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网 - 新加坡文化与文化新加坡 (201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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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脉搏
什么是新加坡文化？什么是文化新加坡？
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但在每个人的心中，又似乎有自己的答案。新加坡文化是不是华人穿马来服装跳印度舞? 新加坡文化是不是我们的大杂烩美食 “Rojak”？新加坡文化的特色又是什么？
世界文化可分为大陆文化、海洋文化与岛国文化三大类型。大陆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其生成空间为陆地。安贫乐道、封闭、墨守成规、求稳求太平、害怕社会 变动是其特点；海洋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城市文化、市民文化，具有强悍、机智、浪漫、生气勃勃、充满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基本特征。新加坡属于岛国文化，集海 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特性，狭隘是岛国文化最大的特征之一，鼠目寸光、功利主义，对内有凝聚力，对外具开放性。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新加坡先天具备了天时地利的条件，只要有人和，这块土地必然光芒万丈。曾经鼎盛一时传说中的狮城王朝，距离我们太远，姑且不论。 过去两百年来，新加坡从一个荒凉的渔村成为举世闻名的国度，这段道路走来曲折坎坷，成功的背后，蕴藏了多少辛酸苦辣，我们得到了许多, 但也失去不少，这就是成功的代价。
历史上，中英两国都曾经重视这块土地。新加坡开埠60年后，中英两国就极力争取本地区的海外华人领导权。1877年，中国设置驻新加坡领事；同年，海 峡殖民地政府也设置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两者都是处理华人事务。10年后（1887年），英国政府又设立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选派华族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前往英国深造，灌输亲英思想。1908年，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也遴选一批华侨学生回国读书，培养华 族子弟的“內向之心”。由于中国侨务政策及英国华民护卫司的影响，华族社会因而形成了两大阵营，中英文教育从此有了时代的鸿沟。
“作为结束十九世纪的号角，1900年8月1日一个不寻常的团体成立了，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应运而生。他们提出‘皇家华人’（King's Chinese）的口号，掀起参政的浪潮，高举改组立法院的旗帜，企图全面投向殖民地主子，对中国起了离心作用”（引陈育崧语）。六年后的1906年4月 8日，在中国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张弼士的激励下，创立中华商务总会。这两个组织，各别代表了来自不同教育与文化背景的人士，他们思想不 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
由此可见，新加坡文化的缺陷，一开始就不那么谐调。中英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度，他们重视自身国家的历史，但对其海外地区及辖下的殖民地的历史并不关 切，这也就使得早期新加坡有不少的历史古迹，在殖民地时代就已被毁。历史古迹的消失，等于抹却了共同的记忆。即使古迹保存局（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迟至1971年才成立）想力挽狂澜，但已是新加坡开埠152年，建国六年后的事，其间亦有不少的古迹，在建国发展过程中消失了！
在政治认同上，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从移民观念到国民意识，这风风雨雨的历程，走了近50年。过去50年的繁荣昌盛，生活温饱问题解决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应该是关注文化建设的时候。
以往教育体系缺乏培育人文哲学与逻辑思维，因而导致我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过于简单；再加上没有历史文化的沉澱，造就了一批有“专业知识”但无 “生活智慧”的精英。这批 IQ高EQ低的精英, 在本土生活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然而一旦离开这块土地，问题就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无法适应海外环境的原因。
文化建设需要三大要素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看，“生产力低的民族征服生产力高的民族，文化高的民族同化文化低的民族”。因此，如果自身没有一套强有力的文化作后盾，就很容易被另一种强势文化所侵蚀。
然而，建设自身的文化，谈何容易？依我个人所见，文化建设至少需要三大要素。首先，必须深谙自已的母族文化，才有资格谈创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 倡导者之一的钱玄同（1887-1939），本身就是国学大师；弘一法师（1880-1942）晚年书法返朴归真，他原本就是书法家；其二，要有一批文史 哲达人，领銜主导文化事业。闪烁千古的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其间不乏流芳青史的名家；其三，需要长时间，上下齐心不懈地努力。“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不是沒有道理的。我们用50年的时间发展经济，至少还需要100年的时间去建设自已的文化。
从总体上看，有多少国人了解自已国家的历史？有多少国人能把自已国家的历史，包括建国不到50年的简史，道个清楚？又有多少国人能够说出我们的先驱人 物与建国元勋的故事？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国人对自已国家历史的漠视，无异于子女不知父母的名字，纵使富甲一方，是否亦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有些年轻的一代看不起先辈，认为他们老土，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批不合时宜的老土，留给我们不少文化上的精华。至今已受国家保护的64处古迹，大多是先辈留给我们的。我辈又能为后代子孙留下什么可资纪念的建筑物呢？
还有，早年南来文人或土生华人的活动，留传至今尚为人称许的“南洋文学”、“南洋画风”及《海峽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中的某些篇章，我辈是否亦能延续？甚至在50年后出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实事求是，目前新加坡的文化建设还是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更严格点说，我们尚未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千里之遥，始于足下。凡事都不会太迟，只要决心去做，一定可以成功。当今国策已开始重视文化建设，重视国人共同记忆，这是好的开始！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还要等若干年，才可初见文化建设之成效。至于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文化新加坡呢？
真正的文化新加坡，不在于兴建多少文化书院，创作多少雕刻艺术品，建筑多少座富丽堂皇的剧场，及演出多少场音乐会，而是当我们没有钱吃饭的时候，还会千方百计设法买张票看歌剧、听音乐会、逛画展、参加讲座。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联合早报 - 陈定远 - 英语已逐渐成为新加坡人的母语 (2013-09-09)
拜读了吴俊刚的《双语教育出现拐点？》和周清海的《英语是不是新加坡人的母语？》，文章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新的思考，颇为发人深省。我认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 早已出现拐点，英语已经开始成为新加坡人的母语。笔者为南洋大学校友、马来西亚人，曾在新加坡居住多年，毕生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语 或三语教育问题向来关注，愿以一个非新加坡人的立场，希望能提出一些客观且具建设性的意见。
新加坡刚刚庆祝了建国48周年纪念，在国庆演说中，政府宣布了有史以来最为温馨体贴的住屋、医疗和教育措施。48年来，政府通过其教育政策，说不准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成功地把新加坡华人塑造成新加坡人。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更迭，在民族发展史上，有的民族消亡了，又有新的民族诞生。中国移民到世界各国，其后代都已成功地融入当地的社会，成了华裔，不再是华 侨。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以华人为主，到了21世纪，老华族移民的后代大多已褪去了华人的色彩，严格来说，他们究竟还是不是华人，也许是一个可以争论 的问题。即便新加坡华人已不是华人，也许是一件好事，不是悲哀的事，就如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的后代，多已不是美国华人，而是华裔美国人；在新加坡，他们已经 不是我们常说的新加坡华人，而是华裔新加坡人，一个崭新的新加坡人已经开始被塑造出来。这些新加坡华人，特别是三十几岁以下的，除了在血统上是黄皮肤黑眼 睛，其语言、思维、文化风俗习惯，都已经不是传统中华民族的。这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虽然老一辈的传统新加坡华人或许无法接受。
华裔新加坡人身上褪去的一些华族色彩，最明显的是表现在语言上，他们认同英文而不认同华文。新加坡自建国以来，英文一直都是主要的工作语文，也是学校教育 的第一语文，各民族的母语（包括华语）被退居为第二语文，加上学英文比学华文要来得容易，大环境是英式的，学生开始接受英文，厌恶华文，甚至排斥华文。在 双语教育政策下，有的家长因为孩子面对学习华语的困难，而举家移民海外。
新加坡的家庭，普遍上都面对这样的尴尬：父母在家里讲华语，孩子在家里则讲英语，拒绝讲华语，到头来还是父母让步了，让孩子讲英语就是。即使在极端重视华 文教育的华族传统家庭，父母双双都受过高深的华文教育，也拿孩子没有办法，姑息孩子，以致孩子的华文程度日益低落，父母也默默接受，虽然心里还是抗拒。
新加坡教育部原来只要求学生学懂2000个汉字，后来增加到3000个，笔者认为，要搞好华文，只掌握3000个汉字是不够的，更何况他们掌握的远远少于 3000个。大多数学生没有学习华文的意愿，学生在中学毕业后，大多看不懂中文报刊，更遑论中文著作了，他们也没有要看懂中文报刊的意愿。
华族色彩的褪去，也表现在民族的认同上。华裔新加坡人大多认同新加坡而不认同中华民族，这是中华民族色彩缺失最显著之处。自新加坡实行以华语取代方言的政 策以来，新一代的华裔新加坡人很多已经不知道他们的籍贯。用华语取代方言，原来对学生学习华语是有利的，但由于他们对华文的不认同，不懂方言反而淡化了他 们的华族色彩。
新加坡的华校消失在1987年，至今已有20多年。于1987年上小学的新加坡人，现在已经30几岁。这些家长和孩子的第一语文都是英语，他们的华语水平都非常低落，因此在这些家庭里作为第一语文的英文，就逐渐成了他们的母语。
华裔新加坡人在思维上是西化的，这是由于第一语文是英文的必然结果。华文基础差，既看不懂也没有去看懂华文著作的意愿，这样如何能够吸收中华文化？难道儒 家文化可以通过英文媒介来传承吗？由于第一语文是英文，读的是英文书，接触的是西方媒体，思想不免会逐渐西化，思维也就开始变成西式的，中华色彩由此淡 化。
新加坡是和中国不同的一个地域，没有理由要求华裔新加坡人一定要保存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新加坡是个国际大都会，是一个中西文化荟萃的地方，在这个地 方塑造出一个全新的新加坡人，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将来的新加坡是属于这些30多岁以下的新生代，他们不认同华族与华文，英语将逐渐成 为他们的母语，他们也将成为全新的新加坡人，这已不是我们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问题是如何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优秀的新加坡文化。
作者是中国云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联合早报》 - 宋怡明教授：人们应思考军事化的影响与危险性 (2014-03-30)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40330-326523
冷战时期的金门岛，因社会高度军事化和地缘政治化，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从篮球、饼干、老鼠、乃至聘金与婚姻，都可能被严重扭曲。
来自哈佛大学的学者宋怡明教授，昨天在报业中心礼堂举行的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演讲上，以《冷战中的两个岛屿——金门与新加坡》作为切入点，带领观众思考“军事化”的影响与危险性。
有趣的是，观众中有不少冷战时期生活在台海两岸的人，例如在金门当过兵的台湾老移民，在泉州参加过“灭四害”的中国新移民，以及来自中国厦门大学的学者等，也在会上分享了他们的经历，为这个看似“冷门”的课题增加热度。
宋怡明举了一个生动、却不容易被觉察的例子：上世纪50年代的金门，就连婚姻市场也被军事化。他指出，金门本来是个侨乡，男性都到海外发展，使到男女比例不平衡。
1949年的古宁头战役后，大批国军派驻金门，男性突然比女性多出很多。很多军官想娶金门老婆，成年女性一时间“供不应求”，女性通婚年龄甚至下降至12岁和13岁，聘金数额节节攀升，新郎经常比新娘大二三十岁。政府把这一切归咎于金门老百姓落后，其实是军事化对婚姻市场造成冲击。
这种情况在1960年代中突然逆转。曾在金门当兵一年多的观众黄世辉说，他第一个女友是金门人，但当时军中流传一种说法，要娶金门女，必须留在当地种田10年，才能把妻子带回台湾。他那场恋爱因此没有结果。
1974年便移居新加坡的黄世辉告诉本报，当时没有阿兵哥愿意留在金门，金门的女子也都希望“嫁”离金门。在他记忆中，造成上述逆转的是有些三教九流“娶”了金门女后，却把她们卖入妓院，国军于是不鼓励阿兵哥娶金门女。
宋教授说，1960年代，蒋介石政府在金门主导各种建设，包括水利，农业，教育等，目的其实是要用金门的建设来打死对岸的人民公社。这显示金门的经济发展不是为了金门本身的利益，而是再次“被军事化”。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担心金门爆发瘟疫，影响军力，一度展开灭鼠运动。有趣的是，对岸的中国大陆也在进行“灭四害”运动。宋教授指出，两个政权虽保持敌对态度，但因历史原因，他们在很多方面很类似。
他说灭鼠运动是一种社会工程运动，新加坡的建屋运动也是一种社会工程。当时政府认为甘榜是犯罪行为的场所，是卫生不佳的环境，是共产主义滋生地。当建屋政策和国家安全联接起来时，这也是军事化的例子。
无论居住何处
都应采取谨慎态度
宋教授说：“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新加坡人住在公寓不好，不如住在简陋的甘榜。但我觉得这些政策实行的动机和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些政策的代价，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他说：“内在政治的很多方面都是由国家安全问题所决定的，都是以外面的威胁，或者说被视为外面的威胁，作为内在专制的理由，民主主义需要推迟的理由，执政党说了算的理由，媒体需要控制的理由等。”
不过宋教授认为新加坡和金门的一个明显区别，是领导层的基本态度。他说，新加坡领导层一直在为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努力。金门的领导到上世纪90年代解严时，都没有这样的考虑。金门人经常说他们做过冷战的木偶，所以必须不断地强调他们的贡献。
最后他提醒说，军事化的危险还是可能再出现，促使大家接受不该接受的，迫使大家不问该问的问题，因此不论居住何处，最好采取谨慎态度。
这个活动由联合早报、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办。
《联合早报》- 王赓武:家和国是两回事 (2018-09-09)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80909-889620
6月卸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主席王赓武教授即将88岁，澳大利亚国籍的他旅居新加坡近23年。
教授从小“四海为家”，生活居住过的城市包括马来亚怡保、吉隆坡，澳大利亚坎贝拉，中国南京、香港，英国伦敦和新加坡。
他说，那天与1955年在伦敦结婚的妻子林娉婷屈指一数，两人已搬过20次家。
《联合早报》记者从王赓武教授今年出版的著作“Nanyang: Essays on Heritage”（暂译《南洋:文化遗产文集》，简称《南洋》）和“Home is Not Here”（暂译《此处非吾家》，简称《非吾家》）切入，
开展与教授近两小时的专访，聆听他眼中全球化语境下的家、国、土地与世界。
教授精神矍铄，他笑说：“有了年纪，对过去的事愈发记得清楚，变得Cheong Hei（广东话意指“长气”）了。”
《非吾家》是王赓武第一本回忆录，记载19岁以前生活在怡保和南京的记忆。
书中穿插王赓武的母亲——丁俨，为儿子用钢笔小楷写的日记式片段，母子俩对同一时代的交叉回忆，构成多面故事。
童年与少年时期的王赓武，成长在英殖民时期马来亚的怡保小镇，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据时期。
新中国成立（1949年）以前，他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学习一年，后因中国境内爆发国共内战，被父母召回马来亚，之后在马来亚大学求学。
不再寻找“一个家”
王赓武在一个“回家”的思维中成长。祖籍中国泰州，出生印度尼西亚泗水，怡保不是王赓武的家。父母灌输他“家”的概念是中国，把马来亚当做临时落脚处，一心要回家。
70年后回顾心中的“家”，王赓武说，“家”的概念经历很大变化。他早就不再寻找一个“家”，而是满足于一种在国籍、文化、空间归属都处于多层多面的状态。
他说，小时候，母亲的家是中国土地上的家，是姓王和姓丁的老家，是祖父母亲戚朋友在泰州的家，但少年王赓武分不清家和中国的关系。他解释：“那个时候，我的家在中国，但‘在中国’和‘中国’是两回事。”
混淆的“家”，与家族、家乡和建立新国家的情感交织，关系复杂。
19岁回到马来亚，王赓武面对二战后建国情绪高涨的亚洲。很多地方包括中国都在谈建国，把国家地位抬到最高，但对什么是国家并不清楚。
作为历史学者，旅居过多个城市，王赓武说，家和国家是两回事。
“国家认同只是‘家’的一个出发点；家不一定是国家。尤其是全球化的世界，家和国是两回事。两者概念变得非常广阔，不限制在一个地区或政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这些只是国与家的成分。这（家的思考）变成个人的问题，个人怎么想的问题。”
文化不是死的
王赓武从小认同中华文化，他认为文化认同与家、国家有间接或直接关系，但是文化不是一成不变。“文化不是死的，不是装在一个坛子里。它不停地在变，变的理由就是文化之间的接触。我认同的中华文化和你认同的不一样，但无所谓，它们有共同点，能互相了解。”
采访到此，方向似乎是：“家”或身份的认同并不纯粹，也无须纯粹。
王赓武说：“我认同一个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对某个国家有认同，对某个家人的家和所住的地方，和我的祖先的老家，都有认同。这些认同是没有矛盾的。这是我一生经验所了解的。换句话说，我可以同时效忠于某个国家，但也可以认同某个文化，认同某个价值观。
“我所认知的文化价值观，不一定是国家的价值观。有区别的话，有的国家不允许，但这不一定对。
“我认同这个文化，国家不认同，我就把这个文化抛弃了吗？我觉得也不应该。大部分国家不是如此，大部分国家认为，个人有认同自由，有思想权利。”
王赓武回到《非吾家》这本书继续说：“年轻时什么都不懂，把当时的故事写出来是要说明少年时幼稚。并不是说我当时错误，现在对；不一定。每一个时代，我的经验有限。”
态度决定文化传承
《南洋》一书，是王赓武自2004年以来写的八篇演讲稿的修订结集，加入追忆我国建国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的文章；内容涉及新马分家建国、国家意识形态、族群身份认同，以及文化遗产传承等课题。
王赓武总共在南洋度过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谈到“南洋”这个他生活了最长时间的地区，他说，这是带有情感意识的名词。
每一种文化都面对抉择
新加坡位于南洋的中间，是最重要的位置。王赓武说，新马和印尼华人理所当然对“南洋”有感情。“下南洋是从中国到新加坡，再换船到别处。新加坡在1900年孙中山到南洋之后，就成为南洋的中心；因为交通方便，因为港口好。”
“南洋”一词近年在新马文化圈引起热议。有者认为马来亚或南洋文化，可与母族文化同时作为新加坡人的文化基石。有者认为，新马印已是独立国家，“南洋”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又和华侨身份挂钩，我国谈文化不应再引用，重点应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则有华人社群建议为南洋文化申遗，作为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赓武认为，讨论文化遗产传承，应该丢开政治包袱，把重点放在文化价值观。“从文化认同及感情上讲‘南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有继承。本来的南洋概念，和现在的已经有差别；它不停地演变，变成一种本地的南洋观。”
在他看来，本地的南洋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萌芽，四五十年代达到高潮。“认同这个区域的华人有共同点。他们在贸易文化上相互了解，又和马来文化交流，对整个区域产生新的了解、新的观点。这个地方性本土化的南洋，和原来中国的南洋、从中国看的南洋，不应混在一起。”
“南洋”有历史渊源，概念上经历层层变化，是一种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王赓武说：“你怎么用在于你。你不用，也可以。无所谓。”他说，每一个族群对待文化遗产都有选择权利。“遗产是一回事，传承是另一回事。传承有选择，因觉得值得，有价值，需要下一代了解。你若觉得南洋的概念有传承价值，你有决定权。”
在愈加全球化的世界，每一种文化都面对传承的抉择，大国也不例外。王赓武说：“中国也面对抉择。什么样的文化遗产，什么样的价值要传承给下一代。中国社会面对的巨大变化难以想象。
“中国曾要打倒孔家店，但孔家店打不倒，不停地在延续；它有它的价值和精粹，有了不起的地方。放弃不值得的，值得的仍旧要传承。”
南洋联系网与亚细安的成功
国家边界被立法划定并制度化以前，殖民时代的南洋华人“跨界”“跨国”是很自然的事。王赓武说，这个早期遍布南洋的联系网，是1961年成立的亚细安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
“过去谈跨国华人，其实是跨界华人，那时没有国界。殖民时代，除了泰国，东南亚地区都由外国人控制，所以跨国很自然。尤其是经济贸易，哪里有生意就去。很多华人，在槟城、苏门答腊、新加坡甚至泰南都有亲戚。”
亚细安各国先后建国后，尽管多了国际、海关、进出口手续等问题，南洋华人因贸易需要保存下来的联系网却没经历大变化。王赓武说，东南亚国家明白这些网络的好处，手续上尽量简化。
“亚细安能成功也因东南亚这一部分，‘南洋’这一块很自然、很成功，历史根底很深。”
不会有大一统新加坡文化
我国文化发展，从八九十年代直至最近，都有关于“新加坡文化”的探讨。王赓武在《南洋》中提到，在全球化的世界，一个统一独特的文化并不可行。“文化和国家是两回事。建国画了一条线，线内是国家。线内要统一，但是很多东西要一样的话，问题就大了。多元，就不要求统一。
“现在的世界和以前不同。我们不是孤立在世界的角落，新加坡在全球化的中心，是很重要的港口，全球化的城市，谈什么一个文化？连一个国家都不容易谈。所以，要把多元变成自然。
“所有的现代化，都是全球化，分不开什么国家。所以文化本身的性质大大改变。”
全球化没有简单答案
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王赓武说，处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的新加坡，内部也面对很深的矛盾。
“全球化城市和一个城市国家之间怎么样融合？既是国家，同时又是全球化城市。这里头是相对的。你要它同时存在，就面对很多问题。本身就是大问题。”
新加坡建国初期，没有人预见全球化的巨大威力。王赓武说，新加坡的成功是因为认同了全球化，但这影响到建国。
“接受了全球化的挑战，过去的经历使得新加坡的性质有很大改变，跟建国时代一批人的想象已大不相同。领导人的需要和所面对的问题是两回事。所以关于文化融合、国家概念，一切都受影响。怎么处理，没有秘诀；必须不断灵活反应、适应。没有简单的答案。”
王赓武举例大国美国，同样感受到全球化威胁，至于中国，他认为中国5000年的历史是双刃剑。“全球化的变化里，历史是稳定的理由，也是包袱。新加坡没包袱，可临时决定处理方式。有包袱有些事不能做，历史的关系。
“文化遗产，一方面是稳定的基础，但不懂得利用就会绑脚，让你走不动。”
王赓武说“南洋”
清朝末年，满清建立海军，区分北洋南洋，有了“南洋”的概念。
日本也把台湾以南叫南洋“Nan’yō”，涵盖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夏威夷等。这也和建立日本海军有关。
在东南亚，南洋普遍指新马、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及泰国沿海地区。
19世纪末，清朝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地区总领事，需要一个词汇概括，使得“南洋”变得重要。
“南洋”的概念因此至少有百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常用。我小时候，南洋和华侨分不开，一般都说“南洋华侨”，本来不含政治意义，直到孙中山把他们称作革命之母，政治意识就产生了。中华民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个词，国民党的地区支部叫南洋支部，中国共产党也有南洋支部。
照我理解，越南和缅甸华人不用“南洋”这个词，泰国也很少用，大部分用的是新马和印尼；因为是岛屿、海洋国家，“南洋”很适合。
缅甸、法国印度支那不一样，它是大陆，不是洋。所以南洋是从南中国海出海，到岛屿国家去。马来群岛是南洋的核心。
“我完全不赞成南大合并”
说到南洋，访谈谈及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的南洋大学。
1964年，新加坡政府委任当时在马来亚大学执教的王赓武为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主席。王赓武于1965年5月完成报告书。
报告书在新马分家后的9月份公布。王赓武因报告书卷入南大合并事件，引发至今未息的讨论。
在《南洋》书中提及南大，王赓武说南大的建立，让当时的新加坡华人重新站到“南洋”的中间位置，跨国界华人则把南大看作据点。他也说，南大合并在新加坡造成了“文化真空”。
受访时，王赓武说：“南大合并，我很遗憾。我觉得是不需要的。我完全不赞成。但这是国家的问题。”
他说，国家有国家的需要。从一个一生在大学执教的教育者看来，合并可避免。“一个大家建立这么久的大学，有它的传统，基本的制度、方法、文化、性格，应该由它独立发展，建立成很好的大学。你让它发挥，对一个教育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
“它不是真空，有一套东西。你把这个去掉，当然就剩下一个真空，保留不来了。”
王赓武说，合并与否是另一问题，是国家决定。谈到整个南大生态系统的消失，他说：“那也是一种文化遗产，是可以被继续下去的。现在的环境，要办好不难。从教育的观点，我觉得没有这个（合并）必要。”
Straits Times - Being at home with multiple identities (2018-09-09)
《联合早报》- 郭振羽：从原乡到新土的文化苦旅 (201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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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李显龙9月6日在《联合早报》创刊95周年晚宴上讲话，赞扬早报是推广华族文化的支柱，同时也指出“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与其他种族文化经过长期的相互交融，已经具有本地特色”。
去年刚成立的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在9月2日主办一场文化论坛，主题是“落地与生根”。而世华会的愿景，第一点就是“扎根本土，推广中华文化”。2014年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宗明义的宗旨，也是要“继承传统，推动创新，丰富华族文化的多元面貌”。
看得出来，当今新加坡华族文化建设，是既要传统，也要本土，既要传承，也要创新。要传承推广的是源自原乡的中华文化传统，要发扬的是经历本土经验创新的“独特”新加坡本土华族文化。由原乡到新土，由传承而创新，这是一段漫长的文化苦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20世纪之前，世界相对封闭，中华文化基本局限于神州大地。20世纪后，大量华族移居世界各地。海外华人华社为适应“新土”新环境，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做文化调适，以原乡文化为资源，并吸取在地新资源，由传承到创新，逐渐呈现本土和自主特色。由建立宗乡团体，到重构庙宇文化，从婚丧庆典，到饮食衣饰，既要保持传统，也须调适创新。
跨境的中华文化，在异地与在地本土文化接触，必然混合交融，出现有异于“原型”的文化形态；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原乡与新土的关系也在改变，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如今，对许多东南亚华人而言，经过几个世代承传，原乡渐远，终究落地生根，而根就在眼前。诸种文化类型与内涵，由原乡移植到新土，呈现本土特色，出现于“新土”的文化创新，也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中华文化发展有的重要贡献。
同时，新加坡的华族文化离不开大中华文化圈，继续受到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而今中国崛起，对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自然有所冲击。这过程中，涵盖“中心”跟“边陲”的互动和转换，也涉及多元身份认同的流动。这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先天存在的“双重性格”，兼有源自原乡华族文化的共性，以及作为“新土”的新加坡文化的特性，也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宝贵的资产。
新加坡华族文化特色在哪里？
首先，自200年前开埠以来，新加坡成为多民族人口汇集的岛屿。如李总理所说的，多元族群经过200年的交流互动，在文化方面必然相互影响；这是新加坡社会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新加坡之外，我们也深受周边地区东南亚多元文化的影响。当我们审视新加坡华族文化如音乐、舞蹈、戏曲、美术、文学、语言，以至于饮食、服饰、建筑等等，处处呈现来自友族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多／异文化元素。所谓“南洋风”，其来有自。
此外，200年来，新加坡文化深受独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制约；譬如热带气候、海洋岛屿环境生态；还有新加坡特有的组屋生活经验（包括当前热烈讨论的“小贩文化”），以及强势政府下的管制条规和政策（如语言、教育、传媒）和政治文化等。简单描述，可说是“热带岛屿都市社会文化”，这些特有条件也反映在新加坡文化内涵之中。
以上两点，或可说是新加坡特有，有别于大中华文化圈其他地区的文化生态。除此之外，全球化以及新传媒科技影响无所不在；特别是新加坡呈现开放型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的资源无穷。但是流动性太大，文化形态趋于浮面浅薄，无法深化。现代社会还可能累积传统吗？或者会出现即用即弃的传统？这是信息现代社会共有的特色。
几年来，李总理以及其他政界和华社领袖在不同场合都强调，新加坡要有新加坡特色的华族文化，要建立我们特有的文化和认同。这反映了我们建国50年致力建立国家认同的迫切性，也反映一种集体的焦虑感。新加坡的文化政策当前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新加坡特色的华族文化。在此过程中，不免要面对一些挑战。
首先是历史的制约。不论是从200年前的1819年算起，还是立国50年的共和国历史，就文化演变历程而言，这段时间还不足以允许文化的沉淀。特别是短短的新加坡历史，由英国殖民，到日据昭南岛，到战后反殖民斗争，到新马合并，最后分家独立，再加上历年大批新移民的迁入，确是一段曲折艰辛的建国历程。独立之后50年间，当局努力推动诸种政策（国民服役、国家信约、公民教育、国庆庆典等等），以建立国家认同。而文化建设和国家认同，需要时间沉淀。由历史长河视野而言，新加坡华族文化要落地生根，目前还在萌芽起步阶段，须加呵护，还有待年轻的一代接力前进。
再就地理层面而言，新马原是一家；新马分家源头是政治的，不是文化的；而二者文化方面的分割极为困难，常是外力强加标签的。譬如近年来有关饮食文化（鸡饭、肉骨茶、捞鱼生）的起源出处，原是新马不分，而如今硬要分家，造成争议不断。最近有关“小贩中心”的争议是最新例子。其实，文化的流动流变，极为自然，多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必也不可能断然区分。我们自称为“独特的”，常常在临近地区并不少见，强加标签，常是政治性超过文化性。
再以文学为例。长久以来，新加坡和马来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和作品，共性多于特性，新马文学被视为一家；独立之后，由新马文学转换到新华文学，势必要强调二者的不同（以显示本身的“独特性”），情不得已，而情何以堪？而新／马文学在中华文学（或是近年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的理论框架下，比较对照，同异之间，可说是既清楚又模糊的。
而在此阶段，中国崛起，来自原乡的文化软实力，继续冲击大中华文化圈，提供滋养，施展其影响力。新加坡华族文化正应该借此“东风”，吸取养分，提升活力，借以建立具有特色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这是当今我辈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卸的使命。反之，如果自身缺乏创造力，不能“迎风”而起，开展“新土”文化生机，不能在“中华性”和“本土性”之间取得平衡，具新加坡特色的华族文化就更难成型定型了。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本文是作者根据他在9月2日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主办的文化座谈会“落地和生根：新加坡艺术回顾与前瞻”总结发言所改写）
《联合早报》 - 早报悦读@NLB线上讲座 吴庆辉：新加坡人把自己的故事说浅了 (2020-07-20)
早报悦读@NLB于上周五（7月17日）举行线上直播讲座，主讲者文史研究者吴庆辉以“老地址新解码”为题，与大家分享如何从老地址打开时空记忆，从文物了解前人的生活故事。
确定年份与时间点
也是《联合晚报》专栏作者的吴庆辉说，新加坡发展得太快，以致不同世代之间，很多时候没有共同的记忆空间。新加坡人其实有自己的故事，但说得很浅，少了细节，因此有必要从旧事物进一步解码。吴庆辉举例，从纪年的方式，从不同年代不同格式的老地址、邮区、电话号码，以及本地华文繁体字过渡到简体的年代，可以一一解码。
对文史研究来说，确定年份、时间点非常重要，一些文物本身也许有年份，但有些没有，纪年的方式除了公历之外，碰上宗教文物还有佛历、回历、道历，孔子诞生纪年等，另外，还有中国历代皇帝年号，甚至日本的年号等，因此新加坡在日据时代的文件出现了“2605”年，因为日本皇纪大约是公元前660年，迄今2676年，日本皇纪的2605年，其实是1945年。跟新加坡历史交集比较多的是昭和时代，换算昭和年的方式是加25，例如昭和二十年，20加25得45，也就是1945年。
又如黄帝六十甲子纪年，这是中国古代以干支法则记录年月日时的历法，也即俗称60年一甲子。比较少见到的如反清复明组织使用的“天运”年号纪年。
从方言词汇也能解读年代，如做口述历史时，遇到受访者为讲方言的老一辈，他们在谈到时间点时，用了诸如：查某仔（少女时代）、笑年（年轻时候）等方言，这时就可从中推算年代。
如果从文物上无法准确推断年代，文史研究者一般会笼统的加以归纳说明是古代、殖民地时代、日治时期或战前、战后（1942-1945前后）等。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为“莱佛士图书馆”，在正式成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之前，中间有一个时期曾称为莱佛士国家图书馆，当时还设了三家分馆。吴庆辉说，要知道莱佛士国家图书馆是哪个年代的事，从旧文物上图书馆的地址、邮区可找到端倪。
老地址的千变万化
过去，老地址的写法千变万化。吴庆辉说，华人书写地址传统习惯就是按“大”到“小”的顺序，读法是从右到左，例如：新加坡大坡牛车水戏院街口门牌4号，首先写的是城市——新加坡，然后是区名——牛车水，之后才轮到街名与门牌号码。
吴庆辉也提到早期门牌号码的编制，最初是用阿拉伯数字，按1、2、3的顺序排列，从街口一边开始，到另一个街口的最后那个单位，然后号码的顺序再从其对面的角落单位，排列回到1号这边街口。1924年至1936年，有了单数与双数门牌各在街道一边的排列方式，门牌号码可无限地顺序排下去。又如不同楼层的单位，门牌号码后面就附英文字母，二楼层地面层门牌加“A”，以此类推，三楼为1B，四楼1C，五楼1D，但不用英文字母“I”与“O”，因为与阿拉伯数字的“1”与“0”接近，为了避免混淆。一些地方因为西洋迷信，也不用“13”。
1983年起，不用英文字母来代表楼层，改用“#nn-xxx”的格式来标识楼层与门牌。目前本地还可找到过去顺序排列的门牌号码例如摩士街（Mosque Street）、厦门街（Amoy Street）、驳船码头（Boat Quay）及达士敦山（Duxton Hill）等。
本地现在门牌号码的书写格式只有40年历史，在更多高楼住宅区出现后，每栋楼都有号码（俗称大牌），成为地址的第四个组成部分。此外，一些地名、街名也有民间的俗称，如黑桥、白桥、红桥、青桥、结霜桥等。
从电话号码与邮区判断年代
吴庆辉指出，从电话号码也可以推断年份。新加坡在19世纪末推出电话服务，1930年以前用的是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自1930年4月开始有自动驳接的系统，电话号码改用五个数字。六个数字的电话号码大约在1966年开始使用；到了1973年，本地电话号码增至七个数字，一直到1985年，全岛统一使用七个数字的电话号码。自2002年3月1日开始，本地电话号码进入八个数字的年代。
除了电话号码，经常用来判断年代的是邮区号码。1950年以前是没有邮区号码的，1950年新加坡首次将全岛划分为28个邮区。1979年采用四个数字的邮区号码，共80个邮区，首两个数字是原邮区，后两个是重新划分的新邮区。
目前六个数字的邮区号码是在1995年推出的，首两位数是旧邮区的最后两位数，新码后面四个数字则是房屋单位的门牌。建屋局组屋的大牌号码则组成新邮区号码后面的三个数字。今天房地产广告还沿用28邮区时代的分区方式，例如第9区，第10区，第15区等。
繁体、简体与异体字
吴庆辉说，从文物所使用的繁体或简体也可以推断出属于哪个年代。
新加坡推行的政策是从1969年教育部推出本地版《简体字表》开始，最初共收录502个繁体字简化而成的简体字，1974年再颁布《简体字总表》，其中包括好几十个跟中国相异或中国没有采用的“异体字”。1976年5月推出的《简体字总表》修订本，采纳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的简体字，同时删除“异体字”。1979年6月《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已全面实行横排左翻。
另外，吴庆辉说，从旧街景照片里的交通工具，例如马车、牛车、人力车、三轮车、无轨电车等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照片拍摄年代。
吴庆辉说：“老地址是时间与地理的代码，是认识过去的解码线索之一，不同解码线索越多越好。目前数码科技能大大提高逻辑推理工作效应，另外，加上自己的感知、思考与洞察力，多走动、多交流等都可打开悟性之窗。”
《联合早报》- 方言华语之争与语言特性 (2022-06-17)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20617-1283792
最近，《联合早报》关于方言和华语的讨论如火如荼。大家角度各不相同，有从政治影响力和国家政策的视角进行辨析的，有从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角度来探讨的，也有从个人情感、学习经历等微观视角来阐发的。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从不同角度进行脑力激荡，对文化建设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最终结果可能还是难以达成共识，因为语言的发展其实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特性。
大家关注的方言和华语其实都是口头语。宏观来看，新加坡华人使用的各种方言和华语其实属于同一个语种，不同点主要反映在语音语调和个别词汇的使用上。在这场讨论里，大家可能高估了口头语对文化传承的贡献。语音语调和口语词汇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10年前的流行词汇，今天可能已经没有人记得了。二三十年前流行的港台腔也从当年的“时髦”变成了“做作”。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音频资料，听起来和今天的华语发音有很大的不同。
不同的不仅仅是语调语气，舌头在口腔里的不同位置、喉咙肌肉的控制、嘴唇的张合，任何细小的改变都会影响发音，所以才会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说法。
真正影响文化传承的，其实是文字书籍。中华文化几千年连绵不绝，正是因为我们的书籍和文字从不曾被真正消灭。我们不知道当年的《诗经》该怎么读或怎么唱，但依然能够与“蒹葭苍苍”的世界心意相通；不会用粤语吟诵李白的诗并不妨碍我们走进诗人豪情万丈又仙气飘飘的人生。
古埃及人创造了辉煌文明，但他们的文字在公元4世纪就失传，古埃及文明再也没有复生的可能。另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中方兴未艾的汉服文化。一种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古代服饰，竟然形成燎原之势。最大的贡献不是影视剧，而是文字记载、古画和考古资料，使得现代人得以将之复原。文献资料中充分保留的礼仪文化、历史典故、人文精神，则使它血肉丰满，不至于沦为形式大于内容、昙花一现的时尚潮流。影视剧只是迎合了渴求文化寻根的时代需求。
方言与文化最大的关系体现在地域性的集体记忆。在我的故乡，人们把方言称为“土语”或“此地话”，无论哪种都跟“土地”有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方言。微观地看，方言中的特有词汇、双关语、转义的用法是当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集体记忆的凝缩。所以有些话，只有方言才能精准、传神地表达，也只有具备共同生活经验的人，才能精准接收到其中的信息，从而会心一笑。一旦离开这样的地域环境，这些对当地人意义非凡的表达，便会索然无趣。地域性词汇的消失，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延续其实没有太大影响。只要时间足够长，一个新的村落、城镇一定会形成自己独有的方言，凝缩着一代代人共同的生活记忆、价值观念、地理风物。
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就是正在形成中的方言，但它不一定是唯一的。可是，新加坡是个由各地移民组成的国家，一直都是人口高度流动的地方。大家带着各自的方言、文化和记忆来到这里，要形成一种统一的“土语”需要更长时间。就像一个四面不断有强风吹过的地方，聚沙成塔，何其之难。但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身份认同，一定要通过一种统一语言来实现吗？母语非得是单一的语言或方言吗？就像之前某篇文章提到的，那些主张单一语言文化论的人，可能还停留在非人口流动时代。在多移民的地区，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接触多种语言，他们的母语就是多元语种，且切换自如。多语言的使用也完全不会造成他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真正会让孩子造成身份认同困惑的，是族群撕裂、观念狭隘、仇恨滋生的生长环境。
能否提供深度思考才重要
最后，真正重要的，是一种语言是否能提供深度思考所需要的足够词汇和语法。深度思考的建立与阅读息息相关。当方言和书面语保持一致的时候，方言也能够满足深度思考所需；但当方言退出了教育体系，只在家庭和社群中流传，它就很难在深度思考中扮演角色。同样，当大部分课本都是英文，华语也很难再扮演深度思考的使命。既不能与故土记忆相连接，又不能担当深度思考的重任，这对语言的打击是巨大的。
提倡方言或者华语，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满足故土情怀。他们更深远的使命是给新加坡年轻人提供多一种可以用来深度思考的语言工具，能够帮助他们从深厚而博大的东方文化中汲取智慧。所以，我们该反思的是本地的文艺创作是否能满足文学赏析、逻辑分析、辩证思维的多重需求；当地的文化和历史书写是不是保留了丰厚的人文传统，是不是给后代提供了足够多的资源，帮助他们拓展智慧、深刻思想。
真正能够传承下去的，不是时髦一时的发音，不是一波又一波的流行语，也不是故土情怀，而是能够穿越时空的思想智慧、打动人心的真善美和绵绵不息的民族精神。决定了“我们是谁”的，不仅仅是肤色、方言、习俗，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方言总会随着声调的变迁而消失，华语也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多元与开放，恰恰才是新加坡的魅力所在。如果觉得一种语言有价值，那就努力让它在不断的书写和吟咏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作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