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南侨机工纪念雕塑 竖立晚晴园说历史 2013-03-05
早报网 - 南侨机工纪念雕塑 竖立晚晴园说历史 2013-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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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纪念南侨机工的雕塑完成，长久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晚晴园）展出。南侨机工纪念雕塑由四个团体——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怡和轩、陈嘉庚基金会和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共同发起和出资设立。
1939年，约3200名南洋华侨年轻司机和汽车修理技工（简称南侨机工）响应华社领袖陈嘉庚号召，从本地经水路和山路进入中国云南，在超过1000公里长的滇缅公路上，展开军事物资运输工作，支援中国抗战。史料统计，奋战在滇缅公路上的机工，近三分之一丧命。
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加坡并没有出现纪念南侨机工的活动，致使他们的英勇事迹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为了重新追溯这段历史，纪念南侨机工伟大的情操与毅力，上述四社团于去年2月成立“南侨机工纪念标志筹建小组”，过后决定在晚晴园竖立南侨机工纪念雕塑。
经过一年的策划、设计和制作，纪念雕塑昨天终于在晚晴园举行揭幕仪式，供国内外访客追思、缅怀，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
主导这个计划的中华总商会会长张松声说：“晚晴园肩负历史传承的使命，南侨机工纪念雕塑的竣工无疑为晚晴园又增添了一笔新的宝贵财富。我希望晚晴园继续发挥国民教育的作用，让更多新加坡年轻一代了解历史，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纪念雕塑以弯弯曲曲的滇缅盘山公路为背景，并把运输车和年轻机工献身效命的神态刻画出来。创作者陈连山为了设计这一雕塑，参考了不少书籍、剪报、旧资料和旧照片，观察那个年代人们的衣着、鞋帽与机工表情，从中取得创作素材。
陈连山认为，这是他从事雕塑艺术40多年来最满意的作品。他说：“能够让作品与历史相结合，永久留存，要很好的运气才能遇上。一个艺术家一生人当中，有那么一件作品就已经足够了。”
南侨机工纪念雕塑将融进晚晴园现有后辛亥革命时期的展览，使这段历史更加完整。晚晴园馆长潘宣辉透露，今后晚晴园和社区团体及学校合办活动的时候，也会把它和整个南洋华侨的故事结合在一起，让访客全面了解当年华侨如何支援中国抗日。
外交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振泉是揭幕仪式的主宾，他认为雕塑的完成并不是这个项目的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
他说：“我希望借此雕塑，突出南洋华人社群当年如何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战和建设。晚晴园也要肩负起历史教育的重任，让学生认识早期先贤的努力与奋斗，教育年轻一代要珍惜得来不易的安逸生活。”
南侨机工纪念雕塑
20世纪初，孙中山以晚晴园为基地，引导新马华人支持辛亥革命。二次大战前后，陈嘉庚以怡和轩俱乐部为海外华人抗日救亡总部，发起组织南侨机工到中国后方 支援抗战，并以双林寺为其培训地点。晚晴园位于历史风云现场，先后见证海外华人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于此竖立“南侨机工纪念雕塑”具有特殊意义。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后，中国正式宣布全面抗日。为了抢运战略物资到中国支援抗战，1939年2月，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 总会”在南洋一带（今东南亚）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这批机工主要以驾驶员及维修员为主，史称“南侨机工”。当时约有3,200多名机工（其中亦包括多名 非华族人士）响应号召，负责运送物资前往中国。他们驰骋于蜿蜒险峻、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上，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南侨机工在新加坡分批出发，他们以青春生命谱写了抗日战争的悲壮史诗。从1939至1942年，估计有1千多名机工在滇缅公路上牺牲。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当为世人景仰，具有崇高的教育意义！
2012年2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怡和轩俱乐部、陈嘉庚基金及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乃共同发起成立“南侨机工纪念标志筹建小组”，并议决竖立“南侨机工纪念雕塑”，藉以表彰南侨机工的奉献精神，永昭后世！
本雕塑于2013年3月4日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振泉先生主持揭幕仪式。
The Nanyang Volunteer Drivers and Mechanics (Nan Qiao Ji Gong) Commemorative Sculp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an Qing Yuan (now known as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served as Dr Sun Yat Sen’s base in Nanyang (or Southeast Asia) where he garnered support from the local Chinese for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Ee Hoe Hean Club, chaired by Tan Kah Kee, became the headquarter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while the Siong-Lim Si Buddhist Temple (Shuang Lin Monastery) was used as the training ground for the Nanyang volunteer drivers and mechanics. As one of the historic sites which exemplified the spirit of nationalism demonstrat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it holds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Nan Qiao Ji Gong Commemorative Sculpture to be located in Wan Qing Yuan.
China officially declared war on Japan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on 7th July 1937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began to construct the 1,146-kilometre Yunnan-Burma Highway to obtain war supplie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n February 1939, the Southseas China Relief Fund Union (SCRFU) led by Tan Kah Kee began to recruit volunteer drivers and mechanics to transport ammunition and war supplies along the highway. The term “Nan Qiao Ji Gong” refers to more than 3,200 overseas volunteer drivers and mechanics including non Chinese from Southeast Asia who had responded to SCRFU’s call to support China’s wartime efforts against the Japanese and travelled along the treacherous highway to send war supplies to China.
The Nan Qiao Ji Gong set out in batches from Singapore and an estimated one-third of them eventually sacrificed their lives in the line of duty between 1939 and 1942. These volunteers exemplified bravery and selflessness in their support of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and their efforts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To commemor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se overseas volunteer drivers and mechanics,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Ee Hoe Hean Club, Tan Kah Kee Foundation and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jointly established a Committee in February 2012 to commission the installation of this sculpture within the compound of the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to extol the noble qualities of the Nan Qiao Ji Gong.
This sculpture is officially unveiled by Mr Sam Tan, Senior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for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n 4 March 2013.
滇缅公路开发图A map of the Yunnan-Burma Road
(Source: Yunnan Association of Nanyang Volunteer Drivers and Mechanics)
(照片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The 1,146-kilometre Yunnan-Burma Road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南侨总会领导人，左起印尼庄西言，马来亚陈占梅，新加坡陈嘉庚，菲律宾王泉笙和越南陈肇基The SCRFU was led by (from left) Tjung Sie Gan of Indonesia, Chin Chan Boey of Malaya, Tan Kah Kee of Singapore, Ong Chuan Seng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an Sau Chi of Vietnam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顺利客车公司送别5名穿制服的新加坡职员前往中国参加机工服务队纪念团体照Photograph taken at a sending off ceremony on 5th April 1939 for five employees (in uniform and seated in the middle) of Soon Lee Bus Company who served as Nanyang volunteer drivers and mechanics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联合早报》 - 社论 - 如何纪念南侨机工？ (2012-2-14)
去年，新加坡刚刚庆祝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明天，是新加坡沦陷70周年。这些重要的周年纪念对新加坡人，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意义深刻。
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跟中国、东南亚地区一样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当时，新加坡、马来亚的华族跟其他种族联手抗日，华人同时也因“华侨”身份而积极投入中国的抗日，而写下一段轰轰烈烈的华侨历史。
过去几年，我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已更重视华族曾经参与辛亥革命、中国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管理经营由中华总商会的手上转 到政府，显示政府对它的支持。晚晴园在争取成为国家古迹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日治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印度国民军纪念碑、设于鸦片山的马来抗日英雄纪念 馆等等，突显了一个以华族新加坡人为主题的历史馆的必要性，晚晴园的历史地位正式受到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事。
新加坡先驱人物陈嘉庚在1939年发动南洋机工回国抗日，约3200名南洋的华侨青年，包括汽车司机、汽车修理工，统称为“南侨机工”，积极响应，他 们从海路取道越南，再坐火车辗转进入中国云南省，在逾千公里的滇缅公路上抢修公路，展开军事物资运输工作，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其间共有千余人殉难。新加 坡、马来亚、云南都是这一股历史洪流中的关键据点，槟城、吉隆坡和云南省内都先后为此树立标志性的实物，提醒后人认识这段历史。
1951年落成的“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及罹难同胞纪念碑”，造型简单纯朴，就只是一个三角形的纪念碑，过去每年的11月11日都举行纪念碑公祭 日。去年11月这个原本简单的纪念碑添了新貌：机工塑像、浮雕及和平柱，捕捉了当年滇缅公路上一些历史场景。槟城的机工纪念碑当局为了庆祝这个碑设立60 周年，在三年前集合当地的艺术家为纪念碑设计新的设施，纪念碑本身则保持原貌，槟城首长林冠英在60周年公祭主持揭幕，在在显示，槟城以此碑为傲。此外， 吉隆坡也有一座南侨机工纪念碑，建于1947年。
云南省内则有两座纪念碑，一是建于位于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内的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在1989年7月7日落成，碑高9米，底座刻有“赤子功勋”四个字， 碑顶有一个当年的南侨机工荣誉纪念章图案。另一是，畹町纪念碑建于2005年抗战60周年，全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时间点上两个虽然都是 “迟来”的纪念碑，但也显见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对当年华侨支援抗战的功勋给予追认。
相对而言，新加坡作为南侨机工的基地，怡和轩、双林寺当年都与这段历史有过渊源，但这么多年来，新加坡一直缺乏任何纪念性的实物，以提高国人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说来不无遗憾。
有鉴于此，我国社团领袖、学者最近几年时不时发出建立一个南侨机工纪念碑的呼声，前天在“新加坡沦陷70周年”讲座上，这个建议又被公开提出来，这的 确是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基于南侨机工这一页历史跟当年华侨的密切关系，纪念碑也许可当作华社未来的一个文化工程。由谁负责筹建的问题解决之后，立碑地 点、碑的设计等等可以收集多方的意见。
比吉隆坡迟了65年，比槟城迟了60年，比云南省迟了20多年，尽管是迟了，现在来探讨如何弥补这方面的空白也是时候，若不是纪念碑，则纪念馆也是个 可以考虑的选项。新加坡至今还没有一个博物馆重点地提到南侨机工的历史，晚晴园里也只展示了一张有关的图片而已。现在社会上发出了更多重视南侨机工历史的 呼声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政府应该作出积极回应。
《联合早报》- 叶钟铃 - 新加坡建南侨机工纪念碑夜长梦多 (2012-2-26)
新加坡建南侨机工纪念碑 夜长梦多
文／⊙叶钟铃
（2012-02-26）
▲当年南侨机工奋战的艰险山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挟强大军事力量，大举向中国展开大规模侵略行动。至1939年，半壁江山沦陷，沿海港口被日军封 锁，滇缅公路遂成为战时中国西南部唯一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军需品，全赖这条公路输入。当祖国急需大量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之际，在南侨筹 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和领导下，3200余名南洋各地华侨机工热烈响应，从2月起至9月止，前后分九批回国，取道仰光和安南进入云 南省。这些机工抱着为正义牺牲的精神，虽在日机威迫之下，或在冰寒冻骨的情况下，日夜在长逾千公里崎岖不平的滇缅公路上，驱车驰骋。他们沐雨栉风，备尝艰 辛险阻，卒获最后胜利，完成光荣使命。
据记录，响应回国支援祖国抗战的机工共有3226人。其中来自新加坡的有706人，人数最多，依次是吡叻、槟城及雪兰莪；少数来自印尼、暹罗、缅甸、安南等地。在3000余名机工中，1028人殉难，1126人返回南洋原居地，滞留与定居中国的有1072人。
1945年日军向盟国投降后，南侨机工开始复员，陆续返回新马两国原居地。为纪念机工的英勇事迹，在吉隆坡、槟榔屿、云南昆明，即机工们足迹所及的关 键据点，都有设立标志性纪念碑让后人凭吊，唯独作为主要出发点的新加坡，回国机工殉难者为数最多，却没有任何实物来纪念他们，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今年2月 15日，为新加坡沦陷70周年，一班华社领袖和热心人士，发起了在新加坡兴建南侨机工纪念碑运动。
■雪兰莪、槟榔屿先后立碑
1.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
战后南返的机工，为解决生计问题，乃成立雪兰莪华侨复员机工办事处，致函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请求协助办理若干事项，其中包括筹建殉难机工纪念碑。大会 堂董事部在1947年7月16日召集会议，为表示对机工爱国精神的钦佩，特函请雪兰莪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协同办理抚恤和救济事宜。筹赈会为表彰机工， 特拨出1万5000元，在吉隆坡广东义山建立一座纪念碑。1947年10月30日，由中国驻吉隆坡领事邝达主持隆重揭幕礼和追悼仪式，筹赈会主席李孝式致 开幕词。此后每年7月7日为殉难机工纪念日。
2.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暨罹难同胞纪念碑
这座矗立于升旗山麓与亚逸依淡路口的纪念碑，是由前槟城华侨筹赈会以林连登与刘玉水两位为首所发动建立起来的。它是战后槟城惟一由华人建立的纪念碑。 联合福建公冢授托将千余具从各处荒地挖掘出来的罹难同胞骸骨经焚化后，安葬于碑下。该碑地段则由周国钧昆仲所移赠。纪念碑于1951年11月11日上午由 林连登主持落成典礼。此后每年11月11日上午举行隆重追悼仪式。（日寇飞机于1941年11月11日上午11时首次轰炸槟城市区，造成惨重伤亡。）
吉隆坡和槟榔屿“南侨机工纪念碑”的创建，先后成功落实，主要原因是两地机工组织的成员团结一致，而雪兰莪和槟榔屿华侨筹赈会亦不分党派，给予全力支持。
■复员机工组织的分裂
为解决复员机工返回新加坡后在生活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对外展开联系，第一批复员机工钟五峰与洪天赐，于1946年12月15日成立“复员机工星 洲通讯处”，设于厦门街42号。为了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1947年3月9日80余名机工举行座谈，热心侨领刘牡丹与黄奕欢亦受邀出席。会议决定先组织 “南侨复员机工筹委会”，并选出19名委员：张天赐、钟五峰、白清泉、梁一轰、杜振波、黄乐星、谢才秀、翁文助、张金坤、黄凤毛、刘源、云昌桂、叶深渊、 陈吉、叶湛恩、康文风、陈志芬、洪允成及刘亚双。12日召开第一次筹委会议，即席推举白清泉为主任委员。但那次会议却不欢而散，因机工组织内部已因党派立 场不同而呈分裂现象。尽管在较早时，刘牡丹与黄奕欢均呼吁不应有党派之分。
一部分复员机工由于不满陈嘉庚处理机工的措施，而迁怒于他发表反蒋和反国民党的言论。3月20日，他们在报上刊登通告，发起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复员同志联谊社”，办事处设于罗敏申律128号。
另一批机工则另起炉灶，筹组“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租用利峇峇里律23号三楼为会所，主要筹委是张天赐和钟五峰。这个机构的成立，在财政上是由陈嘉庚所资助。
5月7日，机工联谊社联合华人机器工会召开联席会议，以讨论机工复员的善后问题，会议亦邀请了社团代表及个人出席，议决成立“华侨机工复员善后委员 会”，即席选出中华总商会等15个社团为常务委员，并由善后委员会联合各社团，函请南侨总会公布账目，并将余款拨充复员机工善后用途。另一方面，“南侨复 员机工互助会”会长钟五峰则否定“联谊社”的代表性，他说：在新加坡349名复员机工中，有322名已参加“机工互助会”，而“联谊社”的会员仅有20余 名，实不足以代表复员机工。
6月15日，“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第一届职员举行就职典礼，出席者有各界领袖、社团代表、各埠机工通讯处代表及复员机工，达数百人。“机工互助会” 的宗旨是：联络所有复员机工的感情，以期团结互助，共惠共勉。其工作成绩有：为102名会员介绍职业；提供32名无家可归机工住宿；提供12名失业者膳 食；负责两名贫病机工医药费。据“机工互助会”的记录，登记殉难的机工有87人，仍失业而靠亲友接济的机工81人，自己寻得职业者109人。
1947年6月11日，“机工联谊社”举行成立暨第一届理事就职典礼，社长白清泉、名誉社长梁后宙、郑古悦及王吉士，他们都是新加坡国民党的要员。
■建碑仍遥遥无期？
新加坡筹建南侨机工纪念碑概念的产生，是在1955年6月12日。当“机工互助会”召开常年会员大会，在临时动议下，洪允成要求该会对过去为国牺牲的 机工建造一个纪念碑，大会赞成通过，接着成立“为南洋回国殉难机工同志建碑委员会”。9月17日建碑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经热烈讨论后，议决函请中华总商 会出面领导，并函请各侨团及侨领协助进行。翌日该会正式呈函请求中华总商会发起领导。总商会没有正式答复，仅授权董事黄奕欢与该会接触。11月13日，据 建碑委员会代表张天赐报告，他曾与黄奕欢初步接触，并将该会所拟订四点建碑计划，交与黄奕欢参考。黄奕欢认为该四点计划，非常空洞。黄氏提出三点具体意 见：一、建碑地点在何处，阔度多少？二、纪念碑的形式怎样？三、需款多少？要求机工互助会给予明确的答复。机工互助会的答复是：关于第二及第三点，交由总 商会自行决定，第一项建碑地点，决向当局力争，促其实现。
1959年6月，机工互助会在常月会议上，讨论建碑工作进展，认为拖延太久，原因是寻找建碑地点节外生枝。惟据建碑委员会代表报告：已物色两个地点， 都在武吉智马一带。建碑委员会与介绍人洽商妥当后，才交给总商会代表黄奕欢研究及参考，然后定夺。1959年11月2日，复员机工互助会庆祝12周年纪 念，主席陈光明在致辞中始终念念不忘在新加坡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
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多年来不断努力，争取实现“南侨机工纪念碑”计划，但碍于当时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例如复员机工的组织，由于党派立场不同 而闹分裂；其次，战后南侨总会致力于机工复员工作，对于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分身乏术；最后是，南侨总会结束会务后，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定居中国大陆。所以，新加坡南侨机工纪念碑的建立，迄今仍遥遥无期。
《联合早报》- 侨商俱乐部随社会转型 (201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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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百万富翁俱乐部”之称的怡和轩，走过122年，这个历经岁月洗礼的俱乐部，是早期新加坡社会侨商集聚的会所，他们在那里联络乡情，亲商扶弱，热心公益。二战期间，甚至成为南洋地区抗战救亡中心之一。时移世易，俱乐部转而以服务文化来延续其社会使命。
怡和轩早期的历史并不完整，它正式注册的日期是1895年10月18日，现在大略知道创始人包括林和坂、陈祯
祥、林推迁、李清渊、陈若锦等，有记录可考的最早的怡和轩总理是林推迁。怡和轩成立之初，主要是侨商娱乐交际的场所，会员多为商界、侨界的一时之选，以联络侨情、亲商扶商和热心公益为担当，不久就声誉鹊起，成为新加坡知名的华商俱乐部，即便隔洋到访新加坡的中国各界名流，如当时炙手可热的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陈炯明等抵达星洲，都不忘来怡和轩欢宴寒暄，或者约访怡和轩的总理、董事，怡和轩可谓是乱世之佳人。
1923年林推迁辞世，陈嘉庚接任怡和轩总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得到林义顺、李俊承等人的支持，怡和轩走出闽帮疆界，门户广开，成为超越帮派和籍贯，极具社会声望的侨商俱乐部。怡和轩羽翼渐丰，加上陈嘉庚的远瞩高瞻，它开始处于新马时代大潮的风头浪尖。
南洋抗战救亡先锋
1928年济南事变，新马侨界公举陈嘉庚为主席，以怡和轩为办事处，声讨日军暴行，并为山东济南惨案筹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怡和轩成为海外华人抗日救亡的先锋。是年8月，新加坡社会各界成立星华筹赈会，亦举陈嘉庚为主席，办事处设在怡和轩，募捐支援中国抗战。10月10日，南洋各属华人代表齐集新加坡华侨中学，成立了声势更大更广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总会办事处还是设在怡和轩，自此，怡和轩成为整个南洋地区抗战救亡运动的“司令部”，直到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为止。这一时期新马和南洋的抗战救亡活动在陈嘉庚和怡和轩同仁的领导下，轰轰烈烈，不仅输捐出力，甚至献出生命。
为新马华人发声
1949年陈嘉庚返回中国定居，陈六使继任怡和轩主席。时局突变，也促使怡和轩在新时局下要有新的担当——那就是为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谋生存与发展。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开始和华社领袖筹划创办一所造福南洋华人的华文大学，允诺首捐500万。陈六使登高一呼，群侨相应，5月5日，南洋大学正式获准注册成立。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在当时是中国以外的第一所华文大学，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为之欢腾。
除了为新马华人的教育谋出路，陈六使也致力为新马华人争取公民权和参政权，同时要求殖民当局废除议院的语言限制。在怡和轩和中华总商会的推动下，1956年2月9日，新加坡立法会通过决议，英、华、巫、印四种语言均为议院通用的辩论语言。1957年7月，公民权法案亦获通过，有23万人因此获得新加坡公民权。
经历沉寂与转型
1965年，新加坡独立，怡和轩度过了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但陈六使之后的主席仍继续履行社会责任，如高德根与孙炳炎领导推动了“日本占领时期蒙难人民纪念碑”的建立，并向日本追索战争赔款。2001年黄鸿美出任第40届董事会主席，适逢会所为附近地铁工程影响而必须重建。2007年重建工程完竣，林清如接棒，开始思考新形势下的社会参与，这时，文化转型也正式提上了董事会的议事日程。
搞文化是大事，似乎是得天垂顾，新领导层门户开放的政策为怡和轩引进不少来自各界的有识之士，特别是一批有志于推动文化与教育的南大生。
重建过程中怡和轩与陈嘉庚基金合作，在一楼设立先贤馆，陈列怡和轩先贤事迹。2008年三庆（成立113年、新会所落成、先贤馆开幕）大典时，董事部宣布以“先贤精神，世代传承”为方针，表明要致力于史料的整理与传播。从那时起，怡和轩变热闹了。一批又一批年轻学生定期到先贤馆聆听新加坡先驱人物，诸如陈嘉庚、林义顺、陈六使、李光前等人的故事，尝试认识这些为现代化的新加坡奠下基础的先驱人物。2008年开始，怡和轩每年颁发华文书籍奖给特选中学优秀生，旨在配合教育部推行的双语教育政策。
怡和轩的文化部不时举办各类公开讲座，吸引大批公众参与。2011年与来自马来西亚的一批南洋华侨机工后裔，协办了“重走南侨机工抗日滇缅公路”的壮举，几十辆越野车列队从怡和轩门口出发，引发各方重忆二战期间南侨机工的悲壮故事，而过后怡和轩、中华总商会及宗乡总会，联合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晚晴园）为机工竖立纪念雕塑。
2010年怡和轩革新会刊，把它提升为篇幅更大、内容更充实的期刊。期刊取名《怡和世纪》，每年出版三期，篇幅从最初的几十页增加到目前的140至150页。电子版不计，印刷版每期发行5000本，免费赠阅，也算是怡和轩对社会的一种回馈。除了拥有自己的会所，怡和轩的经费靠会员年捐与个别会员的赞助来维持。目前会员约有400名，今年6月董事换届，现任主席为高允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