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20日 (星期二) 《星洲日报》
编纂“新加坡华族史论集“的动机与意义
•柯木林•吴振强
这部“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内容收集了南洋大学历史系同学最近几年来对新加坡华族历史研究的心得论文，重点放在殖民时代华族社会史若干主要问题的研究上。编纂这样的一部论文集意义有二：(一) 为那些对新加坡华族社会发展史有兴趣的读者们，提供参考资料；(二) 总结过去几年来南大历史系同学的华族历史研究成果。
其实，华族历史研究并不是一个新课题，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许多殖民地学者已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这群学者大都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海 峡分会学报”(1878 – 1922) 及“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1923 – 1964)上。这两种学报是今日我们研究星马历史所不可少或缺的资料。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学者的“华族研究”是非善意的研究。也即是说，他们 的研究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们是希望能够把从研究中所得来的智识，用来延续英殖民地统治。以这种私心自用为出发点，反映在学术上，往往致使他们不能正确地 对待华族问题，模糊或歪曲了一般历史发展真相。例如巴素的“马来亚华族史”(1948年) 和《东南亚华族史》(1952年) 便是以极端的白人沙文主义和种族优越感来看待华族问题。因此，尽管殖民地学者们在保存史料方面有着一定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毕竟大有可訾议之处。今 天，我们业已独立建国，批判地接受殖民地学者的华族研究，以符合本地人民的利益来重建华族历史，是当今急务。
这里，有一点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华族历史只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组成部份，也是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分工。由于过去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在研究上有需要 对华巫印等各种族的历史发展分开来追溯，——这是一个民族社会形成过程中所无可避免的现象。但华族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撰写一部完整的新加坡民族社会 发展史而铺路。在这样的一部历史里，各种族分开来研究的历史支流又汇合成一股总流。只有这样，华族历史研究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收入论文集的文章共有八篇，它们是：
(一) 李业霖的“中国帆船与早期的新加坡”；
(二) 林孝胜的“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的纠纷 (1877-94)”；
(三) 杨进发作，陈万发译的“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
(四) 颜清湟作，张清江译的“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 (1877-1912)”；
(五) 欧阳昌大的“新加坡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六) 崔贵强的“星马华族社会运动的主流问题”；
(七) 许秀聪的“星马华族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1937-42)”；
(八) 柯木林的“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 (1945-49)”。
这八篇文章，其中三篇是荣誉学位毕业论文，两篇是直接从英文稿翻译过来的；一篇转录自报章上的文章，但经过原著者作了若干修补；其他两篇则是校友们的 课余研究结晶。八篇文章的总内容，代表了一个过去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断限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为止。当然，过去几年来历史系同学对华族历史的研究著述，并不只 这些。为了不使论文集的篇幅过于浩繁，内容过于庞杂，编者只好从过去许多同学们的著述中，选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八篇。既然需要选录，自然就有某种看法作 为我们选录的标准。简单说，我们是希望把论文集编纂成这样的一种轮廓，直接而集中地表现这个时代的历史特征。所以，这里所刊载的文章，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各 自独立的单元，但与其他文章配合起来，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点到面，构成了一部有系统的新加坡华族社会史。
有些文章在收入本书时，曾经编者删改，但以保留原著的论据与观点为原则。文章的排次以时代事件的先后为序，每篇文章前面有一附注说明该文的来源并简单的介绍该文的作者等。
编选史学研究论文集必须要熟悉所选时代的史实，然后才能抓住主要的内容进行编纂。当然，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要做到十全十美，是很困难的。编者恳切地期望读者对编辑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
这部论文集由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付诸出版，并得林孝胜同学、张清江同学的多方协助鼓励，李业霖同学提供宝贵意见，并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