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2012-3-7]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307_001.shtml
谈古论今
今年2月是“新加坡沦陷70周年”纪念，虽然没有什么大型庆典，纪念形式亦不如辛亥百年那么轰轰烈烈，但由于日治时期在时间上比较晚近，不少亲历者尚健在；而且中年以上的人，也曾从父祖辈口中，得知此历史事件，因此感情上总较辛亥百年来得亲切。
由中华总商会筹建而完成于1967年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耸立于美芝路的战争纪念公园（War Memorial Park）内。总商会于每年2月15日举行公祭。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中华总商会董事诸公的远见，当筹建此纪念碑时，距日本投降仅20多年，许多记忆犹新，纪念碑让后世子孙不忘战争的残酷，功德无量!
新加坡在日治时期改名昭南岛（Syonan），这是新加坡历史的黑暗时代，人民在日本皇军的铁骑下过着的悲惨生活。一般上都说日本统治新加坡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起止时间为何？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Kota Bharu）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九个月
二，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十个月
三，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六个月
四，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零七个月
上述几组日期都没有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说法从何而来？笔者认为，由于当年新马一家，三年零八个月只是笼统说法，时间应该是从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登陆哥打峇鲁）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然而，如果从新加坡本位出发，日治时期的断限又是如何呢？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中心位置，有四根石柱，雋刻四种语文的碑文，记录建碑始末。其中文碑文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碑文清楚地写明，新加坡日治时期从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治时期始于1942年2月15日并无异议。这天是星期日，民国三十 一年，农历辛巳年大年初一，新加坡要塞完全陷落，殖民地政府无条件投降。现在的问题是其结束时间：1945年8月18日是什么日子？为何以此作为新加坡日 治时期的下限？这8月18日的日期又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就是1945年8月6日在广岛，1945年8月9日在长崎。从1945年8月6日 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本土，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这期间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且看许云樵著《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 （1819－1969）》（新加坡：青年书局，1969年10月港初版）的记载（页140）：
8月7日——《南光週刊》（日治时期为建立东亚新文化而创办）出至117期停刊
8月15日——日本政府因长崎及广岛受原子弹炸毁而乞降，昭南（新加坡）成无政府状态
9月5日——英军登陆，组织军政府治理之
9月12日——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向联军东南亚区统帅蒙巴登勋爵献降书。霍恩爵士（Sir Herbert Ralph Hone）任民政长官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未提及1945年8月18日；再查阅蔡史君编修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10月）这部巨著，也没有新加坡日军投降经过的详细记载。
倒是个别私人回忆录提及8月18日。《南洋商报》记者谢松山在《血海》（新加坡：南洋报社，1950年出版）一书中（页95）述及“新加坡日军至（八 月）十八日方由蓧崎正式向民众宣布（投降）”。解力夫著《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之“东条英机年表”有这样一段文 字：“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日军投降”；日本学者儿岛襄著《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1年12月）有“8月19日，从南方军总司令部传来停战命令”的记录（页256）。后两书均未明确提到新加坡日军在1945年8月18日投降一 事。（此三则资料由邹璐提供）
笔者认为，1945年8月18日是一个饱含辛酸的日子。从情感上说，新加坡人民好不容易才熬过三年多的黑暗岁月，一旦听闻日军投降的消息，当然雀跃万分，所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把1945年8月18日作为终战日，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里涉及历史的取证问题。从学术研究立场看，新加坡的日治时期应止于1945年9月12日，即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政府大厦）签署 投降书的日子。这是权威的官方资料，有文献可依据。1945年8月18日虽然也说得过去，但毕竟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这个带有民间情感色彩的日子，只能作 为历史细节过程中的一点补充。
历史研究者一向对精确时间的确定非常敏感。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借确定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唤醒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毕竟日治时期是我们历史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修史的角度上说，新加坡日治时期，应该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而不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 18日。问题不在于“只差25天”，而是代表我们严肃地正视这段历史！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原文：
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 柯木林 --
-- 柯木林 --
今年2月是“新加坡沦陷70周年”纪念，虽然没有什么大型庆典，纪念形式亦不如辛亥百年那么轰轰烈烈，但由于日治时期在时间上比较晚近，不少亲历者尚健在; 而且中年以上的人，也曾从父祖辈口中，得知此历史事件，因此感情上总较辛亥百年来得亲切!
由中华总商会筹建而完成于1967年的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耸位于美芝路的战争纪念公园 (War Memorial Park)内，总商会于每年2月15日举行公祭。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中华总商会董事诸公的远见, 当筹建此纪念碑时，距日本投降仅20多年，许多记忆犹新，纪念碑让后世子孙不忘战争的残酷, 功德无量!
新加坡在日治时期改名昭南岛(Syonan), 这是新加坡历史的黑暗时代, 人民在日本皇军的铁骑下过着的悲惨生活。一般上都说日本统治新加坡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起止时间为何? 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 1941年12月8日 ( 日军登陸哥打峇鲁Kota Bharu）至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 : 三年零九个月
-- 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Kota Bharu） 至1945年9月12日 (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 ) : 三年十个月
-- 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沦陷) 至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 :三年零六个月
-- 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沦陷) 至1945年9月12日 (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 : 三年零七个月
上述几组日期都没有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说法从何而来？笔者认为， 由于当年新马一家，三年零八个月只是笼统说法，时间应该是从1941年12月8日( 日本登陆哥打峇鲁)至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然而, 如果从新加坡本位出发, 日治时期的断限又是如何呢?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的中心位置，有四根石柱，雋刻四种语文的碑文，记录建碑始末。其中文碑文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碑文清楚地写明新加坡日治时期从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治时期始于1942年2月15日并无异议。 这天是星期日, 民国三十一年,农历辛巳年大年初一, 新加坡要塞完全陷落，殖民地政府无条件投降。 现在的问题是其结束时间 : 1945年8月18日是什么日子? 为何以此作为新加坡日治时期的下限? 这8月18日的日期又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就是1945年8月6日在广岛，1945年8月9日在长崎。从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本土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 ，这期间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且看许云樵著《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1819-1969）》 (新加坡 :青年书局,1969年10月港初版)的记载(页140) :
-- 8月7日 《南光週刊》(日治时期为建立东亚新文化而创办) 出至117期停刊
-- 8月15日 日本政府因长崎及广岛受原子弹炸毁而乞降,昭南(新加坡)成无政府状态
-- 9月5日 英军登陆，组织军政府治理之
-- 9月12日 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向联军东南亚区统帅蒙巴登勋爵
献降书 。霍恩爵士 （Sir Herbert Ralph Hone）任民政长官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未提及1945年8月18日; 再查阅蔡史君编修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新加坡 :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1984年10月）这部巨著, 也没有详细新加坡日军投降经过的记载。
倒是个别私人回忆录提及8月18日。《南洋商报》记者谢松山在《血海》(新加坡：南洋报社, 1950年出版 ) 一书中 (页 95) 述及 “新加坡日军至（八月）十八日方由蓧崎正式向民众宣布 (投降) ”。解力夫著《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之 “东条英机年表”有这样一段文字 “ 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日军投降”;日本学者儿岛襄著《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 ）有 “8月19日，从南方军总司令部传来停战命令” 的记录(页 256 ）。后两书均未明确新加坡日军在1945年8月18日投降一事。(此三则资料由邹璐提供)!㔾
笔者认为，1945年8月18日是一个饱含辛酸的日子。从情感上说,新加坡人民好不容易才熬过三年多的黑暗岁月，一旦听闻日军投降的消息，当然雀跃万分，所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把1945年8月18日作为终战日，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 这里涉及历史的取证问题。从学术研究立场看, 新加坡的日治时期应止于1945年9月12日, 即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 (政府大厦) 签署投降书的日子。这是权威的官方资料，有文献可依据。1945年8月18日虽然也说得过去，但毕竟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这个带有民间情感色彩的日子, 只能作为历史细节过程中的一点补充。
历史研究者一向对精确时间的确定非常敏感。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借确定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唤醒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毕竟日治时期是我们历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修史的角度上说, 新加坡日治时期应该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 而不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问题不在于 “只差25天” ，而是代表我们严肃地正视这段历史!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的日治时期
是带有民间情感色彩的日子
《联合早报》 - 叶春龙 - 新加坡日治时期断限的补充参考文献 [2012-3-13]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313_006.shtml
拜读了3月7日柯木林先生的大作《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我个人非常敬佩柯先生治史的精神，也同意新加坡日治时期，应该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
至于纪念碑上的1945年8月18日及日治时期的3年8个月，柯先生也列出：
《南洋商报》记者谢松山在《血海》（新加坡：南洋报社，1950年出版）一书中（页95）述及“新加坡日军至（八月）十八日方由蓧崎正式向民众宣布（投降）”。
我手头上有一本书，那就是蓧崎护著，陈加昌译，泛亚通讯社于1973年出版的《新加坡沦陷三年半》。本书先在《南洋商报》连载，以后才刊单行本。蓧崎护是昭南时代的厚生科科长，也是历史的当事人之一。
于此，摘录几段文字，作为补充参考：
第18章 战争结束与再混乱 （173-174页）：“八月十八日晨，第七方面军司令板垣上将，召集各部队长以上主管到军司令部。市政府由各局科长以上出席。板垣司令除转告大家，日皇已决定无条件投降，并训令各部队不得轻举妄动。同时嘱各部队长应管束所属，避免无谓之纷争，致力维持秩序与治安。”
“但是，警备队主张单独抗战到底。各部队携带武器的逃兵不绝。”
“有一部分迫不及待的华侨，在家门口插起青天白日旗。这些旗子被佩着长刀而愤怒的日本士兵拉下来。”
“当夜，我在大坡二马路的大和剧场（南天酒楼隔邻的大华戏院），向市民们演说，呼吁他们不必移居。‘各位，已经不需要再移居他乡了。日本天皇陛下已下 令接受盟军的条件。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各位都知道，目前尚有全副武装的日军主张全面抵抗到底，因此情况非常危险。希望各位不要刺激他们，在盟军登陆以 前，不要升挂青天白日旗和英国国旗。预祝各位一切平安，再见。’ ”
就这几段文字而言，虽然日治时期要到9月12日方正式结束；但是，蓧崎在8月18日的宣布可视为“终战日”，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热点新闻网 - 柯木林：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http://www.hotnewsnet.com/a/luntan/20120307/750483.html
柯木林
谈古论今
今年2月是“新加坡沦陷70周年”纪念，虽然没有什么大型庆典，纪念形式亦不如辛亥百年那么轰轰烈烈，但由于日治时期在时间上比较晚近，不少亲历者尚健在；而且中年以上的人，也曾从父祖辈口中，得知此历史事件，因此感情上总较辛亥百年来得亲切。
由中华总商会筹建而完成于1967年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耸立于美芝路的战争纪念公园（War Memorial Park）内。总商会于每年2月15日举行公祭。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中华总商会董事诸公的远见，当筹建此纪念碑时，距日本投降仅20多年，许多记忆犹新，纪念碑让后世子孙不忘战争的残酷，功德无量!
新加坡在日治时期改名昭南岛（Syonan），这是新加坡历史的黑暗时代，人民在日本皇军的铁骑下过着的悲惨生活。一般上都说日本统治新加坡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起止时间为何？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Kota Bharu）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九个月
二，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十个月
三，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六个月
四，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零七个月
上述几组日期都没有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说法从何而来？笔者认为，由于当年新马一家，三年零八个月只是笼统说法，时间应该是从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登陆哥打峇鲁）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然而，如果从新加坡本位出发，日治时期的断限又是如何呢？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中心位置，有四根石柱，雋刻四种语文的碑文，记录建碑始末。其中文碑文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碑文清楚地写明，新加坡日治时期从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治时期始于1942年2月15日并无异议。这天是星期日，民国三十 一年，农历辛巳年大年初一，新加坡要塞完全陷落，殖民地政府无条件投降。现在的问题是其结束时间：1945年8月18日是什么日子？为何以此作为新加坡日 治时期的下限？这8月18日的日期又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就是1945年8月6日在广岛，1945年8月9日在长崎。从1945年8月6日 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本土，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这期间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且看许云樵著《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 （1819－1969）》（新加坡：青年书局，1969年10月港初版）的记载（页140）：
8月7日——《南光週刊》（日治时期为建立东亚新文化而创办）出至117期停刊
8月15日——日本政府因长崎及广岛受原子弹炸毁而乞降，昭南（新加坡）成无政府状态
9月5日——英军登陆，组织军政府治理之
9月12日——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向联军东南亚区统帅蒙巴登勋爵献降书。霍恩爵士（Sir Herbert Ralph Hone）任民政长官？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未提及1945年8月18日；再查阅蔡史君编修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10月）这部巨著，也没有新加坡日军投降经过的详细记载。
倒是个别私人回忆录提及8月18日。《南洋商报》记者谢松山在《血海》（新加坡：南洋报社，1950年出版）一书中（页95）述及“新加坡日军至（八 月）十八日方由蓧崎正式向民众宣布（投降）”。解力夫著《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之“东条英机年表”有这样一段文 字：“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日军投降”；日本学者儿岛襄著《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1年12月）有“8月19日，从南方军总司令部传来停战命令”的记录（页256）。后两书均未明确提到新加坡日军在1945年8月18日投降一 事。
笔者认为，1945年8月18日是一个饱含辛酸的日子。从情感上说，新加坡人民好不容易才熬过三年多的黑暗岁月，一旦听闻日军投降的消息，当然雀跃万分，所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把1945年8月18日作为终战日，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里涉及历史的举证问题。从学术研究立场看，新加坡的日治时期应止于1945年9月12日，即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政府大厦）签署 投降书的日子。这是权威的官方资料，有文献可依据。1945年8月18日虽然也说得过去，但毕竟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这个带有民间情感色彩的日子，只能作 为历史细节过程中的一点补充。
历史研究者一向对精确时间的确定非常敏感。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借确定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唤醒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毕竟日治时期是我们历史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修史的角度上说，新加坡日治时期，应该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而不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 18日。问题不在于“只差25天”，而是代表我们严肃地正视这段历史！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Wamoga Blog - 柯木林：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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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
今年2月是“新加坡沦陷70周年”纪念，虽然没有什么大型庆典，纪念形式亦不如辛亥百年那么轰轰烈烈，但由于日治时期在时间上比较晚近，不少亲历者尚健在；而且中年以上的人，也曾从父祖辈口中，得知此历史事件，因此感情上总较辛亥百年来得亲切。
由中华总商会筹建而完成于1967年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耸立于美芝路的战争纪念公园（War Memorial Park）内。总商会于每年2月15日举行公祭。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中华总商会董事诸公的远见，当筹建此纪念碑时，距日本投降仅20多年，许多记忆犹新，纪念碑让后世子孙不忘战争的残酷，功德无量!
新加坡在日治时期改名昭南岛（Syonan），这是新加坡历史的黑暗时代，人民在日本皇军的铁骑下过着的悲惨生活。一般上都说日本统治新加坡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起止时间为何？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Kota Bharu）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九个月
二，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十个月
三，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六个月
四，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零七个月
上述几组日期都没有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说法从何而来？笔者认为，由于当年新马一家，三年零八个月只是笼统说法，时间应该是从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登陆哥打峇鲁）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然而，如果从新加坡本位出发，日治时期的断限又是如何呢？“日本 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中心位置，有四根石柱，雋刻四种语文的碑文，记录建碑始末。其中文碑文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碑文清楚地写明，新加坡日治时期从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治时期始于1942年2月15日并无异议。这天是星期日，民国三十 一年，农历辛巳年大年初一，新加坡要塞完全陷落，殖民地政府无条件投降。现在的问题是其结束时间：1945年8月18日是什么日子？为何以此作为新加坡日 治时期的下限？这8月18日的日期又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就是1945年8月6日在广岛，1945年8月9日在长崎。从1945年8月6日 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本土，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这期间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且看许云樵著《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 （1819－1969）》（新加坡：青年书局，1969年10月港初版）的记载（页140）：
8月7日——《南光週刊》（日治时期为建立东亚新文化而创办）出至117期停刊
8月15日——日本政府因长崎及广岛受原子弹炸毁而乞降，昭南（新加坡）成无政府状态
9月5日——英军登陆，组织军政府治理之
9月12日——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向联军东南亚区统帅蒙巴登勋爵献降书。霍恩爵士（Sir Herbert Ralph Hone）任民政长官？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未提及1945年8月18日；再查阅蔡史君编修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10月）这部巨著，也没有新加坡日军投降经过的详细记载。
倒是个别私人回忆录提及8月18日。《南洋商报》记者谢松山在《血海》（新加坡：南洋报社，1950年出版）一书中（页95）述及“新加坡日军至（八 月）十八日方由蓧崎正式向民众宣布（投降）”。解力夫著《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之“东条英机年表”有这样一段文 字：“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日军投降”；日本学者儿岛襄著《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1年12月）有“8月19日，从南方军总司令部传来停战命令”的记录（页256）。后两书均未明确提到新加坡日军在1945年8月18日投降一 事。（此三则资料由邹璐提供。）笔者认为，1945年8月18日是一个饱含辛酸的日子。从情感上说，新加坡人民好不容易才熬过三年多的黑暗岁月，一旦听闻 日军投降的消息，当然雀跃万分，所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把1945年8月18日作为终战日，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里涉及历史的举证问题。从学术研究立场看，新加坡的日治时期应止于1945年9月12日，即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政府大厦）签署 投降书的日子。这是权威的官方资料，有文献可依据。1945年8月18日虽然也说得过去，但毕竟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这个带有民间情感色彩的日子，只能作 为历史细节过程中的一点补充。
历史研究者一向对精确时间的确定非常敏感。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借确定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唤醒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毕竟日治时期是我们历史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修史的角度上说，新加坡日治时期，应该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而不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 18日。问题不在于“只差25天”，而是代表我们严肃地正视这段历史！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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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刘家明：筱崎护是日本的‘辛德勒’吗？ - 刘家明 2013-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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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老妈在世时，每当除夕吃团圆饭，常会提到两件事。首先是在二战和平后“洋除夕”（12月31日）诞生的大姐，虽然当时不是个月圆夜，不过爸妈喜欢 月色下的树景，所以为她取名为“丽影”。另一件当然是从1942年的年初一开始那三年六个月的“昭南时代”了。但是再过一、二十年，相信这段令许多国人挥 之不去的梦魇，将只会被“尘封”在博物馆了。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馆，“肃清”事件的展柜附近，有一张“高额、浓眉、大鼻、蓄典型日军小胡子、戴黑框方镜、着西装”的日本人照片。“讲解器”介绍说他是筱崎护（Shinozaki Mamoru），在沦陷时期负责协调日军与本地居民的沟通，确保民众能紧密配合日本当局的政策。这样“笼统”的介绍，似乎暗示了这位仁兄的具争议性的身份。那他在新加坡沦陷的这段日子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根据国家图书馆的网上资料（Infopedia），筱崎护于1908年2月19日生于日本福冈县。明治大学毕业后加入日本官方通讯社，后被派往上海、 南京、汉口、德国柏林。1938年筱崎护再被调派到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馆，从事新闻与谍报工作。1940年因带领日本军官在新加坡、柔佛各要塞刺探军情被 英军逮捕，被判入狱3年半。新加坡沦陷后被委任为“昭南市教育科长”，后转任“厚生科长”一直到日本投降。
根据各方的记录，筱崎护在审判战犯法庭供证时先为自己洗脱罪名，宣称检证“肃清”是秘密军事行动，所以他当时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屠杀平民。反之，他 自称利用自己的官职，签发了三万张“良民证”，救活了无数新加坡人。他供证时也说他的爸爸为他取的名字“Shino”在日文里是“中国”的意 思，Mamoru是“护”，就是要他紧记要关爱中国人！
筱崎护也替其他日军战犯开脱，表示日军前后只处决了约六千名“和平破坏者”等等。不到一个月的审讯，以英国军事法庭草草判决两名“将军级”及五名“士 官级”日军战犯死刑而结束。虽然还有数名战犯被判监禁，不过也只服刑不到五年就被遣送回日本，过后不了了之；筱崎护被英国驱逐出境。
筱崎护于1973年发表所谓“二战自传”的《昭南特别市》，并译为中文版的《新加坡沦陷三年半》。书中除了仍然轻描淡写地处理“肃清”大屠杀外，并加重他自己对保护平民的“贡献”，大有把自己与德国人辛德勒在二战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犹太人的行动媲美之势。
此书一出，立刻激起本地许多学者的“怒气”，对书中各项逐点反驳，尤其是对铁证如山的“肃清”大屠杀，举出了各方面的实据。其中最有趣的，是根据各方 资料所示，“Shino”在日本文里有“四野”、“志野”等的意思，但与“中华、支那”的“sino”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连这基本的一点都敢为自己脸上贴 金的话，该书里的其他的内容的真实度，就肯定要大打折扣了。
不过筱崎护签发“良民证”的事也不可能是假的。欧洲医生范·赛伦保（John Betram Van Cuylenburg） 的回忆录里，就记载了有关筱崎护发“良民证”的事情；当时的中华义勇军队长叶平玉（Dr Yap Pheng Geck）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同样记录了这件事。只是有一点相当令人纳闷的，就是筱崎护签发的那三万张“良民证”，为什么在各类有关二战的资料和记载，至今都没有发现过一张呢？难道它们全都被持证人在战后毁掉了吗？从蔡建奕（Chua Kian Yik ）的“新加坡华文文坛——口述历史访谈”的记录里，可以窥见筱崎护在当时的确有操纵华人的“生死大权”；在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筱崎护其实只发证给那些他认为会对日本忠心，听命于他而不会对日军构成威胁的“良民”。
筱崎护于1991年在日本逝世，享年83岁。
曾经听柯木林说过，历史的真相肯定会显露出来，不过（可惜的是）一定会在当事人都“作古”了之后。二战和平到现在已快到70年，看来应是“见证真相的时候”了。套一句白居易的名句，正是“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
《联合早报》 - 林志强：记住武吉布朗的最后一战 (2014-03-17)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40317-321878
1942年2月15日子夜，壬午年正月初一，日本士兵口中高喊Banzai（万岁），持枪冲进武吉布朗坟场。
武吉布朗是马来亚战 役最后的一场激战，守卫军未曾被击败，但却在战地被令投降。不知何故，这场战役的记录稀少，随着英国公开解密档案，乔纳丹·库柏（Jon Cooper）努力搜寻葬在武吉布朗的战亡士兵，以及在众人的努力下，武吉布朗战役的画面陆续被勾勒出来。武吉布朗可以追溯到布朗先生（Henry George Brown），Brown为咖啡色之意，因此也称为咖啡山。
72年后的早晨，在72年前的战场，武吉布朗学会的会员等与60位公众分享这场尘封旧事，下午则有另一批会员与80余位参加二战研究学会主办活动的公众讲解战时情景。
日军声东击西牵制大批英国劲旅，第5和18师团乘机进攻西部，然后向武吉知马推进。盟军总司令韦弗尔将军从爪哇飞来巡视，他下令部队必须战斗到底并主张 反攻。2月12日汤姆部队（Tomforce）进行英军唯一的反攻，但徒劳无功。他们所面对的是曾经攻打中国的第18师团之第56和114联队，是山下奉 文麾下的精锐部队。
从11日晚上开始，主要的抗日华人领袖如林谋盛、庄惠泉、郑古悦等人陆续逃离新加坡，13日早上，星华义勇军被令解散。马 来亚海军司令史般纳海军少将召集海港残存的50艘船艇，运载最后一批撤退人员，包括大批澳大利亚护士、工程师、华商如林忠邦与家眷，以及部分军事人员，但 船只被日军发现并遭轰炸。此刻白思华在亚当路和罗尼路以北部署重兵，准备背水一战。
14日晚上，日军发动强大攻势，部署在蓄水池水塔山 （Water Tower Hill）的守军萨福克（Suffolk）抵挡不住猛烈的炮火，从森路的岛屿乡村俱乐部朝武吉布朗大伯公庙撤退，他们没法抵挡坦克，但武吉布朗的坟墓却迫 使坦克停止前进。隶属第5师团9旅团，11联队之第三大队的步兵取代了坦克，在冲进坟场与英军厮杀之前，高呼万岁以振兴士气。墓碑成为屏障，两军短兵相 接，以刺刀甚至赤手搏击。与此同时，英军坦克从武吉知马路开进谦福路，日军坦克也掉头迎战，双方在王氏太原山下正面交锋，一时枪林弹雨，烈焰炮火，四处飞 窜。
白思华与众将领在福康宁战争指挥室商讨军情，东路日军近卫师团已经占领加冷与巴耶利峇，西翼则与英军在汤申路激战；准备与近卫师团会师汤 申路的第5师团，却在罗尼路遭阻拦，没法跨越咖啡山，其西翼更遭守军康桥郡（Cambridgeshires）炮轰；但西路的18师团在巴西班让战败马来 军团之后已迈向花柏山。
此时爆炸声此起彼伏，许多屋宇在燃烧，水供、存粮、汽油、炮弹就将耗尽，而街道上尸体四处遍布却无人理会。兵临城下，众将领一致认为新加坡无法防守，白思华最终扛上一生之耻辱，步向山下奉文的营寨签署降书，他最后的请求就是保护妇孺以及英籍百姓。
咖啡山是全球少数仅存的二战战场，这场战役之教训应该传承给全职与战备军人，以及学生，他们都应该到此了解当时的战情。2月15日，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代部长、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在一个纪念活动上说，“一个国家不汲取历史教训，就不会有未来；一个国家不记得捍卫者，势必被历史遗忘。”的确， 新加坡不应该忘记捍卫者，因此国防部和教育部是否考虑将武吉布朗战役列为训练与教育的一部分？
《新明日报》- 中国申请将南京大屠杀列世界记忆名录 (2014-06-12)
《联合早报》 - 蔡史君：“大检证”不应改称为“肃清” (2015-03-11)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50311-455579
今年是日本投降70周年。为了庆祝这个令亚洲民众从饱受战祸涂炭、生命徘徊于生死边缘的噩梦中解脱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新加坡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新加坡战争罪犯法庭档案馆”展览是其中之一。
“档案馆”展览旨在通过历史照片、审讯记录及视频等，再现战后英殖民政府设立战争罪犯法庭，审讯73年前新加坡沦陷后日军所犯下的、包括“肃清行动”、 “亚历山大医院大屠杀”、“双十事件”等战争罪行的情况。主题明确，值得给予好评。但其中有关日本占领初期对华侨华人大量屠杀行为的个别图片解说文，则与 事实有所出入、有待商榷。
解说文中谓日本称该屠杀行动为”Kakyo Dai Kenshyo”（即日文汉字和中文的“华侨大检证”），而新加坡则称之为“肃清”。但实际上，年长一辈的新加坡人都知道，战后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都将 该屠杀行动称为“华侨检证大屠杀”、“华侨大检证”，或简称“大检证”。
至于日本方面，就笔者所知，所使用的名词包括“检查”（屠杀行动后的 “昭南警备司令声明”）、“检举”行动（当时报道该行动的《朝日新闻》、《彼南日报》等）、“肃清”工作（《大本营大东亚机密作战日志》）。此外，也有部 分英文著作使用”Sook Ching”，这是从日语汉字“肃清”（shukusei）转为华文的读音。由此可见，“肃清”一词从来就不是战后华人社会的传统用语。
战后 几十年来，对于日军占领后对手无寸铁的华侨华人所采取的、下马威式的大量杀戮行为，本地人都称之为“华侨检证大屠杀”、“华侨大检证”或简称为“大检证” 等。例如：调查华侨在战时所蒙受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以提供战犯法庭作参考而成立的组织，其正式名称就是“新加坡华侨被日寇检证及杀害集体鸣冤委员会”；开 庭审判的该案件被称为“检证大屠杀案”；再如许钰（即许云樵教授）1946年撰写的、记述审讯经过的文章《昭南检证大屠杀案等始末记》等皆是。
华人社会之使用“检证”这个造语，是源于日军对被放行者或发给盖上“检”字的小纸张，或在纸张用罄后盖在身体任何部分的“检”字（顺便指出的是：分发的 是盖上“检”字的小纸，并非展览文中所说的“good citizen card”。）“检证”实际上已成为华人社会对这新加坡史上最为黑暗、最为恐怖的日子的共同记忆与符号。
至于所谓“肃清”，是指“严厉取缔不 良分子和反对者，以整顿社会和政党”（日文辞典《广辞苑》）；或“削平寇乱”（《辞源》、《辞海》）的行动。日方使用如此词汇的目的，不外在于为加害者 （即侵略者）的屠杀行为冠上“大义名分”，以及作为在罪犯审判法庭上寻求逃脱责任的托词。作为受害方的新加坡，无论是无辜的受害冤魂、受害者的遗族，乃至 华人华侨社会，如果也接受“肃清”的用语，就等于承认冤屈而死的先人是“罪有应得”及“死有余辜”。
将日军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的行径称之为“肃清”，显然不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这段不幸的历史。明辨是非者是不该使用“肃清”或”Sook Ching”这个用语的！
明辨是非不等同于记仇或记恨。相反的，只有认清历史真相，才能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作者为前日本津田塾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
厦门大学客座教授
《联合早报》- 昭南时代 (2015-2-2)
《联合早报》 - 日本右翼报章报道 “新加坡大检证”申遗失败 (2016-05-25)
http://www.zaobao.com.sg/news/world/story20160525-621006
日本派人前往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机关参加会议，了解该机构之前将“南京大屠杀”资料列入记忆遗产的过程，无意间获悉了有关二战日军入侵新加坡后华人遭屠杀的“大检证”证言资料也在申请行列中。
日本《产经新闻》昨日在头版独家公开“新加坡大检证”申遗事宜，不过这一申请最终并未过关。产经的报道对“大检证”的注解使用了“华侨肃清”一词，并且很在意提交的大检证证言集里包含了“虐杀”（屠杀）字眼。
产经的报道称，日本代表首次出席本月18日至20日的世界记忆遗产“亚太区域委员会”会议，从中了解到“日军占领下的新加坡证言集”也在申请行列中。
产经引述日本教育部消息，指这个申请去年10月份提出，审查过程包括一个发表会，最后经讨论进行一国一票的表决。由于所有资料未呈交总会是无法对外公开，日方称他们这一次虽然出席了区域会议，但无法详查提交的资料内容。
产经此文稍微解释了昭南时代日军对华侨的“大检证”，“战时，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有许多中国籍居民被逮捕，并受到处刑。”但也同时强调日本称之为“华侨大肃清事件”。“肃清”在日本指的是“严厉取缔不良分子和反对者”，以此作为日军二战时在新加坡杀害平民的因由。
就产经了解，同样资料在2013年的审查中曾被卸下。它引述日本教育当局掌握的内容，指这一次提交的资料大同小异，使用了“虐杀”字眼。产经很在意虐杀一词，在报道中都画上括号。对于杀害人数，也模糊指出“死者数千到数万之说存在”。
《联合早报》- 川岛真：八年抗战？还是十四年抗战？ (2017-09-20)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0920-796698
最近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中国的新教科书开始使用“十四年抗战”取代“八年抗战”。对于中国延长抗战时间，日本媒体说“新解释是为了即将在10月举行的党代会之前，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权威”。
中国教科书的抗日期间确实从八年修改为14年，修改的根据之一就是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阐述了“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确实，中国的历史学术界，自很久以前就有“十四年抗战”的说法，即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为止的抗战期间。蒋介石当时也用过“抗战八年”的说法，但在1945年9月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还写道“五十年来最大的国耻与余个人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谈及了更长的“国耻”时间为50年之久。在中国除了“抗战”之外，还有“国耻”等许多概念，时间设定也都不一。
日本也有15年战争论的说法。这是以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和日本只注重的1941年12月开始的日美战争（太平洋战争）相比，15年战争论，就是让人关注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事实。但是，近年来的日本学术界，已不太使用“15年战争”这一说法。
可能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在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定告一段落，日中战争始于1937年，这种想法占据主导地位所致。即1933年到1937年是和平摸索期。不过，日本历史学术界没有否定从1933年到1937年，日本强化对华（尤其是东北和华北）的侵略。
也就是说，以侵略为标准的话，不论是15年，还是更长的期间，侵略一直在持续的看法占多数，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是如此描述。
从这次报道来看，日本社会广泛认为中国加强了“反日教育”，但是中国将抗战从“八年”改为“十四年”，并不一定只是针对日本。
第一，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十分重要。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国民党采取“安内攘外”政策，在军事上并非对日本进行抵抗，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批判。1936年西安事变让蒋介石走向抗战。将这段抗战历史作为与台湾国民党的“相同的历史”，可利用于统一战线上。但是，这段抗战历史的改变没有奏效。
第二，估计中国作出了将抗战延长至14年，可以充分刻画共产党的“抗日英雄”故事的判断。
在这些意义上，可以判断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抗战日期延长到14年，更能强调共产党的历史正当性。
但是，这些修改造成国内外各种揣测，尤其是日中关系，所以希望中国能就修改的意义和想法，对日本作出详细的说明。一般来说，日本社会认为对中国1990年代实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反日教育”。
虽然是中国国内的政策，但对外也具有深远影响，希望中国能作出明确说明，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作者是东京大学教授
《联合早报》- 再说抗日烈士 (2017-10-05)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ultiplex/story20171005-800539
三年六个月的日本统治时期，新马为抗日牺牲的烈士众多，华族抗日烈士除了林谋盛，实际还有林江石、梅启康、谢叔文、谢文斯、庄朝松、陈重庆、叶金钟等。
9月22日，出席国家博物馆“见证战争：永忆1942”展览开幕仪式上，很高兴见到98岁的飞虎队队员何永道。在展览厅看到许多见证这场战争的文物，包括抗日烈士林谋盛75年前留下的一本日记，使我想起我们的抗日历史并不完整，我根据资料毛遂自荐做一些补充。
华族抗日烈士众多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的三年六个月里，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而牺牲的新马烈士众多，在教科书里或主流媒体的报道之下，华族烈士只有林谋盛，马来烈士也只有阿南。其实，华族抗日烈士不只林谋盛一人，星华义勇军司令员林江石，广惠肇留医院总务梅启康，冈州会馆理事长谢叔文和外务主任谢文斯，南洋商报校对主任庄朝松，校对员陈重庆和叶金钟等，都是被日军逮捕，在狱中牺牲的抗日烈士。
据著名报人胡愈之和蔡建奕等的忆述，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至少有十余新闻从业员牺牲，海峡时报印刷部主任黎俊群也罹难。
林谋盛是众所周知的抗日烈士，他是136部队马来亚区华人区长，他在霹雳州务边被捕，囚禁在华都牙也监狱，另两名136部队的成员陈崇智与余天送也被囚禁在该监狱，陈老与余老曾对笔者说：“林谋盛在狱中患赤痢，没有得到医药照顾而牺牲。”光复后，林谋盛的遗体运回新加坡，在政府大厦前举行公祭，过后在伊丽莎白皇后道建立纪念碑纪念他，可谓“极尽哀荣”。
林江石两度逃脱
林江石的命运就不一样，他是星华义勇军司令员，1941年12月30日，新加坡华社接受汤姆斯总督的请求，成立星洲华侨抗敌总会，陈嘉庚任主席，林江石出任民众武装部主任。1942年2月1日星华义勇军成立，协助英军抗日，林江石担任司令员，胡铁军任副司令员。
从2月3日至13日，林江石率领义勇军与入侵的日军展开多次浴血战斗，以落后的枪枝抵御武器精良 且从空中扫射的日军，死伤惨重。在大检证行动中，他逃过厄运，却在几天后的夜晚，被日本宪兵围捕，他逃出屋外，在黎明时被逮住。
林江石被押到东陵宪兵部，他机警地带着手铐逃脱。同年4月，他和林亚当、邱俊杰三人乘坐小船，准备渡过柔佛海峡时，再度被捕；沿途遭毒打，到宪兵部更是刑杖交加，手脚都被铐住，直到死亡。他于1942年7月18日牺牲，年仅26岁。
梅启康沤死于拘留室
自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陈嘉庚领导华社成立星华筹赈会，宣传抗日，筹款支援祖国（中国）的伤兵及难民，梅启康、谢叔文和谢文斯都是筹赈会的粤帮积极分子。
日军滥炸新加坡期间，广惠肇留医院有病楼被炸，死伤几十人。沦陷后，医院照常运作，身为义务总务的梅启康为了照顾病人，不顾安危，照常到医院去。3月6日，他在医院被带去宪兵部“问话”，一去不回。后来，充当通译的黄某对他的家人说，梅启康先被打了几个耳光，接着要他供出抗日分子的名单，他不说话，黄某劝他讲，他还是不讲，最后日本军官在他的背上划个“十”字，把他推入单独监禁的拘留室，后来他在拘留室沤死（受伤没有得到治疗而丧命）。
梅启康的儿子梅保坚说，宪兵部不许家人去探望被拘禁者，父亲死后尸体在哪里也无法知道。1965年他们为父亲举办追悼会，并将其衣冠安葬在碧山亭。
谢叔文谢文斯一去不回
冈州会馆前辈回忆，日军滥炸新加坡时，殖民地政府要求会馆让守军在会馆的天台安装探照灯，侦察敌机。理事长谢叔文和外务主任谢文斯等吓坏，因为会馆附近都是旧店屋，居民不少，一旦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推派能讲流利英语的谢文斯去跟政府官员沟通。官员倒通情达理，考虑到居民的安危，取消在冈州会馆天台安装探照灯。
谢文斯的族人说，大检证过后，谢叔文与谢文斯到会馆料理会务，被日本宪兵带去“问话”，一去不回，这三位粤帮先贤遇害时，大约40来岁。
不少新闻从业员牺牲
报馆前辈蔡建奕说，南洋商报的庄朝松、陈重庆和叶金钟（也称叶时候）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捕入狱，在狱中牺牲。庄朝松是136部队庄惠泉的弟弟，当时日军在柔佛州丰盛港路班兰镇建飞机场，他当建机场的工人，同时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收集情报。1944年他从工地回到宿舍被捕，在附设于新山警察局的特高科受审，1944年5月17日在新山监狱内的吊刑台牺牲，时年27岁。
陈重庆与叶金钟于1942年6月28日被捕，罪名是从事抗日活动。起初，他俩被拘禁在中央警察署，后来法庭判决陈重庆徒刑八年，叶金钟徒刑10年。先在欧南监狱服刑，1943年初转移太平监狱，两人都在狱中牺牲。
据与叶金钟一同被关在中央警察署、欧南监狱，接着又一同转移到太平监狱的难友李铁（又名李帖，笔者于1998年在香港访问他）说，被关押期间，挨受折磨多时，大家都孱弱不堪，叶金钟虽有坚强的意志，抵不住病魔的侵袭。他全身肿胀，直至小腿暴烈，流出黄色的臭水而牺牲。时间为1944年8月20日，年仅19岁。
在大检证中罹难的南洋商报记者有许贻瑶和林潮平。据蔡建奕说，林潮平是个杰出的意外新闻记者，他兼任《海峡时报》的华侨消息通讯员，他是潮州人却兼任广播电台的粤语新闻播报员。
星华记者公会筹款 抚恤死难报人家属
近代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于二战前南来，在星洲日报担任副刊编辑。虽然在新加坡沦陷之前，他与胡愈之、张楚琨等人一同逃到印度尼西亚，改名换姓而卖酒；不幸被日军“请去”当翻译，日本投降之前，为了灭口杀了郁达夫。
1941年12日下旬，新加坡文化界成立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设立青年干部训练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郁达夫担任团长，领导文工团。据蔡建奕回忆，郁达夫爱护文艺青年，常常有文艺青年到报馆来，他很热心指导他们。
在大检证中罹难或在沦陷时期牺牲的《星洲》编辑部成员有美术编辑张汝器，他是著名画家，记者郑卓群、王君实、彭佐良、电讯翻译沈良牧、美术员林道安；《总汇报》（胡文虎经营的《星洲》的姐妹报）编辑纪友德、记者林维翰。此外，海峡时报印刷部主任黎俊群，以及槟城《现代日报》驻新加坡记者方壮志等都在大检证中罹难。
据蔡建奕说，二战之前报馆编辑部的成员不超过30人，由此可见，当年新闻从业员的牺牲人数的百分比相当高。他说，光复后，星华记者公会筹一笔款项抚恤死难报人的家属。
可以这么说，在新加坡沦陷的年代里，肯定有许多人为了反侵略献出宝贵的生命，在缅怀这段历史时，应该让后人知道，我们的二战烈士不仅是林谋盛一人。
《新明日报》 - 空军展览馆 纪念品店售枕垫 印二战日战机国旗 标上'我爱新加坡' (2017-12-16)
《联合早报》 - 日本曝光文献表明 昭和天皇应允发动太平洋战争 (2018-08-16)
https://www.zaobao.com.sg/news/world/story20180816-883499
日本一份重要的二战前文献日前曝光，上面记载着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向昭和天皇汇报的过程。这份手写笔记清楚记载，东条英机向昭和天皇详细报告开战的步骤与顺序，东条甚至说到，“您可以完全放心，以这种状态而言，我们可以说是已经获得胜利。”
据报道，留下这历史笔记的是东条英机的内务次官汤泽三千男。他在战后写过不少对二战事件的回顾，唯独没有提及这个笔记的内容。近日，同汤泽的后人有着深交的旧书店老板幡野武夫在整理汤泽遗物时发现一些信笺，其中包括这份极具历史价值的笔记。
汤泽这份笔记共有三页，写在开战前夕的12月7日晚间11点20分。当天中午，东条英机向昭和天皇汇报，晚上，他召集陆军次官等官僚，一起磋商隔天的战局。
汤泽描述东条“显得如释重负”“带着微醺”，并说“应该也可以得到陛下的表扬”等。
据这份笔记记载，东条谈到昭和天皇的反应时说，“他一旦作出决定后镇定自若不动摇”“（听取汇报后）出声应允，与平时无异”“若是还记挂与英美谈判，就可能产生阴影，但他并没有那样”。
日本媒体昨日解读，这份笔记表明，原本想要走“谈判”路线的昭和天皇应允了东条的开战主张。
日本早前出版的《昭和天皇实录》也记载，在开战前夕昭和天皇曾听取东条汇报；但对那次汇报的细节，该书编者无资料可寻。最新曝光的这份笔记提供宝贵的线索，受到日本现代历史学者们的评价。
日本大学教授古川隆久指出，“这笔记的内容说明东条对日皇接受其建议有着极高的满足。以此，对于研究甲级战犯东条这个人物有帮助。”
（记者是《联合早报》东京特派员）
Straits Times - WWII video points to secret bio warfare studies in S'pore (2019-03-26)
新加坡实里达机场附近有座从未对外开放的神秘老建筑，今年你终于可进去参观
https://mp.weixin.qq.com/s/6c9ejxGZYlPWiGL-oS1pOw
《联合早报》- 日军80年前攻进新加坡秘辛（上）——暴露战役中几个弱点 (2022-02-28)
战后半世纪，作者三次在东京访问过杉田与国武参谋（辻政信于1961年在寮国[今老挝]失踪）广泛谈及日军当年77天，两个月时间，神速攻下新马。战斗过程都很顺利，没有遇到过重大阻力，或估计错误吗？了解三名参谋的个人背景，可以帮助读者解开80年前新加坡沦陷在日本军手中前的一段秘辛及可信度。
1942年2月15日这一天是华人农历新年正月初一，也是80年前日军占领新加坡三年又六个月的日子。
日军当年入侵马来亚，先占领马来半岛，接着新加坡。用兵神速，从北到南，长驱直下，仅仅77天战斗，将“海峡两地”攻占下来。据山下的后勤参谋国武少佐说连他们都没有意想到会如此的快速和简单。
三年半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为ABCD四国联军所败而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加坡光复，重见天日。所谓ABCD四国联盟是指美国、英国、中国及荷兰。
今天新加坡沦陷80周年，我将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与山下奉文将军麾下两名参谋，话谈当年日军攻打新加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差点“滑铁卢”的秘辛，与大家分享。
第一次见到日本士兵
2月15日，星期日下午约两点半，我在家门口第一次看到三个日本兵。这时候英军还没有投降。一天前，下午一点半钟左右，还有数名印度工兵来到我家门前的草坪空地挖掘战壕，像是备战。
怎么今天，24小时后，情势突然有变。
三部日本战车，无声无息，像是从东北方向淡滨尼陈仓暗渡，穿过苏玛巴椰林，排成“1”字形，停在我家门前。与昨日印度兵开好的战壕边比，不像是摆阵。
后港六条石及淡滨尼一带，偶有零星迫击炮声，落下的弹片，犀利可怕。附近有棵椰树被弹片削中，树身伤痕露出的纤维，还丝丝紧贴着树身。恐怖可怕！
这一年，我10岁半，从家里的防空壕看见门前停放的三部日本战车，一点都不觉得可怕，是天真好奇，“蒙查查”，不懂得危险。防空壕开有小窗口，是为通风用的。我每隔几分钟就从那窗口探望出去。
战车上的日本兵，紧紧坐在炮位上，动都不动，士兵间也不交谈，偶尔传来的是电话通讯声音。
战车停了约一个半小时，没有惊动到村民，静静离去。父亲松大口气说“门前不会是战场了”。
日本邻居
进入话题前，我简单谈我住家当时周围的情形。
家在后港六条石苏玛巴椰林乡村（现淡滨尼21街附近），村里人口稀少，潮州籍住家居多。一排排刚种植的椰子树，还在长大中。住家四周，种有香蕉及各种水果。蕉风椰雨过后，空气清新，是块风水良地。
我家前面左边一百步遥，住有一个日本家庭。是一对中年夫妇与童少年子女各一人。这对日本兄妹很常过家来玩。哥哥七八岁，上当地的日本人学校后就自动中止过家来。或许这时是因为中国内地东三省发生了九一八“满洲事件”！妹妹还小，尚未上学，是那么天真，蹦蹦跳跳，照旧过家来找我妹妹玩。
这家日本主人，在家经营小工艺品家庭手工业。将村里现有的椰子作为原料，将椰子纤丝清光后将椰子壳用酒精磨光亮后，再制成居家小装饰品，很受外地游客欢迎。
这家日本主人很少露面。小小村里，从未见过面或打过招呼。太太是典型的日本家庭主妇，与家母如一般邻居过年过节有往来。
我家后面，隔了一条天不下雨没有流水的沟渠。这里平时算是人行道。跨过沟渠有一座当时看来比一般人的家要讲究的住家。屋里住有日本母女两人，是负责看守那附近的一座日本神宫的。每逢日本新年或节日，见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善男信女，以主妇居多，经过我家门前，步行到神社。当时在新加坡居住的日本人口据说不过三两百人。
中国发生东三省九一八事件，本地日本社会没有动静。到了1941年12月8日，一颗炸弹投下新加坡的第二天一早，房子的主人，原来是阿拉伯商人，在警察陪同下到神宫查询这对母女。这时我住家前后居住的两家日本人早已人去楼空了。
他们是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静悄悄撤出，还是已被英方扣押则不清楚。这年，10岁的我已懂得不少是非了！
士兵集中三亚港待发
话说正题。
1941年11月15日，山下奉文突然接到新任命出任西贡的日军第25军司令官职，接替原司令饭田中将。第25军参谋长谏山少将一职也由新人铃木宗中将接过。
这次的军人人事变动有些不寻常。杉田一次说这样做是转移当时情势所趋，给人看是例常人事变动。这时日本进攻新马的计划已经积极进行。
山下奉文领导的第25军是由第5师团、第18师团及近卫师团三个师团编成。
10天之后，11月25日，山下就职三四天后，直飞已被日军占领的海南岛三亚港的一艘“龙城丸”登陆舰上坐镇。
山下随即下令三个师团的各路参谋即日由东京分两批飞西贡。中午抵达西贡后当天转机前去三亚。
另一组的参谋包括杉田参谋则由副参谋长带领留在西贡待命。其他作战部队如第18师团、第5师团及近卫师团官兵集中在三亚。杉田一次说，三亚港设备很不完备，使得军输作业不易。
我是在国武参谋家里访问他。他给我看日军攻打新马当时的行军相片和片段的日记本。国武说，出征攻打马来亚前，山下已经坐镇在一艘7000吨排水量的登陆舰“龙城丸”上。自12月1日至4日，他关在舱内研究和分析法属安南（印度支那）、泰国及马来亚三国的地图。国武说我们很缺乏这方面的军事地图。手上有的是150万分之一的地图而已。加上日本本身绘制的新马地图，还是不够理想。
后勤参谋国武辉人少佐（右）与本文作者。（作者提供）
山下舰上留言
国武参谋说，还是到了1月31日（开战三个星期之后）日军占领了金马士与居銮间，在一辆弃去的英军卡车内截获一幅20万分之一的马来半岛地图及五万分之一的新加坡军用地图。第一次给他们进攻新加坡有更详细的了解。
国武参谋说，山下除在舱内细研地图，时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所担心的是年底出征时的季候风向。
据说进攻马来亚前，在占领的中国内地港口起码征用了17艘运输船只。运输船是分别征用自大连、香港、广州、台湾。征用船只全部于12月2日集结在三亚港大本营。这一天决定12月8日开战日为“X Day”。
国武参谋告诉我，山下司令坐镇的那艘停在三亚港的“龙城丸”（有时换名为“神州丸”），据资料，是艘自造的7000吨排水量两栖登陆舰。舰身长72公尺，乘员最多1200人。装有八八式7.5公厘高射炮，九八式20公厘高射机关枪，深水炸弹及水中听音机。“龙城丸”于太平洋战事末期给美军的潜水艇炸沉。
坐镇“龙城丸”上的山下奉文，等了好几天，于3日深夜终于离开三亚港，走前在船上留下的“船中待机”四个字，并未从舱内擦去。四个字的中文意思应是“蓄势待发”。出港之夜下了一阵雨。雨停后，出现月亮。据说他还写了一行七字未完成的词句，也不像是完整的对联：“东西方日月同光”！
国武参谋在他寥寥几行日记中写下“久待的X Day终于到来，三时半左右，拂晓时刻，我第一线部队登陆成功，遇守哥打峇鲁英军顽强的抵抗”。
攻打马来亚的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将军麾下有18名参谋。当中三人可以说是整个马来亚战役中与山下较多接触。
这三名参谋是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中佐（中校）、情报参谋杉田一次少佐及（后勤）作战参谋国武辉人少佐。
战后半世纪，笔者三次在东京访问过杉田与国武参谋（辻政信于1961年在寮国失踪）广泛谈及日军当年77天，两个月时间，神速攻下新马。战斗过程都很顺利，没有遇到过重大阻力，或估计错误吗？
了解三名参谋的个人背景，可以帮助读者解开80年前新加坡沦陷在日本军手中前的一段秘辛及可信度。
辻政信撒野“罢战”三天
1、辻政信中佐
足智多谋，为人傲慢、嚣张、跋扈。在军中声名狼藉。属东条英机军中主流“统制派”。与山下奉文的“保皇派”对立。军阶不高，虽然仅是中佐，在军中内部，实力有时高于一些将领。敢对上司顶撞、撒野。太平洋战事爆发前，他在日本就有“作战之神”绰号。新马沦陷初期实行的“检证”工作，大部分是由他策划的。
2、杉田一次中佐
情报参谋。2月15日带领英军司令白思华将军等人前往福特汽车厂向山下奉文签下降书那名八字胡须的军官就是杉田一次。当晚的和谈安排是由他负责的。新加坡独立后曾应政府邀请来新对建立国防提出指导。战后，日本建立自卫部队。杉田重新入伍，官至相等于参谋总长的幕僚长。之后退休。担任“本世界战略论坛”理事长。88岁去世。
3、国武辉人少佐
后勤作战参谋。战前多次来过新加坡搜集情报。他告诉我，每次出门，都有新方人员跟踪，成绩因此不彰。因此只能调查到的是这边潮汐，但已是高兴满足。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与杉田同受邀来新短期当国防教官。
1942年元旦，经过三个星期战事，一路来长驱直入的第5师团第一线部队来到进攻霹雳州金宝市镇，遇上英军坚固阵地，顽强反抗。给此役配属在第5师团，向有日本作战之神绰号的辻政信参谋非常困扰。
英军勇敢抵抗，重炮还击，阻止日军，寸步难进，使得指导此役的辻政信束手无策，心里产生动摇。
深夜一点左右，辻政信赶回设在后方的第5师团司令部，听取第5师团司令松久太久部师长及幕僚的意见。师长、参谋及幕僚的意见是让西海岸的部分部队从后方补充，这也是辻政信的意思。
此时军司令部（山下奉文）来了命令，不应阵前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从西海岸一带，（槟城）部队直驱英军后方，切入包抄。辻政信接到命令后，怒发心头，当即从第5师团司令部驱车赶到山下设在太平的司令部。到达司令部时已是深夜两点。他的第25军参谋长上司，此时已入寝，被叫醒召开紧急参谋会议。上司穿着睡衣被叫醒，匆忙召开会议。给辻政信训了一顿，“换上你的戎装才主持会议。穿着睡衣不成体统，也不够庄严。激励不了士气。”辻政信原打算在幕僚会议上说服同袍，但被否决。
一向旁若无人，做事跋扈傲慢自大的他，这次踢到铁板。会议室内的气氛一时阴沉下来。
金宝一役后，幕僚同袍建议把辻政信替代掉。山下为顾全大局，“阵前不换将”。
先前决定计划不必变更，使辻政信面子丢尽，忍无可忍，声称要辞去作战主任参谋军职。结果自动“罢工”三天，在军中休息！山下也无可奈何！
山下奉文的司令部
日军攻势如破竹。1941年1月31日占领新山市。用苏丹的皇宫作为司令部。2月1日下令各参谋策划进攻新加坡。
参谋们力劝山下奉文勿以皇宫作第25军司令部。皇宫距离新加坡本岛只有两英里遥，是英军大炮射程内。对司令部的安全有威胁。
可是山下坚持要以皇宫为司令部。山下告诉参谋们说：“英军会想不到皇宫是在射程内吗？所以不会炮轰，英军不会想象我会住在皇宫内。”
山下到底有作战经验,“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杉田参谋和我说过一段山下访问德国往事。
1941年6月，离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攻打马来半岛半年前，山下带领军事代表团（杉田也是团员之一）访问德国。
山下本人对德国的情形并不陌生。他曾是大使馆的驻任武官。他与德国元首等高层关系密切。
在欢迎日本代表团的酒会上，戈林元帅对山下说，若要占领新加坡，你至少需要五个师团兵力（五万人）及一年半的时间。因为新加坡北部已经建造了如东方直布罗陀的庞大军港。
但是，当英军（2月15日）向他签下投降文件时，他的参谋说，山下一声“呜呼，我与英军作战的兵力是一对三分之悬殊（3万对10万）及77天便拿下了新加坡、马来亚。
（内容待续）
（作者为本地退休新闻工作者）
《联合早报》- 日军80年前攻进新加坡秘辛（下）——暴露战役中几个弱点 (2022-03-07)
火海阻日军攻势
日军占领新山是1月31日。第二天（2月1日）即着手策划进攻新加坡。三个师团的第18、5及近卫师团皆想是进攻的第一线部队。
新柔长堤已被英军破坏。2月X日，司令部原计划由第18师团或第5师团为渡海峡第一线作战。近卫师团向司令部要求让其负责第一线。近卫师团在三个师团中实力并不很理想。但因这个师团在日本与皇族有渊源，面子也得让出来。
杉田参谋记得，当进攻新加坡的日子决定后，山下召集各路作战参谋，提醒他们英军是狡猾的，当心会大量用石油倒在海峡中央点火成火海阻止日军的攻势。
一次，正在长堤边缘与英军激战的近卫士兵被英方“火海”烧死多人。突来的火焰，士兵纷纷呼喊狂叫，一度混乱。
士兵遇到火海战术不幸事件后向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报告。师团长立即赶到皇宫向山下司令报告。山下此刻正在外巡视军情。皇宫内仅有杉田情报参谋、后勤作战参谋国武辉人及另一名参谋解良七郎三人。
解良参谋马上向在丁加机场以北设立的山下司令部报告“火海”事件。山下闻后大惊。后来的报告说，“损失轻微，略有误报，继续作战”。其实经过“火海”一役，军方停战片刻。
后来听杉田参谋说近卫师团这一连队企图过海峡的战役中，没有参谋随行指导。后来知悉，在这个时候近卫师团中正在进行新旧参谋交接仪式。
山下获知作战没有参谋随同指导，非常愤怒，骂了一声“BAKA”（马鹿），“笨蛋”意思！
以为来“沙哟哪啦”
杉田参谋对我说，进攻新马以来遇上最困苦的战斗是2月14日，英军投降的一天前。英守军突然顽强起来，对日军的进攻猛烈还击。
杉田说，“我军开战以来到登陆新加坡，两个月时间，伤亡的士兵外，士兵行军1000英里，没有休息，心力疲惫不堪，后勤又面对弹尽粮缺。
“这一天在第25军司令部内，我与另一名作战主任参谋池谷大佐见面。他告诉我，X地在后勤补充到来前，战斗暂时停止。英军反常，今天大量消耗炮弹，向日军阵地发炮。军中有些参谋表示，弹丸用尽，现在只好步枪配上刺刀徒手战斗。”
据后勤参谋国武说，他此时奉命检查军火存货，发现存有两箱。他向直属上司辻政信报告。辻政信无奈回答：“如此一来，终于要用刺刀了！”
第5师团的战斗也已缓慢。但是，第18师团方面的战斗反而剧烈。辻政信到那里视察时告诉18师团司令牟田口将军说，他不是到此来激励士气。前方士兵于是以为辻政信是来“沙约那拉”诀别。
在杉田参谋这一边。同一天他提到东京大本营原希望能在2月11日日本纪元节（国庆日）那天攻陷新加坡作为奉献国家的贺礼。今到了2月14日，战局前途还不见曙光。山下司令部的同袍们内心虽焦急，未露出来。
战后半个世纪的1991年，杉田一次参谋（此时他已经出任日本“世界战略论坛”理事长）在他的事务所内，告诉我他的感想：“如果英军延迟一天谈判投降，新加坡的历史可能要改写。”
据杉田说，英军签字投降后，山下在他的日记写了：“我军低估了英军，而英军却高估我们！”
2月15日，第5师团部队一早八点半即向武吉知马路赛马场发动猛烈炮轰。三天来这里的战事陷入胶着，明显这里是进入新加坡的大门，是英军顽强死守阵地。三天战绩，到下午，日军仅能推进300步。
这一天上午10点半，第18师团向西部发动猛烈的大炮攻击。同样10点半，山下前往第5师团司令部视察。他从高地向市区方向望去，觉得要一步一步向前扫荡很艰难，会造成双方惨重伤亡，给百万人民造成恐慌。于是否决先前有参谋建议改用刺刀攻入市区的想法。此时，山下突然改变战法。下令空军集中火力轰炸英军阵地，炮轰总督府，破坏民生用自来水源。估计全岛水供只能维持到15日夜晚。山下战术改变，立竿见影。据日方后来传说，英军实已计划在2月13日，黑色星期五这天宣布投降。
14日那天总督府内已开始烧毁文件及为数500万元钞票。
2月15日下午2点钟，战局突然戏剧性变化。上午，山下司令还到武吉知马一带第5师团的第一线激励士兵士气。下午2点，第5师团第一线士兵还在那里交火，忽然发现武吉知马路有三名英军军使手持白旗迎面走来，说要到第5师团司令部。第5师团官兵既兴奋，又不知如何是好，遂向第25军山下司令部报告，由情报参谋杉田赶往第5师团会见三名军使。随同杉田的也是三人参谋，有大本营随军代表、冈村少佐参谋及井芹参谋。见面时，英军军使递交总督的信件，表明休战意向。
杉田会晤三名军使前，参谋同袍们担心会有诈。山下也起怀疑。总之要杉田三人处理谈判的事。杉田说，山下曾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对西欧其他国家情形陌生。但清楚英国人的外交手腕，怀疑英方诚意。曾经在伦敦日本大使馆担任过武官的杉田很了解英国人的绅士风格。
杉田说：“我相信英军会投降。我懂得他们的性格。而山下又是我的上司，我不敢当面给他意见。”
仍旧怀疑英军投降诚意的山下，于是决定要英军司令白思华及幕僚于下午6点钟来到福特汽车厂会谈，试探英方的诚意。
形势突变，为了安全，日方选择控制区内的福特汽车厂为会谈地点。当时会议桌还未摆好，灰尘满桌。会议室的灯光暗淡，周围有1000名日本宪兵看守。
杉田继续说，白思华将军、参谋长纽巴金中将及伟特少校参谋三人同坐一部车。6点半来到会谈地点，晚了半个小时。
由我（杉田）带领三人进入会谈室。几分钟后，山下抵步，跟在后面的是山下的幕僚。
“Yes-ka, No-ka”
白思华等英方代表迟到30分钟，山下仍不放心，还是怀疑英军可能有诈，以时间换取空间。英军一度建议明日续谈。
杉田说，日本和英国的文化有别。会谈中关于英军是否“Yes”or“No”方面，日本要英方马上有答案，而英方却需要先谈妥细节。会谈时，杉田就在山下身边，很清楚长官为何内心焦躁、沮丧。
日军一天前决定15日发动夜攻。今晚的谈判，进展不顺。山下急了，逼使英方“Yes”或“No”简单一句话回答就行。事后杉田说，白思华当时脸色苍白，手在颤抖。以下是签降谈判的关键对话：
山下：（面向池谷大佐）什么时候夜袭？
池谷：预定夜8点钟。
白：不希望夜袭。
山下：英军不打算投降吗？
白：（过一会儿）希望我们停战。
山下：已经接近夜袭时间，英军投降吗？请答复“行还是不行” （“Yes-ka,No-ka”
白：行！
新加坡攻防战由此结束。新加坡被日军占领三年半，改名“昭南岛”。
15日夜在福特汽车厂的会谈，简单谈“投降与否”的过程就换了三次翻译。先由日方从随军记者那里借用充当临时翻译。这位记者是日本同盟社（共同社的前身）菱割。他的英文造诣不错，只是不明了军中词汇。无法“深入”山下此时的心情。将他换了，改由英方的伟特少校翻译。伟特更不理想，每一句话都得靠字典帮助。最后由马奈木副参谋长指定换人，改由杉田翻译。杉田也是1月11日向英军空投的招降书的英文起草人。
白思华签下投降文件。据杉田说，山下在他的日记中写：“我军低估了英军，英军却高估我们”。日记接着：“我有3万军队，面对10万英军。我清楚，如果我得继续打下去，我们会面对困难。是故，我要英军立即无条件投降。时间再拖下去，怕会被看出破绽。因此，我只要简单‘yes or no’。”
历史的悲剧人物
1942年7月13日，山下调往满洲牡丹江出任第一方面军司令。他立下了“世纪之战”，攻下新加坡大功。原以为会召他回国受日皇裕仁觐见及军方褒奖。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与他有心病在先，之后又不愿山下回国过于锋芒功高震主。山下赴任之前，三次上书大本营要求允许他赴任牡丹江前，回国与妻儿会晤，与同袍聚叙，均未获准。
日军开始败战，大本营调他出任第14军司令，驻守菲律宾。
日军投降后翌年，麦克阿瑟将军设立军事法庭。山下受审，美英为了报复英军白思华将军于1942年2月15日签降的耻辱，特邀白思华飞来马尼拉军庭旁观。犯人栏上的山下奉文曾经抗议说白思华与马尼拉军事法庭审判无关，提出抗议失败。山下的美国律师出庭辩护。当年不可一世的麦帅在庭上警告这位年轻律师如果敢为山下出庭，回国后他的职业前程必毁。
“马来亚之虎”受刑记
有“马来亚之虎”绰号的山下奉文最后在马尼拉受绞。（作者提供）
有“马来亚之虎”绰号的山下奉文最后受绞。他的辩护律师团六人尽最大努力为他脱罪，想尽办法直接向杜鲁门总统请求特赦，但白宫早在2月8日决定“拒绝”。正好是绞刑前两周。
负责送终的美军是希斯曼上尉。他送了一袭咖啡色的衬衫和长裤给山下换囚衣之后，说：“山下大将，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些，你就刑时不是穿囚衣。”
多年后希斯曼上尉去了东京，对人忆述山下就刑的情形说：“抵达刑场时，时间还早。我问他要不要喝点啤酒。山下回答‘很好’。同来受刑的太田大佐也喝了一杯。”
到了凌晨2点10分，太田被带走就刑。山下知道自己的时间也迫近了，于是请求一见日本佛教“教诲师”森田，口授遗嘱。
山下说：“我疏于注意，天性愚昧，领导无方，祸延全体将士，实是百词莫辩。诸位曾一度爱护的山下奉文，今已立于死刑台上，等候正法……
“行刑时间已步步迫近，只剩下40分钟。此40分钟之珍贵，除死囚外，无人能体会得到。职是之故，我以一息尚存，语讲于森田先生，请其转达各位。
“有关履行义务，我曾多次向部下谆谆告诫。
“今后日本应振兴科学教育。
“更重要的是子女教育。我称它是‘乳房教育’（母教）……（略）。我深切盼望此平凡的数语，能为诸君铭记。我曾夺去诸位子女的性命，故应视为我最后的遗言。”
山下行刑前，要求站立朝东，深深一鞠躬，向着东边日本皇宫（宫城）遥拜敬礼。
出自名门的山下遗妻是在山下行刑三个月后才由日本政府通知。政府带回的遗物有刑场周围捡取的小石三块、烟盒一个、手表一只和生前佩用的徽章。
（作者是本地退休新闻工作者）
《联合早报》- 日治时期 柔佛兴楼兴建新昭南模范村 (2022-06-23)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无法提供百万居民的食粮，计划将30万人移居他处，于是以富士山为饵，引诱欧亚人和天主教徒迁往森美兰马口，华人则到没有日军看守的兴楼建立“新昭南模范村”。
对80年前日据时期有切身记忆的老人家已届耋寿之年。96岁的周尚文原乡马来西亚柔佛丰盛港，在新加坡麦波申住家，以清晰的思路侃侃而谈，他所提供的新线索，为昭南岁月补充一段民间记忆。
实施焦土政策
马来亚东海岸面向南中国海，500多公里的海岸线使到防御军力分散。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第18师在最北部的城市哥打巴鲁抢滩告捷后，军机马上空袭新马城镇。
随着战情的发展，丰盛港一带最有可能是下个登陆点，半天内罗厘将所有居民疏散到峇株巴辖的铁山（Sri Medan）。这里是日本人经营的矿场，矿工抵制日本侵华，丢空的劳工宿舍用来安置难民。
澳大利亚军队在空城执行“焦土政策”，摧毁所有重要设施。1942年1月26日，英国最后两艘驱逐舰在丰盛港一带海域跟日本军舰激战落败，日本援军在兴楼（Endau）登陆。残余的澳军撤退到铁山，由周尚文和纠察队员指路南下。
各族人士加入抗日军
周尚文能以英语沟通，跟在新加坡居住有关。二战前马来亚学生已到新加坡升中学，10多岁的周尚文寄居在嫁到本地的大姐家，上午念英校，晚上读中文。
殖民地政府意识到中国战场对牵制日军的重要性，于是打开支援抗战的方便之门。当时黄埔军校通过中华总商会协助，招募华侨子弟回中国受训；南侨机工在陈嘉庚号召下回祖国运输物资；中国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来新加坡宣传抗日，两个月内华侨献金500万叻币。
备战期间政府多管齐下，招募民防部队为防御战做准备，跟罗厘业主签署资源征用协定，囤积米粮时在米袋内撒下大量白灰来保鲜等。
热爱新加坡的各族人士加入新加坡志愿军、星华义勇军和马来军团，私会党徒加入共产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国民党“华侨抗日军”。新加坡沦陷后的大检证，国民党、共产党、义勇军和私会党都成为“扫荡敌性华侨”的目标。
鸦片厂继续生产
日军空袭新加坡当天，学校全面停课，一些城市居民迁往巴耶利峇、碧山亭、波东巴西等乡村避难。周尚文跟着本地念书的马来亚学生赶回乡，未几随大队迁至铁山。
新加坡沦陷三个月后，社会秩序已大致恢复，周尚文因思念母亲来新加坡，在比必士路（Pepys Road）鸦片厂上班。厂内百多名员工以女工居多，印度入口的生鸦片煮熟后，灌入圆形小锡管内就可以包装出售。这些锡管用厂内的模具制成，容量分为二分、四分与六分（一分约等于一克）。
几个月后，周尚文在陈桂兰街（Tan Quee Lan Street）登上回丰盛港运载树桐的罗厘，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渗入家乡的华侨协会收集情报。当地的华族便衣警员遭抗日军“锄奸队”暗杀，周尚文来往新马的行迹可疑，被带到扣留所严刑拷问，身份险些暴露，只好转入地下活动。
日军政府无法提供新加坡百万居民的食粮，打算将30万人移居他处，于是以富士山为饵，引诱欧亚人和天主教徒迁往森美兰马口（Bahau），华人则到没有日军看守的兴楼建立“新昭南模范村”。周尚文的新任务是动员兴楼的知识分子抗日。
模范村有文庆路
新昭南模范村年代的老屋，90多岁的第一代居民疫情解封后已不见踪影。
1943年9月，每个星期百多人乘着罗厘前往兴楼，物资则由舯舡载送。战争结束时，模范村有1万2000多居民。
今年冠病疫情管制松绑后，我们越过长堤取道3号公路，途经哥打丁宜和公路旁强记肉骨茶，来到马威和丰盛港交界。沿着丰盛港海边公路行约20分钟，抵达跟彭亨以河为界的兴楼。全程170公里，约两个半钟。
特别要提到马威和丰盛港交界。1944年4月19日，新加坡华侨协会一行人，跟负责协调日军与华人沟通事务的筱崎护，北上兴楼视察，在此处遭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伏击，商人陈延德、郑尔爱中枪身亡。李俊承（华侨协会副主席）口袋的佛牌挡下子弹而奇迹般生还。
兴楼河畔的甘榜好旺路（J71）便是昔日新昭南模范村的唯一公路“文庆路”，以华侨协会主席林文庆命名，大路两旁的横向乡道由一巷至九巷。纵然斗转星移，仍可想象街头的“牛车水”天一景茶楼、刘庄记饼家、梁广记饼家、珍珠巴刹面摊等。每隔两三晚，居民在二巷摆地摊，夜暮下煤气灯火特别璀璨。模范村内有酱油厂、木船厂、肥皂厂、椰油厂等供人就业，比铁蹄下过日子轻松得多。
负责建屋的广帮人士，由曾纪辰担任项目经理，在劳明达街经营木业的梁元浩设立火锯厂，参与建造禧街警察局的胡文钊监督工程。
陈笃生的曾孙陈温祥律师（Tan Hoon Siang）醉心于农业，成立模范村三公里外的农业试验场，教导居民种植蔬菜、水稻、畜牧。
前财政部长胡赐道博士的父亲胡载坤医生设立卫生诊所，由陈亚保医生（Chen Ah Poh）和陈笃生的另一位曾孙陈美仪医生（Maggie Lim）驻守。
家族在大坡经营打金店的简二姑带领大家念经诵佛，平安地度过模范村岁月。
战争结束的后续
虽然居民不多，好旺村村民仍创建好旺学校，为华小尽一分力。
战争结束后，模范村居民纷纷乘车返新。三水婆一贯节俭，套上脱色的红头巾遮阳揩汗，踩着旧轮胎剪成的胶鞋徒步回家。
20多户人家决定落地生根，将模范村易名好旺村，在村子里设立学校。他们的住所集中在Jalan Ria和Jalan Mahsuri，分别为从前的八巷和九巷，路旁的福德庙和兴业茶餐室成为联络站。
昔日居民黄至元跟年轻的周尚文分析时局，周尚文因此意识到身边许多同志只是受情绪影响，实际上并不懂得共产主义。战后黄至元出任巴生中华中学校长，1951年在校园内被马共吊死。那个年代本地亦发生过类似事件，譬如副提学司李之华于纽顿电车终站遭开枪刺杀，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在校门外被泼镪水。共事的蓝瑞不认同暴力，走出森林投诚。周尚文深思熟虑后，决定跟组织分道扬镳。
午后慵懒的“文庆路”，老木屋略带沧桑，辛酸繁华皆云烟，直叫人百感交集。
《联合早报》- 新马泰二战第一历史现场 (2023-03-23)
1941年12月8日，日军从哥打峇鲁登陆，开始进攻马来亚和新加坡。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决定修建泰缅铁路，以便从丹戎巴葛火车站直达缅甸仰光。作者启动“新马泰二战第一历史现场”行程，带大家重温这一段历史。
卡洛琳从苏格兰捎来多张泛黄的旧相片，那是二战期间，她父亲威廉·汤申（William Thompson）来到地球另一端的新加坡，拍下的风土照和日后的战俘记录。
泰缅铁路中心保存的威廉·汤申战俘记录。（卡洛琳提供）
日军保存的威廉·汤申战俘记录。（卡洛琳提供）
威廉讯号兵，抵新加坡不久便投入新马战事。盟军投降后，英国与澳大利亚军人被关在樟宜的军营区。过了九个月，威廉被令登上火车，前往泰国兴建泰缅铁路。由于车厢挤满机械和人，四天路程只能紧紧挨靠，大小便由战友拉着往车厢外解决。
近年有些盟军后人来新加坡寻根，重走从市区步行20多公里，抵达俘虏营之路。跟他们走过知性与感性兼蓄之旅后，我启动“新马泰二战第一历史现场”的行程。
首回合马来亚战役
日军入侵马来亚前一年，法国贝当（Philippe Petain）政府签下让日军进入越南的同意书。盟军情报显示，日军在西贡（胡志明市）部署三军，极可能利用泰南为中途站来攻打新马。1941年12月6日，澳洲侦察机从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机场起飞，果然发现日本舰队从西贡出发，不过疑似北上柬埔寨或曼谷。实际上，舰队只是制造假象，目的地是泰南的克拉地峡。
12月7日早晨，英国皇家空军的卡特琳娜（Catalina）飞行船，从新加坡第一个落成的实里达机场起飞，侦察到敌踪时被击落，首回合交锋盟军失利。
入水能游，出水能飞的卡特琳娜飞行船从实里达机场起飞。（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照片）
日军首个登陆点
盟军推测日军将先攻占吉兰丹，于是把军力分布在哥打峇鲁50多公里长沙滩。12月8日午夜，日军登陆舰来到哥打峇鲁最北部的伯阿末（Pulau Pak Amat）岸外，双方激战至凌晨4时。抢滩成功后，日军马上展开下一波行动，于凌晨4时30分轰炸新加坡市区和空军基地。
通过谷歌导航，我们驱车进入宁静的瓜拉伯阿末（Kuala Pak Amat）马来村庄，越过两座仅容一辆汽车行驶的小桥，哥打峇鲁战役纪念碑映入眼帘。
日军先在哥打峇鲁的伯阿末沙滩登陆。小图为沙滩入口处的哥打峇鲁战役纪念碑。
踩过碎石泥沙小路，眼前渺无人烟，原始荒凉的沙滩，就是掀开腥风血雨帷幕的二战历史现场。虽然海面波浪起伏，空气似乎凝固着。
英日首场海战
哥打峇鲁战役前几个小时，英国东方舰队已从三巴旺军港出发，计划跟澳洲空军联手御敌。舰队包括两艘主力战舰 “击退号” （HMS Repulse）和“威尔斯亲王号” （HMS Repulse），以及四艘驱逐舰。到彭亨关丹外海才获知盟军失利，只能靠自己单独迎战。
12月10日，舰队遭到日本战斗机和鱼雷袭击，两艘主力舰沉没。1942年1月26日，英国皇家海军最后两艘驱逐舰绝地反击，在柔佛丰盛港一带海域被击败，马来亚战役大势已去。
港务局三巴旺码头原属前三巴旺军港，英军在码头一角立下海战纪念碑（The battle for Singapore 1941-1942）。我在码头走动的时候，常见到外国军人沉思追悼和献上鲜花。
港务局三巴旺码头内的海战纪念碑。
首条死亡铁路
泰缅“死亡铁路”上，探卡赛的工程最险峻，高架木桥建在悬崖边。
二战前新马泰的铁路网已臻完善，可从丹戎巴葛火车站通往泰南万邦（Ban Pong）。日军决定修建400多公里的泰缅铁路，衔接万邦与缅甸的丹彪扎亚（Thanbyuzayat），落成后可从新加坡直达仰光。
19世纪末英国已有此计划，但因工程过于浩大而作罢。日本工程师勘察后，估计需时五六年。日军政府认为事不宜迟，调派20万民工及六万多战俘，下令18个月内全面完工。民工约四成来自新马，五成来自缅甸，其余来自爪哇。战俘方面，英军与澳军约占七成，荷兰军两成，美军一成。死亡铁路提早两个月通车，共夺走八万多民工和一万多战俘的性命，几乎每五步就是一条人命。
在泰国驾车感觉良好，开车人士见到讯号灯都会让路。距离桂河桥约一小时车程的探卡赛（Tham Kra Sae）工程最险峻，高架木桥建在悬崖边，随时都可能粉身碎骨。桂河桥附近的泰缅铁路中心是座博物馆，展示澳洲研究员罗德（Rod Beattie）沿着铁路搜索资料，一步步还原的战争轨迹。
博物馆对面就是死亡铁路战俘公墓，罗德提醒我们，日军为战俘存档；至于死去的民工，无名无姓无公墓，似乎不曾出现过。
首幅教堂壁画
樟宜礼拜堂与博物馆内，有座复制的圣路加教堂。教堂原址在樟宜空军基地（西）内的第151座，日据时期改装成战俘医院。国防部敞开大门，让我们实地见识教堂原貌。
营房楼下一角的小房间设备简单，墙上五幅宗教壁画以金黄色打底，彷佛为战俘洒下希望的光芒。绘制壁画的史丹利·沃伦（Stanley Warren）回到英国当教师后，以为可以忘却战争的梦魇，最终于1963年、1982年和1988年三度回到老地方，将破损的壁画还原。
史丹利沦为阶下囚期间，患上严重的肾衰竭，没随大队前往泰缅。他奄奄一息地躺在病房，被教堂歌声触动，兴起以圣经故事作画的念头。史丹利没想过能活着完成所有壁画，先专心绘制《诞生》和《复活》，至少让信徒看到永生的希望。
樟宜空军基地（西）第151座圣路加教堂的《诞生》壁画。
《诞生》中为初生婴儿祝福的有欧洲人、阿拉伯人和东方人。如果《圣经》允许他画上第四个国王，他会选择非洲人，将世界上每个角落的爱心融合在一起，化解人间所有的怨恨。红色的小牛一脸不屑地走开，最终还是转过头来。
壁画的漆料是战俘在船厂工作时偷运回来的，蓝色来自桌球杆用的粉笔，白色则是修女偷来的蛋白。守卫坐在板凳上，好奇地看着史丹利涂上层层色彩，不时面露微笑。
史丹利还原壁画时说：“没有问题是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的。我希望新加坡武装部队不需要在愤怒的情况下发射第一枚子弹，战争从来就不是件好事。”
穿越交替时光，往来千里空间。和平，无价！
吳鐵城的南洋之行（1940-1941）以在馬來亞的活動為討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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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吳鐵城1939年11月20日被提名出任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部長，至1941年4月2日才卸任的約一年半任期內，最為顯著的工作是代表蔣介石，以專使的身份奉派宣慰南洋各地僑胞。吳1940年9月末啟程到南洋至隔年2月初重返重慶，歷時達五個月，分別造訪了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新加坡、馬來亞和緬甸，遍歷大小城市一百五十餘處。本文專注的馬來亞在當時不僅是國民黨在海外的重要據點，也是南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在新加坡更設立了由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吳到訪馬來亞不僅要復興馬來亞中國國民黨，對抗外敵日本，也要抑制內敵馬來亞共產黨勢力。因此，吳有為此與英殖民地政府接洽商討。此外，吳在當地也要重新啟動籌款，成立新華僑社和鼓勵海外僑教。另一方面，吳鐵城在該次參訪中與馬來亞僑領陳嘉庚發生糾紛。這當中吳是否從事挫折陳嘉庚之領導及影響的宣傳工作，以至有和時任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進行污衊陳嘉庚的運動以及“聯胡文虎，倒陳嘉庚”的策略，還是試著爭取陳對國民政府的支持，皆有待進一步去考證。本文正是要通過吳在南洋，尤其馬來亞之旅的過程和發展了解真正情況。同時分析這次參訪在抗戰時期對國內尤其黨政和國外特別是馬來亞的海外黨務和僑務所帶來的影響。
關鍵詞：吳鐵城、陳嘉庚、高凌百、蔣介石、馬來亞、馬來亞中國國民黨
一、前言：吳鐵城簡介
吳鐵城（1888-1953），原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平湖鄉，生於江西九江。他于1909年經林森介紹加入同盟會。1911年武昌起義後至1930年代初期，分別在九江軍政府、孫中山軍政府、廣東革命政府、香山縣、廣州市、廣東省、國民政府、國民黨等出任諸多黨國要職，如孫中山護法大元帥府參軍、總統府參軍和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兼警務處長等。吳在這期間不僅受到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也因忠心擁護蔣介石而開始得到蔣的重視。
1930年代至1949年期間，吳鐵城的政治生涯和地位逐步攀上了高峰。他在不同時段裡，先後在黨國的市、省以至中央層級出掌當時舉足輕重的要職。他在1932年1月6日任上海市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1932-1937），接著在1937年3月24日被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和保安司令（1937-1938）。廣州被日軍攻陷後，吳鐵城在1939年春到港澳地區負責國民黨黨務，並指導閩粵兩省抗戰宣傳工作。1939年11月20日被提名出任國民黨海外部部長（1939-1941）。接著，他在1941年4月2日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1941-1948）。隔年，吳也被選為「南洋華僑協會」理事長和「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抗戰勝利後，吳將「南洋華僑協會」改組為「華僑協會總會」，為全球華僑服務，並在1946年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也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會議”）。他在隔年的6月20日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1947-1948），1948年12月22日則在孫科內閣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1948-1949），直到1949年3月辭職。他于同年7月間在廣州任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後經香港到臺灣，轉任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並恢復「華僑協會總會」、「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等民間團體工作，致力國民外交活動。吳於1953年在臺北逝世，享年66歲。[1]
二、抗戰初期南洋之行前的吳鐵城（1937-1940）
吳鐵城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時，中國國民黨於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並決定了抗戰建國方針。接著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在4月舉行，該會通過了“改進黨務及調整黨政關係案”，首先對國民黨中央指導海外黨務工作的組織機構作了較大的調整，取消海外黨務計劃委員會，改設海外部來負責海外黨務及宣傳事宜。海外部成立後，立即開始加強駐港澳機構的設置，以期最大限度地調動香港的人力、物力，並利用香港在戰時的特殊地位，為抗戰建國服務。[2]
1939年5月4日，國民黨中常會第120次會議通過《駐港澳總支部組織條例》；5月18日，中常會第121次會議通過吳鐵城為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高廷梓為書記長。[3] 根據李盈慧之文章，當時黨中央以香港地當要衝，須派幹員前往，於是派吳鐵城主持國民黨港澳支部，聯合港澳僑胞，並策動南洋華僑共救國難。[4] 吳此前雖然丟失了廣東，並在1938年末從該省主席一職退下，但在形式上在香港通過其職務和親信，不僅掌控港澳黨務和文宣工作，也兼管廣東。李盈慧更指出吳在任期內，國民黨在港澳的文宣活動相當活躍。[5] 吳可從該地點開展僑務工作，對內是港澳僑胞，對外是南洋華僑，從而開始建立面對海外的人際關係網絡和與海外互動的“走廊”。[6]
吳鐵城於1939年11月20日被提名出任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部長，至1941年4月2日才卸任，為期約一年半。國民黨中央海外部的成立其實開啟了國民黨在海外發展另一里程碑，顯示了國民黨在抗戰時刻有意加強其在海外的活動力，要在僑務和黨務有一番作為，更要動員和凝聚僑胞與海外黨員，增進抗戰力量。處事積極的吳鐵城從偏於一隅的港澳負責人升任到掌管海外黨務和僑務的領導，在推行和增強黨在海外的力量更是不遺餘力，也進而擴展自己的人際關係網絡和勢力。因此，鄭彥棻稱他為“華僑導師”，是繼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後，國民黨最關心海外黨務僑務的人物。[7]
吳首先在1940年2月及6月間，對於增強黨在海外的力量，分別提呈了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處長康澤擬訂的海外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聯繫辦法以及海外總支部直屬支部增設青年及婦女運動委員會，以期與抗戰力量相配合。[8] 他更在同年7月間的五屆七中全會臨時動議上提出應即致電海外僑胞表示嘉慰以彰忠義。[9] 這舉動顯示吳要爭取華僑對國民黨的支持與好感。此外，吳為了要在海外尤其南洋地區建立情報工作和網絡，也同樣在該全會中，提出<應付南洋局勢發展海外黨務辦法綱要>，主張“設立海外調查統計機構，佈置南洋情報路線，以為本黨海外之特務機關”。[10] 吳鐵城似乎要在海外成立一個獨立於中統與軍統之外的情報系統和組織。
實際上，吳在海外部部長一年半的任期內，最為顯著的工作是代表蔣介石，以專使的身份奉派宣慰南洋各地僑胞。吳於1940年9月末啟程到南洋至隔年2月初重返重慶，歷時達五個月，分別造訪了菲律賓、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新加坡、馬來亞和緬甸，遍歷大小城市一百五十餘處。正如前所述，吳在僑務方面一貫展現其積極性和拓展性。因此，他到訪南洋之前已先對於南洋各地華僑的文教工作，進行相當的部署，如分派中學教師前往南洋各中學任教，又擇各地重要僑報，增加其經費設備，分派總主筆前往主持筆陣。他在這其中也被指派組織華僑投入抗戰。[11] 此外，他在未前往南洋的9月間，更致函中央秘書處轉陳外交部，希望該部審慎考慮，以便不實施海外各地使領館職員不得兼任黨部職務的政令，以繼續增強黨領導僑民力量。[12]
三、吳鐵城南洋之行的時代背景
在此，吳鐵城南洋之行，尤其在馬來亞活動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對其參訪有著一定的影響。顏清湟指出當時外來的壓力激起了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更引起激烈的愛國回應。[13] 顏進一步指出反日的運動在1937-1942年間達到了高峰期，當中其重要作用是體現在各種組織，尤其是籌賑的如「南洋籌賑總會」。另一個在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後期激進的反應是抵制日貨。[14] 這裡可看出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在中國抗戰初期達到了高峰並以多種形式出現。李盈慧把華僑與中國政府及海外民族主義放入兩種框架來分析，也就是涉內因素（華僑參與華僑政策的程度）和涉外因素（中國政府、華僑和僑居地所面對的敵人）。李總結到：「國民黨主政的各個時期，華僑參與決策的程度高，僑務政策都較有成效，華僑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正逐漸形成。而其中尤以抗戰時期最能凝聚華僑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使中國政府與華僑休戚與共，而華僑政策的推行效果也最為顯著。」[15] 這顯示抗戰成功把華僑、中國政府和僑居地政府聯繫在一起，並配合達高峰時期的海外民族主義。從這點來看，吳鐵城前往南洋時正是中國政府與華僑關係的“黃金時代”。至於當中的事件可從新、馬華僑處於愛國高峰時期，最令人矚目的抗日救亡運動略見一斑。Stephen Leong Mun Yoon研究 1937-1941年馬來亞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來源、機構和體現中點出當地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最終真正體現在1937-1941年的抗日救亡運動上。[16]
另一方面，美國學者孔飛力（Philip A. Kuhn）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國家製造的走廊」（state-made corridors）。孔飛力在《他者之中的華人：近代以來的移民》（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論到二十世紀初期國民黨意識到東南亞是個適當的地域來通過其海外僑民擴張影響力。南洋成為國民黨激起效忠祖國（中國）的場地而1930年代這地區則是中國對抗日本的經濟戰場。但孔飛力有一值得關注的觀點是抗戰之前，國民黨並不十分有效地掌控東南亞華人，而日本對中國侵略才看到了新客熱衷參與籌賑。作者也提出另一個看法，抗戰期間不論對中國有多少熱情，社會的 “獨特性”（particularistic）結構是 “群眾積極主義”（public activism）的根基，尤其是獨特的陳嘉庚。[17] 陳在吳的到訪時就和他發生了糾紛，似乎會影響著華僑對中國的熱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孔飛力貫穿其著作主軸的“走廊”（corridors）在國民黨及其黨代表被派到全球的華人社會以動員籌款或監督教育可被看作是形成“國家製造的走廊”。[18] 這點顯示此關鍵詞可應用在國民黨和海外華僑建立起的聯繫，而吳鐵城在這時段南巡宣慰華僑也可說正逐步建構這“國家製造的走廊”。
四、吳鐵城馬來亞之行（1940-1941）
本研究將專注吳鐵城參訪的馬來亞當時不僅是國民黨在海外的重要據點，也是南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在新加坡更設立了由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吳鐵城前下屬莊心在指出當時吳奉派宣慰南洋各地僑胞，執行兩大任務，也就是整飭各地黨部黨報和推廣愛國公債。[19] 有些學者對吳的南巡宣慰華僑尤其到訪的馬來亞地區頗為關注。楊進發和R.B. McKenna提到吳這次到訪是自1912年以來，多位國民黨黨政高官訪問新、馬的其中一次，也有貢獻在復興馬來亞中國國民黨運動。[20] Stephen Leong Mun Yoon認為吳的到訪是復興當時正和馬來亞共產黨（簡稱“馬共”）在抗日救亡運動上競爭的馬來亞中國國民黨，Leong甚至以吳鐵城到訪前為兩黨在這運動競爭的第一期，而到訪後為這競爭的第二期，分別是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和吳鐵城到來後的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這顯示吳到訪對這競爭有著重要的轉折作用。實際上，馬共在吳鐵城到訪時已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英國殖民地政府自1936年起就察覺馬共將是馬來亞內部主要的威脅而更集中精力箝制馬共的政治勢力。[21] 此外，楊進發也提到，星（新加坡）華左翼運動的第三階段開始于1937年的中日戰爭。當時隨着國共兩黨統一陣線的再度成立，馬共與左翼人士亦參與了星華社會抗日救亡的統一陣線運動。馬共及其外圍（諸如抗敵後援會等組織）的實力隨着抗日運動的高漲而增強。[22] 總而言之，吳鐵城當時的任務不僅要復興當地國民黨，對抗外敵日本，也要抑制內敵馬共的勢力。這再加上他也要重新啟動籌款，成立新華僑社和鼓勵海外僑教。[23] 外交部的檔案則指出吳此行也是與英國殖民地政府商討有關馬來亞中國國民黨在當地公開活動事宜並指導改善黨務。[24]
吳鐵城於1940年11月14日抵達新加坡，先在當地參訪，過後一路北上，途經柔佛（Johor）、馬六甲（Malacca）、森美蘭（Negeri Sembilan）、雪蘭莪（Selangor）、彭亨（Pahang）、霹靂（Perak）、檳城（Penang）和吉打（Kedah）各大城小鎮，行程約二千英里，所過約六十餘埠，出席了諸多歡迎會，接見了當地國民黨、社團和會館僑領，並發表演說約百五十次。吳抵達新加坡後在各僑團歡迎會上的訓詞中除了恭讀蔣介石的手諭和聲明他南來使命的兩要點：敦睦邦交以及宣慰僑胞，更強調了國家統一的重要性和在抗戰下仍能建國進步的實況。[25] 吳於1940年12月21日到北馬的檳榔嶼（Penang Island），於檳華歡迎會上的訓詞除了重申南來任務為敦睦邦交和宣慰僑胞，也感謝檳城華僑出錢出力，襄助祖國抗戰，尤其獻金數目達二三百萬元之多。[26] 吳過後從檳城返回新加坡，並在1941年1月中旬離新赴緬甸仰光（Rangoon）。另一方面，吳在<告英屬馬來亞僑胞書>也說明此次奉命南行主要是敦睦邦交和宣慰僑胞，離馬前則在<告別馬來亞僑胞書>提出贈言四要點，分別是自強爭存；團結復興；敦睦邦交；和建設祖國。[27]
吳風塵僕僕，不辭勞苦走遍馬來亞各大城小鎮，並親歷親為接見各地國民黨領袖、華僑以及當地各界人士，還發表演講訓詞，這不僅可在馬來亞樹立個人聲望，更可藉此建立和開拓自身人際關係網絡，並在國民黨和馬來亞華僑之間建構“國家製造的走廊”，將華僑導向祖國，進而對吳和國內外黨政帶來深遠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吳鐵城宣慰華僑之際，也拜會了當地馬來統治者。他在1940年12月26日抵達吉礁（現稱吉打）後，先接見各坡僑界代表，後偕一行人拜會英參政司（Advisor），繼而赴吉礁王宮謁見吉礁攝政王東姑嘉森（Tunku Kassim），受到攝政王特別在宮內設筵款待。[28] 這顯示吳不僅和華僑聯繫，也開展了國民外交和當地馬來人領袖建立關係，以便達成南來使命另一目標：敦睦邦交，以期也能對國內黨政有所影響。這也說明吳鐵城在出任黨部秘書長和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前，已開始投入國民外交的活動中。[29]
值得注意的是，吳鐵城在當時也積極鼓勵當地華僑回國參戰或深造，而讓後來成為「一三六部隊（Force 136）」成員的陳崇智留下深刻的印象。[30] 陳回憶到吳鐵城1940年南來宣慰華僑之時，他和幾位青年被派充當陪侍員，有緣認識吳鐵城及其隨行長官，吳等人“很親切鼓勵我們（陳崇智一行人）回國深造，就更增強了我們回重慶的信心。”[31] 接著，當陳和友人聽聞滇緬公路的驚險報導以致影響原定計劃，臨時放棄回國志願之際，因後來接到吳鐵城覆函，他和友人便改變初衷，毅然抱著“不到陪都心不甘”的心情出發到重慶。[32] 這裡進一步說明了吳對海外華僑的關注和呼召他們回國抗戰，並通過南來宣慰華僑，將中國與海外的華僑聯繫起來。
另一方面，吳鐵城和當時「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總督湯姆士爵士（Sir Shenton Thomas）有關給予馬來亞中國國民黨合法地位和鼓勵當地三青團發展的事件上沒達成任何共識。[33] 綜合以上所述，吳鐵城不僅宣慰華僑，也和英殖民地政府官員洽商，更和當地馬來人領袖建立關係。因此，吳回國後在<宣慰南洋報告書>中提到政府應對南洋華僑，宜因勢利導，善為運用，以謀國力的海外發展，另提到宜發動國民外交，結合土人，並組織僑眾，以發揚國家王道文化的精神，建立三民主義的共存共榮的國際關係。[34]
五、吳鐵城馬來亞之行棘手的人物和任務：陳嘉庚
其實，吳鐵城馬來亞活動之行也並非一路風光、一帆風順，而卻和馬來亞僑領陳嘉庚發生糾紛。陳嘉庚指吳鐵城的南行除了“誣余（陳）受共產黨包圍，到處宣傳謗毀”，還“屢投稿報館，譏刺[陳]擁護蔣委員長是假的，及口是心非等言論。”[35] 楊進發說明吳鐵城南來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從事挫折陳嘉庚之領導及影響的宣傳工作。在這點上，陳嘉庚與當時國民政府間的裂痕益愈擴大是顯而易見的。[36] 明石陽至（Yoji Akashi）則點出吳鐵城和當時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高淩百進行污蔑陳嘉庚的運動，以阻止陳重新當選為南僑總會主席，但因南洋華僑不要受到國民黨的控制而遭遇失敗。[37] 但是，吳前下屬李樸生卻指出是陳嘉庚誤信了一些意見和受中共的影響後就開始攻擊國民政府，進而和代表蔣介石和國府的吳鐵城發生糾紛，但吳並沒有如傳聞中“聯胡文虎，倒陳嘉庚”，反而時時不忘爭取陳嘉庚對國民政府的支持。[38]
如果進一步追溯，吳鐵城南來的目的正如前所述，主要是敦睦邦交以及宣慰僑胞，更期望華僑能繼續擁護和協助祖國抗戰建國。吳鐵城南行前的1940年7月31日便發函外交部，針對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所呈各項應付敵人（汪偽政權）破壞馬來亞華僑擁護抗戰之辦法，在當中補充的一點為“設法制止陳[嘉庚]胡[文虎]兩系報紙（《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每藉事端，即互相抨擊，招致敵奸及異黨之從中挑撥離間”。[39] 因此，從這裡可看出吳來馬前已有意要設法協調馬來亞兩位對立的僑領，尤其彼此在所掌控報章上的論戰，而並不致於和陳嘉庚對立或聯合胡文虎對付陳，以致讓敵方，尤其是汪偽政權有機可乘，從中取利。但是，吳鐵城訪馬期間也適逢陳嘉庚自中國慰勞軍民歸來，政治立場已開始改變。陳目睹了重慶腐敗和延安勤苦愛國的兩極狀況，還了解到閩省陳儀苛政情況，進而出現政治轉向，開始對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頗有好感，卻苛評國民黨，回馬開始討伐陳儀，另外則爭取國共團結的工作。雖說如此，吳、陳兩人在1940年末同時參訪檳城之際，還是於12月21日會晤面談，談話在平和的氣氛下進行，而討論重點在於閩省政治問題。吳最後告知當他再次回新加坡時，會與陳在當地從長討論關於閩省之種種改善問題。[40] 楊進發指出這陳、吳第一次交鋒是“文雅”的，但接下來所引發開的鬥爭，卻是尖銳的、殺傷力強及曠日持久的。[41] 楊進發也論述吳在馬時對陳發動數輪攻勢，其中有囑咐其英籍秘書高咸（Morris A. Cohen）向政府提出要求禁止新加坡華社為陳嘉庚開歡迎會，另外通過報章和召見記者不指名攻擊陳嘉庚以及最後聯合高凌百挑戰陳在1941年3至4月間南僑總會第一次大會和南洋閩僑大會的領導權。[42] 但是，這些論據並非求證自雙方，而只是片面之詞：陳嘉庚的《南僑回憶錄》和《南洋商報》，似乎有待進一步去考證。如果根據《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吳鐵城並沒將陳嘉庚的陳情擱置一旁，而確實轉陳有關陳所提出的弊端，從新加坡電函蔣介石相關事項。蔣介石對此頗為重視，於1941年1月5日電令陳儀切實改善閩省秕政、體察民情、宣布真相，以釋誤會，以慰僑情為要。[43]
其實，吳鐵城和陳嘉庚之關係的真實情況和發展在吳離開馬來亞，未升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之前，才逐漸浮上檯面。這當中的糾葛可從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案》、國史館《外交部檔案》以及《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尤其當中蔣介石、高凌百和吳鐵城的電稿、信函及文件有所了解。檔案顯示外交部曾分別電函中央海外部、僑務委員會以及侍從室第二處，並轉陳蔣介石核示有關高凌百1941年1月29日以駐新加坡總領事館名義函告關於南僑總會定3月29日至31日連續三日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討論會務、改選職員，繼之以南洋閩僑大會。高擔心陳嘉庚在此會中提出攻擊陳儀主席，因此請政府早籌應付或緩和之計。[44] 陳嘉庚也有先見之明，提到他發出這些開會通告，國民黨會對此不安，積極運動，力圖破壞，因為疑忌他會在閩僑大會做出不利於陳儀之事。[45] 但似乎只有高凌百頗為不安，請中央代想辦法對付陳。蔣介石看似給予正面回應，2月1日電復高凌百有關陳嘉庚歷次電呈各情，酌復嘉勉可以採納之見，至於越軌無法應允之要求只有暫置不復，但其所陳意見涉及到的主管人員要切實研究改進。蔣甚至指出中央是竭誠接納這些忠言，對陳如往常般重視，更無任何成見，希望高能找機會勸導陳。[46] 至於高是否有勸導陳，仍待進一步考證。蔣在三日後（2月4日）還電復陳嘉庚“元月巧日電悉先生盡力僑捐愈久愈奮，至感忠誠，除賑款英方即允每月保持預定匯額外，請匯積款一節，已飭外交部向英方繼續交涉矣。”[47] 與此同時（4日），陳嘉庚卻以南僑總會主席身份電國民參政會轉全國主張團結息爭，在這抗戰之初國共統一對外，華僑定會高興。[48] 蔣介石對陳的主張有何反應尚不得而知。檔案顯示蔣二天後卻急於見吳鐵城而在2月6日電令身在香港的吳，請他即日回渝面敘。[49]
如果往前追溯，蔣於1940年7月28日在重慶與陳午餐後就認為陳“受共黨之麻醉已深，不勝惋惜。”足見蔣當時就意識到陳已傾向中共。[50] 但是，蔣介石對陳嘉庚最大的不滿似乎是陳回新加坡後馬不停蹄向新、馬華僑重點述說陳儀禍閩事項，而陳本身也意識到：“民三十年（1941）春初，余回到新加坡已月餘，見蔣委員長及蔣夫人，對余因陳儀禍閩事，已生惡感無法挽回……。”[51] 在此，楊進發分析陳蔣關係後列出了陳嘉庚和蔣介石、國民黨與國府的矛盾，不能圓滿解決主要有五大原因，特別是親共、陳儀事件和對陳嘉庚的敵對策略，並進一步指出1940年的慰勞團與陳氏中國一行，促成陳蔣交惡和決裂，種下了陳嘉庚在戰後親共、袒共的政治路線的苗種。[52] 吳鐵城也正是在這非常時期南來宣慰華僑。因此，外交部檔案也顯示蔣介石在直接或間接回應陳嘉庚之外，也對高凌百1月29日所提應付或緩和陳嘉庚之計，令海外部及僑務委員會洽商辦理，雙方便擬具辦法四項呈奉蔣介石核准後電令駐新加坡總領事館遵照辦理，而接下來即由吳鐵城和高凌百函電商討進行。[53] 這麼說，吳在蔣的指令下根據擬好的辦法處理這件事情，而吳又身在國內，只能由在新加坡的高凌百執行。
從數份無註明日期（1941年2月後）的電稿中，高凌百發函吳鐵城覺得吳所提在籌賑大會打倒陳嘉庚之事恐怕會不利中央，而“上策”是使大會展期而後閩會時將隨後推翻陳。[54] 如此看來應付或緩和陳嘉庚之計似乎是不讓陳嘉庚繼續領導這些在南洋僑界具有影響力的組織。但陳隨之卻發表不繼續當籌賑會主席，當致力於辦僑教華僑師範。高凌百在探虛實下，曾前去挽留，覺得陳態度尚好，不致於走極端，並請吳和蔣介石來電勉慰陳和派人來新加坡指導大會。[55] 陳嘉庚則認為吳鐵城宣慰華僑，其實在於提高黨權，增樹黨力，致有黨與無黨分裂，意見日深，加以陳嘉庚發表陳儀禍閩事，國民黨人不滿，通過報紙攻擊他，而陳不欲爭辯，不願第二次競選南僑總會主席，希望南洋僑胞不在抗戰期間鬥爭。[56] 吳鐵城身為海外部部長掌管國民黨海外黨務僑務，因此有責任增強黨在海外的力量。陳嘉庚又指吳鐵城派國民黨常委兼菲律賓代表王泉笙運動南僑總會副主席莊西言勿選陳為主席，但不為其所動。[57]
3月末的南僑三天大會，高凌百報告陳仍任主席，並覺得無能為力改變局勢而要返重慶面告蔣介石。[58] 值得注意的是，高凌百和陳嘉庚的交惡在這次大會正式公開化，一發不可收拾。陳指妄自尊大和狂謬的高凌百亂罵一場，斥責華僑和無黨無派人士。接下來第二天大會陳不請高出席並開始發言攻擊高，繼而抨擊吳棄廣東省而逃、在重慶建豪宅、惡意對待新加坡中正中學校董以及逍遙法外。[59] 高凌百未受邀出席也引起在場國民黨黨員和支持陳嘉庚一方激烈爭辯，最終才邀請高出席監誓時被高所拒。楊進發指這是拒絕總領事高凌百一事，是籌賑總會中一件戲劇性大事。[60] 高凌百3月末的電稿中便通知吳有關陳嘉庚在南僑總會攻擊吳鐵城貪污，前次南來有打倒陳嘉庚企圖，但因見到陳勢力太大而未成，只為顧全其代表委員長地位故未予以攻擊，而陳還誣告高凌百。[61] 陳嘉庚繼而在4月2日南洋各屬福建同鄉會代表大會（也就是閩僑大會）之演詞指吳鐵城貪瀆誤國，丟省（廣東省）且為貪官，而高凌百擁汪（汪精衛）親德（德國）。陳還電呈國府主席林森和蔣介石有關吳鐵城鼓煽分裂、高凌百破壞團結，並將電稿登載在4月7日的《南洋商報》。[62] 遠在重慶的吳鐵城因陳、高兩人公開的激烈鬥爭和爭鋒相對，也被捲入這場罵戰中。因此，吳鐵城非常不滿陳大肆攻擊他，對此曾致函南洋僑領莊西言和黃樹芬等人，提到非常氣憤陳在南僑總會誣告其貪污，並為自己辯白。[63] 但是，另一項說法也顯示吳還是以大局為重，儘量不讓這場糾紛影響華僑的籌賑工作，以免對抗戰建國帶來衝擊。有關這點，楊進發指出蔣介石對陳嘉庚之蟬聯盛怒不已，恫言解散南僑總會，吳鐵城極力勸阻始息。[64] 值得注意的是，陳、高公開爭鋒相對已達白熱化之際，也適逢吳鐵城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可說成了吳在海外部長任內未解決，還延續到上任秘書長之初棘手亟待解決的難題。
六、吳鐵城馬來亞活動之影響和後續發展
最後，吳鐵城此次南洋之行尤其馬來亞的活動，在抗戰時期對國內黨政和馬來亞的海外黨務和僑務所帶來的影響，在他1941年4月2日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後更為明顯。這當中分別是陳嘉庚事件與海外黨務高級幹部會議。首先是吳鐵城與陳嘉庚之間的關係和後續發展。吳與陳的糾葛並不隨著吳升任秘書長而有所停歇。正如前所述，陳在吳卸任海外部部長和上任秘書長之際，對吳和高凌百大肆攻擊，引起吳和高極度不滿。高凌百為此常向吳報告陳及其追隨者之舉動，也提出應對方法。南洋各地黨務負責人也因上級遭受誣告而紛紛表示不滿。馬來亞檳城莊心在和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Batavia）祝秀俠有上函懇請糾正陳嘉庚造謠一事。[65] 這樣看來陳嘉庚提到「南洋各屬黨人及各報等，自被吳鐵城鼓動，國內及香港黨機關，時常從後推促”對付他並非如此，反而陳繼而提到“高凌百及諸黨人，往往藉端向余尋事」更為貼近事實。[66] 南洋另一位與陳嘉庚不和的僑領胡文虎在1941年9月更寫信給吳鐵城及僑務委員長陳樹人辯駁陳嘉庚污衊吳和高凌百之舉動，還提議將籌賑會取消並在掌控的《星島日報》為他們闢謠。[67] 在此之前，高凌百已於5月1日電函吳鐵城，進言為了政府之威信以及繼續獲得海外僑民之尊重，建議各處籌賑會逐漸自動退出南僑總會，而政府同時對陳的行動加以制裁，則大局可挽回。[68] 接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5月7日開會聚談關於南洋籌賑總會問題後，僉議應策動各屬分會脫離該總會關係。議決先由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和海外部妥商辦法，並由海外部派幹員前往南洋秘密辦理。[69] 吳也在當天電高凌百請其秘密策動辦理。[70] 從這裡可看出高凌百的建議獲得黨中央採納，而後交由他親自處理。
國民黨與陳嘉庚的糾葛卻因一事件而有了新的發展。1941年9月間，胡文虎兄弟檢查銀行帳目，揭發了陳嘉庚多年前領導的山東濟南慘案籌賑會帳目不清並有侵吞挪移嫌疑，將給予起訴，但經其他僑領調停才告和解。[71] 在此，楊進發指出山東籌賑會加深了陳嘉庚與胡文虎之交惡，奠下了三十年代陳、胡在華族社會領導權的競爭與分裂。[72] 如此看來陳、胡之糾葛在四十年代初也達白熱化的階段。吳鐵城10月在上蔣介石的報告中認為如果陳嘉庚能公開表示自認（對國民黨及吳鐵城、高凌百）失檢，或可息事寧人，否則應乘此機會取銷南僑籌賑總會。但是，陳並不對此有所妥協。[73] 因此，吳11月初主持的會商南洋僑務問題的會議上決定了要查陳嘉庚侵吞濟案賑款和籌賑會帳目，至於南洋各屬籌賑款項將直匯中央並改設或改組籌賑會。11月末擬定呈蔣介石的行政院指導南洋籌賑工作，就是要實施以上所列事項，並改組南僑籌賑會為馬來亞籌賑會。[74]
該項方案似乎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進攻馬來亞而無下文，反而趨向於和解。吳在1942年1月14日電駐新加坡的鄭介民，指示注意陳嘉庚的態度，要使他服從中央與助英抗戰，尤其須使陳與共黨決絕。[75] 1月17日的鄭介民電函以及20日，鄭介民與高凌百共同報告吳關於陳嘉庚因數件事，對共黨已厭惡，不再與共黨合作，而向國民黨表示好感，願在該黨指導之下工作，他們正設法讓陳脫離共黨之包圍。吳認為如果真有此事，實屬幸事。[76] 吳鐵城與陳嘉庚之間的糾葛也隨著陳到荷屬東印度躲匿日軍而暫告休止。另外，李樸生更指出當陳嘉庚公子逃難回國，吳即刻匯款接濟，並接到重慶，妥為招待。[77] 這也透露出吳最終只要陳嘉庚不偏向共黨，與國民黨合作，他傾向於化敵為友，不計前嫌接受他。
總的來說，一生為黨國奔波效力的吳鐵城南來不僅要宣慰華僑和敦睦邦交，更要擴展國民黨在海外的力量，以期能凝聚海外華僑，在抗戰非常時期發揮最大的作用，最終達致勝利。因此，如果說吳一開始就要打倒南洋重要僑領陳嘉庚似乎不符合他的意願。綜合一些紀念吳鐵城的文章來看，吳不僅是位腳踏實地，不結黨立派的務實政治家，更具備協調團結各方，容納“五湖四海”人士為其效力的愛才領袖。[78] 在一些論述吳來馬針對陳嘉庚的情況還有待進一步求證下，我們看到的是吳更像一位協調者。吳初期希望能進行協調，調解在南洋僑界具有巨大影響力但已偏向中共的陳嘉庚和蔣介石、國民黨與國府之間的糾紛，以期不影響馬來亞以至整個南洋華僑正如火如荼通過籌賑和其他方式支持中國的抗戰。吳在馬來亞時，就主動找陳嘉庚面敘，而後上呈蔣介石有關陳的訴求。但事與願違，這些事項仍未完全解決，吳就得回國，而之後當地總領事高凌百上呈的報告卻顯示陳往後的舉動會對黨國有所威脅。因此，吳以黨國為重和抗戰為前提，蔣介石也認同得對陳採取行動下，唯有設法不讓陳繼續領導南洋僑界。可是事情的發展卻因高凌百趨向和強悍的陳嘉庚對立之不當處理方法，使問題未克解決，雙方敵意加深，爭鋒相對更為激烈，還連累吳也成為被陳攻擊的對象。[79] 吳因此也對陳感到氣憤，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遠在重慶的吳無法再次重臨馬來亞親自調解矛盾和敵對狀態，更無法準確了解實況，只好根據當地，尤其高凌百的報告策劃進一步的行動。至於事情發展到難以轉圜的地步時，也就是南洋黨要也群起聲討陳嘉庚，國府實在難以和陳嘉庚合作下，加上吳發覺到陳在籌賑上出現問題，也唯有找其他替代南僑籌賑會的方案。但是，我們還是注意到吳儘量不使糾紛惡化，點到為止，如陳嘉庚自認失檢，可息事寧人。事情最後陳嘉庚可能願意與國民黨合作時，吳感到欣慰，還不避前嫌招待陳回國的公子。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吳較早前在一些關鍵時刻如南僑大會和閩僑大會時親自前來處理，結果是否會不一樣呢？因此，以上事件發展顯示吳鐵城在黨國和抗戰為出發點之下，以大局為重，公私分明，對事不對人，處事得體穩重，也寬宏大量，希望能調解糾紛，化敵為友，以期陳嘉庚回心轉意，和南洋僑界心向國民黨，共同抗戰。
第二方面則是海外黨務高級幹部會議。蔣介石在1941年7月致電吳鐵城有關海外黨務工作極應建立一高級幹部負責統籌辦法並指定吳等十三人為委員，由吳負責召集。[80] 此工作定名為海外黨務高級幹部會議，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召集臨時會議。會議的範圍有四項，分別是決定海外黨務之原則及方針、決定海外黨務一般工作計劃、海外黨部組織人事發生糾紛事項之商討與處理及溝通各方意見。[81] 這說明了蔣介石認可吳之前執掌涉及海外黨務僑務的港澳黨務和海外部之能力與成績，進而讓他處理和統籌海外黨務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該海外中央高層會議在1942年3月破例邀請了新加坡僑領林慶年、王吉士、林謀盛、胡少炎和莊惠泉參與，而林慶年則在4月的會議上參與籌備發起南洋華僑協會。[82] 這顯示了吳對曾經到訪的南洋華僑事務給予高度重視，並和南洋華僑尤其新加坡僑領建立起良好的關係，進而邀請他們參與討論及決策海外黨務工作
七、結論
綜合以上論述顯示，吳在參訪和進行活動的馬來亞不僅建立起良好的人際關係網絡，也建構孔飛力所提的“國家製造的走廊”。吳使用人際關係網絡，配合架構起互動的“走廊”，於抗戰艱難時期在互相通報、互相支援、互利互惠中持續與海外如馬來亞地區國民黨和華僑保持聯繫，並維繫黨國和個人影響力，以期能加強黨政的力量。縱觀吳參訪馬來亞對國民黨、國民政府、抗戰、海外黨務和僑務有其正面意義，更能助吳以及黨國進一步擴展在海外尤其南洋的人際關係網絡和勢力，建立中國和南洋的“走廊”，但吳與陳嘉庚之間的糾紛不免對這些事項帶來一些衝擊和影響，可能也是吳所預料不到的。正如前所述，吳鐵城南巡時正是中國政府與華僑關係的“黃金時代”，無奈僑界雙雄在馬來亞的相遇無法進一步建立友誼，攜手將這關係攀上更高峰，進而對抗戰建國有所助益，無疑成了這獨特時代一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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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中國研究）博士候選人。
本文承蒙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和新加坡教育部學術研究基金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Fund) 提供研究生會議經費，謹此致謝。該文也得到了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陳鴻瑜教授的評論，在此致謝。
[1] 以上吳鐵城簡介，參考張震西撰，<吳鐵城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印《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五輯》（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80），頁74-89；陳秀芳，<吳鐵城>，朱漢國、楊群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七冊：傳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頁148-153；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編，《中國國民黨全書：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891-892；朱傳譽主編，《吳鐵城傳記資料》（臺北市：天一出版社，民68），頁1-5；張明凱，<吳鐵城傳>，《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1期(民國80年12月)，頁239-243；黃百里，<吳鐵城的生平>，《中外雜誌》，第34卷第2期（總第198號）(1983年8月)，頁22；陳士誠，<吳鐵城（一八八八至一九五三）>，《中外雜誌》，第59卷第1期（總第347號）(1996年1月)，頁106-107；蔣永敬撰，本刊資料室收錄<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屆滿百齡先烈先進事略-吳鐵城>，《近代中國》，第57期(民國76年2月)，頁198-199。
[2] 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4期，頁85。
[3] 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頁86-87。
[4] 李盈慧，<淪陷前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動>，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89），頁450。
[5] 李盈慧，<淪陷前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動>，頁471。
[6] 有關“走廊”的詮釋，見附註18。
[7] 鄭彥棻主講，<“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專題人物：吳鐵城先生”-憶念鐵老的生平和風範>，《傳記文學》，第29卷第4期（總第173號）(民國65年10月), 頁6。
[8] 《會議記錄》》（簡稱“會”），黨史館藏，檔號：會5.3/151.6；《會議記錄》，黨史館藏，檔號：會5.3/151.4；《會議記錄》，黨史館藏，檔號：會5.3/153.20。
[9] 《會議記錄》，黨史館藏，檔號：會5.2/55.4。
[10] 《五屆七中全會黨務報告》，海外，頁18b，轉引自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89），頁482-483
[11] 祝秀俠，<吳鐵城戰時訪南洋>，《中外雜誌》，第31卷第2期（總第180號）(1982年2月)，頁22；丁慰慈，<中國首位民選縣長-吳鐵城傳奇>，《中外雜誌》，第67卷第3期（總第397號）(2000年3月)，頁110。
[12] 《特種檔案》（簡稱“特”），黨史館藏，檔號：特5/28.4。
[13] Yen Ching Hwa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A Historical Study”, in Studies in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 137.
[14] Yen Ching Hwa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A Historical Study”, pp. 144-148.
[15]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一九一二－一九四九）》（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86），頁639。
[16] Stephen Leong Mun Yoon,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6), pp. xxiv-xxv.
[17]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pp. 268, 272.
[18]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p. 372.
[19] 莊心在，<難忘的長官：朱家驊與吳鐵城>，《中外雜誌》，第33卷第3期（總第193號）(1983年3月)，頁15。
[20] Yong, Ching Fatt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26.
[21] Yong and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p. 191-192.
[22] 楊進發著，《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77），頁71。
[23] 見Stephen Leong Mun Yoon,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 pp. v-vi, 379-401, 608-609.
[24] 參<我派員赴馬來亞（馬來西亞）指導黨務>，《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699-0003，入藏登錄號：020000000318A。
[25] 孫碧峯主編，<吳專使演講集>，《吳專使宣慰南僑特輯》（新加坡：南洋印務公司，1941），頁2。
[26] 孫碧峯主編，<吳專使演講集>，頁45-46。
[27] 孫碧峯主編，<告英屬馬來亞僑胞書>，《吳專使宣慰南僑特輯》，頁1；孫碧峯主編，<告別馬來亞僑胞書>，《吳專使宣慰南僑特輯》，<宣慰餘聲>頁129-130。該專刊為吳鐵城宣慰馬來亞的特輯，而霹靂也有另出版吳鐵城參訪該地的紀念刊，見<霹靂華僑歡迎吳專使紀念刊>（民國29年8月），《國民政府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一(5)/930，縮微號：16J-2963。
[28] 孫碧峯主編，<各埠歡迎動態>，《吳專使宣慰南僑特輯》，頁107。
[29] 據石源華指出，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官方實行特殊的外交政策，由外交部主管建交國家的外交事務，而由國民黨中央黨部主管非建交國家外交事務，主要是援助周邊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吳鐵城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等職，成為中國官方推行國民外交，援助周邊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的主管官員，見石源華，<吳鐵城：周邊國家獨立運動之友>，《世界知識》，第23期(2007年)，頁60。
[30] 有關一三六部隊詳情，參許雲樵主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頁631-634。
[31] 陳崇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聯軍反攻馬來亞敵後抗日紀實：我與一三六部隊》（新加坡：海天發行與代理中心，1994），頁13-14。
[32] 陳崇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聯軍反攻馬來亞敵後抗日紀實：我與一三六部隊》，頁14。
[33] Stephen Leong Mun Yoon,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 p. 609; Yong and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 193.
[34] 祝秀俠，<抗戰期間鐵老訪問南洋簡記>，《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台北市：華僑協會總會，民72），頁57。
[35]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River Edge, NJ: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3），頁365-367。有關陳嘉庚敘述吳鐵城來馬時他和吳的糾葛以及吳在當地的活動，參該書，頁363-368。
[36] 楊進發著、李發沉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Teaneck：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0），頁 296。
[37]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Lawrenc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p. 163.
[38] 詳文見李樸生，<吳鐵城與陳嘉庚間一段僑務公案>，朱傳譽主編《吳鐵城傳記資料》（臺北市：天一出版社，民68），頁54-55。
[39] <汪政權海外活動破壞抗戰>，《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114-0007，入藏登錄號：020000001497A。
[40] 《南洋商報》1940年12月26日。
[41] 楊進發著、李發沉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頁297。
[42] 楊進發著、李發沉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頁298-300。
[43] 蔡盛琦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三月》（臺北市：國史館，2010），頁210-211。
[44] <南洋華僑籌賑總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607-0017，入藏登錄號：020000001589A。
[45]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70。
[46] 蔡盛琦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三月》，頁420。
[47] 蔡盛琦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三月》，頁437。
[48] 《南洋商報》1941年2月5日。
[49] 蔡盛琦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三月》，頁447。
[50] 薛月順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4，民國二十九年七月至十一月》（臺北市：國史館，2010），頁112。
[51]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69。
[52] 楊進發著，《楊進發卷：新馬華族領導層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134-135。
[53] <南洋華僑籌賑總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607-0017，入藏登錄號：020000001589A。該信函並未列出蔣介石下令的日期，也沒列出有關的四項辦法。
[54]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44。
[55]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47。
[56]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72-373。
[57]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73-374。
[58]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2；《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3。
[59]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80-383。
[60] 楊進發著，《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頁126。
[61]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4。
[62]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48；《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5。
[63]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4。
[64] 楊進發著、李發沉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頁300。
[65]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62；《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63。
[66]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94。
[67]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8；《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9。
[68]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7。
[69] <南洋華僑籌賑總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607-0017，入藏登錄號：020000001589A。
[70]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31。
[71]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20/1.40。
[72] 楊進發著，《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頁164。
[73]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20/1.37；《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32。
[74]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20/1.49；《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20/1.3。
[75]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2.11。
[76]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2.29；《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2.26。
[77] 李樸生，<吳鐵城與陳嘉庚間一段僑務公案>，頁55。李樸生並未說明陳嘉庚那位公子逃難回國。
[78] 詳文見黃少谷，<懷念吳鐵城先生>，《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台北市：華僑協會總會，民72），頁2-3；鄭彥棻，<我所崇敬的鐵城先生>，《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頁5；余建中，<鐵城先生之勳業>，《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頁37；梁子衡，<我心目中的吳鐵老 – 為紀念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而作>，《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頁80；潘衍興，<哲人日遠– 為紀念鄉前賢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而作>，《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頁90。
[79] 楊進發指陳嘉庚或可說是一位最強悍，最無私及最具公眾意識的華僑人物 ，見楊進發著、李發沉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頁389。
[80]《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8/3.59。
[81]《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8/3.58。
[82]《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8/3.84；《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8/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