞还清楚记得当年他的书桌位置，及郁达夫卧室与睡床所在。
昆灿兄清楚记得24号只有二楼，没有三楼，当天郁飞在屋内流连甚久。或因当年他住这里时年岁已稍长，时间也较久，又是从这里离新回国，记忆最深，感慨良多，加上重访故居心愿已了，激动忘情，也就没再到隔墙楼梯间上比较不方便的三楼去。
昆灿兄说后来还带郁达夫的孙子郁俊峰去过，因租户已换，就不便入内了。
■ 拼图和现场的解读
由此可见，22D三楼和24号二楼都是郁氏故居，但为什么会有两处故居？
答案就在郁飞《先父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一九四○年夏关楚璞辞职返港后，我们又迁入他原住的二楼。”
关楚璞住处显然就是24号二楼，但关氏为何不住郁达夫楼下的22号呢？
为了解情况，我特别再到现场研究整座建筑的结构。
据观察，这座建筑的结构很特别，尤其是上22D三楼的楼梯，有多处左弯右拐，目的显然是为了迁就中间那套面积最大的房子。
从建筑外观看，中间套房就包括建筑U形弯曲处的中间及左右两翼部分，导致两边各剩下的两套房子面积相对较小——也就是22D和24号所在。
据郁飞文章记述，他刚搬进新家时“前面是胡氏如夫人的金屋”，这间所谓“前面”的房子，当为到郁家前先要经过的三楼22C，属于面积最大的中间套房。
那位胡氏是胡文虎侄子胡昌耀，时任《星洲日报》社长，等于是报社老板代表，他的姨太太住面积最大的套房，郁达夫及关楚璞两位高级职员住较小的套房，亦是合理。
外一章：梦笔访达夫
曾梦笔在《总汇新报》刊登的特稿，为解开郁达夫中峇鲁故居之谜，留下宝贵记录。
这篇特稿，虽稍琐碎，但却有许多生动描写，宛如现场写真，甚为难得，特择要摘引其中精彩部分于下：
首先是他为何会获得郁达夫手书地址。
特稿称，他原来并不认识郁达夫，因在南天酒楼门口巧遇正南来宣传抗战的同盟会元老宋渊源，宋氏以为他既是报人，便请托他当向导带自己去郁家。
他写道：“当晚我回到报馆里，立时写张条子，叫佣人送给达夫，把渊源要见他的事代达，也就顺便问他的住处。不想明晚，大概是三月廿七八日的事了——回到报馆，我在书案上见有达夫留下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衔略）函拜悉，宋渊源先生，弟今晚当去看他。弟住中峇路二十二号D三楼。’我方知道达夫先到来找我了。只惜着缘悭没见到他。”
几天后，曾梦笔约了明慈和文通两位朋友（据查应为30年代与郁达夫有往来的文教界张明慈及报人郑文通），三人坐两部黄包车，前往中峇鲁，留下了这段精彩的现场描写：
“达夫住的是一座崭新的合着几何原理造型的纯粹士敏土房子，我们转弯抹角地踏上两座梯子才到。明慈是来过的，张声叫了两声，我们望着房门口看，早已见着他夫人接了出来，郁太太很客气地把我们邀进客厅上，明慈一一介绍了，握手之后便告了坐，那时有个赤膊的小友在客厅上看书，长得非常韵秀，明慈一发介绍了，我握了握他小手儿，才知道这是达夫的长公子。
“‘他在冲凉，一刻儿便可出来！’郁太太说明达夫不在的原故。我们先寒暄了一回。‘我也曾拜读过两位的文章。’我听郁太太这句恭维的话很惭愧，搭讪着说开了去，又谈到南洋的气候来。郁太太一边说着：‘这里确实很热……’一边进去拿了三把大葵扇出来给我们，‘但还不及国内的上海，到了热天，连晚上也睡不着的。’一个马姐端了三杯茶来。大概不很久吧，达夫蹑着一双南洋盛行的屐子，披着一条背上刺了一条龙的睡衣，发也不及梳，似乎还带些水分在里头，走进了客厅，重新见过了礼。他很客气，这方把我在书报上说他怎样傲倨的话反证了。”
一阵客套后，开始谈话，曾梦笔写道：
“谈到诗，他很有兴趣，并不似一般不懂旧诗的新文学家一般腐气十足的拘迂着要打倒旧诗。他说南洋爱做旧诗的还很多，他曾举出陈延谦和李俊承两位资产家来，说是：‘难得得很，他们也会做诗，我以为，假如有人肯出点钱，就在星洲创个诗人俱乐部，向国内买些关于诗词的书册，平时推敲一下，相信要能利用着诗歌来作后方的救亡宣传，其收效当不下于其他文字’……
“他问我《晨星》现在编得如何，并叫我给予不客气的批评。‘虎虎有生气，今非昔比了；可惜连续的文章太多了，不容易鼓起读者的兴致，最好，你先生也时常写一两篇，我相信其‘叫座’的力量要来得大些，因为国内国外崇拜作家的见解是毫无二致的’……
“谈完了诗，又提到和尚…… 达夫随即拿出弘一法师手謄之一册《金刚般若蜜陀罗经》来。这弘一法师，俗家李叔同，是我槟城一个朋友李弼的老师，我在槟城时，曾在李君的佛笈内见过这位老法师的书法和古画，他的诗很好。
“明慈又请（闽语“捧”字意义）出了一位万慧法师，达夫桌上也有他的《慧业精舍诗钞》。我有说李君俊承将为瑞于法师刊诗集，此外又谈到道阶，圆瑛诸老和尚，结末又谈到一个曾在鼓山住持过的‘不吃东西’的道德之僧。
“达夫并不佞佛，但他喜欢和尚，大概是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酒肉和尚，都是有学问的和尚。我说：‘做和尚的大概都是很聪明的吧？’达夫颇以为然。
“最后又零零碎碎地谈了许多闲话，因为太无系统了，没法记下来。我们看看时钟，也四点左右了，计共谈了一个半小时之久。兴辞之前，达夫说关楚璞就住二楼，我们再去访他，他因办公未回，我们也就回来了。”
这篇特稿，分上下两篇刊登于1939年4月19、20日的《总汇新报早版》。
文中对郁达夫在家中会客，脱略形迹的描写，展现其不拘形象的真情真性，十分生动真切，而郁达夫和他们谈诗、谈副刊、谈和尚，也是少有的有趣记录，别具意义。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该特稿里郁达夫写自家地址，写的是“中峇路”，和郁飞回忆文章写的路名一样，都没有中峇鲁路的“鲁”字。
据庆辉兄太太章星虹查证，二战前《南洋商报》1940年12月28日第7页有一篇特写，作者葆真（查为在郁达夫扺新第二天就去见过他的女记者李葆真），题为《中峇路新村素描》，写的就是“自从市政会改良信托局在中峇路接连建起数十幢最新式的公寓以后，几年前还是一片荒凉地的芋菜园，顿时成了东陵加东各区之外的最理想住宅区……”说明当时该住宅区就称为“中峇路新村”，而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中峇鲁组屋，郁达夫父子两人记述正确无误。
一字之别，就是战前和战后的变化，时代沧桑，岁月留痕，原来尽在字里行间。
微信 - 文青们最爱的中峇鲁曾是美人窝 郁达夫也住过这里
https://mp.weixin.qq.com/s/OLjh9s40ZrPiPUUday0ZfA
Google Books - 《梅花五月又逢卿》手稿
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about/%E6%A2%85%E8%8A%B1%E4%BA%94%E6%9C%88%E5%8F%88%E9%80%A2%E5%8D%BF_%E6%89%8B%E7%A8%BF.html?id=boYzswEACAAJ&redir_esc=y&from=singlemessage
《联合早报》- 南洋江郎 (2019-02-25)
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mini-columns/story20190225-934729
1938年底到1942年初，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曾和多位本地友人写诗唱和，为他晚年南游诗的重要部分。
其中有两首为一位“江郎”而作，即《书示江郎》《与江郎对饮座上口占》，说明此人是他的诗友，也是酒友，这段交情应该很有意思，只是查阅所见郁达夫诗集，未见说明这位江郎是何许人。
江郎之名，颇有“顾曲周郎”之趣，故此人若非姓江，便是取自某个中国文学典故。
中国文学里最著名的江郎，便是南朝才子江淹，传说他在睡梦中获得神人授以彩笔，自此文思如涌，遂有“梦笔生花”的成语；后梦见神人收回彩笔，顿失文采，被称为“江郎才尽”。
早前我曾撰写郁达夫中峇鲁故居旧址文章，引证有1939年《总汇新报早版》记者曾梦笔特稿《访达夫》一文，当时一见“曾梦笔”之名，便想起“梦笔生花”的江郎典故——原来，江郎就是曾梦笔！
查郁达夫的星洲诗作，就有一首《赠曾梦笔氏》，说明两人确是诗友。
曾梦笔遗著《听风听雨楼诗选》，更收录有上述郁达夫写赠他及江郎共三首诗及他自己的和诗，还有他对另外三首郁诗的唱和之作，可见交情，亦为他就是江郎的确证。。
据其遗著自述，当时他常投诗稿给郁达夫主编的《繁星》。另据说郁达夫很欣赏他的诗句“狂来说剑醉闻莺”，常和他对吟，互相唱和。
曾梦笔本名曾瑞荣，福建省惠安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享有“小报之王”之称。
他幼年随父南来，定居槟城。就读钟灵中学，学习旧诗词，同时在英校念英文，中英皆佳，还能写古诗填词。
毕业后进入当地报界，先后担任过电讯翻译、新闻编辑、副刊编辑，1927-1930年期间，他曾用20多个笔名，同时在槟城的三家报纸副刊发表各种不同题材的文章，是少见的多产文人。
1939年初，他到新加坡《总汇新报》任电讯翻译，就在此时结识郁达夫。据记录，郁氏赠诗多作于1940年，说明此时两人来往较为密切，还有“对饮”之聚。
新加坡沦陷后，他回北马避难。 1950年重回新加坡，在贸易行担任秘书，又先后主持过《夜灯报》《香槟报》《海报》《大公报》《创造报》和《星报》等小型报章，或当主编或当主笔。
最有趣的是日治时期避难期间，他闭门遍读众书，竟能在1950年代中旬的林有福政府时期，以“阴阳眼”艺名，在新加坡广播电台及丽的呼声为听众高谈命理，指点迷津。记得我小时候就曾在家附近的咖啡店，听过丽的呼声里“阴阳眼”闽语广播的声音。
他主持的《夜灯报》，是当年本地最著名的小报，曾爆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文化新闻。
时为1960年左右，《夜灯报》头版刊出“堂堂大学教授，竟然是文抄公”的大字标题，揭发在南洋大学担任教授的国学名家刘太希新出版的《千梦堂集》，书中谈诗经的文字大半抄自谢无量的《诗经研究》，其他谈老庄等文字则出自女诗人张纫诗（宜庵）之作！由于所言有据，刘太希无奈只好在1961年离开南大返回台湾。
“小报骂倒大教授”，经此一役，《夜灯报》和主编曾梦笔一时声名大振。
曾梦笔的笔锋锐利，从他最脍炙人口的专栏《猫哭老鼠庵》及《何九叔家书》之名，便可想象其文笔风格之泼辣（按：何九叔即《水浒传》里那位精明仗义、暗藏证据、证明西门庆毒死武大郎的仵作）。
当年林语堂任南大校长时搞的丑陋闹剧，更被他在专栏里攻击得体无完肤，嘲笑挖苦，使这位“幽默大师”原形毕露，风靡一时！
除了办报，写专栏，他还写小说，奇情艳情、鸳鸯蝴蝶派、传统章回小说及现代长篇都写，还有小品文、随笔、史料译作，甚至合作创作连环漫画，当然还有大量古诗词。
更特别的是他也擅长打官司，在新马两地法庭都曾以自辩获胜，如此怪才，简直宛如明代广州的伦文叙，及现代台湾李敖、柏杨的“南洋版”！
这位郁达夫欣赏的“南洋江郎”，或因受主编小报之累，或因笔走偏锋的“颓废”文风，多年来不被正统文坛认同，被拒于正统文学史外，渐渐淹没于荒草斜阳外，梦去笔无踪。
“海外同游作散仙，生平负我是青钱。消愁欲借三杯酒，尝尽春阳二月天”，是他当年对郁达夫“对饮座上口占”赠诗的唱和，诗中所言，应该就是这两位才华横溢的“颓废作家”当时共同的“颓废”心情吧。
郁达夫在新加坡绝对是个高级吃货
https://www.yan.sg/jueduishigaojichihou/
《联合早报》- 章星虹：郁氏笔下“马华四题”——华报副刊 (2024-09-19)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olumns/story20240919-4743285
有姚梦桐先生的专著作导引，我开始重读郁达夫旅新期间发表的散文随笔。这次找来的是秦贤次先生编的《郁达夫南洋随笔》，集子里没收录的，就在旧报库NewspaperSG里查找，多半都能找得到。
说到郁氏的南洋随笔，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槟城和马六甲游记。这次重读，告诉自己要跳出游记范围，尽量多读，把以往阅读碎片一一连接起来。也许是因为这样，读着读着就看出了新意——华报副刊、华语剧场、华巫翻译、华校校歌，都是初读时没留意到的内容，这里就简称郁氏的“马华四题”吧。
四题中的第一题，理应是华报副刊，事缘郁氏1938年底南渡星岛，在《星洲日报》主编文艺副刊，三年里写过不少编辑心得。在《编辑者言》一文中，我留意到郁氏提到编者的“职分”和“pose”（姿态）这两个概念。对曾任华报副刊编辑的我来说，当年编的虽非文艺副刊，却也不禁对郁氏门道好奇起来：郁达夫为自己设定的，究竟是个怎样的pose？
原来这里说的，是郁氏对自己的三点期许：一是提醒自己，做编辑看稿子，要“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二是告诉自己，身为副刊编者，“原须不忘教，也须不忘学”；三是告诫自己，目标可“即远且大”，“脚切不可远离了地”。我想这样的pose，无论对哪个时代的副刊编者来说，都会是个有益的提醒吧。
此次重读，也留意到编者跟读者、作者之间的密集对话。在旧报资料库里浏览，你常会看到当年华报副刊编者的身影，在编者启事、答读者问等栏里跟报纸外的读者互动。郁达夫既是当年文艺副刊编者、自己本身也是作家，他说的话似乎更多些——有读者向他请教写作中的“应读之书”，他除了介绍几位著名小说家的作品，还会仔细讲述这些作家在人物塑造上各自采用的技巧；当笔战文字占去大幅版面时，郁氏也会出现在编者启事栏里，郑重地向读者道歉。
他跟作者的对话，说的则多是写作之事。要到这回重读才发现，郁氏其实在战前就吁请马华作者在作品里多些融入本地色彩。他极为赞赏马华作家温梓川的两个短篇小说，即分别以南洋社会中小贩和印裔苦力为题材的《阿松伯的生辰》和《解脱》。郁氏写道：“像这一种看来似乎不甚华美的题材，能一一精细地刻画起来，很容易铸成马来亚中下层社会的现实禹鼎。”
同样让我有点意外的，还有这一句：“个人的恋爱、个人的生死，以及个人的感情的起伏，在这一个大的时代里，当然再也唤不起大众的注意来了。”这里面，有多少是出自郁氏自己写作的苦恼呢？
《联合早报》- 寻访郁达夫槟城足迹 此“杭州旅社”非彼“杭州旅社” (2026-04-26)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ulture/story20260426-8887896
今年2月初，笔者与同事及好友北上槟城，为张爱玲母亲在马来西亚的闺蜜邢广生老师庆祝101岁大寿。赴午宴前，在一家出版社书店Areca翻书，被一行字吸引：“牛干冬街（Chulia Street）五一一号杭州旅社茶室……读到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朵拉的文章，才知道在1939年，中国知名作家郁达夫曾在杭州旅社留宿，还为此行写下一首诗呢。”
郁达夫摄于新加坡。（互联网）
从寿宴出来，槟城下午的太阳正艳，我们打车去感受“郁达夫住过的杭州旅社”。
这里是槟城所剩无几，楼下茶室楼上住宿的旅社茶室。店屋三层高，门外两根用马赛克小瓷砖拼出螺旋图的复古柱子很迷人。杨紫琼最近拉队到槟城拍摄短片“Sandiwara”，她分饰的歌女盛装走过咖啡店外的镜头，就在这对柱子前拍摄。
进去时，茶室已打烊，天花板旧风扇搅着南洋午后慵懒的风。老板娘似乎已习惯打卡游客，任我们在楼下走动参观。楼上有住客，我们只能在那七彩瓷砖砌成的楼梯口拍照。老板娘不嫌我们烦，跟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笔者读过老报人胡浪漫写郁达夫住《星槟日报》对面，问老板娘以前旅社正对面是不是家报社；她一脸疑惑。“是《星洲日报》以前旗下的报纸。”笔者补充。她才迟疑地说：“哦……不在我们对面。”那在哪里？走得到吗？“你们可以打车去，不远。走路要20几分钟吧。”只在旅社对面的旧报社，怎会要走20分钟？笔者后来才意识到她可能指现位于Jalan Macalister 67号的《光明日报》，车程7分钟，走路去要半小时。
复古的杭州旅社茶室是牛干冬路一道美丽的风景。（林方伟摄）
杭州旅社是槟城少数楼上住宿楼下茶室的旅社。（林方伟摄）
原名中央旅社
见穿蓝绿色背心的老板出来，我们上前打破砂锅问到底。温和的老板凡知必答，不过我们隐约感到一种牛头不对马嘴感。知道郁达夫住过这里吗？他说：“我也是看YouTube上这么报才知道的。也有中国旅客来找，告诉我们……”
老板引我们到柜台后，指着两张黑白老照片说，旅社所在的房子一度是基督教会慈善诊所，槟城穷人看病不用付钱。后来他们家买下开“中央旅社”。
朵拉的《半段牛干冬》这么写：“杭州旅社在槟城，不只槟城人奇怪，1939年郁达夫到槟城出席《星槟日报》创刊发行活动，留宿此地，颇有所感，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我们站在那两张老照片前看了好久，看到旅社老板的亲人在店门口一字排开，店外有四排“中央旅社”大字，脑里大大的问号铛一声直击头顶：以前这里并不叫杭州旅社呢……
牛干冬路五一一号杭州旅社，原名其实是中央旅社，1939年郁达夫到槟城时，旅社还用此名。（林方伟摄）
杭州旅社墙上挂着另一张老照片显示，旅社所在的房子一度是教会慈善诊所。（林方伟摄）
1958年8月12日一条失窃新闻还见“中央旅社”（Central Hotel）。（林方伟提供）
那，是什么时候改名的呢？老板也记不得了。
离去后笔者上网查旧报库。今时旅社内的时光宛如放慢了脚步，祥和安静，与那些年社会的坏治安形强烈对比。1956年3月21日，一名马来应召女郎在旅社房内被四名男子抢劫刺死，《海峡时报》报道时，这里仍叫“中央旅社”（Central Hotel）。1958年8月12日，《海峡时报》报道旅社管理员失窃3940元现金和首饰，它还叫“中央”。它首次以“杭州旅社”出现在报上，是1964年1月18日《南洋商报》一则算命师傅的广告：“要了解你一生命运／请到槟城牛干冬尾／杭州旅社”。之后是1965年8月7日，《星洲日报》报道一名青年龟公，“在杭州旅社明知故犯，依靠少女卖淫为生。”
今日杭州旅社的瓷砖墙是一面人气打卡墙。因以讹传讹，误导不少郁达夫迷错误慕名上门，摸错庙，拜错神。其实郁达夫从未在前身中央旅社，今称杭州旅社下榻。（林方伟摄）
“杭州旅社”另有其社
郁达夫1939年到槟城，“中央”快20年后才改名“杭州”。郁达夫没住过牛干冬街五一一号这家杭州旅社。
难道还有另一家“杭州旅社”？
继续搜索，发现郁达夫到槟城的同一年，果真有另一家“杭州旅社”。1939年3月15日《南洋商报》报道当年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特派李耀商从星洲到槟城领事馆上任，“下榻于莲花河街杭州旅社。“莲花河街”是Leith Street中文旧称，以英殖民第四任总督George Leith命名，是当今槟城一条颇贵气的街；有蓝屋之称，吸引旅客慕名前来参观打卡的张弼士故居就在这条街上。尝试用英文搜索，找到1939年5月3日，当地英文报“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 Chronicle”报道“Hang Chow Hotel”（杭州旅社）有名30岁陈姓男客在房内服腐蚀性毒物，痛不欲生——是轻生？新闻列旅社地址为3 Leith Street。
1939年的杭州旅社跟现今这家毫无关系。旧报显示当年这家在莲花河街三号。（林方伟提供）
回到线索的源头，看看《星洲日报》前总编辑胡浪漫（又名胡浪曼）是怎么说的。胡氏是新加坡资深报人，1929年南来新加坡时加入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创办的《星洲日报》担任编辑，1938年北上槟城创办《星槟日报》，担任编辑主任。据笔者手上资料显示，最早能清晰看到《星槟日报》报头的是1945年12月15日的报纸，社址列为“槟城莲花河八号”。胡在1986年1月19日《联合早报》发表《缅怀郁达夫先生》忆述郁达夫与《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趁12月尾假期驱车北上考察《星槟日报》，玩到1939年1月初。胡“先派人员到北海车站替他照料行李，”后携同事与槟城文人一同到码头接他。关键猛料来了，胡写：“当时的槟城并没有什么叫做旅游业，只好安排郁、关两先生寄寓于《星槟日报》对面的国际旅店。而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便责无旁贷地做了两先生的导游。”胡浪漫没提到杭州旅社，笔者揣想“国际”是否指旅社等级、水准？三号的“杭州旅社”很可能就在八号报社对面，又与张弼士豪宅比邻，中国领事都下榻，听起来没那么龙蛇混杂，郁达夫想必就住这里吧？
胡浪漫与郁达夫是《星洲日报》同事。图中圈起部分左为胡浪漫和妻子，右为郁达夫夫妇。（胡浪漫儿子胡鸿展提供）
《星槟日报》莲花河路八号报馆。建筑现已拆除建设高楼大厦。（互联网）
《星槟日报》1945年报头。（取自Angkongkeng脸书粉丝专页）
慢着。“国际”可不可能是旅店名字？一搜，耳际一声轰隆——当年，莲花河街上确有此店。1938年8月30日《南洋商报》报道：中国篮球队来槟举办观摩赛，“受侨界热烈欢迎……该队在莲花河街国际旅社下榻，由该社报效住宿费用。”1938年3月15日“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 Chronicle”报道一名非住客男性私闯Leith Street的“International Hotel”形迹可疑被捕。郁达夫原来住这家“国际旅店”。胡浪漫亲自“护驾”，对槟城及报社周围了如指掌，说辞确凿可信。
这篇报道证实胡浪漫说的“在《星槟日报》对面”的国际旅社就在莲花河街上，确实与《星》报比邻。旅社确实地址不详，今日也不在那条街上了。（林方伟提供）
马作家温梓川另有说法
可是郁达夫槟城文界友人，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在《郁达夫别传》上提供另一说法。温梓川早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便因切磋文学而结识郁达夫；郁到槟，他必尽地主之谊。温写：“（郁）元旦日抵槟城，在《星槟日报》对门的杭州旅馆歇宿了一宵，赋诗一首，就是他后来给我写条幅的那首题作‘抵槟城宿杭州旅馆／乡思萦怀夜不成寐／外舞乐不绝……’”
正陷入疑团重重之际，温又抛出一个惊人的新料：郁达夫“第二天就搬到附近的现代旅馆三楼去。”槟城文友欲在1月4日“下午5时在郊外一家酒肆宴他”，故派温亲自奉访邀请。温还原旅馆现场：“我们到达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我们坐候了十多分钟才看见他蹒跚地上到三楼来。”郁达夫当天刚写完后来广为人知的南洋游记《槟城三宿记》，连同几首诗给温看，问他意见。温说他很喜欢郁达夫的《宿杭州旅馆》，请他将这首诗写一张条幅给他。郁达夫答：“这里纸笔都不便，我回新加坡写好了，再寄给你吧。”
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在槟城曾见过郁达夫，温在《郁达夫别传》披露许多郁达夫旅槟城的第一手资料。（互联网）
“现代”并非形容旅店摩登，而确实是郁达夫下榻旅店的名字。1938年圣诞前夕“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 Chronicle”的全版圣诞广告上，可见星槟日报（Sin Pin Jit Poh）与现代旅社（Modern Hotel）在同一条莲花河街上——星槟八号，现代一七九号。可喜的是，旅社居然还在！笔者站在Leith Street与Muntri Street交界口，看见1920年创设，一七九号的“现代旅社”保留原建筑，门面修复翻新，漆上黑白两色，正如其名，现代又新颖。郁达夫在槟城真正住过的旅馆找到了！
1938年报上全版圣诞广告，左下第二排与右上第二排能分别见到现代旅社与《星槟日报》的圣诞祝语和地址。（林方伟提供）
槟城现代旅社翻新前后对比。温梓川披露郁达夫抵达槟城第二天搬到这里三楼入住。（取自现代旅社脸书）
今日现代旅社的内部已焕然一新，相信与郁达夫1939年下榻时大相径庭。（取自现代旅社脸书）
是什么原因促使郁第二天急急搬到现代旅社？想必是第一晚的旅社“外舞乐不绝”，使他“夜不成寐”，有感写下：“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温梓川提供了一个之前都被人忽略的线索：郁达夫受不了第一家旅社环境嘈杂而搬到别处。
郁达夫1939年嫌环境嘈杂而搬离国际旅社，10个月后，1939年10月12日“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 Chronicle”报道国际旅社涉嫌充当淫窝，被警告若重犯将被吊销旅店执照。（林方伟提供）
“见”而非“宿”
那郁达夫第一晚究竟住哪儿？笔者倾向胡浪漫的说法，认为郁初到槟城的确是下榻国际旅社，而不是杭州旅社。证据藏在郁达夫最终传世的那首诗里。《郁达夫诗词抄》收录温提及的那首诗，郁达夫手稿题写是“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与温初见或记忆里的“宿杭州旅馆”大相径庭。最关键的是：郁达夫亲笔写的是“见”非“宿”——即是在外看见，而不是入内住宿。
郁达夫手稿写“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是“见”非“宿”，与温梓川记忆里的“宿杭州旅馆”存在出入。（取自《郁达夫诗词抄》）
看郁稿上涂改、增添的笔迹，可见这是尚无定下的初稿。手稿第一首诗，原题作是“廿八年元日因公赴槟榔屿，闻有汪电主和之谣，车中赋示关楚璞兄”，但最后发表的版本不知为何却将与他同行的旅伴关楚璞删掉，改为“示友人”。不排除温极可能记错，但目前能见的手稿是不是温当初所见的？还是郁定稿前同时有不同的草稿？温看到哪个版本？当然这些都是假设。目前证据只有一个：郁达夫的亲笔手稿与最终付梓留世版本写的，都是“见”而非“宿”。
而今星槟日报和国际旅社已不在，杭州旅社又今非昔彼，文青郁达夫迷若真要朝圣，就得走一段他走过的莲花河街，和入宿他真正下榻过的现代旅社了。
《联合早报》- 1942年与郁达夫同船避难的28人名单——“潘受让船”新考之二 (2026-04-27)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60427-8899476
对于1942年与郁达夫同船离开新加坡避难的28人名单，当事者说法不一，研究者众说纷纭。
同船人之一汪雅梅在《跟随胡愈之伯伯南洋逃难》（《纵横》2008年第2期）一文写道，“同船人的名单最早出现在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但未全部举出，我经过访询几位当事人和查找有关资料，得知这28个人是：胡愈之、张楚琨、郁达夫、邵宗汉、蔡高岗（蔡家桂、蔡馥生）、王纪元、郑楚耘（郑明，汪金丁记忆郑不在内，胡愈之和张楚琨回忆有郑）、王任叔（巴人）、雷德容（刘岩）、陈仲达（钟钊荣）、梁醒群及高云览与白碧云夫妇、刘道南（流浪）与李今玉夫妇、汪金丁与吴伟南夫妇及其两个女儿汪乔英、汪雅梅、抗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唐伯涛，陈嘉庚为主席的南侨筹赈总会秘书李铁民和筹赈总会财务李振殿一家五口也在船上，另外有两个船工。”
这肯定是至今为止列出最多同船人的版本，但该文所述有不实和待商榷之处。首先同船人名单最早见于1946年2月出版的洪锦棠著《劫后回忆录》一书。其次，船工计入28人之中是错误的。这28人，洪锦棠谓之“同舟有郁达夫， ……白璧云等二十八人”，“予等廿八人全为星洲逃难者”；胡愈之记作“二十八个男女老少难民”；张楚琨谓之“队伍当然不大整齐，老的老，少的少，共二十八个”；蔡馥生记为“我们和胡老、郁达夫、张楚琨、王纪元、邵宗汉同志等28人乘坐小汽船”。尽管各回忆文章中所列同船人的名单有异，但他们都清楚一致地肯定28人全为避难者，不包括船工。船工有几人？汪雅梅此文记为两个，但未见其他回忆文章中提及具体人数。再次，“李振殿一家五口”是首次提出，未见其他回忆文章中提及李振殿一家有几人同船。
28同船人中22人确定
汪雅梅此文列出的同船人之确定姓名者计22人俱为可信。那其余六位是何人？
如笔者《1942年载走郁达夫的是哪一艘小电船？——“潘受让船”新考之一》（刊于2025年12月29日《联合早报》）所论，洪锦棠是同船避难者之一。《劫后回忆录》所列“同舟有”计16人，李友竹名列其中。书中对他另有两处交代，分别为“李友竹、白碧云、郑铭、高岗等为招待”，及“于是李团长、李外长、李友竹、高云览及予等移居万岛附近爱温村。”李友竹与洪锦棠同为当时活跃的福建会馆成员，他们彼此认识，不会错认， 李友竹是同船人之一当无疑。
《“昭南时代”与南安人》（《新加坡南安会馆金喜纪念特刊》1977年）。（作者提供）
陈如旧（又名陈南）也出现在《劫后回忆录》的同船16人名单中。但汪雅梅在其文中予以否定， 依据是“陈如旧是到马来亚内地参加人民抗日军了”，并由此也否定洪锦棠李友竹同船。陈如旧的南洋女中同事汪金丁在《和胡愈之在南洋的时候》写道，“1942年1月，当我们决定流亡印尼时，我到上海书局找他（指陈如旧），希望他能一起离开，但书局店里的熟人说，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后来大检举中，他侥幸未被发觉，于是随着无数难民，渡过柔佛海峡，逃往马来亚内地。不久，他参加了抗日人民军。”既然汪金丁和陈如旧熟识，和平后陈如旧又来“邀请愈老和兹九到马来亚抗日人民军的根据地去看看”，那么陈如旧不是同船人当属可信。其实，洪锦棠在《劫后回忆录》一书里提到陈如旧仅一次，根据其所列同船人名单和“星华逃难团”团员分工，他大概把王任叔（巴人）误为陈如旧了。笔者所检文献中亦未见其他同船人文章提到陈如旧同船避难。洪锦棠在1977年所写《“昭南时代”与南安人》作出更改，同船人名单中已无此人，只是文中把沈兹九列为同船人。
胡愈之夫人沈兹九未同船
多篇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也把胡愈之夫人沈兹九列为同船人。那么沈兹九是否同船？胡愈之记道，“到二月六日晚间，才驶抵另一个小岛石叻班让。刘武丹先生一家和兹九等已先一天在那边等候我们。”汪金丁记为，“沈兹九同志、绿漪同志和楚琨的夫人是前一天坐另一只船走的，杨骚、张企程和吴柳斯等同志是9日搭第二趟船离开新加坡的。”张楚琨在《悼沈兹九大姐》记，“我们2月4日撤离新加坡，胡愈之先生和我们共28人......沈大姐等四人早两天进发。”或早一天或早两天，沈兹九未与郁达夫、胡愈之等同船离开新加坡是确定无疑的，她与他们在石叻班让会合。绿漪即张绿漪，是沈兹九第一段婚姻的女儿，离开新加坡前在南洋女中教钢琴，流亡期间嫁给邵宗汉。
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于1948年12月到达中国河北省中共统战部时留影。（作者提供）
但是在《潘受访谈录》中，潘受提到他到胡愈之家告知让船时见到沈兹九：“......我和达夫好不容易找到一辆三轮车，赶快到中峇鲁我们后头胡愈之的家。到了那儿，胡愈之和沈兹九正在客厅上彷徨，无以为计。”此处所讲郁达夫和潘受二人从怡和轩赶到胡愈之家应该是在2月2日，该日陈嘉庚尚未避走爪哇，胡愈之还未召集“文工团”成员“开会商议”出逃行动，沈兹九也还在家中故与郁潘相见。此外，当时战情恶化之快出乎大多数人意料，大小船只（包括民间的）都受到英军的征用控制，没有船艇如何逃亡？胡愈之作为南来左派文化人之领袖身负重任，必然费心筹划，心情岂得轻松，“在客厅上彷徨”本非异常，有社会阅历者当能共情之，不会误认为“似乎胡愈之事先既无计划，临危又无准备，大家一窝蜂出逃，完全否定了胡愈之有计划有准备、安排带领文化人脱离险境保存有生力量的一片苦心。”（汪雅梅《跟随胡愈之伯伯南洋逃难》），更不会由此贬损胡愈之的高大形象。
与李振殿孙李秉隆访谈
陈如旧和沈兹九确定不是同船人，但李振殿一家有几人同船尚存疑问。时已68岁高龄的李振殿本无离开新加坡的打算，他在2月2日接受了陈嘉庚转交来的南侨总会的印章支票，那是陈嘉庚避出新加坡之前的最后安排。李振殿是在潘受的劝说下，又得知潘受有预备好的小船，才仓促决定离开危城的。他的长子李兆麟和次子李兆昌都参加了抗委会保卫团，新加坡沦陷后被日军检证杀害。李振殿在石叻班让听到二子遇害的消息后急忙赶回新加坡，结果被日本宪兵关押三个多月，险些丧命。在其亲家郑天水百方营救下，才由林文庆保出。《“昭南时代”与南安人》中记叙，“笔者抵达该地避难，当时算是第二批，及新加坡沦陷，前后约有十批之多......。笔者当时虽有丈人叔张桓春，经营土产等，但却与李振殿雍翠莲夫妇其幼子兆庚夫妇，高云览夫妇住在林金源兄弟之家，......”此段列出李振殿雍翠莲夫妇及李兆庚夫妇四人，没有提到另外是否还有小孩。
张楚琨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写道“李振殿一家老少”，似乎暗示有孩子随行。最近我联络到了李家后人李秉隆，他是李兆庚陈宝月夫妇的四公子，也是李振殿老先生的最年幼的孙子。据李秉隆介绍，他小时候确实听父母讲过新加坡沦陷前他们随阿公阿婆逃难的事，他的长兄就出世在石叻班让，所以名字中带有“让”字。至于有没有其他亲戚也在逃难船上，他不记得父母曾说过。李振殿的长孙生于1939年，次孙生于1942年，都是李振殿长子李兆麟之子，二人都健在，但对当年阿公避难之事不甚了解，不确定随行的有谁。
至此，可以确定姓名身份的同船人有如下27位：
郁达夫、胡愈之、张楚琨、邵宗汉、蔡高岗（蔡馥生，高岗）、王纪元、郑楚云（郑楚耘，郑明，郑铭）、王任叔（巴人）雷德容（刘岩）夫妇、陈仲达（钟钊荣）梁醒群夫妇、高云览白碧云夫妇、刘道南（流浪）李今玉夫妇、汪金丁吴伟南夫妇及其两个女儿汪乔英、汪雅梅、唐伯涛、洪锦棠、李友竹、李铁民、李振殿雍翠莲夫妇、李兆庚陈宝月夫妇。
28人全名单中尚缺最后一位身份待考。
既然洪锦棠是同船人之一，那胡愈之在其《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一文中为什么没有提到他？其实该文是胡愈之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的报告书，最初于1946年由香港咫尺书屋出版单行本，胡愈之所写关于避难时逃离新加坡细节的回忆文章仅见此一篇（胡愈之1984年《南洋杂忆》中缺少此段细节）。文章中未提及洪锦棠，不是由于他与胡愈之有个人恩怨，也非素不相识，或同船避难期间无互动。实乃其文全篇集中于郁达夫一人，乘小船离开新加坡至石叻班让仅是其三年又八个月流亡经历的首三天，洪锦棠既非“文工团”成员，又不是关键角色，战后回返新加坡也无甚重要交往，故未着笔墨也不奇怪，毕竟28名同船人中他只提到16位的名字。
张楚琨的六篇回忆文章（均写于1980年之后）也未提及洪锦棠，原因大概或者因时间太久（40多年）而忘记了，或者由于胡愈之没有写，他也不写。那些和平后回归大陆的避难者，在“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都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和朋友。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这天在书房找书，旧书堆里翻到了过去访问郁飞时留下的剪报。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1992年，郁飞随中国“郁达夫研究学会”及《四海——台港海外华文文学》杂志社访问团到新加坡，并在当年文艺协会会长骆明等人陪同下，特地到仁定巷报业中心访问。
郁飞（1928—2007）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儿子。1938年年底，郁达夫应邀到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主编，时年10岁的郁飞也随父母亲到新加坡来。
1940年，原本已貌合神离的郁达夫与王映霞，终究还是覆水难收，于那年5月正式离异。王映霞只身回返中国后，郁飞和父亲郁达夫有过一段在南洋相依为命的日子。
郁飞陪同父亲一直到1941年年底，才因日军逼近，在郁达夫安排下，离开危城星洲回返中国。郁达夫本人则在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两周与一群南来文人乘坐电船，避难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在那次访谈中，郁飞谈及不少郁达夫在星洲的旧事，其中两个重点，一为郁达夫南来期间，为何没能完成林语堂所托付的，将其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翻译为中文版的《瞬息京华》；二为坊间纷扰多年的，郁达夫与李筱英之间一段疑幻疑真的传说。
郁达夫与林语堂虽然在文学理念上有所不同，但两人私交甚笃。在林语堂心目中，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是翻译其小说的最佳人选。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林语堂还特地从美国预支酬劳给郁达夫。
郁达夫虽然于1939年即应承了林语堂的翻译之邀，但期间延搁许久。为此，郁达夫曾于1940年5月26日在《星洲日报·星期刊》发表《谈翻译及其他》，文中特别提及此事说：“……在这中间，我正为个人的私事，弄得头昏脑胀，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所以虽则也开始动了手，但终为环境所压迫，进行不能顺利。”
郁达夫答应为林语堂翻译小说，正是他与郁飞旅居新加坡的时侯。也因此郁飞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知之甚详。郁飞说了，郁达夫当年在李筱英的推荐下，也兼任英殖民政府出版的《华侨周报》主编。1941年上半年，郁达夫在《华侨周报》特辟专栏连载《瞬息京华》，且得到当时同住的李筱英的协助，译文为“两人的合作成果”。然而随着战火蔓延，郁达夫在逃亡的日子里，停止了翻译工作。再后来，随着他的去世，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由于郁飞对此事印象深刻，回返中国后渐渐萌生了替父亲偿还陈年文债的心愿。但因收集资料拖延了时间，迟至1986年才正式动笔，间中又因事搁笔，一直到1990年退休之后才完成《瞬息京华》的翻译工作。
访谈中，郁飞并不讳言郁达夫与李筱英（李晓音）的传闻，并证实郁达夫与李筱英的确曾经过从甚密，且认为他们俩虽然相差近20岁，但彼此都是有才华的人，因惺惺相惜而互生情愫。当时李筱英因为租不到房子住宿，郁达夫也不避嫌疑，把自己的书房让给李筱英住。李筱英与郁氏父子就曾在中峇鲁忠坡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李筱英为福建福州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一度前往砂拉越教英文。南来新加坡时，任职于隶属英国宣传部的广播电台，担任华语播音员。日军侵占星洲前，李筱英随英国官方撤往爪哇，战争时转往印度。战后又随英国当局重返新加坡，1949年担任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
对于自己与郁达夫这段始于乱世，终于乱世的星洲往事，晚年李筱英已不愿旧事重提。2012年5月25日，《联合早报》刊登了李筱英的儿子张良华托友人凌荣添撰文《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李晓音生平补正》，文中提及，李筱英随英国官方撤退新加坡时，曾要求英军让郁达夫一同前往，但英方并不同意。文章也提及，郁飞曾于1941年阻止郁达夫和李筱英结婚。1970年代，郁飞曾写信给李筱英，想约她见面，但被李筱英拒绝了。李筱英曾告诉郁达夫侄女郁风，“不要再向晚辈们透露她和郁达夫的往事”。
说到郁达夫与李筱英最终为何没能在一起，郁飞那天在访谈中轻描淡写地说，“也许是缘分不够，也许是时局造成”。对于当事人李筱英而言，旧梦不须记。事过境迁 ，她和郁达夫的如烟旧事，终究也只能随风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