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网 - 柯木林：新加坡历史悬案中的曹亚志 - 2013-05-18
http://www.zaobao.com.sg/yl/yl130518_001.shtml
柯木林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开展的文化活动《石叻坡记忆》系列讲座，至今已进入系列三。其它两个系列，即系列一的《新加坡四大历史名楼》与系列二的《家书抵万金：新加坡侨批文化展》，已分别在2012年4月与9月举行，反应不俗。
《石叻坡记忆》系列三是有关新加坡历史悬案问题，分两个星期六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新加坡历史悬案”讲座已于5月4日及11日举办完毕，两场吸引了约400名听众，很受欢迎。
这讲座以四个悬案为题：一、郑和舰队是否到过新加坡？二、新加坡开埠元勋曹亚志是否真有其人？三、新加坡的暹宫在哪里？四、古墓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四个悬案中，以曹亚志悬案最引人入胜，听众对这问题的互动也很踊跃。
曹亚志事迹在新加坡社会已流传了百多年。1906年1月1日本地首家华文日报《叻报》早有报道。43年后的1949年2月6日，《南洋商报》记者洪錦堂又旧事重提。上世纪50年代，这悬案达到高潮，甚至引起莱佛士研究专家、英国历史学者胡斯堡（CE Wurtzburg）和约翰巴斯汀教授（John Bastin）的关注。然而在沉寂一段时间后，由于此次讲座的举行，再度被炒热起来。5月12日，张夏帏在《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发表了“Did a Cantonese Carpenter Land in Singapore Before Raffles?”（“广东木匠是否比莱佛士早登陆新加坡”）一文，又引起英文社群的注意。
这个传说的内容大概是这样：1819年1月28日下午4时，莱佛士的船队抵达新加坡外岛棋樟山（St John's Island）。次日，当莱佛士正犹豫是否可以安全登陆新加坡时，船上一名华人自告奋勇，向莱佛士要了20名印度兵（Sepoy）率先登岛。抵步后在岛上 插了英国国旗。莱佛士见到国旗才安心登陆。这名华人就是曹亚志，祖籍广东省台山县。曹亚志是在槟城被僱用，在莱佛士的旗舰“印第安娜号” （Indiana）当木匠。
为了感激曹亚志开路先锋的功绩，莱佛士赐给他两块土地，一在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1号，即当年曹家馆（1984年拆除）所在地；另一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135号的宁阳会馆（1964年拆毁）。一百多年来，华人社会对此传闻深信不疑。
这个美丽的传说，也引起了一位画家，还有一位法学教授的兴趣。新加坡画家萧学民以曹亚志为题材，在2000年作了一幅长3米、高2米的巨型油画“一个时代的降临”（“The Dawn of An Era”，此画现为私人收藏品，在印尼雅加达）。这幅画的丰富想象吸引了法学教授陈有利博士（Dr Kevin Tan），陈教授认为，若谈论新加坡历史，应该以莱佛士时代为起点。因此，他就以这幅油画作为其英文著作《邂逅新加坡法律史》（“Encounters With Singapore Legal History”）一书的封面。研究新马华人会馆的资深学者吴华更不用说，他热情洋溢，如数家珍地讲述曹亚志事迹，生动有趣，彷佛当年他在现场与曹亚志一起登陸。此三位学者，都是“新加坡开埠元勋曹亚志是否真有其人？”悬案的主讲嘉宾。
其实，这个传说疑点重重。首先是登陆地点。有的说是新加坡河口，即今国会大厦（Parliament House）后面，有的说是梧槽河口，莫衷一是。到底曹亚志在什么地点登陆，因有不同版本，至今尚未定论；其二，英国的史料档案中没有提及曹亚志登陆之 事；其三，根据当时的情况，莱佛士不可能把20名印度兵交给一个没有军事训练的木匠，而且插的应该是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旗帜，而不是英国国旗。
我曾任职新加坡关税局（Custom & Excise Department），负责海岸线巡逻的任务。每艘巡逻艇上均备有《航海日志》（Logbook）。每次出海，都必须每小时记录海上活动情况，这是英国 殖民地留下的制度。“将今论古”，莱佛士的旗舰上也必定有一本《航海日志》。然而莱佛士的《航海日志》中，并没有关于曹亚志登陆新加坡的记录。
所有评述曹亚志的文章约20篇，其中最值得参考、最客观的是南洋史学界前辈陈育崧的《新加坡开埠元勋曹亚珠考》。这篇文章原发表于1970年的《南洋商报》元旦特刊，之后收录在陈育崧著的《椰荫馆文存》（卷一，页66-73）。
陈育崧从地政局（Land Office）翻阅大量地契资料，考证曹亚志（1782年至1831年）确有其人，但真正的名字是曹亚珠（Chow Ah Chey或Chow Ah Chi，台山方言“志”与“珠”同音）。曹家馆地契是以曹符成的名字，在1849年7月1日领取的；至于宁阳会馆的地契，是用梁亚宽和戴亚洪的名义在1828年领取。这两间会馆都不是用曹亚志（或曹亚珠）的名字。曹亚志是否比莱佛士先登陆？陈育崧没有作出回应。
我个人对此悬案的看法是：华人在本地区的贡献有目共睹。1939年，英国艺术家威廉·史德龄（William George Stirling）特捐献一座“无名氏华人铜像”予莱佛士图书博物馆（Raffles Museumand Library，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以纪念华人开发“三州府”的功绩。“三州府”是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俗称，即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三地。
然而，华人的贡献，必需有一个开始故事，犹如中国历史的开章篇“盘古开天地”一样。由于曹亚志是较早随莱佛士舰队到新加坡的华人，历史于是选择了曹亚 志，把登陆这事件安置在他的身上。如果不是曹亚志，也会有吴亚志或黄亚志的出现。曹亚志代表了早期华人开拓者的形象，但是否比莱佛士先登陆新加坡，至今仍 是悬案。
新加坡的宁阳会馆是华人会馆中最早成立的同乡会馆。百多年来，宁阳会馆一直把曹亚志奉为开山鼻祖，深信这个传说无疑。然而，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其会长李达政却表明，在听完座谈会后，要重新思考曹亚志的历史问题。
曹亚志的悬案，始于民间传说，之后《叻报》报道，继之洪锦棠重新发现，再到陈育崧的考证、油画与法学著作封面的出现，乃至近日的座谈会，一切源自民 间。可见历史不是学术高大殿堂中，神秘不可触摸的东西；历史也不是名流教授学者的专利品。正如座谈会主席张夏帏所说的，“历史其实不是那样乏然无味”，只 要我们稍加留意，身边的一事一物，都是有趣的历史问题。历史可以令人着迷，历史事件也可以引发各阶层人士的思考。
从这次“新加坡历史悬案”座谈会的反应上看，由于座位供不应求，有些人席地而坐，有些人在讲堂内站了整整两个半小时，可见近年来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历史学者从此不再寂寞。相信假以时日，民间史学一定会更茁壮成长，虽然至今历史还不是受主流教育重视的学科。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Sunday Times - Teo Han Wue: Did a Cantonese carpenter land before Raffles? - 2013-05-12
Sunday Times - A different picture of Raffles' landing 2013-05-19
《联合早报》言论 - 张夏帏：画家眼中的曹亚志 - 2013-05-25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30525-208434
张夏帏百多年来，曹亚志在新加坡华人社会里被尊为开埠元勋，可是他率领莱佛士的先锋部队登陆新加坡的英勇事迹，信史上全无记载，至今仍为悬案。尽管这段富于 戏剧性的传说真伪未判，来自广东台山的木匠曹亚志，在宗乡会馆的纪录里至今还戴着历史的光环，成为华族移民在开埠初期作出重大贡献的象征。
今年5月4日，新加坡宗乡总会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新加坡历史悬案”的座谈会中，曹亚志的故事引起了热烈讨论。所涉及的问题都见于5月12日《星期日时报》拙文“Did A Cantonese Carpenter Land Before Raffles？”（曾有广东木匠先于莱佛士登陆？），还有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发表的文章“新加坡历史悬案中的曹亚志”，对于整个有关曹亚志的讨论已有概括的介绍。
这场座谈会有画家萧学民叙述他根据曹亚志传说，创作大型油画《一个时代的降临》的经过，来解读这段传说，别开生面，令讨论增色不少。他虽然没直接涉及传说的真假，但却通过艺术想象，扩大了历史议论的幅度与内容。
萧学民在作品中对曹亚志这个人物，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他1970年代初次读到此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大感兴趣，对曹亚志的“自告奋勇”行为很不以为然，甚至反感，认为他帮英国人开拓新加坡为殖民地，应该深感羞愧才是。
《一个时代的降临》（宽三米高两米，布本油彩）所表现的，就是画家想象曹亚志1819年1月29日率领20名印度兵上岸后，确定莱佛士可以放心登陆的那一幕。原画现属私人收藏。
画里有三个人物 ：来自船上的曹亚志和一名印度兵士，以及当地的一位马来人，而殖民者英国人却明显的缺席。三人站在高处（应是福康宁，Fort Canning Hill）的石头上，面向海上的英国船。天空呈现一片阴暗，似乎是不祥之兆。赤着上身、挂着辫子的曹亚志，斜着头、双手欲高举英国国旗，看似乏力又似犹疑 不决的暧昧姿态；印度兵士身穿威武英国军装、一脸木然双眼发直凝视远方，两手挥动着讯号旗；蹲在两人之间的马来人皱着眉头、脸上露出迷惘又略带不屑的表 情，双手交叉在胸前，左手紧抓右臂、右手牢握象征权力的短剑。
当初萧学民决定画曹亚志率先登陆的题材时，便立刻着手搜集资料，并向专研究此问题的前《南洋商报》记者洪锦堂请教，一方面要了解事件的始末，一方面也 对细节如登陆地点、地理形势、印度兵士制服等认真地考证。同时，他对曹亚志的作为反复思考与分析之后，态度也渐由反感转为谅解，认为一个来自穷困、衰弱国 度的木匠，在无奈、无助的情况下，确也别无选择。这幅作品从开始到2000年完成，酝酿了20多年。
2004年当《一个时代的降临》于好藏之美术馆萧学民个展展出时，成为全场最令人注目的作品，时有观赏者在画前驻足良久，或注视画里丰富的图像、或对内容众说纷纷。在我策划过的展览当中，这种情况诚属少见。
5月19日有读者看了我短文之后，投函至《星期日时报》，说我们不应该以“时代倒错的情绪” （anachronistic sentiments）来理解历史。他觉得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目的是代表东印度公司与当地统治者签署贸易协议，并非为大英帝国扩大版图而远征，因此竖国旗 之举是极不可能的。他还认为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才意识到国家的虚弱、贫穷，所以萧学民画中描绘前此20多年的曹亚志，不可能有国运衰败而感羞愧的意识。
已故历史学者陈育崧论及曹亚志时曾说：“故事传奇化了、戏剧化了，一个平凡的木匠，作家们‘舞文弄墨’，把艺术的真实跟历史的真实没有好好的处理，历史价值因而大大削弱了。”
艺术家不是历史学家，看历史事件带有强烈主观的思想感情是理所当然的，只要在抒发己见的同时，没有把艺术的真实当作历史混为一谈。
萧学民1942年生于马来亚，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1960年代就读于南洋美术专科学院仅一年，即返回马来亚当割胶工，因对社会主义思想发生兴趣，工 余之暇勤阅有关书籍，并加入左倾的劳工党为党员。他1975年重返新加坡成为美术界的活跃分子。这幅画里有明显反殖民主义的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类似 的情绪在他同辈的美术家当中也相当普遍。
虽然我们无法证明曹亚志曾在莱佛士登陆时立下汗马之功，但这个故事自1906年《叻报》报道开始，经洪锦堂于1949年的挖掘与补充之后，流传极广， 记得1950年代小学时语文课本里，就有一篇关于曹亚志的课文，至今已成为华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其中包含极浓厚的感情因素。
作为艺术创作，《一个时代的降临》并非直白叙述历史，而是对新加坡华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重新评价，通过图像发挥了丰富的艺术灵感，对历史与记忆开拓了想象与思考的空间，大可列入新加坡美术史上重要的典藏。
我一直都感到很诧异：为什么让这样一幅叩问新加坡历史的深刻作品，寂寂地埋没于私人藏家的画库里，而不将它好好地展示在我们的美术馆里呢？
作者为好藏之美术馆兼吴冠中美术馆前馆长
《联合早报》言论 - 杜南发：谈曹亚志悬案 - 2013-05-27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30527-209125
谈古论今
拜读柯木林兄《新加坡历史悬案中的曹亚志》（《联合早报》5月18日）一文，因高中时期，每天都得从曹家馆门前经过，勾起旧忆，联想难禁，妄自揣摩，几点浅见，狗尾续貂，权当抛砖引玉。
关于曹亚志，“悬案”有三，一是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二是他是否确实有当莱佛士的先锋登陆新加坡，三是他是否曾创立宁阳会馆和曹家馆。
有关曹亚志，据学者研究，在英国档案中并无任何记载，只有本地华社资料，主要有两部分：
报刊报道方面有：
一、1906年《叻报》报道青山亭曹符义墓因迁地发掘情形，首次报道曹符义事迹，并称他曾当英人登陆新加坡的向导。
二、1949年《南洋商报》洪锦棠文章，报道木匠曹亚志当英人先锋登陆新加坡，首次提出“曹亚志”之名。
三、1970年《南洋商报》陈育崧文章，报道已迁碧山亭的曹符义墓，并发现土地局有1827年、1828年四张署名“曹亚珠”地契，首次提出曹亚志原名曹亚珠。
历史文物方面有：
一、19世纪曹符义墓碑：1831年原墓于青山亭，1906年迁绿野亭，1952年迁碧山亭重建，碑刻“宁阳皇清显祖考符义曹公坟墓”，上加横额刻“曹公讳志之墓”（陈育崧认为横额文字是1952年重建时新加）。
二、19世纪曹符义神主牌：一件是早期宁阳会馆内神主牌，刻“皇清曹族显考祖讳符义公神主”（现藏国家博物馆）。另一件是社公庙内神主牌，刻“祧基义 士号符义曹府君神位”（后存普照禅寺。该神主牌内藏黄纸写曹亚志生卒年为蓝色钢笔墨迹，故陈育崧认为是1950年代才新放入）。
三、19世纪土地局地契：1827年与1828年各2份曹亚珠签名店铺地契（陈育崧认为是曹亚志原名）。
上述各项资料，历史文物部分是实物证据，证明19世纪新加坡确有“曹符义”其人，也确有“曹亚珠”此人。
曹亚珠，曹亚志，曹符义
最早报道曹符义事迹的《叻报》，并没有提到曹亚志之名。43年后洪锦棠才首次提出曹亚志的名字，却没提到曹符义，但两篇文章都同样提到这位曹氏曾为莱佛士登陆先锋的事（虽然细节略有不同），显然说的都是同一人，也即曹符义就是曹亚志。
但陈育崧发现的曹亚珠，是否就是曹亚志？
陈育崧认为曹亚珠是曹亚志的原名，理由是台山话“珠”、“志”同音，但没有解释为何会有此变化。
曹亚志是1949年洪锦棠才首次提出的名字，却未说明来源。他是新闻记者，熟悉社团，这名字应是得自当时台山或曹氏社团人士，属于口述资料。
为什么“珠”会变成“志”？难道是口耳误传吗？
其实，在19世纪的新华社会，华裔名人不乏改名的现象，例如天福宫地契上签名的“陈卓生”后来改为陈笃生，又如怡和轩创办人之一林推千改名为林推迁等等，改名原因不明，但有此现象存在确是事实。
曹亚珠原名，有乡里小名及女性色彩，他来新加坡事业有成后，取同音改名亚志，亦合情理，也合乎他作为会党领导人的地位。
“符义”二字，应该是他改名亚志之后所起的字。依中国古代名字传统，字和名必须有相关的意义，人之有志，即符合人之有义，故以“符义”为“志”之字，合乎名字之义。而他墓碑及神主牌上所刻都是“曹符义”，也合乎古人不称人名而只称字的规矩。
因此，可以论定曹亚志是确有其人，他原名曹亚珠，后改名曹亚志，字符义。
曹亚志是否曾当过莱佛士登陆的先锋？
此事未见英国及莱佛士的有关记录，所以西方学者认为只是民间臆传，并未采信。
1906年《叻报》最早刊登此事迹，当时距离曹亚志去世虽已75年，该报称所刊事迹得自“故老中有知其梗概者”，说明其传奇事迹还在宗族之间流传，报道刊登后亦未见有人质疑，可见其说未必完全是空穴来风，至少应是当年华人社会或其族群接受的说法。
依正常“探险”程序，莱佛士船队初到新加坡海面，情况不明，必会先派小艇探路，由船上不重要的士卒先行，其中包括一位来自槟城、应该较熟悉马来人习俗甚至语言的华人木匠，亦合常理；这是正常程序，而且这次过程也毫无风险，当然不必记录在专记重要事项的《航海日记》上。
以此推论，曹亚志是登陆队的一员，甚至是先涉水登岸探路者及后来的升旗者，当有可能，但说他是这群士兵的领导人，或许就可商榷，这点有可能是后人传说中渲染夸大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曹亚志自称以提高自己的江湖地位）。
历史的记录，都以主角为焦点，当年随莱佛士南来的各级别船员，除法夸尔上校外，多数都没有记录，登陆队也都是“不值得”记录的印度兵卒，当然更不会有曹亚志这么一位华人工匠的记录了。
曹亚志和会馆
在报刊报道中，有许多关于曹亚志因登陆有功，获得莱佛士颁赐土地兴建宁阳会馆及曹家馆的说法。但此事并没有任何记录，而且莱佛士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无权颁赐土地，一个登陆小队员也不算什么大功，说明这只是民间渲染的传说。
据新加坡宁阳会馆的历史介绍，称它是1822年初创（莱佛士在这一年开始规划市区建设），原称“宁阳公司”（符合曹亚志义兴公司成员身份），馆舍以亚答叶和茅草建成，1848年重建改称宁阳馆，1894年再重建，才改名为宁阳会馆。
据陈育崧查土地局记录，宁阳会馆地契是1828年发出，这一年应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本地售卖市区土地的时候，天福宫地契也是1828年售卖给几位华人，转过几手才由陈笃生收购。
据官方记录，当年大坡大马路宁阳会馆的地契，是由梁亚宽、戴亚洪领取，并无曹亚志名字，但其隔壁两间604、605号店铺地契却是曹亚珠（志）所有，显示他和该会馆地段应有密切关系。
当年的官方售地记录，只有地皮列号，并未写明用途，1970年陈育崧依地址所查到的所谓“宁阳会馆地契”记录，自不例外，所以梁亚宽和戴亚洪二人也有 可能只是该地皮的原购者，后来由隔壁的曹亚珠买下，作为会馆（据天福宫地契所见，当时转让只是在原地契上补充写明，因未见宁阳会馆地契原件，未能确定是否 有转卖）。
至于曹家馆的地契，是1849年由曹符成领取（1853年建馆），这时曹亚志已去世18年。不过有关曹家馆的记录称它原来称为“曹府大公司”，该馆原 来1853年的兩幅木刻贺联上也均有“曹府大公司”字样，这也符合曹亚志的义兴公司成员身份，故曹家馆的前身曹府大公司初创与他有关，亦有可能，当年曹家 馆对面的社公庙会保留有“曹符义”的“义士”神主牌，也显示这是他生前活动的地方。
历史的传说和真实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可以说曹亚志是一位糅合真实和传说的历史人物，他确是新加坡开埠时期真实存在的“公司人”，1828年就拥有市区4间店铺的地皮，显示他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在当时人数不多的广东台山族群和曹氏族人中，应该是一位众所周知的重要人物。
在原来社公庙内神主牌上，曹亚志（曹符义）称号是“祧基义士”，祧基有承继先代、开基立业的意思，这也说明他是一位开创型的人物，符合他被认为是新加坡开埠时期义兴公司（或其族群二公司）领袖之一的地位。
至于百年前“故老”流传他曾是莱佛士登陆先锋故事，应是曹氏本人生前告诉族人或“公司”同人，否则无人能知其事，其来有自，亦有可能，但其身份应只是登陆队员之一，事后也不可能因此获得莱佛士“赐地”，宁阳会馆和曹家馆的地皮，是后来正式向当局购买的。
分清历史的传说和真实，拨开迷雾，还是有看见一些真相的可能。
作者是本地文史研究者
历史的记录，都以主角为焦点，当年随莱佛士南来的各级别船员，除法夸尔上校外，多数都没有记录，登陆队也都是“不值得”记录的印度兵卒，当然更不会有曹亚志这么一位华人工匠的记录了。
《联合早报》- 刘家明：新加坡史上五大悬案 (2014-09-10)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40910-387340
我国刚刚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49岁诞辰，在大家开始为她计划下一个“知天命”的金禧生日庆祝会的当儿，不妨来看一看她的“报生纸”（出生 证），了解一下她的历史。根据早期官方出版的《新加坡年鉴》，小红点在1365年就以单马锡（现在称为淡马锡）的名字出现在爪哇的史纪里。根据《马来纪 年》的记载，这里是在1299年由巨港的王子山尼拉乌他玛发现后命名为“新加坡拉”，并建立了一个非常强盛的“新加坡拉王国”。王国在1390年被满者伯 夷（或暹罗）所灭，末代国王向北逃而建立了马六甲王朝。除此，在开埠之前的新加坡历史留下了太多空白，提供了不少让人想象和争议的空间。笔者在这里选了 1819年以前新加坡历史上的五大悬案与大家分享。
第一悬案：新加坡是不是“蒲罗中”？话说公元243年吴国孙权派大臣康泰和朱应出使古越 南，在他们编写的航海记录《扶南土俗》里提到“蒲罗中”国人皆有尾五六寸，其俗食人。在1966年版的《新加坡年鉴》里也提到“蒲罗中”是古代的新加坡。 那到底“蒲罗中”是不是新加坡呢？从1970年的元旦日开始，东南亚历史泰斗许云樵教授代表正方，与反方的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在《南洋商报》打了整整九个 月的笔战，最后还是没有结论，双方收笔，新加坡是否“蒲罗中”顿成悬案。
第二悬案：新加坡是不是“龙牙门”？元朝汪大渊曾随中国商船到印度 洋，他于1349年完成的《岛夷志略》里写道：“龙牙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中有水道以间之，俗好劫掠……贼舟二三百只必来迎等。就有学者认为 “龙牙门”是现在的拉柏多公园，因那里曾有已被炸掉，俗称“启航石”的两块形如牙齿的花岗岩。但那一带航道窄小，怎能容下两三百只贼船在那里海战呢？故有 学者考证“龙牙门”是民丹岛，更有历史学家推论它是靠近廖内群岛的林加岛。因为目前还没有“官方说法”，所以又要归入悬案了。
第三悬案：“新 加坡石”记载的是什么？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有一块重约80公斤的砂岩石板残片，是殖民政府炸石开阔新加坡河时留下的，据说完整的板石有3米见方。那约 70公分的残片上刻了一些不像梵文，不是爪哇文，也不像阿拉伯文的铭文，到现在都没人能解读出来。在马来历史传说《马来纪年》里有提到古时有个叫巴当的大 力士，在掷石比赛时向新加坡河口投掷了一块板石而得奖，或许它讲的就是这片大石。但究竟铭文写的是什么呢？目前还不得而知，所以也算是另一个悬案了。
第四悬案：在“新加坡拉王国”灭亡后到开埠前的300多年的新加坡是什么样的呢？这首先要从末代国王依斯干达沙说起，就有学者认为他与建立马六甲的拜里 米苏拉不是同一人。在马六甲建国后小红点就被忽略而沦为荒岛，柔佛苏丹甚至要把新加坡送给一名英国船长以换取英国的保护。这期间新加坡这个地标至少出现在 30多张不同版本的西方航海图里。看来要去查看那些葡萄牙文和荷兰文的航海原稿，才可以明白为什么小红点受到这么多西方航海家的青睐，而从另一方向来了解 新加坡那300年的“历史真空”。由于没用直接的记录和证据，这一段历史空白也只好归入悬案了。
第五悬案：开埠时的新加坡是个渺无人烟的荒岛 吗？根据英国的官方记录，当莱佛士爵士与柔佛王朝的天猛公在1819年1月30日签订“临时协定”时，新加坡是个只有150人的荒凉渔村。但已有学者从新 加坡河畔的出土文物，推论出在1811年左右，河边曾住过一批与民丹岛的廖内王朝有关系的居民。在马来半岛的历史里，也早就记录了有靠海为生的土族“海 人”在新加坡附近活动。随后的记录里则提到有华人种植和经营的甘密和胡椒园，再加上后来发现的几间早在1819年以前建的华人庙宇，这证明早在开埠前就已 有华人在这里进行经济贸易活动了。不过由于还没有看到正式的“官方”记录，所以也只好把这件事列入了悬案之一。
到目前为止，有关古代新加坡历 史的资料都很零星地记录在古代的历史文献里；甚至有学者认为公元前成书的《汉书地理志》里提到的“皮宗”也是指新加坡。由于年代久远，记录断层支离，再加 上语言、发音的演变，所以要解开谜团不是件易事。在这个金禧大庆之际，我国该来一个小总结，把目前学术界各方研究的结果综合起来，将不具争议性的部分写入 历史，来一个“权威性”的结论，日后如果有新的研究发现才再做增减修改。这样的话总比一切都以“谷歌”为准，以讹传讹的现状好得多！
《联合早报》- 崔贵强：“新加坡史上五大悬案”析疑 (2014-09-24)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40924-392613
9月10日的《联合早报》言论版，刊载了刘家明君题为《新加坡史上五大悬案》的鸿文，希望学者能予以解答，以填补及确定1819年以前新加坡历史的空白，语重心长，值得大家关注。
以及个人多年来读史与研判的心得，以一得之愚，试图解读刘君的悬案如下。
悬案之一：“蒲罗中”是否为古代新加坡的称谓？
最早倡议“蒲罗中”是1700年前新加坡古地名的，是史学泰斗许云樵教授。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根据《太平御览》卷787与791的引文，以对音的考订方法，认为“蒲罗中”是马来语 Pulau Ujong 的对音，意思是“岛的末端”。柔佛古名 Ujong Taneh （地极），因此柔佛的南端的“蒲罗中”就是新加坡。此后，“蒲罗中”就成了新加坡古名，列入教科书，写入史诗及政府的年报。
不料到了1970年，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饶宗颐教授发表了名为《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榷》的长文，质疑许氏考订的正确性。他首先指出 引文中的“梁祚”是人名，“魏国统”是书名，许氏却断句错了，以致把“蒲罗中”作为“梁祚魏国”。实际“梁祚魏国”是子虚乌有的。饶氏进一步指出，“蒲罗 中”的“中”字是没有的。他认为蒲罗国应是歌营国，即今之尼古巴 （Nicobar）群岛。他的结论是，“蒲罗中”一名，实在很难确定是新加坡。
许氏读了饶文后，回敬了一篇《蒲罗中问题的再商榷》，文中除了承认断句读错外，却引经据典，坚持“蒲罗中”一词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把“蒲罗中”置于新 加坡是无伤大雅的。此后两人一来一往，饶氏写了一篇《蒲罗中问题续论》，许氏回复一篇《蒲罗中问题赘言》，双方旁征博引，就“蒲罗中”是否有“中”字展开 激辩。
正当双方偃旗息鼓之际，历史学者陈育崧加入战场，发表了《建国至上学术至上——我对蒲罗中问题的看法》一文。陈氏认为用对音来考证地名，危险性甚大，因此他对Pulau Ujong是新加坡的说法，甚表怀疑。
历史学者邱新民校长，也质疑许氏对“蒲罗中”的考订，认为柔佛最南端的Tanjong Penawes、Penjarang或Ramuna都在马来半岛的极南端，都可称为“地极”，可不是Ujong Tanah，因此他断定“蒲罗中”不是今日的新加坡。
许氏的考订，只引起少数西方学者的共鸣，如蜚声国际的名学者惠德礼（Paul Wheatley）教授，在其名著《黄金半岛》（The Golden Khersonese） 中，对新马古代历史地理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对许氏考订的“蒲罗中”，却只字未提，显示未尝予以重视。米丽奇（John N. Miric）也怀疑“蒲罗中”是“新加坡”；而沃尔特斯（O.W.Wolters）则认为“蒲罗中”是东南海的纳吐纳（Natuna）群岛中的一岛，或在婆罗洲的加里曼丹。
综上所述，可见许教授以对音的手法作为考订的不二法门，却未能辅以可靠的史料作佐证，单文孤证，难以取信于人。
“龙牙门”与“单马锡”
悬案之二：“单马锡”与“龙牙门”是否是古新加坡的称谓？
答案是肯定的。
“单马锡”一名，最早见于元朝商人汪火满所撰的《岛夷考略》（成书于1349年）龙牙门条，在《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作“淡马锡”，大概是 Tumasik一词的音译。据《马来纪年》载述，传说大约在13世纪末，室利佛逝（以巨港为中心）王子来到淡马锡，建立了 Singapura（信诃补罗，狮城）王朝。14世纪初，终于成为一独立王国，其核心在福康宁山，《岛夷志略》称为“班卒”，山上矗立着皇宫、城堡与神 庙。国王传了五代。这期间，经常受到满者伯夷（爪哇）与暹罗王国的侵凌。到了14世纪末，满者伯夷又大举进攻新加坡，消灭了王国。末代国王伊斯干陀沙 （Iskandar Shah）不得不北逃，于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王国。
学者一致公认，“单马锡”即古新加坡地名。《岛夷考略》也载述了“龙牙门”条，“龙牙门”是新加坡的商港，介于本岛南部与圣淘沙（过去称绝后岛）之 间，亦即今日的岌巴海港。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1225年成书），称之为“凌牙门”，可见13与14世纪期间，龙牙门是个繁荣的商港，福建泉州的商贩 也到此经商。海港也是海盗的渊薮，他们行踪飘忽，杀人越货，商贩深受其害。据陈育崧的考证，“龙牙”一名只是马来地名Lingga的音译而已。
悬案之三：“新加坡石”之谜
刘君说国家博物馆储存了一块重达80公斤的砂岩石板，上面刻了四不像的铭文，至今仍无法解读。原来古代的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是室利佛逝的属地。迨 至爪哇满者伯夷王朝强大后，又经常挥军北上，威胁着新加坡国运的安危。1391年，满者伯夷王国又大举进袭新加坡，铁蹄所至，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爪哇军 在凯旋之余，立碑于新加坡河口，以志胜利。这就是博物馆石碑的来源。
悬案之四：300余年来的历史真空（15世纪初－1819年）？
实际上，在这悠长的岁月里，新加坡依然保有其一定的政治地位，这里的人民依然过着正常的生活，也继续其商港贸易地位。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去考察。
自1403年马六甲王国建立后，即发展为一国际贸易商港。1511年，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王朝末代苏丹的后裔，南逃柔佛，以旧柔佛 （Johore Lama）为都，建立了柔佛王朝。历代苏丹励辅图治，强盛时奄有新加坡与廖内群岛的辽阔疆域，并于16世纪与17世纪期间，柔佛王朝、新兴的亚齐及马六甲 的葡人陷于长期的三角战。17世纪中叶，柔佛王朝的政权为武吉斯人篡夺，武吉斯人另立苏丹，自立为副王，长达一世纪之久。
长期以来，新加坡及其附近岛屿包括吉利门（Karimun）等岛都属柔佛王朝辖地。这些地区住着不同的土著，单马锡的居民有海人（Orang Laut），以渔业与农业为生。单马锡与吉利门地居马六甲海峡南端，位居要津，一直保持着商港的地位，这可从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获得证明。
考古发现证实新加坡长期是商港
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都述及单马锡与凌（龙）牙门是古新加坡繁荣的商港，而明（1368年－1644年）、清 （1644年－1912年）的载籍与地图，如《瀛涯胜览》（马欢）、《星槎胜览》（费信）、《郑和航海图》、《东西洋考》（张燮）、《西洋番国志》（巩 珍）及《海录》（谢清高）等书，都提及“龙牙门”商港，甚至连《暹罗国路程集录》（宋福玩、杨文殊成书于1810年）也说及航路中的“龙牙海门”，有地方 官镇守。《厦门志》也说在雍正、乾隆年间（18世纪），中国船舶曾到“息辣”（新加坡）商贩，获利极钜。可见300多年来，新加坡一直保有商港的地位。
邱新民也列出西方人所绘制的地图，证明介于1511年与1806年的295年间，有32张载有新加坡的称谓。可见那期间的新加坡，是个国际知名的海港，才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注意。
新加坡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新加坡长期以来保有商港贸易的地位。考古学家曾在福康宁山、新加坡河及国会大厦等地，发现了宋钱及许多陶瓷碎片，有瓶、 缸、瓮等物，制作类型与颜色各异，有土产的，有的是从中国进口的。出土的陶瓷器碎片，依其不同的颜色与制作，可类别为青瓷、白瓷与白中带蓝的青龙瓷，都是 中国烧窑的制品，历经宋元明清朝代，亦即13至17世纪的产物。这些产物无疑是中国商贩带来的。
悬案之五：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是个150人的小渔村？
当1819年1月30日莱佛士与天猛公签约租港新加坡为贸易站时，据莱佛士与纽波德上尉（Captain Newbold）的记录，那时的新加坡只是个荒凉的小渔村，居民约有150人，其中有马来人及海人，他们多半是渔夫与强盗，亦有约30名华人。
上述的人口记录，引起一些学者质疑。邱新民就引述了一系列的文献资料，说明那时的新加坡并非荒岛，而是个商港。莱佛士等人说的150名居民，只是限于新加坡河口附近的人数，他们忽略了散居其他地方的加冷人（Orang Kallang）与实里达人 （Orang Seletar），以及在内地从事种植业的华人。历史学家特恩布尔（C. M. Turnbull）更进一步认为，1819年1月的新加坡，居民大约近千人。其中有500加冷人，200实里达人，150基蓝人 （Orang Gelam），他们散居于新加坡河一带，在岌巴港附近还有海人。
新加坡开埠后不久，便有大批移民，从四面八方涌入，使人口迅速激增，传为佳话。
作者是退休的历史学者
《联合早报》 - 刘家明：历史的巧合 (2015-01-31)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50131-441659
本地2015年的头条邻里新闻，应该是归“武吉巴督的鼠辈肆虐”莫属了。其实就在不很久以前，新加坡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根据莱佛 士爵士的马来语通译员文西·阿都拉所著的《阿都拉传》所述，1819年的新加坡老鼠为患，有的老鼠体大如猫，不怕人、狗，甚至会围攻猫只，晚上更肆无忌惮 地在屋里屋外进出觅食。当时新加坡的第一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灵机一动，立刻颁布了法令，每只老鼠（不管死活）悬赏两分半钱。于是岛民全都出尽法宝，用 药、饵、陷阱、徒手打洞等方法灭鼠。每日捕到的老鼠从百到千，七天后由于捕到的老鼠实在太多了，悬赏降为两分半钱两只，结果鼠患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我们不妨约略估计一下，法夸尔在短短两个星期，花了大约200块银元，就消灭了约一万只老鼠。当时英国租下新加坡港口的费用，每年是8000元 （3000元给天猛公，5000元给苏丹），所以200元也算是个大数目，不过总算有效地解决了全岛市民的卫生问题。接下来是大蜈蚣为患，法夸尔故技重 施，也同样很快地解决了问题。想当年重赏之下有勇夫，今时却要靠灭鼠灭虫公司的高科技，希望武吉巴督的鼠患也会彻底解决才好。
据说当年莱佛士 在签下了租约几天后，只留下一些城市和港口的规划建议，以及一些管理指导原则给驻扎官，就回去苏门答腊的明古连了。建设新加坡港，灭鼠灭蜈蚣，还有许许多 多的事，没有钱是完全不可能进行的；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威廉·法夸尔于是再开先河，把贩卖鸦片和赌博合法化，在新加坡售卖鸦片和开赌场的执照。这样一 来，不但让英方有足够的资金发展新加坡的商业和防卫，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流动和发展。
三年后莱佛士再回到新加坡，他对赌博深痛恶绝并立刻 颁布了“禁赌法令”，同时也以这件事，作为解除法夸尔职务的原因之一。不过在莱佛士翌年走后，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也学法夸尔的做法，毕竟来自赌博的收入， 占了当时全年税收的近半以上。大约在1829年正式禁赌后，赌场转入地下，继续营业。
从我国建金沙和圣淘沙赌场的收益，还有目前世界许多大城 市也争先建赌场，以推动经济的浪潮看来，当时的法夸尔也算是蛮有远见的。不过正如1月15日《联合早报·傅来兴专栏》的观察，目前寒风已开始吹袭全球赌 场，开赌场或许已不是缓解经济的万灵药了，希望“有关当局”已开始为这情况做好准备工作，以免到时措手不及。
鸦片的命运则好得多，开始时主要 是外销。殖民时代的新加坡还有设厂提炼鸦片，有名的一间工厂就是二战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个据点鸦片山。鸦片也成就了不少商贾，如果没有鸦片，也就不会有纪念 靠鸦片发迹的章芳林的芳林公园了。根据统计，当年在禁赌后的每年税收，有49%来自鸦片。后来鸦片在“苦力”和劳工间流行起来，开始慢慢荼毒岛民。迟至大 约1943年（日治时期），新加坡才有禁止非药用鸦片的法令，可惜走私和吸食其他毒品如大麻、可卡因、迷幻药等，早已随着世界浪潮侵袭了这个文明社会。 1973年我国立法以死刑处决毒贩后，情形才开始有所改善。
近日美国许多州已受不了经济利益的诱惑，就连《纽约时报》的社论也呼吁美国政府让 大麻合法化。美国西部的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开始让大麻合法化了。去年10月，英国的经济学家居然提议，把花在买卖毒品和买春卖淫的收入，也算入“国内 生产总值”（GDP）里以提高GDP的数字。最近还有报道说，缅甸鸦片的种植死灰复燃，规模甚至更胜以往，寂静了好多年的金三角又开始活跃了。这种种新闻 不禁让我们反省，难道这社会真的倒退回200年前了吗？人类是否已开始在自取灭亡了？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样下去的话，真不敢想象 人类还会有未来吗？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
新风相声学会 - 相声剧 狮城悬案 - 2015年5月8日-9日
新国志-何处是“祖家”？从唐人到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https://xinguozhi.wordpress.com/2015/12/21/%E4%BD%95%E5%A4%84%E6%98%AF%E7%A5%96%E5%AE%B6%EF%BC%9F%E4%BB%8E%E5%94%90%E4%BA%BA%E5%88%B0%E6%96%B0%E5%8A%A0%E5%9D%A1%E4%BA%BA%EF%BC%9A%E6%96%B0%E5%8A%A0%E5%9D%A1%E5%8D%8E%E4%BA%BA/#more-19307
1949年2月6日庆祝新加坡开埠130年前夕，《南洋商报》记 者洪锦堂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故事，曹符义此时已被称为曹亚志，并说他就是曹家馆的创办人。到了后来在我们小学的华语课本里，曹亚志的故事已经定型成为 有血有肉的新加坡华人先贤的历史故事。这里我不想探讨曹亚志的是是非非，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两年前《联合早报》有关曹亚志论争的文章以及已故学者陈育崧 的文章。
作为“历史记忆”的曹亚志
最近，新加坡因为欢庆“建国50周年”，掀起一场全民大搞“集体记忆工 程”的活动，各种各样的“集体记忆”经过“被包装”和“被创作”而纷纷出炉，际此“记忆热”我想说明“曹亚志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加坡的华族先民的历史 叙事之中，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以他来作为叙述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历史的起点。
“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我们自身的历史记忆。” (We are what we remember) 我们常会为一些社会群体认知的“社会现实”而创造“历史事件”，并使之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让我们沉浸在自我创造的世界中，为自身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 寻找坐标，以作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的需要。在这里“历史”或是“神话”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要表达的背后的社会意义。
明乎此，“曹亚志”出现在早期新加坡华族的“历史记忆”中就不是偶然的，它要反映的就是早期华族先民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就参与新加坡的经济活动，和各族移民产生互动并发展成为人口最大的民族，为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的历史。
前 面引述《叻报》的报道，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整个曹亚志的故事充满中国历史的神话色彩，可是在2004年新加坡画家萧学民创作“一个时代的降临”的画作 中，这个“历史记忆”已经重新被创造，在民族主义和“去殖化”的语境下，画面上出现了代表新加坡三大民族华、马、印三个人物，曹亚志被赋予“政治正确”的 新表述。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记忆”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被重新塑造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
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新 加坡在开埠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就引来大约五千人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这些华人移民主要的是来自于北部的马六甲以及南部的廖内群岛，其中当然包括了“曹 亚志”们。中国人移民南洋很早，这些散落在南洋各地的早期移民，被朝廷视为逆民，成为海外的遗孤。他们在侨居地落地生根，娶当地妇为妻，繁衍后代，成为一 个特殊的华裔族群，俗称峇峇 (baba) ，他们成为新加坡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这些华人移民由于长期与祖居地（用他们话说就是“祖 家”）隔离，虽然还自称是“唐人”，男人除了在穿着上还恪守华人习惯，特别是还坚持留辫子，以及拜祖先等华人传统；女人服饰则受母亲影响倾向马来化的所谓 娘惹装束，在家庭用语以及饮食方面已经是华马混杂。“唐山”（他们口中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印象模糊的“祖家”。
凭着能够使用当时本地 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 马来语和熟悉本地的生活习惯，在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这些峇峇华人很快就在新加坡崭露头角发财致富，其中佼佼者就是倡议创办天福宫的陈笃生、陈金声等。他们 许多人充当英国人的买办，承包英国人下放的烟（鸦片）酒买卖专利权，致富之后，参与建立庙宇和华人义山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取得华族社群领袖的地位，扮演 了和英国殖民地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共谋的角色。
新加坡的殖民地政权从开埠开始就采取以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划分区域让各种族 分开居住，也从马六甲引入甲必丹制度，委任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内部事务，1926年废除甲必丹制度后改为委任华人咨询委员。这样的结果出现所谓的“分化 社会” (Plural Society) ，各个种族之间除了在“巴杀” (Bazaar) 产生交集，各种族之间在其他方面难有互动。
第二波华人移民潮
第 二波的华人移民潮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华南的居民才大量移民新加坡。鸦片战争直接的结果是清廷在英国人的枪炮威胁下签订了辱国丧权的 条约，并迫使清廷解除海禁，这为英国人在东南亚殖民地开发的需要开了方便之门，大量劳工以“卖猪仔”的形式被带进新加坡，当然其中也有部分是通过同乡或亲 戚关系而来的自由移民。
从1840年到1860年，新加坡华人人口呈现飞跃式的激增，达到50,043人，1891年更突破10万大关到 121,908人。华南移民的大量流入不免冲击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结构，先富起来的第一波华人峇峇移民，为了与这些新移民产生区隔，把他们称为带有歧视意 涵的“新客”（在今天的语境下称为“新移民”，可见历史不断重演。）而自称为“侨生华人” （peranakan，今称土生华人）。
1852 年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当时新加坡在印度辖下）通过以出生地为原则的国籍法，更进一步分化峇峇华人与新客华人的距离。峇峇华人在法令下成为英国臣民 (British Subject)，他们开始自称为海峡华人 (Straits Chinese) 或英籍华人 (British Chinese) ，效忠英女皇，称英国为“祖家”（天福宫重修碑文里说的“祖家砖”指的就是英国砖）。言必称：“我是英国臣民，白种人。” (I am a British subject, an Orang putih.)注一
新客的大量到来当然冲稀了峇峇在华人人口的比重并超越他们成为 主要的华人族群，不过峇峇华人还是这个时期新加坡贸易的主要掌控者。一些出类拔萃的新客通过与峇峇联姻的关系，爬上了上层社会的台阶，峇峇家庭也喜欢引入 有干劲的新客女婿以保持家族的生命力，这种互动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新贵，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佘有进、胡亚基等。
游离在英国祖家和唐山之间
由于“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这种西方的概念还没带进中国，这些华南新客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国家”意识，他们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唐人”的概念，内部又因为宗乡观念而分为不同的方言帮，可说是一盘散沙。
如果说十九世纪末华社的峇峇华人还游离在“英国祖家”和“唐山”之间，而新客华人则以方言的不同划分为各自为政的帮，以落叶归根回归乡土唐山为念，但是踏入二十世纪，华社在身份认同方面产生质的变化。
1860 年后清廷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开始转变，从不闻不问转为开始接触并采取笼络的手段，1877年更在新加坡设立“海门领事馆”，委任新加坡居民胡亚基为领事，统 管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事务。这种转变最大的原因就是鸦片战争后的割地赔款造成国库空虚，需要吸取海外华人的资金来填补，采取的手段就是把捐官买爵的“鬻官制 度”推广到海外。
清廷态度的转变以及“鬻官制度”不但为清廷增加国库的收入，也对新加坡峇峇社会产生影响，并使他们的向心力再度向“唐 山”倾斜，1869年章芳琳成为第一个获得官衔的新加坡峇峇侨领。从一张1899年新加坡华社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周年而向总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捐赠英女皇的大理石雕像，在总督府前举行揭幕典礼的合照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三十四位新加坡华人商界领袖在佘连城领导下一律穿着清朝官服，头戴花 翎官帽与总督等英国官员合影。这些以峇峇华人为主的侨领是不是全部都是通过鬻官而得到官衔或者只是为了虚荣而如此打扮就不得而知，不过它说明了一点就是华 人传统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些峇峇心中还是根深蒂固，他们试图在效忠英国“祖家”和向“唐山”倾斜之间寻找平衡点。
14441875033385-p14-19-002
被视为两头蛇的华社
1909 年清廷宣布以血统为原则的国籍法，认为凡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就算为国民，即便是入籍外国，也仍视为中国国民，这对于新加坡华社的身份认同不无产生影响。 如果说十九世纪末华社的峇峇华人还游离在“英国祖家”和“唐山”之间，而新客华人则以方言的不同划分为各自为政的帮，以落叶归根回归乡土唐山为念，但是踏 入二十世纪，华社在身份认同方面产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是康有为等维新分子南来，受中国维新运动影响新学堂等新生事物纷纷出现，特别是随后孙中山数 度来新加坡鼓吹革命之后，民族主义新思潮开始出现在华社，这个时期的华社代表人物如受英文教育的峇峇林义顺和张永福等积极投入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以资 金及人力全力资助革命可说是华社民族主义觉醒的表率。
1911年国民革命的成功，进一步加强了国民党在新加坡的活动，他们不但介入华社的 社团活动，也积极投入华文教育的工作，国民政府不但在学制上也在课纲上全面给予华校指导，这难免抵触殖民地当局的利益，1920年殖民地政府通过《学校注 册法令》以加强对华校的管制，1925年进一步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不过国民党党部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1930年2月深懂华人文化和语言的总督 金文泰召集以张永福为首的国民党党要到总督府训话，并放话如果他们想要参与国民党活动那就叫他们回到中国去，他进一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评华人：“一人不 能事二主，除非他是两头蛇。”注二
陈嘉庚与林文庆
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提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新论述， 一反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说”，这种建构新“民族—国家”的中国国民论述，不可能不影响到新加坡华人的身份和国家认同的重新确定，“华人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取代了“唐人”，新客华人国家认同也从“唐山”转到中国。
这里我想以陈嘉庚和林文庆作为代表人物来说明一战之后到 二战之前新加坡华人的身份和国家认同。1931年新加坡公布的人口数字华人高达418,640人，占全部人口的75%，华人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民族，这种局 面一直保持到今天。大量华人新移民的出现，峇峇在新加坡华人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无举足轻重的地步，新客华人开始在商界大施拳脚，峇峇在新加坡的商业地位逐 渐被新客华人取代，涌现了新一代的华社领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陈嘉庚。
作为典型的讲方言的华社领袖，他不但积极在新加坡兴学办华文教育， 显示他关心本土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也时刻关切中国的时局和命运，在“济南惨案”发生后，他领导成立筹赈会，赈济受害者。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他 更是全面投入，在他号召之下南洋各地华人成立“南侨总会”，为祖国（中国）的抗日救亡出钱出力。作为新加坡怡和轩的主席，他发起南侨机工回国为抗战效力。 此外本着兴学救国的想法，在家乡建立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村，作育英才。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关心本土，这与他的华人身份的认同不无关系，另一方面 他也把个人和中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表现强烈的中国国家认同。
林文庆是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华人，虽然这个时期的峇峇在商业上的地位已经让位 给新客，不过他们却因为多数接受英文教育而取得上层社会的地位。殖民地时代的英文教育采取的是精英教育而不是普及教育的政策，它要培养的就是如已故新加坡 文化部长拉惹勒南所说的“伪西方人”，英文教育和英语成为身份和地位的构成和象征。在这种情况下，英文虽然是官方的主导语言，却从未成为社会的日常生活用 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语还是华族方言或是马来语和淡米尔语，这就更使少数受英文教育者地位更加突出。
林文庆这些受高等英文教育的精英就 很容易被殖民地当局青睐而被委为官方议员，作为英国人信赖的英国臣民，他们处处显示对大英帝国的忠心，作为代表华人下情上达的中间人，他们又不得不保持一 些华人的面目，这点我们从他们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提倡儒家思想，不忘每期杂志封面题上孔子语录“过则无惮改”可以见之。林文庆这类海峡华人在国家认同方面倾向英国，在族群认同方面也刻意与华社保持一定的 距离，不过在文化方面又想突出华人性 (Chineseness) 的一面，以便和土著区隔开来。
马来亚国家想象的出现
经 历二战洗礼的新加坡各族人民反殖意识开始出现，要求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与此同时，一个以“马来亚”作为国家的想象也开始形成。马来亚意识源自于英国 殖民地的政治遗产，在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的基础上，英国殖民地当局逐步介入马来半岛的政治事务，1895年英国把雪兰莪、霹雳、彭亨和森 美兰四州组成马来联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1909年与暹罗（今泰国）签订英暹条约 (Anglo-Siamese Treaty) 把北方四州吉兰丹、吉打、玻璃市和丁加奴组成马来属邦 (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置于其统治之下，1914年柔佛也被迫接受英国的派驻顾问，至此整个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完全在英国统治之下，一个包括新加坡的英属马来亚 (British Malaya) 的政治名称就此出现。
193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现以马来亚冠名的组织如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总工会等，1930年代末华文报纸出现的地方作家与地方文学（马华文学）和战时南洋文学与华侨救亡文学的讨论，给马来亚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平台，华社的马来亚化的政治文化于焉展开。
1946 年4月英国实施“马来亚联邦” (Malayan Union) 方案，把新加坡从马来亚版图分割出来，不过这并不影响新加坡人的马来亚意识的滋长。二战后争取一个独立的马来亚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新加坡华社也积极投 入，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华社的政治人物开始出现，他们逐渐取代商界领袖成为华社的代表人物，其在华社的影响力和作用远远超过商界领袖，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人物就是林清祥与李光耀。林清祥和李光耀在政治方面虽然都认同本土（马来亚），不过在如何塑造国民身份认同方面有微妙的不同，他们后来的分道扬镳就不 难理解。
马来西亚——权宜之计的婚姻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 加上沙捞越 (Sarawak) 和沙巴 (Sabah) 组成马来西亚 (Malaysia) ，对于为什么成立马来西亚史家众说纷纭，不过这是一场权宜之计的政治婚姻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却不容否认。
很快地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突然“被独立”，新加坡人在短短的三年间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马来亚的国家想象，越过还来不及建构的马来西亚国家想象，直接跑步进入建构新的国家想象的历程。
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构与华人身份认同的重构
独立之后的新加坡面对艰难的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新加坡的华人人口虽然占绝大多数，不过还有大约15%的马来人及9%的印度人以及少数的其他种族，他们构成新加坡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过去共同的殖民地统治和相同的移民经历，而不是相同的种族、文化或宗教背景。
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实施国民服役制度、在学校进行念“誓约”的仪式等等，最大的举措就是把独立前四大源流的教育统一在一个以英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之下。
今 年刚好是建国50周年，让我们回顾一下经历50年之后新加坡在国家认同这方面取得怎么样的成效。在国庆日我们经常高唱一首爱国歌曲：“一个国家、一个国 族、一个新加坡” (One nation, one people, one Singapore)。我们距离这个理想有多远呢？虽然新加坡在国家认同方面有很大的成长，不过在各族之间还是保持强烈的族群意识。新加坡政府不断强调 “亚洲价值观”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拉近各族的距离，不过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宣扬的只不过是一种普世价值，到底能产生的多大的凝聚力还是疑问。新加坡在许 多做法上还是必需采取以种族之别来进行，比如在照顾弱势群体方面，政府分别成立华族自助理事会、回教社会发展基金、印度人发展协会等来处理；在国民登记方 面还是以华、马、印、其他 (CMIO) 分别注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建构还是任重道远。
回头来看华族身份认同在这 5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由于华人不是以宗教而是以文化来突出华人的身份，经过50年英化教育和据说是为了学好“双语”而放弃方言，华人在文化方面所剩 无几，我们愿意我们的华人性 (Chineseness) 只能在肤色、饮食和口操简单华语来显示？在国民性格方面我们自嘲为“双怕”：怕输、怕死；在语言方面我们说“新语” (Singlish) ；我们的“文化记忆”只能有津津乐道的“炒粿条”和“肉骨茶”？希望上述较消极的一面不会是现实和将来的全部。
华人传统讲究的是“安身立命”，经济发展让我们得以“安身”，“立命”仰赖的是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维系。
希望下一个五十年，新加坡能成为一个既可“安身”也可“立命”的所在。
《联合早报》- 记历史学者兼报人洪锦棠 (2019-11-07)
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multiplex/story20191107-1003308
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者陈育崧在他的著作《新加坡开埠元勋曹亚珠（志）考》里，非常推崇洪锦棠。因为洪锦棠是发掘并撰写1819年第一个登陆新加坡的人是莱佛士舰上的华人木匠曹亚志，随后莱佛士才登陆新加坡。
书和资料全烧了
洪锦棠是何许人也？
他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历史学者兼报人。上世纪60年代中，笔者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当时总商会新大厦落成不久，前秘书陈维龙负责开办工商进修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管理学院的前身），我当他的助理。当时陈老邀请周辨明博士、严季将（著名中国翻译家严复的儿子），以及洪锦棠来教中英文翻译课程。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洪锦棠。
大约在1980年，从事日本研究的卓南生要找洪锦棠，我便陪卓南生去见洪锦棠。三年后（1983年），卓南生从日本回来，还想找他；我拨电话到洪锦棠的住所，一个讲粤语的妇女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我再问她：“他的书本和资料还在吗？”她答：“他的东西已经烧了给他啦！”我非常失望。其实，当时只是迟了一步，洪锦棠刚刚去世不久。
默默耕耘文人
洪锦棠在报界服务数十年，曾担任《民国日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记者，我查阅旧报章的缩微胶卷时，还发现他曾报道二战后（约1946年）审讯日本战犯的法庭新闻。他也写了一本《劫后回忆录》，叙述日本占领时期日军的暴行。
他对历史掌故很有心得，曾发掘不少历史资料，除了《有谁追忆曹亚志》挖掘曹亚志的资料之外，另一篇《中街七家头》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却给我于1988年为早报《根》版撰写《百年前称霸中街的七家头——红烟、杂货、酱园大王》，提供珍贵的原始资料与线索。凭着与“七家头”同属广东新会同乡，得以访问他们的后人，得到他们的信任而获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收获。
洪锦棠有些口吃，属于默默耕耘文人，不善于交际，不像同一辈的历史学者如陈育崧、许云樵、邱新民等，能够出版丰硕的著作，他的研究心得只散见在当时的报章。
我只知道他是福建人，晚年担任洪氏总会的座办，也住在会所，仍旧孜孜不倦地收集历史资料。对不了解文化历史的人来说，老先生去世了，属于他的东西当然烧给他。这是一种大损失，洪锦棠一辈子的努力也就付诸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