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木林 *
陈育崧先生作古了！他是在1984年4月1日下午九时辞世的，享年积闰八十五岁。从此新马史学界，又殒落了一颗光芒万丈的彗星。
陈育崧先生是新马史学界泰斗，蜚声国际的历史学者。凡是研究南洋史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是我最敬爱的长辈。我钦佩他那谆谆善诱、提携后进的精神， 仰慕他那博览群书，饱学多识的风度，欣赏他那谈笑风生，语惊四座的口才。许多人认为他是成功的殷商，一代学人，我却把他当作一位难得的导师。自从与他交往 后，颇有相逢恨晚之慨！
第一次看到“陈育崧”的名字，是在1966年，即我念高中二的那年。记得当年本地正在上映一部历史影片《甲午风云》，轰动一时，有一天班上同学拿了一 本《天马杂志》来兜售，书内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他们即以该文为号召，要我买一本。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陈育崧先生。 拜读后，对他那流畅的行文及笔锋带感情的句子，留下深刻印象。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陈先生的来历。
进入大学，选修“东南亚华人史”一科。指导老师带我们去参观国家图书馆的“东南亚室”（SEA Room）。“东南亚室”的部分藏书即为陈育崧先生所赠献。这时，对“陈育崧”这个名字，已经刻骨铭心了。后来，指导老师又带我们实地考察新加坡的历史古迹，陈先生也在场解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陈育崧先生的风采。
1970年初就读荣誉班。学年已过了一大半，却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毕业论文题目，心情苦闷极了。然而失望中出现了曙光，我想到了陈育崧先生。在很冒昧的 情况下，打电话给他。但他却以十分诚恳与热心的口吻，约我面谈。就在他东海岸的住宅里，在他那闻名国内外的书房 —“椰荫馆”与他会面。交谈后他立即借我一份文件夹，里面尽是些战前剪报及有关的文献资料。他又取出名片，介绍我去访问林树彦、周镇豪、黄正本三位战前侨 领。在陈育崧先生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论文。这件事使我毕生难忘。而当年由陈先生介绍的三位侨领当中，周镇豪及黄正本两位先生也已作古，人事沧桑，如斯 而已。
从1972年到1975年这三年期间，与陈育崧先生过从甚密，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在合洛路一间酒家共进午餐，听他述说南洋史的研究心得，获益良多。有时 到他的椰荫馆高谈阔论。在他的鼓励下，我与几位同道友好，勘察了新加坡有代表性的华族古迹，撰述《石叻古迹》一书。陈育崧先生为该书写序文并封面题字。
陈育崧先生对南洋史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在战前，他即主张学术研究，应该“马来亚化”，亦即本地化。他常常说，研究南洋史，应当以本地为中心。譬如 他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大事。然而，太平天国运动是受梁亚发的《劝世良言》一书所影响。梁亚发是一名刻书匠，曾经在马六甲及 新加坡两地工作过。这是海外华人思想倒流，从而影响中国政局的一个例子。
在新加坡的开拓先贤中，他最尊敬曹亚志。他说，每年农历初二必定到社公庙去祭拜，以示不忘先贤的汗马功劳。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每年农历初一凌晨，我们也必定到天福宫进香。
就因为陈育崧先生对南洋史的研究有独到之处，许多名学者在路过新加坡时，都会去拜会他。1975年，我们曾经劝他把历年来所写的文章，集成专书出版， 可是他一直不肯这么做。直到两年前，他的挚友许甦吾先生才毅然收集陈育崧先生的文稿，辑成《椰荫馆文存》三册，准备作为陈先生八十大寿的贺礼。无奈天不作 美，陈先生竟然不能看到是书的出版，令人惋惜！
陈育崧先生虽然是厦门大学商科毕业生，可是他的旧学根底很好，英文程度亦佳。他写得一手迺劲的毛笔字，作旧诗也是他的拿手。他对我说，小时候老师曾以 “千条柳暗溪边路”嘱对，他即以“万点花飞雨外村”回对。由此可见他的才学。1976年11月，他手抄其旧诗作赠我。这部题为《椰影潮声》的手抄诗稿，我 已交给许甦吾先生，作为《椰荫馆文存》的一部分。
1980年过后，陈育崧先生可能因为健康问题，就很少与我们见面。我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看到陈先生是在1982年10月2日（星期六）。当天下午， 我与张夏帏（时任《海峡时报》双语版主编），在没有预先约好的情况下，冒然到他家去。因为我们在事前已经听说他的健康欠佳，在道义上应该去探访他的。见到 他时，我以闽南话问他是否认得我，陈先生只是看着我，不发一语。看到这种情形，不觉黯然神伤！
不知是否是第六感作祟，在陈育崧先生辞世的当晚，我就觉得心情烦燥。次日走访许甦吾先生，才知道陈育崧先生已在前夜辞世，愕然！
苏曼殊说：“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对遗编吊拜伦”。现在，我对着陈育崧先生手抄的《椰影潮声》诗稿，对着《石叻古迹》的序文及封面题字，不禁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完成了这篇文章！
摘自魏维贤，许苏我辑编，《椰荫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年10月），页221-224
附：朱杰勤教授致柯木林函
木林先生史席：
惊闻陈育崧先生因病逝世，至为沉痛。近年来，研究东南亚史地的著名学者作古不少，朋友中在国内则有郑天挺、韩儒林、方国瑜（他是新加坡中国南洋学会会 员）等先生，在新加坡，就有许云樵先生及陈育崧先生。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有诗云：“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有祭文多”。我亦有这种心情。
今天收到先生悼陈先生之大作《万点花飞雨外村》，读毕不禁伤怀。此文所以能感人，第一，因为兄所写的都是事实，流露的尽是真情。第二，兄的文字功夫很好，“言情则曲而能申，叙事则迂而必达”。我希望为他作一传。
陈育崧先生与我有数十年交谊，他和他的夫人来过我家作客，交换意见。我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介绍他的学术贡献。可惜我手头上没有他的作品（除见于 《南洋学报》的几篇文章），又不了解他生前事迹，甚至不知道他死时及死后的情况。因此迟迟不敢下笔。如果兄存关于陈先生的资料（书刊及报纸），希望供给我 参考，用完交还。
我作为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会长，认为有必要在国内刊物发表有关陈先生的报导。
前几天，我已有信给许甦吾老先生。
兄和甦吾先生赠我的《勤勉堂诗钞》，对我有很大帮助。我又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望时赐教言，以匡不逮。耑此即候
著安
朱杰勤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二日
“万点花飞雨外村”一文发表后，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所长朱杰勤教授 (已故) 于1984年5月12日致函柯木林，述及他与陈育崧的交谊
附：陈育崧序《石叻古迹》
这集子里所收集的廿五篇文章，其中关于庙宇的有十六篇，占最大成份，是本书的重点。我就依这一重点，写一些我对本书的看法。
神祠庙宇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盘根错节的存在着，神祠庙宇的周遭，往往成为公众集会的中心。生活的社会化和集体化，是社群团结和社区结成的主要原动力。 所有公众事务和公众活动，以此为范围，成一个社群的聚合轴心，巩固了“帮”的结集，起了血缘和地缘的吸引作用，成人口流动的取向，日益扩大。这种现象，是 新加坡人口结集的主流，现在我们还可以审察出来。
在政府未将社会事业和公众福利，纳入政治范围之前，所有民间一切公众生活，多通过庙宇替大家安排、处理和执行。
庙宇是满足人民的宗教生活，对神祗的崇拜，除了原有的机能外，它的副产物或副作用，往往超过主作用。一间庙宇，一经社会化起来，作用便大大地扩大，最显著的：举办善举、开设学校、发展高度的社会机能。
新加坡的早期社会，是建立在私会党所结集的“帮”的体系上。许多庙宇是以“帮”为轴心，是私会党的外表幌子，一切由党人控制，有些非党的庙宇，也被党人渗透了，脱不了浓厚的私会党气氛。“帮”高于一切，“帮”首的威权，不可侵犯。
天福宫虽是福建帮的产物，以它规模的宏大，无疑地最能使它成为全坡人民崇奉的神祠。在创办人的计划，可能希冀（？）用这间庙宇建立起一个一统的“神 权”，再凭藉着这一“神权”，来建立起一个“绅权”，运用“绅权”来领导一帮，进而至于超帮。于是“绅权”促使“帮权”合法化。
殖民政府，虽然采用“客长”制，间接统治华人，但这个“权力”，不是凭空就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权力”的构成与获得，必须先有一种制度，那就是先有 “绅士”的培养，而后确立“绅权”。早期的社群是散漫的、支离的，受私会党控制着。要摆脱这一权力，必须另创一个较强的权力，来取代它。我感觉早期的新加 坡，一下子创建了这么多的庙宇，各树一帜，而天福宫耗费了大量金钱，多年的时光来完成这间全岛最大规模的建筑物，而且荣获御赐匾额，它的成为全民宗教中 心，是无可否定的。凭藉这一“神权”，来建立一个“绅权”。我们看英人接管马六甲，废除了甲必丹制度，那里的华人，便制定青云亭亭主制度来取代“甲政”的 权力。青云亭和天福宫，赋有完全支配福建人的威权，经它颁发婚书，才是合法的婚配：天福宫大董事禁止福建女子当娼，立法森严，无人敢破坏。他们尊重读书 人，“敬惜字纸，功德无量”，崇文阁除了教学外，更“为小亭以备焚化字纸，每岁仲春，济济多士，齐明盛服，以承祭祀，祭毕并送文灰而赴于江，因颜曰崇文 阁，以宏正道。”目不识丁的流寓华人，文字是具有神秘性的，对文字敬重，于是文字是教条．“绅权”便由这神秘性里面巩固起来。
“绅权”寄托在“绅士”身上。这种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是“地方威权”，掌握一个地方社群的领导权力，是没有印把子的官，对整个社群 起了积极作用。“绅权”的产生，是根据传统的，是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里面传留下来的东西。权力是依靠身份获得的，在中国是一套不变的秩序，可是流寓海外的 华人，一些依靠都没有，还讲什么传统，什么身份。所以凭藉“神权”来建立“绅权”，是一个通达的捷径。同时使他的威信，无可动摇。
“士大夫居乡者为绅”，在中国政权产生绅权，海外华人谈不到这些，可是在“社会阶梯”上，正企图向上攀登或挣扎的人，政府得把这些或有些可取的人物， 制成绅士，如赐封“太平局绅”，委任为“十二双”（华人参事局局员）等显赫头衔。一转眼间，他们便爬上阶梯，获得“绅权”。较后出现了清廷的卖官鬻爵，一 时炎徼殊域，翎顶满街走，资政第、大夫第眩耀门楣，领袖大量的产生，于是大群起了分化，小群便如雨后春笋，丛生起来。
“绅权”的领导权力，是地区性的，有一定范围的界限，具有很强对外抗拒性。新加坡的五个大帮，各有其人口集中区，把新加坡划分为五个“帮区”，各有其 领导层。“绅权”是继替的，拥有绝对威权，有时它可以发展到政令自行的方式，这类型和格局，今日都还存在着，可是在城市的重建下，它面对消失的威胁， “帮”的本质开始动摇了。但以“帮权”为基础的“绅权”，恐一时还无法被冲破，这给社会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题材。
庆德会和金兰庙，是姻缘亲属制度的两种类型的结集，它们以结盟方式，制造人为的亲属关系，是和私会党组织分不开的，这两个结社所塑造的亲属原则，是有其基本判别之点，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材。
在中国，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而移民社会，虽具有乡土性，却包容了“陌生”人和来历不明的份子。这个特殊性，使它难于产生一个传统的继替领导人。 一个社群的史迹，大抵蕴藏在庙宇里，正待我们去辛勤钩稽。在不同范畴的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当然会从中采取他们所需求的资料。福建帮的“绅权”继替，是有其 历史因素，我们可以从本集里获得端倪。
以上是我从本集里所看到的一些重点，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正待我们剖析，林孝胜的导言有不少的提示。
柯木林的豆腐街一文，描绘昔日的繁华景象，使我回味着十九世纪新加坡的繁荣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样相。当日大坡大马路，从豆腐街到牛车水一带，是全坡最 紧华地区，秦楼楚馆、戏园酒家，都集中于此，是民众夜生活的好去处。豪商巨贾、官绅名士，在这里酬酢，余韵犹存，可是如今大半凋零，冷落不堪了！让我记述 一个盛会，来衬托木林那篇文章。
常熟卫铸生，是左子兴领事的诗友，他是书法大家，沪滨名士。铸生有“寿荣华酒楼即句”八绝，香艳旖旎，当时新加坡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可见一斑：
五花骢马七香车，辘辘声中月正华。
灯火层楼明似昼，一竿挑出酒帘斜。
花枝历乱映瑶台，玳瑁长筵烂漫开。
十八云鬟随列坐，胜他刘阮入天台。
楚楚豊姿嚲髻鸦，勾栏第一是儿家。
叮咛记取门前柳，吹遍东风未放花。
铜琶弹彻郁轮袍，色舞眉飞格调高。
一串清歌珠十斛，天然声价冠花曹。
清丝脆竹奏宫商，小令新翻旧教坊。
我自浅斟尔低唱，倩谁窄袖舞郎当。
泊肩两小最妖娆，忍笑佯嗔未易描。
兜惹惊鸿抛妬眼，司空见惯也魂销。
衣香髩影杂钗光，歌扇摇风纵酒狂。
老去樊川真艳绝，醉围红袖睹飞觞。
片言喋喋君难解，私语喃喃我未谙。
妙到会心皆不远，何妨箝口两情含。
《叻报》主笔叶季允戏成四绝调之：
词坛跌宕老风流，裙履何曾让壮游。
赢得群芳题品遍，多情谁似卫苏州。
灯红酒酽按笙箫，妙笔拈来次第描。
我把名花比名士，知君原是老来娇。
一幅天然主客图，有人低唤小姑姑。
似闻笑语还搔首，发白如卿玉体无。
艳说新洲卖酒家，无端春色逗仙槎。
他时归去人相问，幸道天南尚有花。
左子兴领事，当时也是座中名士之一，他写了一首律诗来凑热闹：
不向麒麟阁著勋，澹然怀抱自多欣。
挥毫字字龙蛇态，脱口言言锦绣文。
雾鬓云鬟常列座，蛮花犵鸟或为群。
听君唱到销魂曲，令我如亲代性斤。
十九世纪是大英帝国主义登上最高峰时期，也是新加坡华人建立了商业资本社会时期，在富裕的社会里和繁荣都市中人民生活的豪华，《人境庐诗草》里的“番客篇”，描写精致，研究十九世纪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面相的不可不读。
华人从中国破产的都市和原始化的乡村，逃荒海外，生聚繁殖，结集而成社群；他们把中国的乡土社会定型生活的本质搬来。定型生活是含有抗拒性的，因为远 适异域，受着外来因素不断的冲激，又因为要适应陌生环境，不得不逐渐迁就。于是乡土本质，起了蜕变，次第解组，削弱了抗拒力量，推向看一个新型态的塑造， 形成了“移民社会”的结构。
这个社群里的成员，存在着“不同阶层成份人等”。这些“不同阶层人等”的流动性和流动量是很强的，他的流动方向是朝着他所能接近的某一机缘而结集起 来，所以血缘与地缘是他的结集取向。移民社会的基层结构与动能各种分析，应从实质的研究，发展到理论的建立，这是我们研究海外华人史的蹊径。海外华人历史 研究，从片段史迹的探讨，进到通史的编写，已经有长久的时间了。最初因为史料的匮乏，大都从事于史料的发掘，因而成为樸学的一个支系。经过许多考据大师的 钻研，从中国和各国的文献里寻觅资料，逐渐把它贯串起来，乳育而为史的叙述。这一方面的知识提升了研究的兴趣和成果，推扩到专史研究的境地。它所牵涉的范 围，越来越广博，遂有个别专史、分类专史和各项专题计划的提出。汉学家对这一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主要是研究传统中国，并以中国文化为取向。自从社 会学家把中国当作一区域来研究，通过社会科学中各学科的特有概念，考察中国之某些面相。因为中国今日采取锁闭政策，这些社会学者，便选择了东南亚某些华人 集中地区，以“华侨”为研究对象，来推究中国社会的结构。他们从事“通过中国的研究，来增进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以及如何利用社会科学中的观点、模型来理 解和分析中国的资料。”他们采取了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来做中国专门性质的研究。英国斐利文（M. Freedman）和美国史基纳（G. W. Skinner）是这门研究的代表者，他们开始研究时，都以“华侨社会”的调查和分析入手，史基纳把巴素（Victor Purcell）的《东南亚华侨志》批判得体无完肤。
田汝康的古晋社团调查，李亦园的麻坡华人领导层分析，斐利文门徒裴达礼（H. D. Baker）的九龙上水乡研究，都应用社会学方法来了解一地区的华人的过去和现在；在大陆大力提倡“乡土中国”的费孝通，却寂寂无闻了。这些社会学者除史坚纳外都是斐司（Raymond Firth）的高足，目下的“华侨史”研究，大都跑这条路线，成了一个有力的学派。
日本的“华侨研究”，在东京方面，采取朴学的考据方式下功夫，大师辈出，造诣甚深，使我们望尘莫及；在京都方面，却以社会学为主，走实际调查的路线，其著者有：日比野丈夫的青云亭研究，今堀诚二的华人基尔特探讨，须山卓的帮的分析，这些都开拓了“华侨史”的境界。
本书作者们是把新加坡有历史价值的遗迹，有计划地作一番查勘工作所写成的。新加坡的都市重建迅速地使一些古迹受到影响，为了抢救这些遗迹，政府特地制 订保存古迹法，并设立保存古迹委员会来负责保护，这实是明智之举。至于人民也应负起珍惜和爱护古迹古物的责任。学者们，尤其是历史家，更应共同努力，从事 对文物的调查和记录，来巩固我们历史的真实。同时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史迹，我们也应该深入研讨，创发一个共同认识，写成一部独立自主的本国史，来奠定和谐坚 强的国基。我觉得应用集体研究的协作精神，比个人单独写作的收效要好得多，特别在此时此地看来，是很有意义的。实地考察和文献探讨，相互印证，使理论与实 践能紧密地结合起来，取得的成果。自然很可贵的。本书里的文字也很通俗化，创造历史普及工作，这意义是重大的。
历史不能单凭历史传统而了解，也不能单靠现在的社会结构组织功能而明白。适切的文化知识、历史重点，应该是对历史背景和文化制度与取向之目的及其交互 关系，作为研究的综合，用社会科学中的观点、模型来理解各国文献中所保有的资料。朴学基础，大可取用借资。但它偏于文字意义的倾向。不先去理解社会的真 际，再寻找适切的文字加以表达，是不能使历史的社会知识普及化。无历史的民族怎能有全民共同认识！有人说：历史是“非生产”学科，这种价值观念，是绝对错 误的。我很高兴见到这些青年学人：张清江、李奕志、柯木林、林孝胜、张夏帏、吴华等，对历史的爱好和力学，他们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文，我不禁以十分偷快的 心情答应下来。我从本书看出许多新华社会问题和历史轨迹，正好藉此机会，略陈浅见，和大家讨论。
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于新加坡椰荫馆
摘自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 1975年4月），页 i - viii
南洋史学界权威陈育崧之墨宝极为罕见，这首七言古诗为陈老题赠本书作者
《石叻古迹》一书四位作者与陈育崧(左二)合影于其书斋椰荫馆 (1974年11月7日)
History lives for him - Straits Times 1984-04-05
《联合早报》- 叶华芬及其南洋研究 (2022-12-01)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olumns/story20221201-1339078
这不正是叶华芬对治史的坚持，也是那一代人做学问的热忱。能不叫后人仰之弥高？
起源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蓬勃于五六十年代的南洋研究，是新马两地珍贵的学术资产。近年来一些南洋研究先驱如许云樵、陈育崧等甚至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相较于其他南洋史专家，有“南洋研究先行者”之誉的叶华芬，却因为种种原因，流传下来的研究成果不多，叶华芬其人更在岁月流逝中渐渐被人淡忘。
我对于叶华芬（1900-1964）及其著作所知也有限，只知他自1920年代即从事南洋史地及南洋华人研究，并曾提出建议，创立新马华人史的研究机构，他探讨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马六甲之华人》常见学者引用。
机缘巧合下，近日正好读了出版于1964年的《南洋文摘》，里面有一篇陈育崧写的的悼文《悼叶华芬先生》，读了自觉大有斩获。陈育崧的文章，情文并茂，信息量丰富，不但对故人的怀念与赏识溢于言表，且对叶华芬作为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做了客观的介绍与评价。
陈育崧与叶华芬交情深厚，叶在新加坡定居期间，两人曾经在松林园比邻而居，得以朝夕相过从。作为同好，两人更是惺惺相惜，陈育崧在文章中点滴回忆，那时他与叶华芬经常漏夜促膝长谈，畅谈的话题也都是南洋史，谈到兴起，甚至不知东方之既白。
叶华芬为福建古田人，在砂拉越成长，1921至1923年间，曾赴福建福州协和大学读人类学，后负笈美国纽约大学。在陈育崧看来，叶华芬的南洋研究，以社会学基础，“阐释华侨史，独具只眼，言人所未言。”又认为其治史成就，“若高山大海，莫能测其高深也。”
陈育崧懂得叶华芬之名甚早，1921年，南洋土生土长的陈育崧远赴集美中学及厦门大学深造。在当时，中国现代华侨研究先驱何海鸣，在北京创办了《侨务旬刊》，从事南洋史地及南洋华人研究，而叶华芬那时已开始撰述有关砂拉越及南洋华侨史，并发表在《侨务旬刊》。陈育崧在每期旬刊都可读到叶华芬“皇皇万言”著作连续刊载，因此对叶华芬之大名早在1920年代已耳熟能详，并称叶以“王勃作序之年”，已名噪士林，享誉京华。
叶华芬于1931至1936年曾执教马六甲培风中学，教英文、史地等科目。据陈育崧所记，叶华芬在马六甲的时候，将三保山上断碑残碣孤坟都视为研究对象，并在三保山发现满刺加首任甲必丹郑芳扬之墓。有意思的是，陈育崧说，当年古城华人皆知有个叶华芬正从事马六甲史迹之发掘，于是纷纷以族谱请他检阅，马六甲古刹青云亭董事为了请他研究亭史，特开放所藏明清以来文件，均为第一手资料。叶华芬在马六甲教书期间，成就了“马六甲华侨史”一卷，研究成果“均发前人之所未见”。
陈育崧也指出，叶华芬在马六甲三保山发现多处遗址，且纠正文字记载之谬误，依陈育崧的评价，叶华芬“不独擅长朴学家之考据，更能掌握西方之田野考古工作”，因此其研究不落前人窠臼。
陈育崧曾应聘到马六甲出任华校督学，在马六甲期间，又与叶华芬时相往来。陈育崧提到，这期间，叶华芬曾向他出示其洋洋数百万字手稿五册，分别为《马六甲华侨史》《中南交通史》《南洋史》《南洋地理》及《侨务史》。
不幸的是，叶华芬毕生的学术成果大多在战乱中毁于兵燹（xiǎn），徒然叫人为之叹惋。也如陈育崧所言，这不仅是叶华芬的个人损失，也是国族之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6月暨南大学在上海召开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叶华芬以专家学者身份应聘出席。《悼叶华芬先生》一文说了，会议通过了反对海峡殖民地施行的教育条例，并以大会名义向伦敦英廷抗议，要殖民地总督取消苛政。由于叶华芬精于英文，被大会选为撰稿人，而叶华芬也就“中英邦交，国际关系，剖释华侨合法地位，及应享之教育自主权，就理力争，词正义严”，但此文一出，引起殖民政府大为不满，对撰稿人叶华芬尤有芥蒂。
叶华芬一生对研究南洋问题、南洋华人深具使命感，陈育崧都在文章里一一记下：“华侨史之编纂，吾辈之责也”，这是叶华芬对陈育崧说的肺腑之言。又说：“吾生平无所好，舍此无他求，以史报国，固所愿也！”这不正是叶华芬对治史的坚持，也是那一代人做学问的热忱。能不叫后人仰之弥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