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古庙申祈祷
(访名人故居与古庙有感)
* 柯木林
*
前几天，驱车经过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oad）陈金声故宅，看到故宅原址上已耸立起新式高楼，不禁感从中来！
1973年初，我曾到访这座故宅，当时是希望从访古中得到口述历史的资料，可惜却不得其门而入。1982年3月，中西各大报章都以显著版位，报导陈金声故宅被拆除的消息。见报后旧地重游，大有沈园再到之感，故宅已被拆除一大半，满目疮痍。庭前杂物废纸狼藉，令人不期然想起了民国初年“大内档案”的命运，所幸陈金声文物，已交由博物馆保管。
陈金声是十九世纪华族先贤，他曾拨巨资兴建自来水库，使我们有卫生的食水。今日的金声路、金声桥、金声选区，以及伊丽莎白女皇道（Queen Elizabeth
Walk，俗称五丛树脚）的喷水池，都是用来纪念他的。他对早期新加坡社会的贡献，功不可沫。
距离陈金声故宅不远，就是振裕园。这是李清渊的住宅。在加东，也有一座振裕园，那是清渊长子俊源的住所。加东的振裕园在1981年年底被拆除，遗址现为高楼大厦。清渊、俊源父子同是本世纪初期炙手可热的侨领。李清渊的振裕园，仍是清末醇亲王的行邸。醇亲王载沣是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十九世纪末当他抵达新加坡时，就住在这里，所以振裕园的正门，至今仍悬挂着“多罗贝勒行邸”的名匾。
回顾十三年前撰述的《石叻古迹》一书，发现清元真君古庙、广福古庙、绿野亭公所、曹家馆、豆腐街消失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踪；粤海清庙庭园变小，
气派大不如前，双林寺虽在，寺内古老的法堂已经被拆除重建，而粉刷一新的恒山亭、玉皇殿，早已失却当年古风，萃英书院面临被拆除的厄运。十三年的岁月，不
仅人事翻新，连古迹也历尽沧桑。清末左秉隆领事游廖内时曾到古庙虔祷，“唯愿铁钉嘉树荣”，他希望当地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今天，我们所要虔祷的是这
些与新加坡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文物，在各公私单位的庇护下，得以保存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历史的见证人，文化的根！
摘自《源》（创刊号）,（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86年1月），页39，署题“我来古庙申虔祷”
联合早报 -
重视我们的文化资粮
2011年7月30日·谢燕燕
联合早报 - 潮州建筑风格国家古迹“资政第”公开招标寻买主 2013-05-28
Straits Times - Courtyard house up for sale 2013-05-28
联合早报 - 广告 - 招标出售 - 陈旭年大厦 2013-6-12
Straits Times - Restored Teochew temple garners Unesco award 2014-09-03
《联合晚报》 - 道教协会接手180年老庙玉皇宫元旦举行开宫大典 2014-12-31
《联合早报》 - 每座古庙都是文化遗产 (2015-01-18)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50118-436451
新加坡最早的几座华人庙宇，不仅维系着各个华人籍贯的文化信仰与传统习俗，也汇集早期华人移民的族群历史、特有习俗和共同记忆。每一座历经岁月沧桑的百年古庙，都是无可替代的珍贵文化遗产。
有几座已晋升为国家古迹、由不同籍贯族群创立管理的古庙，近年来相继展开大规模落架大修，有些庙宇还获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存奖，为 古庙增添荣耀，当中夺下最高卓越奖的是南安人创立的凤山寺。本地最典型的潮州人庙宇粤海清庙去年也传出得奖喜讯，而福建帮创立的天福宫，是最早受表扬的庙 宇。
本地古建筑专家，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建筑与可持续设计助理教授杨茳善曾以修复顾问身份，参与当中好几项落架大修，包括凤山寺、粤海清庙和庆徳楼（目前的玉皇宫）。
他受访时说，天福宫和凤山寺属于闽南的泉州建筑，最大特点是屋脊呈现弧形，而屋檐下的斗拱，经常能看到飞天。
传统庙宇融入本地色彩
不仅传承原有闽南建筑风格，还融入了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本地色彩，最明显的例子是陈武烈1906年修复天福宫时，在地上和墙壁裙堵铺上西方的“红毛”花砖，以及在大门外安装苏格兰铸造的铁栏杆。
由本地土生土长华人所建造的庆徳楼，安装了一座通往二楼的铁制旋转梯。虽然旋转梯是在本地铸造，但却带有西方色彩。
潮州人兴建的庙宇最大特点是屋顶上精致的嵌瓷和主梁下的金漆木雕。杨茳善说，闽南庙宇受潮州影响也采用剪瓷，但通常只用于花鸟设计。潮州嵌瓷除了花鸟，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粤海清庙最独特之处，是嵌瓷装饰不仅出现在弧形屋脊和垂脊上，还布满屋面，华丽之至。
杨茳善认为客家人的望海大伯公庙属于漳潮建筑，虽较接近潮式建筑，但潮式庙宇采用开窗，望海大伯公庙则有两个小圆窗。该庙在屋顶卷草处有剪碗雕饰，但最独特的是部分雕饰是用蚶壳制成。蚶壳在古代是流通货币。
相较于闽南潮州建筑，本地粤式庙宇显得朴素简单，最大特点是屋脊没有弧度而呈直线，屋顶装饰采用石湾陶和琉璃瓦。建筑的木结构不上漆，最多涂油，展现自然木纹。典型的粤式古建筑例如旧同济医院还有另一个特点，那便是高大突出的山墙，而且沿用锅耳墙或马头墙。
杨茳善说，从建筑学看，海南人没有自己的一套建筑风格，新马一带的海南人建庙时一般沿用粤式庙宇特色，例如高大的山墙。
他说，本地最古老庙宇不仅反映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不同籍贯族群的深厚历史，也能看到这些族群南来后的相互影响，在保存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吸收其他籍贯，甚至其他种族的建筑特色。
这些庙宇在最初建庙时不是面海就是近河，例如天福宫、庆徳楼、望海大伯公庙和琼州天后宫都是坐落在海边，而凤山寺、粤海清庙则靠近新加坡河，万山福德祠则靠近加冷河。
各籍贯族群最古老庙宇巡礼：
●天福宫——福建帮最具代表性庙宇
本地福建帮于1840年创建的天福宫，是典型泉州式建筑，由开埠时期福建帮领导人陈笃生和陈金钟父子创建。庙宇崇祀守护航程安全的“天后圣母”（即妈祖），两侧则供奉保生大帝和关圣帝君（关羽）。
天福宫在1998年至2000年耗资400多万元进行落架大翻修时，首次卸下高悬在大殿的“波靖南溟”御匾，结果在锡筒内发现清朝光绪皇帝的御书原件。这座古庙在2011年再耗资200多万元展开修复工程。
●凤山寺——南安族群最引以为傲庙宇
本地南安族群最引以为傲的国家古迹，最初由祖籍诗山凤坡的梁壬癸于1836年创建。该古庙在2006年耗资255万元展开落架大修，于2010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区文化遗产保存卓越奖，是本地古庙至今获得的最高荣誉。
目前位于莫罕默苏丹路的凤山寺，是林谋盛之父林路带领邑人于1908年重建，是典型的泉州庙宇。
●粤海清庙——潮州帮最具代表性庙宇
从2010年起耗资750万元进行落架大修的粤海清庙，是潮州社群最早的一座庙宇，去年赢得联合国亚太文化遗产保存优异奖。
粤海清庙是由两个左右相连的祠庙组成，左边是天后宫，供奉着天后妈祖，右边为上帝宫，崇祀着玄天上帝，即北帝。
这座位于菲立街的精致庙宇，具体的创建年代有待考证，但一般认为是在1820年之后。目前，该庙宇仍延续着1896年扩建时的规模与样貌。
●万山福德祠——广府社群最具代表性庙宇
本地广府人创立的庙宇犹如凤毛麟角，目前位于沈氏通道的万山福德祠，与加冷河早期的砖窑史息息相关，也是本地最具代表性的粤人庙宇。
万山福德祠的创立年代有待考察，但庙宇负责人认为可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现有庙宇兴建于1900年，庙内供奉着福德正神（大伯公）、金花夫人、华佗先 师、保生大帝、花公花婆和十二奶娘等。庙宇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后，曾向建屋局租地30年，契约已在2009年中到期，目前命运未卜，前景不明朗。
●望海大伯公庙——客家社群最具代表性庙宇
从前坐在“海唇”上“望海”的新加坡客属八邑福德祠，是本地目前唯一由客家人创立和管理的庙宇。据说大伯公庙创立于莱佛士开埠时期，但现有庙宇建于1844年，它汇集本地客家族群的历史、文化和共同记忆。
位于珊顿道附近珀玛路的福德祠，自33年前被政府征用之后，便一直处在前景不明朗的胶着状态。
●天后宫——海南社群最具代表性庙宇
1962年落成的琼州大厦坐落在琼州天后宫原址，海南人最古老的庙宇，目前虽被“包”在大厦内，仍能从后巷看到原庙的粤式“锅耳墙”。
海南天后宫的历史可追溯到1854年，海南乡贤韩亚二和王志德等人在马拉峇街买下三间店屋来设庙建会馆。后来，在1880年再通过集资购买现有地段，于1887年建好这座传统古庙。
海南人也崇祀天后圣母，另外供奉水尾圣娘和昭烈一百零八兄弟。
●庆徳楼——早期土生华人最古老私庙
目前已变身为玉皇宫的国家古迹庆徳楼，可说是本地土生土长华人所建造的最早的庙宇。作为天福宫“东塔”的庆徳楼，原本是庆德会成员的私人祠堂和家庙。
庆德会由36个家庭于1831年创立，但庆德楼兴建的年代待考，学者估计它建于1847年至1856年之间。新加坡道教协会于2010年顶下庆徳楼后，便耗资380万元修复占地200多平方米的庆德楼。
《联合早报》 - 文史爱好者寻获130年划地界石 章芳林巴西班让拥地多少添新线索 (2015-09-28)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50928-531344
本地华社先贤章芳林及其家族当年拥有的房地产范围多大，如今或许难以确定，但一群文史爱好者前年在南波那维斯达路寻获一对曾用来标志章芳林父子产业分界的界石，为章芳林及他的家族史相关的研究，增添新线索。
出生于新加坡的章芳林（1825年－1893年），继承父亲章三潮的烟酒生意及大笔财富。他生前乐善好施，曾独资组织消防队，拨款兴建孤儿院，出资支持及兴建庙宇、学堂等。
由于章芳林对社会做出许多贡献，获海峡殖民政府封为太平局绅。他出钱在市中心建立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芳林公园。
刻有章芳林商号“苑生”
其中一块历尽岁月沧桑的石碑，刻上“苑生界止”四个字。“苑生”是章芳林的商号，这块界石，约一米高，估计有近130年历史，近300公斤重，相信曾用来标明章芳林产业的界线。今年5月起，“苑生界止”石碑在土生文化馆展示，放置在“高山仰止－50位土生社群先驱的非凡人生”展览中介绍章芳林的展区内。该展览将举办至明年4月。
另一块已断了一大截的石碑则刻有“苑生（全记）界止”，约50公斤重，相信是标明章芳林的儿子章壬全产业范围的界石，目前储存于裕廊西的文物保管中心。章壬全于1940年逝世。
两块界石从近乎被遗忘到受保护，过程曲折，充满机缘巧合，也反映本地文史爱好者对抢救文物的热心与坚持。
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导览员的李国樑（53岁，特许工程师）、刘家明（60岁，电子工程师）和目前已退休黎上增（65岁），以及文史研究员吴庆辉（55岁），在寻获两块界石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寻碑过程曲折离奇
曾住在南波那维斯达路附近的黎上增，早在12年前就无意间发现“苑生界止”石碑的位置。黎上增说：“界石处在一所幼儿园篱笆外和马路之间的地方。当年它布满青苔，看不出字样。直到2003年某天，界石上的青苔消失了，上面浮现‘苑生界止’四个字。”
他拍下石碑的照片，询问当时在国家博物馆任职的吴庆辉。吴庆辉请教时任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副馆长的林源福，确认界石与章芳林的关联。由于不确定界石所处位置是由哪个政府部门负责，黎上增与吴庆辉决定让界石留在原地，日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搬运。
黎上增后来搬了家。“我是提心吊胆的，毕竟那一带要兴建新住宅，我担心界石会被移动或破坏。”
2013年，李国樑从黎上增那里获知界石的存在，决定亲自去探看。李国樑说：“那天是清明节，我根据黎上增描述的位置去找，却看不到界石，一度以为找不到了。可是，我仿佛‘鬼使神差’地走向马路斜对面，突然在一道小山坡上，发现了另一块断碑。它仿佛是被遗弃在那里，上面似乎刻有字，但当时看不出端倪。”
章氏家族经营鸦片生意
一周后，李国樑同刘家明一起重返山坡，在断碑上撒爽身粉，“苑生（全记）界止”字样才浮现。两人也在一堆树丛下找到“苑生界止”石碑。两块石碑被寻获时，位置相隔100米。
李国樑说：“冥冥中似乎注定，我们必须先找到（章芳林）儿子的界石，才找到父亲的界石。”
由于那一带的发展项目越来越多，这群文史爱好者担心两块石碑会被丢弃或遭破坏。李国樑、刘家明、吴庆辉及另三名义务导览员前年7月13日，决定将石碑搬运到国家博物馆储存。
由花岗岩制成的“苑生界止”石碑不易搬动，幸好当天有数名热心客工的帮忙，任务才顺利完成。
史料记载，章芳林在振瑞路（Chin Swee Road）和合乐路有许多房地产。
刘家明说，南波那维斯达路就在巴西班让，属于富人住宅区，章芳林家族在那里有房地产也不稀奇。何况，章氏家族经营鸦片烟生意，两块界石被寻获的地点不远处就是“鸦片山”（Bukit Chandu），即当年属于殖民地政府的全东南亚最大的鸦片提炼工厂所在地，而章氏也可能为经营鸦片业务而在该处置产。
《联合早报》- 珍稀文化资产：先贤名人街道双语并列 (2015-10-11)
http://www.zaobao.com.sg/forum/opinion/story20151011-536218
马国土地比我们广袤得多，集合其14城镇以华人命名的街道也不到80条，而新加坡一弹丸小岛，以华人先贤、种植者、富贾来命名的街道就多达200条，个人或家族成员齐上，一人一条街，区内全是“咱们家爷爷的路”，比现今富商的一二栋楼，威水多了。
城市街道以伟人、先贤、名人命名，新加坡不算独有，但若以城邦的土地面积、人口与街巷密度、命名族群与样式之丰富多样来衡量，我国弹丸之地表现出优异成 绩，如果街名双语并列，更能显示新加坡的国际水平与人文内涵，看似无甚稀奇的街道名称，实含深层的社会、生态与文化意涵，尤其对一个新兴城邦而言。
早年旅游，在中国多个省市都看到建国路、建军路、解放路、胜利路、团结路，到台湾各地也遇见多条中山路、复兴路、重庆路、南京路，初次到访的旅客经常邂 逅相同街名。大凡街道名字突出革命、建军、胜利等名号，自然多为社会主义国度，或折射一种筹谋反攻复国大计的毕生宏愿，苦心都可以理解，但其国内省市皆效 仿首都首府做法，就显乏味。旅客同个时期密集到访同一国家不同城市，扑面而来一般同仇敌忾的革命忠烈街名，入夜寻觅夜宵美食，朦胧灯影下漫步，经常时空错 乱，不知身在何处，这里描述的，是许多年前没有谷歌、没有手机、没有GPS的年代。
小都会如港、新、马国某些城镇，街名地方色彩富足，尤其是港、新二地，除了一般以名人、机构、历史文化命名之外，还有中外城市地方、殖民者与皇室成员、建筑、天文、行业，以至节庆、食品、动植物的称谓，通通有资格留名。这是对人民生活的尊重。
新加坡没有大江大河、森林湖泊，但高低有致、曲折蜿蜒的路段，从殖民时代沿用至今的形制分类，一贯英国人的科学思维、一板一眼，街道名称充满地理趣味和 乡土气息，非大路、大道、大街般的工整铁板，该弯时弯，是径就径、遇岭造岭，既精确反映地形，也刻意细分地段以资识别，不让条条大街专横十数里。
城市规划与路段厘清，秉承不含糊的科学头脑，延续在地的地形独特性，让蕞尔小岛拥有如斯丰富的地理名词：滨海、港湾、码头、山、谷、岭、景、段、台、径、埔、坊、坪、坂、坡、域、园、林、弯、圈、巷、弄、道、通道、环道、连路。
更关键的，是星洲数百年来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菁英、劳工及探险家移民，铸造了极其独特的名人街道流芳史。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11-17）曾发文“海外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作者注：‘海外’指中国境外），言及“马来西亚14个城镇中，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起码有77条之多。”
马国土地比我们广袤得多，据上所述，集合其14城镇以华人命名的街道也不到80条，而新加坡一弹丸小岛，以华人先贤、种植者、富贾来命名的街道就多达200条，个人或家族成员齐上，一人一条街，区内全是“咱们家爷爷的路”，比现今富商的一二栋楼，威水多了。
再据官方街道指南初步统计，包括马来裔、华裔、印裔、欧亚裔、少数族裔名人而命名的街道，总数超过千条，其中以殖民统治阶层的英人与皇室成员命名，就有 约600条，马来裔和印裔也多达数百条，加上命名族裔的多元和包容、与人口密度的比例，这世上不知还有哪个国家地区的名人街道，会比小岛新加坡更出众。
除了名人，我们有很多植被的街道名称：杏仁道、白杨林、桦木林、秋海棠弯、仙人掌弯、杉木林、紫丁香道、含羞草弯、月桂木道、橡木林、独木山、棕谷路、松木林、红木道、花梨木道、玫瑰巷……
另外以赤道丰盛水果入街名也不少，榴梿、山竹、红毛丹、人心果、柠檬，黄梨，连荔枝也有，还有中文只音译英文植物街名的腰果弯、肉桂弯、木麻黄路、雪松道、樱桃道、雏菊道。
这还没完，我们有很诗意浪漫、田园风情的街道（原名为英文）：绿岸、夏坊、青谷坡、绿叶林、青木弯、春林台、泉滨景、斜阳道（不是“夕阳”）、海风林、 海鸥径，新加坡多有文化气质！在盛产松木、红木、花梨木、柏杨、桦木、樱桃、肉桂、杏仁的北方，想必都没有新加坡人对园林作物的这番深情。可惜上述高水平 的中文译名，只是刊印在中文版的街道指南，如果中译街名也能出现在街道指示牌上，肯定能为新加坡的市容增添缤纷多彩的人文风景。
已晋升世界发 达之列的我们，对于彰显华裔先贤（包括本身拥有中文姓名的土生华人）艰苦奋斗最终扬名本区的名人街道，至今为何不能自豪而崇敬地还原其名、自信感恩在大街 上宣示“黄浦、义顺、文庆、国专、佘街、延谦、金钟、金声、陆佑、运涛、陈笃生、余东璇、芳林公园”等近二百先贤的中文名字?
街牌语文可视先 贤族裔灵活处理，以英华、英巫、英印语文标志，这在外部而言明显能促进旅游业，也绝对有助内部族群的和谐团结，更是推进本地翻译水平的最佳示范，还给母语 滑坡的新一代上了珍贵而“无处不在”的历史课，更是政府念兹在兹的“双文化”的漂亮实践。另一同样重要的目的，则是对广义的“建国一代”，接续完整真实的 历史传承和记忆链接。
（作者从事媒体与翻译培训）
《联合早报》- 活着的国家古迹 (2016-01-10)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110-569195
上个月我国的国家古迹再添一员，前浮尔顿大厦（现富丽敦酒店）被列为第71个国家古迹。这是历史性建筑物的至高荣誉。本地有哪些国家古迹？这些古迹是如何鉴定及保留？保存古迹法令又如何运作？
国家古迹保存是按照法令执行，具有法律保障。政府在1970年制定保存古迹法令（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Act），第二年成立国家古迹保存局（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开启了鉴定国家古迹的工作，第一批国家古迹于1973年诞生。
谈到保留古迹，人们可能会联想到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故居最终是否会被留下，列为国家古迹仍是悬念。按照本地保存古迹法令，文物局会征询私人和公共领域专家的意见，同时争取业主的支持保留老建筑，法令能发挥多大影响力备受关注。
新加坡建国只有50年，在受保留的71个国家古迹中，“楼龄”最久的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其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初的1826年，而最“年轻”的裕廊镇大会堂建于1971年至74年间，反映了我国鉴定国家古迹着重的是建筑物在国民历史书写历程中的代表性和意义。》p11-16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助理经理张裕（25岁）受访时指出，我国国家古迹是“活着的古迹”。
她指出，许多古迹至今仍是原生社群的生活场所，这些社群透过建筑物的历史和外界互动，让本地人、外来居民和游客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知识。文物局也定期主办国家古迹导览活动，吸引公众参加，多年来深受欢迎。
古迹与遗址保存司的前身是1971年成立的国家古迹保存局（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2009年与国家文物局合并，2013年改为今天的名称。
古迹与遗址保存司重组易名是为了更加突出它保存古迹的职能。根据古迹保存法令，它肩负了鉴定古迹、保存和传播古迹资讯、推广古迹教育，以及提供古迹保留、修复的指导规则和支援。
鉴定标准不一
我国根据历史和社会价值、建筑特色等多个方面进行古迹的鉴定工作，因此国家古迹可以是宗教、民事、文化甚至商业建筑物。
张裕说：“国家古迹鉴定工作需要大量的资料收集，考证建筑物的建筑特点，社会历史意义和建筑美学。考证过程中，须确认它对国家建设有多重要，和哪些重要的人、事件有联系。”
她强调，每个经过审核的国家古迹都是独特的，鉴定工作很难用统一标准来进行。“国家古迹目前有71个，从国民意义的角度而言，它们是同等重要的。”
按照原来的用途分类，71个国家古迹中宗教场所、学校、政府办公楼、公用建筑物占多数，其余还有酒店、富商宅第等。修复工程十分讲究，特别是华社的许多老建筑很少留下绘测图和旧照片，有时候得漂洋过海到该族群的来源地考察。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110-569197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助理司长陈加定（47岁）向本报说明国家古迹审批的过程。
他说，在确认该建筑物为古迹后，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将为建筑物的持有者准备相关的保存条例资料，对于近年加建的项目会要求在修复工程施工时恢复原貌。
以坐落在莫罕默苏丹路（Mohamed Sultan Road）的凤山寺为例，这座建于1908年至1913年的宗教建筑物，是当年来自中国福建南安的南安人所兴建。1978年凤山寺被列为古迹，当时为了确认建筑物的建筑风格，新加坡南安会馆所聘用的古迹修复顾问曾赴南安诗山考察当地的庙宇特色。70年代添加的瓷砖装饰在修复寺庙时拆除，恢复原貌。
陈加定补充，作为公用建筑物，国家古迹需要遵守现行的建筑管理条例，确保公众安全。因此它们都得符合消防、逃生的现行安全规定。例如建于1937年至38年的前统帅府（位于武吉知马路一带）在修复时，外部添加逃生梯。
陈加定说：“新加坡迈入老龄化社会，确保长者的活动便利也是古迹修复时需要注意的细节。”
古迹保存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往后的维修工作，以及维持经营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国的国家古迹都作为公用或商业用途，确保它们有能力“自力更生”。
陈加定强调，活用国家古迹是新加坡独特之处。71个古迹，其中31个被非营利机构团体使用，其余多作为公共事业与商业用途。
他说，31个非营利机构所经营的古迹可向国家古迹基金（National Monuments Fund）申请津贴，至于其他出租作商业用途的古迹则由经营者负责维修保养的费用。其中，不少古迹是政府办公楼、学校，它们所属的政府部门也负责保养费用。
国家古迹基金于2008年设立，政府拨出500万元款项，分五年资助非牟利的国家古迹进行维修。去年，政府另添700万元投入基金。非商业和非牟利古迹可以共同负担的形式，向古迹与遗址保存司申请进行修复工作，及增设为照顾老龄化社会需求的设施项目。
古迹的生命力与使命——解读亚美尼亚教堂
亚美尼亚教堂（Armenian Church of 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信托人之一皮埃尔·亨尼斯（Pierre Hennes，43岁）常驻在教堂旁的原牧师宿舍。受访时，他笑称：“我居住在新加坡最棒的房子。巴士站就在大门前，地铁站也在附近……”
19世纪30年代建成的亚美尼亚教堂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基督教堂，它的建筑师是殖民地时代负责公共事业和城镇规划的第一任总监，爱尔兰建筑师科尔曼（George D. Coleman）。该教堂当年是居住在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的活动中心，现在仍是本地亚美尼亚人的精神故乡。
亚美尼亚（The Republic of Armenia）位于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地区，也是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众多共和国之一。
当年的亚美尼亚社区人才辈出，像培植国花万黛兰的爱尼丝·卓锦（Agnes Joaquim）、创办莱佛士酒店的萨尔基奇兄弟（Sarkies Brothers）、《海峡时报》创办人之一的摩西（Moses Catchik）。在新加坡建国进程中，这个当年最多只有80人的小社群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
现任教堂信托理事自2001年接棒以来采取了和以往团队不一样的运营作风，强调公开透明开放，并加强教堂的法律基础，确保教堂永续经营。
2003年以来，教堂每天定时敞开大门，迎接本地和外国游客。每天70至100名造访者当中，至少有1人来自亚美尼亚。教堂也积极参与国家文物局主办的教育活动，包括连续三年在夜游古迹活动期间点亮教堂园地，营造白天所看不到的游览经验。
亨尼斯说，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这座教堂象征了先辈们的生存斗志，他们在300年前从亚美尼亚到伊朗，再经过印度、孟加拉、缅甸、槟城，最后落户新加坡。这些地区都有亚美尼亚人在当地建设教堂的足迹。
他说：“当年在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只有三四十名，全盛时期只有80人，他们为后代子孙打下基础。我们希望透过积极地参与古迹与遗址保存司的活动，教育我们的年轻一代，也让本地人和游客知道亚美尼亚人对新加坡的影响。”
目前，居住在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约有100名。三分之一是当年旅居本地亚美尼亚人的后裔，另外三分之一在2003年开始前来定居，金融海啸后，另外三分之一移民到新加坡。这些在本世纪才移居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都能说亚美尼亚语言，仍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
今年是该教堂180周年，配合纪念活动，筹备了三四年的亚美尼亚博物馆将在年底启用。它将成为亚美尼亚人的教育中心，访客到教堂也可参观博物馆，进一步认识该社群的历史和文化。亚美尼亚博物馆由也是百年建筑的原牧师宿舍改建。
亨尼斯说，保存古迹除了制定条例，更重要的是日常有人负责管理照顾。
他指出，古迹建筑最花钱的是消除白蚁，更换屋檐这些大工程项目。五年下来，工程费用高达50万元。目前，教堂主建筑的维修工程基本上已完成，新装置的发电系统方便在此主办婚宴的客人，不需要自备发电机。不久教堂内会装置冷气，为参加活动的宾客提供更舒适的环境。
教堂平均每年主办35至40场婚宴，预计设施提升后接办活动的次数会增加。收入增加无形中奠定了教堂永续经营的条件。
论及新加坡古迹保存工作，亨尼斯观察到，新加坡独立后的前40年进行了大量的国家认同建设——为了创造现在不惜打破过去的历史和记忆。
他说：“现在公民社会日趋成熟，开始思考过去的价值，2000年以后，人们对保存过去更加重视，在文化保存工作方面，老建筑、文化传统被赋予角色，得到更多关注。”
国家古迹知多少？
现有的国家古迹，你知道多少个？
若按71个国家古迹原有用途分类，以宗教、文化和公益性质的建筑占多数，近五成，公共建筑占三成，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有关的则是第三大类，占一成，剩下的是商业建筑和私宅。
这样的组合和比重体现了在国家建设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所发生的事件和族群记忆将获得永久保存。在受保留的公共建筑古迹中，很多是英殖民地时代留下的产物，它们代表了岛国推崇法治、公共服务效能的历史渊源。
宗教建筑古迹占多数，和早期宗教活动与不同社群的社交生活密不可分。例如凤山寺是由100多年前从福建南安南下到狮城的福建移民兴建的。当年的凤山寺也是南安人在新加坡的社交中心，南来移民会到那里寻求支援，结交朋友。
这些宗教场所至今还非常活跃，贯彻我国活用国家古迹的精神。
古迹分布体现城市规划史
也有一些国家古迹因为位置较偏远，或用途与之前的相差十万八千里而让人忘记它们的历史地位。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助理经理张裕指出，一些古迹由于地点关系，知名度不及聚集在市中心的建筑，也有一些因为是政府办公楼，平时公众很少接触，因此可能也没有想到它们其实是国家古迹。
例如位于新加坡中央医院里的陈德源大楼，它和医学大厦一样在2002年被列为国家古迹，但由于位置比较不明显，不容易被看到。它建于1910至11年，是新加坡第一所医学院。这座国家古迹是陈笃生孙子陈齐贤出资兴建，以其父陈德源命名。
另一个公众较少机会接触到的国家古迹是前总检察署（现国会大厦C座）。这座20世纪初建成的大厦一直作为公共建筑用途，直到1991年进行修复工程，次年被列为国家古迹。我国兴建新国会大厦时把它纳入国会大厦建筑群一员，作为国会秘书处和议员图书馆等设施用途。
国家古迹的分布也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的历史。国家文物局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助理司长陈加定指出，东部目前只有中正中学总校一个国家古迹，北部则有前海军司令部官邸，东北部的后港斗母宫和圣母圣诞堂，西部前南大图书馆兼行政楼、建校纪念碑和牌坊、裕廊镇大会堂，大部分古迹都集中在南部和市中心。
不过，即使是位于市中心和南部的一些国家古迹，平日人来人往，大家习以为常，忘记它们大有来头。
位于乌节路一带的前陈旭年宅第、良木园酒店（主楼）、麦唐纳大厦等为例，它们分别在1974年、1989年和2003年被列为国家古迹。
前陈旭年宅第建于1882至85年间，是19世纪四大潮州头家豪宅硕果仅存的一栋。它见证了潮州富商在殖民地时代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陈家搬迁后由红十字会接管，二战时曾受战火摧毁沦为日军货仓。现由鹏瑞利房地产控股（Perennial Real Estate Holdings，简称PREH）所持有，此前曾被芝加哥大学租用为校舍。
良木园酒店（主楼）曾是德国俱乐部，独特的建筑设计是德国人遗留新加坡的足迹。这栋有115年历史的建筑物也是新加坡酒店业从殖民地时代直到今天繁荣发展的象征。
麦唐纳大厦当年的派头可不小。它建于1948年至49年，是东南亚第一栋有冷气设备的办公楼。它的设计和建造为我国全冷气设备办公楼开了先例。上世纪60年代马印对抗时期（Konfrontasi），印度尼西亚曾在此装置炸弹，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110-569199
古迹的存在，跟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但对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却往往因为近在眼前，反熟视而无睹。本期专题找齐71个国家古迹，希望大家可以逐个去重新发现它们的美，进而更爱惜自己生活的地方。
宗教∕文化∕公益场所
亚美尼亚教堂（建于1835-36年）
Armenian Church of 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60 Hill St S179366
天福宫（建于1839-42年）与崇文阁（建于1849-52年)
Thian Hock Keng and Chongwen Ge 158 Telok Ayer St S068613
圣安德烈座堂（建于1856-61年）
St. Andrew’s Cathedral 11 St Andrew's Rd S178959
善牧主教座堂（建于1843-47年）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4 Queen St S188533
圣乔治教堂（建于1910-13年）
St. George’s Church 44 Minden Rd S248816
卫理公会直落亚逸礼拜堂 （建于1924-25年）
Telok Ayer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235 Telok Ayer St S068656
布连拾街长老磐石堂 （建于1930-31年）
Prinsep St Presbyterian Church 77 Prinsep St S188649
圣伯多禄及保禄堂（建于1869-70年）
Church of St. Peter and St. Paul225A Queen St S188551
圣约瑟教堂（建于1906-12年）
St. Joseph’s
Church 143 Victoria St S188020
圣德肋撒天主教堂（建于1927-29年）
Church of St. Teresa 510 Kampong Bahru Rd S099446
Church of St. Teresa 510 Kampong Bahru Rd S099446
露德圣母堂（建于1886-88年）
Church of Our Lady of Lourdes50 Ophir Rd S188690
滑铁卢街犹太教堂（建于1873-78年）
Maghain Aboth Synagogue 24/26 Waterloo St S187968
圣母圣诞堂 （建于1898-1901年）
Church of the Nativity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1259 Upper Serangoon Rd S534795
圣诺犹太教堂（建于1905年）
Chesed-El Synagogue 2 Oxley Rise S238693
凤山寺（建于1908-13年）
Hong San See 29 Mohamed Sultan Rd S238973
莲山双林寺（建于1904-07年）
Former Siong Lim Temple (Lian Shan Shuang Lin Monastery) 184E Jalan Toa Payoh S319944
粤海清庙（建于1852-55年）
Yueh Hai Ching Temple 30B Phillip St S048696
后港斗母宫（建于1919-21年）
Tou Mu Kung 779A Upper Serangoon Rd S534648
陈氏宗祠（建于1876-78年）
Tan Si Chong Su 15 Magazine Rd S059568
应和会馆（建于1844年）
Ying Fo Fui Kun 98 Telok Ayer St S048474
前庆德会（新加坡玉皇宫，建于1856年之前）
Former Keng Teck Whay Building (Singapore Yu Huang Gong) 150 Telok Ayer St S068608
哈贾法蒂玛 回教堂 （建于1845-46年）
Hajjah Fatimah Mosque 4001 Beach Rd S199584
马里安曼印度庙（建于1843年）
Sri Mariamman Temple 244 South Bridge Rd S058793
斯里尼瓦沙柏鲁马印度庙（建于1961-66年）
Sri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 397 Serangoon Rd S218123
丹达乌他帕尼印度庙（建于1859年）
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15 Tank Rd S238065
詹美回教堂（建于1830-35年）
Church of Our Lady of Lourdes50 Ophir Rd S188690
滑铁卢街犹太教堂（建于1873-78年）
Maghain Aboth Synagogue 24/26 Waterloo St S187968
圣母圣诞堂 （建于1898-1901年）
Church of the Nativity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1259 Upper Serangoon Rd S534795
圣诺犹太教堂（建于1905年）
Chesed-El Synagogue 2 Oxley Rise S238693
凤山寺（建于1908-13年）
Hong San See 29 Mohamed Sultan Rd S238973
莲山双林寺（建于1904-07年）
Former Siong Lim Temple (Lian Shan Shuang Lin Monastery) 184E Jalan Toa Payoh S319944
粤海清庙（建于1852-55年）
Yueh Hai Ching Temple 30B Phillip St S048696
后港斗母宫（建于1919-21年）
Tou Mu Kung 779A Upper Serangoon Rd S534648
陈氏宗祠（建于1876-78年）
Tan Si Chong Su 15 Magazine Rd S059568
应和会馆（建于1844年）
Ying Fo Fui Kun 98 Telok Ayer St S048474
前庆德会（新加坡玉皇宫，建于1856年之前）
Former Keng Teck Whay Building (Singapore Yu Huang Gong) 150 Telok Ayer St S068608
哈贾法蒂玛 回教堂 （建于1845-46年）
Hajjah Fatimah Mosque 4001 Beach Rd S199584
马里安曼印度庙（建于1843年）
Sri Mariamman Temple 244 South Bridge Rd S058793
斯里尼瓦沙柏鲁马印度庙（建于1961-66年）
Sri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 397 Serangoon Rd S218123
丹达乌他帕尼印度庙（建于1859年）
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15 Tank Rd S238065
詹美回教堂（建于1830-35年）
Jamae Mosque 218
South Bridge Rd S058767
苏丹回教堂（建于1924-28年）
Sultan Mosque 3 Muscat St S198833
阿都卡夫回教堂（建于1907年）
Abdul Gafoor Mosque 41 Dunlop St S209369
阿卡夫回教堂（建于1931-32年）
Alkaff Upper Serangoon Mosque 66 Pheng Geck Ave S348261
纳歌达卡印度回教文化遗产中心（建于1828-30年）
Former Nagore Dargah (Nagore Dargah Indian Muslim Heritage Centre)
140 Telok Ayer St S068604
阿尔阿布拉回教堂（建于1850-55年）
Al-Abrar Mosque 192 Telok Ayer St S068635
商业建筑 前同济医院（建于1891-92年）
Former 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 50 Eu Tong Sen St S059803
莱佛士酒店（始建于1887年）
Raffles Hotel 1 Beach Rd S189673
良木园酒店（主楼） （建于1899-1900年）
Goodwood Park Hotel (Tower Block) 22 Scotts Rd S228221
前浮尔顿大厦（富丽敦酒店，建于1924-28年）
Former Fullerton Building (The Fullerton Hotel) 1 Fullerton Sq S049178
前国泰大厦（建于1937-41年）
Former Cathay Building (The Cathay) 2 Handy Rd S229233
麦唐纳大厦（建于1948-49年）
MacDonald House 40 Orchard Rd S238838
前福特汽车厂（建于1941年） Former Ford Factory (Memories at Old Ford Factory)
351 Upper Bukit Timah Rd S588192
学府 前圣婴女校礼拜堂与古德威尔屋 （赞美广场，始建于1840年）
Former Convent of Holy Infant Jesus Chapel and Caldwell House (CHIJMES)
30 Victoria St S187996
前圣约瑟书院（新加坡美术馆，始建于1855年）
Former St Joseph’s Institution (Singapore Art Museum) 71 Bras Basah Rd S189555
前南洋大学图书馆兼行政楼、建校纪念碑和牌坊 （建于1954-55年）
Former Nanyang University Library &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Memorial & Arch
Nanyang Drive & Jurong West St 93
前道南学校（土生文化馆，建于1910-12年）
Former Tao Nan School (The Peranakan Museum) 39 Armenian St S179941
华侨中学（钟楼）（建于1923-25年）
Chinese High School Clock Tower Building 673 Bukit Timah Rd S269735
前莱佛士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建于1926-28年）
Former Raffles College (NUS Campus at Bukit Timah) 469G Bukit Timah Rd S259776
中正中学（总校）行政楼和牌坊（建于1965-68年）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Ma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nd Entrance Arch
50 Goodman Rd S439012
苏丹回教堂（建于1924-28年）
Sultan Mosque 3 Muscat St S198833
阿都卡夫回教堂（建于1907年）
Abdul Gafoor Mosque 41 Dunlop St S209369
阿卡夫回教堂（建于1931-32年）
Alkaff Upper Serangoon Mosque 66 Pheng Geck Ave S348261
纳歌达卡印度回教文化遗产中心（建于1828-30年）
Former Nagore Dargah (Nagore Dargah Indian Muslim Heritage Centre)
140 Telok Ayer St S068604
阿尔阿布拉回教堂（建于1850-55年）
Al-Abrar Mosque 192 Telok Ayer St S068635
商业建筑 前同济医院（建于1891-92年）
Former 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 50 Eu Tong Sen St S059803
莱佛士酒店（始建于1887年）
Raffles Hotel 1 Beach Rd S189673
良木园酒店（主楼） （建于1899-1900年）
Goodwood Park Hotel (Tower Block) 22 Scotts Rd S228221
前浮尔顿大厦（富丽敦酒店，建于1924-28年）
Former Fullerton Building (The Fullerton Hotel) 1 Fullerton Sq S049178
前国泰大厦（建于1937-41年）
Former Cathay Building (The Cathay) 2 Handy Rd S229233
麦唐纳大厦（建于1948-49年）
MacDonald House 40 Orchard Rd S238838
前福特汽车厂（建于1941年） Former Ford Factory (Memories at Old Ford Factory)
351 Upper Bukit Timah Rd S588192
学府 前圣婴女校礼拜堂与古德威尔屋 （赞美广场，始建于1840年）
Former Convent of Holy Infant Jesus Chapel and Caldwell House (CHIJMES)
30 Victoria St S187996
前圣约瑟书院（新加坡美术馆，始建于1855年）
Former St Joseph’s Institution (Singapore Art Museum) 71 Bras Basah Rd S189555
前南洋大学图书馆兼行政楼、建校纪念碑和牌坊 （建于1954-55年）
Former Nanyang University Library &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Memorial & Arch
Nanyang Drive & Jurong West St 93
前道南学校（土生文化馆，建于1910-12年）
Former Tao Nan School (The Peranakan Museum) 39 Armenian St S179941
华侨中学（钟楼）（建于1923-25年）
Chinese High School Clock Tower Building 673 Bukit Timah Rd S269735
前莱佛士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建于1926-28年）
Former Raffles College (NUS Campus at Bukit Timah) 469G Bukit Timah Rd S259776
中正中学（总校）行政楼和牌坊（建于1965-68年）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Ma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nd Entrance Arch
50 Goodman Rd S439012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110-569201
公共建筑
海滨公园纪念碑群：林谋盛烈士纪念碑（建于1953-54年）∕陈金声喷泉（建于1882年）∕世界大战阵亡战士纪念碑（建于1920-22年）
Esplanade Park Memorials: Lim Bo Seng Memorial, Tan Kim Seng Fountain and Cenotaph
Esplanade Park, Connaught Dr
总统府与斯里淡马锡（建于1867-69年）
Istana and Sri Temasek Orchard Rd S238823
前政府大厦（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建于1926-29年）
Former City Hall (National Gallery) St Andrew’s Rd S178958
维多利亚剧院（建于1855-62年）及音乐厅（建于1903-05年）
Victoria Theatre and Concert Hall 9 Empress Place S179556
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建于1826-27年）
Former Parliament House and Annex Building (The Arts House) 1 High St S179429
前最高法院大厦（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建于1937-39年）
Former Supreme Court (National Gallery) 1 St Andrew's Rd S178957
前皇后坊大厦（亚洲文明博物馆，建于1864-67年）
Former Empress Place Building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1 Empress Place S179555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建于1884-87年）
National Museum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93 Stamford Rd S178897
前总检察署（国会大厦C座，建于1906年）
Former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Parliament House Block C) No.1 Parliament Place S178880
裕廊镇大会堂（建于1971-74年）
Jurong Town Hall 9 Jurong Town Hall Rd S609431
前直落亚逸巴刹（老巴刹，建于1890-94年）
Former Telok Ayer Market (Lau Pa Sat) 18 Raffles Quay S048582
前禧街警察局（建于1931-34年）
Former Hill Street Police Station 140 Hill St S179369
前丹戎巴葛火车总站（建于1929-31年）
Former Tanjong Pagar Railway Station 30 Keppel Rd S089059
医学院大厦（建于1926年）
College of Medicine Building 16 College Rd S169854
前圣占姆士发电厂（建于1924-27年）
Former St James Power Station 3 Sentosa Gateway S098544
前劳工部大厦（家事法庭，建于1928-30年）
Former Ministry of Labour Building (Family Justice Courts) 3 Havelock Square S059725
前陈旭年宅第 （建于1882-85年）
Former House of Tan Yeok Nee 101 Penang Rd S238466
鲍尔楼（建于约1926年）
Bowyer Block 11 Third Hospital Ave S168751
前统帅府（建于约1937-38年）
Former Command House 17 Kheam Hock Rd S298791
前海军司令官邸（建于1923-39年）
Former Admiralty House 345 Old Nelson Rd S758692
中央消防局（建于1908-09年）
Central Fire Station 62 Hill St S179367
陈德源大楼（建于约1910-11年）
Tan Teck Guan Building 16A College Rd S169855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建于1966-67年）
Civilian War Memorial Beach Rd
前新加坡大会堂与职工总会大厦（新加坡大会堂，建于1962-65年）
Former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and Trade Union House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7 Shenton Way S068810
其他 甘榜格南皇宫 （建于约1839-43年）
Istana Kampong Gelam 85 Sultan Gate S198501
晚晴园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建于约1880年）
Former Sun Yat Sen Villa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12 Tai Gin Rd S327874
Central Fire Station 62 Hill St S179367
陈德源大楼（建于约1910-11年）
Tan Teck Guan Building 16A College Rd S169855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建于1966-67年）
Civilian War Memorial Beach Rd
前新加坡大会堂与职工总会大厦（新加坡大会堂，建于1962-65年）
Former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and Trade Union House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7 Shenton Way S068810
其他 甘榜格南皇宫 （建于约1839-43年）
Istana Kampong Gelam 85 Sultan Gate S198501
晚晴园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建于约1880年）
Former Sun Yat Sen Villa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12 Tai Gin Rd S327874
《联合早报》- 暖带入春风 本地华人庙宇一瞥 (2016-01-31)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131-577126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本地首部以华文书写、专注于新加坡华人的通史，是一部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历史专著，由新、马、中、港、澳（洲）37位 学者共同编撰完成，涵盖自14世纪迄今新加坡近700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早报周刊《话史》版将分四期选登该书的部分章节片段，以飨读者。这 期的主题是本地华族庙宇。
在社会生活和娱乐方式尚不丰富的年代，庙宇成为华人节日庆典的主要场所，而农历新年对于华人来说，无疑集合了节日来 源的所有要素。新年期间，大部分新加坡华人都要扶老携幼去庙里拜拜，除了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和人旺，更要讨个红包求个开年好彩头，顺便找找自己的值年太 岁祷告一下，保佑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趋吉禳灾。
说到庙宇，新加坡星罗棋布的华人寺庙宫观，无论大小新旧，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传奇。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三间久负盛名且在华人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庙宇，让那一段段与庙宇有关的传奇佳话陪伴您度过佳节。
天福宫
功能多元的妈祖庙
位于市区繁华地带的天福宫，历史悠久、地位显赫，其优雅细腻的建筑风格亦受到游客的喜爱，如今已是狮城著名的旅游胜地。
天福宫于1840年由闽帮人士建立。1821年，泉州的乌槽帆船首次直航至新加坡，掀开了中国沿海移民乘帆船大批南下的序幕。
这艘帆船在直落亚逸靠岸时，海员们即在海滩上摆设香炉，设立神龛，安上天后妈祖的神位膜拜起来。随着漳泉人士的增多，闽帮人士决定建立正式的议事之所，便在妈祖神龛的基础上修建了后来的天福宫。
落成盛况
天福宫的落成是当时华社的重要事件。宋旺相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生动地记录道：“这一回的迎神行列，长达三分之一英里，可说锣鼓震天，彩旗蔽日。而 最精彩的还是那些彩女，都是五到八岁的小姑娘。一队队出现于行列中扎彩的花台上，穿的是满汉衣服。这些小孩双足踏在铁杆上。铁杆被掩藏在衣服下面。他们服 饰艳丽，又多笑脸迎人。有无数锦伞为她们遮掩炙热的太阳。”
作为主祀海神妈祖的庙宇，天福宫最主要的功能当然是宗教信仰的场所，尤其是满足海上从业者和旅客的信仰需求。
在殖民地时代，每三年天福宫举行一次迎神赛会，主事者事先在《叻报》上登载迎神路径，以昭告各商家善信做好迎神准备。迎神赛会之日，连《叻报》报社都要停工一天以示与众同欢。
进入20世纪，天福宫的宗教活动依然丰富多彩，除了打醮超度，圆瑛法师也曾在30年代来天福宫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大批听众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加坡终于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佛教徒祈祷庆和平的活动就在天福宫举行。
曾担任的角色
会馆：闽人建立天福宫的目的，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立）中清楚列明，其一是“食德思报”，为感恩而设；其二是“唐人会馆议事之所”，即充当会馆功能。1860年福建会馆成立，附设于天福宫内。
教育：1849年闽帮领导人陈金声在天福宫旁建了“崇文阁”书院，上层祭祀梓潼帝君，下层为学校，教授“四书五经”。1854年又创办了萃英书院，为华人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
福利：天福宫作为闽帮权益的代表，要处理社群公务，也要负责照顾属下闽籍人士的福利，为他们排忧解难。例如寻觅工作、联络家人、给予金钱接济，甚至举办婚礼仪式。
政治：在辛亥革命前，新加坡的大部分中国移民依旧认同并效忠于清政府；而清政府为了集资筹款、拉拢海外华侨以对抗海外革命党的壮大，则通过卖官鬻爵、赠送匾额等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新加坡建国后，国家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已然完备。天福宫完成各个时代赋予的政治社会功能，回归于宗教本体。
1973年，天福宫被列为国家古迹，是新加坡华人历史文化的典型象征之一，以其细腻建筑、高超雕刻、华丽色彩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而其承载的厚重历史则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华人社会的范本。
都城隍庙
一段僧俗唱和的佳话
都城隍庙原称“星洲城隍庙”，后改称“丹戎巴葛都城隍庙”，简称都城隍庙，1905年由瑞于法师修建。在高楼林立的市区中，这座古香古色的小小城隍庙，成为一道令人瞩目的人文风景。
都城隍庙所在的丹戎巴葛，原是一片面朝大海的渔村。
随着新加坡的开发，丹戎巴葛地区被辟为新的港口，逐步发展成为新加坡重要的商业区之一，也是华人聚集的主要区域。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华人劳工与苦力来到新加坡，他们大多数是年轻男子，或者单身，或者妻眷留在家乡。 他们工作十分辛苦，甚至充满危险性。为了减轻身心 的双重痛苦，他们往往沉溺于赌博、鸦片和嫖妓。据说都城隍庙的创立者瑞于法师，初到新加坡时就在丹戎巴葛、直落亚逸一带，替那些底层苦力占卜问事，以解他 们心灵之苦闷。
莫逆之交
瑞于（1867-1953）法师，俗名黄杏村，自号痴禅。祖籍福建省晋江县。曾是前清 秀才，诗文俱佳，精通易学。20岁时在漳州龙溪南山寺出家。1904年左右来到新加坡。初来时，因人地生疏，乃设摊路旁，为人卜卦。之后受邀在凤山寺担任 住持。1905年，得星洲名士、富商邱菽园资助，在柏城街筹建了都城隍庙。
传说邱菽园听闻瑞于卜卦颇灵，特意乘坐华丽马车前往问卜而与瑞于相识，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邱菽园（1874-1941），原名邱炜菱，字萱娱，号菽园。祖籍福建省海澄县，是新加坡著名的诗人和文化人，曾出版过多部诗文集，还成立过文社、办过报纸。他热心社会活动，曾与林文庆等人创办《天南新报》，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运动。
他也笃信佛教，参与过不少新加坡的佛教事务。而瑞于工于诗画、精于书文，佛学造诣深厚，精通易学。因为有着相同的知识背景和爱好，二人惺惺相惜，引为知 交。再加上都有颇高的诗词造诣，可以往来唱和，以诗文会友，因而相互赏识，建立了深厚友情。瑞于留下了《瑞于上人诗集》，邱菽园则有《菽园诗稿》等著作。
1905年，邱菽园慷慨解囊为瑞于捐资修建了都城隍庙，供他清修。这份情谊着实令人感动。都城隍庙建成之后，这里也成为当时文人雅士聚会场所。
都城隍庙大殿后有一片小院子，院子正中有一棵大榕树。瑞于和邱菽园等人常常在后院的大榕树下品茶、说古论今、诗词酬唱、谈玄论道，还吸引不少文化界名人 到庙里寻风雅。也有人不辞旅途遥远前来求笔墨之宝，使得这座庙宇当时颇有文化气息，远近驰名，也给都城隍庙留下了一段风雅往事。
20余年后，邱菽园因投资失败宣布破产，从此生活潦倒，恶疾缠身，唯靠友人接济度日。瑞于不忘旧日之恩与相知之情，每周必去邱菽园寓所探望，带去日用品和银元，10年如一日，直到1941年邱菽园逝世为止。
瑞于一直在都城隍庙里替人解签卜卦，他特意辟出一方静室，挂上“昭庆院”牌子（“昭庆院”之名的来历可惜已无人知晓），作为给信众卜卦问事、解决精神苦恼的地方。“昭庆院”静室至今保留在都城隍庙内。
诗词酬唱
都城隍庙里挂有一幅瑞于法师的炭笔肖像画，右上角有邱菽园的题字“痴禅开士造像偈赞”：“者箇阿师，自名曰痴；既痴于禅，亦痴于诗；非儒非墨，不惠不 夷；侠游詟服，风雅主持；敏捷华藻，昂藏威仪；铃语殿角，茶烟鬓丝；丈室寂照，四海名驰；有相皆妄，念佛是谁；诗禅痴禅，一以贯之。”这首“偈赞”充分体 现了邱菽园对瑞于的理解和赏识。
斯人已逝，而这段僧俗结交、诗词酬唱，以及报答知遇之恩的风雅历史仍在民间流传，被人称颂着。
双林寺
一代富商与一座禅寺
中峇鲁区有一条安静的金榜路，除了几位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怕是没有几个新加坡人懂得这条街道纪念的是百余年前的一代华商巨富——刘金榜（1838-1909）。不过若提起刘金榜与狮城第一禅寺双林寺的渊源，不少人倒是略知一二的。
刘金榜出生之时，鸦片战争即将爆发。1858年，中国局势动荡，百姓生活艰难，20岁的刘金榜跟随同乡人的脚步，离开老家福建漳州市南靖县船场乡，远涉重洋来到新加坡谋生。
创立商业王国
从打工仔到杂货店老板，再到富甲一方的巨商，40年间刘金榜通过自己的商业才干在新加坡创立了商业王国，成为当时的金融界巨头之一。只是这段奋斗期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他在历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迹几乎都集中在人生的最后十年。
而这十年是以一场奇梦来开场的。据《西禅小记》一书记载：“（贤慧禅师）次年戊戌（1898）至星洲，时刘公金榜父子俱梦金人西来，适禅师至，迎请留 住，敬之如佛，因虑师离星回闽，遂于小坡，募建双林禅寺，请师主持。”刘金榜因这场奇梦诚心挽留从印度朝圣而归、途经新加坡的贤慧禅师一家，并许诺仿照贤 慧禅师出家的福州怡山西禅寺的建制修建一座禅宗丛林。为实现承诺，刘金榜献出50英亩土地，50万家产，耗尽10年心血，一座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古香古 色的三进两庭四合院建筑“莲山双林寺”终于矗立于南洋一端。“莲山”是形容那片土地前低后高，环境清幽，如莲花之形；而“双林”则指佛陀在拘尼那城外的娑 罗树下涅槃时，四边的同根双树各一枯一荣的典故。双林寺因刘金榜与贤慧禅师的因缘而起，“双林”又似乎暗指二人共同的创举。
但是双林寺建设工程启动的第三年便遭遇贤慧、性慧两位法师相继圆寂的打击。所幸刘金榜不改初衷，在接下来的几年为建双林寺大力奔走，积极募款，终于在1909年完成全部工程。遗憾的是，这一年冬天刘金榜病逝，而双林寺尚未举行开幕大典。
尽管最终建成的双林寺总占地不到刘金榜所奉献地皮的十分之一，但相较于当时新马地区其他庙宇已然是恢宏壮阔、巍峨壮观的宏伟建筑了。而且双林寺完全遵照福州西禅寺的建筑模式修建，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观音堂、功德堂，排列有序；飞檐翘翅、雕梁画栋，美轮美奂。
时至今日，双林寺已经历14位住持。1980年，新加坡古迹保存局宣布双林寺为第19个国家古迹，是当时唯一被列为国家古迹的佛教寺院。如今的双林寺成为闹市中的一方净土，它既是佛教徒的精神家园，也吸引着慕名而来游客们。
信徒赶来插头香
双林寺也是每年春节信徒们赶来插头香的主要庙宇之一。每年农历新年除夕晚上，本地有插头香的习俗，各大庙宇宫观均在除夕晚上彻夜开放，迎接如潮水般的信 徒赶来插新年的第一炷香，以迎春纳福，祈求好运相随。此时的双林寺一改往日的清幽，张灯结彩，广迎信众，普施善缘。刘金榜如果看到今日大放异彩的双林寺， 定当是心有所慰吧。
新加坡的庙宇有讲不完的传奇故事，它们或者关乎信仰，或者关乎历史，或者关乎文艺。他们是岛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 承载华人集体记忆的方式之一。庙宇与节庆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只是春节，任何时令节庆，如果你不知道该去哪里，那就去逛逛庙宇，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和惊喜。
Straits Times - Building's rich history (2015-12-8)
Straits Times - Fullerton Building now a national monument (2015-12-8)
《联合早报》- 独一无二的云南园 (2016-03-09)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60309-590591
南洋理工大学招标重新发展云南园的消息传出后，备受各界关注。一座大学校园花园的动向，会如此受人重视，当然是因为这片园地和新加坡历史文化息息相关，是国家发展历程上一座重要的文化地标，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意涵，其价值与定位的重要性，早有公论。
虽然有关计划刚开始招标，所谓“重新发展”的具体规划尚未完全明朗，但由于可能会涉及这座园林的未来面貌，笔者认为有关单位除了必须重视云南园的历史文化意义，也应重视其独特的园林设计风格与内涵，才能更清楚认识到其珍贵价值，明白这是一座非常独特的文化园林，不仅在新加坡，甚至在亚洲也是独一无二。
这座建于1950年代的南洋名园，最特别之处是融合了东西方与南洋三种不同的园林设计风格，反映了新加坡建国先驱与文化前辈们对多元文化精神的肯定。
首先，云南园的基本设计结构，呈现的是西方园林风格。
整座云南园设计，并非东方传统花园强调曲径通幽的迂回结构，而是西方传统古典园林规则式的开放布局。
园里最明显的“西方式”特色，就是轴线对称、相对均衡的布局，以纵横交织的石板步道，把整座花园切割成许多规律性的块状，完全呈几何图案构图，形成强烈的韵律节奏感，使整个花园显得更开朗、对称，具有统一中又富有变化的景观效果。
这种平面的规律性几何构图风格，不但是欧洲古典主义造园的基本设计，经过17世纪英国自然主义园林的冲击，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设计师又提出建筑与自然之间最好有几何式过渡的园林景观，导致几何式与规则式园林的综合设计在这时期又纷纷出现，形成后来工艺美学的净化思潮。
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仍是英国殖民地，这股近现代的西方园林设计风潮，或许因此影响了当时正在兴建的云南园设计。
其次，云南园对草木的处理，呈现的是具有热带风情的南洋风格。
西方规则式园林设计，追求人工化的自然，讲究把植物都修剪成几何体，连树木也要排列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
云南园里的草木，不但都是热带树木，处理方式也采取相对的自然主义，并不刻意修剪，任其自然成长，形成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气息。花草树木则以群落配置的手法，利用树木疏密有序的配置，营造视线的转换与分隔，在园里各不同空间分别展现南洋热带园林粗犷自然的艺术风格。
整个云南园设计里最特别的组成部分，则是它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东方风格。
园里最明显的东方风格代表，当然就是被列为国家古迹的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及分布园区各处多座中国建筑风格的八角亭，还有近年新仿建的南大牌坊。
这些东方风格的建筑，都是属于的“显性”的具体造型，但在当年的布局设计上，整个园区还有三层属于“隐性”的文化结构。
一是园区内的步道，虽属于西方几何式结构，但其形式却是东方的“方胜纹”样。
所谓“方胜纹”，是以两个菱形压角相叠而构成的几何图形，为一种中国最古老的装饰纹样图案。历代因用途不同，原本的标准菱形结构又延伸出或扁或长的多种变体图案，但始终保持对称盘结的特点。
名称里的“方”并非纯指方形，而是指并排成双的意思。《说文解字》称：“方，并船也。”也就是说，“方”原为并行的两只船，所以并排行驶的两车称“方轨”，并排的窗户称为“方轩”。
方胜纹结构有两大特点，一是对称，二是连续，起源自古代的编织（如渔网和猎网），因编织具有连绵不断的工艺特性，故常被人们作为诸事顺利、好事连绵的象征。
从云南园的鸟瞰图，可以清楚看见园里左右两边对称的几何图形，仍保留传统方胜纹的形式结构，只是因为顺应地形而呈椭圆形，两边各为半椭圆状，合起来就呈“合璧”。玉璧为中国古代最尊贵的礼器，基本为圆形，两个半圆的半璧美玉成双合并，象征众美毕集，相得益彰，圆圆满满。在云南园正中央的“合璧”位置，又特别设置了一个四环结构，属于中国传统的同心圆纹饰。这种四环相交、如同四面围扰的形式，称为“四合”，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造物讲究四方四合、八方吉祥的吉祥理念。所以，整个云南园布局，就是以方胜纹结构组成的合璧，加上同心圆，表达了四方同心、一切通明的美好意愿。
二是园区内的建筑布局，构成特殊的“七星伴月”景观。
云南园区里的建筑，除近年新建的牌坊不计，全为50年代造园时原来的建筑，各位置布局都依然保留当年原貌，因此可以很清楚看见其建筑分布所形成的“七星伴月”格局。
园里有七座中国风格的八角凉亭，一座是中央亭，其余左右两边各有三座，总共七座，犹如七颗星。除了这些凉亭，整个云南园区里只有一座建校纪念碑，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碑有阴阳性质，犹如日月。七星伴月原意指中秋时节围绕在月亮周边闪闪发亮的北斗七星，象征相助辉映，益增光华。而整个云南园的园地形状，有方有长，就有北斗之状。
具有如此完整布局的园林，在亚洲各地著名的园林设计中，云南园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代表作。
三是整个园区的位置，体现了中国建筑方位设计中屋前应有大水池的观念。
云南园花园是华裔馆前一大片近椭圆形的下凹地段，状如大池，依中国传统建筑方位设计，此地势称堂前聚水，也就是明堂前有水，传统的说法叫“福泽”，意寓福泽万物、福泽深厚、福泽绵长。
“大池”里的七星伴月建筑群，意寓水上星月交辉，宛如天池，天地如一，是东方古代人文宇宙观罕见的园林艺术体现。
整个园区以方胜纹形式的步道，构成两个半园组成的合璧结构，结合以步道串连象征星月的凉亭与纪念碑，呈现的就是一大幅“珠联璧合”的动人景观，表达了最美好的颂愿。
云南园里的这些“显性”建筑和“隐性”的结构，交叠形成了一整套丰富的东方传统文化内涵，加上西方造园风格、南洋热带园林风格，三大文化交融形成的一座独特园林，不仅在新加坡是唯一的一座，在亚洲相信也无法再找出一座具备同样丰富内涵与风格的园林作品。
建国总理李光耀晚年曾说过“如果失去南大精神，新加坡就会有麻烦”。他所说的南大精神，就是砌在云南园山坡上的“自强不息，力争上游”八个大字。这些文字，自南大建校及云南园完成时就砌在这片草坡上，风雨如晦，岁月如歌，早已成为见证南大建校的历史古迹，也是云南园里唯一清楚写明南大精神的珍贵文化标志。
迄今已经超过半世纪的云南园，不仅代表了50年代新加坡最重要的一件造园作品，整个园林的布局景观，处处均蕴含丰富文化特点，是本地年轻一代研究传统多元文化如何融合的一个典型实例，对于新加坡的文化传承与信念，具有重要作用。
在云南园计划重新发展的关键时刻，希望有关负责人与规划者都能深入了解这座园林不平凡的特点，能尊重历史，认识与重视文化，慎重处理发展工作，不能轻率从事，让新加坡珍贵的文化资源蒙受无可弥补的损失。
《联合早报》- 借出收藏多年曾祖黄亚福油画 黄佩璧获颁赞助文化遗产“支持者”奖 (2016-04-20)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60420-607168
柔佛港主黄亚福的曾孙女黄佩璧，20多年来收藏着黄亚福的一幅肖像油画。当这幅画像能在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派上用场时，黄佩璧毅然借出画像，她因此获颁2015年“文化遗产赞助奖”中的“支持者”奖。
去年新加坡金禧年庆祝活动，激发更多人慷慨捐赠或借出文物，也使得今年共有104家机构或个人在2015年“文化遗产赞助奖”（Patron of Heritage Awards）中获得肯定，数目比2007年多了一倍，只比2013年略少。
黄佩璧（65岁）所收藏的黄亚福肖像，一度因画框破落，画面破损肮脏而被搁置在储藏室里。她后来找了专家细心修复，才发现这幅作于1924年的油画，出自英国著名肖像画家亚历山大·柯克（Alexander Kirk）之手。
为了不让这幅传承黄氏显赫家族史的油画，日后被不知情的后代子孙变卖或丢弃，黄佩璧决心为画作寻找理想的栖身之所。
国家博物馆去年9月重新开馆前，历史馆的策展员在讲述新加坡历史时，触及早期新加坡与柔佛和廖内的三角关系。黄亚福（1837－1918）刚好在那段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肖像画能让这段历史变得更为生动。
原籍广东台山，木匠出身的黄亚福1853年移居新加坡，后来从事种植及建筑业。他是港主，也是柔佛政府主要建筑承包商，和柔佛苏丹阿布峇卡关系很好。新 山许多开埠时期历史性建筑如大皇宫（Istana Besar）、己关闭的监狱都是他承建的。新山今天还有一条无人不晓的黄亚福街，就是以他命名的。
退休前是本地购物中心业界女强人，曾经担任新加坡购物中心协会会长的黄佩璧说，小时候，黄亚福的肖像一直挂在祖父黄兆源家的客厅里。黄兆源是黄亚福的最 小儿子。黄亚福虽在柔佛发迹致富，他的九个孩子（五男四女）却在新加坡受教育长大，最小的三个儿子在莱佛士书院毕业后还到英国深造。
黄兆源当年就读于英国康伯恩矿校，回来后曾在锡矿业工作，后来转行当建筑师，还设立自己的事务所。
黄佩璧从小听了许多“阿公的故事”，包括油画的由来。黄亚福去世后几年，亚历山大·柯克夫妇到新加坡旅行，黄兆源便拿了父亲的照片，委托他作肖像画。他是感念父亲的养育之恩请人作画，好天天看到父亲容貌。
黄佩璧从报章报道中得知亚历山大·柯克和妻子是在1923年12月抵达新加坡。柯克擅长人物肖像，妻子擅长水彩画，夫妇俩到过马来亚、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作画，最后以旅途中所做的60幅作品，在莱佛士酒店办了一次画展。
从那些报道中，黄佩璧发现柯克不仅画了她的曾祖父，还画了1921年至1925年任新加坡大法官的沃特·肖尔（Walter Shaw）。柯克和肖尔其实是连襟，两人的妻子是姐妹。
虽然有关亚历山大·柯克的史料不多，但黄佩璧知道他的一幅人物肖像作品被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所收藏，可见他并非泛泛之辈。
捐汉代墓砖给华裔馆
另一位获颁“支持者”奖的是喜欢在大型国际拍卖会上竞标古文物的特许会计师陆来聪（45岁）。他把三年前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标到的一对中国汉代长方形陶墓砖捐给华裔馆。
陆来聪受访时说，他花两万新元（包括标价、保险和运输费）把古汉墓墙砖从纽约运到新加坡后，却因为陶砖太大太重，无法在家中摆设。每块陶砖将近一米长， 因此需要较大的空间展示。他觉得与其把陶砖长期收在货仓里，不如捐出来供人观赏，于是开始为陶砖寻找新家，最后找上了华裔馆。
对国际文物拍卖并不陌生的陆来聪说，他特别喜欢夏商周、春秋战国和汉代文物，特别是那个时期的青铜器和陶瓷器。
《联合早报》-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百年大厝再探 (2017-06-18)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story20170618-772101
今年年初，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推出了《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电子版，其内容也经由图书馆委托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进行校注。宋旺相在书中曾提及本地19世纪末五栋传统华族宅邸建筑，即宋长溪宅邸及“四大厝”。作者撰文尝试以更全面的方式与角度重新认识五栋传统宅邸中的三栋，以期使之“重现”于新加坡的建筑史之中。
《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新加坡著名律师宋旺相以英文撰写，并于1923年出版的著作。此书记录了新加坡19世纪至20世纪初许多有关华人社群的发展与活动，是研究新加坡早期华人史的重要书籍。 今年年初，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推出了此书的电子版，其内容也经由图书馆委托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进行校注。图书馆又于4月设置网页，开放让公众提供史料以增补该校注版的内容。
多年前，阅读此书时读到以下有关新加坡19世纪末，五栋传统华族宅邸建筑的段落：“……在桥北路的中国式华丽宅第，乃19世纪80年代所建……”，以及“采用中国典型的建筑设计和风格所建成的四座宅邸”。前者说的是宋长溪的宅邸，后者则是普遍称为“四大厝”的四栋宅邸。
四潮商所建“四大厝”
在这五栋建筑中，宋长溪的宅邸资料最少。宋旺相在书中除了提到宅邸建成的时期以外，没有其他有关宅邸的细节。查询其他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也毫无所获。
书中提及的“四大厝”，指的是四位潮商所建的宅邸，即陈成宝宅邸（禧街和陆佑街）、黄亚佛宅邸（禧街）、佘石城宅邸（驳船码头，俗称吻基），以及陈旭年宅邸（登路，即今天的克里门梭道）。
在福建与潮州语中，“厝”的意思是房屋或家。以“四大厝”来特指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所提及的这四栋宅邸，源自1961年1月25日《南洋商报》全文刊载许云樵敎授前一天在新加坡广播电台《马来亚丛谈之二十三》节目的广播内容。此后，许多中文文章在谈论到这四栋宅邸时都沿用了“四大厝”一词。
鉴于这五栋宅邸中宋长溪宅邸的资料最少，陈旭年“资政第”资料最丰富，本文拟集中聚焦其他三栋，即陈成宝宅邸、黄亚佛宅邸和佘石城宅邸，以期让它们“重现”于新加坡的建筑史之中。
细看三栋经已消失的大厝
●陈成宝宅邸
关于陈成宝宅邸，宋旺相在书中提到其建成年份为1869年，并用作中国领事馆多年。书中亦提到，宅邸所在地段在书出版时已改建为店屋。
从1893年的《新加坡市区地图》看该宅邸的覆盖区面（building footprint），宅邸应该是由主座和左右护厝组成（图④）。但从此地图，仍无法判断宅邸的正门是面向亚美尼亚街或面向禧街，也很难判断其设计风格是否属“中国典型”。若可寻获宅邸的平面图，想必能对建筑的设计风格与格局有更深的理解。
●黄亚佛宅邸
在陈成宝宅邸的斜对面是黄亚佛的宅邸。依宋旺相的说法，宅邸建成于1878年，但其又在书中另一处说黄亚佛于1875年在此宅邸中过世。这显然有笔误，而黄亚佛的曾孙女Wee Phek Neo医生也曾于1964年10月8日在《海峡时报》澄清说宅邸是建于1873年。
从1893年的《新加坡市区地图》中可见，该宅邸是由门楼、主座和左右护厝组成。主座的中央与后方各有一处天井。
查阅旧报章广告资料，黄亚佛宅邸在1889-92年之间曾作为家具制造与零售商Knight & Co. 的工厂与零售展厅。宅邸后来也曾作为圣玛丽收容所的临时会所，还一度属于亚塞高夫（Al-Sagoff）家族所有。最后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购得并用作于会所。
宋旺相的书中还有一张名为“A Typical Chinese Gateway”，即“典型的中国门楼”的照片（图①）。 照片中的凹肚门楼立面不开窗；墙堵有灰塑；屋檐下有屐头，都是典型潮州建筑的特色。
书中虽然没有指出这属哪栋建筑，但就建筑立面的风格来判断，应当属于某潮州式宅邸的门楼。再与另外一张确认为黄亚佛宅邸门楼的照片（图②）作对比，凹肚门楼墙堵的灰塑虽已改为仿砖漆做法，其风格极其相似。
照片中还能看出门楼正脊以及垂脊牌头均有潮州嵌瓷，正脊嵌瓷甚至以镂空作。若说宋旺相书中门楼的照片属黄亚佛的宅邸也不无可能。
再从1934年的建筑平面图来看，门楼后方是宅邸的前埕，再来便是主座。主座面开三间，左右两侧设通往左右护厝火巷的侧门。主座的步口廊左右延伸至侧门，给人建筑犹如面开五间的视觉效果。侧门旁建有内围墙（图⑤）。
主座两侧设有厢房。再往内，左右各有一道通往二楼的楼梯。楼梯后方是天井，而天井之后就是正厅。正厅左右亦设有厢房，后方有一内厅，内厅背面则面向后天井。主座二楼格局基本上与一楼相似。主座与护厝以火巷隔开。左右护厝各有三间厢房。
●佘石城宅邸
关于佘石城位于驳船码头的宅邸，宋旺相在书中提到其建成年份为1872年 。由1893年的《新加坡市区地图》（图⑥）可见，该宅邸的位置乃现今国会大厦的所在。从建筑覆盖区面的形状亦能看出宅邸的格局与黄亚佛的宅邸类似。
现存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有数张以远距离拍摄新加坡河的历史照片。照片中隐约可看该宅邸有一凹肚门楼；门楼屋脊似有嵌瓷卷草；门楼山墙似有灰塑装饰；门楼前有木栏杆。（图③）
1918年12月30日，佘石城的儿子佘应杰和佘应坤将宅邸卖给佳之地公司（Guthrie and Company）。 后来，林德利公司（Lim Teck Lee）向佳之地公司租用该宅邸并于1931年准备进行装修。这份1931年的平面图仍可见宅邸原有的格局，大致上与上述1893年《新加坡市区地图》的吻合，平面设计也确实与黄亚佛的宅邸类似（图⑤与图⑥）。
但在约莫7年之后，即1938年，佳之地公司向有关当局申请拆除宅邸并提交图纸，欲在该地段建造仓库。佘石城的宅邸就此走入了历史。
笔者认为，《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内容若能配合其他历史材料，如建筑图纸、土地注册记录、旧报章、旧照片等，并结合对建筑的知识，想必能以更全面的方式与角度来重新认识一些已消失的历史建筑，让它们“重现”于新加坡的建筑史之中。
《联合早报》- 文物局已规划16历史走道 (2017-07-17)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70717-779543
除了旅游业者推出的邻里导览，国家文物局自1999年以来已在全岛不同地区规划出16条历史走道，记载并呈现本地这些地方的历史和社会记忆，当中有超过10条位于市中心外围。
该局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数据显示，自文物局网站Roots.sg去年4月推出以来，已有超过2万6000名访客上网浏览了市中心外的历史走道相关线上资料。
这些历史走道所在地就包括义顺—三巴旺、宏茂桥、勿洛、裕廊和惹兰勿刹等邻里地区。
国家文物局添加额外数码内容是为了让使用者有更全面的导览体验，这与沿途设在历史走道个别地点的资料相辅相成。使用者可随时透过流动电子设备浏览相关历史走道的档案照，以及阅读较鲜为人知的间断资料等。
该局希望透过这些历史走道让本地人或访客对国人居住、工作和进行休闲活动的地方所承载的多元丰富文化有更深刻了解。
为配合将在淡滨尼天地开设的淡滨尼展厅，文物局也将在今年8月推出淡滨尼历史走道。
《联合早报》- 鼓浪屿笔山路5号 林文庆宅邸百年沧桑 (2017-07-22)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story20170722-780974
林文庆把将近五分之一人生奉献给厦门大学，也将家族最重要产业之一——鼓浪屿笔山路5号留给这所他挚爱的大学。作者因教学工作得以进入重修后的宅邸参观，却发现一些承载着林宅重要历史信息的景观被忽略而损毁，故居内也未见展示林文庆事迹的记录。
2017年7月8日，波兰克拉科夫传来消息，厦门市鼓浪屿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消息也牵动着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心，因为在这座小岛上南洋华侨留下上千座建筑，是申遗成功的重要资产。
也在同月14日，《联合早报》刊出韩咏红题为《在鼓浪屿寻找林文庆故居》的文章，却道出海外华人有心寻访先人足迹而不得的遗憾。作为研究鼓浪屿的学者，我对此感同身受：该如何有效地保护与利用华侨建筑？该如何正视华侨华人在家乡的贡献？该如何维系华侨华人情感与弘扬侨乡文化？
林文庆出生于峇峇家庭
在鼓浪屿置业的众多华侨华人中，有一位狮城闻人——林文庆（Dr Lim Boon Keng, 字梦琴，1869-1957），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新马最受瞩目的风云人物，是一个医生、议员、商人、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儒学运动首领”。也正是他，带领厦门大学走过创校艰难而精彩的16年。
出生于峇峇家庭，林文庆是位不折不扣的海峡土生华人。他于1879年进入莱佛士书院，1887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女王奖学金的华人，远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修习医学。在英国求学期间，林文庆意识到自己作为华人不识华文的悲哀，萌发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获得医学内科荣誉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后，他于1893年回返新加坡，行医经商，投身社会运动，成为海峡华人精英代表。
鼓浪屿女婿
对于林文庆，中国原本是遥远的，然而两次婚姻将他与故土真实地联系起来。林文庆于1896年12月29日迎娶黄端琼，其父为福州名侨黄乃棠。然而，这位学贯中英的妻子不幸于1905年早逝。在好友殷雪村的介绍之下，林文庆于1908年4月迎娶其妹殷碧霞（Grace Pek Ha Yin，1884-1972），从此成为鼓浪屿女婿。
华侨与故土的情感无疑是建立在亲情之上，林文庆因为妻子的关系，与厦门建立起密切联结。殷碧霞父亲殷荣康由江苏移居厦门，是厦门港堂会长老，母亲吴淑懿为俄籍犹太人。殷碧霞与兄长接受了良好的中英文教育，曾担任厦门女子高等学校英文教师。与林文庆成婚之后远嫁新加坡，然而她对母亲的牵挂、对殷家的依恋、对生长之地鼓浪屿的感情，促使她频频回乡省亲，并在鼓浪屿产下儿子炳汉。
笔山路宅邸
1908年4月与殷碧霞成婚之时，林文庆便开始在鼓浪屿购地置业，其中最重要的产业便是笔架山麓宅地。1909年至1922年，先后与黄四美堂、黄水心、黄蔡氏等人签约，以长达13年的时间完成六亩多土地的收购。
林文庆宅邸位于会审公堂后方，主入口设在较隐蔽的东南侧笔山路上，西侧笔山路上则设有小门。林宅巧妙利用地势，两层高的主楼和副楼颇有气势，住宅功能分区清晰，强调景观的重要性。主楼坐北朝南，前部环以外廊，为起居会友之所。
林文庆在厦门交游广泛，家中藏书万卷，常与朋友谈古论今。饮酒喝茶，有时也为人看诊。主楼前后部之间设有走廊及楼梯，确保后部卧室的私密性，底层北侧设有外廊观赏后院，上层前方设有观景平台远望鹭江风光。副楼为仆从住所和厨房等服务用房，以通道连接主楼廊道与后院，设有独立的内院和侧门。
宅邸的历史价值
笔山路5号林文庆宅邸的历史价值远不止其建筑，林宅庭院顺山势修整，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笔架山麓的原始地理特征，反映了当时厦门地区的社会风俗，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空间意义。
当年厦门人对石头和坟墓有着特殊崇拜，认为对石头的不当开打会打搅神灵破坏风水，祖坟设置和保护更是关系家族兴衰的头等大事。
林宅布局体现了对这些地方习俗的尊重，界内岩石山坡等地貌特征得以充分保留，特别是后院中的鼓浪屿风水石——笔架石，石下还设有风水池。
厦门大学产业
1921年，林文庆接受陈嘉庚先生邀请，出任厦门大学校长，居住在笔山路5号。16年间，这位长须长者日复一日乘船渡海至厦大办公，其间遭遇许多艰难困顿。除了面对中国思潮巨变所带来的办学理念上的纷扰，更要面对窘迫的大学财务问题，以老迈之躯三次回新马为厦大募捐，甚至将薪金捐给厦大。
1937年抗战爆发，厦大正式由私立改为国立，林文庆携家眷返回新加坡，将笔山路宅邸托付给亲戚照管，从此未能重返鼓浪屿。1957年，林文庆在新加坡与世长辞，遗嘱中将这座宅邸留给厦门大学，1980年代由其子女执行，正式将产业赠予厦门大学。由于林宅长期为亲戚代管，加上产业权利纠纷不断，建筑残破不堪，庭院景象沧桑。
然而，当时的景物保留有许多重要信息，植被郁郁葱葱，一般民众都能入内观赏。在完成林文庆宅邸产业权利后，厦门大学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建筑测绘修缮，改造作为国际接待中心，设置小型研讨室和客房。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对宅邸历史与地理价值的认知，虽然建筑修复一新，一些承载着林宅重要历史信息的景观却被忽略而损毁。翻修后的林文庆宅邸，设有专人看管，并不对外开放。
笔者因参加国际研讨会，有幸入住一次，年初经厦门大学特别安排，带领学生进入参观。令人伤感的是，林文庆先生把将近五分之一的人生奉献给厦门大学，也将家族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留给这所他挚爱的大学，然而，在他遗赠的故居，却未能见闻其事迹。
林文庆作为英籍海峡土生华人，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与祖籍地的关联和情感，形成强烈的族群认同，并以华侨的双重身份贡献厦门社会。如今中国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应重新审视与东南亚的历史与当代关系。在侨乡，这些承载着华侨华人情感的建筑，是至为宝贵的建成遗产，不仅仅要保护其建筑主体，更要尊重其景观环境，在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审慎地恢复其原貌，将华侨华人事迹融入古迹再利用中，展示华侨建筑应有的社会与文化意涵。
有关林文庆鼓浪屿产业的详尽分析，参见陈煜《一砖一石乡土情：解读林文庆在鼓浪屿的购地置业》，载于2009年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李元瑾主编的《林文庆的厦大情缘》。
Straits Times - 174-year-old church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2017-06-08)
《联合早报》- 清朝乾隆年间 华人移民新加坡新证 (2017-09-30)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ultiplex/story20170930-799305
从作者个人的童年记忆，及中国闽南地区族谱中的新发现，证明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以前逾百年，就有华人在新加坡生活、定居甚至安葬。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央医院附近的石叻村龟仔山顶度过，时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龟仔山早年是座坟山，山下石叻路口就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华人庙宇恒山亭，建于1828年（道光八年）或更早以前，是19世纪初先辈为祭祀及管理这一带坟山而建的祠庙。
龟仔山上的古坟，属于恒山亭坟山的一部分，为新加坡最古老的坟山地带，当时山上古坟已多是无人祭祀的荒冢。
在好玩的少年时代，长满乱草的坟山野坡，成了我和童伴们经常活动之地，满山道光和咸丰纪年墓碑的荒冢比比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乱草之间，有几个雍正和乾隆纪年的墓碑！
当时华文还用繁体字，因为字体相同，我起初老把墓碑上的乾隆念成“ 干隆”（干字繁体为乾），被大人嘲笑纠正，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丽的呼声广播王道讲古，说过的吕四娘夜取雍正人头报仇故事，脍炙人口，所以一见墓碑上的“雍正”就懂。
所以上小学前，我已在龟仔山的古坟墓碑上认识雍正、乾隆，及道光咸丰这些“古字”。
这些记忆中的古墓，说明早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前，本地就已有华人移民生活，是重要的历史遗迹。可惜这片坟山60年代中期清理时，未留下任何记录。
早期华人移民的记录
有关华人和新加坡的记录，最早见于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书中记录龙牙门提到的“ 单马锡番”，并称岛上有“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近年本地考古发掘，也显示早在宋元时代，新加坡与中国已有贸易往来，故当时有华人落户定居或卒葬本地，亦属正常。
但这些史料，都没有明确的人物身份记录。
黄尧《星马华人志》称早期市区“山仔顶”的山上原有宋代古墓，墓碑刻的是“谢”姓人士；另外1949年在义顺村附近也曾发现明代古墓。
但这座宋代古墓未有其他留存材料佐证，所谓明代古墓虽有墓碑拓片，但据碑文“义叙明考朝元程公之墓”的格式 ，应为反清复明志士之墓，年代可能迟至晚清，非明墓。
近数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本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华人古墓，为1833 年（道光十三年）的方珊坟墓。
据新加坡南洋方氏总会的记录，那是1941年方姓族人在“新加坡升旗山旁侧的龟仔山墓群中”（又是龟仔山！）发现的，当时已成荒冢，遂由方姓族人出资将它迁葬“武吉知马咖啡山公冢”，2008年再度被发现。
这个记录，已被2012年新发现的两座1829年（道光九年）古墓取代。
它们是武吉布朗咖啡山寻墓人吴安全兄弟所发现，墓主人分别是邱其连、海澄人洪斌老。其年代比方珊墓还早四年，遂成为目前本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墓。
1829年是莱佛士登陆后第10年，故无论邱其连和洪斌老二人何时来新，依去世时间，都应属开埠时的第一代华人移民。
开埠前的华人移民
关于新加坡开埠前的华人移民，主要记录有：
一，天猛公的说法。
1819年1月30日，当莱佛士与天猛公签订临时协定后，威廉·法夸尔的副官纽波德上尉问天猛公，本岛上有多少居民。天猛公的官员回答，当时岛上的居民约有150人，有马来人及海人，亦有约30名华人。
这段英国人记录的“150人荒凉小渔村论”，多年来曾是新加坡早年史的金科玉律，近年来学界已多方论证当时岛上人口其实远不止此数。
但即使只依该记录，也证明早在莱佛士到来之前，就已有30名华人移民在本地生活。
二，法夸尔中校（W. Farquhar）的说法。
海峡殖民地政府旧档案《三州府纪录》卷L之11有两则记录，是新加坡开埠后首任驻扎官法夸尔致给莱佛士的秘书赫尔中尉（Lt. I.W.Hull）的报告书。
1822年12月23日的首份报告书说：“皇家山北面的第一座小山是实利己山，……我发现这一部分的西面是一个华人的甘蜜园。……从皇家山的西面一直伸展到大元帅府的旷地，都未开发。但是，在此处的东北面倒有一个华人的甘蜜园，这甘蜜园是我们未来新加坡前便已开拓的。”
1822年12月28日的第二份报告书又说：“天猛公曾把若干地拨给华人及马来人作种植的园丘。这类园地计有20份，都是英国人来此驻扎前拨给的。”
这两份报告书清楚说明，在莱佛士登陆前，已有不少华人在此拓殖甘蜜园。
假设这20块园丘地由华人及马来人各占一半，每块地只颁给一人，则在英国人来此之前，至少已有10名华人在此拓殖甘蜜园，他们已非无分文的苦力移民，而都是园主。
三，《三州府纪录》卷之六记载土地局土地买卖簿册。
这份殖民地官方档案的土地买卖登记，记载1822年5月10日，英国印地安那号船长柏尔上尉（Captain J. Pearl），向三名华人购买史丹福山周围三块甘蜜园，他们分别是，陈源夏（Tan Ngun Ha），园地在山之西面；陈亚鲁（Tan Ah Loo），园地在西南面；王瑞（Heng Tooan）园地在东南面（中文人名皆音译）。
由此可见，当时的史丹福山（后随柏尔上尉姓氏改为珍珠山，Pearl Hill）几乎全部都是陈源夏、陈亚鲁、王瑞三人经营的甘蜜园，而且均于英国人未来之前便已拓殖。
据档案馆前馆长林孝胜从上述华人名字在档案里的英文拼音，推测陈原夏与陈阿鲁是福建人，王瑞为潮州人，他们是目前有姓名记录的三名开埠前华人移民。
但他们在本地生活的时间，仍是开埠前后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
清初移民的出现
多年来未能在现有史料中见到任何与雍正、乾隆年间华人移民本地的明确资料，我童年记忆的疑问，始终未能解惑，只能一直留存心中。
没想到答案却“藏”在中国民间的族谱里！
上世纪50年代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学者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等人，曾在泉州晋江侨乡收集80部族谱，进行研究。后来学者专家继续收集，于1998年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出版《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一书，收录有泉州、晋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石狮、德化八县市收集的200余部族谱和家谱。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些族谱中，发现不少当地人在清朝时期出洋到新加坡的珍贵资料。
最重要的是厦门大学学者李勇，在福建晋江《鳌岱柯氏族谱》所发掘的两则记录：
一，“则美公，……生康熙丙子年（1696）九月廿四日，卒乾隆辛巳年（1761）九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二，“则盛公，……生康熙乙酉年（1705），卒乾隆庚寅年（1770）十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上述记录说明，早在康熙、雍正与乾隆年间，两位福建晋江人柯则美和柯则盛，已经在新加坡生活，是目前发现有姓名身份记录最早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
若按华人“弱冠南渡”的一般规律，以20岁计算，他们二人约当分别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5年（雍正三年）来到新加坡。
在另一部永春《桃源东熙王氏族谱》中，还有两则记录：
一，“明助，生乾隆已丑年（1769）七月廿七日，卒乾隆壬子年（1792）八月廿七，葬在新加坡”。
二，“明侃，生乾隆辛丑年（1781），卒乾隆乙卯年（1755），葬新加坡虎亭。”
这两记录，明确写明两名永春人王明助、王明侃，先后于乾隆二十年和五十七年葬在本地，都是属于乾隆年代的古墓。
此外，在50年代收集的80部晋江专区侨乡族谱中，学者也发现乾隆、嘉庆年间，南安、永春地区共有23人到新加坡的记录，其中乾隆年间（1736 -1795）有六人，嘉庆年间（1796 - 1820）有17人；其中有许多就是“葬实叻”。
这些族谱只是闽南部分地区的民间记录，未能代表全闽及粤潮琼等华南各地的历史全貌，但仅此就足以证明，在新加坡开埠之前逾百年，已有晋江、南安、永春人南来新加坡并安葬于本地。
值得一提的是，那名永春人王明侃，他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的葬地为“新加坡虎亭”，虎亭应为地名，但也显示当地应有一座称为虎亭的坟地山亭，说明当时新加坡已有福建人的坟山组织与建筑。
此外，1828年恒山亭新庙落成后四年，1831年该庙前还发生有人被老虎杀害的新闻事件。我童年时就曾听村里老辈说该庙为一“虎穴”，这说明恆山亭周围原是老虎出没的地方，“虎亭”之名，不知道是否就是恆山亭原来的名称？只是年代久远，只能联想揣测，已经难以确定。
华人移民年代提前
1983年本地学者庄钦永在百年古庙天福宮內的观音殿，发现一枚古铜钟，钟上志期为“乾隆十年”（1745年），由于天福宮落成于1840年，这个乾隆古钟的来历也就成为谜团，人们多认为它是新加坡开埠后，才被人带来本地，供奉于天福宫（这件重要文物已于2004年成为厦门华侨博物馆珍藏）。
查道光年间出版的《厦门志》卷一五风俗条，就有雍正、乾隆年间，厦门船舶常到新加坡的记录。记载称：“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盛于乾隆初年（1736年左右）”，船舶“外至吕宋、苏禄、实力（新加坡）、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
这项记载，加上闽南地区族谱中的新发现，确实证明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就有华人来到新加坡从事贸易活动的事实，也就有了定居甚至安葬的可能。
天福宮內的乾隆古钟，及我童年在龟仔山上所见的雍正与乾隆纪年古墓，显然就是部分早期华人移民的遗迹。
特别是自福建地区族谱里的新发现，由于族谱是比家谱更正式的宗族记录，入谱程序十分慎重，可靠性甚高，而且记录不少，互相作证，更可将华人移民本地的确实年代，提早到莱佛士开埠前逾百年。
这项新发现，不但填补一段历史空白，也证明我童年记忆中在本地见过的雍正、乾隆纪年古墓，确实曾经存在。
《联合早报》- 抚今追昔马六甲 (2017-11-09)
http://www.zaobao.com.sg/zlifestyle/travel/story20171109-809517
无论何时看马六甲都觉得这城像位风韵犹存、薄纱半遮面的混血儿。马六甲历史要从新加坡说起，因为满剌加王朝的开国者拜里米苏拉是从新加坡到马六甲建国的。
我们现在称马六甲，中国古代文献里称满剌加。
真希望能穿越时空，到明朝的马六甲，看看明代通事（翻译员）马欢在《瀛涯胜览》里所说的一切和今天有什么不同。
古代浙江人似乎偏爱到南洋旅行，例如元朝南昌人汪大渊、温州人周达观，还有明朝马欢。马欢是浙江绍兴人，曾经以通事的身份，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归国后于景泰二年（1451年）撰成《瀛涯胜览》。“瀛涯”为天涯海角之意，“胜览”为游览风景胜地之意，意即海外游记。马欢算是游遍半个世界的明朝人。
“国人男子方帕包头，女人撮髻脑后，身体微黑，下围白布各色手巾，上穿细布衫，风俗淳朴”，这是马欢在《瀛涯胜览》里对马六甲人的观感。对马六甲的建筑则作如是形容：房屋如楼阁之制，上不铺板，但高四尺许之际，以椰木树劈成片条稀布于上，用藤缚定如羊棚样，自有层次。想想，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马来甘榜景象吗？
自郑和下西洋以来，华人就在这个地方居住。这里曾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世界各地的商贾都以此作为中途站贸易。曾是中外货物的聚散地，码头边泊满来自五湖四海的舶船。然而今天，这一切像不曾发生过，历史消失在空气中。
古城是马六甲招牌
衰败大多是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开始的。满剌加王朝的衰败，直接导致西方列强的占领。葡萄牙人占领满剌加，标志西方殖民主义觊觎东南亚丰富物资的开始。香料贸易的巨额利润，犹如糖果吸引蚂蚁般引来船坚炮利的列强。
无论满剌加王朝的民族英雄汉都亚有多勇敢，始终抵挡不了葡萄牙人的大炮。郑和下西洋所做的生意看似赔本，但600多年来，郑和的亲善却深入民心，三保公始终是南洋华人心目中的保护神。
葡萄牙在马六甲所建筑的城墙被英国人炸得粉碎，还好遗留下一个城门。古城因此成为马六甲的标志。来马六甲的旅客都要来古城看看，就好像到澳门一定会去大三巴牌坊。古堡背后的小山丘上，尚有一座教堂遗迹——圣保罗教堂。这座建于1521年的教堂是葡萄牙人为了感激圣母保佑脱离海上风暴而建的。这使我想起我们也有一个圣母叫妈祖，同样也是救人于海难。
圣保罗山上的晚风不晓得是从马六甲海面吹来的吗？远处马六甲海峡的天空彩霞满天。我想，明代时的晚霞景观应该和今天的相同吧！
香烟缭绕的慰藉之所
观音亭街上不单有华人的佛堂，也有印度庙与清真寺。这条街是多元民族文化在异乡融合的典范。青云亭已是马六甲华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何时，青云亭都是甲埠老百姓精神的慰藉之所。
午后我来到青云亭，面向拜亭，在香烟缭绕之际，闭目膜拜，口中喃喃自语，祈求的无非是家人平安，生活如意。越过拜亭，进入清雅的殿堂，正殿上的观音竟然是典型的明代造像。脑中回旋的是，青云亭建于清初，为何会供奉着一尊那么珍贵的明代观音？再想，其实也不出奇。康熙年间距离明代也不久远，无论是明朝遗珍，抑或是前朝遗风，都是自然不过的。倒是好奇，如今的马六甲的老百姓是否曾仔细想过，祖先为何千里迢迢从家乡带来这么一尊菩萨？远观菩萨慈目微张，仿佛在聆听众生的倾述。
青云亭的护厝里，立有好几方石碑，记载庙宇历来修建的事迹。其中一方记载了青云亭的创建史，立碑年号清楚地刻着龙飞二字。以龙飞为年号立碑，是比较罕见的，碑文叙述甲必丹李经为是因为“明季国祚沧桑，遂航海而南行，悬车此国……”立碑年号隐喻反清的心态。
离开观音亭前，站在山门欣赏墙上的彩绘，有这么一小行落款，仔细一读：新加坡合顺梁忠作，写在庚子年冬。时间过得真快，上一个庚子年距今也50多年了。新加坡与马六甲的历史永远连在一块。
荷兰街黄金时代不复返
如今在荷兰街走动的荷兰人，已经不是马六甲的主人了。狭窄的街道两边，大都是土生华人的住家。短短的一条小路上，新马许多望族皆源自这里。荷兰街今天已改称为惹兰敦陈贞禄，是为纪念陈家对国家的贡献。住在这里的华人后裔，或许会缅怀荷兰人时代，当过甲必丹的祖先曾经有多风光。
甲必丹（Kapitan）是荷兰人沿用统治印度尼西亚的侨领制度，委派管理华人社群的一个职衔，它是从captain转译而来的。在巴达维亚（即今日雅加达）还有雷珍兰（Luitenant）和玛腰（Majoor）两个职衔。这批节气较高的华人当官绰绰有余，为了逃避清朝统治，而老远跑到南洋，屈就于甲必丹这么个小名堂。
漫无目的地行走在马六甲河边，偶尔有游船驶过。多年以前，河边停泊的是马六甲对岸的印尼小货船，满载木料及火炭，来古城贸易。荷兰街杂货店的老板说，用奶粉、阿华田换。荷兰街头转角的咖啡店里，那熟悉的云吞面档已经消失。他们说，煮面的妈姐自返乡后，再也没有回来。马六甲是很多人的暂居地，留下来的和离开的，始终眷恋荷兰街长长的屋墙和无云的晴空。
只是住在荷兰街上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犹如街口的夕阳，期待美好的明天。
从夜暮到黎明 - 众里寻他千百度 - 寻访金兰庙原址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4/10/blog-post.html?m=1&from=singlemessage
《联合早报》- 潮式大厝资政第 (2017-12-0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cauo.html
1885年完工的潮式大厝“资政第”位于槟榔路（Penang Rd），是19世纪潮籍殷商陈旭年的宅第。古厝正对着现代化的总统府花园，因其建筑风格与周遭的现代景物迥异而形成鲜明对比。
立于闹市中的古宅第，屋前屋后布满了精致的人物木雕与石刻，五彩嵌瓷花鸟鱼兽与潮式瓦当，加上依畔于荷花池的凉亭，构建成极为古雅的潮汕庭院风格——“四点金”。
目前，这古建筑群由鹏瑞利置地集团所拥有，并在此设立一站式北京中医药门诊中心“明医馆”。医馆名字出自已故肝病专家关幼波教授对医德的诠释，他认为医者应有“三明”：明医理，明人心，明人情。
笔者置身古宅第，被精雕细琢的工艺作品所环绕，惊叹之余，也渐渐体会先贤的智慧和超凡想象力。在拍摄过程中，更得以细细欣赏古早工匠的传统技艺，并从中领略雕琢人文景物的寓意，对笔者来说可算是个小确幸。
为了营造复古氛围，笔者也找来湘灵音乐社团员许素珍和吴丽慧身着古装，在资政第里的数个角落拍照。
古建筑群是“硬体”，但真正体现其价值的是创建和保留传统文化的初心。庆幸政府把这座华人古厝列为受保留建筑，让各族人士从中认识并体会华族先辈的智慧和优良价值观。
《联合晚报》- 市建局修订准则 修复受保留建筑 不可擅改原设计 (2018-01-02)
《联合早报》- 张振南：一个人两条街名 (2019-10-21)
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multiplex/story20191021-998703
新加坡曾有两条街以张振南的名字命名，一条在桥北路水仙门，现已不存在；另外一条是在武吉知马路上段的张振南路。
张振南的父亲张春田、妻子郑玉棠和妾谭崧，都有街道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一家四人，有五条街名。
新加坡曾有两条街道以张振南的名字命名，一条在桥北路水仙门，现已不存在，这条在福南街附近的振南街（Chin Nam Street），1905年启用，与福南街及谐街（High Street）平行，记录在Savage VR & SA Yeoh 著的“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里。另外一条是在武吉知马路上段的张振南路（Cheong Chin Nam Road）。
四人五条街名
张振南（1866-1924）是一位了不起的先辈，连他的父亲张春田（1834-1896），妻、妾都有街道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这些道路是：Chun Tin Road （春田路）；Yuk Tong Avenue （玉棠道），玉堂指郑玉棠（？－1952），是张振南原配；Tham Soong Avenue（谭崧道，有译谭顺道），谭崧（1880-1955）是张振南之妾。一家四人，有五条街道以他们名字命名，这也许是张振南兼营房地产与开发这地区的缘故。
张振南是张春田的大儿子，1869年张春田带着三岁的张振南，乘搭相信是当时的“大眼鸡”船，花了44天才来到新加坡（猜想他们先在香港或广州等船期）。
1880年前后，张春田开设私人牙科诊所，1890年搬迁到桥南路27号行医。中国中山市委员会，中山市政治协商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中山文史》，载有郑玉棠、谭崧是张春田的媳妇（正确是儿媳妇）。
1955年10月9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谭崧的讣告，注明谭崧是张振南夫人，享年76。张振南第二个妻子林氏，则少有提及，但她也是儿女成群。
与此同时，张振南的孙子张伯炎副教授（1950-）给我一份他们的英文版家谱复印本，以及一份张振南的长子张棣湖（1900-1986）在1960年以英文书写的张振南简史，供我撰写他祖父的事迹。张伯炎毕业于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是我的学弟，曾任新加坡医药协会会长，目前在裕廊张氏药房执业。
兄弟都是牙医
张春田原名张隆康，原籍广东中山，是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第一代张氏家族。根据张家家谱记录，张春田的两个儿子张振南与张振衡都带有家族基因——处事脾气急躁刚烈。兄弟俩本来以教武术为生，后来专注于牙医事业；两人都没有进入牙科学院攻读，兄弟俩的专业训练来自当牙医的父亲。他们的医术水平，相信相当于今日的牙科治疗师（dental therapist）。
1898年，张春田逝世后两年，兄弟二人在父亲原来的牙医诊所，联手创立“张兄弟牙科诊所”，继续行医，兼营进口牙科仪器。有远见的张振南预见本地将有更很多牙科治疗室，需要采购牙科仪器与相关用品，认为是很好的商机，于是在1923年，和弟弟振衡扩张业务，在桥北路正式创办“东方牙科用品供应商”（Eastern Dental Supplies），代理进口牙科仪器；两人同时在桥南路53号成立“振昌钟表行”，兼营钟表业务。“振昌”的名字相信是取自张振南的原名昌英。张振南从香港总代理志昌行，取得代理当时名牌手表“依历辰”（Election）的代理权。可惜张振南在第二年猝然去世，东方的业务由次子张义平接手，振昌钟表业务就交与振衡的后人。
大量购买土地
张振南很有生意头脑，善于投资经营，同时也是华洋杂货商。在创立东方牙科用品公司之前，他已经拥有很多地产、黄梨园及胶园，家业日渐扩大，是上世纪初的新加坡富豪。
20世纪初，年轻的张振南开始购置地产，买下水仙门整条街的一排店屋。1905年，这街命名振南街（Chin Nam Street），闻说由时任殖民地总督安德逊爵士（Sir John Anderson）主持启用仪式。
1912年，46岁的张振南眼光独到，添购很多地段：
●1912年，以叻币2400元购得武吉知马路5¾英里处九亩永久地契地段。（海峡时报，28-11-1912）。
●1915年，以叻币210元，买进武吉知马路一亩永久地契地段。（新加坡自由西报，20-7-1915）
●半年后，以叻币1900元，购得在武吉知马7½英里处，面积6万6193平方英尺，种有数百棵橡胶树及椰树的永久地段。（新加坡自由西报，1-12-1915）
●此外，1915年他也购入加冷区、海山街和苏菲雅路的几块地段，还购买在柔佛州士乃2323亩的橡胶园。（新加坡自由西报，21-12-1915）
●1918年，以4900叻币购得武吉知马路一约2万7300平方英尺地段。（新加坡自由西报，2-5-1918）
1922年，橡胶出口管制令产生，使他濒临破产。不过，他还是渡过难关。
任三届香山会馆总理
张振南和华侨中学还有一段渊源。今年华中校友会及董事部为庆祝华中创校100周年，联合出版的纪念刊《百年华中情》就记录“1919年5月6日，召开第二次董事会，议决在武吉知马五英里的地方买一块约71英亩的橡胶园。土地的上一个主人是张振南，这块地还建有柔佛王姑的行宫。购地费是8万3000元。”由此可见，张振南在当时的财力与影响力。
至于张振南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山文史》载有张振南在1910年至1913年间，参与社团服务，曾经连任三届新加坡香山（中山）会馆总理，为同乡服务，发展侨团事业。
张振南在1924年在牛车水尼路寓所逝世，没有立下遗嘱。他的后人成立“张振南公司”管理他的遗产，公司曾发展武吉知马上段的武吉知马园（Bukit Timah Park），名为“豪华园住宅区”（Hoover Park，一说是春田阁），那里的四条道路，便以张家四成员名字命名。
树群学校（创始于1925年，原名端正学校）的一英亩校产，是张振南公司在1933年捐的。可惜，今年树群中学和裕华中学合并后，不再保留树群的校名，拥有92年历史的树群从此走入历史。
《联合早报》- 36位峇峇商人创立 神秘兄弟会 (2020-02-02)
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story20200202-1025586
这是一个“神秘”的组织，成立于1831年12月，至今已有近190年历史。然而，悠长岁月里一直只有36名成员及其家属后人参与活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国有这么一个峇峇商人互助会——庆德会的存在。原会所设在直落亚逸街天福宫旁的道教庙宇内，但不对外开放，也鲜少有人留意到它。
层层叠叠的问号，在庆德楼大门无意间被打开时，开始有了一些解答。
● 庆德会如何“被发现”？
本地知名历史学者柯木林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享了他与庆德会从1973年开始断断续续的缘分。当年他与另五名同好利用工余时间寻访古迹并发表在《星洲日报》，1975年结集出版《石叻古迹》一书。
1973年他和同好发现天福宫旁有一座庙宇，但大门深锁，引发三人好奇心。他说：“经过一些辗转，我们终得其门而入，里头的格局和碑文让我们很感兴趣。碑文上的名字好多是早期社会名人，从那里我们着手考究，掌握这个组织的基本情况。”他们的发现后来由其中一名同好吴华以《不被注意的庆德会》发表。在那之前，对庆德会的记载十分有限。
虽然当时没能与庆德会创始会员的后人联系上，40多年后柯木林为新加坡道教协会编写新书《受禄于天：走进新加坡玉皇宫》时，再次与庆德会结缘。原来，2010年庆德楼顶层让给新加坡道教协会，2015年起开放给公众参观。加上武吉布朗土生华人古坟认领事宜，“庆德会”三个字近10年来陆续在媒体曝光。
●为何要成立互助会？
这要从1819年莱佛士登陆说起。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是莱佛士的好友兼同事，也受委为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他曾在马六甲任职，因此力邀在马六甲的峇峇商人（也称海峡华人）到新加坡投资和经商。新加坡作为自由贸易港具有相当吸引力，峇峇商人陆续来新，从事鸦片、香料和商品交易。
有鉴于做生意有起也有落，36名商人决定成立一个互助会，各出100西班牙元作为基金，以投资收益救济有需要的会员家属。
条规手册内提及，庆德会（Keng Teck Whay）的成立就好比一家保险公司，已故会员的遗孀和子女可获资助，战争期间一些家庭靠庆德会的财政援助渡过难关，也有会员子女获助学金完成学业。这种资助弱势会员家属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庆德会的意思是“庆贺德行”，创会时立下的48条条规宣扬良好德行，详细列明“为与不为”。它也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土生华人组织。
● 为何创办会员是36人？
根据庆德会现任会长陈坤祥（65岁，退休会计师）撰写的庆德会简史，庆德会章程和36名会员做法是效仿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
36名创会会员当中不少名字响当当，薛文仲、徐钦元、陈有郎、杨金水等都是马六甲土生土长的社会精英。他们在荷兰人统治马六甲时期就已经很富有，多居住在荷兰街和鸡场街一带。陈有郎是陈笃生的哥哥，梁瓒元是凤山寺创建者梁壬癸的哥哥、徐钦元是富商徐炎泉的父亲，谢宝荣是富商谢安祥的父亲。
36名会员共20个姓氏，大部分无嫡亲或同宗关系，除了三名薛姓是兄弟和堂兄弟。陈坤祥受访时说：“当年他们在神明面前滴血结拜，从此以兄弟相称。一人去世后，必须由长子继承，不能私自钦点。后来因为无男丁、宗教信仰不同、失散和未更新会籍等原因，目前会员只剩下不到30人，一些住在马六甲。当然，我们也必须与时并进，2001年庆德会修改章程，每名成员可带多一名成员加入，但至今仍没有打算开放给36个创始会员以外的家庭成员或女家属。”
目前大多数会员是创始会员的第六代后人。
● 禄位碑文只剩下35个人名？
创会会员有36人，禄位石碑却刻有35个名字，左下角有个空位。遗缺的是陈坤水。根据资料，陈坤水“逆娶”另一名创始会员的妻子为继室，违反章程，所以遭开除会籍。其后人也不能参加庆德会。
该石碑等同祖先牌位，应是在1847年至1850年间建庆德楼时刻的。
庆德楼顶让后，庆德会把樟宜罗弄104的房产修改为新会所和祠堂。由于庆德楼在1977年列为国家古迹，不能把具历史意义的禄位石碑移到新会所。仿造的新禄位石碑同样只有35个名字，钟贤元应为钟贤源，在新石碑也改正过来。新会所从神龛、供桌到布置等保留深厚华人色彩，进门抬头也会看到“受禄于天”的牌匾。
● 庆德会和道教有何关系？
创始会员都是峇峇，一时很难把庆德会和道教联系在一起。
历史学者林孝胜曾发表过数篇关于庆德会的文章。他说，庆德会创始人祖居地主要在福建泉州与漳州一带，漳泉邑人移民海外把所信仰的道教三官大帝带到台湾、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庆德会创始会员非常重视建基于异姓兄弟的虚拟血缘亲情关系，通过祭祀仪式来加强会员间的凝聚力。
庆德会对祭祀三官大帝非常重视，仪式也很隆重，会员除非有特别事故如身在外地，不得无故缺席或早退。每年上元节时的仪式之一，是在三官大帝灵前掷筶选出炉主一人和头家两人，负责接下来一年的祭祀事宜。此外，每年清明和冬至，也会举行祭祖仪式。
林孝胜也说，虽然庆德会后人如今几乎全都受英文教育，但是他们的文化内涵丝毫无改变，仍然执着地崇奉三官大帝及祭祖，以及奉行创始会员188年前订下的以儒家思想人文主义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
● 庆德会存在的意义？
关于这个现实问题，会长陈坤祥给了一个很有力的回应：“这是祖先留下来的，有这么久远的历史。能做为会员是一种光荣，这是即使有钱也不能加入的。”他也说，虽然目前大多数会员不从商，背景不同，但协助有需要会员和家属的工作仍在继续。
陈坤祥是在2001年修改章程后，由父亲引介入会成为第二会员。他其实并非长子，但哥哥没有兴趣，所以由他加入，2017年成为会长。父亲去世后，他成为第一会员，已引介儿子作为第二会员。他说：“我们有计算过，下一代还有约30名会员，这就足以维持下去。更久以后的事，我们当然无法预知。”
陈坤祥对庆德会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一直在积极整理资料。他透露，以前文件多以福建式的繁体字行文，要理解和翻译都是挑战。
庆德会早年曾购置一些房地产如直落亚逸街的庆德楼，后来一些地契到期政府收回，有的则因无法维修而变卖。如今仍有数个房地产出租，充当运作经费和继续支持弱势会员家属。
《联合早报》- 鲁白野《狮城散记》的解读密码：历史感、小叙述与去东方主义书写 (2019-12-16)
《星洲日报》- 张夏帏 · 古城记游 21/22-12-1973
《联合早报》- NLB线上讲座 寻访闽籍先辈祖厝的故事 (2020-06-15)
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陈煜将于来临星期五的早报悦读@NLB线上讲座，分享她带学生到中国福建省寻访本地早期华商林路和林秉祥、南音音乐家丁马成，以及书法家潘受的故居祖厝的故事。
早期新加坡华人移民飘洋过海而来，当时或许从没想过会在新加坡落地生根，他们工作赚钱省吃俭用，把钱都寄回故乡，让家人温饱，修缮祖厝。
随着历史发展，后代之间少了联系，这些当年移民辛苦打造的祖厝很可能都被遗忘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建筑系助理教授陈煜2017年起带学生到闽南侨乡寻找闽籍南洋侨民的祖厝，并在2018年成立“ON-LABO工作室”，致力于推动华侨华人古迹的研究与保护工作。
来临周五的悦读@NLB线上讲座，陈煜将分享她与学生到知名华商林路（林谋盛父亲）、南音音乐家丁马成、书法家潘受以及知名商人林秉祥的故居祖厝的发现与故事。
双层结构房屋 受新加坡建筑影响
陈煜受访时说，她的博士论文探讨鼓浪屿的建筑，后来她到日本访学，开始对乡村建筑感兴趣。她说，早年南洋侨民中只有极富者能在鼓浪屿置地造房，于是她想到乡村去看看早期侨民在故乡的建筑。
星洲头家林路在中国福建省南安后埔老家兴建了非常气派的大厝，号称“九十九间”。陈煜说，乍看之下，那栋建筑就像新加坡的天福宫，用到的材料和建筑特色都有相似之处。
林路是建筑商，当年他排除万难建造维多利亚纪念堂、凤山寺、九龙堂，带着他在星洲学习到的技艺，回到故乡，兴建了气派的大厝。在乡下，一般屋子都是单层，也许是受新加坡建筑的影响，南洋侨民汇钱回老家建的，都是双层结构房屋。
林路大厝像城堡，陈煜解释说，侨民祖厝在贫困的乡村里往往成为盗贼的目标，因此建成了碉堡的模样。
陈煜说，第一年带学生到闽南乡下，很遗憾，本地生只有三人，但第一批学生造访后口碑很好，第二年本地生人数增加不少。本地生多了一层情感的联系，对于这些乡下老厝更感兴趣。比如大家如雷贯耳的抗日英雄林谋盛是林路之子，就让学生倍感精神。
在寻访本地南音推手丁马成位于晋江后厝的故居时，陈煜说，建筑物平凡无奇，但里头竟贴满丁马成的旧照，原来是住在老家的丁马成姐姐非常疼爱这个弟弟，弟弟经常寄照片回家。结果这栋老厝保留了千里之外南洋家人的生活面貌。陈煜说，这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实在太珍贵。
傅海燕参观丁马成故居
2018年12月，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造访福建，顺道参观了丁马成故居。对当地而言，是了不得的大事，陈煜认为这有助于促进当地保留这些故居。要保存这些老房子，必须与生活在当地的后人或官员合作。陈煜希望能促成更多返乡团，让那些到闽南地带旅游的新加坡人，也能拜访这些故居，一探究竟。不过在接触这些名人后人的过程中，陈煜发现，不少已经移民海外，不谙华语，因此制作中英双语的解说也非常重要。
中国发展迅速，就算乡村也有很大的变化，她相信还有很多遗落的早期南洋侨民的祖厝，希望目前与老厝乡亲还有联系的人提供资料，以便完善研究。这些老厝经历了动荡的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跃进的公社时代，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有的建筑被征用，记录了不一样的历史。1980年代，中国政府把这些房屋的产权归还给侨民，陈煜笑说，可能大家都有祖厝，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陈煜把她的研究成果写成文章，发表在联合早报副刊，也通过微信平台转发，希望本地大众能认识更多祖辈的点滴，也让中国当地人们意识到这些文化遗产的价值。她希望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够回馈社会，“文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写写研究报告。”
研究过程中她也很感谢本地会馆的协助，他们拥有庞大的联系网，老一辈甚至对她提到的人名和祖居地址如数家珍。
这次参与悦读@NLB，她希望能进一步推广，很感谢早报与国家图书馆提供平台。
讲题：闽籍先辈的故居
主讲：陈煜
日期：6月19日（星期五）
时间：晚上7时现场直播
请上面簿搜索“联合早报”页面并点击关注，在节目开播时观看。
《联合早报》- 福康宁山穿越时空 (2020-08-13)
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200813-1076510
福康宁山是新加坡历史上的重要地标。福康宁修复工程新建九个主题公园，把福康宁各角落的景点翻新修复，赋予新的花园名称，把整个福康宁公园包装得更加丰富。
我不在峇厘岛，我在福康宁山。
印度尼西亚峇厘岛随处可见的善恶门，对称的直角三角形分立两侧，有如一座山被劈成两半。站在大门中间，摆出各种姿势拍照，是游人热衷取景的网红题材。
无法出国的日子，晒晒异国风情照片模拟旅游场景。福康宁山上的这个角落，几可乱真。实际来到现场近看，福康宁版本规模较小，红砖材质，不带雕饰，不是源自峇厘岛，而是取材自东爪哇的满者伯夷王国遗迹特罗武兰（Trowulan）。
桑尼拉乌他玛花园（Sang Nila Utama Garden）是福康宁山近期翻新后的亮点之一，重现14世纪山上的皇家花园场景。花园模仿传统爪哇风格，以当年最优质的红砖建造，种植了文献记载中当年已存在的植物，有水池、花圃，周边摆着热带风情的石蛙、石鱼，还有委约艺术家的雕塑品如神猴、神鸟，灵感来自14世纪的福康宁山。
另一边的山腰还有一处禁泉（Pancur Larangan），追溯14世纪王宫女眷在此处以山泉水沐浴的情景，再造了一个爪哇风情的水池，红砖墙上精致的石雕与出水口，乍看仿佛身在峇厘岛度假村某个角落。
靠近禧街入口的半山走道上也有成排的石雕，展现浓浓爪哇风情，内容其实是新加坡开埠前的历史片段，由本地艺术家翁锡礼设计，峇厘岛工匠雕刻。
乱走一圈拍下各种“假装在峇厘”照片，难以相信，形象古板严肃的老气景点，居然也可以妆点出俏丽新姿，玩出那么多新鲜花样。
从皇家走向群众
福康宁山是新加坡历史上的重要地标，地理上也一直处在市区中心，平时却很少会想到上山走走。也许因为印象中的福康宁山充满了厚重感，不容易亲近，又因为山上有马来圣墓和基督教徒墓碑，多了一点沉重与避忌，感觉就不是一个可以轻松游玩的地方。
毕竟，福康宁山在14世纪就是苏丹王室的住所，又称“禁山”，围起石墙禁止老百姓上山；到了英国殖民时期，山上建造了莱佛士官邸与其他英军建筑，高处升起信号旗作为导航，民间又把这里俗称“皇家山”或“升旗山”。
山不在高，特殊地位令人不想高攀。平民老百姓没事不会随便上山，也许是多年来留下的前世遗风。上世纪70年代改为公园用途，1981年称为福康宁公园。留下更多美好回忆的是围绕山脚下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院，以及另一边的国家剧场、范克里夫水族馆等。相比之下，山上的公园显得幽静沉寂，入山的通道隐蔽难走，蓊蓊郁郁的树木包围着斑驳古迹，仿佛遗世独立，定格在属于自己的时空里。
过去几年来，随着地铁黄线与蓝线的完成，从百胜站与福康宁站都可方便前往，四通八达，入口与指示牌子一目了然，也缩短了步行路程。福康宁山渐渐感觉不那么高高在上，偶尔举办活动会引来大批人潮，星期日则涌入各地帮佣与外籍劳工，在草地上与各个角落野餐欢聚。
去年这个时候，新加坡开埠200年活动沸沸扬扬，山顶的重头戏成为焦点。大型展览穿梭700年时光，福康宁山突然大受瞩目，热度延烧好几个月。活动落幕之后，福康宁并不打算再次沉寂下来，陆续翻新了各个角落，以崭新面貌迎向下一个200年，或者700年。
好几次开车想从婚姻注册局前面的康宁坡（Canning Rise）穿过，来到集邮馆发现此路不通，看到前面围起正在施工，以为是暂时封路。后来才意识到，这就是新常态。工程完成了，道路并没有重开，原本通车的部分路段已转为行人步道，纳入为花园一部分。
居家防疫一段日子后再次回来，原本熟悉的角落，已展现焕然一新的面貌。除了新加坡管理大学旁边的电动扶梯，另一边的福康宁地铁站也增设电动扶梯，拉近了上山的距离。公园范围也从山上延伸到地面，进一步走向群众。久远的历史原本已不留痕迹，重新设计再造，增设解说牌子，又再次被看见。
再造新看点
福康宁修复工程新建九个主题公园，乍看资料标题惊讶哪来这么多地方？细读内容，其实新点大多原本就处于福康宁各个角落，翻新修复时放大主题，赋予新的花园名称，把整个福康宁公园包装得更加丰富。
当中散发爪哇风情的桑尼拉乌他玛花园和禁泉最为吸睛，因为其他花园都是在原有基础翻新提升，只有这两处是完全新创。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参考历史资料，把现代新加坡未曾见过的古早场景重新再造，浓浓的异域情调原来曾经那么本土，令人耳目一新。
福康宁公园的范围，也从山上延伸到山脚，更接地气。各个方向的山脚入口都亮出大大的“福康宁公园”牌子，路过时一眼就看到，也标示着福康宁公园已经放下孤高姿态，从传统概念的隐身山中，走向了闹市。
最大的翻新改造是第一植物园（First Botanic Garden），莱佛士于1822年在新加坡设立首个实验性植物园，地点原本就在福康宁山下，整20公顷的范围，涵盖禧街、维多利亚街、勿拉士峇沙路等，1829年关闭后地段改变用途，才出现了后来的街区面貌。
近200年后重现于世，地图上划出的第一植物园范围伸入大片街区，也包括了三座花园：亚美尼亚街花园（Armenian Street Park）、法夸尔花园（Farquhar Garden）、香料园（Spice Garden）。
最显著的亚美尼亚街花园是全新的扩展地段，就在土生文化馆与电力站前面，原本的马路改为步行区，街道变身花园后显得空间开阔，两边设置花圃种植土生华人相关植物，如节庆或祭拜使用的花卉，娘惹菜里常用的香料香草等等，并附上解说。
夹道建筑保留旧时原貌，路口是古雅的旧MPH大楼，土生文化馆目前正在装修，电力站目前也停止使用，可以预见日后重新开放，整个花园将注入更多的艺文活力。旁边整排的双层旧店屋以餐饮为主，包括著名娘惹餐馆，呼应土生华人元素。
这排店屋后面，走过去就是曾经承载集体回忆的旧国家图书馆，历历在目，却已物事全非。今天从新加坡管理大学穿过，还可看到国家图书馆大门的一对红砖柱子和白色铁花栏杆，压在楼底的尴尬一隅，守候着被遗忘的时光。
大楼走出来就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大大的福康宁公园牌子宣布公园范围由此开始，地面上还制作了一幅地图，标示14世纪的古代新加坡城墙范围，就从山脚的这一片地区围起。
旧貌换新颜
新加坡管理大学和国家博物馆之间曲径通幽，饰有早期植物绘图的电动扶梯，通往半山腰的法夸尔花园。这里是原本的史丹福坪（Stamford Green），翻新扩大后纪念首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尤其是他对自然历史的贡献。法夸尔热爱自然，任职期间委约本地人绘制了一系列动植物水彩画，整理收藏，成为记录早期本土自然生态的珍贵画作。
花园里种植了法夸尔喜爱的一些热带植物，都是本地常见的芋头、甘蔗、甘蜜、杨桃等。设计时发挥巧思，用画框把植物框起，设计成一幅幅活生生的艺术品。较大的画框也可以站进去与植物同框合照，迎合拍照潮流。画框旁边设有牌子，附上原图与植物介绍，艺术又科普。建议顺道与国家博物馆同游，玻璃圆楼的常设展览“森林的故事”正是取自法夸尔《自然图集》，把水彩画转化为动态影像呈现。现代创作与古早绘图互相对照，呼应花园画框里的真实植物，别有一番趣味。
婚姻注册局前面的道路如今也变成公园步道，通往香料园（Spice Garden）。追本溯源也是第一植物园的起点——莱佛士对山上生长的花草树木大感兴趣，在官邸旁边种植香料，从而发展成山下的植物园。香料园里种植各种本地香料，原本规模较小，如今纳入马路空间，有更醒目的牌子与介绍，走过飘来一阵班兰幽香。
香料园后面是工匠花园（Artisan's Garden），原本的考古发掘场地变成参观景点。考古坑周边设置了展柜与展品，木地板设置玻璃展柜透视历史碎片，还有一些可以动手活动的学习设备，如陶工旋盘，模拟考古挖掘的小沙坑等，增加互动性，寓教于乐。
继续往上通向莱佛士台（Raffles Terrace），翻新后称为莱佛士花园（Raffles Garden）。莱佛士官邸（Raffles House）目前空置，屋前竖立着指引船只的旗杆，当年升起不同的旗帜，向船上发出不同的信号，后来又建了更明亮的灯塔。旁边另有一座时间球，每天下午12时55分升起，1时落下，作为官方的准确对时。
从莱佛士花园可通往山顶传统景点，如大炮、堡垒门、已婚英军宿舍、福康宁酒店（前英军总部）、英军地下指挥中心博物馆（Battlebox）等。由此也可沿着面向克拉码头的步道，绕到福康宁山另一面。沿途树木苍苍，张牙舞爪，见证古老岁月。
来到面向福康宁山地铁站的山脚，还有一处新景点朱比丽花园（Jubilee Park），曾经是国家剧场和范克里夫水族馆的原址，如今空留一片草坡，竖立着建筑历史学者赖启健的作品《国家剧场＠50》，重现国家剧场立面的五个菱形尖角。水族馆只剩下牌子上一段文字介绍，旁边还能看到里峇峇利泳池的痕迹，建筑已改为其他用途，泳池填成一片草地。
这个角落曾经是很受欢迎的休闲娱乐去处，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两大地标拆除后，空置多年，如今设置了新颖的滑梯、跷跷板等儿童游乐设施，重现举家出游的欢乐场景。不少游人直接就以此为目的地，无须上山。年轻家庭带着孩子们在游乐场上尽情玩耍，兴高采烈的笑闹声抖落一地，对比草地上迷你版“国家剧场”的落寞身影，形成强烈的反差。
《联合早报》- 孔子后人建金华戏院 (2020-11-26)
1916年，牛车水第一家电影院华英电影院落成。由于电影受欢迎，隔年电影院业主建多一家电影院——金华戏院。
投资电影院的富商孔天相是孔子第72代后人，排“宪”字辈，他的另一名字是孔宪基。
孔天相极富传奇性，既是绅商、革命志士，也是传教士。
1895年，世界的头条重磅消息，是电影在法国的巴黎问世。
作为世界东西十字路口的新加坡，商家在上世纪初年随即引进这个最新行业，陆续建立戏院，以为市民提供消闲活动。1916年，牛车水地区的第一家电影院——华英电影院落成，它就位于桥南路与麦士威路交界的空地，也就是现在麦士威路小贩中心。
由于电影广受人们欢迎，隔年，华英电影院业主马上就在正对面处，即丹戎巴葛路与麦士威路交界处盖建全新的电影院，这里是原金华戏院的所在。
投身反清革命队伍
投资发展华英电影院的富商孔天相，说起来还大有来头，历史后来查证，他是孔子第72代后人，排“宪”字辈序，他的另一个名字是孔宪基。孔天相一生际遇极富传奇性，既是绅商、革命志士，也是传教士。
孔天相的祖父，早期从广东台山飘洋过海南来马来亚定居，孔天相1876年在马六甲出生。后来，他的家族再南下到新加坡居留，孔天相就在本地的英华学校接受教育。
孔天相在1898年与印度尼西亚棉兰一名甲必丹的女儿萧玛丽（Siauw Ma Li）成婚，婚后育有三名女儿，不过婚姻维持13年后破裂，以分手收场。1912年他再娶印尼爪哇一名寡妇蔡惜娘，但她14年后病逝，两人没有留下后人。
1910年，中国反清浪潮正值汹涌，孔天相爱国心切，把家人安顿在马来亚霹雳州后，只身前往上海，加入国民党的骑兵军，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队伍中。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于缺欠经费，孔天相获派带领队伍到南洋筹款。在新加坡时，他与会计员庄希泉反目，从此对政治意兴阑珊，决意留在新加坡发展自己的事业。那时，他看准时机，投资房地产，开发矿业，经营粮仓，由于长袖善舞、眼光精明，一下子就成为事业有成的商人。
“华英”到“金华”
上世纪初年，电影业进入新加坡后，孔天相伺机注资兴建戏院，1917年新建成的华英电影院是其中之一。华英戏院拥有900个座位，除放映电影外，也用作义演场地，名闻一时。
1927年，香港电影巨子邵仁枚南来新加坡开拓市场，孔天相将华英戏院租出去，隔年他干脆将戏院卖给邵氏机构。华英戏院后来因为政局变动和多次易主，名称一换再换，既有“南京”“帝国馆”，也有“重庆”“新重庆”。1956年重建和再次易主后，才定名为“金华”。
金华戏院一直经营到上世纪80年代，碰上电影业萎靡不振，业主最终转卖给教会，现在变身成为卫理公会属下的花菲卫理教堂。
世事就是这样奇妙，孔天相在脱售华英戏院后，由于自身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大部分时间专注于教会工作，在卫理公会芽笼堂布道传福音，带领更多教徒坚定信主。想不到数十年后，他曾经拥有的戏院，辗转一番，最终也成为基督殿堂。
金华戏院虽然关闭，不过它在本地的影业史上曾留有光辉一页。上世纪60年代，它献演的中国歌唱片《刘三姐》，由黄婉秋领衔主演，连续公演186天，创下演出最长纪录，轰动一时，至今仍然被公众和影迷所乐道。
努力推广播音事业
孔天相在上世纪30年代曾出任马来亚业余无线电公会会长，任职期间，努力推广播音事业，也多次力促英国殖民地政府设立广播电台，以利民众，1936年终于成事，政府允应创设英国马来亚广播公司，即新加坡广播电台的前身，他对本地的广播事业同样做出一番贡献。
另外，孔天相位于乌节一带翡翠山（Emerald Hill）37号的私宅，在1925年时转让给新加坡女校作为校址，一直到1994年为止。这个故居，上世纪80年代因为具有历史价值，被当局列为受保留的古迹，现在也是一所国际学校的校园。
萧玛丽领导孔裔协会
孔天相的第一任夫人萧玛丽，幼婴时丧母，六岁由父亲送给澳大利亚籍的教士苏菲雅布勒克摩（Sophia Blackmore, 1857-1945）收养，在苏菲雅牵引做媒下，萧玛丽嫁给孔天相。
新加坡当时曾经成立孔裔协会，以联系落足在东南亚地区的孔子后人，萧玛丽当年就领导这个协会；据了解，单在新加坡，今天就约有2000名孔家后人。
苏菲雅是卫理公会妇女对外宣教会第一位派遣到新加坡的女教士，她在1887年来新后，对本地的教育事业做出极大贡献。前个世纪末，她先后在新加坡创立两所女子学校——美以美女校和花菲卫理女校。
美以美女校1992年从苏菲雅山搬迁到武吉知马，当局应校方要求，以她的姓氏“布勒克摩”给坐落处的街道命名，表扬和纪念她的贡献。苏菲雅在1927年回返祖家，后来曾多次到访新加坡，辞世时年88岁。
孔天相在1958年安息，享年82岁，他生前虽然在第二任夫人蔡惜娘的武吉布朗坟墓旁并排留有空穴，但遗体最终是安葬在比达达利的前基督教坟场。
《联合早报》- 《悲鸿在星洲》再版 (2020-12-03)
徐悲鸿战前多次下榻作画的江夏堂在2018年中拆除，如今变成公寓。徐悲鸿在新加坡沦陷前夕托友人藏宝的愚趣园，也在2018年底成为汤申自然公园的一部分。昔日文人墨客纷沓而至的雅舍名园早已无迹可寻，倒是记录着江夏堂和愚趣园往昔种种的《悲鸿在星洲》，21年后由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
《悲鸿在星洲》1999年1月在新加坡出版，作者是毕业自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工作者欧阳兴义（75岁）。欧阳兴义说，初版只印1000本，流入市场的不多。但很多想研究近代美术史，特别是想了解徐悲鸿在南洋的人都在找这本书，市面上却已断货，他因此有了再版的想法。
汇集大量口述材料
中国美术研究者邓峰曾在《中国美术》上撰文说，目前对徐悲鸿在南洋的研究非常不够，能看到的相关书目中，他认为新加坡美术馆出版的《徐悲鸿在南洋》及欧阳兴义的《悲鸿在星洲》的参考价值甚大。
邓峰在文章中指出，《悲鸿在星洲》的作者从1980年代开始以寻访当事人的方式，汇集大量口述材料，勾勒徐悲鸿1939年至1941年在南洋和印度的大致行程，呈现许多生动的细节，填补这一时期的空白。
从事过电视、电影、出版、报章和美术工作的欧阳兴义，1984年和妻子从香港移居新加坡，在报社当美术员。他在中央美院求学时便对徐悲鸿的一切倍感好奇，来新后便抓住机缘，追查徐悲鸿在新加坡的事迹。
他找到的史料，最早是以特写方式，于1985年9月16日和17日刊登在报章上，这便是《徐悲鸿藏宝记（上）——罗弄泉枯井藏宝》和《徐悲鸿藏宝记（下）——黄梨树下的秘密》。之后，他陆续在《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刊登20多篇有关徐悲鸿在南洋的文章。
访徐悲鸿旧友知交
欧阳兴义回忆那段日子时说，他当时每天下班后便到国家图书馆翻查新加坡沦陷前的旧报章，几乎翻遍所有的《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手抄下几大本有关徐悲鸿的报道和资料。
他从旧报章中发现，当年在《星洲日报》写了数年有关徐悲鸿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竟然是妻子从小就熟悉的徐君濂。徐君濂是他岳父薛子江1950年代在广州的同事，也是邻居好友。徐君濂的文章都以“宗生”为笔名，意思是与徐悲鸿同宗的学生。
徐悲鸿1939年抵达新加坡时，徐君濂任《星洲日报》美术编辑，也是华人美术研究会会长，对徐悲鸿在星洲的事迹相当清楚。新加坡沦陷前，徐君濂和郁达夫等人乘小艇逃到印度尼西亚。战后他回到广州从事新闻工作。欧阳兴义在寻访徐悲鸿事迹时曾到广州拜访这位前辈，没想到他在战火中丢尽身边物品，却留下不少徐悲鸿在星洲的旧照片，包括徐悲鸿1939年7月6日在珍妮小姐画像前的留影。
为了拼凑徐悲鸿二战前在星洲的那段历史，欧阳兴义当时还列出一份名单，遍访在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地的数十位尚健在的悲鸿旧友知交，聆听各种有关徐悲鸿的传奇故事。
他走访了吴作人、李曼峰、杨善深、刘抗、黄葆芳、钟青海、赵少昂、邱珍祥、韩歧丰、艾中信、陈振夏、马骏、姚义夷、广洽法师等人，同时查阅各种历史档案，希望把散乱零碎的历史整理成篇。
欧阳兴义说，不是所有访问都一帆风顺，例如罗弄泉枯井藏宝与挖宝最重要的当事人，崇文小学前校长钟青海起初拒绝见面。经他再三保证只求事实真相，不代表任何人追索物品，对方才答应见面谈枯井藏画一事。
在写《悲鸿在星洲》的最大意外收获，是30多年前的某个下午，欧阳义兴在江夏堂外翻垃圾，竟然让他翻出五本手写的百扇斋藏书画目录和其他一些历史资料！徐悲鸿在江夏堂生活和作画的一些细节，全记在这些藏画目录中，这也给《悲鸿在星洲》提供极其珍贵的史料。
再版《悲鸿在星洲》，内容和初版大致一样，只是编排做了一些更动，另外增加一篇《徐悲鸿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王莹像〉》。原版只有黑白照片，再版却增加不少彩色照片。
《联合早报》- 听街道说故事 (2021-02-01)
每一条街道都有它自己的故事，通过三名独立史地研究者，街道述说它们的故事。
珍珠街（Chin Chew Street）的译名其实应该是漳州街？牛车水美食街史密斯街（Smith Street）原来是以John Colson Smith命名，非过去一般认为的，纪念海峡殖民地总督丝丝·金文泰·史密斯（Cecil Clementi Smith）？
黄友平：探索新加坡地名
退休工程师黄友平，在漫漫十几年有关新加坡地名研究的过程中，有了新发现后，心里确实有一丝满足感。
他说，新加坡从1819年至今共有6500条地名，现存只有4660条，也即1840条地名消失。1950年，新加坡有近1600条地名，2019年增加至4660条。这些年来，他通过阅读历史文献、旧报章，从中挖掘出不少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新加坡地名的历史演变做出分析，从中可了解新加坡历史文化风貌。
以史密斯街而言，黄友平说：“根据1853年2月的报章，从宝塔街至狄更生山（Dickenson Hill，今Bukit Pasoh）与桥南路至新桥路之间的大片土地为狄更生（J T Dickenson）的地产。狄更生因病回美国时，委任约翰·科尔森·史密斯（John Colson Smith）为他的代理人，而史密斯街位于此地产中。根据同年9月的报章，刊载John Colson Smith在7月25日写给市政委员的一封信，表明愿意捐款200元，以修补史密斯街，由此可以推论，史密斯街是以他命名的。”
黄友平说，史密斯原本在槟城当校长，1844年受狄更生之邀，到新加坡接任莱佛士书院的校长职位；史密斯除了兼任新加坡图书馆秘书与管理员，还是Zetland Masonic秘密社团的财政总监。
过去，对于史密斯街的另一说法是，此街可能是以总督丝丝·金文泰·史密斯（Cecil Clementi Smith 1840-1916）命名。但黄友平认为，丝丝·金文泰·史密斯在1887至1893年间才担任总督，此街早已出现多年。
从地名了解人文
黄友平研究新加坡地名前后十余年，并在近日出版《新加坡地名探索》（八方文化创作室），书中上部为“新加坡地名演变研究”，对新加坡地名的形成、基本结构；华文地名的特点，新加坡地名的规范化等做出研究。下部为地名录与地名注，在这一部分，黄友平对新加坡开埠以来，几千处街道、社区、马路名称之由来和变化做了考索，总结地名命名的特点、语词的渊源，分析它们来自不同种族、国家，反映各地区经济状况，历史文化特征，分辨正式称谓、民间俗称，对各类地名来龙去脉做了相当详细的考辨。
新加坡发展迅速，许多旧道路已消失无踪，或已另取新地名。黄友平在《新加坡地名探索》开宗明义：“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的名称，是一定地域的标志。地名不仅代表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指明它的类型，而且还常常反映出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从文化学的角度上看，地名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既有一个时代文化特征，又具有相对稳定性，能保留较多的历史信息，积淀深厚的文化。”
前半部根据论文改写
毕业自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黄友平，回国后先后在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任职。黄友平从小喜欢文学作品，中三时进了理科班，大学时读机械工程，40年来从事理工事业，直到退休后报读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课程，才有机会重新找回年轻时的喜好。
《新加坡地名探索》前半部根据作者2006年南京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改写。黄友平说：“本书下半部的地名录与地名注，资料起初不易寻找，一直到国家图书馆把旧报纸数码化，我才受惠于电子图书馆，因为可搜索的报章旧资料大量增加，所以这本书断续花了十多年才写成，其中苦乐只有自己知道。”
黄友平说，许多人研究新加坡地名，会参考1939年拉惹辛甘（Raja Singam）出版的《马来亚街名》（Malayan Street Names），当时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所以在《新加坡地名探索》中，除了介绍马来半岛的地名渊源，还为将近500条的新加坡地名作注。他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拉惹辛甘的说法不全对，大概有30多条说法是不正确的。”
珍珠街应为漳州街
在研究新加坡地名的过程中，黄友平不断从旧报章等原始资料中有新发现，因此推翻过去一些说法。例如珍珠街（Chin Chew Street），他在阅读相关资料之后，发现Chin Chew Street的翻译不妥当，应译为“漳州街”。
黄友平说：“根据1745至1747年间葡萄牙人勘测的厦门岛与金门岛地图，Chin Chew是福建漳州。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厦门是中国被逼开放的海港之一，英国人又把福建泉州音译为Chinchew，造成混乱。由于Chin Chew Street出现于1841年的税收报告，此路名应是以漳州命名。本书内好多有留名的福建富商，祖籍属福建漳州者就将近20位。”
他说，由于早年殖民地政府把新加坡河南岸规划为华人区，区内有厦门（Amoy）街、中国（China）街、福建（Hokkien）街、澳门（Macao，后来改称Pickering）街、南京（Nankin）街与北京（Pekin）街等，一条与英国人有关的地名，夹在华人区的众多中国地名中，显然是格格不入。此街离珍珠山（Pearl's Hill）不远，街名又译为珍珠街，令人以为是因珍珠山得名。过去大家熟悉的珍珠街，今日已找不到路牌。
另外，启信街（Cashin Street）是以启信（Joseph William Cashin 1844-1907）命名，启信曾是J P Joaquim律师馆的助手，后来开鸦片烟馆及投资房地产，成为第一名百万富翁的欧亚混种人。1890年，他要求市政局接收Cashin Street为公共道路。当局向他提出先自费把该街修好，然后才会由私有道路转变为公共道路。可见是以Joseph William Cashin命名的。
吴庆辉：为地名寻找典故
国家文物局文史研究员吴庆辉自小爱看，也爱画地图，更喜欢记地名，辨认马路。2001年开始从事文史研究后，吴庆辉也对本地地名做出探索，从中也有不少新发现，例如发现本地华人俗称的“水仙门”，很大可能是跟福建泉州市的旧地名有关。
水仙门指谐街（High Street）、禧街（Hill Street）、桥北路靠河地段、福南街（Funan Street）与振南街（Chin Nan Street）一带。吴庆辉说：“宋代在泉州设管理港务的机关‘市舶司’时，海关设在南薰门内，南薰门又名水门或水仙门，那里因附近一座水仙宫得名。水仙宫供奉的是水仙王，是贸易商人和船员的海上保护神之一。水仙门于是成为泉州的上岸入口的代称，新加坡开埠后，这民间对登陆口岸的俗称也跟着来到新加坡。”
另外，吴庆辉也发现，在新加坡，一般称离市区远的路段为“上段”，那是早年郊外跟市区的距离，是给地方命名的其中一个方法。
吴庆辉说：“首先，是用远近二分法，远的路段在路名上冠以‘上段’（Upper），例如樟宜路上段、实龙岗路上段、汤申路上段，以及武吉知马路上段等；本地华人则以俗称“XX尾”，来指称远郊地段，例如榜鹅尾、樟宜尾等；马来同胞则用‘乌鲁’（Ulu）。”
以里数为地方命名
吴庆辉指出：“人们也爱按离市区中心的里数来命名，当时在主干公路上立有标明里数的石碑（Milestone），华人闽南语俗称‘条石’，粤语称‘支碑’，马来语称‘Batu’。例如，著名的武吉知马美世界是七条石，武吉班让村是十条石，波东巴西附近是后港三条石。”
近年来，吴庆辉也探寻本地一些地铁站的名字典故，例如卡迪（Khatib）地铁站背后的故事。吴庆辉说，卡迪地铁站以附近的河流双溪卡迪蒙苏（Sungei Khatib Bongsu）命名。《马来纪年》里有一则故事，提到一位叫卡迪的宗教师。
吴庆辉说：“《马来纪年》说，宗教师卡迪在王后的百般要求下，向她展示自己的法术，结果讨得王后的欢心，但国王得知此事后却很不高兴，觉得有损国王尊严，于是下令把卡迪处死。卡迪死前诅咒新加坡，后来岛国就被成群的剑鱼攻击……卡迪蒙苏这名字也许跟这古老传说里的宗教师有关，但要考证起来并不容易。”
吴安全：将先驱人物与地名连接
专业药剂师吴安全过去十余年来，一直毫无忌讳地穿梭在坟场之中，是一个热衷于在武吉布朗寻找历史真相的文史爱好者，也是典型的“武吉布朗人”（Brownies）。每当吴安全找到一座坟墓，就会依据墓碑上的资料，联络其后裔，很多布朗人因此把吴安全视为“师父”，这是因为很多已被遗忘的先驱人物的古墓，都由吴安全及其弟弟吴安龙一一找出来。
这十余年来，吴安全平时一有空，就往坟场走，然后从分析老墓碑中，拼凑出墓主的生平与历史背景，试图为族群寻找集体记忆，他还因此获得英国广播公司（BBC）选为全球50位最具启发性的人物之一，并在榜中位列前15名。
吴安全和吴安龙这几年确实在寻找、考证古墓方面做出成绩，他们重新发现章芳林家族、陈桂兰、颜永成和他父亲、薛中华家族、陈谦福家族、陈恭锡、黄深渊等人的墓。
在坟场，吴安全还努力将先驱人物的姓名与地名连接起来，希望能为本地史地留下多一点记录，例如找到汪声音的墓碑，他也找出本地有一条纪念汪声音的声音路（Seah Im Road）；找到龚菽惠，他也进一步找到肃威路（Siok Wee Road，已不存在）；古墓里的蒋骥甫，也有一个蒋骥甫园（Chionh Ke Hu Park）是纪念他的。
以人命名街道许多已消失
吴安全发现，随着街道面貌改变，许多路名也已消失无踪，例如纪念郑玉瓞的玉瓞街（Geok Teat Street），纪念章壬庆的章壬庆街（Cheang Jim Kheng Street），纪念银行家蔡克谐的蔡克谐路（Chua Keh Hai Road），纪念何式均之式均路（Siak Kuan Road），纪念范英吉的英吉路（Eng Kiat Road），纪念阮居安的居安路（Kee Ann Road）等已欲寻无处。
其中阮居安为林义顺岳父、阮碧霞父亲，阮居安、阮碧霞及妹妹阮群霞三人都葬在武吉布朗。章壬庆则是章芳林的儿子，但章壬庆街已不存在，不知何时变成Covent Alley。又如郑玉瓞，目前已经少有人记得这位商而优则仕，在花甲之年还出任市政厅委员的先驱人物。何式均则为养正学校创办人之一，目前也没有多少人记得。
吴安全说：“这些年来，从发现墓碑到找出墓主，再将人名连接上路名，是一件很有满足感的事，这里面有历史，也有地理，做这样一件事，感觉上很有意义。”
《联合早报》- 百年古庙文史之旅 (2021-03-25)
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210325-1133922
从本地五座百年历史古庙，了解先人移民新加坡的历史，庙宇和会馆的关系，以及土地发展对庙宇的影响。
在新加坡，庙宇和其他宗教场所几乎处处可见，它们是许多市民的精神寄托，我多数时候喜欢从文化历史的角度与它们亲近。本文就给读者介绍五座百年历史古庙。
望海大伯公庙
我在丹戎巴葛的柏南街（Bernam St）停车，越过安顺路来到珀玛路（Palmer Rd），便隐约看见珊顿大道旁飘扬着几面色彩缤纷的小旗。走近点，还分辨出红屋瓦下一道五六米长的黄墙，画着一幅海景，蓝色波浪上涌出五个红色大字：望海大伯公。
为什么叫望海大伯公？原来这座供奉大伯公的小庙，在约180年前建成时，面对的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我们的先辈从中国乘船数周后，很多是在这里的海岸登陆。他们一踏上陆地，感觉自己还能平安抵达目的地，第一件事自然要感谢神灵保佑，因此，相信是在1844年，客家人便在这里建庙，这座庙的全名是客属八邑福德祠。
客属八邑指的是：嘉应五属，即梅县、平远、兴宁、五华与蕉岭；丰永大三属，即丰顺、永定与大埔。
在福德祠内，有座重修庙宇的碑文，除了指出它重修于清朝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还刻有捐款名单，排榜首的是应和公司和丰永大公司，那是客家人最早成立的商业机构。
福德祠经过多次修建，外观像是个孖庙，由主祠福德祠及辅祠同德宫组成。它虽是客家人的庙，但建筑外形、梁架结构、屋顶形式和装饰都有明显的潮州风格，而玄关屋脊的装饰则具有闽南屋宇特色，相信当年是由潮州和闽南的师傅合力建成。
福德祠有历史不在话下，有个铜钟就刻上宣统元年（1909年）的字样。悬挂的大鼓、楹联、牌匾和云板，显然也都颇有岁数，有识之士相信都能从它们身上读懂那久远的故事。
主神大伯公是华人普遍祭拜的神明，据说他原本是水神，后来兼职土地神。我猜想，望海大伯公职务的演变，或许也是环境演变所需，他老人家原本看顾着的大海，随着填海工程展开，海岸线现在已后退不只数公里。
庙宇与会馆共生
望海大伯公庙原本占地不大，不断兴建的高楼大厦已从三个方向逐渐逼近，现在庙宇前方还在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外观庞大的地铁站，我站在庙前更感觉地方局促，或许不用多久我们的望海大伯公便没有容身之地。
怜惜着这座似乎不断受到“排挤”的古庙，不禁想起先人移民新加坡的历史：1822年，广东省台山县同乡创立宁阳会馆。几乎同时期，客家人也有了应和会馆。华人在19世纪成立的地缘社团，还有永春会馆、长泰会馆、琼州会馆、茶阳会馆、冈州会馆和番禺会馆等。
其实根据文史工作者的研究，好些会馆成立之前已先有庙宇，庙宇和会馆都是乡亲们相聚交心，打听家乡消息和寻求协助的最佳场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天福宫和福建会馆、粤海清庙和潮州八邑会馆、琼州会馆与琼州天后宫的连体关系。
保赤宫与陈姓
藏身在市中心的另一座古庙是保赤宫。它建于1876年，虽为陈氏宗祠，却是24小时开放，各方善男信女随时都可进庙参观膜拜。
保赤宫建在大坡马可新路（Magazine Rd），那是连接合乐路及马真路（Merchant Rd）的一条小路，离新加坡河畔不足50米。为什么命名保赤宫？相信与所供奉主神开漳圣王有直接关连。
唐朝以前，福建漳州还是蛮荒之地，人民生活非常贫苦。武则天继位后，派遣陈元光率领军队入闽，并在漳州地区大规模开发。陈元光治闽有方，烧荒屯垦，兴办学校，任人唯贤，招抚流亡，对当地土著山越人更以招抚为主，德威并重，因此能迅速促成漳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这些努力，使他成为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合的奠基者，被封为漳州刺史。后来，他奉唐睿宗之命，讨伐潮州贼寇战死沙场，谥号忠毅。漳州人民感恩他的贡献，此后便视为神明膜拜，尊称开漳圣王。由于他爱护百姓如同赤子，供奉他的庙宇乃有保赤宫的立名。
建于1876年的保赤宫，也立为陈氏宗祠，因为当年是由多位陈姓宗亲献地和出资兴建。参观这座1974年便被列为古迹保护的145年古庙，读者可留意这里保留的中国南方寺庙建筑风格，包括屋脊、屋檐和石柱的精致雕刻。此外，大殿的香台、牌匾、钟鼓和木屏风，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物。
今天的保赤宫也被林立的高楼淹没了，不过，它虽地处一隅，也不见堂皇靓丽，可是一走近它，却让我呼吸到古早的味道，不禁想要多探寻那深厚的文化底蕴。
水廊头凤山寺
从保赤宫走到莫罕默苏丹路（Mohamed Sultan Rd）的凤山寺，大概需要15分钟。在新加坡以凤山为名的庙宇应有10座，据说，马来西亚各地都有凤山寺，以古晋的最为人知，台湾更多达200座以上，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和菲律宾都有凤山寺。
原来凤山寺是建在福建南安诗山镇文章山的山麓，因山形如高飞的凤凰，也称凤山，寺因山名。这是一座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闽南古刹，也是闽台和世界各地广泽尊王宫阙庙宇的祖庙，初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历代屡有兴废，最近一次重修在1978年。
凤山寺最早的名字是郭山庙，供奉郭圣王，宋理宗时加封为广泽尊王。郭圣王，俗名郭忠福，后唐同光初年（公元923年）生于安溪金谷，七岁丧父，牧羊为生，由于奉母甚孝，乡邻称为郭孝子。可是，他却在16岁时突然坐化古藤上。乡民非常惊讶，视为仙人，乃在坐化处为他立庙。邻近乡人，争传郭孝子化身奇事，纷纷前往祀求，非常灵验，于是香火日益旺盛。
参观凤山寺，不妨注意广泽尊王的造像，他双眼滚圆，直视远方，精神尤其饱满，据说那是郭忠福坐化时的样子。此外，他有一只脚下垂，原来他本是双足结跏趺坐，是母亲情急之下拉下他的一只脚。
位于大坡的这座凤山寺，旧称水廊头凤山寺。最初是建于1836年丹戎巴葛青山亭的一座小庙，1907年市区重建，才搬到现址的小山坡上。1913年新庙竣工。1978年，凤山寺被列为国家古迹。2006至2010年之间广泛修复，并在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评选中，成为新加坡首个荣获“卓越奖”的建筑。
凤山寺不大，却处处雕梁画栋，单只在门口，有心者便能琢磨出中国古建筑的许多特点，以及中国木雕和石雕工艺的造诣。轴向布局、庭院，有围墙的附属建筑和梁架结构，都具有浓厚闽南风格。以惠安青石雕琢成的龙凤石柱，生动细致，充满动力。屋檐和屋脊上的陶瓷雕塑和石膏浮雕，颜色鲜艳，造型生动。我发现两边墙头上还各有一头黄牛蹲伏着，看它们神清气爽的样子，似乎预示着今年的日子会比较舒坦。
葱茅园凤山宫
凤山宫的地址是德福12巷，在德福工业区尽头，靠近机场路。如果提起葱茅园，或许不少人会记得那是毗邻大成巷的一个著名村子。
不过，凤山宫并不供奉广泽尊王，而是祭拜九皇大帝。九皇大帝是源自中国道教对天上北斗星的信仰。这种信仰分两支，一曰北斗星君，二曰九皇大帝。中国大陸与台湾较盛行北斗星君的崇拜，新马华人地区，传自泉州、漳州和潮州等地区，便以祭祀九皇大帝为多。
葱茅园凤山宫的由来，可追溯至1906年，三名漳州先辈结伴从吉隆坡安邦迁居到葱茅园，当时那里是以种植葱茅出名。不过，他们不只是来此谋生，也带来九皇大帝的香火，并安置在家前厅，公开让村人膜拜。当时还每三年举行一次“割香”，即由当值炉主回到安邦祭拜，再把新的香火带回葱茅园。村民对九皇大帝的信仰日益牢固，1912年遂建立凤山宫。
为什么取名凤山宫？据说是风水师傅经勘察地势后，说那里是个凤穴，乃定名凤山宫。
1979年政府征用葱茅园土地发展小型工业区，原有的蔬菜种植须停止，村民也都搬走，然而凤山宫却越来越兴旺。2000年，信众还集资在原地盖起新庙。进入21世纪的凤山宫，富丽堂皇，在树木花草掩映下，更成为工业区的一道风景。
凤山宫除了供奉九皇大帝，也设太岁殿和孔子殿。我印象深刻的还包括正殿大门两个真人大小的门神雕刻，以及高贴墙上的二十四孝木刻图。
水沟馆葛岸馆
宏茂桥也有一座百年古庙，名字是水沟馆葛岸馆。
为什么庙宇会取这样的名字？原来水沟馆和葛岸馆是两座庙宇的名字，祖庙都在福建南安英都镇，水沟馆在镇东边，葛岸馆在镇西边。
新加坡原本有三个水沟馆和一个葛岸馆，1977年合并成一个馆，建在宏茂桥61街。
水沟馆葛岸馆的历史也有百年吗？我在参观时，便在庙外看到一块石碑，那便是物证。石碑上写着：和升馆建于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距今116年）。这块石碑是2005年在北波那维斯达路出土的。
原来这座建于20世纪初的和升馆，其实是南安英都乡水沟馆的分炉。和升，是当时馆址所在的路名。和升路在北波那维斯达。1920年，英国政府下令搬迁，便搬到牛车宫双乳山，即今荷兰路五英里，并改用回水沟馆原名。此后50年，水沟馆还多次搬迁。
水沟馆葛岸馆的经历，似乎也是新加坡华社发展的缩影。
新加坡还有好多座百年古庙，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前往探幽取胜。
其他百年老庙
粤海清庙 30B Phillip St S048696
天福宫 158 Telok Ayer St S068613
琼州天后宫 47 Beach Rd S189683
四马路观音堂 178 Waterloo St S187964
万山福德祠 124 Sims Dr S387379
广惠肇碧山亭 50 Bishan Ln S579847
六巡三合庙凤山堂 6 Ang Mo Kio St 63 S569113
梧槽大伯公宫 249 Balestier Rd S329708
后港斗母宫 779A Upper Serangoon Rd S534648
龟屿福山宫大伯公庙
每日头条 - 《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
https://kknews.cc/zh-sg/culture/p8xppne.html
《联合早报》- 安祥山 百年风情古韵浓 (2021-09-16)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feature/story20210916-1194075
《联合早报》- 九皇信仰与星宿崇拜 (2021-11-04)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11104-1210103
学者研究，九皇信仰源自星宿崇拜，道教认为九皇大帝为北斗七星星君，加上外辅及内弼两位星君的合称。
本地民间一般认为，九皇爷是反清复明义士，起义失败后，人们将他们神格化，成为今天的九皇大帝。
每逢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华人社群，都会隆重举行九皇爷诞辰庆典。在此期间，各地以祭祀九皇大帝为主神的道教庙宇香火不断，周围都会立起黄旗、黄布条。老一辈新加坡人说，本地早期的九皇宝诞庆典十分热闹，规模庞大，仅此于农历新年，这些盛况能从不少黑白旧照片、旧影片中得到证实。
相对于九皇爷或九皇宝诞庆典的来历，很多人就不清楚。本地庙宇在报刊登庆典通告时，附上的简介一般都采取民间说法，即九皇爷相传是九位反清复明的义士，甚至有说他们是清朝乾隆年间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和他的儿子、结义兄弟、部将等，说法不一；无论哪种说法，都因起义失败被杀，后人将他们神格化，成为今天拥有众多信徒的九皇大帝。
九皇爷的信众在此期间身穿白衣白裤，腰缠黄布条，据说就是为这些反清义士戴孝。
北斗七星星君
据学者研究，九皇信仰应该源自远古的星宿崇拜，道经《北斗真经》中所述，道教认为九皇大帝为北斗七星星君，即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加上外辅及内弼两位星君的合称。
随着古中国道教的兴起，北斗星君日趋人格化，经云：“南辰增福寿，北斗注长生”，因此“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说法亦流传甚广，使得北斗星成为主掌世人福寿的神明，由此可见，古人对北斗众星的信仰，经历由“北斗星君”到“斗母九皇”的崇拜过程。
因此，如果九皇爷是九位反清复明的义士，也就间接说清朝之前没有九皇宝诞，那岂不缩短九皇信仰源远流长，拥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且，这又与史书中的记述不相符合。
斗母宫与“反清复明”
笔者访问后港斗母宫，陈贤达道长告知庙里神龛内，竟然有一尊相信是本地绝无仅有的郑成功神像，中间坐着的正是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是道教神仙谱系中，掌管北方的大神，同时也被誉为大明帝国的护国神明；“国姓爷”郑成功则在台湾建立政权后，吸纳大量明朝遗臣为下属，高举“反清复明”旗帜与清朝对抗，因此后港斗母宫与“反清复明”的故事似乎隐约有点联系。
再者，该庙正殿前方有一副对联：“日昍晶弄里羡慕，月朋朤定乾坤”对联开头数个字分别以“日”和“月”为主，“日”“月”合在一起就是“明”，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副对联其实是一幅“反清复明”的旗帜。
后港斗母宫的祖庙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香港巷斗母宫，该庙已故李茂盛道长曾说，该对联的读音是：“日月精华龙里羡，月朋浪荡定乾坤”。
不仅如此，从斗母宫的建筑格局看来，比如大殿神龛背后有两扇窄小的侧门，十分隐蔽，不易被发现，这道门则通往神龛后安奉九皇香炉的“八角楼”，大都戒备森严，外人不得随便出入，这也与洪门帮会的私密性质相吻合。
加上后港斗母宫大殿前的对联，似乎能够确定庙和当时反清复明的秘密帮会有密切的关系，但这仍不足以证明九皇大帝就是反清义士的说法。
少林寺曾反清复明
无独有偶，中国嵩山少林寺也曾和反清秘密教门组织有关，甚至还藏着清廷要犯，在清朝初年与清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张。
反观在明朝时期，明朝政府对少林寺多有封赏和建设，所以少林僧人对之感激万分，将所习武艺报效朝廷，多次协助明朝军队镇守边防，对抗沿海倭寇的侵扰，甚至还帮忙镇压农民起义，所以心存恋明情结的少林僧众对取而代之的清朝不无幽怨，亦可想而知。
可是，随着清王朝统治日益稳固，少林僧众对“反清复明”已不抱幻想，恋明情结日趋淡化，他们也逐渐明白“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南朝梁代高僧释慧皎著《高僧传》）的道理，深深认识到与清朝政府不睦，不利于少林寺和少林武术的发展。
同时，清朝统治者也了解历代王朝，通过宗教来“暗助王道”的道理，开始调整对宗教的管理政策，不仅可以避免身怀绝技的少林武僧铤而走险，危害自己的统治，又可以借助少林寺为禅宗祖庭的特殊宗教地位，对其他佛寺施加影响。
这种对立关系在清朝中期开始出现转变，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亲笔御题“少林寺”匾额，至今据说仍挂在少林寺门上；雍正皇帝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下旨大规模整修少林寺，乾隆皇帝也在乾隆八年（1743年）御赐一套《大藏经》，并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巡游少林寺。
远去的历史
斗转星移，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已走入历史，无论是天地会还是红花会，也已不复存在，“反清复明”的口号如今一般只在影视剧中出现。其实，台湾明郑政权被清朝军队击败后，包括天地会、小刀会等主张反清复明的组织仍然积极活动，一些人后来逃往南洋，继续宣扬反清复明的思想。
当然，还有人坚持九皇爷是反清复明的义士，一个朋友还告诉我，这九位义士就是郑成功的部将，并叙述如何奉送郑王爷出海，同时也为他准备一艘“王船”。这些都体现在九皇信仰仪式的主要步骤中，如“迎神”“请水”，最后一天的“送神归海”和“王船”等。
不过，究竟是先有传说还是先有仪式，恐怕已经很难分辨清楚。
（参考书目：徐李颖著《九皇圣迹：后港斗母宫》，程民生主编《古史新探》，赵长贵著《试论嵩山少林寺与清政府关系之演变》。）
《联合早报》- 和平饭店：哥里门寓所 (2021-10-21)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11021-1205391
新加坡也有和平饭店，于1865年开业。它原是殖民地公共工程总监哥里门的寓所。
听到“和平饭店”的人，会有几个不同的反应。电影发烧友想到的应该是由周润发和叶童在1995年合演，彭羚唱主题曲的著名电影。爱看中国连续剧的朋友会说是2018年播放的间谍电视连续剧；常跑上海的朋友，会想到位于上海外滩路口那具历史性，招待过无数世界名人贵宾和政治领袖的饭店。但是如果说小红点新加坡早在156年前就有一家“和平饭店”，会觉得不可思议吗？
《联合早报》- 揭开二战前后英军实里达空军总部神秘面纱 179皮卡迪利历史遗址首次开放 (2022-02-10)
国家文物局国际与馆际关系司长黄仁安说：“我们的战争历史在塑造民族认同和韧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本土遗产、文化和传统。”
在实里达机场附近一片空旷的草地上，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建筑物。如果没有专人讲解，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是当年英国空军驻新加坡总部的所在地。
为了配合纪念新加坡沦陷80周年的“战斗新加坡”（Battle for Singapore）活动，这处从未对外开放、名为179皮卡迪利（179 Piccadilly）的历史遗址将首次让公众参观。
这栋两层楼的白色建筑物曾是英国皇家空军实里达的前驻地总部，也是该部队最早期的永久建筑物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皇家空军实里达参与保卫新加坡和马来亚，179皮卡迪利一度成为日军空袭的目标。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这栋建筑物曾被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征用。
1971年，新加坡武装部队从英国手中接管该处，并将其转作营地指挥官办公室。如今，这栋外墙依旧挂有“1931”日期牌匾的建筑物是由新加坡土地管理局负责管理。
对于70岁的黎青龙来说，这是个意义非凡的地方。他曾担任新加坡武装部队实里达军营指挥官，在1996年至2007年间在这栋楼内办公。
黎青龙回忆说，以前这栋建筑物占地很广，周围种满了果树，无奈因应发展的需要，现在都看不到了，所幸建筑物还保留着。
国家文物局国际与馆际关系司长黄仁安受访时说，此次对外开放179皮卡迪利并举办导览活动，主要是想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新加坡沦陷期间的历史。
“外界一般上只知道当年陆军和海军如何抵抗日军入侵新加坡，很少听到关于空军所做出的努力。实际上，这里发生过一场相当激烈的空战。希望通过导览，能激发公众对这些历史的好奇心。”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导览中，参与者将有机会了解179皮卡迪利，以及皇家空军实里达鲜为人知的故事，包括新加坡战前的航空历史，以及英国皇家空军在二战时扮演的角色等。
黄仁安指出，“我们的战争历史在塑造民族认同和韧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本土遗产、文化和传统。”
推出70场导览 今早起可上网报名
今年是新加坡沦陷80周年纪念，国家文物局和博物馆圆桌成员与多位历史学家合作，将从2月12日至3月6日推出70场导览、线上分享会和活动等，助国人重温新加坡的战争历史与故事。
为配合安全管理措施，“战斗新加坡”导览活动每场只限15人。有兴趣参加的公众可从今早10时起，上网www.museums.com.sg查询及报名，先到先得。
《联合早报》- 陈旭年宅第成功售出 买家为印尼富商林益洲家族公司 (2022-03-04)
列为国家保留古迹的“陈旭年宅第”（House of Tan Yeok Nee）以邀请买家出价方式成功脱售，买方是与印度尼西亚富商林益洲（Bachtiar Karim）家族有关的公司。
这项目的销售活动由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负责。公司投资与资本市场部高级董事叶慧宜受询时透露，这个项目引起三到五个买方的兴趣，最终成交价稍微低于9200万元的预示价。这项交易预计在今年5月完成。
建于1882年的陈旭年宅第位于克里门梭道（Clemenceau Ave）和槟榔路（Penang Road）交界处之间，它是19世纪四大潮州头家豪宅硕果仅存的一栋，见证了潮州富商在殖民地时代所享有的社会地位。
这座建筑所处的永久地契地段面积为2万6321平方英尺，分层楼面面积为5万8480平方英尺，目前出租给一间国际教育学院。业主是鹏瑞利集团有限公司（Perennial Holdings）和Charles Quay International，这两家公司各拥有这座建筑的一半股权。
林益洲是全球第二大棕榈油业春金集团（Musim Mas）的执行主席兼集团总裁。他早前曾以他和妻子关艳冰创立的林氏家族基金名义，提供20万元的奖励金给去年底荣获世界羽球锦标赛冠军的我国羽将骆建佑，表扬他的拼搏精神。
针对这项交易，林益洲的儿子林志豪在文告中说：“陈旭年宅第是具永恒价值的地标资产。我们的家族希望向这段悠久和珍贵的历史致敬，目前正在探讨各项投资策略，让新一代欣赏这座令人惊叹的保留建筑。”
这座建筑曾在2018年尝试出售，预示价为9300万元，可是无人问津。
《联合早报》- 李急麟的镜头 (2022-04-30)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olumns/story20220430-1267929
新加坡保留了6000多栋店屋，造就了历史城区的景观。这学期布置的其中一个作业是店屋，选取了若干地点，让学生研究这些区域内店屋的建筑特色。在中期作业汇报中，学生提出现场考察时最大的困惑是店屋的原真性，哪些是原有的？哪些是修补的？尽管市区重建局在店屋的保护性再利用中强调维持建筑外观，然而，翻修过的店屋大多被涂抹上艳丽的色彩，装扮成时髦的躯壳。
为了让学生更接近真实的店屋，鼓励他们在pictureSG查找相关图片，特别是李急麟收藏中的老照片！在期末上缴的作业中，学生这样写道，不知在店屋街走过多少回，因为这份作业，才看见店屋的建筑特色与价值。如果学建筑的学生发出这样的感慨，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才能得见店屋之美？或许真的是要看看李急麟的老照片。
学友赖启健博士在2015年出版的题为“Through the Lens of Lee Kip Lin: Photographs of Singapore 1965-1995”（透过李急麟的镜头：影像新加坡1965-1995）一书中，对于李急麟的摄影作品做出了整理分析，也介绍了这位人物的生平。出生于优渥的海峡华人家庭，李急麟（Lee Kip Lin, 1925-2011）在英国接受建筑教育，1956年返回新加坡执业，做建筑师的同时，也在建筑系任教。1982年退休后，他专注于新加坡建筑史的研究与写作。身处经济飞跃的年代，他对于历史性建筑的拆除和城市风貌的巨变深感痛惜，努力以镜头记录日渐消失的场景。2009年，李急麟家族将1万9000多件收藏，包括他所拍摄的幻灯片和照片，以及珍贵的地图书稿捐献给国家图书馆。
李急麟对于新加坡的热爱凝聚在镜头中。与大多数摄影师不同，他的摄影不是单纯地捕捉建筑的美感，他从建筑史学者的角度，以建筑师的严谨态度，有系统地、精准地记录，以罕见的历史责任感，终其一生观察记录这座呼吸与共的城市。他会在不同的年代，以同样的角度，拍摄同样的建筑，试图用影像记录这座城市不可逆转的改变。
李急麟大部分的摄影作品是黑白的，恬静的画面滤除了热带的暑气，难以想象这位温文尔雅的绅士，汗流浃背地行走在岛国的各个角落，以清醒的头脑，为这人世留下印记。他深知摄影作品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以大量的手稿地图，详细记录拍摄的时间地点。在他的镜头之下，历史城区里历经岁月洗礼的店屋，建筑已显老旧破败，窗外插满晾衣杆，五脚基堆满杂物，远不如今日整洁亮丽，可那镜头中的烟火气，是店屋最真实的写照。
人的一生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对话。李急麟的镜头，让人见他所见，闻其所言，感受他的快乐忧伤。如今新加坡的店屋在房地产市场已是身价不凡，这无疑是近半个世纪市区重建局推动历史性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的成果。遗憾的是，当店屋淹没在斑斓的色彩中，充斥着商业气息的店屋街已不再是寻常百姓的家，炎阳下也再难见到李急麟这样的人物了。
漫谈寺庙宫观
https://mp.weixin.qq.com/s/Fc6P8e3YQ3VSwpEnGu1wgQ
《振裕园的春花秋月》
https://qinghistorysg.com/%e6%96%b0%e5%8a%a0%e5%9d%a1%e4%b8%8e%e6%b8%85%e5%8f%b2-singapore-qing-history/%e5%90%b4%e5%ba%86%e8%be%89/%e3%80%8a%e6%8c%af%e8%a3%95%e5%9b%ad%e7%9a%84%e6%98%a5%e8%8a%b1%e7%a7%8b%e6%9c%88%e3%80%8b/
《联合早报》- 给海员一个家 (2023-02-02)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30202-1358864
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吸引世界各地的船舶入港，给船员一个温馨的落脚地变得迫切。早在19世纪中叶，本地欧裔富商率先创建“海员之家”，让西方海员安顿留宿。虽然下南洋的中国三桅船同样频繁，但19世纪末才出现华人行船馆的文字记录。
1970年代在新加坡工艺学院念书的时候，课程多数是三年全日制，较特别的是海事工程系四年，航海系一年。海事专科生跑船的薪金优厚，收入豁免所得税，尚可环游世界，每年吸引上百名新生报读。
当时两万多艘商船在海中航行，海皇轮船乃本地毕业生的主要雇主之一。如今商船的数量与体积皆翻倍，海员主要来自菲律宾、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和乌克兰。
广东民路航运大厦是现代新加坡海员俱乐部安家之地，为各地海员提供短期住宿。
船上的日子单调，家人朋友不在身边，除了工作就是看着茫茫大海。行船跑马三分险，万一遇到狂风巨浪，海盗袭击，船只被扣留等，孤独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下船的时候，最珍贵的莫过于有个温馨的落脚之地。冠病疫情前，广东民路的航运大厦（Maritime House）就是招待海员的地方。
海员俱乐部的前身
安顺路的海员之家（康奈尔大厦）关闭后，其中一栋古色古香的双层楼房用作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如今为安盛大厦。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自由转口贸易和移民社会特性，吸引世界各地的船舶入港。19世纪中叶，本地欧裔富商率先创建“海员之家”（The Sailors' Home），让西方海员留宿。海员之家由独立委员会监管，其沿革反映国际船运的变迁：
●1851年，海员之家在谐街立足，几年后搬迁到马里士他路一带，空间较大的美国前总领事马里士他庄园。
●19世纪末，抵岸的海员剧增，海员之家迁回市中心占地7万方尺的旅店，每年入住的海员介于500至900人次。原址后来兴建首都大厦和首都戏院。
●1920年代，出售首都地段（尺价6元），连同英国海事工程师康奈尔捐献的4万多元遗产，在靠近海港的安顺路1号兴建新的海员之家 （康奈尔大厦）。丹戎巴葛地铁站旁的安盛大厦（AXA Tower），坐落在康奈尔大厦原址上。
●1950年代，殖民地政府跟民间合资200万元叻币，在安顺路尽头兴建亚洲海员俱乐部（The Singapore Asian Seamen's Club），性质跟海员之家相似。
●1970年，国欧、亚海员组织整合为新加坡海员俱乐部（The Singapore Mariners' Club）。康奈尔大厦关闭后，其中一栋古色古香的双层楼房用作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
●1980年代，丹戎巴葛箱运码头扩建，海员俱乐部搬迁至航运大厦。目前大厦正在进行翻新，预计2025年重新开放。
康拉德推销新加坡
加文纳桥畔的康拉德纪念牌匾。
西方海员擅长写日记，将航海见闻汇集出版，成为珍贵的参考素材。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其中一位出色的海员小说家。
康拉德原籍波兰，在乌克兰出生，使用英文创作。16年的远东航海生涯中，最常到的就是新加坡，最长住上五个月。海员之家的生活、壮观的加文纳桥、彻夜不眠的海港、斑斓的民族风情都写入小说中，其中《走投无路》（The End of the Tether）形容莱佛士酒店“像鸟笼一样通风”，酒店特地将其中一个房间命名为“康拉德套房”。一些游客捧着他的书寻幽探密，对本地多元文化与街边美食啧啧称奇；有些则因地貌变化太快，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华人行船馆
碧山亭广和兴行船行总坟1980年代清山时已经破落，四周杂草丛生。
虽然下南洋的中国三桅船同样频繁，19世纪末才出现华人行船馆的文字记录。广惠肇碧山亭第五亭的“安邑广和兴行船行总坟之墓”，设立日期为光绪壬寅廿八年吉日（1902年）；光绪六年（1890年）的“劝捐碧山亭小引”，碑文记载广和兴捐银5元建庙开路。可见一个多世纪前，已经有一群来自宝安（深圳）的海员在本地立足。广惠肇留医院内的“张泰和行船馆”石椅，为靠海为生的先民保留实体印记。
广惠肇留医院内张泰和行船馆捐赠的石椅。
1930年代初，华人海员职业分布已经成形，来自福州的海军顺理成章地当上轮船水手，广东人负责机器涡轮的日常运作，海南人为众人准备三餐茶点。当时20多家“个体户”性质经营的行船馆，以一贯的方言群划分，广东和福州人的行船馆分布在牛车水和丹戎巴葛，包括广和兴、张泰和、新兴、力群记、陈德记、张旭记、吴耀记、张韦宝等。海南人行船馆集中在小坡，包括新合盛、成顺、琼轮盛、琼海利、琼海丰、琼兴、民英阁，益源楼，友群等。
从争饭碗到团结之路
1988年道拉实街的张韦宝行船馆。（国家档案馆照片）
此时期的行船馆就像中介，海员住宿，等候船期，跟家乡通信，找新工作都依靠它。细分之下，有私人创办的“君主馆”，海员合股的“兄弟馆”，以及包工头设立的“包工馆”。君主馆的馆主是船务公司的线人，为住客介绍工作；兄弟馆采用排班制，大家轮流上船；包工馆由包工头管理，住客经常发生纠纷。华民护卫司介入调查，将导因归纳如下：
一、随着科技进步，一艘轮船从40名船员减至少过10人，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
二、行船馆收费高，失业的海员每月仍需支付住宿伙食杂费共17元，差不多等于半个月薪金，自然左支右拙。
三、海员为求上船，依照惯例暗塞几十元“咖啡钱”给包工头，开工日却遥遥无期。
华民护卫司另行设立海员宿舍，失业者每月只付3元，余款由工作人士分担。此外，众人必须排号轮流上船，不可贿赂越轨。这种公平的互助模式深受海员青睐，会员达千多人。行船馆连忙改弦易辙，没工开的海员不必付费，安排好新工作才从工资扣除，总算力挽狂澜。
中国抗日为各籍贯海员制造团结的契机，行船馆成立海员筹赈分会，为祖国贡献绵力。同时期在亚细亚火油公司运输船（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和蓝烟通轮船公司（Blue Funnel Line）工作的马来亚海员在伦敦被解雇，回来时竟然被政府驱逐出境，行船馆联合为同行据理力争。1950年代劳资对抗时期，荷兰渣华轮船公司（Java-China Japan Line）聘请香港人来取代本地海员，行船馆和万多名港务局员工集体杯葛渣华。
随着新加坡海港走向现代化，一些海员落地生根，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有些年华渐老，不想再浪迹天涯，传统行船馆一家家关闭。30多年前，最后的行船馆（新合盛、张韦宝）向时代挥别。
《联合早报》- How Sun不是禾山 是后山 (2023-02-23)
巴耶利峇路上段与巴特礼路之间有六条路以How Sun为名。作者考察，How Sun的中文译名应该是“后山”而不是“禾山”。
在巴耶利峇路上段、巴特礼路、实龙岗一道合围起来的三角形地段，巴特礼地铁站北侧，有个金门路（Quemoy Road），旁边有个低层公寓产业，名为“金门园”。除了主路金门路之外，这一带有六条路都以“How Sun”为名，包括How Sun Road、How Sun Avenue、Lorong How Sun等。
多年来，虽相传“How Sun”与金门后山有关，但本地有人认为它指“禾山”。有出版物引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出，这一地段属于祖籍厦门禾山的Tan Kim Tong，“How Sun”就是“禾山”的闽南语音译。另，2013年出版《新加坡街道路名》（第三版）则认为，“How Sun”源自粤语“后生”。
2020年，在编撰新加坡金门社群历史图片集《极目·远航》时，编委会发现，“How Sun”与金门先贤陈清吉有关。
编委杨素萍和张家杰博士搜查、分析土地局资料之后发现，这些路在1950年代命名为“How Sun”之时，此处地权并不属Tan Kim Tong所有。因此，无法把“How Sun”与“禾山”联系起来；另，如果采信地主乃Tan Kim Tong一说，他既然是闽南人，为何用粤语来给自己的产业命名？显然，“禾山”与“后生”二说皆有难以自圆之处。
杨素萍、张家杰进一步发现，土地局的资料显示，陈清吉的金南有限公司在1958年、1959年、1960年陆续买下并注册金门路周围的地段，以金门路为主路，在路的北边开通两条小路，以陈清吉原乡“后山”为名，将之命名为“How Sun Road”和“How Sun Avenue”。
三个错误
日前，金门会馆文教组副主任杨素美和我查阅国家档案馆资料，又有重要发现。
1982年3月12日，国家档案馆给王才福做口述历史。在录音中，王才福叙述得很清楚，金门园这块地段原本有个小山丘，陈清吉的金南有限公司砖瓦厂把小山丘推平，泥土用来制砖。把地整平之后开始建房子，建了成百座的排屋和半独立房子。于是，这个地方便以陈清吉的家乡为名。不过，王才福把“后山”说成“禾山县”，这就形成第一个错误。
后来，在把口述录音转为文字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犯了一个错误，把“陈清吉”写成“陈金简”，这就形成第二个错误。
再后来，Ng Yew Peng出版“What's in the Name?”一书时，采用的是国家档案馆的文字记录，而且，他把“陈金简”误看成是“陈金筒”，将之音译为“Tan Kim Tong”，这就形成第三个错误。
这么一来，从正确的“陈清吉，后山”一路讹传，先是误传为“陈清吉，禾山”，再传为“陈金简，禾山”，又传为“陈金筒，禾山”，最后讹误为“Tan Kim Tong，禾山”，整个证据链十分清晰。“How Sun”为何讹传为“禾山”，这个多年悬而未决的疑案，谜底终于揭开。
实际上，从1950年代末金南有限公司将此处以“后山”为名，就一直保留这个地名。
《南洋商报》1972年3月11日刊登“罗弄后山区沟渠遭阻塞”的新闻报道；1967年4月18日，则在“诗坛闻人谢云声逝世”新闻中，提到“丧居在本坡巴耶礼峇金门园后山路五号”；这两则新闻都落实了“How Sun”就是“后山”。“禾山”或 “后生”皆是后来的讹传。
金门园园主
陈清吉为福建省金门县后山人，在新加坡买了一块地后，以家乡“后山”命名。
陈清吉（1887-1966），福建省金门县后山（今碧山）人氏，11岁随父亲南来。刚开始时帮乡亲打扫，存些钱后，自行摆摊做生意。24岁稍有积蓄，不久创立九八行“和通号”，专卖米、糖、胡椒等货品。继后又创设和源硕莪粉制造厂、金南有限公司，以及在砂拉越诗巫成立和昌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陈清吉扩张米业和建筑业，同时也投资金融业。他除了掌管集团属下公司外，还担任大华银行董事和金门轮船公司董事。
1957年陈清吉把巴耶利峇路一带的一条路命名为Quemoy，即葡萄牙语“金门”。（李宁强摄）
1949年，金南有限公司买下巴耶利峇路上述地段的五块土地。1957年，陈清吉把这块路段的主路正式命名为Quemoy，即葡萄牙语“金门”。1960年代初，金南有限公司在金门路开发低层公寓项目，命名为“金门园”。陈清吉因此被称为“金门园园主”。
金钟街名字的二说法
另有一处有趣之事。中峇鲁巴刹旁边有个金钟街（Kim Cheng Street），普遍认为是以陈金钟命名。
陈金钟（1829-1892），祖籍福建漳州海澄县，陈笃生之子，继承父业，成为新加坡最大的米商，在西贡、暹罗、香港等地均设有分行。1851年，陈金钟接办其父创建的平民医院，并将之改名为“陈笃生医院”。1878年，陈金钟与陈明水等人共同创办陈氏宗祠。
金钟街的命名也存在两个说法，普遍认为金钟街是以陈金钟命名。但是，1955年《新加坡自由报》有篇报道指出，金钟街为的是纪念黄金钟。
黄良檀是新加坡浯江孚济庙创始人之一。
黄金钟（？-1950），是黄良檀的七个儿子之一，曾捐款2000元资助华侨中学的创建。1926年养正学校演剧筹款，黄金钟捐献100元。根据金门会馆会议记录和《南洋商报》的资料，黄金钟在1926年、1928年和1931年担任金门会馆董事。黄金钟逝世于1950年，归葬苏门答腊望加丽。
黄良檀（184-1913），金门汶浦（即今后浦头）人氏，是新加坡浯江孚济庙的创始人之一，浯江孚济庙则是金门会馆的前身。他从金门南下，先到苏门答腊望加丽（Bengkalis）创金福和号，经营鸦片生意，并于1893年创金福和号船务生意。生意巅峰之时，旗下至少有11艘轮船。1907年，道南学堂在创建时，黄良檀首捐3000元，为所有捐献金额之冠。黄良檀先后受封为望加丽的华人“甲必丹”和“妈腰”，这是殖民地时期授予南洋最高侨领的头衔，协助殖民政府处理侨民事务。
止讹正名与补白
2020年，金门会馆出版《极目·远航》，提出“How Sun”乃“后山”音译的说法。前不久，Victor R. Savage和Brenda S.A. Yeoh 杨淑爱主编的《新加坡街道名称》（Singapore Street Names）第四版面世，正式把“后山”路名列入，在“金门路”词目中写进它与陈清吉的渊源，同时，把金钟路与黄金钟的关系记录在册。此三举，既止讹正名，又补白，善莫大焉。
《联合早报》- 战前广帮领袖吴胜鹏 稳定碧山亭管理 (2023-08-03)
广惠肇碧山亭“轮值制”的组织管理模式，确保它100多年来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及成熟管理，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管理模式和发展，归功于一位二战前广帮的著名领袖——吴胜鹏先贤的贡献。
创立于1870年的广惠肇碧山亭，是广帮坟场的管理组织机构，迄今已有153年的悠久历史。约在1978年，随着政府颁布封山令禁止大规模土葬，广惠肇碧山亭也逐渐转型成为现代化的骨灰塔形式管理组织，持续服务新加坡各界人士。广惠肇碧山亭作为广帮总组织，主要成员是本地16家广帮会馆，而且这100多年来都是采取和按照属下会馆“轮值制”来管理日常会务。
广惠肇碧山亭这套“轮值制”的组织管理模式，确保它这100多年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及成熟管理，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管理模式和发展，确实归功于一位“二战前”广帮的著名领袖——吴胜鹏先贤的贡献。
把社会服务当终身事业
吴胜鹏，别号经常，1873年生于广东恩平。我近日特地寻找这位先贤在碧山亭的骨灰灵位，确知他卒于“民国壬辰年，又五月初十日亥时”（对照公元1952年6月2日晚上9至11点之间）。吴胜鹏21岁（1894年）南来新加坡谋生，从木材业白手起家，开设“成源”杉木火锯厂，经营木材买卖和代理商。后来逐渐扩展到胶业、锡矿业、金融业、保险业，成为广帮大富豪。1920年还跟广帮其他殷商余东璇、邱雁宾、张郁才、李亮琪等人创办利华银行。1930年代发生经济大萧条，深深打击这位大富豪的事业。后经过十年的复原，又惨遇1942年的日军统治时期，这位先贤的事业再次深受战火拖累和影响。
吴胜鹏从年轻南来新加坡打拼白手起家，到后来发迹成为大富豪，事业虽起起落落，但是他始终把“社会服务”作为终身事业。图为年轻时的吴胜鹏。（照片由何乃强提供）
吴胜鹏从年轻南来新加坡打拼白手起家，到后来发迹成为大富豪，事业虽起起落落，但是他始终把“社会服务”作为终身事业，真正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典范。吴胜鹏作为二战前华人社会特出的人物（也是广帮一号领袖），非常活跃于1900年到1930年代的新马工商业以及华人社团。同时，他更是华社互助精神的永远典范。
较可惜的是，现今时代很少提起或注意这位70多年前的吴先贤。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只见于杨进发所写《战前星华领导层初探》（《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第15章，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韩山元则亲自采访吴胜鹏三公子长康，回忆叙述这位先贤的诸多生平事迹和逸事等等（见《联合晚报》1987年9月5日和6日连载）。另外，何乃强医生也撰写吴先贤和养正的事迹一个章节（《前养正纪事》，玲子传媒2017年）。
突出的社会贡献
归纳来说，这个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又多才多艺的二战前广帮著名人物，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社会贡献：
一、文教事业方面的贡献：养正学校任期最长的正总理，从1914年直到1931年长达十几年。也是华侨中学董事部副总理，同时又大笔捐款予莱佛士书院。
二、社会福利方面的贡献：担任同济医院1922—1948年八届主席、四届副主席长达30年；担任广惠肇留医院（1910年创办）20─30年正副主席、房地产受托人。同时，又筹办“海天游艺会”粵剧团，甚至亲自粉墨登场表演给医院筹措经费应付巨大开销；救灾方面，于1937─1938年担任新华筹赈会、南侨筹赈会的广帮领袖。
三、社会团体方面的贡献：任肇庆会馆总理、副总理；恩平会馆赞助人；1910年创办广东吴氏书室；担任中华总商会1915─1932八届董事；同时也是广帮同仁俱乐部、怡和轩俱乐部的董事。另外，1921年发起创办星洲中国精武体育会。
由上可见，吴胜鹏跟本地各个社会团体都有极密切的关系，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
碧山亭史料中的吴胜鹏
在现今看到的各种记述吴胜鹏的小传记或故事当中，有一项空白就是未见有人关注、提起吴胜鹏与广惠肇碧山亭的交叉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追溯其源，吴胜鹏在民国五年（公元1916）担任广惠肇碧山亭的总理。按推算，他当时只是43岁左右，但是他作为总理所做的一项决策却直接影响碧山亭的管理模式发展，一直延续到今天。
根据史料记载，广客两帮人士曾共同合作于1820年左右在安祥山下（麦士威路，Maxwell Road）开辟“青山亭”坟场。“青山亭”坟场满客后，无法应付需求，于是又进一步于1840年左右在河水山的23英亩地段开辟“绿野亭”坟山（在合乐路与欧南路交界）。30年间，绿野亭坟场满额了。于是，广客帮开始“分家”——丰永大三属于1882年在荷兰路设立丰永大义山，嘉应人士于1887年在荷兰路设立双龙山，广惠肇三属则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开始购置坟地，到了1870年由梅南瑞发起在汤申路开辟碧山亭。光绪16年（1890年），由当年大总理梅湛轩亲自督办碧山亭建庙、开马车路，并勒碑纪盛，现今其碑石《劝捐碧山亭小引》仍完好保存在碧山亭。
碧山亭从1866年起创买坟地，到1890年再筹款建庙，开马车路并勒石等等，应当是为了满足广帮人士的身后埋骨大事之类。但这期间碧山亭的管理尚处草创，未尽完善。
民国初年，总理吴胜鹏先生任内与司理陈锦俦，领导同仁修筑道路，并用“模范山”制度管理碧山亭坟场，划分坟塚时一律编列号码，依照先后埋葬，不允许自由选择寿位坟地。在流行“土葬”的时代，土地有高亢干涸干燥、低洼潮湿种种不同。因此，碧山亭一旦实行按号码排列依序安葬措施，虽说加强管理，但势必引起“丧家”同侨的诸多不满。
奠定16会馆“轮值制”管理碧山亭
根据史料，当时有一个叫“普长春”的戏院，有两个戏脚──扎脚文、姜魂侠先后逝世。“普长春”的伶工遂召集广惠肇三属各行业人士，一起抗议、反对碧山亭的“模范山”措施，甚至提出改组碧山亭，改由“各行团派出代表”管理碧山亭。说得直白些，根本就是要禠夺碧山亭的领导管理权。
在这个严峻情势下，时任总理吴胜鹏立即召集九大会馆（南顺、番禺、东安、中山、宁阳、冈州、三水、惠州、肇庆）代表，出示碧山亭地图、地契，证明碧山亭坟地的置业、捐献土地者都是属于三府九大会馆的宗亲。吴胜鹏提出碧山亭应由“九会馆”共同管理作原则，组织碧山亭公所董事会，由“九会馆”各派二位代表轮值。此后，另外七家广帮会馆（花县、清远、增龙、顺德、鹤山、高要和恩平）则先后加入碧山亭，演变成为理监事会，由“十六会馆”共同管理碧山亭至今。
吴胜鹏在70岁古稀之年以后，依旧和碧山亭保持密切联系。图为年老时的吴胜鹏。（照片由何乃强提供）
吴胜鹏在70岁古稀之年以后，依旧和碧山亭保持密切联系。诸如，1943年、1946年连续担任第二、三届万缘胜会（超度幽魂法会）的卫生股主任，1948年已75岁仍担任碧山亭“购山辟路建设模范坟场”的购山委员之一。四年后的1952年逝世。
可见，吴胜鹏在服务各大社团同时，始终和碧山亭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为碧山亭做出非常巨大的贡献。这页历史应该追加记载。
回首过去至今，走过150多年悠久历史的碧山亭这一套“轮值制”成熟管理制度，使碧山亭稳健屹立以及延续服务新加坡社会至今。甚至有人这样提出说：广帮人士只要活着以及具有服务热忱，就能有机会代表会馆为碧山亭服务，甚至担任要职。这个说法看似半开玩笑，但事实的确如此。碧山亭这套“轮值制”管理制度虽然有利有弊，但是它对稳定和有效管理这个组织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机制作用。这一切，实滥觞和归功于这位二战前广帮先贤——吴胜鹏！
《联合早报》- 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话星洲书报社 (2023-09-21)
星洲书报社是本地最早的华文书报社，风起云涌的年代，曾邀请当代饱学之士前来演说，逐渐成为知识份子云集之处。当时演讲者除了维新派和革命派支持者外，还包括驻叻领事，起初是不定期的活动，后来发展为每月一次。
星洲书报社是本地最早的华文书报社，曾创办戒鸦片的振武善社，即后来的新加坡拒毒会（Singapore Anti-Opium Society），以及中华女学堂和星洲幼稚园。在风起云涌的年代，汪精卫和胡汉民来此宣传革命，孙中山也颁发旌旗状，还有许多人曾经在此留下一段段尘封轶事，这里就细说从头。
书报社的成立
阅读书报可以开拓视野，学习新知识，提供民众学习和进修的机会，更可借此吸引他们加入教会。于是阁约翰（J A B Cook，前译库克）和郑聘廷牧师于1902年12月11日，在吉宁街（即克罗士街）38号楼上开办星洲书报社。书报社的宗旨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收集当代名人，东西洋各种翻译新书，提供从北京到广东，以及本地报章让民众免费阅读。他们希望书报社可以发挥启发心智，开通社会风气，到达振兴民族和国家的愿景。
长老会在丹戎巴葛的教堂和书报社，右为凤山寺入口牌坊。（作者提供）
书报社每天早上9时半开放，星期天除外。为了有足够资金订购书籍，使藏书更为丰富，书报社设有会员制，会员可以借书回家阅读，也提供代购服务，每年会费两元。每逢星期三晚上8时为青少年主办勉励会，为了吸收非教徒加入教会，因此也开放给公众参与。但一般青年认为书报社是传教的地方，因此很少人来。
在青山亭山脚的丹戎巴葛路、库街（Cook Street）和通向凤山寺的小径之间，长老会购得一片土地建造福建教堂，因地名也称为丹戎巴葛礼拜堂（禧年堂的前身），书报社附属于长老会，也一同迁入。1904年6月21日，总督安德逊爵士（Sir John Anderson）为新址主持奠基仪式。这是一栋三层楼高的英式风格建筑，三道大门朝向通向凤山寺的小径，地面层拥有130座位的礼拜堂，二楼是书报社，三楼则做为牧师的休息和办公室。教堂由双迈（Swan & Maclaren）建筑设计公司负责设计，建筑费共1万4185元，1905年1月13日举行落成典礼。据建筑蓝图显示，阁约翰于1906年在书报社旁续建会客室。
阁约翰在教堂旁的土地续建会客室。（作者提供）
主办演说会
书报社迁入新址后有更大的空间，因此邀请当代饱学之士前来演说。1905年2月22日的首场演说会是陈云秋和殷雪村医生。陈云秋生于潮州金砂，留学日本，在潮州创办《岭东日报》和《汉潮报》，曾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当时是《南洋总汇报》东主。殷雪村原籍江苏，生于厦门，在福州英华学校就读，并在美国密西根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修读医科，1904年来新加坡和林文庆合伙经营九思堂西药房。
第二场在4月19日，邀请袁寿民和叶季允。袁寿民是康有为的支持者，在陈云秋获得《南洋总汇报》控制权后加入报社，端蒙学堂的副校长。叶季允原籍安徽，早年移居番禺，曾担任香港《中外新报》编辑，1881年被薛有礼邀请主持《叻报》。他精通医术，当时辞去编辑职务行医，1906年薛有礼逝世后，其子薛兆熊接办《叻报》，再次邀请他担任主编。
第六场在8月21日，是张永福和陈观圣医生。张永福是在本地出生的潮州饶平人，虽然教育水平无法和其他演讲者相比，但他热衷于革命，于1904年联合陈楚楠在福建街创办《图南日报》，因赠报给星洲书报社而认识郑聘廷。陈观圣原籍潮州普宁，生于汕头，早年移居槟城。1899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是校内仅次于孙中山的最佳成绩学生。他毕业后曾在林文庆的九思堂实习，1902年回去槟城行医。
书报社逐渐成为知识份子云集之处，演讲者除了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外，还包括驻叻领事孙士鼎，起初是不定期的活动，后来发展为每月一次。书报社由阁约翰和郑聘廷共同管理，原本没有政治倾向，但郑聘廷结识张永福和陈楚楠后加入同盟会，暗中掩护革命同志宣传革命，这使到书报社具有浓厚革命色彩。
革命渊源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诸多革命将领南来新加坡，汪精卫二度在新舞台（即升平园）演说非常成功，奠定以演说来宣扬革命的渠道。阁约翰和郑聘廷有意邀请当代名流来演说，希望吸引前来书报社的观众成为教徒，双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1908年6月18日，汪精卫首次在星洲书报社演说；7月3日则有胡汉民；8月5日，汪精卫和胡汉民同台演说。这里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也迈入鼎盛的年代。
演说的模式有效地宣传革命思维，但书报社的会员也包括维新派，更受到教会的约束。受邀主讲者所演说的语言不一，虽然可以通过翻译传达，但观众来自不同的籍贯，而且人数众多。因此同盟会以籍贯为基础，陆续设立广帮开明书报社、闽帮公益书报社、琼帮大同阅报处（后来成立同文书报社），以及潮帮同德书报社。
1910年底，余岱宗从国外来到新加坡，认为本地应设立女校。她是同德书报社会员，理念获得会长潘兆鹏的赞同，但同德势单力薄。潘兆鹏、潘春阳和郑聘廷都是星洲书报社成员，邀请两人共襄盛举，这促成余岱宗二度在星洲书报社讲解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得到报章的支持和宣传。创办女校的理念广泛得到革命派、维新派、潮帮和教会中人的支持，中华女学堂最终在1911年3月30日成立，这就是后来的中华女子学校。
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颁发旌旗状给星洲书报社，奖励以往对革命的贡献，因此被视为革命组织。然而利用书报社宣传革命，郑聘廷面对教会的压力，结果他以“积劳成疾”为由卸下教会职务，加入林义顺的种植公司担任董事。长老会委任蔡育之在1912至1917年担任教会牧师，阁约翰和郑聘廷也同时卸下振武善社和星洲书报社职务。
曲终人散
星洲书报社于1912年6月进行改选，陈树南医生被推选为新会长，虽然董事局还有不少革命派支持者，但政治倾向开始淡化。维新派支持者如邱菽园、薛武院和谢有祥等加入黎元洪所组成的共和党，他们也是星洲书报社会员，1913年被选为职员。1921年，教会开办星洲幼稚园，因学生人数众多而借用书报社为课室，书报社活动逐渐停顿。1938年，教会因土地不敷应用而购买欧南路214号建造新教堂，1940年3月22日迁入新址，书报社并非教会核心任务而关闭。欧南路礼拜堂在创办50周年之际重新命名为禧年堂，后因政府征用土地，1973年搬迁到现址。
中华民族海外寻根问祖莅临长泰(武安)探寻宋代宰相章惇二舍章三潮家族后裔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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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新加坡的天地会 (2022-05-05)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20505-1269461
新加坡的秘密会社跟19世纪天地会有直系关系，二战后从重新成立，扩展至百多个分支。
近年来黑社会分子出殡高喊口号，持械伤人事件相继出现，沉寂一时的私会党再度引起关注。
约一个甲子前，本地300多个私会党横行，政府启动“第55条”加紧扫荡。跟19世纪天地会有直系关系的“21”党派命名，取义自构成“洪”字的“三八廿一”，二战后从重新成立“洪顺堂”开始，扩展至忠义堂、义南海等百多个分支。
天地会在南洋落脚
《新加坡天地会彩图》截图： 天地会在各地开山立堂的高溪庙与木杨城基地陈设。
反清的天地会于中国南方创建，五房（分支）中的两房传到东南亚。1832年在缅甸仰光华人区成立的长房“青莲堂”是个合法社团，会员路经新加坡，沿着马六甲海峡进入安德曼海，北上毛淡棉（Mawlamyine）停留，再前往仰光。我在冠病疫情前到那儿一游，最叫人触目的是大厅对联：
欲结其人须效梁山义士
心存异姓要学桃园忠良
推崇梁山泊、刘关张结义。
二房“洪顺堂”流传到新马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开埠的年代，新加坡天地会以“义兴”开山立堂，成为帮会龙头。帮会的收入来源包括新客与黄赌毒，譬如毕麒麟的1877年报告指出，妓院老板支付年费100元与每月两毛钱妓女人头费给义福（义兴分支），另付住在妓院里的“三星”（私会党）保护费。
新加坡天地会蛛丝马迹
安放在普照禅寺的义兴神主牌，包括曹符义（曹亚志）、蔡长茂（蔡茂春）、陈开顺（新加坡与柔佛地不老河陈厝港港主）等。
讲方言的年代，老人家称小坡劳明达街（旧称梧槽路）为“梧槽大公司”，也就是广东（省）义兴总部。大坡嘉宾达街（Carpenter Street）俗称戏馆街和义福街，那是义福老大蔡茂春，以戏馆老板身份注册的地址。
大坡海山街名字出自“海山公司”，松柏街（南京街上段）名字来自“松柏馆”（义兴分支）。殖民地政府缴获的《新加坡天地会彩图》，图上写着：
海山开基本是洪，
高溪分派共为家；
松柏二支分左右，
桃李洪花结义亭。
可见海山公司与松柏馆都借用天地会的名义起家。
此外，中国街4号店屋乃福建义兴原址。克拉码头的涟漪轩（The Riverhouse）曾经是蔡茂春的产业，可能用作集会场所。克里门梭道与槟榔路交界处的古迹资政第，原主人陈旭年乃柔佛义兴首领，控制鸦片烟酒专卖权，“资政”身份反映他跟苏丹关系密切。
19世纪80年代，政府名册上有将近5万私会党员，超过华人总人口的一半，时任总督史密斯坚持修改社团法令来“解散”私会党。1890年2月19日《叻报》报道，最后6家天地会组织（义兴、义福、福兴、广福、松柏馆、广惠肇公司）的要员齐聚梧槽大公司，“鸣金击鼓多焚褚帛，将各神牌焚化迄，护卫司等诸公乃向众人称贺，曰从此诸君皆为安分营生之士，不再作会党中人，固可为诸君贺，然亦本地方之幸也。”
日后82面义兴神主牌，先后保存在加冷河畔德春板厂，劳明达街社公庙，乌鲁三巴旺金同花园广福英烈庙，最终于普照禅寺落户。
台南成立天地会八卦教
《新加坡天地会彩图》截图： 少林僧代表朝廷出征“西鲁”（罗刹国），功成后反遭杀身之祸。
新加坡开埠前，米怜牧师（William Milne）已于马六甲成立英华学院和办报，见证1818年马六甲三合会首领犯下谋杀罪被捕，竟然在会众协助下逃到锡矿场避难。
为何天地会传到南洋又名洪门会、三合会？天地会行事隐秘，只口传给“自己人”，外人往往未知其详。
21世纪初去世的一名本地洪门老大，金盆洗手后打破口传习俗，将毕生所学写成几百页手稿，交代本地私会党的来龙去脉。他因家贫只读到小六，全靠处事低调的“思想指导员”传授衣钵。我参照这名本洪门老大的遗稿与《新加坡天地会彩图》，将天地会的演变整理出来以供参考。
顺治年间，明朝遗民顾炎武（亭林先生）与数名士大夫秘密创建反清“添弟会”，将儒佛道的教义和手势编制成礼仪密语，好让江湖儿女相认。
康熙元年（1661年），郑成功和陈近南结合添弟会与八卦教，在台南成立“天地会八卦教”，定名金台山明伦堂。八卦教的前身为白莲教，因被禁而改名。陈近南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与“四维八德”，整理成“三十六誓章”（家规）及“二十一条例”（家法），融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向群众传达民族意识与忠义精神，并编写诗词作为对口暗号。郑成功委派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前五祖）及其他义士潜伏在莆田九莲山少林寺。
康熙十三年甲寅年吉（七）月廿五日午夜（1674年8月26日），清军先在御酒下毒，跟着火烧少林寺，百多名僧众落难，仅前五祖生还。许多文献都将此日期假定为天地会成立的日子，洪门老大指出，其实是少林众僧落难之日。
经过一年整顿，康熙十四年吉（七）月廿五日（1675年9月14日），陈近南、万云龙、前五祖坐镇福建云霄县高溪庙，将各路英雄引进隔邻宽敞的普庵庙。高溪庙“地振高岗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普庵庙后院有座红花亭，左右两旁松柏古树、桃李争辉，对联：
花有半朝含宿露
亭无终夜隔重云
寓意灭清时机已到。众人对过口令，在红花亭歃血为盟，天地会八卦教改名“洪门会”，取义日月星三光普照，众义士共同和合。
天地会下南洋成三合会
《新加坡天地会彩图》截图： 流传东南亚的天地会二房洪顺堂。
康熙卅七年（1698年），苏洪光身为洪门会主帅，老是出师不利。为了激励军心，借病自称苏洪光已死，此身乃崇祯“近身太监”黄承恩借尸还魂，聚天地人三才和合，将洪门会易名“三合会”。苏洪光改名天佑洪，派将领和兄弟十余人，往南洋各地建立基地。天佑洪留在大陆组织三合军，初期声势浩大，最终惨败收场，不过在南洋保住三合会血脉。
到了20世纪的甘榜年代，私会党进入深山野岭开山立堂，后来将场地改在远郊的货仓庙宇。洪门老大自称“觉悟者”，承认反清复明只是将私会党浪漫化，不过醒悟时人生已近黄昏，恢复自由身没多久便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