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011年10月6日
http://www.zaobao.com.sg/fk/fk111006_051.shtml
辛亥革命爆发后 新加坡万人响应
（2011-10-06）
● 莫美颜
19世纪末席卷神州大地的辛亥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获得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一名革命党人邓慕韩曾估计，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至1912年2月12日满清政府正式退位时为止，单在新加坡响应中国革命的华人就可能有1万人到1万5000人。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接受《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特辑的访问时说，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本地华人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省沿海的移民。根据他的分析，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新加坡的地理位 置、中国移民的出身、政治意愿，以及本地的革命传统和孙中山个人的才智息息相关。
柯木林说，19世纪是海洋文明时代，中国沿海居民在这股时代浪潮的影响下，眼界开阔，思想较开明，加上本身出洋的谋生经验，他们较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也较容易引起共鸣。
他说，新加坡为东南亚的交通枢纽，是东南亚地区华人移民最多的地方，孙中山以新加坡作为东南亚革命党人的总基地，更容易获得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援。
柯木林说，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在南洋包括在本地落脚的中国移民一个共同心愿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所以谁可信赖就向 谁靠拢。他说：“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改良变革现政传播到南洋时，之所以能在华社掀起巨浪就是这个道理，变法失败后他们不再支持康有为，而孙中山带来的革 命新思想又重燃这些海外华人的希望。何况孙中山的个人魅力、领导才能和国际视野跟满清官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柯木林认为新加坡传统 的反清复明思想影响深远。过去劳明达街有一座供奉着73名反清复明义士的社公庙。柯木林说，根据《石叻古迹?神秘祠堂社公庙》的记载，社公庙残存的资料显 示，早期新马华族私会党仍具有反清复明的政治思想意识，证明新加坡华人具有传统革命思想，所以当孙中山到新加坡来推动革命时，革命的火把很容易就被重新点 燃。
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本地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省的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等。他们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感召下，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他们以各种形式出钱、出力，甚至牺牲性命为中国革命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籍贯篇之福建
华社及商界领袖热心支持孙中山
文：莫美颜
20世纪初一名17岁少年在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和《图存篇》后，热血沸腾，立志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他就是后来在本地经营树胶土产业和设立大世界游艺场的华商李春荣。
根据《新加坡华侨名人传》的记载，当年李春荣为了加入革命队伍从印度尼西亚的坤甸老家乘船来到新加坡，三次到晚晴园向孙中山表明志向，但孙中山都以他年纪尚轻加以婉拒。他并不气馁，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加入同盟会革命工作最年轻的华侨。孙中山还赐名“义侠”以壮其志。
此后他活跃于革命集团中，后来回到坤甸还以图存书报社作为革命策动机构，创办图存学校，容纳革命志士，灌输革命思想，倡导剪辫，筹款接济军饷，组织决死 队为革命效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赐予他旌义状，表扬他的效忠。李春荣后来迁居新加坡，抗日时期，他秉持一贯的忠诚义气，竭力帮协助各种有关的筹 赈工作，在本地华人史册上留下光辉一页。
李春荣祖籍福建海澄县，是新加坡众多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福建籍人士之一。回顾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 的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大变革中，新加坡福建人的贡献可圈可点。他们一方面受到当年中国政治思潮的影响，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当他们目睹清朝的政治腐败，内外受 困时，心中一股支持推翻清廷、建立民主独立的中国的思想也随着升温。他们有的出钱，有的出力积极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活动。
为辛亥革命奉献的本 地福建人中有不少像李春荣那样享有盛名的社会贤达。包括第一个参加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被推举为会长的陈楚楠，他也是革命机关报《图南日报》和《中兴 日报》以及同德书报社筹办人之一。还有当孙中山因营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被英殖民地政府逮捕时，全力奔走救援的林文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以会长身份领导 福建保安会和捐款委员会为革命筹款，毕生倾家兴学，抗日战争时期筹组南洋筹赈总会的陈嘉庚等。
本地支持辛亥革命的福建人德高望众者尚不止上述几位。根据不完整的资料，当年以各种方式支持辛亥革命有名字和籍贯可考的本地福建人有69人，他们当中不少是华社及商界领袖。
祖籍福建南安县的李光前，堪称德才双馨的新加坡一代儒商。他生前是世界10大华人富商，他所经营的树胶王国，足以左右世界树胶股市的浮沉。他不仅是新马树胶及黄梨业大王，战后他更涉足银行、土产、船务、人寿保险等业务。
长袖善舞的李光前非常热心文教事业。这位被誉为当代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至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杰出华人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的富商也是孙中山的支持者。
热心支持孙中山
文：莫美颜
20世纪初一名17岁少年在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和《图存篇》后，热血沸腾，立志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他就是后来在本地经营树胶土产业和设立大世界游艺场的华商李春荣。
根据《新加坡华侨名人传》的记载，当年李春荣为了加入革命队伍从印度尼西亚的坤甸老家乘船来到新加坡，三次到晚晴园向孙中山表明志向，但孙中山都以他年纪尚轻加以婉拒。他并不气馁，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加入同盟会革命工作最年轻的华侨。孙中山还赐名“义侠”以壮其志。
此后他活跃于革命集团中，后来回到坤甸还以图存书报社作为革命策动机构，创办图存学校，容纳革命志士，灌输革命思想，倡导剪辫，筹款接济军饷，组织决死 队为革命效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赐予他旌义状，表扬他的效忠。李春荣后来迁居新加坡，抗日时期，他秉持一贯的忠诚义气，竭力帮协助各种有关的筹 赈工作，在本地华人史册上留下光辉一页。
李春荣祖籍福建海澄县，是新加坡众多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福建籍人士之一。回顾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 的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大变革中，新加坡福建人的贡献可圈可点。他们一方面受到当年中国政治思潮的影响，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当他们目睹清朝的政治腐败，内外受 困时，心中一股支持推翻清廷、建立民主独立的中国的思想也随着升温。他们有的出钱，有的出力积极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活动。
为辛亥革命奉献的本 地福建人中有不少像李春荣那样享有盛名的社会贤达。包括第一个参加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被推举为会长的陈楚楠，他也是革命机关报《图南日报》和《中兴 日报》以及同德书报社筹办人之一。还有当孙中山因营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被英殖民地政府逮捕时，全力奔走救援的林文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以会长身份领导 福建保安会和捐款委员会为革命筹款，毕生倾家兴学，抗日战争时期筹组南洋筹赈总会的陈嘉庚等。
本地支持辛亥革命的福建人德高望众者尚不止上述几位。根据不完整的资料，当年以各种方式支持辛亥革命有名字和籍贯可考的本地福建人有69人，他们当中不少是华社及商界领袖。
祖籍福建南安县的李光前，堪称德才双馨的新加坡一代儒商。他生前是世界10大华人富商，他所经营的树胶王国，足以左右世界树胶股市的浮沉。他不仅是新马树胶及黄梨业大王，战后他更涉足银行、土产、船务、人寿保险等业务。
长袖善舞的李光前非常热心文教事业。这位被誉为当代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至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杰出华人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的富商也是孙中山的支持者。
本地福建人当中还有一名支持革命的牧师。当时新加坡有一批革命支持者组织书报社以宣传革命。计有福建人创立的公益书报社，广东人创立的开明书报社和平民 阅书报社，潮州人的同德书报社，客属人士的志同书报社，海南人的同文书报社，福州人的爱群书报社等。祖籍福建惠安县的牧师郑聘廷，于1905年把他所设立 的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改为星洲书报社，是本地书报社的先锋，社中陈列各种书报，尤以革命书报为多，任人浏览。当时先入星洲书报社后入同盟会的人不少。该社也 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南来新加坡宣传革命的基地之一。
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本地福建人数不胜数，如商人侯西反、沈飞龙，参与创设中国同盟会新加 坡分会的商人林镜秋，银行家王丙丁、陈先进、邱国瓦、薛武院，华社领袖庄希泉，以经营华人巴士公司——郑古悦公共汽车公司闻名的郑古悦等。支持者也包括许 多不同行业者，比如参与发动和组织黄冈起义的报人、祖籍福建闽清县的黄乃裳，同是报人的傅无闷、教育工作者许济侯、牙医兼摄影师盛九昌等。
籍贯篇之广东
从秘鲁香港到新加坡
关愚先开画室掩护革命
在辛亥革命历程中，广东籍新加坡华人为民主革命出钱、出力，出人留下许多感人的事迹。
在众多支持辛亥革命的广东籍新加坡华人中，关愚先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关愚先是广东省开平县人。开平是广东四邑之一，四邑人很早就离乡背井到欧美各地谋生。关愚先年少时也跟着移民大队到南美洲的秘鲁寻求出路。
百多年前孙中山到美洲各地宣传革命，成立同盟会发动海外华人支援革命时，心怀祖国的关愚先毅然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并取名关以文。决定参加革命工作后，关愚先便到香港开设画社，以作为革命活动的掩护。
辛亥革命成功后，没想接踵而来的是袁世凯的篡位和军阀割据。孙中山在失望之余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关愚先也支持孙中 山。1926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进行“清党”，一向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关愚先因此成了被清除的一分子。为了自身的安全，关愚先于 1928年来到新加坡开设画室谋生。关愚先虽避难到新加坡，但他的爱国热忱并没减退，抗日战争时期他竟搁下家人和画室回中国参加抗战。
关愚先追随孙中山多年，跟孙中山关系密切。孙中山曾把他亲笔墨宝“天下为公”和“博爱”送给关愚先，可惜日军南侵时为了保命关家不得不把墨宝化为灰烬。
孙中山推动革命期间，从新加坡回中国参加起义的华人并不多，其中黄花岗一役人数最多，共5人，他们是劳培、李文楷、李炳辉、罗干、黄鹤鸣，全都是广东籍人士，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为辛亥革命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当年支持孙中山推行革命南来本地的广东人还包括出生中国，原籍广东番禺的林航苇。根据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的记载，当时支持孙中山的本地中层社 会分子，在宣扬革命思想的工作上特别狂热，新加坡华人禁烟会秘书林航苇是其中一人。他除积极对群众公开演讲外，也积极组织剧团从事散播革命思想的工作。 1909年香港革命派振天声剧团到新马巡回演出，林航苇是主要的赞助人之一。他还在新加坡创立泛爱班与民铎社两个革命性戏团，并亲自参与演出革命戏。
跟其他方言群一样，新加坡的广东人也组织书报社宣传革命，何正因及何正德创立的开明书报社就是以广东为对象的革命组织。
籍贯篇之客家
徐统雄支持孙中山
7间店铺全部变卖
南洋是海外客家人聚居的主要地区，新加坡是南洋的其中一个中心，早就有许多客家人移民至此，但长期以来客家人一直是新加坡华人中的少数。本地的客家人口虽少，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却不可抹杀。
在众多协助孙中山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加坡客家人当中，徐统雄可说是客家人的骄傲。
徐统雄祖籍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在三河坝，几乎无人不知他当年为了资助孙中山将7间店铺全部资产变卖的事迹。
因为家境贫寒，徐统雄没读完小学便南渡新加坡，在父亲和人合伙的商店内当小伙计，后来竟开了7间店铺，成为当时海外颇有名气的富商之一。
由于清廷积弱海外华人常遭欺凌，徐统雄深感革故鼎新富国强民的重要性。1906年他结识孙中山后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并积极协助孙中山推动革命活动，在孙中山最困难时毅然将7间店铺卖掉资助革命，最为难能可贵。孙中山因此深受感动，视他为海外知己。
在参与革命工作的10多年间，徐统雄除参加同盟会，也先后担任同德书社社长、中国国民党新加坡支部长等职，支持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1915孙中山发动讨袁斗争，形势紧张，新加坡政府到处侦査革命党人的活动。徐统雄临危不惧，毅然担任在侨胞中筹款、联络等工作。
袁世凯、段祺瑞相继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时，中国民情激愤，纷纷抵制日货。徐统雄则在本地集资创设国货公司承销来自中国的商品，以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
徐统雄也很有正义感。1919年他回国省亲时发现，女乘客的船票比男乘客高一半，形同勒索，就仗义执言向洋船公司提出抗议，促使船务公司取消不合理的收费。
1929年徐统雄还发起集资在汇城凤翔山麓兴建中山纪念堂，并辟设中山公园。这是全中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公园。
徐统雄热心公益，对教育事业尤为关注。1915年他和陈嘉庚等一起，倡办华侨中学、南华女校，在家乡与乡贤一起倡办三河联校和三河中学。他也担任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及南洋客属总会董事多年。
另一名值得一提的客家人是发动两次起义的邓子瑜。邓子瑜祖籍广东惠阳，自小行侠好义，与归善、博罗、惠阳等的三合会有广泛联系。1900年孙中山委派他协助策动惠州起义，结果事败，走避新加坡经营旅店业。
在新加坡期间他继续与来往南洋惠属各地的革命志士联络，1906年加入本地的同盟会，隔年奉孙中山之命到香港发动会党首领陈纯、林旺等人举行惠州七女湖起义，虽抗战10余日，最后因为后援短缺不得不解散起义军。
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后，邓子瑜再到新加坡继续经营旅店业。镇南关及河口起义时还到南洋各地筹募军费。民国成立后，继续支持孙中山，协助他筹措讨伐袁世凯的军饷。
当年本地的客家人与其他籍贯人士一样通过多种途径参与革命，包括设立和参加书报社。研究新加坡和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辛亥革命运动的著名学者颜清湟 在其论著中肯定书报社在星马革命宣传组织中占有重要的角色。他认为书报社不只致力于散播革命思想，实际上也构成革命派整个组织的一部分。作为合法社团，书 报社可以代理和代办同盟会分会无法公开的工作如宣传，提供开会场所，招募新革命党人等。
积极参与书报社活动的本地客家人包括陈竞俦和何海星， 他们是志同书报社的其中两名创办人，另一人是商人何仲英。祖籍广东省大埔县的何仲英曾担任同德书报社社长，南来当初在药材店打杂，后来自己创业，并设立专 门经营中国货的公司。他也热心教育，是启发学校基金的筹集人，担任过南华女子学校的董事长，也活跃于社团，曾担任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第五届总理。
籍贯篇之潮州
“小孟尝”许雪秋
受委发动黄冈起义
潮州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早期离乡背井，飘洋过海的潮汕人，主要在东南亚各地谋生发展，他们虽远在异国他乡却始终心向祖国故乡，时刻惦记着祖乡的前途与命运。在祖乡人民进行反封建和反侵略的关键历史时期，他们热烈响应，大力支援，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也一样。
1907年孙中山发动的第3次革命起义——潮州黄冈起义，就获得许多海外华侨的积极支持。这次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是一次重要的战役。针对这次的战役 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说：“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如军舰之美果。”。辛亥革命前辈林凤文在 他所撰写的《新加坡潮侨与开国革命略史》中也形容黄冈起义“为潮州侨胞在革命开国史上，占最轰烈惨痛光荣之一页”，足见这次起义新加坡潮人功不可灭。
说到黄冈起义不能不提许雪秋。他是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原籍广东海阳（潮安），是被孙中山委任发动黄冈起义的其中一人。
许雪秋年轻时往新加坡继承父亲一大笔遗产。他从小好练武术，功力过人，又仗义疏财，广交潮汕一带“三合会”成员，对会员们经济上常有资助，被江湖会党们誉为“小孟尝”。
虽曾向清廷捐得候补道衔，但在结识鼓吹革命的黄乃裳后，许雪秋萌生反清革命思想，立志“逐满兴华”。1904年回到中国，还借承包潮汕铁路工程及物色工头为名集众约期起义，后因事机败露而起义不成。
许雪秋于1906年认识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得知他的出身和经历后，许雪秋被孙中山委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领导汕头、潮州、汕尾一带的革命事宜。 接受委任后许雪秋一边到南洋筹款，一边策划武装起义。1907年5月22日起义军经一夜血战攻克黄冈。可惜起义军因抵挡不了装备精良的清军，伤亡惨重而宣 告失败。
黄冈起义的经费几乎是新加坡华侨，特别是潮侨人士所支助。根据《新加坡潮侨与开国革命略史》记载，起义前潮州侨胞对黄冈起义十分关 注，因为起义地点是他们的祖乡，关系民族前途，又恐地方遭受重创，大家都希望这次起义马上成功，人人同德同心。所以当决议筹款赞助军费时，虽合各方革命侨 众不过三四十人，无不尽力以赴，前后共筹得两三万元，其中祖籍广东潮安县的林受之捐献最多。
被尊为革命家的林受之南来后潜心商务，继承父亲林继志的生意，从事树胶买卖，后创办同永顺洋杂货店，也从事甘蜜、黄梨、树胶种植及开碳等业务。
在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前，林受之经常与林义顺、许雪秋、张永福等潮侨及福建人陈楚楠一起谈论祖国的内忧外患，以及挽救国家民族等问题。林受之与福 建人黄乃裳等人发现汕头是一个与东南亚各地华侨联系密切的通商口岸，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又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等有利条件，也在潮州设立一个爱国小团体， 并在各地招募成员，以便时机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黄冈起义有部分革命志士就是这个秘密组织的骨干分子。
林受之与孙中山同日逝世
1905年孙中山南来新加坡成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开设中华公司作为革命机关。林受之受委担任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要职，兼任中华公司总经理。林受之 对革命也慷慨捐输，多次捐款3000元、5000元、万余元不等，结果倾家荡产，于1925年3月12日与孙中山同日逝世。
到底有多少新加坡 潮州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加革命，人数一时难以统计。除了许雪秋、林受之以及与陈楚楠等人一起协助孙中山设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张永福、率先加入同盟 会的企业家林义顺外，还有不少潮人陆续加入同盟会，当中就包括沈联芳、张仁南、陈振贤等潮州先贤。他们许多人后来还加入同德书报社进一步为革命出力。
沈联芳，祖籍广东潮安，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端蒙学校的发起人之一。他也很早就表现出爱国热诚。1904年跟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一起将邹容所写的 《革命军》改名为《图存篇》，带到潮州派发。后与长子沈子文一起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创组《中兴日报》宣扬革命。为支持黄花岗起义他 个人独捐3500元。另外对钦廉武装起义和武昌起义等他也多有捐款热心支持。他逝世时孙中山还亲自电唁慰问其家属。
张仁南，祖籍广东澄海县，也是一名商人，经营新暹土产产。除参加同盟会，他也参与黄花岗和镇南关两役，负责后方接济工作。张仁甫也是同德书报社的倡组人之一，并为第一届司理。
陈振贤，祖籍广东潮安县，为四海通银行经理。他生前活跃于华社，担任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加坡华人参事局委员、南侨筹赈总会常委、潮州八邑会馆正副总理，历任义安公司副总理，对华社和潮人福利建树良多。他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
籍贯篇之海南海南人专门成立
同盟会星洲琼帮分会
与福建人、潮汕人及广东人相比，海南人是较迟在本地落户的一个方言群，但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一样不容忽视。
根据本地文史研究者韩山元撰写的《新加坡海南人与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南来本地具有革命意识的海南人已建立或参加诸如书报社或南洋同盟会响应孙中山的革 命号召。后来还因为加入同盟会的海南人日渐增多而成立了同盟会星洲琼帮分会。这个组织除通过各种途径宣传革命，还多次奉孙中山之命，筹集起义军费达数千 元。
这样的同盟会革命色彩鲜明，不为英国殖民地政府所接受，1907年海南人又创设大同阅报处，作为支持革命的联络站和宣传机关。起初加入者 只有10多人后来增加到200人。1911年，会员更达400多人。大同阅报处后来虽注册为社团，取名同文书报社，但海南人对辛亥革命的热忱并没减退。 1916年讨伐袁世凯期间，新加坡的海南革命者和同情者就慷慨捐助，筹得两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
新加坡海南人之所以这么支持辛亥革命，其中有王斧的一份心力。
王斧祖籍广东琼山（现属海南），是孙中山革命事业一名积极支持者。他生长于权势之家，自幼已怀革命思想，而且受过高深教育。1901年他在香港通过陈少 白等人结识了孙中山，后来加入同盟会，在香港创办《民报》、《少年报》、《人报》等报纸，并亲任各报主笔，竭力鼓吹革命。1907年孙中山派他到新加坡来 主持《中兴日报》笔政，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论战。在清廷向新加坡政府交涉拿办他时，他仍与保皇党笔战，并为起义筹款购买军械。
王斧在新加坡居留的时间不长，但他的组织与宣传能力很强，好多海南人在他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当中就包括后来担任大同阅报处主任的王汉光和大同阅报处要员张志华。王斧于辛亥革命后重返家乡。
由于资料缺乏，无从知道参与革命的新加坡海南人到底有多少，而列在《新加坡海南人与辛亥革命》的80多人也只是已查明的部分新加坡海南人。他们包括商 人、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还有16名工人，来自不同阶层。其中来自工人阶层的符国良应该记上一笔。符国良是参加辛亥年广州起义的新加坡海南人。 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符国良随黄兴（克强）进攻总督署，失败后逃脱。返回新加坡后这名工人出身的革命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15年至 1920年间还担任中华革命党星洲支部所属琼帮分部的总务科主任。
支持革命的新加坡海南人还有两位后来成为新马海南社群领袖的商人——郭新和 陈开国。郭新祖籍海南省文昌县，年幼时到广州求学，在革命者朱执和邓泽如的门下学习。在两人的影响下，郭新很早就加入同盟会在广西、广东、海南、新加坡和 马六甲为革命奔走，为起义军筹款。民国元年，他在海南组织国民革命军，维护海南的革命政权。
辛亥革命成功后郭新在新加坡和马六甲从事种植业， 拥有两万余英亩的橡胶园、椰园和油棕园。抗日时期，郭新担任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委员，兼任琼侨（即海南籍）筹赈主任。这名老同盟会员也热心社会 公益、教育事业与社团工作。他曾是新加坡育英中学总理，华侨中学、南洋女子中学、培群学校董事，也在马六甲创办学校，作育英才。社团方面郭新先后担任过新 加坡琼州会馆和马六甲琼州会馆的总理。
陈开国祖籍海南省琼海市，幼时南来新加坡，先是替人管工，后自创源隆号，经营蚕丝铜器生意，再扩充经营九八行，兼从事树胶种植而致富。辛亥革命期间曾担任同文书报社查账员，他也是同盟会会员，曾筹款襄助孙中山推翻清廷。
陈开国对教育慈善事业也尽力以赴，为同乡所敬仰。历任育英学校、新加坡琼州会馆、天后宫总理，也是华侨中学董事、马来亚琼州会馆联合会首届主席，莲蓉新加坡琼崖陈氏公会监察主席多年。他也是广东会馆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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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马的 黄花岗烈士
（2011-10-06）
● 张曦娜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槟城）召开秘密会议 ，决定在次年的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发动广州起义（史称辛亥广州“三·二九”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1911年1月黄兴、赵声 等在香港成立统筹部，向海外华侨募集经费，选拔骨干组成敢死队，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三十八处。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进攻广州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激战一 昼夜，因伤亡过大退却。方声洞等100余人牺牲，林觉民、喻培伦等29人被捕就义。
在辛亥革命的历次起义中，广州起义被认为是最壮烈的一次。史家公认，广州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是纪念广州起义战役中牺牲的烈士而建，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纪念地。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险将散落的72烈士遗体收殓安葬于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由于黄花岗所埋尸体共72具，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新马烈士年纪最轻
72烈士中，有29位来自“南洋”，但是广州墓园中只记下72位烈士的姓名籍贯，究竟这29位中有几位来自新马？在章开沅主编、1991年由武汉出版社 出版的《辛亥革命辞典》中，提到72烈士中的劳培、李文楷、周华、余东雄、郭继枚、李炳辉、罗干、黄鹤鸣、李晚、李雁南、罗仲霍或出生新马，或于就义前在 新马工作和生活。
历史学家罗家伦（1897年－1969年）在《壮烈的开国序幕 灿烂的碧血黄花》一文中指出，72烈士的一个共同点是年轻。罗家伦研究烈士们的年龄后发现，当时黄兴不过37岁，赵声31岁，林觉民24岁，喻培伦25岁；他把所知道的烈士年龄平均起来，结果只有29岁。
罗家伦没有提到的是，年纪最轻的几位黄花岗烈士来自新马，包括阵亡时年仅17岁的余东雄，相信是黄花岗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另外与余东雄是生死之交的郭 继枚也不过18岁，其他如李文楷、劳培、杜玉兴分别为24、25及27 岁。这些烈士在为广州起义牺牲时大多还没结婚成家。
余东雄15岁加入同盟会之后，曾多次策划暗杀清吏活动，但均未成功。1911年初，余东雄获悉革命党人准备在广州起义，而在广州统筹起义的黄兴希望懂得武术的人当敢死队，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同样来自马来亚的李炳辉便推荐同乡余东雄与郭继枚参与。
余东雄与郭继枚是马来亚霹雳州务边邻居，也是生死之交，经常一起习武并结伴打猎。郭继枚出生于务边，先后在务边埠小学和怡保保育才学堂就读，成绩优良。 稍长返回故里，倾心革命，立志反清。1910年郭继枚回到马来亚，在务边听到孙中山演说，从此受其革命思想影响，并在务边加入同盟会。
郭继枚 在起义前留下一封遗书给妻子。而余东雄因为瞒着母亲参加起义，因此他的遗书由郭妻转交。郭继枚和余东雄皆未留下子嗣。郭继枚目前在广州的侄女郭月红曾向媒 体透露，郭继枚的父亲怕他参加革命有生命危险，特地安排他完婚，想以此转移其革命激情，但此时正值同盟会密谋广州起义，郭继枚终究告别结婚仅3天的妻子， 临行时还从父亲的钱箱里拿了3000元参加广州起义。
3名烈士来自《星洲晨报》与《中兴日报》
罗家伦曾统计72烈士的身份， 计留学生9位，工人12位，农人14位，侨胞28位（侨胞的统计数字与按职业统计的重叠），新闻记者3位，教员2位，还有军人14位。罗家伦认为这个统计 的启示，非常重要。他认为，这是工人、农人、商人、新闻记者、教员及其他知识分子和武装同志的大结合。
罗家伦所说的“3位新闻记者”都来自新 加坡报纸《星洲晨报》与《中兴日报》；其中劳培来自《星洲晨报》编辑部，李文楷来自《星洲晨报》排字房；周华阵亡前在《中兴日报》任职；劳培是在1906 年，在同盟会的宣传鼓吹下，于20岁时从广州取道香港到达新加坡，随即加入同盟会，在同盟会新办的《星洲晨报》当记者，并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积极进行革命 宣传活动。劳培不但以写文章来宣传革命道理，还以薪水支持革命。在《星洲晨报》当记者期间，他所得薪金，除了寄一部分给父母作赡养费外，余下的尽捐给同盟 会总部作为革命活动经费。1911年广州起义前夕，他主动请缨，加入敢死队参加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6岁。
周华是在1908年参加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从越南来到新加坡后，旋即进入《中兴日报》工作。同盟会组织的“民铎剧社”成立后，周华主动投身社务，当演员，在南洋各地巡回演出，全力宣传革命。广州黄花岗起义，在攻打两广总督署的激战中阵亡，年仅32岁。
新马烈士中的革命诗人
另外新马烈士中还有诗人及教育工作者如罗仲霍；商人如执服装业的罗干，经营小机器厂的黄鹤鸣、李雁南；传教士李炳辉等。
黄花岗72位烈士之一的罗仲霍在当时受到相当广泛关注，也是独具特色的一个，中国媒体称为“优秀的革命诗人”。罗仲霍由于父亲早亡，家境窘迫，罗仲霍便 单身前往越南、南洋读书，寻找职业。1906年，他在槟榔屿师范学堂毕业，考试成绩列入最优等。是年六月，孙中山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宣传革命， 发展革命组织，罗仲霍受其影响加入同盟会并筹办吉隆坡尊孔学堂和荷属水火山中华学堂，担任两学堂校长及当地报馆主笔。
在就义之前，罗仲霍写下了大量动人心魄的诗句，表达为国捐躯的决心，例如《感怀》诗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十年恨不早焚书，阅尽浮名尽子虚。未许豪奴共肝胆，苦无善价卖头颅。关前戍马胡尘起，海内风云大劫初。安得美人具侠骨，香囊宝剑好随予。”
·劳培原名泮光，字肇明，广东开平人。1889入天主教，寻随神父刘音鋆往潮州、揭阳传道。光绪三十一年，劳培到新加坡，并参加革命活动，在《星洲晨报》当记者。
·李文楷（1887－1911）名芬，广东清远人。早年随叔父在广州经商。后家道中落，改操印刷业。1909年供职《星洲晨报》排字房。
· 李炳辉（约1892－1911）又名祖奎，别号路得士。广东肇庆人。早年旅居霹雳州，入教会所设学校学习英文，后来就读于马六甲教会学校，分发新加坡英国 长老会教堂从事传教，后加入同盟会。年仅20岁的他, 途经香港时，即接到母亲劝他不要去冒险的信件，但他却写下绝笔诗。
·罗干，广东南海（今广州）良乡人。新加坡华侨。1910年加入同盟会，之后回国投身清军广东巡防营，进行革命活动。因被哨官发现，遂避匿农村。1911年春回广州准备起义，起义发动时，因精于枪法，毙敌甚众。转战至小北门一带，弹尽被捕而就义。
·黄鹤鸣，名一作觚。广东南海（今广州市）人。初为机器工人，积资在新加坡开一小机器厂。后弃业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1初回国，参与广州起义。
·李晚（1874－1911）一名晚发，字晚军。广东云浮人。早年辍学，耕种度日，后去香港，又至吉隆坡，加入中国青年会，从事革命活动。1899年回乡，因清吏追捕，又下南洋。为了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
·罗仲霍（1882－1911）本名坚，字则君。广东惠阳县苏矛垅乡人。早年授徒为业，后赴南洋。1905年毕业于槟榔屿师范学堂，后筹办吉隆坡尊孔学堂与荷属火水山中华学堂，自任校长及该埠报馆主笔。结识孙中山后，参加革命。广州起义中伤足被捕牺牲。
·余东雄(1894年-1911年），祖籍广东南海。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务边， 为余仁生家族成员。
·郭继枚(1892-1911），祖籍广东增城。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务边，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初回乡至广州参加起义。
·李雁南，名群。广东开平人。曾投绿林，遭清政府缉捕，逃往香港。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加入三合会。后在槟榔屿结识孙中山。参加黄花岗之役受伤被捕牺牲。
·周华，字铁梅。广东南海（今广东佛山市）人，商人。在安南加入同盟会。1907年起义时掌管经费。后游历南洋各地，宣传革命。阵亡前在《中兴日报》任职。在黄花岗起义焚攻督署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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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后人 多数落户美国
（2011-10-06）
● 谢燕燕
孙中山一生在外奔波，为的是中国革命事业。这位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者，后来被喻为“中国国父”，不过国父后人移居中国以外地区，绝大多数成了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不懂得中文。
目前住在美国加州的孙中山曾孙孙国雄便是个典型例子。孙国雄是孙科长子孙治平的儿子，洋名叫Leland Sun，1943年出生在纽约，1945年被父母带回上海，1949年离开上海到香港与祖父孙科汇合，不过1950年时父母离异，母亲谢秀玲把他带到夏威 夷，两年后迁到加州洛杉矶，从此在那里落户，直到现在。
性格直率豪爽的孙国雄说，他和许多美国人一样，从小发着明星梦，但最后成了好莱坞专门拍惊险镜头，却寂寂无闻的特技演员。
孙国雄去年11月率领29名孙家后人、包括孙中山兄长孙眉后人，一起到槟城出席“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第22次联席会议暨孙中山庇能会议100周年国际庆典”，游览先人住过的槟城。当中23人过后续程到新加坡，参观作为同盟会南洋总部的晚晴园。
本报记者趁着他们在槟城访问当地名胜，以及在新加坡出席私人宴会和访问晚晴园时，多次与孙家后人接触做访问，了解他们的近况，也厘清这个家族的一些历史。
后辈多数在美国生活
孙国雄说，他父亲孙治平和叔叔孙治强都毕业自美国柏克莱（Berkeley）大学，念的是政治科学却不从政，改而从商。他父亲1949年之后搬到香港，1965年迁到台湾，2005年在香港逝世。
孙国雄的叔叔孙治强和最小的姑姑孙穗华则住在美国长岛，另一名姑姑孙穗英住在美国加州，因此后人多数在美国生活。
孙中山和元配卢慕贞育有一子孙科和二女孙娫与孙婉。孙科与元配生了两名儿子孙治平、孙治强和两名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孙科和两名秘书严蔼娟、蓝妮各生一女，即孙穗芳和孙穗芬，但孙科嫡子女从未承认孙穗芬、孙穗芳姐妹身份。
和孙国雄一起到槟城出席“庇能会议”百年庆的孙中山曾孙辈后人还有他的曾外孙林山立博士（63岁）和曾孙女孙嘉瑜，两人同样来自美国。林山立博士洋名Sharat G. Lin，是孙穗英与夫婿林达文所生的儿子。孙嘉瑜是孙治强之女。
林山立说，孙中山共有九名曾孙辈后人，除了一人生活在中美洲萨尔瓦多，其他人都在美国。
孙家后人访问团中，最年长的是孙眉曾孙孙必胜（73岁），最小的则是孙必胜当时只有8个月大的外孙女钟健怡。
孙家在槟城的岁月
1910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槟城。两个星期后，他的红颜知己陈粹芬到槟城与他团聚。同年9月，孙眉（字德彰）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孙中山在香港的家眷向来由孙眉照顾，他因此决定带着家眷到槟城找孙中山。
孙眉10月底、11月初带着孙中山元配卢慕贞、两名女儿孙娫与孙婉抵达槟城时，刚好来得及出席策划黄花岗起义的“庇能会议”。当时唯一没有到槟城团聚的是在檀香山留学的孙中山长子孙科。
孙眉迁到槟城时已经破产，连每月20元房租都付不起，幸好得到槟城革命支持者的热心捐助，每月给孙家提供120元至130元叻币的家用。孙家当时就住在槟城柑仔园404号。
孙眉最早在夏威夷开农场，一度非常富裕，除了搞农场，还把生意延伸到房地产、码头、皮革业、酒业、肉类包装等，投资地域从夏威夷扩展到旧金山。
孙必胜说，孙眉为了支持弟弟的革命事业，前后捐了大约7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1890年，夏威夷爆发瘟疫，当地政府为了防止瘟疫蔓延，烧毁华人聚居地的房子，孙眉的店铺也化为灰烬，农场后来租约期满，政府不肯再延期，孙眉只好撤离夏威夷回到香港。
孙必胜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眉从槟城回返广州，继续为新政府筹募资金。他的支持者一度要推举他出任广东省长，但孙中山反对，他尊重弟弟，放弃当省长，回到澳门。
1913年，孙中山被迫离开中国到日本组织第二次革命，孙眉打算东山再起为弟弟募款。他派陈粹芬回到马来亚探寻商机，准备尾随她到南洋经商，却在1915年病逝于澳门，享年61岁。
孙必胜原本住在美国，近几年迁回中国广州。去年的新马行，他带了越南华裔妻子彭雅丽，儿子孙伟伦、媳妇蔡琳、女儿孙慧珍、女婿钟永仁、外孙女钟健怡等，同行的还有他的两名妻姨、媳妇的父母、女婿的母亲，还有堂兄弟孙杰等。
孙国雄
曾在一部影片里死过19回
孙国雄则带了第二任妻子、菲律宾裔孙秀兰（56岁），他和前妻所生的两名女儿孙美玲（45岁）和孙美兰（42岁），以及他和孙秀兰所生的女儿孙美莲（23岁）及儿子孙伟仁（17岁）一起访新马。
他们一家先到越南胡志明市，再玩柬埔寨吴哥窟，之后到槟城出席庇能会议百年庆，再从怡保、吉隆坡、马六甲等地，一路游到新加坡，算是游遍孙中山当年各个革命据点。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孙家后人经常受邀到中国出席各种活动，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是1986年10月。那次不只是孙中山后裔受邀，连孙中山姐妹的后裔也受邀，大家先在香港集合，再飞北京，之后下南京、上海、武汉、广州，还回到翠亨村老家。
从小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的孙国雄从小便梦想当明星，学生时代当过临时演员，参与的第一部电影是马龙布兰顿主演的《丑陋的美国人》，在影片里扮演村民，当时一天有16美元收入。
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尝试闯好莱坞电影圈，但没有当上电影演员，最后成了特技演员，专门当替身。
他说，身为亚洲裔临时演员，凡是以日本战争或越南战争为背景的电影，都会需要他这样的演员。他幽默的表示，自己曾在一部叫“Uncommon Valour”的电影里死过19回！
他拍过从高楼坠下的惊险画面，也拍过撞车和爆炸场面。他一直从事这一行，直到1997年才退休，前后参加过约400部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他目前还是三个美国演员／艺人工会组织的会员。退休后，他开始帮人管理房地产。
孙国雄大女儿孙美玲曾步他后尘当特技演员，但目前已改行在一家能源公司从事市场行销。二女儿孙美兰是市场分析员，三女儿孙美莲刚大学毕业，目前在律师楼工作，妻子孙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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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余东雄 来自余仁生家族
（2011-10-06）
● 张曦娜
在黄花岗72烈士中，年纪最轻的是余东雄，年仅17岁。
余东雄来自本地上市公司，也是百年老字号中药集团余仁生的家族。余仁生1879年由来自广东的余广培（又名余广）创设于马来亚霹雳务边，但真正将其发扬 光大的是余广培之子余东旋。根据余仁生2009年出版的《余东旋传记》（Path of the Righteous Crane-- The Life & Legacy of Eu Tong San)，余东雄为余东旋的堂弟，余东旋在叔父于1904年逝世后，照顾他的儿子余东雄。当他知道堂弟要回中国参加起义，曾设法阻止他。当时余东旋知会旗 下职员及生意伙伴，不要借钱给余东雄。可是，余东雄还是筹得去广州的旅费。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余东旋负起照料余东雄家属的义务。
余仁生中药店最初在马来亚务边和金宝开业，后来逐渐伸展到槟城、怡保、吉隆坡、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新加坡店成立于1910年，百年来一直坐落在桥南路，而余东旋一家亦从那时开始迁移到新加坡居住。
余东旋的一个孙子为余仁生中药集团总裁余义明。余义明接受《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特辑访问时说，由于堂叔公余东雄殉难时他还未出世，而其祖父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逝世，因此对于其壮烈功业不甚了了。但过去断断续续也听到家族中的长辈，包括其母亲提起过这位堂叔公。
余义明说，为了解家族历史，多年前，他们家族曾经请学者杨慈爱搜集余东旋的生平事迹，结果她前后以12年时间从各地图书馆采集原始史料，由于整理出的资 料过于庞大，后来他决定请作家伊萨·夏普（Ilsa Sharp）根据资料写成传记，期间又花了3年时间。有关余东雄的资料就收录在《余东旋传记》中。
余义明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母亲到广州旅游，也曾经到黄花岗去，她回国后曾经向我们提起这件事。”
第一次看到余东雄遗书
余义明说，大约20年前，他到台湾时也曾在朋友指引下，到供奉了72烈士的忠烈祠去，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余东雄留下的遗书，觉得很有意思，立刻要求一份复印本。这是他对这位家族烈士最多的记忆。
余义明收藏多年的是余东雄与郭继枚（郭继枚本名继妹，世人也书作郭继枚，或书作郭继海）联名写的遗书复印本。收信人为“螺生”、“源水”、“孝章”。
在本报查证之下，“螺生”、“源水”分别为郑螺生与李源水，两人分别为同盟会霹雳分会正副会长。李源水和郑螺生同时也是少数受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嘉奖的马来亚华人。李孝章则曾作为“怡保代表”于1910年10月参加孙中山召集的广州起义秘密会议。
余东雄与郭继枚的诀别信写道：“……弟察同志热诚，大堪嘉敬，惜举动该不密…省港相隔一水，吾人一举一动，无不被奸探侦悉。……弟不过将种种见闻，叙述 尊前，非畏死，亦非反对，弟之生命，早已置於度外，弟既属克强兄指挥，无论如何猛进，一往向前，誓无反顾。倘目的能达，与公等羊城握手，或有其实，否则敌 众我寡，万一失败，虽战胜我继妹东雄二人，或受千枪占创，手无寸铁，犹必奋臂杀贼而后已。”
诀别信最后写道，“视死如归弟之素志，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此封感人的遗书目前收藏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
对于家族中的这位先烈，余义明说：“余东雄的生命十分短暂，但他活得很有意义，人生不外乎如此，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一生能有所贡献，余东雄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至今仍然没被世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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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革命报刊是 ‘舆论之母’
(2011-10-06)
● 张曦娜
孙中山说，革命报刊是“舆论之母”。
近年来，不少学者都认为，辛亥革命前后，新加坡先后出现了几份华文革命报刊，这些华文报刊在舆论与宣导革命方面，发挥了反清革命的先导作用，凝聚成一股革命力量，影响了许多南洋华人，并推动南洋华人参与支援革命。
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曲晓范、管路燕在其研究论文《〈星洲晨报〉与同盟会南洋支部的革命宣传》开宗明义说：“辛亥革命时期，以《图南日 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和《光华日报》为代表的南洋华文报刊充当了海外反清革命的舆论先导，为争取南洋华侨响应和参加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和同盟 会南洋支部为中心的南洋地区的辛亥革命、压缩改良派在南洋地区的活动空间，积蓄和壮大南洋地区的革命力量，最终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 重要贡献。因此研究此间南洋华文报纸的出版发行无论从推进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角度还是华侨史以及中国近代报刊史等几个方面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曲晓范教授所指的《图南日报》、《中兴日报》与《星洲晨报》，自1904年至1909年先后开始在新加坡出版。
《图南日报》于1904年由陈楚楠、张永福与林义顺创办，被认为是“南洋第一份鼓吹革命思想的侨报”。《图南日报》虽然起到促进革命活动开展的作用，但终因亏损过大而于1905年宣布停刊。陈楚楠与张永福并未因此而气馁，再次集资，于是年底再办《南洋总汇报》。
《南洋总汇报》刚出版时由陈楚楠，张永福二人主持，但后来占一半股东的中立派陈立秋等人却怕得罪清政府而产生意见分歧，最后分股而为保皇党人陈立秋所得，《南洋总汇报》逐渐沦为保皇党的机关报。
《南洋总汇报》失败后，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人的办报热情不减，于1907年8月20日在新加坡吉宁街18号办起南洋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并展开了与保皇派《南洋总汇报》的笔战。
曲晓范在论文中指出，“《中兴日报》刊行之初即宣称其以外反强权、内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为奋斗目标，旗帜鲜明地揭露改良（保皇）派提倡君主立宪观念、反 对革命思想的实质，赞扬反清革命起义。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由胡汉民、陶成章、汪精卫等著名的革命思想宣传家所撰写，文字流畅，激情奔放，富有煽动性，所以该 报发行不久，就成为南洋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该报的广泛社会影响极大地抑制了改良（保皇）派思想的传播，引起改良派的反击，于是形成了《中兴日报》 与《南洋总汇新报》之间的一场长达一年半之久的政治大论战。两面“此来彼往，杀声四起。把南洋昏聩的同胞，从梦中惊醒起来。”
1910年8月，《中兴日报》终于因资金短缺，负债累累而停刊。
《星洲晨报》支援中国社会变革和革命运动
《星洲晨报》由同盟会会员周之贞、谢心准于1909年在新加坡创办，于1909年8月16日正式发刊，地址设在新加坡海山街门牌四号。印刷人是卢惜吾，编 辑人是周佛宝，发行人是陈毅献。取“晨钟以醒 痴迷之意”。《星洲晨报》刊行后，与《中兴日报》并驾齐驱，倾力鼓吹革命。特别是《中兴日报》1910年春停刊后，革命党视《星洲晨报》为新马喉舌。
曲晓范在论文中指出，“1910年2月3日《中兴日报》停刊后，《星洲晨报》更是成为革命派在新加坡剩存的唯一宣传机关，继续坚持与保皇党及其《南洋总 汇新报》进行对峙、论战。使革命派在新加坡保持了革命宣传时间上的完整性，它在传播革命思想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倘若此时革命派没有 自己的宣传报纸，那么南洋尤其是新加坡那些正在被革命思想感染、立志为革命而献身的华侨，会因为失去‘革命旗帜与向心力’而感到失落和彷徨，他们的革命动 力或许会一落千丈，从此退出革命。”
曲晓范说：“革命党人之所以在此时将战略目光移向南洋这一焦点上，是由世纪之交南洋地区华侨社会中所蕴含的巨大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对革命党人形成的巨大吸引力所决定的。
他认为，“《星洲晨报》的创办，使革命党在新加坡重新树立了革命旗帜，为革命党得以在舆论上继续传播反清思想，进一步争取华侨支持革命，启动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做了准备。”
通过社论与报道宣传革命
曲晓范、管路燕的论文对《星洲晨报》的革命宣传做了十分精细的研究，例如论文中指出，《星洲晨报》撰写的大量社论，内容涉及非常广泛，从对满清政府的抨击到对保皇党的攻击；从对国内人民疾苦的怜悯，到对海外华侨遭遇的同情等，皆有涉猎。
又如《星洲晨报》也通过报道宣传革命，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内容带有革命宣传色彩。“有的报道则着重反映国内革命形势的进展，彰显革命派英勇无畏、机智灵活的革命精神，试图以此激发华侨读者支持革命。”
副刊、广告也革命
根据曲晓范、管路燕的研究，《星洲晨报》也非常重视以刊载文艺作品为主要内容的报刊副刊，“并通过长期向华侨灌输‘自主独行’的精神，使华侨逐渐从对满清政府的绝对服从中挣脱出来，为起而推翻满清政府奠定思想基础。”
在《星洲晨报》副刊中也包涵了对改良派的攻击，如在1909年11月11日该报第6版中的《保皇报馆》 中，作者用讲故事的形式，借批判清政府打压报纸的问题挖苦、讥讽康、梁：“近来中国内地报馆，屡被清政府封闭，或勒停出版，报界忧之，而无可如何。一日， 某报（东）某行至某街，见一店门首，招牌大□□保险公司数字，异之，入问是保何险，答曰，能保不被封闭，不被勒停出版。某大喜，立即盖印买保，归视其保险 章程，则只有恭维立宪，歌颂（官）场数字而已。是嗤之曰，此保皇报之伎俩耳，我地一定做唔到咯，于是退回单据，作为罢论云。”
此外还有《拟严 禁保皇党到处放保皇毒告示》 、《革党之与保党》 、《保皇妖巴结载涛之扫兴》 、《保妖现形 圣人悲末路》 等相关文章。总而言之，这些种类各异的娱乐文章，利于引起读者的阅报兴趣，而且由于革命派运用生动形象地讽喻手法，使得华侨更容易接受革命派对满清政府及 保皇党的抨击与攻击，更容易将华侨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
有意思的是，《星洲晨报》也有不乏革命色彩的广告，例如“介绍各报”一览表，主要介绍 过香港《中国日报》、《公益报》，广州《南越报》、《国民报》，上海《神州日报》、《民吁报》，檀香山《自由新报》、旧金山《大同日报》、暹罗《华暹新 报》、巴黎《新世纪报》、仰光《光华报》 、吉隆坡《四州七日报》等革命报纸。
另外还有革命书籍广告。1909年8月16日的《星洲晨报》刊 登革命小说《双美脱险记》销售广告。1909年9月10日发布销售《革命先锋》（邹容著）、《猛回头》（陈天华著）、《唤醒同胞》（汉民著）、《马福益》 （革命小说）、《客民原出汉族论》、《国语（专为南洋各小读本，学习正音起见）》、《急救中国策》等革命书籍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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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新加坡领导大论战 “海盗”大战“汉奸”
（2011-10-06）
● 张曦娜
辛亥革命前的1908年，革命派与保皇派曾经在新加坡展开一场大论战。当时在新加坡对垒的报刊，一方是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另一方是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
南洋最长的一次论战
这场激烈的大论战是南洋地区革命党与保皇党人最长的一次论战，近年来中国学者对这一场论战的影响力都给予肯定，认为这场论战对新马华人的思想具启迪作用，影响深远。其影响的程度并不亚于在日本的同盟会总机关报《民报》与保皇派报刊《新民丛刊》的论战。
中国历史学者桂栖鹏、赵晓兰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两次大论战》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夕发生于美洲、南洋地区的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 刊之间的两次大论战，“是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篇章，它打破了保皇派在这一带华侨中一统天下的局面，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并最终取得胜利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 备”。
在这一次论战中，孙中山在新加坡亲自领导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并以“南洋小学生”笔名，多次发 表驳论文章，三篇文章连续在9月11、12、15日的《中兴日报》上连续发表。批判改良派所散布的革命必召瓜分等言论。与此同时,黄兴、居正、汪精卫、胡 汉民(笔名去非、辨奸、诘奸)、田桐(笔名恨诲)、居正(笔名药石)、林时爽等党人也齐集新加坡，纷纷撰文投入论战。
《南洋总汇报》参与者包括了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徐勤和伍宪子，以及平实、欧榘甲、黎研诏、梁伯鸣等。
唐璆贬损孙中山为广州湾海盗
1908年9月11日，“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记者以“平实”的笔名，发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的文章，提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以及革命足以瓜分中国的看法。
在过去，人们对于“平实”这个名字一直莫测高深，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近年来有中国学者指出，“平实”原名唐璆，尊梁启超为师。当年，唐璆被梁启超推荐 到新加坡任《南洋总汇新报》主笔,他以笔名＂平实”参与论战，先后发表了9篇文章:《论今日时局止可立宪救国万无革命之理》、《革命党之真相》、《论革命 不可强为主张》、《驳巽言》、《汉雄莫猖狂且看尔党之行为》,《小子听之》、《正巽言》、《论革命党宜反己自修》、《论国民宜预备实力以救国》。革命派则 相继发表了《平实开口便错》、《平实尚不肯认错》、《革命者国民之责任非英雄之事业》、《正告总汇报记者平实》、《规保皇党之欲为圣人英雄者》、《规平 实》、《再规平实》、《规正平实之所谓时势观》等。
平实对革命党人极力贬低，例如在《革命党之真相》大骂孙中山为“海盗”。他说：“孙则妄自尊大,欲以盗贼而为帝乇……孙某者，广州湾海盗也。乃不学无术， 见小贪利，慕外人文明之名，并不知文明之实，其私计小术，较之宋江，实为不屑。身无寸土，而妄以中华大统领自居，天下可笑之事，谁过于此……漂流海外，颠 倒奇想，未作中华之主人，已先作外人之奴隶，不惟国家之乱贼，实黄帝之不肖子孙也。”
唐璆又在《革命党之真相》中，他把革命党划分为五个部 分，分别是“愤恨派”，代表人物是陈星台(陈天华)、汪精卫；“野心派”，代表人物是黄兴、孙中山；“邪僻派”，代表人物足张继、刘光汉；“盲从派”，代 表人物留日学生与革命会党；“虚伪派”，指那些借助革命谋私利的人。
平实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中认为:“革命者，时势自然之所趋，圣人英雄顺时势之自然，起而应之也。”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算的上革命的有3次，分别是 “商汤革命”、“周武革命”、“华盛顿革命”。在他看来，商汤、周武、华盛顿都顺应时势，革命才取得成功。他攻击革命派，认为革命派非大英雄、大圣人。
孙中山骂平实为“汉奸”
1908年9月11日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笔名在《中兴日报》发表《平实开口便错》一文，驳斥平实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一文中，以天命反对革命的 说法。孙中山在文章中指出：“人事补天工,人事夺天工”，“人事”与“天工”，“时势与自然”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以商汤推翻夏、周武王推翻商纣以及美国 独立战争为例，证明这是“人事之变迁”造成，而不是“天数”。孙中山说：“时势者，非自然也。自然是自然，时势是时势。时势者，纯乎人事之变迁也；革命 者，大圣人大英雄能为，常人亦能为。尔既知人心之所归，则时势之可为，尔有何据？知吾汉族之四万万人，为尽归心于满请者？以吾所见，除尔一二汉奸外，断无 归心满清者。”
孙中山最后写道：“吾今有一问，要平实答我：革命为善事乎？抑恶事乎？如平实能言革命为恶事，并引据以证之，则吾不尔责；否则事之无论如何难、如何大，倘 其事不为恶，则断无有不可主张之理也。尔之排斥革命无理由可说，不过以为难事、大事而已，更见尔为卑劣中之最卑劣者。
在《平实尚不肯认错》一文，孙中山开头就说：“平实以时势为自然，我引科学以证其谬，尚不肯认错，哓哓不已，乱啼无谓，引孔孟天命之说以文饰，无怪彼等以满人侵夺中国，亦为天命之自然，而甘心媚之也。”
革命派驳斥保皇派瓜分论
这场论战的另一重点是保皇派提出的“革命招致瓜分”之说。保皇派认为，中国人“民智”未开，不能行共和，革命会引发暴乱，导致西方列强侵略瓜分，因此只 能行君主立宪，认为这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革命派则指出，中国被瓜分的原因在于清朝政府的腐朽卖国，中国人的愚昧是专制制度造成。而保皇派爱的是“大 清国”，不是“中华国”。
9月12日，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在《中兴日报》发表了《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驳斥保皇派宣扬中国革命会遭致瓜分的说法。文 中，孙中山以土耳其和摩洛哥为例，反复阐明革命不仅不会被列强瓜分，而且“瓜分问题已由革命而解决，非惧外媚满者所能置辩也”。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为 笔名，在《中兴日报》发表的这3篇文章后来都收入《孙中山全集》。
对于保皇派体出的“瓜分论”，革命派除了“南洋小学生”的《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之外，还连续发表了汪精卫的《申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及《革命可以杜瓜分之实据》，胡汉民的《驳总汇惧瓜分之说》。
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孙中山之所以亲自领导这场大论战，其中一个原因是，平实对革命派极尽贬低之能事，尤其骂孙中山为“广州湾海盗”，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场笔战延续了约一年，一般认为，保皇党人在论战中处于下风，通过辩论之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渐渐深入人心，并形成了南洋华侨支援民主革命，走向共和的 一股力量。其中一个例子是，经过这场论战，结果连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邱菽园也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破裂，脱离了保皇党新加坡分会，并在报上批评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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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教授 谈辛亥革命 反清革命新加坡较有市场
（2011-10-06）
● 潘星华
孙中山以“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宣扬革命，这个概念对新马华侨并不陌生。他在新加坡获得专业人士、大商家和普罗大众的支持。因此，和其他地方相比，新加坡可说是比较适合孙中山宣扬革命活动的地方。
著名历史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在接受《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特辑的专访时，发表这个意见。
新马华侨很早就有简单的民族概念
王赓武教授说，荷兰和英国两国在东南亚进行殖民地统治，就是利用民族的概念把阿拉伯人、华人、印度人和土著分得清清楚楚，各有各的地位。所以，在南洋一带的华人，很早就有简单的民族概念，这是在香港没有，在中国也没有的。
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满清政府特务缉捕进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经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营救脱险，再出版“Kidnapped in London”（《伦敦蒙难记》）一书，详述经过，名声大噪，一下成了世界知名的革命家。这是他运气好，不被抓的话，世界有谁认识他？后来，孙中山乘船到 神户，日本记者都以革命者来称呼他。之前，孙中山从来没有以自己是革命者自居。
1900年孙中山34岁，初访南洋，当时他已经小有名气。他在南洋谈“反清”这个民族主义的概念，很快就得到新马华侨的认同，因为他们很早就有这个经验。孙中山说反清是为了宣扬民族主义，华侨很快便能接受。
他在新加坡认识土生华人林文庆、殷雪村等专业人士，还有商人如陈楚楠、张永福、陈武烈、林义顺等，都受过一些西方教育，既掌握西方科技、经济、医学之道，同时热心保存中华文化传统。
所以，新加坡应该是特别适合孙中山活动的地方，反应也最好。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虽也有人支持他，但是大部分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才支持他，新马华侨却是在辛亥革命前就支持他。
唯一能和新马华侨相比的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当地支持孙中山的华侨不少，但力量有限，因为当地保皇会和同盟会的势力平均。新马原本保皇会的势力比较 强，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建立后，孙中山第二次到新马，他的革命党势力就比康有为保皇会的势力大，尤其是康有为后来去了印度，孙中山革命党的势力 就更大。
日本想用民族国家概念分裂中国
王赓武详细解释民族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形成。他说，最早讲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人，并非孙 中山，而是梁启超。“民族国家”这个词从日本过来，日本则从西方学来。一个文化，一个历史，一个宗教，一个文字语言，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这个概念从 西方来，日本很满意，认为这很适合日本。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日本很快就拿民族主义来用。很多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学者到日本留学后，都开始讲民族主义，民族主 义就和满清帝国的存在有冲突，最有名的是章炳麟反满的概念，他去日本之前已经有这种思想，去了日本，反满的思想更深。
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当时中国是个很大的满清帝国，200多年前，满清打败汉人，压制汉人多年，但中国还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如蒙古族、回族、藏族，都分得很清楚。
日本人明白如果满清垮台，以民族主义的概念，可以把中国分成很多国家。满族有满清国，蒙古族有蒙古国，维吾尔族有新疆国，藏族有西藏国等。满清帝国天下 的概念打破后，就可以用民族国家的概念来分裂中国。所以，当时日本人是同情反清运动，却不同情孙中山，但为了要打败满清，他们只好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也明白中国的经验和日本不同，日本是单一民族，可以改革、维新。中国却是满清政府，如果是汉人政府，也许不需要走革命的路，可以靠改革取得成果，康有为也不会失败。就像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希望能让中国通过改革成为现代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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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首个具西方政治意识中国人
文·潘星华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满洲朝代，孙中山不甘心让满洲人继续当皇帝，很多汉人因此接受反清的革命思想，决定利用民族主义把满洲人的命革掉。但是，他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困难是赶走满清，用民族帝国的定义，只有汉族的中国，版图就立刻小一半。
所以，到辛亥革命前后，他接受五族共和的概念，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建立中华民族华夏的新概念。华夏的概念不是民族的概念，是文化的概念。没 有这个新概念，中国人怎样保持版图？日本人可以建满洲国，西藏人可以要求独立，都是借民族国家的概念来造反。蒙古后来独立，也是借助这个概念。如果蒙古可 以独立，为何新疆、西藏不可以？民族主义到现在还是让中国很头痛的问题，对现在的中国还很危险。
当时孙中山头痛的是，中国的问题不是反清把满 洲人赶走，找一个汉人做皇帝，问题就解决。大家都在考虑把满洲人赶走，谁来当皇帝？谁有资格当皇帝？从前是把天下打下来的人当皇帝，现在大家都是士大夫子 弟，学而优则仕，不可能打天下。所以，最后才决定共和国的概念，避免谁当皇帝这个难题。
新加坡受辛亥革命影响
王赓武教授说， 孙中山应用“反清”这个口号，在新加坡获得很多华侨支持，他们在接下来的革命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为什么孙中山会有“华侨是革命之母”的概念。“他也许没有 亲口说过这句话，但是他很重视新马华侨的力量，这是事实。没有这里华侨的支持，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在加州有很多保皇党，日本有的华北、长江流域的学生和军 官，对他并没有太大支持。只有到新马来，他才比较安稳。”
谈到辛亥革命对新加坡的影响，王赓武教授认为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成功，才有中华民国、爱国华侨、中国内战、政治斗争和中日抗战的救国运动，一以贯之。
新马华侨的教育制度，就建立在辛亥革命前后，那是大转变的时代。学校里的教材，口号和概念，如政治概念、民族概念、爱国概念、救国概念都从那时开始。新马华侨子弟除非不上华校，上华校都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所以影响很大。
王赓武总结说，当时新加坡跟随中国建立新型学校，从原本的方言学校统一成为用华语的学校。两地沿用同样的书，上同样的课，老师都从中国来，他们带来中国 的想法和概念。这个影响很大，这虽然跟孙中山已经没有关系，但一切从他开始，不能不谈他。孙中山到过新加坡，和新加坡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掌握西方政治概念，致力以政治形式改变中国，引领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革命先行者。他率先走出其他人没有走过的路，成为后来被蒋介石挪用来作为政治资本的中华民国“国父”。
著名历史学者王赓武教授接受《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特辑专访时，表示这个意见。
他说，19世纪，日本年轻的武士全面向西方学习来推翻德川幕府。日本是第一个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亚洲国家。亚洲其他国家虽然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却都认 为自己的文化传统优良，没有必要改变。即使香港在19世纪被英国占领，西方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的运作方式，逐渐传到中国，却离开北京朝廷甚远，并没有 给中国人带来多大的震撼。
到19世纪末，清朝官员还认为欧洲人不难控制。即便甲午战争后，中国被日本打败，中国人了解这是日本人学习西方，进行军事、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原因，却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日本人的成功跟学习西方设立政党，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有关。
甲午战争失败震撼中国
王教授说，孙中山并非第一个到过美国，接受西方教育，喝过洋水的中国人，但是他却是第一个有西方“政治”意识，第一个决定以武力革命来为积贫积弱的清王朝敲起丧钟，挽救中国的中国人。
他说，19世纪末，国际形势有很大的转变。中国原是一个大强国，忽然在30年间极快地衰弱下来，连中国人也自称东亚病夫，这么快就衰弱下来，是让大家都惊奇的事，满清的大官没有想到，连外国人也没有想到。
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就连英国权威人士评论也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
王赓武说：“我看到的材料记载，1894年中国人第一次和日本打仗，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太蠢，怎么敢跟中国打仗？没有想到日本人就这么简单，这么快地把中国的海军毁灭掉。”
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日本竟然歼灭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中国从此自信心丧失殆尽。
当时中国士大夫的官僚阶级的思想有很大变动。他们从来没想到强大的满清帝国会被外国打败，从前中国的敌人是来自大陆，从西部、北部的部落，从长城打进 来，但从来没有来自海洋的国家给过中国威胁。中国突然被看不起的日本海军打败，大家立刻知道危险了。但是怎样去挽救国家，却是束手无策。
中国人对“党”有偏见
当时一些年轻有思想的士大夫阶级的人，被派去外国，看到西方的进步，明白西方国家不仅是船坚炮利，还有法律、制度、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都比中国强。
他们看到当时最强盛的大英帝国，占领的版图是全球性的，幅员辽阔，英国的海军可以行走全世界。尤其看到印度被英国占据，更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恐惧。印 度是有文明有历史的古国，竟然被英国占据，如果印度也能被占据，中国不是没有可能。诸如此类从前从来没有可能的问题，当时都变成可能。
王赓武说，从1890年后的材料，看到中国士大夫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开始仔细去阅读西方的书，去研究西方的思想，他们想到国家被帝国主义占据，文明文化就在危机边缘。中国的未来，可能不仅灭国，还可能灭种。这是中国士大夫思想上很大的改变。
其实早在甲午战败之前，受鸦片战争失败的耻辱影响，1872年至1875年，清王朝决定每年派出30名年届12岁至15岁的少年赴美国留学，这些人都跟 孙中山同辈。120名来自中国南方的优秀青年，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刘玉麟、梁诚，在美国东岸接受西方教育，1881年被召回国后，都忠心耿耿为 清廷服务，把从西方学来的好东西，在各自的专业应用出来，作出巨大贡献，使中国自强。
出国做买卖的商人，想法也是如此。爱国的商人，认为出国学西方经济，回国后，搞好经济，用来对付西方的经济侵略，尤其是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影响中国沿海的经济，学好经济是要用来对付西方经济。
这么多人，没有一人像孙中山那样，考虑把在西方看到的政治体制，移植来为中国进行翻天覆地的政治改革。最少在1911年以前没有。
王赓武说：“中国人对‘党’有偏见，是反对的，如朋党，在官界，是不能走朋党这条路；在宫廷，皇帝也绝对不允许。所以党这个概念要在中国发展很困难。”
孙中山并不是中国成立第一个党的人，中国第一个党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于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成立的保皇党，这个党主张保留帝制，留辫子，进行缓和的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有没有辫子成了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分水岭。
王赓武说：“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都没有用‘党’这个字，他是后来才成立中华革命党。兴中会虽然没有党名，却有党的实 质。它结合当地从广东香山去的新移民，像私会党那样互助互爱，有反清复明的政治斗争目标。当时檀香山的广东人大多来自孙中山的老乡香山。”
与基督教教育有关
孙中山会革命，也跟他受了基督教的教育有关。
王赓武说：“孙中山信奉基督教，是一个相当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他很少提起，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这个信仰不大好讲。孙中山很多朋友、老师都跟基督教有关， 他们当然不像太平天国那样极端。他吸收基督教的平等概念，如对民族、人民、一般人的待遇。他同情穷困人，同情妇女的遭遇，从基督教吸收新的想法。”
他说，现代化西方政治的概念是鼓励人民参与，政治是很多人的事情，不只是当官的事情。是抓权、夺权，利用权力来替人民做事的事情。是借用政治经验和经济 力量来整顿社会，改革也好，保守也好，不同的党派有不同的想法。这种概念是传统中国没有的。传统中国有官，有权，有打天下，有皇帝，但这些都不是西方政治 的概念。
中国只有两种政治，一是如何在上面管制下面；一是下面如何去反抗上面。于是在上者，学而优则仕，考试当官，利用当官的地位，去管制下面。在下者则组织私会党去造反，去反抗上面。
王赓武说，当时在中国谈政治，是新挑战。孙中山当时也无所适从，不知该走什么路，不过最少他知道，仅靠官来改革，仅靠私会党来造反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种新的组织，一种来自西方的政治改革思想，来推翻满清皇朝，才能挽救中国。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反满”是他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的最简单口号。1895年1月回到香港，成立香港兴中会，不久就发动了广州起义，经过11次失败，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才成功。
这一年是辛亥年，至今百年。
王赓武对谈录
政权在中国要成功 一定要保留传统概念
问：从历史角度看，早期同盟会和保皇党在新马和其他地方的大辩论，是海外华人为政治而分裂的第一次，使海外华人形成两个阵营和派别。现在回头看保皇力量，其实有些并非落后或持反动立场，只不过他们对中国前途有不一样的看法。
以历史学家的立场，您怎样评价当时在新加坡社会的保皇力量？
答：有一点保皇党的立场比革命党要强的，就是他们很重视中国的儒家传统，如康梁。他们所以不赞成革命，不支持孙中山，主要是孙中山那套革命概念受到西方英、美、法国模式影响，有逆儒家传统，康梁不能支持。革命这个词就不合适。
而且，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皇朝？保皇派认为不需要。把满清赶走，再来一个新皇朝，谁做皇帝呢？谁有资格做皇帝呢？这些都是问题。两者间的矛盾和中国传统有很大关系，很多人支持孙中山，但还是支持中国传统，他们对中国传统有感情，并不像孙中山那样疏远。
所以，为什么到最后保皇党还有相当势力，就是因为有传统的力量支持。到现在大家讨论中国的将来，还能发现传统和反传统两条路线，可见中国文明影响力很大，大家都不愿意放弃传统，不愿意接受把传统撇开的做法。
孙中山虽然反对康梁的保皇党，但最后建立国民党，他还是妥协，三民主义掺杂许多传统的概念，他后来明白，要成为中国成功的政权，一定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概念。
孙中山前后一致
问：孙中山提倡的那套西方思想和基督教的影响，还有他的私会党背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政治、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社会地位，相对于士大夫，他都处于边缘，不在主流，微不足道。到海外华侨世界，也在很外围的环境，他最终为何会成功？是不是很偶然？
答：他那个时代，主流是儒家。康有为、章炳麟是儒家，是主流；孙中山主张现代化、科学化、革命、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就不是主流。当时儒家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一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儒家才被边缘化，加上打倒孔家店几十年后，孙中山才被移到靠近主流。
他当时位处边缘，怎么会成功？的确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我想这跟当时没有更好的领袖有关。在日本读书的章炳麟、鲁迅等知识分子，都不肯承认那个读书人是 领导，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在中国，士大夫阶级历来不会自荐当皇帝，也不会承认谁是领导，连康有为也不肯承认，文人相轻是有一定的道理。
孙中山自在伦敦被满清中国大使馆抓住，经英国老师营救，被放出来，一下在国际打响知名度，在西方世界成名，这是他运气好。
1911年10月到12月武昌起义成功后，12月他到上海，大家才愿意承认这个在西方有一定名气的人为领导，因为没有人有他的名气。黄兴的支持者都认为 应该是黄兴做领导人，孙中山一场仗也没有打过，怎么肯承认他是领导呢？但是其他人不接受黄兴，反而孙中山因为是边缘人，有比较显著的革命经验，又有名气， 就把他推举。
有些中国学者比较重视黄兴，认为他有贡献，有地位。孙中山是因为国民党的原因才受重视。最初因为没有人可以承认，只好承认他。后 来又有苏联的援助，连共产党也要接受他。当时第三国际要用民族主义来打败军阀，讲民族主义最被人接受的是国民党的孙中山，于是叫共产党去和他合作。
孙中山最值得大家敬佩是他很坚持，前后一致，从头到尾要建国，这个口号从头到辛亥革命之后，没有改变。遇到困难他能沉着应付，愿意和任何人合作，日本人、苏联人都可以，因此很多人说他投机，其实他是为了建国，他的目标从没有改变过。
当时其他领袖，很少人像他那样坚持，这也许跟他不是士大夫阶级有关。士大夫阶级的观点是效忠帝王，当官报国，不会自己当政治领导。孙中山的政治路线却很简单，定下来后，一直坚持不变。这是他受人敬佩之处。
问：今天的学者怎样看待新马一代的华侨，在辛亥革命所扮演的角色和贡献？
答：我的印象是中国学者对华侨的贡献，基本上口头是接受，却不怎么重视。这是因为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国内的新军军官，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跟一些当地地方势力的贡献。武昌起义成功，其他在南方的起义都不成功，理由之一，也因为离开北京太远。
神话孙中山
问：中国政府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否有改变？
答：看中国谁当权，对孙中山的评价就不同。毛泽东时代怎么会重视孙中山？那是不可能的。他只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初步的，革命要到1949年才成功。中国历史是在不停重写中。
国民党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孙中山，蒋介石怎样统一中国？蒋介石不是党的领袖，要把国民党的右派团结起来，只有靠孙中山。只有抬出孙中山的名字，如皇帝一般，才可以达到目的。
在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就要靠象征性的人物，靠英雄，靠有名气的人来团结。既然孙中山有地位，就可以神话他。“国父”是新的“发明”，只有一个，是政治 资本，是每个政治家，每个政权都需要有的文化、历史，各种可用的政治资本。从这方面来说，孙中山很有用，而且可以长久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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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影剧中 有革命记忆
（2011-10-06）
● 林仁余
1908年11月，香港粤剧团志士班振天声社在新加坡牛车水梨春园演出《荆轲》，第一幕结束时，孙中山的战友黄兴、胡汉民等上台演讲，宣扬反清革命思想。当时孙中山也在新加坡，努力加强同盟会的领导，他欣赏了演出后，还与陈粹芬在晚晴园接见粤剧红伶的代表。
这段历史，或许是本地演剧界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最早纪录。
在《荆轲》演出之前，新马一带已经有剧团上演过革命剧，香港振天声社巡回新马演出，因为唱作俱佳，加上有名演员的号召，振奋了南洋的演剧界，助长了革命剧的发展。
在辛亥革命前后10年间，在港澳广州等地曾出现了多个“志士班”，振天声社是其中之一。它们最早是受到春柳社的影响，以广州方言来演出皮黄剧目，后来 因为观众反应很好，为了加强反清封建的宣传，编演了《文天祥殉国》、《戒洋烟》、《虐婢报》、《秋瑾》、《温生才刺孚奇》等剧目。
在这股影响之下，新马一带的革命人士也看到，以演剧来宣扬革命比其他方式有效，因为当时的华人社群中大多数是没受教育的劳工，于是也支持创办剧团，根 据颜清湟所著《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中层社会革命分子也利用戏剧与更现代的影剧来宣传革命。”例如杜南与儿子杜冠雄，在吉隆坡成立了“大中华剧团”这 样一个巡回电影剧团，在马来半岛各地播映具革命意识的默片，如《拿破仑革命史》、《华盛顿革命史》等。而在新加坡的林航苇也积极推动革命演剧，他不只是振 天声社在新马巡回演出的主要赞助人之一，还在本地成立了“汎爱社”和“民铎社”，并亲自参与演出。“汎爱社”当时曾多次巡回马来半岛及荷属东印度各地。此 外，怡保也出现了吡叻福利剧团，吉隆坡有了振武社，槟城成立了警世班等。它们都以慈善筹款为名义，演出新剧以宣扬革命。
根据记载，革命新剧中，比较著名的有《徐锡麟枪击恩铭》、《熊飞将军义死六华塔》、《秋瑾女革命家之死》、《铁路暴风雨》、《搏浪沙击秦》、《文天祥 之死》等。其中好些剧目直接以辛亥革命为情节背景，或是通过历史事件或著名历史人物，提出社会改革的课题，散播反满清思想，间接推动革命运动。
所以当时的粤剧界，有不少可说是热烈地投入革命浪潮。
那之后，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南来新马的剧团，演出就多以抗战救国为背景。
1900年2月，维新党首领康有为来到新加坡，当时在本地华社中掀起热烈的关注。他流亡到新马继续保皇活动，与孙中山的革命派针锋相对。
在1985年，当时的新加坡广播局就以这段历史作为基础,拍摄了30集的电视连续剧《怒海萍踪》，讲述“戊戍政变”失败后，康有为逃亡到新加坡（当时称石叻坡），清廷鹰犬追杀而到，当地人如何保护他故事。
从《怒海萍踪》的主题曲来看：“闯江湖半生醉，洒热血不掉泪 ／寻知心共举杯，生尽欢，死当睡／愿生死永相随，但你叫我心碎／豪情化多情泪，西窗外，晚风吹／怒海茫茫，萍踪何处去”，这个标榜历史武侠剧的剧集，逃不出通俗电视连续剧的“情仇”公式，不过这也算是多年缺席后，有关那段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在本地演剧中的重现。
2001年，为庆祝庆祝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开幕，晚晴园在梨春园的原址举办粤剧《荆轲刺秦王》演出，由敦煌剧坊呈献，纪念了近百年前振天声社在梨春园演出《荆轲》，孙中山在晚晴园接见粤剧红伶代表的历史，，也重新把梨春园与辛亥革命的关联再接起来。
同年的新加坡艺术节，本地两大剧团必要剧场和实践剧场，在新加坡艺术节合作呈献了以孙中山在南洋一代的经历为题材的演出《百年的等待》（AHundred Years in Waiting）。
这是一个以华英双语的演出，演员中更有华族、土生华人及印族。题材上，更是避开一般以孙中山或其中辛亥革命主角为中心的叙事角度，从孙中山的革命伴侣陈粹芬视角来谈孙中山。
《百年的等待》创作者强调的是，他们要还原孙中山人性的一面，包括他革命后的痛苦及婚姻生活。而其中，出生南洋的第二个妻子陈粹芬成为主角。
陈粹芬19岁起就追随孙中山，一起生活了17年。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回到中国担任非常大总统。陈粹芬和他从南洋共乘火车北上，经过澳门 时，她提出分手，从此退出孙中山的生活。编导们提出问题：陈粹芬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擅处理革命成功后的工作，还是不敢公开自己身分？因为孙中山还有 一个元配卢夫人。
推动这出戏的已故本地剧作家郭宝崑就强调说，演出不会从“现代中国之父”的角度看孙中山，而是从南洋的立足点看他。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思想局限于老一辈讲华语的华族记忆中那个“国父”，而要对本地各民族、各族群有意义的艺术作品。
2007由香港导演赵崇基拍摄的《夜·明》，延续陈粹芬作为槟城人身份这个南洋因素，讲述了孙中山在南洋革命史，以及他与陈粹芬的爱情故事。全片在槟城取景，是马中合资电影。
剧情叙述的是1910年，孙中山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清政府悬赏要他的人头，同时，他又被日本政府强迫离境，于是搭船前往槟城，在船上认识了槟城崇华学堂的老师罗肇麟，槟城同盟会也安排让孙中山住宿咱徐家。陈粹芬也负起保护孙中山的任务。
孙中山的这段经历，无疑是他领导革命中最低潮最艰难的阶段之一，历史上的记载也较少。《夜·明》是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加上艺术虚构，不过也算是重新注意这段革命历史。
导演赵崇基说，轻柔的儿女情长也可表现沉重的革命主旨。孙中山电影多以悲壮的革命事迹为主干，很少放大孙身边的女性形象，《夜·明》刻划的是大时代的微妙情感及女性在革命中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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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激发华文学堂蓬勃
（2011-10-06）
● 张曦娜
新加坡华人的新式学校教育缘于中国戊戍政变后，康有为、孙中山先后到新加坡来，两人虽然各有政治立场，一个主张立宪保皇，另一个主张民主革命，但康有为、孙中山都提倡兴学办教育，设立学堂，借以提高华侨的教育水平。
1911年孙中山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更是鼓舞了新加坡华人办学的热情。
辛亥革命对新加坡社会起到的影响，就包括推动了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那些华校校园的照片，记录了新的思想观念如何在学堂里塑造成型。
从私塾时代走向新式学校
19世纪末，新加坡还处于旧式华文学校，也即以私塾、书院为主的私塾教育时代。教学内容则以识字、记账珠算、尺牍为主，内容大致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乃至四书、五经。私塾多借用会馆、宗祠、宙宇为教室，教师多从中国聘请如落弟秀才等。
孙中山到新加坡来，并成立同盟会及多家书报社之后，在书报社的推动及新加坡华社领袖的纷纷出资赞助下，开始办起了华人学堂，使到新加坡的华教学校，从私塾时代走进新式学堂时代，可说催生了学校的诞生。
到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新加坡已开始有一些新式学校出现，为当地华文教育之先河。例如崇正学校（1905年）、应新学校（1905年）、端蒙学 堂（1906年）、道南学校（1906年）、养正学校（1907年）及育英学校（1910年），但是，这一时期的华侨学校无论从数量上、规模上都还不算 多。 其中应新学校为新加坡的客家氏族会馆应和会馆所办，提倡新教育；端蒙学堂是潮州人办的学校， 后来改名为端蒙学校。道南学校由福建会馆创办，初创时为“道南学堂”，1910年迁至亚美尼亚街39号。
有学者统计，从戊戍政变到辛亥革命的十余年间，新加坡马来西亚先后办起华文学校100所。
另外一方面，辛亥革命前后，在进步人士的推动下，各校相继废除方言教学，采用华语为教学媒介语。同时，课程教材也现代化，学生们读的也不只是四书五经，学校除开华文课外，还增加其他科目及增加英文一科，以应实际需要。
同时，学校由小学、中学，发展到女子学校、师范学校、幼稚园、职业专科学校和夜校等，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华校教育体系。创立于1921年的星洲幼稚园至今已有90年历史，是新加坡第一间幼稚园。
值得一提的是，夜校也在那时候开始出现，那是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为培养革命骨干倡办的，主要是专门开办供白天工作的成年人学习，如振艺夜校等。
华文女子教育日渐繁荣
1910年后，新加坡华人社会开始重视女子教育，女校也开始设立。中国吉林大学学者吴明罡在《近代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研究》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 夕，流亡到新加坡的中国革命党人及华侨中的先进分子决心改变华侨妇女的生活状况，大力发展华侨妇女教育，拟从根本上解决或遏止歧视华侨妇女等多种社会问 题。新加坡女子教育由是而起，到1911年后，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日渐繁荣。”
吴明罡说：“十九世纪末期，陆续流亡到新加坡的革命党人亲眼目睹了殖民地华人妇女生活的状况，一些有识之士决定效仿西方以兴学的方式提高妇女的社会地 位，他们四处奔走游说富裕的侨领和开明的华商，提出了废娼妓，兴女学的主张。但是，多数华侨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他们一方面接受了革命党人灌输 的部分思想，以提高妇女的知识水平来提高其子女的蒙养教育水平，一方面更加担心女子受教育后脱离了传统的三从四德束缚，不再安心于家庭生活。为了从根本上 更新华侨的守旧观念，革命党人和先进的华侨妇女积极寻求媒体的帮助，他们积极地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女权文章，企图以社会舆论的传播来逐渐改变华侨华人对女子 教育的态度。”
在进步人士的努力及当地华文媒体的强势宣传下，女子教育 逐渐获得华人社会的认可。
华文女子学校纷纷成立
孙中山自1905年来到新加坡后，也倡议女子应该受教育，反对旧社会剥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在他的影响下，同德书报社及星洲书报社创办人及社员例如郑聘廷、潘兆鹏、余岱宗等人联合其他新加坡华人领袖，组织董事会，于1911年9月15日创立中华女子学堂。 这是新加坡第一所民办华文女子学校。其中潘兆鹏是同德书报社发起人之一，参加过同盟会革命运动，还倡办《中兴日报》。
中华女子学堂最初设在俗称水廊头的莫罕默苏丹路，后来迁到登路，改名中华女子学校，1934年开办简易师范班，1940年开办高级师范班。
新加坡福建会馆属下的崇福女学校创立于1915年4月16日，最早的校舍是借用坐落在直落亚逸街妈祖宫(天福宫)的崇文阁。首任校长为林淑钦，学生有30 多人，以福建话授课。1930年，学生增至400多人，原有校舍容纳不下，遂迁至对面的登里街。同年，陈嘉庚任福建会馆总理，要求用华语授课，原用方言授 课者一律改为普通话。崇福女校遂从此改为用普通话授课。崇福女校在二战前，从校长、教师、学生乃至工人皆为女性。后随着男女同校之风尚起，于是和普通学校 一样普招男生女生平等入学。
创办于1917年的“公立南洋女学校”（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前身）是由张永福、陈楚楠和庄希泉、林瑞轩、黄肖岩等发起，第一届总理(即今董事长)为何 仲英，学生大约一百人，后来公推陈楚楠为总理，聘请余佩皋为校长，租用三角埔(即Dhoby Ghaut）门牌7号店为校舍，1918年增设师范班。1919年，庄希泉任总理，将校舍迁至三角埔门牌10号。1921年学生人数持续增多，于是该校迁 至明古连街54号。师范科同时改为3年制。同年，张永福出任总理。同年，校总理集资购得武吉知马区肯士路洋楼一座，整修为校舍。1930年名为南洋女子中 学校。
另一所较著名的女子学校是办于1928年的新加坡静方女子学校，校名取诗经“坤至静而德方”。学校初办师范3个班，小学6个班。静方女子铜乐队更是新加坡成立最早的铜乐队，静方女校校长杨瑞初穷一生心血为女校教育，将静方女校办成崇尚新风，争取女权的阵地。
新加坡华文中学的发展始于辛亥革命后，当时有不少中国教师和文化人到新加坡来，为新加坡华文中学的发展提供了师资条件。1919年陈嘉庚倡办南洋华侨中学，公认是东南亚的第一间华侨中学，之后，各地陆续创办了华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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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文物 让晚晴园更动人
(2011-10-06)
● 谢燕燕
耗资560万元重新修缮和规划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不仅内部陈设与展品焕然一新，还把视觉拉回来，从新加坡的角度窥视百多年前发生在这方土地上一切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人、事、物。
以新面貌重新出发的晚晴园，很幸运地在过去一年得到或借到更多珍贵文物或文献，不仅让晚晴园的馆藏和展品变得更丰富，也使到它所要铺陈的故事，能以更动人的姿态呈现出来。
热心借出或捐赠文物和文献的人中，包括了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张永福和张华丹的其他后人，陈楚楠后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姐廖冰筠的后人 ，本地早期著名银行家林秉祥后人，新山一家老印务馆，还有本地收藏家如陈克湛、李炳荣等。
晚晴园馆长潘宣辉很感激上述人士或捐或借出各种文物，把原本散落各处、属于个人收藏的文物，汇聚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让访客和国人有机会透过这些文物，认识那段曾经与新加坡息息相关的历史。
他希望今后还会有更多人原意把个人收藏的历史文物、文献等捐献或借给晚晴园，进一步丰富晚晴园的展览内容。
副总理张志贤这次借出十多件文物、文献和照片，当中好些已成为新常设展中的展品，用来陈述新加坡本身的辛亥故事。张副总理是同盟会成员张华丹的曾孙，张华丹是曾当同盟会会长的晚晴园旧主人张永福的弟弟。
晚晴园助理研究员陈丁辉说，张副总理所借出的文物，包括孙中山送给张明远的一幅亲笔书法“博爱”。张明远是张华丹的长子，也是张副总理的祖父。
张副总理也借出张明远的一张照片作为展品。张明远在抗战期间曾积极投入筹赈活动，日军攻占新加坡后遭日军逮捕，从此一去不复返。
过去一直挂在张副总理父母家中的陈宝娘彩绘肖像，已暂时借给晚晴园作为展品之一。陈宝娘是张永福、张华丹的母亲，也是林义顺的外祖母。张永福当年买下晚晴园，正是为了供陈宝娘养老。张副总理还借出陈宝娘出殡和她墓园的旧照片。
张副总理所借出的重要文献，包括张永福写给孙中山和广州国民党支部的信函副本。信函的内容能让访客进一步了解新加坡与辛亥的那段历史。
第一封是张永福于辛亥革命后写给孙文的信，张永福在信中关心中国是否会加入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告诉孙文已汇了一千元资助革命，请他查收。
另一封信是张永福1922年寄给国民党广东支部的信，表明没有收到国民党寄给他的同盟会誓约书，还推测可能是遭英殖民地政府海关拦下，另外表示会继续汇款资助中国，并希望早日收到新党员的党证。
张副总理所借出的另一份文献，是国民党根据张永福回忆录，针对张永福妻子陈淑字所绣制的彩色旗所做的档案记录。
廖冰筠所缝制的国旗
陈淑字当年为孙中山缝制的彩色旗，已在日军攻占新加坡时失去踪影，但晚晴园去年却很幸运地得到另一面同盟会时期缝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背后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这面手工缝制的“青天白日”旗，是廖仲恺之姐廖冰筠当年在日本为孙中山缝制的，据说是在惠州起义首次悬出的中华民国国旗。
廖仲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民主革命活动家，和妻子何香凝都是国民党左派领袖 。廖仲恺1903年留学日本时结识孙文，1905年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1912年5月升任军政府财政司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一起流亡日本。廖仲恺后来因主张国共合作，于1925年8月20日遭党内右派势力暗杀。
廖冰筠后人找上晚晴园捐旗时，还附上廖冰筠的一封亲笔自述，叙述生平事迹和那面旗的来历。
1961年以88岁高龄离开人世的廖冰筠在自述中说，自己早年嫁给番禺人卢维庆的长子卢寿瑛，但婚后不久丈夫便病逝。她在孀居期间感念前路茫茫，想脱离夫家寻求自立之道，但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只能静候时机。
12年后她家婆去世，正好弟弟廖仲恺和弟媳何香凝在东京留学，她于是请求家翁让她东渡留学。几经波折，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春前往日本。
在东京时经何香凝介绍，见到孙中山，还加入同盟会，并经常到易名为“高野长雄”的孙中山寓所。有一天，孙中山拿了一张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纸模型给她，请她按照图样缝制一面旗的范样。
当时和廖冰筠住在一起的人并非都是革命党人，为了秘密缝制这面旗，廖冰筠还跑到胡汉民的家。经数次修改，终于完成此事，孙中山吩咐把旗交给制旗店仿造，并在惠州起义时首次高悬此旗。
廖冰筠在宣统二年冬回广州，第二年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民国元年被选为广东省议会代议士，负责教育事务，但因无政治经验决定引退。
1915年，廖冰筠应聘到吉隆坡坤成女校任教，不久被董事会推选为校长，但却在1920年回广州担任女师范校长，又被邀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妇女部部长，为女性争取权益。后来因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在1926年自行引退。
廖冰筠一直收在身边的国旗，先传给了媳妇吴淑贤。吴淑贤决定随儿女移居美国时，便把国旗交给当时留在香港的媳妇卢冯翠雄。卢冯翠雄后来随丈夫到吉隆坡生活，若干年后又随儿女搬到新加坡。
她去年从媒体的报道中知道晚晴园将重新规划展览，于是叫媳妇联络晚晴园，最后决定把这面有特殊历史意义，已传了三代人的国旗捐给晚晴园。
张仁远封尘半世纪的木箱
张华丹目前还健在的小儿子张仁远，家中藏了一个数十年未打开的老木箱，里头收藏了许多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珍贵文物和史料。
负责策划晚晴园新常设展的国家博物馆研究团队是从一位捐赠旧旗袍和缝纫机的人身上，搭上这条线，找到张仁远。原来，那名捐赠者是张仁远的侄儿。
去年11月正式加入晚晴园的陈丁辉，曾和其他研究员一起拜会张仁远，见过木箱内的文物。
目前在常设展中看到的《南洋与创立民国》（张永福1933年出版的回忆录），以及陈楚楠1940年所写的《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正是张仁远所借出的珍藏。
张永福和陈楚楠都是直接参与那场革命的本地先驱，他们当年出版的回忆录自然是珍贵史料。能找到这两本保存完好的原版作为展品，实属难得。
陈楚楠回忆录《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是《星洲日报》1940年元旦所出版，这份7000字文稿，是他在晚晴园于1940年重新开放时的演讲稿。
张仁远所收藏的这本文稿，还夹了两张剪报，报道了晚晴园1940年重新开放时人山人海的情景。
晚晴园除了向张仁远借了上述两本书，也借了张永福与张华丹的合照，林义顺烧在陶瓷上的一片悼念文，悼念他外祖母陈宝娘的逝世。原来陈宝娘逝世时，林义顺正好在中国，因赶不及回来奔丧，便请人烧制这片感人的悼文。这一展品日后才展出。
陈丁辉说，张仁远的木箱内收藏了许多辛亥人物的书法，包括张永福、黄兴、汪精卫、林义顺、胡汉民等人送给张华丹的墨宝。
银行家送给银行家的辛亥炮弹壳
在“南望共和”展厅里，访客将能看到两枚辛亥时期所使用的炮弹壳，那是辛亥时使用过的实物，原本是本地早期银行家和轮船大亨林秉祥的珍藏，目前由其后人捐给了晚晴园。
林秉祥（1873－1944）是我国著名富商，在事业颠峰时期，他所创建的和丰轮船公司拥有远洋巨轮29艘，他也是和丰银行大股东。
1911年，林秉祥投资创办“和丰”集团，那是一家拥有水泥、钢铁、大米以及信局、种植园等的大型企业。1913年，他创办华商银行（后改组为华侨银行）并担任总经理。林秉祥曾经是新马首富，1916年担任过中华总商会会长。
林秉祥后人捐给晚晴园的三枚炮弹壳，是上海银行家沈懋昭于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1912年1月1日）送给当时事业如日中天的林秉祥，以纪念民国的诞生。
访客可以在晚晴园目前的展览中看到其中两枚辛亥炮弹壳，一大一小，可睹物思昔日情景。
见证过辛亥革命的新山老印刷机
辛亥革命对本地的华文教育，华文印刷和出版业有着很深远的影响。访客在展馆中所看到的这台古旧的印刷机，来自新山的苏炳衡印务局。
在寻找一台可供展览用的旧印刷机时，陈丁辉从网上看到马国《星洲日报》的一篇文章，知道新山还有那么一家历史悠久的印务局，于是和策展团队上门拜访。
他们发现新山市区的这家成立于20世纪初的旧印务局，还保存五台旧印刷机。目前借给晚晴园展览的那一台印刷机，其实是由两台印刷机组装而成。
陈丁辉说，原来的两台印刷机，是印务局购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机器，这意味着其历史可追溯到辛亥前后。二战时，日军轰炸印务局，两台机器部分受损，最后被组装成一台。
二战之前，两台印刷机曾印过不少与抗日筹赈有关的传单，也印过宽柔学校出版的歌本，当中的一些歌曲，还与辛亥革命有关系，例如悼念孙中山逝世和纪念黄花岗烈士的歌曲。
陈丁辉在访问苏家后人时，还听说印务局创办人苏炳衡的哥哥，也是辛亥革命支持者。苏炳衡则是当地广肇会馆创办人，担任过宽柔学校校董，是当地华社领袖。
除了印刷机，晚晴园也向印务局借了数千粒铅字和整百粒木刻字。据了解，当年的木刻师傅都在新加坡，需要新的木刻字粒时，印务局便派人到新加坡找木刻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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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园展览厅布局
(2011-10-06)
● 谢燕燕
晚晴园昔日主人张永福是位土生华人，在设计新展馆时，特地注入早期土生华人色彩。访客走进重新规划的晚晴园，会发现新的陈设采用很多古董酸枝家具和当时很流行的彩色玻璃装饰，感觉犹如回到另一个年代。
这栋孙中山住过、充满辛亥记忆的两层楼旧别墅，重新规划后分成五个展厅，第一和第五展厅（博爱厅）在一楼，第二、第三和第四展厅在二楼。
第一展厅
这一展厅先介绍晚晴园的历史，并以它为历史舞台，让本地辛亥人物逐一登场。
访客可以认识到辛亥革命核心人物孙文（孙中山），如何通过尤列，与本地一群华商结识，开始共襄举义之事。
通过后人所借出的珍贵照片、文献、书籍、随身文物等，大家能进一步认识张永福、陈楚楠和林义顺等重要辛亥人物。
第二展厅
南洋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展厅绘述了南洋作为革命基地的史实，探讨革命背后的原由，以及中国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分会，作为南洋革命总部的经过。
访客走上二楼时，会看到一个不停播放群鸦影像的多媒体银幕，原来是要把大家引回同盟会创立当晚的情景。张永福曾回忆说，成立同盟会当晚，晚晴园屋内曾突然飞来百多只乌鸦，孙中山当时还解释说那群乌鸦是为了避外头的大风才飞入屋内。
第二展厅除了有一张放大的同盟会照片，还有孙中山的生平介绍，同盟会成立时，革命志士与维新派如邱菽园、康有为的论战。另外也有一份纪事表，按时序介绍中国、日本和新加坡所发生的大事。
第三展厅
从第二展厅走向第三展厅时，会穿过一个走道，那里记述着孙中山从南洋所领导的十次起义，当中不少起义，还是在新加坡策划的。
步入第三展厅，印入眼帘的是一道高高的报章墙，全是报道辛亥革命成功的报章消息。
这一展厅接着通过著名学者如王赓武、颜清湟、杨荣文的访谈，剖析了这场革命对本地华人社群所产生的深远思想影响，包括爱国情操的崛起。
访客也能在这里认识孙中山在马来亚的重要支持者。
第四展厅
辛亥革命后的深远影响，横扫各地的华人世界，本地华人当然也深受其影响，例如本地许多会馆开始兴办学校，推动现代文明，主张女子也应受教育等。
辛亥革命除了影响教育领域，也在商贸方面起重大影响，实业救国成了当时的新思维。
在这一展厅里，大家能走入昔日教室，通过能互动的多媒体认识教育方面的变化，也能看到各种旧广告，还有当时的印刷工具。
第五展厅
名为“博爱厅”的第五展厅，将定期更换展品，以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也让旧访客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今年10月8日至明年2月8日，这一展厅将展出“南望共和”，重点在于讲述“二次革命”与南洋的关系。这一展览的不少展品，借自香港孙中山纪念馆和广州博物馆。
大家可以在这一展厅看到廖冰筠所缝制的那面民国国旗，看到林秉祥所收藏的炮弹壳，看到当时为筹款所发行的债券，还会看到孙中山穿军装的玻璃毛片。这件展品是本地收藏家陈克湛所借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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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书报社 匾额凝聚沧桑
（2011-10-06）
● 谢燕燕
走过广东民路那排受保留旧店屋，不妨抬头留意“同德书报社”的匾额，那可是孙中山1917年任大元帅时亲笔所赐。如果往屋内一探，会发现两边墙壁全是书柜，孙中山的铜像和照片立在厅中间。
就算完全不知道同德书报社来历，看到铜像、照片、匾额，多少能猜到它与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与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种密切关系。
一个世纪前，当那股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标的革命浪潮席卷本地时，“书报社”曾如雨后春笋般，在还是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四处林立。一百年后的今天，同德是本地硕果仅存的书报社。
去年刚刚庆祝百岁诞辰的同德，从已消失的岁月中积累了沉甸甸的历史感，它可是孙中山搞革命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
不过撇开沉重历史，这里也有一些轻松有趣的回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孙中山题写的那块匾额，日据时期曾流落菜市场，被当成砧板的故事。
这块至今仍高悬门口的匾额，是孙中山1917年任大元帅时，亲笔所赐。有关匾额变砧板的传闻，坊间有各种版本，但据92岁老社员吴少强回忆，日军攻占新加坡时，当时一名姓葛的社员把匾额取下来，却又不敢拿回家，怕连累家人。
为了保护匾额，在巴刹当猪肉贩的葛社员灵机一动，把匾额拿到菜市场，反过来当切肉砧板，以此作为掩护。日军投降后，他马上把匾额送回同德书报社。
我国已故总统黄金辉和夫人许淑香那段幸福而又漫长的婚姻，正是在同德书报社开始的。
1936年4月12日大清早，19岁的黄金辉穿上生平第一套西装，迎娶当时只有18岁的许淑香。两人是在亚美尼亚街同德书报社（The United Chinese Library）孙中山肖像前、正式结为夫妻。
原来许淑香的继父是同德书报社社员，因此建议他们在那里举行婚礼。同德书报社当时是个开创新风气，改良华人婚礼的组织，因此也成为热门的结婚场所。
走过101年，同德书报社有过光辉使命，见证过不同历史时期，今天却不免有些冷清，甚至有被遗忘的感觉。不过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到来，大家又会把目光投注在这书报社身上。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黄贤强副教授说，孙中山当年搞革命，采用三角模式，那便是组织同盟会、办报和成立书报社。
组织同盟会是为了招募直接参与革命的核心干部。办报是宣传革命思想，主要针对能读书阅报的知识分子。成立书报社，则是为了开启民智，对象是不识字的广大群众。
辛亥革命前，能读书阅报的人非常少，成立书报社，是要让社员把报章新闻念给群众听，借此传达革命思想。书报社无形中成了消息站和联络处。创立于1910年8月8日的同德书报社，正是宣扬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活动中心之一。
书报社由本地早期牧师首创
本地最早的书报社组织，不是同德，而是星洲书报社。后普及世界各地、包括欧美的书报社组织，可说是由新加坡一位支持革命的基督教牧师郑聘廷所首创的。
担任过新加坡同盟会多届会长的张永福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民国前九年，长老会牧师郑聘廷在教会设立青年会，但很多人怀疑青年会便是教会，裹足不敢参加。
专门负责宣传任务的郑聘廷决定变通一下，把青年会改成阅书报社，附设于教堂，让那些求学无门、阅报无资者，有个免费阅读书报的去处。
张永福说，陈楚楠与郑聘廷彼此相识，陈楚楠当时认为可以互相利用，于是赞助了星洲书报社，开幕之日却拉了张永福出席，并趁机演讲。
他们当时为了宣传革命，无时无地不在留意各种可宣传革命的方式与机会，书报社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并成为孙中山宣传革命的重要组织。
同德书报社的学术研究主任詹尊权说，孙中山倡议成立的书报社，一度多达186个，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欧美和东南亚。
《同德书报社百年纪念特刊》转载了吴耀贤的文章《硕果仅存之同德》，列出了本地过去的11家书报社，包括1903年由郑聘庭牧师、李镜如、卢礼明创立的星洲书报社，之后有福建人许子麟等所创立的公益书报社，广东人何正因、何海星的志同书报社等。
当时的书报社，都是受孙中山革命思想感召，但由不同方言群分别成立，原因是华语还不普遍，要把书报内容朗读给群众听，当然是用各自熟悉的方言。
同德书报社最初是潮州社群的书报社，但不久便与公益书报社、开明书报社合并，以同德为名。合并后开放门户，社员不再限于潮州人。
书报社为社员提供书报，也是演讲辩论场所，后来还办起夜学，推广教育，倡导新社会风气，例如改良华人婚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同德书报社及其领导人在治丧期间扮演起重要角色，筹备追悼会，到其他追悼会场演讲、介绍孙中山伟迹，联合其他社团筹备“星洲全侨追悼国父大会”。
战后负起维持 社会治安工作
一问起同德书报社最辉煌岁月，老社员吴少强认为当数日本军刚刚投降，英国人尚未回来的那段短暂日子。当时的新加坡处在“无政府”状态，同德书报社便负起维持社会治安的重大任务。
吴少强还说，书报社在招募会员方面很严格，必须观察很长一段时间，他虽在战前便开始到那里活动，却等到战后好一段时间，才被接纳为社员。
在鼎盛时期，同德书报社有400多名社员，目前只剩181名社员，最年青的是副社长谢耀财，今年47岁。他父亲谢龙资（85岁）战前便加入成为社员，他是受父亲影响，加入这一组织。
同样因父亲关系加入书报社的是理事曾修凯，他父亲曾福成担任过社长，目前是产业信托人，也是社务顾问。
书报社社长湛承宪说，二战后，书报社因国共内战而开始分裂变弱，甚至解散。留存下来的同德书报社，在新加坡独立后转而效忠新加坡，脱离政治，回到孙中山思想的文化层面。
同德书报社成立时租借北勿基码头的万和盐栈二楼，正式成立后搬到亚美尼亚街门牌51号，1987年迁到目前的53号广东民路，这里原来是已故女画家沈雁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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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金钟别墅
（2011-10-06）
● 谢燕燕
一提到本地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建筑，大家马上想到的是晚晴园和同德书报社，忘了还有一栋乔治王朝时期的漂亮别墅，也是这场倒清运动的历史场景之一。这便是一百年来历经沧桑、却又完整屹立在原处的金钟别墅。
金钟别墅与辛亥革命沾边，是因为别墅昔日主人陈武烈是孙中山追随者，也是新加坡同盟会成员。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回中国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途经新加坡时，曾于1911年12月15日在这栋别墅住了一晚。
根据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孙中山乘P&O Devanha号从欧洲抵达新加坡时，立刻被他的同盟会友人迎到金钟别墅。
当时有传闻说清廷要派人追杀孙中山，因此戒备特别森严。别墅近码头，非常隐秘，也很气派，相信是同盟会成员把孙中山安置到那里的原因。
宋旺相在书中记载，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同盟会领袖，把孙中山迎到金钟别墅后，还在那里听取孙中山对中国未来的想法与计划。
孙中山和家人下榻金钟别墅
两个月后，即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红颜知己陈粹芬，女儿孙娫与孙婉在回中国途中路过新加坡，同样下榻于金钟别墅，当时由陈武烈夫人接待，还留下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陈武烈（1874-1934）是陈笃生曾孙，陈金钟的孙子，曾在莱佛士书院受教育。这位支持革命的福建帮领导人，一生敬重和仰慕祖父陈金钟，因此把这栋风格独特的建筑命名为“金钟别墅”。他甚至让建筑师把屋顶设计成一口大钟。
陈金钟（陈笃生的长子）是新加坡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除了驰骋商界，是当时的福建帮领导人，还曾经担任日本、俄国与泰国三国领事，受泰王封为侯爵。
根据陈武烈的曾侄孙陈继廉（Roney K L Tan），金钟别墅的建筑图是在1909年11月29日获得市政局工程部批准后开始兴建，至1910年正式完工，因此今年刚好100年。
这栋建筑的建筑师是莫伟德（译音 Mok Wee Teck）。他在设计金钟大厦时，采用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Georgian architecture），再注入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特征，例如采用陶立克圆柱（Doric columns），华丽的拱门，还有古希腊式横条装饰（Greek-styled frieze）。别墅楼层高，走廊宽，活叶窗通风良好，很适合热带气候。
陈继廉相信孙中山当年住在二楼后面右边的房间，这间房最宽敞，与厕所浴室毗邻，还有两个可让保镖把守的阳台。
别墅接待过不少泰国王室成员
这栋百年别墅在辉煌时期，还接待过不少泰国王室成员。陈家自陈金钟开始，便与泰国王室有着密切往来。
泰王五世朱拉隆贡（King Chulalongkorn）的王储查卡拉邦思（Prince Chakrabongse），还是在金钟别墅病逝的。1920年6月，这位王储带着家人孩子访问新加坡时，不幸在途中染病，抵达后被接到金钟别墅养病，可惜回天乏术，最后在那里离开人世。
陈笃生后裔每三年都会有一次大聚会，今年7月26日，作为召集人的陈继廉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六十名族人，聚集在花柏山腰秉德路（Pender Road）10号的金钟别墅，庆祝别墅100周年，同时缅怀陈武烈。这次高调聚会，把世人眼光再次引到这栋别墅身上。
尽管在原地屹立百年，外貌基本上保持不变，但金钟别墅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所知，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目前已成为丹麦海员教会，一般不对外开放。
丹麦海员教会的女牧师克丝汀说，教会的本地分会成立于1984年，1985年迁入金钟别墅，最初是向新加坡港务局租用别墅，目前的业主是新加坡土地局。这栋别墅目前是本地大约1500名丹麦人做礼拜和聚会的地点。
丹麦人重视历史和珍惜文物，曾以丹麦文出版了一本记述着这栋别墅历史的书，书名就叫《金钟别墅》。
陈武烈是在何时卖掉金钟别墅的，陈氏后人不清楚，但根据旧报章的资料，他的事业可能在1913年之后便开始走下坡，当时的报章曾出现拍卖陈金钟遗产的广告。陈武烈也在1916年之后，不再担任天福宫领导。
他曾于1932年回中国出任侨务委员会委员，两年后脑溢血在中国逝世，遗体火化后运回新加坡安葬。他的墓陵在俗称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坟场，上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8月2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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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带动街景变化
（2011-10-06）
● 陈能端
市区重建局2008年推出结合“中山公园”与酒店项目的地段共招标，结果由本地建筑业老字号协和公司以最高价成功标得。协和公司长年来以马里士他路一带为基地，因此这个发展项目对公司而言，不仅具有特殊的商业考量，也包含了一份感念往事的情怀。
协和向来集中发展私宅项目，三年前以7330万元标得这块占地19万平方英尺的地段是他们进军酒店业的第一炮。包括收购土地的费用，协和发展两家中档酒店和建造中山公园总共斥资3亿元。
谈及当初为何会做出如此“大胆”的投资决定，集团董事经理张和明（56岁）受访时解释：“那块地一直空着，我们也经常在想，会不会有发展的可能。这个机会2008年出现了，我们觉得不可错过，因为这个项目可以起到改变马里士他的作用，为这一带注入新的气息。”
张和明是协和集团主席兼创办人张源成的儿子。他们原本经营香烛生意，后来才慢慢转型为建筑公司。
张和明回忆过往时说，他们一家人之前就住在马里士他路上段文德路一栋半独立式洋房。60年代上学时，他还经常和同龄的朋友们聚集晚晴园温书、聊天。“我记 得当时的晚晴园就像是我们邻里小孩的聚集地。晚晴园前面有草地，小孩子喜欢在那里玩耍。晚晴园里面有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喜欢和朋友们在里面 看书或者是谈谈天。那时，晚晴园的访客不多，展览也很少。”
随着中山公园今年7月竣工后，马里士他路的街景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只要从马里士他路走进中山公园，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不远处的晚晴园。再过两年，公园两侧的华美达酒店（Ramada Hotel）和戴斯酒店（Days Inn）将完工，加上和酒店一起开放的办公楼及两层楼零售营业中心，这里有望成为岛国另一个时尚消闲好去处。
憧憬未来，张和明说：“最终，我们希望那里可以成为美丽的公园区，不只让旅客有个美好的度假经验，同时也成为邻里地标，让居民每晚可以前来散步、聊天、联络感情。”
“同名公园”世界最多
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同名公园，非“中山公园”莫属。
民国时期，中国曾出现孙中山崇拜运动，在中国各地掀起了建造中山公园的热潮。同时，有不少大中城市将原有的公园直接改名为中山公园。
中国中山公园联谊会数年前统计，全球有超过70座中山公园，中国大陆有51座、台湾有16座、香港有2座、澳门1座。国外的中山公园则在夏威夷和加拿大。新加坡位于马里士他路的中山公园相信是东南亚第一个以孙中山命名的公园。
大埔：最早的中山公园
全中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公园在大埔三河。特别的是，发起建造纪念堂和中山公园的人物和新加坡颇有渊源。为了纪念革命成功，中华革命党党员、同盟会会员、新加坡同德书报社社长、中国国民党新加坡支部长徐统雄1929年倡议并筹集巨资落实这个项目。
温哥华：中国境外的苏州特色花园
加拿大温哥华华埠的中山公园建成于1986年4月，是中国境外兴建的苏州特色花园。
北京中山公园：紫禁城社稷坛
北京中山公园位于天安门西侧，全园面积22.5公顷。1421年明成祖朱棣兴建北京宫殿时，按照“左祖右社”的制度，改建为社稷坛。为纪念孙中山，1928年由冯玉祥部下时任北平特别市长何其巩等人改名中山公园。
台北中山公园：国父纪念馆
中山公园位于台北市市政府西面。园内矗立着一座巍巍的纪念馆，这就是台北著名的地标——国父纪念馆，为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而兴建。
檀香山中山公园：专门从中国订造铜像
檀香山2007年建立了当地首个孙中山公园，还特地订在中国订做了少年孙中山铜像，摆放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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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一场预料中的意外
（2011-10-07）
● 于泽远 北京特稿
百年辛亥 两岸三地回眸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商品、科技和文化在坚船利炮的护卫下不断冲击着衰败没落的中华帝国。满清王朝左支右拙，勉强维持了61年，终于被辛亥革命赶下历史舞台。
作为辛亥革命的标志，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并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而更像是一场意外。当时清政府将驻守湖北的主力部队调往四川镇 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乘机发难，起义日期定在10月9日。不料革命党负责人孙武当天在汉口装配炸弹时被炸伤，引起清军的大搜查，革命党领 导人要么被捕杀，要么逃离武昌。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赞同革命的基层官兵主动发难，经一夜战斗占领了湖广总督署，后来又控制了武昌、汉阳、汉 口三镇。
武昌起义稀里糊涂成功
但仓促举事的官兵马上面临缺乏统帅的致命问题。无奈之下，他们找到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等政府高官，连恳求带威胁地要求他们领导 革命。汤化龙等遂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黎元洪则在士兵枪口的逼迫下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湖北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 武昌起义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功了。
武昌起义很快得到各省革命党人的响应。至1911年11月底，已有14个省宣告脱离清政府，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不仅革命党人欢呼 雀跃，就连很多原本支持朝廷进行君主立宪改革的政治人物也纷纷倒向革命。一时间，义和团事件后维持了10年平静的中华大地又风起云涌，但这次闹事者的口号 不再是“扶清灭洋”，而是要推翻朝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满清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一场意外居然迅速发展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让中国各方政治势力都措手不及。然而，这场“意外的革命”却早在一些有识之士的预料中。满清王朝在革命前 50年、尤其是前10年的作为和不作为已经让革命的发生只是个时间问题。1867年，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就对曾国藩分析说，目前朝廷还有权威，国 家暂时不会分崩离析，但以目前的事态发展，不到50年中国必会遭受割据分裂的灾祸。
从大的方面说，满清王朝的垮台主要是跟不上或拒绝加入西方引领的时代潮流。尽管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大员试图通过“办洋务”提升国防能力，让西方的坚船利 炮不再轻易敲开中国的大门，但这种“中体西用”式的学习不仅不能解决导致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问题，就连学习本身也往往只能在朝野的一片骂声中 艰难推进。以李鸿章1865年要求设立电报局为例，这原本是一个与政治没有什么关联的技术问题，却遭到一帮保守的满汉大臣的极力反对。反对者的理由包括设 电报局就要架电线，架电线就会坏风水、侵扰祖坟，导致不孝不忠。结果，直到1879年朝廷才批准李鸿章的请求。
引进西方的技术尚且如此艰难，更不用说借鉴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了。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被自己向来看不起的岛国日本打败，清王朝受到极大刺激， 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决心变法图强，也就是要搞改革开放。但在一众王公大臣公开反对和暗中捣乱下，1898年的戊戌变法推出百余天后就迅速夭折，光绪皇帝 本人也失去了自由。
1900年，慈禧太后和一帮王公大臣居然相信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盲目排外的义和团是“洋人的克星”，试图利用迷信愚昧的义和拳民与西方全面对抗， 一口气向西方11国宣战，结果招来八国联军侵华，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赔款高达4亿5000万两白银的辛丑条约。这一结果让更多仁人志士不再对清王朝抱有幻 想。
清政府拒绝改革招致众叛亲离
不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仍有其强大的惯性。虽然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在甲午战争后就不断尝试用武力推翻满清王朝，但直到20世纪头几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争议仍难分高下，通过立宪改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主张仍大有市场。
而对满清统治者来说，孙黄的革命行动固然要坚决镇压，就算梁启超等人温和的立宪改良诉求也难以接受。在空前的内忧外患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做出某些改革 姿态。1906年9月，清廷终于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这一改革宣示虽然来得很晚，仍让国内各界感到振奋，一些大城市的学生、市民、绅商纷纷举行集会游行 支持朝廷进行立宪。
清廷紧握权力不放的改革 让立宪改良派转投革命派
但颟顸自大的清王朝又一次失去了聚拢民心的机会。1906年11月，清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却是满族人获得更大权力，甚至连形式上的“满汉平 衡”也被打破。这类紧握权力不放的改革不仅更加坚定了革命党人推翻朝廷的决心，也让众多立宪改良派人士失望不已，纷纷转投革命派阵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 其《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忧愤地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清政府却不愿或已没有能力正视社会的呼声。1908年8月，在慈禧太后去世前，清政府发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但这部维护“君权”、压制民权的“宪法”连士绅阶层为主的立宪派都看不下去，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维系清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更加动摇。
更激烈镇压立宪运动
1910年1月到11月，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朝廷不仅毫不妥协，拒不立宪，反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镇压立 宪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满人独揽大权的皇族内阁，让立宪派分享权力的希望彻底落空。清政府拒绝改革的立场终于招致众叛亲离，改 革的空间也丧失殆尽，清王朝垮台只是一个时间或时机问题。
因此，原本属于“意外举事”的武昌起义成了压垮满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清政府并不信任但又不得不委以重任的袁世凯也深知朝廷气数已尽，他利用自 己培训出来的北洋新军在南方革命军和清廷之间纵横捭阖，左右通吃，于1912年2月逼退了满清末代皇帝溥仪，从孙中山手中夺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 中国进入了军阀称雄一时的民国时代。
辛亥革命这场“预料中的意外”显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是一次伟大的社会进步。尽 管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后来的发展也充满坎坷，直到今天宪政共和仍是一个理想，但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却永远不会过 时，那就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
yuhs@sph.com.sg
（辛亥百年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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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纪念辛亥革命 背后与经济活动结合
曾实 广州报道(2011-10-07)
在即将迎来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全球华人圈都有不少庆典活动，台湾官方将重点放在庆祝中华民国建国；在大陆，北京政府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与发展；而在地方上，大陆各个有关城市则积极从自身着眼，竞相凸显本市革命传统，对历史遗产进行充分的“务实利用”。
纵论辛亥历史，广州、武汉、南京都是无法跳过的城市，而中山市作为伟人故里，有着当仁不让的“名人牌”。百年之际，这些城市无一缺席，均精心筹备了一系列活动。
一系列数字可见地方政府的投入程度：武汉投资200多亿元（人民币，下同，约40亿新元），用于辛亥革命纪念工程和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山在建和 将建的旅游项目总投资达300多亿元；广州承诺以“节俭”原则来纪念辛亥，但目前为止，该市在兴建辛亥革命纪念馆这一项目上投资已超过3亿2000万元。
利用孙中山的伟人形象，及辛亥革命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城市在举办庆典的同时，也力图以此提升知名度与影响力。一系列热闹的纪念活动背后，往往和经济活动结合在一起。
中山市便明确提出要“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统筹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市长陈茂辉在部署百年纪念活动时称，要利用这次辛亥百年的契机，促进一批项目上马建设，实现中山经济社会提速发展。
在伟人故里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名为“翠亨新区”的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已定位为推进粤台间合作，目标是五年后成为“全球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关于这一项目，中共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曾坦言，其“最重要的内涵是统战牌、政治牌”。
把纪念活动与招商引资结合在一起，武汉当局有更明确的要求。中共武汉市委提出：要抓住辛亥百年的有利时机，借助各类平台，创新招商方式，深度开展招商引资、引智等活动，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在武汉聚集。
在追古思今的同时，推进城市的招商引资，相关数字是否有大幅度提升，目前尚无具体统计。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便认为，地方政府的动机无可厚非，但效果应该不会特别明显。
结合革命遗产来提升城市软实力，借辛亥来宣传正面形象，林江认为，这些举动并不令人反感，但如果因此投入巨资来带动GDP（经济）增长，甚至借机大力招商，“动机便过于明显，纪念活动也因此变了味”。
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哪里打响？史学界对此一直有不同看法，广州和武汉则各自当仁不让地举起“策源地”的招牌。
中部城市武汉一直以“首义之城”来宣传城市品牌，近年也不断开发“首义文化”，该市在2001年曾举办“辛亥革命90周年经贸洽谈会”，协议合同引进内资20亿元人民币，外资2000多万美元（约2590万新元）。
在签署的这些经贸项目中，投资者有多大程度是因革命的影响力而选择一座城市，难以细致考究，但林江指出，类似以文化纪念为主的场合，即便有贸易签约，“投资者也早已做过市场调研。”
他说：“海内外客商参加辛亥纪念活动，不可能准备好投资项目而去，更不会因某个纪念活动便贸然签约，必然是对城市整体投资环境有了周详考虑，才可能做出决定。”
整合历史文化资源，服务于商贸用途，类似情形在中国并不罕见。辛亥革命作为全球华人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经济挂帅”的今日，地方拥有的相关资源更被“物尽其用”，充分为经济发展所用，不过，这种方式能取得多少成效，多大程度上为民众认可，有待进一步观察与验证。
世界孙氏宗亲联谊总会 - 华侨与辛亥革命·籍贯篇之福建
http://www.sslyzh.com/Info_Show.asp?ClassID=19&ClassID2=&ID=49
19世纪末席卷神州大地的辛亥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获得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一名革命党人邓慕韩曾估计，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至1912年2月12日满清政府正式退位时为止，单在新加坡响应中国革命的华人就可能有1万人到1万5000人。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接受《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特辑的访问时说，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本地华人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省沿海的移民。根据他的分析，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新加坡的地理位 置、中国移民的出身、政治意愿，以及本地的革命传统和孙中山个人的才智息息相关。
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本地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省的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等。他们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感召下，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他们以各种形式出钱、出力，甚至牺牲性命为中国革命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华社及商界领袖热心支持孙中山
20世纪初一名17岁少年在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和《图存篇》后，热血沸腾，立志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他就是后来在本地经营树胶土产业和设立大世界游艺场的华商李春荣。
根据《新加坡华侨名人传》的记载，当年李春荣为了加入革命队伍从印度尼西亚的坤甸老家乘船来到新加坡，三次到晚晴园向孙中山表明志向，但孙中山都以他年纪尚轻加以婉拒。他并不气馁，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加入同盟会革命工作最年轻的华侨。孙中山还赐名“义侠”以壮其志。
此后他活跃于革命集团中，后来回到坤甸还以图存书报社作为革命策动机构，创办图存学校，容纳革命志士，灌输革命思想，倡导剪辫，筹款接济军饷，组织决死 队为革命效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赐予他旌义状，表扬他的效忠。李春荣后来迁居新加坡，抗日时期，他秉持一贯的忠诚义气，竭力帮协助各种有关的筹 赈工作，在本地华人史册上留下光辉一页。
李春荣祖籍福建海澄县，是新加坡众多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福建籍人士之一。回顾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 的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大变革中，新加坡福建人的贡献可圈可点。他们一方面受到当年中国政治思潮的影响，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当他们目睹清朝的政治腐败，内外受 困时，心中一股支持推翻清廷、建立民主独立的中国的思想也随着升温。他们有的出钱，有的出力积极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活动。
为辛亥革命奉献的本 地福建人中有不少像李春荣那样享有盛名的社会贤达。包括第一个参加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被推举为会长的陈楚楠，他也是革命机关报《图南日报》和《中兴 日报》以及同德书报社筹办人之一。还有当孙中山因营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被英殖民地政府逮捕时，全力奔走救援的林文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以会长身份领导 福建保安会和捐款委员会为革命筹款，毕生倾家兴学，抗日战争时期筹组南洋筹赈总会的陈嘉庚等。
本地支持辛亥革命的福建人德高望众者尚不止上述几位。根据不完整的资料，当年以各种方式支持辛亥革命有名字和籍贯可考的本地福建人有69人，他们当中不少是华社及商界领袖。
祖籍福建南安县的李光前，堪称德才双馨的新加坡一代儒商。他生前是世界10大华人富商，他所经营的树胶王国，足以左右世界树胶股市的浮沉。他不仅是新马树胶及黄梨业大王，战后他更涉足银行、土产、船务、人寿保险等业务。
长袖善舞的李光前非常热心文教事业。这位被誉为当代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至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杰出华人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的富商也是孙中山的支持者。
1911年，李光前考入北平（今北京）清华高等学堂预科。辛亥革命爆发他热血沸腾，决然剪掉辫子，加入同盟会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
出身贫寒的林推迁原籍福建海澄县。后靠渡船业勤俭发家，成为航业家、矿业大王和银行家。他是怡和轩首任总理也是洪门会义兴帮红棍，好行侠义。据说每年过年，林推迁都会把家藏首饰典当，将典当所得分赠给来辞年的各路英雄好汉作为度岁金，好让他们过个快快乐乐的新年。
因为林推迁的关系，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获得洪门会的支持。他与中国同盟会中坚人物之一的林义顺关系密切，也支持中国同盟会会员所办的《新国民日报》和《光 华报》。被袁世凯杀害的国民党要员宋教仁在新加坡的追悼会就由林推迁担任大会副会长并亲自主持，可见他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程度。
陈武烈祖籍福建海澄县，是新加坡华社领袖，也是华社领袖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是同盟会会员，他入会后许多南洋华侨闻风入党，足见其影响力。
陈武烈是孙中山的挚友，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回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途经新加坡，就下榻在他的豪华别墅金钟大厦。
1911年陈武烈被推举为福建保安捐第一次大会临时主席。在他的带动下，不出一个月便筹到50余万元的捐款。
银行家陈延谦祖籍福建同安县。他经营银行业和树胶业，1932年还促成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和华侨银行的合并，取名华侨银行。除经商，陈延谦还发起创办新加坡同安会馆，他也曾任多所华校的董事长。
陈延谦和许多中国早期移民一样关心中国政治，他一度是同盟会会长，反对帝制，支持民主。1916年还汇款1000元往云南，支持蔡锷倒袁世凯运动。抗日时期曾任南洋筹赈总会常委委员，再度为救国出力。
祖籍福建南安县的周献瑞，是另一名很有爱国热忱的华社领袖。他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与同德书报社及星洲书报社同人组织露天宣传队，唤醒侨胞，鼓吹革命。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特颁他旌义状，以表扬他。
李竹痴祖籍福建安溪县，在新加坡经商，积极支持辛亥革命，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并往缅甸从事革命工作。南洋许多华侨渐次依归革命真理，支持辛亥革命，有李竹痴的功劳。
本地福建人当中还有一名支持革命的牧师。当时新加坡有一批革命支持者组织书报社以宣传革命。计有福建人创立的公益书报社，广东人创立的开明书报社和平民阅 书报社，潮州人的同德书报社，客属人士的志同书报社，海南人的同文书报社，福州人的爱群书报社等。祖籍福建惠安县的牧师郑聘廷，于1905年把他所设立的 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改为星洲书报社，是本地书报社的先锋，社中陈列各种书报，尤以革命书报为多，任人浏览。当时先入星洲书报社后入同盟会的人不少。该社也是 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南来新加坡宣传革命的基地之一。
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本地福建人数不胜数，如商人侯西反、沈飞龙，参与创设中国同盟会新加坡 分会的商人林镜秋，银行家王丙丁、陈先进、邱国瓦、薛武院，华社领袖庄希泉，以经营华人巴士公司——郑古悦公共汽车公司闻名的郑古悦等。支持者也包括许多 不同行业者，比如参与发动和组织黄冈起义的报人、祖籍福建闽清县的黄乃裳，同是报人的傅无闷、教育工作者许济侯、牙医兼摄影师盛九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