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谈古论今 - 盛世修典 (2011-11-03)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1103_001.shtml
● 柯木林
最近新加坡社会有两件大事，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一是晚晴园的重新开馆；一是咖啡山（Bukit Brown Cemetary）的迁坟事宜。
舆论界对晚晴园的重新开馆是肯定的，但有论者认为其展出内容应该加强本地历史元素。至于咖啡山迁坟事宜，引发的议论更加热烈。《联合早报》与《海峡时 报》都有大量的报道。议论重点主要触及如何在发展与保留之间取得平衡。10月26日《联合早报》社论“咖啡山迁坟的人文思考”综合阐述了这论点。
新加坡历史浅短，没有多少出土实物史料，可以帮助重建历史；唯有利用建筑物、古庙、坟地的匾额、碑文、墓誌铭的文字记载，作为辅助。咖啡山现存的古墓最早为1833年 (道光十三年) ，新加坡许多家族的历史，都可溯源于此。这也就是为什么此次迁坟事宜，会引起舆论界热烈讨论的原因。当局决定利用科技方法，将坟场资料记录存档，这是值得嘉许的。
建国46年来，配合蓬勃的经济发展，我们培养了大批具有专业学识的科技人才，但疏于人文思维方面的培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人在满足物质生活后，对精神文化有所索求，这是一个发达国家国民所应具有的素质。
因此，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是发展历史文化，充实国人精神粮食的时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负责主管文化事业的有关当局，今后可联合学术团体、宗乡机构等民间组织，朝这方向努力，共襄盛举。
如果我们有一个特殊机构，记录国家的历史；一个特殊的日子，唤发全民的共同记忆，以凝聚国家意识与新加坡认同，此时正是成立“国史馆”及打造“新加坡历史节”的最佳时刻，所谓盛世修典是也。
“国史馆”可作为大专学府的附属机构，成员包括教授专家，独立学者及相关研究人员，利用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及口述历史资料，编篡一部图文并茂的《新加坡通史》，传诸后世，并作为建国50周年的献礼。
成立“国史馆”及打造“新加坡历史节”系一体两面。作为展现新加坡已开创精神文化索求的新纪元，引导国人认识新加坡历史，“新加坡历史节”是一个开端。此举亦弥补多年来课堂上没有历史课的缺憾，迎头赶上。
至于“新加坡历史节”应该订在哪个月份哪一天，我们不妨从过去192年的历史中，选择一个有意义的日子，甚至可以征求专家学者或全民意见，藉此唤醒国人的历史意识。“新加坡历史节”日期确定后，方便开展一系列活动，启发新一代国人对本国历史的认知。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环球网社区 - 柯木林：盛世修典
http://bbs.huanqiu.com/thread-903342-1-1.html
● 柯木林 最近新加坡社会有两件大事，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一是晚晴园的重新开馆；一是咖啡山（Bukit Brown Cemetary）的迁坟事宜。 舆论界对晚晴园的重新开馆是肯定的，但有论者认为其展出内容应该加强本地历史元素。至于咖啡山迁坟事宜，引发的议论更加热烈。《联合早报》与《海峡时 报》都有大量的报道。议论重点主要触及如何在发展与保留之间取得平衡。10月26日《联合早报》社论“咖啡山迁坟的人文思考”综合阐述了这论点。 新加坡历史浅短，没有多少出土实物史料，可以帮助重建历史；唯有利用建筑物、古庙、坟地的匾额、碑文、墓誌铭的文字记载，作为辅助。咖啡山现存的古墓 最早为1833年 (道光十三年) ，新加坡许多家族的历史，都可溯源于此。这也就是为什么此次迁坟事宜，会引起舆论界热烈讨论的原因。当局决定利用科技方法，将坟场资料记录存档，这是值得 嘉许的。 建国46年来，配合蓬勃的经济发展，我们培养了大批具有专业学识的科技人才，但疏于人文思维方面的培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人在 满足物质生活后，对精神文化有所索求，这是一个发达国家国民所应具有的素质。 因此，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是发展历史文化，充实国人精神粮食的时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负责主管文化事业的有关当局，今后可联合学术团 体、宗乡机构等民间组织，朝这方向努力，共襄盛举。 如果我们有一个特殊机构，记录国家的历史；一个特殊的日子，唤发全民的共同记忆，以凝聚国家意识与新加坡认同，此时正是成立“国史馆”及打造“新加坡 历史节”的最佳时刻，所谓盛世修典是也。 “国史馆”可作为大专学府的附属机构，成员包括教授专家，独立学者及相关研究人员，利用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及口述历史资料，编篡一部 图文并茂的《新加坡通史》，传诸后世，并作为建国50周年的献礼。 成立“国史馆”及打造“新加坡历史节”系一体两面。作为展现新加坡已开创精神文化索求的新纪元，引导国人认识新加坡历史，“新加坡历史节”是一个开 端。此举亦弥补多年来课堂上没有历史课的缺憾，迎头赶上。 至于“新加坡历史节”应该订在哪个月份哪一天，我们不妨从过去192年的历史中，选择一个有意义的日子，甚至可以征求专家学者或全民意见，藉此唤醒国 人的历史意识。“新加坡历史节”日期确定后，方便开展一系列活动，启发新一代国人对本国历史的认知。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吴文化 - 柯木林：盛世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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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复兴论坛 - 柯木林：盛世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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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木林 最近新加坡社會有兩件大事，引起人們的熱烈討論。一是晚晴園的重新開館；一是咖啡山（Bukit Brown Cemetary）的遷墳事宜。 輿論界對晚晴園的重新開館是肯定的，但有論者認為其展出內容應該加強本地歷史元素。至於咖啡山遷墳事宜，引發的議論更加熱烈。《聯合早報》與《海峽時 報》都有大量的報道。議論重點主要觸及如何在發展與保留之間取得平衡。10月26日《聯合早報》社論“咖啡山遷墳的人文思考”綜合闡述了這論點。 新加坡歷史淺短，沒有多少出土實物史料，可以幫助重建歷史；唯有利用建築物、古廟、墳地的匾額、碑文、墓誌銘的文字記載，作為輔助。咖啡山現存的古墓 最早為1833年 (道光十三年) ，新加坡許多家族的歷史，都可溯源於此。這也就是為什麼此次遷墳事宜，會引起輿論界熱烈討論的原因。當局決定利用科技方法，將墳場資料記錄存檔，這是值得 嘉許的。 建國46年來，配合蓬勃的經濟發展，我們培養了大批具有專業學識的科技人才，但疏於人文思維方面的培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國人在 滿足物質生活後，對精神文化有所索求，這是一個發達國家國民所應具有的素質。 因此，當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也是發展歷史文化，充實國人精神糧食的時候。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負責主管文化事業的有關當局，今後可聯合學術團 體、宗鄉機構等民間組織，朝這方向努力，共襄盛舉。 如果我們有一個特殊機構，記錄國家的歷史；一個特殊的日子，喚發全民的共同記憶，以凝聚國家意識與新加坡認同，此時正是成立“國史館”及打造“新加坡 歷史節”的最佳時刻，所謂盛世修典是也。 “國史館”可作為大專學府的附屬機構，成員包括教授專家，獨立學者及相關研究人員，利用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館、國家博物館及口述歷史資料，編篡一部 圖文並茂的《新加坡通史》，傳諸後世，並作為建國50週年的獻禮。 成立“國史館”及打造“新加坡歷史節”係一體兩面。作為展現新加坡已開創精神文化索求的新紀元，引導國人認識新加坡歷史，“新加坡歷史節”是一個開 端。此舉亦彌補多年來課堂上沒有歷史課的缺憾，迎頭趕上。 至於“新加坡歷史節”應該訂在哪個月份哪一天，我們不妨從過去192年的歷史中，選擇一個有意義的日子，甚至可以徵求專家學者或全民意見，藉此喚醒國 人的歷史意識。“新加坡歷史節”日期確定後，方便開展一系列活動，啟發新一代國人對本國歷史的認知。作者是本地歷史學者
《联合早报》 - 韩山元 - 历史教育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2011-11-08
早报网 - 韩山元 - 历史教育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201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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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山元
最近在《联合早报》言论版读了好几篇涉及历史学习与研究，以及人文教育的文章，其中有李叶明先生的《从辛亥革命看新加坡》（刊于11月2日）与柯木林先生的《盛世修典》（刊于11月3日）。对于柯先生的两个建议（设“国史馆”与定“新加坡历史节”），我谨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
这两个建议的用意至善，原则上应予支持，只是设立“国史馆”与定“新加坡历史节”须先解决两个问题：我们已经有国家档案馆与口述历史馆，如果我的认知 没有错的话，它的实际功能与“国史馆”的差别不大，如果没有做好具体分工，几个政府机构就会功能与任务重复，出现架床叠屋之弊。“新加坡历史节”的问题也 一样，我们已经有每年举办一次的“传统文化周”，其宗旨就是要激发人们对国家历史的兴趣，增进历史知识，如果另外定一天为“新加坡历史节”，会不会跟“文 化周”主题重复呢？
我倒建议，不如将国家档案馆与口述历史馆扩大与提升，并改名为“国史馆”，将“文化周”扩展与提升为“新加坡历史节”或“历史周”，这样至少可以让我 们有限的史料积累与文物资源充分利用，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否则，总会有人感到奇怪：不是说新加坡的历史很短浅吗？怎么与历史相关的机构又那么多呢？
从长远与根本上来说，设“国史馆”和“新加坡历史节”固然意义重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历史教育有没有足够的重视？如何在全民当中普及历史知识？如 何扫除“历史盲”？在中小学校与初级学院，我们长期将历史科目冷落，结果造就了一大群“史盲”，“史盲”太多，历史研究与学习的园地就必然荒凉。
一直听人家说新加坡的年轻人对历史不感兴趣，我要问：他们一生下来就对历史不感兴趣吗？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家庭的小环境、学校与社会的大环境有重视历 史的气氛吗？难道年轻人一生下来就对港台流行歌曲感兴趣吗？这还不是不断熏陶的结果？孺子可教也，小孩子的兴趣爱好是可以引导的，是应该引导的。不善加引 导是家长、学校的失职，是教育部门的失职。请不要跟我说因为学生对历史不感兴趣，所以学校教育不重视历史，这种说法分明是本末倒置。
要重视我们文化的根，不能让新一代新加坡人变成无根的浮萍，这话我们听得还少吗？可是大家有没有想一想，“根”是什么？“根”就是历史，不学历史，何 以寻根？要避免“寻根”成为一句空话，就必须从学校做起，狠抓历史教育，历史应成为必修科，历史教科书要重新认真编写，历史教学要改进。
人才是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当代社会需要综合素质高的人才，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就要具备各种基础知识，其中历史知识是不可或缺的一项。英国哲学家休谟有 段名言：“历史不仅是知识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打开了通向其他许多部分的门径，并为许多科学领域提供了材料。”相信新加坡人都读得懂这番至理名言。
作者是退休新闻工作者，现从事文史研究
《联合早报》 - 张森林 - 编修国史以深化国家意识 - 2011-11-09
早报网 - 张森林 - 编修国史以深化国家意识 - 2011-11-09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1109_001.shtml
三年前，我在出席了由傅海燕高级政务部长主持的第三阶段“文艺复兴城市”计划简介会之后，曾经提出“正当官方雄心勃勃地朝向文艺复兴城市的伟大理想大 步迈进之际，国家是否能编纂一部属于新加坡人、能够展现新加坡软实力的《新加坡文化史》”的问题（见“国家应撰写一本‘新加坡文化史’”《联合早报·言 论》2008年7月10日）。事隔几年，笔者并没有听到来自当局对编纂《新加坡文化史》刍议的任何回应，反倒是读到柯木林站在历史学者的角度，提出由主管文化事业的有关当局成立“国史馆”，并发起编纂一部《新加坡通史》的建议（见“盛世修典”《联合早报·言论》2011年11月3日）。
笔者认为，尽管《新加坡文化史》和《新加坡通史》在本质上不尽相同，但它们却至少有三个地方是一样的：第一、它们都是属于新加坡和新加 坡人的国史；第二、它们都是滔滔历史洪流中值得梳理、归纳和陈述的史书；第三、无论是《新加坡文化史》或《新加坡通史》，它们都能在灌输、培养、凝聚甚至 深化国人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方面，发挥积极且不可忽视的作用。拙文和柯文前后呼应，浅显用意不言而喻。
柯文中“主管文化事业的有关当局”，显而易见是指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和其辖下的法定机构国家艺术理事会。笔者不揣浅陋，想在这里向主事当局进言编撰《新加坡通史》和《新加坡文化史》对新加坡的正面意义。
历史书写是国族建构的基石
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所在，这点笔者在撰写毕业论文《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时深有体会。由于新加坡建 国历史短浅，再加上国人还未沉淀深厚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开国元勋李光耀就忧心忡忡地坦承，新加坡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然而，在大灾难前 始终恪守民族史学传统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这句话除了凸显陈寅恪身为一代史学宗师的文化脊梁和铮铮铁骨之外，更昭示了历史书写 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族建构和民族尊严的基石作用。
诚然，一个民族只要有独立的学术文化，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绵延不绝；一个国家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国家就可以不亡。我们在羡慕中国或日本拥 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之余，我们在羡慕这些国家的国民有着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爱国精神之余，是不是也应该放眼本土，担负起具有国族建构意义的修 史工程？
只有溯源而上，回顾国家在本区域甚至全球变革中一路走来的成长脉络，新加坡人才能够找到国家和民族的根，才能够更清楚国家未来的发展前路。在这个基础 上，不管是《新加坡通史》或《新加坡文化史》的编著，肯定可以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如果有关当局能够振臂一呼并进行实质性的统筹工作，如果新加坡能够成功 编撰出具有全球史观、不带政治色彩、能让全体新加坡人引以为傲，并且协助弥补因政治意识形态分歧而逐渐出现（或即将出现）的社会裂痕的史书，那不仅可以大 大地丰润新加坡的文化色泽，更将是新加坡举国上下的一大幸事。
结合官方与民间资源修史
稍涉中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所修的综合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清朝乾隆皇帝在位时所修的文学百科全书《四库全书》，都是柯文题目“盛世修典”所涵盖的著名经典。柯木林认为：“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是发 展历史文化，充实国人精神粮食的时候”，在这个属于新加坡的太平盛世，书写一部能够传诸后世的《新加坡通史》恰是其时。柯木林理想中的《新加坡通史》，是 以新加坡国家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主轴，由教授专家、独立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利用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和口述历史资料携手完成，能够唤起全 民记忆的历史梳理。
至于拙文刍议中的《新加坡文化史》，则侧重于“家庭、语言、习俗、宗教、艺术和科学”等领域的整理。它的编纂者可以来自资源丰富的行政 部门（例如国家艺术理事会、人民协会）、精英荟萃的学术机构（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胸怀抱负的艺术团体（例如创办 “新华文学馆”的新加坡文艺协会、刚成立并着手编纂《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与创作学会）；当然，宗乡会馆（例如新加坡福建会馆、新 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新加坡海南会馆、新加坡客属总会）甚至是民办的石叻坡民俗文化馆等，也都可以是支援史书编修工作的中坚力量。
总而言之，结合官方、文教界和民间资源，应该是编修《新加坡通史》和《新加坡文化史》的整体策略考量。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曾经梦想过新加坡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足球赛的正赛，但照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距离这个宏愿的实现似乎 还比较遥远。对比构建一个庞大而密集的地铁网络系统或踢进世界杯足球赛正赛，编修《新加坡通史》和《新加坡文化史》也许是一个难度没有那么高、而且更可能 实现的目标。拙文曾提及以《新加坡文化史》作为新加坡建国半个世纪的国庆献礼，而柯文也提及以《新加坡通史》作为2015年新加坡的国庆礼物。
考虑到四种官方语文（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的国史编修工程所需动员的人力、所需耗费的物力和时间肯定不少，笔者建议当局或可分成两个阶段完成这两部史书的修撰工作，即先在2015年出版《新加坡通史》，接着才在2020年出版《新加坡文化史》。
无论是经济生产表现、地铁网络成熟度、体育竞技水平或国史编修工程，都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展现。笔者相信，如果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和国家艺术理事会愿意登高一呼，不少有识之士应该会挺身而出，为这个盛世所赋予的使命一起打造属于新加坡的文化品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