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李书再吹皱南大春水 (2012-01-08)
早报网 - 李书再吹皱南大春水 (201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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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出版后，新马两地华人社会读者，对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的议论不断。其中围绕李光耀和陈六使的“恩怨”被谈得最多。李光耀在新书中指陈六使言行不一，一面高喊捍卫中华语言和文化，另一面却把儿女送进英校。
马国华文报章的评论普遍认为，李书对陈六使的批判过于严苛，近乎鞭尸。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上月2日一篇《李光耀何必“算旧账”》的文章说：“新加坡 前总理李光耀一直视陈六使为心中的块垒，尽管后者逝世已近40年，李光耀依然对他耿耿于怀，甚至可说怀恨在心，所以，一再利用机会指责陈六使。”
网上对李光耀观点极不认同的言论也很多。例如一篇题为《李光耀欲盖弥彰的尴尬》的评论，就支持陈六使资助南大生从政的做法，认为这和林金山资助人民行 动党的竞选经费是一样的。“竞选是国民的政治权利，所以南洋大学毕业生的竞选活动是合法的政治行为。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毕业生都是合法行使宪法赋予的政治权 利。可见，李光耀的非议说是不合理的。”
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前南洋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研究院院长郑奋兴教授回复本报的电邮谈读后感，他说：“我最遗憾的是，作者对南大创办人的人身攻击，似乎有欠公平也有失风度。”
两个个性强悍者的斗争
翻看历史，李光耀和陈六使两人老早存有心结，两个个性强悍者的斗争，让不少人印象深刻。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上册）》曾说：“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对我们尤其不满。为了表示蔑视政府，他委任亲共的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南大（副）校 长……他这么做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当时（1960年1月）我们还没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把这事记在心里——时机到 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
就在李光耀“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南大），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的时刻，陈六使开始了鼓动南大毕业生积极参加政治的行动。
据当时报章报道，1961年8月，陈六使在南大毕业同学会德明路新会所揭幕时说：“南大的校规是教职员和学生不能以任何政党色彩，在校内进行政治活 动，但是毕业生离校，不受南大约束，今后应积极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不要给人嘲笑华文教育人士不效忠本邦，如果你们能争取政权，将可洗去过去所受到的鄙 视……
“现在的政治舞台如舞厅在选舞后，一夜即可成名。你们是经过大学苦心培养的真材实料，如投入这种政治舞台，可说易如反掌。我希望你们要参加政治，争取政权。”
1962年5月，陈六使在南大毕业同学会联谊周开幕，重申毕业生应该从政，争取政权。他说：“南大毕业生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薪金，拿了几百块钱就心满 意足。见到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就应该组织政党，争取做议员当总理。要知道做总理，就像是做舞厅里的舞后，是很容易的，比当教授容易得多。”
1963年9月14日大选前，他对15名南大毕业生代表各党竞选感到欣喜；其中10名是社阵候选人，人民行动党和统一党候选人各有两名，另一人是无党派候选人。
陈六使当时对记者说：“南大的办学宗旨并不是使学生读完书后赚到一碗饭吃，而是要为国家作育英才，为社会服务。现在南大毕业生有1600名，五年后有 4000名，那时候，将有更多的南大毕业生参加竞选。我吁请支持南大的公众人士像支持南大一样，支持和拥护南大毕业生候选人。”
1963年9月竞选期间，一辆又一辆的巴士把整批南大生载到市区去为社阵宣传拉票，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的会所也被用作社阵的南大毕业生候选人的竞选总部。
李光耀认为陈六使一意孤行，把南大的前途孤注一掷。他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中说：“南大是新马各阶层人士共同出钱出力，辛苦建立起来的教育机构，并不是陈六使的私人财产，不应该把南大卷入政治的漩涡。”
李光耀并没有忘记“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话，他在《回忆录（上册）》说；“1963年选举后，我们决定对一批知名人士采取行动，以期收惩一儆百之效。在我们的名单里，陈六使名列榜首。我们后来吊销了他的公民权。”
李炯才：陈六使有政治野心
曾任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和埃及大使、文化部政务部长、外交部政务部长、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的李炯才近日受访时说：“李光耀对南大和华商的坏印象都是陈六使导致的，就像烙印那样，永远洗脱不了。”
李光耀在《回忆录（上册）》说：“陈六使的野心是要继承陈嘉庚。”李炯才进一步分析说：“陈嘉庚是杰出的华侨领袖，但是他一心向着中国，一心效忠中 国，在新加坡他认为自己只是过客。而继承陈嘉庚出任华社领袖的陈六使则刚好相反。他有政治野心，有意参政，想做新加坡国家领导人，所以，他和人民行动党对 抗，鼓动南大生做反对党，把南大生变成自己要夺取政权的工具，建立自己的势力。
“我认识他很久，那时候，我是报馆的采访主任，跟他很熟，很了解他。他要新加坡成为一个由华人控制的国家，他的想法和陈嘉庚完全不同，所以他非常支持南大生参加大选，公开说不要支持人民行动党。他出钱出力是有目的的，他这个粗人，害死南大，害了很多人。”
李炯才自己首当其冲。他说：“陈六使支持社会主义阵线来对抗人民行动党，我是第一个受害者。1963年大选，我代表人民行动党出征武吉班让选区，武吉 班让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梁光南，也是武吉班让福建公会主席，原本非常支持我，却因接到陈六使的电话，叫他不要帮人民行动党，他怕起来，没有支持我，让我以 200票之差，输了给王乙康的父亲、社阵的王连丁。”
李炯才说，1963年大选，社阵的群众大会人山人海，不会输给2011年大选的工人党。当时大家都看好社阵，人民行动党在武吉知马四区都输。有个朋友原借他汽车使用，看到社阵这么红，看衰他，把车收回去。那年他真的输了。
各方评说关南大
南洋大学的关闭，至今仍是许多人心头的痛，其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不解、无奈、惋惜，可谓百感交集，百味杂陈。
南洋大学1974年经济系毕业生吴毓均：为什么要关闭南大？
对于关闭南大，现年60岁的吴毓均至今仍感到疑惑。他当年自南大毕业后，在蚬壳石油化工公司任财务会计经理26年，和英校生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他受 访时说：“新加坡1965年被踢出马来西亚，前路茫茫，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小小南洋大学的问题，要以关闭来解决？
“新加坡建国有很多奇迹，政府纠正偏差的工作做得很好；例如取缔霸王车，解决路边小贩问题，把污浊的新加坡河弄得清澈可鉴。南大即便先天失调，也能靠 后天调养。其他都能做好，为什么南大不能做好？为何要以关闭它的下策来解决？也许背后有很多原因，我无法揣摩。中国崛起，新加坡已经没有了华文强、能够和 中国周旋的人才。这让我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关南大？”
南洋大学1971年历史系荣誉班毕业生 柯木林：南大问题可好好解决
现年63岁的柯木林表示，南大的问题其实可以好好解决，有不同的结局。
他说：“我同意南大问题很复杂。它不是纯粹的华文教育问题，它牵涉到教育、政治、大环境和个人情感问题。只有长时间远距离才能看清楚南大事件。
“我认为当时如果大家能平心静气好好地谈，应该还有谈的余地。当初如果能抱着‘一切为了南大，什么都可以谈’的态度，不会搞到后来的地步。南大的领导人，一定要有曾国藩‘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大智大勇大忍的精神，才能解决问题。”
南大1971年中文系毕业生 耶亚华：受客观因素制约
耶亚华是马来人。他在德光岛世代当渔夫的父亲从小要他进华校，要他去了解为什么华人可以两手空空来到南洋，很快成为小老板或大老板的原因。进南大前，他是黄埔政府华文中学第一届毕业生。
谈到南大被关，他充满无奈。他说：“失去母校固然很难受，谁愿意看到自己的母校关门？但这是受客观因素制约，我们没有办法，我也只能接受，必须接受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李炯才：失去南大是非常可惜的事
李炯才认为新加坡失去南大，是非常可惜的事。
他说：“中国崛起后新加坡找不到双语兼通的人才，假如南大仍旧存在，该有多方便？现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太差了，程度太低了，我的女儿是特选中学学生，却看不懂《联合早报》，我问很多年轻人，都说没办法看早报，看也没有能力，不要说写了，现在程度太低了，怎么办呢？”
不过，李炯才敬佩李光耀在书中承认关闭南大是他个人决定的气魄。
他说：“李氏最难得的性格是他敢做敢当的英雄气魄。他承认干预南洋大学，将之和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他个人的主张。他在书中透露：‘杜进 才和巴克坚决反对我插手，杜进才认为把南大转变为英文大学的政治代价太高，向来坚定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表示反对。连毕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的王 邦文也有所顾虑。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这样做一定闹出大事，就让南大自生自灭好了。’”
文化工作者韩山元不是南大生。他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很难找到一个没捐钱给南大的华人；每个华人都认为南大事和自己息息相关，因此大家都对关闭南大很有意见。
韩山元说：“南大不仅仅是一所学府，它还承负着百多年来，东南亚华人对自己民族文化深沉的感情。南大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标志，成为千千万万华人感情的支柱，所以当南大被关闭，东南亚的华人顿失所依，他们伤透了心，精神上失去重要的支柱。
“南大一砖一瓦，可说凝聚了东南亚华人的血汗；南大的事，不单单是南大生的事，而是全部华人的事，为南大出钱出力的人是数不清的。当时马来亚每个州的 华人都把南大当成自己的光荣成就。马来亚旅行团游新加坡，南大是必游之地，他们到南大的纪念碑、牌坊拍照，抚摸南大的一砖一瓦，感觉都是盛载着自己对南大 的心血。”
韩山元忆述南大代校长吴德耀曾对他说：“南洋大学应该保留作为一所华文大学，或者是双语并重的大学，这样才和新加坡大学有区别。有两所大学竞争，这对 国家不是坏事。为什么一个国家只能有一所大学呢？只有一所大学，会养成惟我独尊的骄傲，这不是好事。所以，有两所大学对国家才是好的。只有一所个大学，这 所大学会败落，国家也会败落。”
南大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南洋大学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这句话公允吗？
南洋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研究院院长郑奋兴教授在他半年前出版的新书《郑奋兴讲南大故事》说：“南大一开始就是一所成功的大学。”他对建国总理李光耀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有关南大的篇章，开宗明义就说“南大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表示意见。
郑奋兴已经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他在回复本报的电邮说：“我们真像在唱对台戏，到底谁唱的戏才是真实的历史？坦白说，我们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看戏的观众不同，所唱的戏不可能相同，虽然我们都要尽量忠实、尽量正确。
“对李光耀来说，政治是一切；对我，教育是一切。从政治观点来看南大，的确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方设立的一所学府，因此，理论来说，它的确从开 始就注定失败。但从教育观点来看南大，它是成功的。因为它是东南亚第一所‘额外’的华文大学，它‘额外’地培养了一群精英，为新加坡和东南亚带来繁荣。我 的书集中谈南大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所以我只写南大成功的故事。李光耀的新书集中谈南大在政治方面的冲突，所以，只写南大不幸的故事。我想，我们两本书讲述 了南大两面真实的故事，所以都有历史价值。”
郑奋兴欣赏李光耀在书中赞扬南大精神，特别是赞扬南大生在任何挑战下，都拥有强烈的求存精神。
他说：“事实上，南大学生以及所有南大创办人，南大理事先生们都拥有南大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的品质：‘永不忘本’。‘永不忘本’是中华文化‘百善孝为 先’中‘孝道’的核心精神。‘永不忘本’是中华民族历代英明帝王治国兴邦的第一道德原则。‘永不忘本’所产生的凝聚力保持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年的生存和繁 荣。也正因为此‘永不忘本’的南大精神，南大创办人和理事先生们自始至终坚持忠于民族教育的使命，不做识时务的俊杰。”
随笔南洋网 - 何启良: 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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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企图探究林语堂在南大校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提出一种解读、一种“反表述”。现在的南大校史的文本论述里， 林语堂的流品和声誉狼藉。论者往往离不开“爱南大”、“护南大”的立场，语气及用词难免具道德色彩。这些断言，可以称之为南大“家谱叙述”里的“林语堂情 结”。同情、惋惜林语堂者虽有人在，但是毕竟是少数。一部分是他的旧同事和故友，而真正理直气壮地维护他的，只有他的亲人。本文采用三个分析层次，即历史 轮廓（configurational）、发展脉络（developmental)和事故情势 （situational），来分疏这个历史事件的种种前因后果。从办学理念、职权分配、政治拟态、文化离异、土地隔膜等层面讨论林语堂和南大执委会的种 种纠结，然后分析“后林语堂的南大”的局限和选择，最后点出了“林语堂事件”给予反思南大文化痛史的历史意义。
匀圆万颗争相似，暗数千回不厌痴。
留取他年银烛下，拈来细与话相思。
◎王国维：红豆词
我们死后，功过将留存世间。无论毁誉，我们都听不到了。
◎ 林语堂
一、引言：南大“家谱论述”与“它者”林语堂
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创校于1953年[i_]，正式招生开课是在1956年，这三年乃南大坎坷曲折历史之第一阶段。[ii]时值二次世界大战后约10 年，韩战刚刚结束，冷战进入非常时期。殖民主义开始没落，第三世界自治和独立运动浪潮汹涌。同个时候，亦是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5年后推行大跃进运动的开 始（1956－1965）。在新加坡，执政从未中断的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1954），三年后（1957年）工人党成立。各民族在这些政党的召号下正企图 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终于在1959年获得自治权。新马当地唯一的大学――马来亚大学（当时在新加坡）――已成立约7年（1949年）。马来亚共产党（简称 马共）地下颠覆活动极为活跃，1951年武装斗争达到了颠峰，殖民政府1948年颁布的紧急状态于1954年结束，马共准备通过和谈，以结束武装斗争，但 是1955年12月28日的华玲会谈失败。左派思潮在新马两地的主流和支流政治体制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工潮和学潮在反殖民意识的推动下，成为政治组织推 动政治参与和夺取政权的重要手段。
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华文教育，百年艰辛耕耘，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日军的破坏后，劫后余生，再度出发。两地 华人对战后英国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的压迫极为愤慨。在独立、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高昂的年代，新马华人对于创办一所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遥相呼 应，相期相许，意志坚定。华文教育在新马一带已有百年历史，但是其教育系统并不完整，只有小学和中学；高等教育和深层文化的建立，仍然未能实现。国际和区 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都左右着华文高等教育学府的发展。同样的在这段时间，不利马来亚半岛华校生存的《巴恩报告书》（1951）、《1952年教育法 令》以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相继出炉。华校源流学生被排挤在官方成立的马来亚大学之外，升学无门，形成一群文化和阶层边缘社群，与受英文教育源流的 主流社会不合。一间华文大学的创办，乃当地华人社会的普遍要求。[iii]南大创始人陈六使虽然是出身清寒，成一介富商后，却敏锐地观察到华人社群对母语 教育的执着。他登高一呼，为南大催生，唤起华人草根子民的无限热忱。于是爱护南大、支持南大的热情和呼唤直上云霄。从民众的澎湃热情里见证了一个移民社会 对于自身母语教育的无限热忱和支持，在感情上甚至转换成一种近乎文化救亡的心态。同时，创校的一群社团领袖和知识分子也以同样崇高的理想办学，在一个政 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还不健全、社会共识尚待建立、公共价值观念并不清澈，且利益集团互相竞争和摩擦的年代里，南大的创立成功，实为一件新马划时代的事 件。
这个时势汹涌的年代，孕育了、造就了南大，而后来25年南大的选择和发展，也一直在不断企图适应、回馈这个时代的呼唤。然而，这块土地的政府却屡次欲改造 这个传播中华文化的海外母体。事实上，在拥有强大的文化使命感的同时，南大也一直持有受政治压迫的文化特征。潘永强说得极好：“从来没有一所大学，有着南 大创校前后的复杂使命，其后的曲折命运，则是面临一个本土政权倾全力的施压，南大史既有文化传承的背景，也是教育平权的诉求，更关乎政治权力的交锋。南大 的篇章，具有跨越教育史、政治史和海外华人史的宽广度。”[iv]最后1980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式为南大 短暂的一生划上了句点。尽管9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当局有正名、复名的意图，而民间反对或支持的声势（包括马来西亚及新马之外）亦沸沸腾腾，但是只能遥 招南大之亡魂，而不能续其生命的燃烧。
南大历史上有名人物众多，无名者更众。创始人如陈六使、连瀛洲；领导人如高德根、黄奕欢；知名教授如王 叔岷、许云樵、凌叔华、潘重规、严元章；写报告书者如百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等，他们的风范言行，或其冲击影响，都值得治南大校史者一书。历任南大校长 的角色亦举足轻重，拥有正式校长之名的4位，其中任职最久者乃黄丽松（3年），任职最短者乃林语堂（6个月）。[v]林语堂受聘于南大执委会为南大分娩时 期的第一任校长，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经历短短6个月后双方不欢而散，分道扬镳后彼此再无一句良言。[vi] 他与南大董事会的这段恩怨纠结，被一般人喻为“林语堂事件”，即喻为“事件”，端已隐约窥看出其复杂面和争议性。吾人每每阅读南大史料或有关轶闻文章，接 触到各种对林语堂的贬誉之词，心里不无疑问。林语堂当然不是一座偶像，即使有情者如吾辈亦无需焚香顶礼。但是他是否真的在新加坡华人文化史和南大校史上毫 无历史意义？他是否应该永远背负被“妖魔”化的恶名？“事件”的是非曲直是否已经盖棺定论？恐怕有商榷的余地。这也是吾人企图探究林语堂在南大校史上的地 位的原因。小子不敏，读书为文只想“做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语），反思这一桩历史文化个案，提出一种解读、一种“反表述”（counter representation），就教于前辈读者。
现在南大校史的文本论述里， 林语堂的流品和声誉狼藉。或者更准确的说，南大舆论一直对他采取道德倾向的否定态度，且时有相当强烈的措辞。这些当然是林语堂离职之后的发展，在他还任职 南大时，华人报章舆论对他还是相当客气和礼遇的。就以事件发展而言，有论者认为“林语堂事件”是南大史上的一个 “污点”[vii]、它是令新马“华人社会和知识界蒙羞的事。”[viii]就个人的人格品行而言，林语堂也被指斥为浪得虚名、心胸狭隘之徒，论者对他多 嗤之以鼻。1956年出版的《南洋大学创校史》记述此事件甚详，其中不乏责骂林语堂之句，如 “愧读一辈书竟然告洋状”、“丧心病狂不惜诬陷华侨”。还有更耸人听闻的指斥，说他“人格卑鄙无真才实学更无资格办大学的丧心病狂文棍。”[ix]这些都 是双方交恶后的措辞，口气尖锐。当时舆论阐释如此，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难怪“林语堂到现在仍是千夫所指的对象”了。[x]这些对林语堂的排斥和批判，在 新马舆论界和文化界非常普及和流行，意见相当一致，大家似有共识。“林语堂的所作所为，令千千万万热心南洋大学的各界人士为之痛心疾首，各地严加指责之声 四起。”[xi]连新马文学创作者也不放过此一题材，曾经有人用此事件作为背景，写了一本小说嘲笑和讽刺林语堂。[xii]报社记者的恶评、史家“一家 言” 的抨击，加上文学家艺术加工后的揶揄，林语堂在新马的文化命运，也因此定型。诚然，林语堂在新马的集体记忆里，他的声誉和口碑，比起其他与南洋有渊缘的中 国文化人来说，如郁达夫、钱穆、徐悲鸿、苏雪林、胡愈之等，真是有天渊之别矣。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否定林语堂的文化舆论有一个特点，即这些著 作者都是本地写作人，而且大部分都是与南大有不同层次的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持这种评价的人都是以林语堂的用人唯亲、政治立场、生活品味，以及离开时拿走 的一笔巨大的遣散费做文章（陈六使就曾说林“存心要吸华侨的血”[xiii]，给此事定了论调）。他们一部分曾是南大董事，或是毕业生，亲身经历或听闻此 段事故，得到的当然是第一手资料，但是他们往往离不开“爱南大”、“护南大”的立场，亦时有压郁悲怆之情，语气及用词难免主观和具道德色彩。这些断言，可 以称之为南大“家谱叙述”里的“林语堂情结”。在他们眼里，林语堂是位局外人，“它者”林语堂一词因此而来。1945年，梁启超弟子吴其昌撰成《梁启超 传》，材料多取自乃师的《戊戌政变记》，陈寅恪批评梁记“作於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吴著“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於戊戌政变之记述， 犹有待於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xiv]大才如任公倘若如此，我辈就不必说了。南大叙事者爱憎如此分明，论述有所偏颇，正是出自同一原因。
同情、惋惜林语堂者虽有人在，但是毕竟是少数。一部分是他的旧同事和故友，如徐訏和钱穆，而真正理直气壮地维护他的，只有他的亲人了。徐訏和林语堂是知 交，在大陆时民国初期共事多年，60年代曾到南大任教，对于林语堂在南大的种种听闻颇多。他写道：“一九六Ｏ年 ......我去教一年书，我听到不少关于语堂在新加坡时的种种，许多人对他诸多的侮蔑与抨击，我实在为语堂抱不平与可惜。”[xv]他追述此一事段的前 因后果，一方面怀念故友，另一方面其实有批评南大董事会的意思，比如说，他指责南大校方要三轮车工友义踏募款是一件很“出格”的事。他语调听来虽然温和， 但是还是掩不住他对南大管理层处理此纠纷的不满。最后他总结：“当年纷争不过是浪潮中的一个泡沫而已。”说得极为平淡。钱穆在晚年才与语堂相识，到过马来 亚大学中文系短期讲学，他并没有亲笔为文评说此事，但是通过了他妻子胡美琦的追述，我们知道他的看法。他对创办南大的“新加坡侨界”同情、而为林语堂感到 可惜。[xvi]
林语堂亲人的观点和语堂相当一致，即认为此事件牵涉到政治思想的斗争。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态度较直接，也相当强硬。在 1989年出版的《林语堂传》有题为“南洋大学校长”的一章，文中林太乙是以一位“受害者”的身份述说此事。30余年后她追述事件的前因后果，心中仍然愤 慨。据她说，事件的重点，是新马左派分子联合起来的攻击。他们对林语堂和家人穷追猛打，逼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自由主义的阵地。最后她下的结论：是“北京 （就）下令要把林语堂赶走”的。[xvii]这显然是林语堂版本的一种“另类”说法。除了林语堂和林太乙之外，大概只有台湾官方仍然持有这个立场。如今台 北阳明山山腰仍然保留林语堂故居，让后人凭吊，而在《林语堂故居》的网页“生平年表”中的61岁栏里，有以下一段：“卷入共产党策动的政治漩涡 ，于四月全体教职员集体辞职。不久漫游欧洲。这个不愉快的经验让林夫人一度精神衰弱。”[xviii]把林夫人的精神状况也扯了进去。这些论述和记载，显 然牵涉到当时和现在政治党派（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识斗争。
中国大陆学界对林语堂的注意和研究，经过了多年的沉默，近十余年才有成果。 [xix]据说，近一代的大陆学者也只是透过鲁迅的著作才认识林语堂的[xx]，这与新马一带透过南大事端认识林语堂一样，同样染有某种色彩，但是显然彼 等能快马加鞭，学术成就卓然。万平近《林语堂评传》第十九章〈海外生活道路上的插曲――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始末〉，对此事端有较为公正的评述，虽然当牵涉到 政治意识斗争的议题时，作者的立场就相当明显了，但是他对林语堂的举止并不袒护。另一位作者王兆胜对林语堂在南大的日子倒是有点“了解的同情”（陈寅恪 语）叙述，行文间多了几许虔诚的敬意，推测说“如果不是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创办一所‘林语堂式’ 的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林语堂是决不会在60多岁的高龄，放弃自己的写作，从美国远走新加坡出任一个普通大学的校长的。”[xxi] 南大的确不是一间“普通大学”，林语堂的预感没错。[xxii]而“林语堂式”的大学一语颇具新意，其内涵是什么，作者没有写清楚，应该包括了学贯中西、 学业休闲并重、人文与科学并行等内容，但是这些是否是当年新马华人所注重的，还是一个疑问。
这些林语堂的故友亲人和研究者，虽然表示同情、维 护和敬重，却没有一位是肯定林语堂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理由去解析林语堂在南大的这一段离异，但是即使是林语堂最宽容的批评者，也不会认为 “林语堂事件”是一个给南大带来积极意义的正面现象，或说他是南大校长的理想人选。但是我们需要全然的否定他吗？即使是负面，有必要不留余地的诋毁他吗？ 语堂一切的奋斗和努力，难道就如此毁于南端一岛国的舆论之责詈挖苦乎？我想答案是不明自喻的。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林语堂82岁的人生棋盘里，南大短短6个 月的日子的份量究竟为何？更重要的，在新马华文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尤其是南大创校史的论述上，林语堂事件应如何定位？从“林语堂事件”里我们能够吸取什么 教训？后林语堂的南大又如何发展？人物是立体的，历史的动因是多重的。因此这个事件可以允许不同的解释。事实上，在南大25年的文化痛史里，“林语堂事 件”是它的第一道伤痕。我们不妨就时间的距离与人事的更替，重新来评说这项似乎没有真相的事件。
二：南大分娩：孕育与阵痛
韦 伯认为，任何社会历史的论述，必须采用三个分析层次，即历史轮廓（configurational）、发展脉络（developmental)和事故情势 （situational）。要了解和分疏一个历史事件的种种前因后果，务必对这不同的层次有所掌握，才能真正清理出一个真相。[xxiii]中文论述里 所谓的“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极近此意。探讨和理清“林语堂事件”在南大史上的意义亦必须如此下手。以下就南大创校的时代背景和聘请林语堂的因 缘一一简单描述。
（Ａ）谁的温床？政治抵抗和华文教育
二次大战后冷战开始，新加坡华人政治认同因新中国建立出现变化，亲中国 乎？落地生根乎？若亲中国，是亲共产党乎？亲国民党乎？那时国共思想斗争延续到海外，东南亚是一个重点，而当时亦正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各族人民争取独立的年 代。政治派别纷纷组成，利益集团（文化、教育、工会、社团）也一个接一个崛起，一时风起云涌。殖民政府无意解决社会问题，劳动阶层与资本阶层关系日趋矛 盾，工潮频发，社会秩序相当紊乱。
英国殖民政府一向来偏重英文源流教育，对于其他的母语（或称方言）教育（包括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 无论在教育经费，还是师资训练，英文源流学校有绝对的优势。政府所实行的1950年学校注册法令和1953年的华校两种语文教育白皮书，都否决了华文教 学。对他们来说，华文教育是沙文主义的土壤，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滋生和散播有直接的关连。因此当华社提倡创立一间华文大学时，殖民地政府极力反对。他们害 怕此一高等学府将会成为新马共产主义的温床。经过多次官方的刁难后，南大成功创立便成了他们眼中的一根刺了。事实上，英国高级官员在许多场合已经透露他们 的这个立场，“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 ，正是当时殖民政府对南大的印象。[xxiv]再者，殖民政府认为，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似乎是有亲中国的倾向，陈的身份可疑。尽管他不是同情共产党，但是在 那个年代，任何有关华文文化传播的举止，都无可避免地被染上政治色彩。[xxv]
新马华文教育运动一直潜在着极深的忧患感和危机感。在马来 亚，英殖民政府拟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显然对华教极为不利。先是1951年《巴恩氏报告书》，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国民学校”，以促进学生效忠马来亚，培 养学生的国家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方言（母语）必须消失。接下来是《1952年教育法令》，以《巴恩氏报告书》为蓝本，立法消灭华校。1955年联盟 政府执政后，对教育政策作全盘检讨，拟定了《拉萨报告书》，以建立国民型学校为最终目标。华社于是极力反对，为了文化“救亡”作出了激励的反应—“组织起 来！” 1951年华文教育界人士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教总），三年后（1954年）马来亚联合邦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也告诞生。这两个组织在 争取华校的平等地位的艰难过程里，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爱护母语教育的呼声亦直上云霄。几经鼓吹，陈六使提出创办南洋大学 的建议，得到了新马华社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创办南大，是“为了维护文化永存，不致被时势所淘汰。”[xxvi] 南大成为一项万人动员的社会运动，实有其政治和社会背景。新马华人社会在长期被歧视和压迫的气候下，奋力争取母语平等权益，用长年累积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力 量，反弹强势压力。一旦有心者一声号召，广大群众立即反应，于是群众运动浩浩荡荡矣。这是一项民间办学与官方政策的互相抵抗，当时华社公民社会的毅力和积 极，可见一班。然而，更重要的是，南大创立的动力乃建立在一种坚韧的文化力量上，此乃其真正的精神资源。华人社会坚信文化之根不可拔，不然血缘断裂，文化 气脉当奄奄一息。而大学，正是一个民族高层文化与血脉延续之地。南大的深沉意义，以及其在逆境中所衍发出的文化意涵和道德意义，乃在于锻炼气节，磨炼意 志。如此入世苦行的道统，近乎求心立命的气息，乃南大的灵魂和脉搏所在。这都不是现在任何大学可以仿效或比拟的。
（Ｂ）创校三事：建校地址、募款经费和聘用校长
南大创校时一切从零开始，创办人基本上有三项重大任务：第一、寻找建新校址土地；第二、筹足经费以应付建筑、校务和教学设备费用；第三、规划大学的课程 内容、拟订教学方向，以及落实大学精神。首项任务已由陈六使领导的新加坡福建会馆捐出位于星岛西端裕廊路五百英畝地皮，为此兴建大学校址基本上解决。后两 项任务的规划较为长远，而亦必须同时进行。筹款一事，大学筹募委员会即时成立，陈六使捐献五百万作为南大基金，在社会商团领袖带领之下，新马两地华人纷纷 解囊。于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筹款运动，这是一次新马华人社会支持母语教育的一次辉煌展现。筹款运动反应热烈非常，筹募委员会在1954年8月的第一次会议 中，决定了在1959年之内筹足两千万元的目标。
筹募基金有赖于动员各阶层的本土华人群众的热心支持，然而如何组织院校规划、拟订大学课程内 容、主持日常校务行政、招揽延聘教授和校外评鉴委员，以落实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学，就必须借助在新马以外的知识人才了。而物色一位象征严正学风、开一代风气 的校长，便成了南大执委会的当务之急。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真正考验南大执委会的文化见识、管理能力和危机处理，并不是校地或筹款二事，而是如何寻找 到一位符合当时南大创校精神的校长。
或曰：校长重要吗？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此乃办学至理。而大学校长，正是师林之师。他的教育理念，尤其是 办学治校的理念，可开亦可遏一代风气。我们会联想到近代的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以及教育家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宴阳初的教育改革实践。如今大家都缅 怀蔡元培，因为他是大学理念的掌握者，更因为他有人格感召的力量。他制定了大学的规格和模式，决定了大学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事实上，如果蔡元培当年不敢改 革旧北大，北大也就不可能有当时的盛名及日后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有无数大学校长是无名之辈，大学校长不一定是要闻名于世的大学者。[xxvii]但是， 一流的校长和一流的大学是相辅相成的。校长乃负有办学治校之主责的大学领导人，大学是学思泱泱还是死气沉沉，校长难逃其责。
当年南大执委会聘 请校长，最起码应该有这种教育理念和办学思维，不然他们也不会想到胡适和梅贻琦。南洋大学创办时，在有限的条件和短缺的资源下，却有腾飞和突破之意，诚属 可嘉。胡适以提倡白话文著称，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已名满天下，1953年他在台北的国民党政府服务，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极其激烈。1954年任台湾“光 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1955年间，在对岸的中国，左翼学术界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诸方面，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以及他的 反共政治立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看那时的情况，胡适来新加坡的可能性实在不高。况且他亲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立场比林语堂更为鲜明。南大执委会去函试探他来星 办学的意愿，他没有回信。[xxviii]
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17年，他就是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那 位令人怀念的教育家 。[xxix] 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一段时期侨居海外，1955年才去了台湾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据说梅贻琦为人和生活极为廉洁奉公。在西南联大期间，虽身为大学校长， 他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大概是三位校长人选里经历过最贫乏的生活的一位，在西南联大努力教学，献身国 家，未计及个人身家之利害。他也是三人最不具政治色彩的。若论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可与胡适并提，而林语堂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南大执委会写信给他，他回信 婉拒了。
三、林语堂任南大校长：“大哲大贤”的“合家聘用”
那么南大执委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聘请林语堂为第一任校长？看来 胡、梅两人不感兴趣后，南大执委会才接触林语堂的。林语堂当时在国际文坛上已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并不以学者身份或办大学教育著称。他办教育行政的最高履 历，乃曾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在任内曾经成功邀请到当时几位重要作者和教授（包括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或许南大执委会赏识他这一点。至于林语堂的籍 贯，是否是另一个被南大执委会看中的重要因素？这个可能性亦很大。南大创办人大部分乃福建人，为了沟通上的需要，聘请一位老乡，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 [xxx]
有了上两回没有被理睬和被拒绝的经验，这一次陈六使改变了邀请方式。他委托亲信连瀛洲亲自上门拜会在纽约定居的林语堂，以展示对校 长的尊重和聘请的诚意。[xxxi]林语堂亦极为高兴，但是看来是有一点迟疑的。从他后来发表他和连瀛洲及陈六使的信函看来，他“耿耿于心” 的，是南大经费问题，盖“必基金充足始可致南大于稳固不败之地”，不然南大“恐沦为寻常又一大学。”[xxxii] 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他几次询问后，执委会似有承诺，他才认为“事有可为”，才真正答应了聘请。下面这封林语堂写给陈六使的信函里，可以窥看出他当初对创办 南大的一些思路：
六使先生道席：
奉诵来札，过蒙奖饰，且拟委以南大重任，愈增惶愧。弟何人斯，曷克当此！且老马伏枥久矣，大 不想吃六山草，此项衷情，屡向瀛洲先生言之。瀛洲先生却会真诚感人，乃与之作数夕谈。弟于吾国文化、侨胞福利、亚洲将来，未尝不萦怀，乃以兹事基大且繁， 不得不详细考虑，一则任重道远，恐不称职；二则凡事创业艰难，筑室道旁，三年无成，权不专，信不坚，则事不成；三则南大之办，非仅关教育，盖亦寄保存发展 吾国文化之愿望焉，必有雄厚基金物力，始能贯彻始终，争得学术界地位，成为亚洲东南第一学府。苟非诸公远瞩，志在必成，或恐沦为寻常又一大学，桔过江南而 为枳，斯不足观。与瀛洲兄晤谈后，深知我公热诚为我侨胞谋幸福者如此。而深谋远虑见识过人者又如彼，窃为星洲华侨幸，故已许附骥尾，追随努力，事有可为， 则志在必行。余告瀛洲兄面详。
即请
道绥
民国四十三年正月九日 弟林语堂顿首[xxxiii]
林语堂 考虑来南大就职，应该有几个重叠的原因。第一、那时他移居美国已经20余年，而且职业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写作计划也到了一个阶段。他答应到新加坡是因为 “他非常渴望变更他二十五年旅美生活方式，回到东方去。”[xxxiv] 第二、或许他真正被“侨胞”和陈六使的办学诚意所感动。连瀛洲会晤林语堂后回星报告说，他“受聘出长南大是侨胞热情感动所然。”[xxxv]在几个不同的 场合里，林语堂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姑且信之。第三、他认为在文化荒漠的南洋，有传播和维护中华文化的必要，“在荒土播下文化种子”是他的理想，而南大正 好可以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他说：“目前世界在动荡困难之时期，吾人有机会在外国办一间中国大学维护吾人之文化，吾人此来，系衷心为延续中华文化在海外之发扬。”[xxxvi]说来 极为堂皇。第四、他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认为南大在亚洲红祸弥漫之际可以成为在东南亚的反共堡垒。这一点他开始时并没有白纸黑字明说，只是在谈话间不时透 露。
很难说那一个理由最重要。也许因为原因复杂，所以后来才会有不同的解释。显然林语堂来星办学是由几种机缘促成的。后来有人恶意批评说他是 来“淘金”的，原因是他物质要求甚高。但是以常理推测，他不太可能为了钱或享受而来。陈六使也一直重复说林语堂是不嫌弃南洋的资源贫乏和放弃了舒适的生活 条件来南洋的。“林博士愿牺牲在美优裕生活，为此间华侨教育事业服务，吾人谨在此致其敬意。”[xxxvii]说得很诚恳，看不出是反话。如果林语堂来到 新加坡后的生活条件像一般论述里所说的高人一等，那也是南大执委会对他的礼遇。至于他是否感觉到屈才，在他写有关南大的有限文字里，我们读不出来。 [xxxviii]
1954年10月2日，林语堂抵达新加坡，同行的还有林语堂夫人，二女儿和女婿，三女儿及两位外孙。看来林语堂是全家大小 移居，似乎有长期居留的意思。这并不是第一次林语堂全家迁移。1936他们离开大陆移民美国，也是全家一起动员的。来星办学，而且一切从头开始，家人也有 点犹疑。那时林太乙对放弃纽约的生活和高薪的职业（夫婿黎明在联合国任职）有点不舍，“我们犹疑不决，父亲有点不耐烦了。他说，他请了这么多教师他们都 去，难道你不去？我们想来想去，好像没有理由不去。”[xxxix]可以想像林语堂的家庭观念是很强的。
这次来星，林语堂全家旅费肯定不低， 但是还算是一次过的费用。更具争议性的，其实是林语堂雇用家人和亲人在南大担任重要职位。女婿黎明被委任为大学行政秘书，女儿太乙为校长秘书，而侄儿林国 荣为会计师。这样的安排，应该是林语堂那边的要求，而南洋大学执委会这边同意。不过后来这却变成林语堂在南大任内“最令人瞧不起的”事项之一。[xl]事 实上，这种聘用方式也颇为奇特，以现在经费充足、制度化的新加坡的两间国内大学聘用的条约来比较，它们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全家式聘用的惯例。难道林语堂被聘 用为南大校长，真的如陈六使1954年2月17日在回林氏信中所说，是聘请一位“蜚声国际领袖士林之先知先觉大哲大贤” ，又是新马华人“寤寐以求”的大师、[xli]，故不惜一切代价？从现在的资料里我们看不出真正的原因。或许在那个国家意识薄弱的年代，“海外华人”都是 “一家人”！但是，既然南大执委会事先已经同意“合家聘用”，事后反目也就不好反咬林语堂一口了。
林语堂在一个陌生而毫无盟友的环境下，没有 安全感，惟有雇用可以信赖的亲人，才能掌握和巩固行政权和财务权。他做了这些人事安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这个要求是否符合伦理道德标准，实有商榷的余 地。从利益冲突的层面来说，就现在的标准，任何社会都必不会允许这样的布局。校长当然有聘用教授和其他人事的权力，然而从此事的安排可以判断，林语堂似乎 有点滥用权力的嫌疑。徐訏认为，这个安排“不合中国传统之情，亦有违现实环境之理。”[xlii]说得极是。当年林语堂出任厦大文学院院长时招揽了一批有 名望的学者，但是并没有像这次这样随意聘请自己的亲人担任要职。
撇开林语堂的私心不说，他的确曾为开创南大时寻找过平允笃实“大师”级的老 师。钱穆就是其一。林语堂曾经邀请过这位被后世称为中国“文化史的集大成者”[xliii]到南大任职，但是没有成功。当年（1954年）钱穆在香港新亚 书院，到了1956年，才应了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之邀，来到新加坡，也举办过几场公开演讲，那时林语堂已经愤然离开了。这两位影响极大的近代文化人物，到了 晚年才相知成莫逆之交，但是始终没有在南洋相遇。看来林语堂当初的邀请，的确牵动了钱穆南来任教的意愿。林语堂虽然对新马教育和华人社会的需求似懂非懂， 但是对于一流大学必须要有大师这一个重要环节上，还是能够把握着的。校长为学术带领者和推动者，于此可见其重要性。林语堂物色的其他教授包括：文学院院长 熊式一、理工院院长胡博渊，进修班主任黎东方，图书馆主任严文郁，建筑工程主任杨介眉，文学院教授查理士达夫、会计师林国荣等。后来这一批学者与林语堂共 进退，林语堂辞职不干，他们有一部分也没有继续逗留下来。
关于南大初期聘用教授方面，还有一个小插曲。1953年，全星华文中学毕业班艺术研 究会（简称艺术研究会）发表了一篇〈重申对南大的希望〉的声明，他们对林语堂离美来星之前在纽约所发表的谈话中觉得非常不满，林氏说已经聘用“甚多受高深 教育之流亡学者。”就这一点，艺术研究会批评说：
林博士所指的流亡学者，当是逃出大陆的流亡者，此辈流亡学者在政治上都有背景，对于政治的见 解多存有成见，故而这些有政治背景的人士一旦把持校政，必然把南大作为宣传政治之工具，把政治手段运用到校政来；再说有政治背景的教授，他们所繁忙的必然 是政治上的把戏，对于教学当然无法全神贯注，因此这些教授充其量也只能发挥其误人子弟的作用，是绝对谈不上“协助教育青年男女”的。
又说
为了南大将来不会成为“逃国难”者的避难所，为了南大不致被这群政客所利用，我们坚持反对聘请此类流亡学者为南大教授。[xliv]
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大学聘请老师，竟然是一个公共空间的议题，人人可以说话，这个组织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第二、这个学生组织认为离开大陆者的 “流亡”学者皆有政治背景；第三、南大不能沦为“政客所利用” 的场所；第四，有鉴于此，南大想要成一学术机构就不能聘请这些学者。且不管这种推论是否正确，逻辑是否合理，这是“广大”社会的回馈和反应，当事人当然不 得不回应。林语堂来星后第二天（1954年10月4日），在南洋大学执委会的第二次会员常年大会上，特别发表澄清。他说：
谓南洋大学征聘失业 的知识分子为教职云云，实系无稽之言，余从未发表此谈话，余在演说中乃谓‘不幸南洋大学并非失业知识分子之紧急救济机构，而余所接触者皆持有重要职位’。 此项对南大未来教职之反映，殊不能置之不理不予驳斥。南大一向坚持遵照其政策，袛能请一般在其学术地位有卓越声誉之学者任职。[xlv]
林语 堂谈话的重点是：大学聘请教授，当然应任人唯贤以学术成就为标准，政治立场和背景不在考虑之列。这个谈话巧妙的回应了艺术研究会的诉求。事实上，这些学生 组织并不是无的放矢，当时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学者泪辞风雨故国，流亡桴浮海外，很多都是有背景的，包括胡适和梅贻琦。用钱穆的话来说，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 逃离大陆，是“集体流亡”的。[xlvi]。但问题是，这是否就表示他们一律都是政客，聘请到南大“必然把南大作为宣传政治之工具，把政治手段运用到校政 来”？这个逻辑似乎不能成立。当时大陆政权移换时留下来的学人不一定亲共，如陈寅恪，[xlvii]而流亡到海外的，大部分都是不认同共产政权，但是是不 是都有参加政党活动，似乎未必。留在大陆的学者也不可能接受海外大学的聘请。况且，用这个“没有政治立场”标准来聘请教授，以当时南大的资源和条件，恐怕 很难物色到真正有学术成就的教授。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这批自我放逐学者中找师资，其实是较实际的做法。但是，正因为如此，南大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一个 中国文化移植的组织。黄丽松就说：“南大无可避免地成了一所从中国移植而来的大学，而且可以说是单面移植的：我们很难期待如此形成的一所学术机构，可以适 应一个特殊的社会，或满足这个社会的需求。”[xlviii] 这是一个文化后遗症，也一直纠缠着南大以后的发展。
艺术研究会提出这个诉求， 其实是有政治背景的。当时新加坡华文中学的组织已经开始被左翼分子渗透，表面上说没有政治立场，但是组织的运动和意识形态，政治倾向是相当鲜明的。由于他 们思想左倾，所以特别反对与国民党相从甚密的人物。林语堂当然知道这些话都是针对他而来的。从这个事端可以看出，林语堂一开始在南大任职时，其治校权力的 威信和合法性（即雇用老师）就受到了挑战。这些阻力肯定在他后来的几个月里制造了不少的困扰。
双方所谓的“学术独立”，显然是相对于政治干涉 而言。相对于王国维“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的现代诉求，或是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坚持，他们的认知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xlix]对这些大师来说，学术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目的，也就是“学术为学术”。这是现代学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以学生团体的文化程度来说，他们显然没 有这种自觉性，而林语堂的认知，也未必能超越这个层次。
其实，南大从创办到关闭的短暂一生里最大的吊诡，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政治的暗影，一 直以不同的包装形式来干扰它的选择和发展。开始时殖民政府戴上政治色彩的眼镜来看南大的创立，林语堂的政治背景后来成为一个话题，雇用教授又牵涉到思想意 识的问题。以后的学潮、学生会的活动，以及创办人陈六使公民权的被褫夺、南大与新大合并等等，更是与政治运作有着无法摆脱的密切关系。当事人立场各异，各 人自说自话，对政治意识的问题，或作潜意识的逃避，或以权力在位的优势操作事件的发展，或“只许官兵放火，不许平民点灯”。南大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政治 史，或者更准确的说，一部政治操作史。然而，政治令人疑惑、厌恶，令人感到神经敏感，但是它却无所不在。这毕竟是一个韦伯式的课题，也是一个学术难题，充 满了动感和张力。[l]
四、办校理念的分歧：办怎样的大学？如何办？
林语堂到达新加坡开始治理校务，与南大执委会之间有几项 较大的分歧，其中最早的一项是硬体设备的校舍建筑工程。林语堂来星之前几个月，南大校舍已经动土，各种建筑物的设计已经定了下来。显然离林语堂所想象的理 想大学有一段距离。林语堂提出异议时，对方却不愿妥协。这就是双方意见抵牾的开始。林太乙的描述是这样的：“父亲一到就马上遇到困难。最先是建筑方面。他 获悉建筑地盘的契约有舞弊的情事，开土机也显然用以做不必要的工程藉以增加利润。大学董事部也违反对他的诺言，不事先征询他对兴建校舍的意见，迳行批准图 书馆的一项极坏的设计，光线固然很差，藏书的地方也极少。而且已经率先开工建造。不独如此，他们也不事先征询工学院院长的意见就开始建造工学院大楼。” [li]林太乙所谓的“舞弊”，乃指南大董事会的人包办了建造校舍工程。其他事项牵涉到的是彼此缺乏沟通的问题。
事实上，林语堂和南大执委会之间，真正的严重分歧，乃软体议题，即（一）南大究竟应该是一间怎样的大学？（二）校长和董事会的权力范围在那里？前者是办学理念，后者则围绕着权力斗争。这看似对硬体发生异议，其实牵涉到的是理念和权力结构问题。
在办一间怎样的大学的议题上，林语堂与南大筹备委员在表面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骨子内却是没有共识的。他们对大学功能和目的的认知有异，对办一流大 学的执着和用心也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不妨先回顾南大创立的宗旨。1953年南大筹备委员会所发表的创立南洋大学的宗旨是：（一）为华校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 之门；（二）为华文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新加坡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同时指出，南大以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除了具 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外，还有两大特色：（一）沟通东西文化；（二）发展马来亚文化。[lii]
可以看出，事实上，南大宗旨的社会性比其学术 性为重。首四项是重点，而国际一流大学云云，则是较次要的。况且，以当时新马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条件来说，此项目的只能是一项长远的目标，而非急时的需要。 连瀛洲1953年12月4日专程到美国拜会林语堂时，《南洋大学宣言》已经公布，连瀛洲是否有亲示之于林语堂？从现在的文献来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 林语堂1954年1月9日写给连瀛洲的“备忘录”里，却完全没有提及南大宣言中这些重要的社会课题，如发展马来亚文化、师资问题、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 济发展之需要等等。这封信给人的印象是，林语堂的确对当时南大的创校宗旨没有太深厚的了解。他接到聘书之后，在致陈六使的第一封信里，大力赞扬他“热忱为 我侨胞谋幸福”、“深谋远虑、见识过人”，讲了许多这些无关实际的话外，涉及文化教育的只有两句：“非仅关教育，盖亦寄保存发展吾国文化之厚望”、“把南 洋大学办成亚洲东南亚第一学府。”[liii] 看来林语堂一味想要办一间他心目中的一流大学。
南大创办的最重要目的，是要解决当时新马华校 毕业生升学的问题。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华文高中毕业生升学的目的地。[liv]自40年代中叶起，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新马华校高中毕业生不能去中国大陆升 学，南大可以给这群有志升学的青年就地得到符合水准的第一学位的机会，陈六使在创校期间在不同的场合里一再重复此宗旨。1954年11月10日晚，南大执 委会在丹戎偶俱乐部设筵欢宴，欢迎校长和多位新到的教授。在宴会上陈六使就说：“吾人何以应先着重华文，收容华校学生为主？因马大既系政府所办，且主要为 收容英校学生，吾人所创办之南大，目的纯系先解决华校高中毕业生升学的困难问题。”[lv]南大开办的目的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其务实面表露无遗。这就 是南大的特点，这特点延续了南大的一生。
南大欲成为国际一流大学云云，显然并不是主轴。至于研究院、学术研究工作云云，即使能实现，也恐怕要 殿后。[lvi]然而林语堂却太执着认真了，坚持要落实此一宏愿。这一项坚持又成为日后他要负的罪名之一。《星洲日报》1955年2月21日〈社论〉写 道：“由开办南大时起，到林语堂博士昨天公布的声明书，‘第一流大学’这名词，听来令人头昏目眩，由办理第一流大学自然联想起需要最大笔的金钱。” [lvii] 华社大报的〈社论〉既然这样不吝批评，这种流言必然非常普遍。显然华社对“第一流大学”的创立，“头昏目眩”，心里深处其实是有所踌躇和保留的。
后来林语堂和陈六使为首的南大执委会进行摊牌，首席部长马绍尔曾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他的看法极具参考价值。“此次南大发生之不幸事件，余认为纯系双方 误会而起. . . . . .依余个人意见，双方误会之症结，似在是否应办一‘第一流’之大学，欲办第一流之大学，不单需要人才，而且应有雄厚之财力，故余认为对此问题应从长计 议。”[lviii] 马绍尔的看法到今天还是非常有见地的。
林语堂和大学执委会的纠纷根源，不止是较抽象的大学理念上的分歧，在实际的管理 校务和财政的运作上，其实更具爆炸力。这就是牵涉到大学董事会和校长权职划分之争。林语堂还未上任之前,已经注意到此事项可能发生冲突。1954年1月9 日他写给连瀛洲的“备忘录”里[lix]，他所列出的第一点和第六点（最后一点），都与权职有关；第一点是：“校董与校长之间，真诚相对。校董负筹备基金 之责，校长负大学行政全责。”第六点是：“校董不得干涉大学行政，校长负大学成败荣誉恶名之全责。”这两点前后呼应，直接说明了分权的必要。
董事会和校长权职的分开，是一个源自于西方的管理模式。权力制衡和专业分工都是关键。用在华人社会创办的组织，似乎有点格格不入。南大的组织是在1953 年5月5日依照“公司法”，并经新加坡商业注册官批准，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之名成立的。显然，创办人只能把南大当着一个商业企业来管理。黄丽松就说： “这个结果很严重。”[lx]意思是说，这样的安排表明了大学所授予的学位将不会被政府承认。另一层意义是管理方式。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组织性质，是双方 在权职方面冲突的根源。这牵涉到南大执委会在管理上的作风和认知。
作为一间公司来管理，南大形同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海外华人背井离乡、艰苦 创业，大多数华人对其家族企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将其看作是自己及本家族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企业的所有权通常都由一家族牢牢控制，并在家族内代代相传。家 族对公司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非常看重，因此他们宁愿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也不愿将企业的两权进行分离。海外华人的管理概念仍然停留在此一阶段。
在这个议题上陈六使是个关键人物。陈六使虽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经济奇才，但是他的行政能力和管理哲学，并不是完美无瑕的。研究者认为，陈六使的管理弱点，就 是在于每件事都亲力亲为。“他大权在握，事无大小，从决策到管理到执行，都亲自动手，不懂得授权。他虽也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却不让接班人将益和企业组 织、管理和营业方针现代化。这两方面的弱点是益和的致命伤，使接班人、家族股东及高级管理层萌生去意。”[lxi]陈的事业后来碰到困难，其中管理方式应 是原因之一。
用这种管理方法来管理一间大学，就难免会发生问题了。南大执委会一直“干扰”、“侵犯”校长行政权。他们本分的任务是筹足经费， 至于如何经营这笔费用，是在校长行政权的范畴里，他们是不许过问的。林语堂认为南大董事会犯了两个相关的错误：第一、他们没有筹足经费；第二、他们在核准 经费上“越权”。
先说办学基金的筹足。林语堂一直认为，要办好南大，基金必须充足。聘请林语堂时陈六使胸有成竹，这也是林语堂答应来新加坡的重要原因。在他写给陈六使的一封信里，对此事“一再奉询”：
六使先生文杞：接奉先生及瀛洲先生四月廿六日华翰用悉执委诸公计划南大基金，早有成竹，步骤开然，至为喜慰。弟前函所以一再奉询，是未悉箇中情况，一则 临事之初，不敢不慎，再则实为南洋办一好大学，为我华侨争一口气，必基金充足始可致南大于稳固不败之地。耿耿此心。[lxii]
所以说，林语堂要求基金筹足二千万而陈六使有言在先，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个数目是创建南大的基本费用，也是“造就好人才，好国民”的第一条件。来星之后林语堂也一再提起基金问题，在1954年11月10日的一个宴会上，他说：
吾人所办之南大是要造就好人才，好国民，陈主席将南大喻为开船，渠所揭示之宗旨，本人受船主之命，当然接受，但船已开行，船长责任重大，应有充分权力， 处理事情，燃料尤需充足，就以飞机来说，只能载三千磅重者断无法载四千磅重，本人当知飞机之载重如何，最大的问题还是要充分之燃料油。[lxiii]
这一笔“燃料油”最后是没有筹足。经费一直是南大创办，以及后来发展的大问题。这个情况的产生不是因为大家不慷慨，而是财务这回事实在是一个无底洞。动 员各社会阶层（小贩、三轮车工友、剪发师等等）筹款，真正的目的是强化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同时启发群众的文化觉悟和增强全民的教育观念。从他 们身上能够筹到的数目毕竟是有限的。林语堂看到这一点，他之所以不满是针对大富翁而不是小市民。林语堂在第一次的南大执委会会议上就说：“星马侨胞在经济 上的力量高人一等，能够利用来办教育是很可喜的，尤其可贵的是南大的基础，是建设在群众的力量上面。”[lxiv]他看到大富翁的大批認捐，也看到小市民 的义卖、义捐。但是不是后者太多，而是前者不够。后来林语堂就直指有些商家只认捐而没有缴交捐款。
事实上，南大每一块瓦砖，都是广大“说华语 或方言的普通民众”的血汗。这一点林语堂明白。1954年12月3日至7日，陈六使和林语堂一行人应槟城、怡保及吉隆坡南大委员会之邀，到此三地巡回访 问、演讲和募款。从林语堂和他们的互动来看，他了解到他们对母语教育的期望，以及募款之困难。华社领袖基本上也给予林语堂极大的尊重，许多甚至是以一代宗 师来看待的。南大吡叻分会主席刘伯群的这段话极具代表性：“林博士之伟大，可以说是能人之所不能，林博士系中国人，他能够用英文写作有《吾国与吾民》、 《生活的艺术》等英文书本风行欧美，使外国人对中国起了一种新的认识，为中国在世界上奠下光荣不少，林博士这种伟大，令我们起了无限钦敬，今次来马长教南 大，我们预想南大的前途，一定是光辉灿烂的。”[lxv]对林语堂有点奉承吹捧，但是不失为对待宾客的基本礼仪，而对其期望之情，亦真诚表露。但是至于林 语堂的办学理念，是否得到这些商界领袖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却是耐人寻味的。
钱既然来得不易，那么如何使用、用在什么地方，就特别敏感了。双方 冲突的真正导火线，是林语堂提出的大学预算案。[lxvi] 1954年11月初，南大执委会请林语堂拟定办校预算，林语堂于11月15日起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讨论预算问题，南大执委会并没有参与这个会议。具体的 预算数字是在三个月后（2月中旬）林语堂提交给陈六使的。其中包括有开办费概算和经常费概算，总额是五百六十一万一千一百卅一元八角九分。南大新加坡执委 会准备2月17日开会讨论，但是在2月14日公开了这个预算，华文报章也大篇幅的报道。[lxvii]林语堂不满这种讨论方式，立即召开一个校务会议，但 是并阻止不了南大执委会开会讨论。17日的会议上，主席陈六使认为预算案数目实在庞大，说实在无能力承担。他说：“本人阅后心内感觉非常痛苦，因恐南大无 力负担，盖南大向人募捐非如向人收数，而是有如向人求乞。”[lxviii]那么该如何收场？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开支小组委员会研究预算案。林语堂对于执委 会这个举止非常生气，他认为这个小组是不合法的。隔日（18日）他连同几位同僚在南大办公室发表书面声明。全文如下：
本人见报载，星嘉坡执委 会关于本大学之水准及执委会与校长职权分配之态度，极为詑异，此息若确，则本人及教职员为了创办第一流大学之一切辛苦努力，将尽归乌有。本人已以此意告知 执委会主席陈君六使，陈君将于明日与本人及教职员作非正式谈判，甚愿双方歧见借此可以获得解决，又希望借此最后一次之努力，使星马学子可得受高等教育之机 会，而不辜负他们求学之热诚，倘双方不能获得解决方案，本人自当向社会公布前后全部经过，以明真相，特此声明。
这两段话里有几个重要内容。第 一、林语堂和南大执委会缺乏沟通，连这样重大消息，林语堂也是从报纸上得知的。但是他虽然有保留（“此息若确”），但是还是相信了。第二、这里透露出的， 是“执委会和校长间职权分配”的重大分歧；执委会突然成立开支小组，显然是节外生枝，欲架空校长权力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林语堂无法忍受。第三、林 语堂用“谈判”而非协商或讨论，可以看出他已经视之为最后一步棋。证之以他一个月后的谈话（“我所以不愤而辞职者”），已可以看出他有辞职之意。
冲 突公开后，新马华社呼吁双方冷静，为南大前途计，应该尽量配合、退让。2月19日双方安排会面，但是在气氛极坏的情况下，谈判破裂。3月20日林语堂发表 了与陈六使来往函件，证明陈六使曾保证款项充足，且在“执委会与校长职权分配”的议题上，有所承诺。3月21日林语堂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所以不愤而 辞职者，是为顾全三轮车工友对南大之热心支持，现在，我以为有力者已尽量出力，但有权者未必已尽量出钱支持南大。我没有头家，我的头家是三轮车工友，他们 的钱是用血汗换来的 . . . ”[lxix]4月2日，华文报章报道“南大事件突呈急转趋势，林语堂有引退之意”。[lxx]4月5日，林语堂引退得到证实。与林语堂到校十余教职员亦 在引退之列。全部遣散费总共三十二万四千余元。[lxxi]
在调停此纠纷的人物里，北马华团领袖林连登出力最甚。[lxxii]而林语堂亦曾 飞至槟城与他会晤讨论纠纷一事。[lxxiii]但是可以看出，那时几乎所有在报章上发表或引述的舆论，都是站在南大执委会这一边的。虽然大家呼吁双方让 步解决这一危机，但是都是认为这是校长的错。以预算案来说，要求南大“平民化”、“大众化”的华社没有人支持庞大的开支。“我们是以血汗换饭吃的劳动阶 级”，[lxxiv]“南大创办之初，似宜尽量撙节，盖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也。”[lxxv]以办一流的大学来说，也是不得人心。“不该好高骛 远，作不着实际的打算。”甚至有人说：“要使南大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是全马华人同胞谁都赞成的。但对这我们来说只能是南大美丽的远景，目前的实际情况只 允许我们把她当着一个目标罢了！”[lxxvi]这才算说了真话。
2月19日的谈判是关键，其实双方都动了肝火，显然是一场意气的争吵。双方 事后有不同的记述，但是其中争论议题、谈话气氛等描述，在追述上大致上吻合。其中有一个双方提到的项目颇为值得一提。《南洋大学创校史》有这样一段：“林 语堂接着说陈六使失约背信，说他的不是处。说了相当时候，便拿出一字条要陈氏在律师前面签名承认其中条件。”[lxxvii]林太乙也有类似描述：“接着 父亲便说陈六使背信弃义，用闽南语给他一连串的‘我问你’，说了相当时候，拿了一字条要他签字承认其中条件。”[lxxviii]
双方都有提 到“字条”。林语堂拿出来的这一“字条”到底写得是什么？没有人讲得清楚。连陈六使也说：“当时本人未予一看亦不敢看，不知其中所写为何。” [lxxix]似有躲避的嫌疑。从林语堂后来的动作看来，这个所谓的“字条”，极可能是林语堂、连瀛洲和陈六使最初来往信函。3月21日《星洲日报》以 “林语堂昨正式发表与陈六使来往函件”为题，刊登了他们之间的八封信件。此八封信不见转载于现已出版的南大资料文献。3月25日（即南大星洲执委会第六次 会议前夕），林语堂亦曾发表长篇报告。《星洲日报》3月25日刊登全文。此报告有助澄清林语堂的立场，故甚为重要，然亦不见南大资料文献收入。
这些信函刊登后，陈六使似乎有点尴尬。他在3月25日的会议上辩驳说：
关于校长在报章单方面发表他和本人来往函件，本人尚未逐一核对，不知是否全部发表抑有若干出入，连瀛洲先生赴美与校长接洽，渠在美来函已公诸报端，吾人 致校长之函，多系连先生返星后始寄发者，各函系由连瀛洲或黄奕欢诸先生嘱人执笔，全无私人意见，所有函稿俱经执委过目，每有经连先生修改，当时本人曾主张 函文不必写得太过好看，连氏总是认为普通函件并非契约，吾人一片热诚聘请校长多些褒奖之词自无伤大雅，何况南大又是众人的事。连氏每次如是解释，本人细思 亦以为然，犹如吾人做生意聘请经理，当然说好话，不但赋予全权，且年终有花红，但经理既来，一味做亏本生意，资本日减，吾人岂可在赋予全权及给花红乎？ [lxxx]
潘国渠在会上也透露：“去年之函乃系本人所拟，其内容多被连氏修改，如筹款一则，原系说并非容易，被改为容易，希望校长来做同 志，一起牺牲吃苦，并请林校长起草文理商学院五百至一千学生之详细计划，此等内容皆被删，对问题未有切实说明，致有今日问题发生。”[lxxxi] 据知，潘国渠乃陈六使的捉笔人。
这两段话极为重要。第一、陈六使是间接承认了当初确有对林语堂作出承诺，虽然这些信件“全无私人意见”，但是 内容没有错误。第二、信函内容被送信人修改过，以致产生了问题。潘国渠还说：“函件引起纠纷，症结所在，侨众应该明白。主席以校长为国际著名学者一定道德 好，学问好，所以函催早日来星，并不是骗他来。”[lxxxii]说法又退了一步。第三、这里也透露了陈六使聘请校长其实是“做生意聘请经理”的心态。管 理大学，仍然像是管理生意一样，“老板”是谁，“打工”的是谁就不言而喻了。[lxxxiii]吊诡的是，《星洲日报》1955年3月27日曾报道“有捐 过巨款而对推动南大募款工作又不遗余力的某君”，呼吁林校长“勿把开办南大当作是做生意。”[lxxxiv]同一天同一个版位，刊有如下标题：“林校长如 无办学诚意，最好是自动下台。三轮车工友余青萍如是称。”倒林之声已经出现。[lxxxv]
事实上，林语堂和陈六使在预算案的议题上，是这一 场斗鸡式的争吵，情绪累积已久，一触即发。[lxxxvi]双方对办学的抽象理念相差极远，这次就反映在具体的数字上。其实，对林语堂来说，与人争吵并不 是第一次了。1929年他和鲁迅有一场风波，彼此争持，也颇具类似的破裂。[lxxxvii]这是另一个议题了。
从聘请“蜚声国际领袖士林之 先知先觉大哲大贤”到认为这只不过是“做生意聘请经理”（陈六使），从“任重道远”的期许到“一切辛苦努力，将尽归乌有”的失望（林语堂），从大学建筑设 计到预算案的争执到教职员集体辞职，只短短的几个月矣。世情之翻覆，如此而已。这样快速而戏剧性的发展和结果，从当初彼此相得的庆幸，到离异的痛惜，再到 双方反目的成仇，实在没有人预料得到。南大分娩特别疼痛，难怪身为南大子女的毕业生对“母亲”爱得如此之深。
五、政治拟态：冲突与矛盾
上述的事件发展，基本上展现了大学理念的分歧和权力分配上的无法妥协，乃双方破裂的表面因素。此外，还有几个较深层的因素值得探讨。这些深层因素，有一 定的敏感性，而且双方看法、记述和解析的支撑点都不一样。这里指的是政治意识、时代意识和文化思维。我们先厘清时代、政治因素和意识立场。
50年代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颇为矛盾的年代。新马社会的文化和教育都因国共斗争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同时，社会的族群关系复杂（1951年发生玛利亚暴动事 件），1954年普遍上左倾的学生反对兵役，举行示威活动，而这些华文中学学生左倾的思想灵感，正是来自大陆中国。[lxxxviii] 1955年福利巴士工潮更使到当时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1956年是新加坡左派活动和殖民政府斗争激烈的一年。林有福政府上台后，逮捕工会领袖，中学联 （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被逼解散。这一连串的举止，引发了社会骚乱和暴动，全岛戒严。
50年代亦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反共的年代。美国 政府企图疏离中国，庇护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在很大的程度上，美国的报章媒体是极度给予高度的配合的。当时的美联社、《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就是其中的 佼佼者。林语堂本来就是亲蒋的，居留美国多年，肯定反共立场更加坚定。在聘请林语堂之前，南大执委会是否晓得他的这个政治背景？根据林语堂的说法，陈六使 等人是惘然无知的。林语堂说：“如同某些海外华侨一样，陈六使的政治态度如同墙上草，显示他对于众所周知的我拥护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完全漠然无知。” [lxxxix]说南大这边对他的政治立场“漠然无知”可能不确，因为被派到纽约游说林语堂的不是任何人，而是“该银行的营业准證还是由中国国民党领袖蒋 介石亲自下令准颁发的”连瀛洲。[xc]可能当时陈六使等人没有认真地考虑林语堂这一层身份背景。即使有担心过，也没有预料到将会给南大会带来怎样的影 响。但是后来的发展，证明双方政治意识的分歧，实为纠纷的一个重大因素。林太乙就始终突出“政治漩涡”为林语堂辞职的主要原因，南大执委会则一直认为这是 林语堂对他们的诬告，“一派胡言”。平心而论，双方政治立场的不同，加上当时的政治时势发展，其实是一个具关键性的因素。
先说林语堂在未到新 加坡之前在纽约饯行会上发表过的谈话。美联社记者写了一篇相关的特稿，[xci]其中引用了林语堂一句话：“南洋大学将成为亚洲非共人士对抗共产主义斗争 中之思想前哨。”此谈话后来一直是南大“家谱叙述”舆论批评林语堂的重点。当时新马报章转载这段新闻，华社普遍哗然。最具代表性的，是1953年全星华文 中学毕业班艺术研究会所发表的声明：“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抵抗共产主义斗争’是纯粹的政治活动. . . . 无论如何我们是绝对反对南大为政治活动场所。”[xcii]南大还没有正式开课，己经卷入了是否成为政治活动场所的纠纷。
林语堂来星后第二 天，就觉得气氛有点紧张。他很快地就作出了反驳，企图纠正这些舆论。他说：美联社特稿乃根据本人于七月十一日在纽约发表之演讲及同一早晨发行之时代杂志编 辑所撰之南洋大学消息而写者。关于南洋大学成为新加坡青年对抗共产主义思想之前哨一点，乃直接取材于时代杂志之新闻，视为余作，其实时代杂志系当作其本身 所获之新闻发表，并未指明系余之谈话。[xciii]
看来是具有反共意识的外国记者歪曲了林语堂的话，至少是加了一些别处的材料。其实，林语 堂一开始就说，南大的主旨方针的第一项，就是“大学宗旨纯真，不得为政治党派所利用。” [xciv] 这和华校的学生组织的要求是一致的。当时新马社会左派和右派拥护者都有，但是左派占了上风。林语堂希望大学不为政党所利用，他所顾虑的，不是右倾的教授， 而是左倾的学生。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后，许多教授都逃离到香港，也有部分到台湾。他们不喜欢共产党，至于是不是都是喜欢蒋介石、都有参与政党，却不 能一概而论。显然林语堂一开始就知道这里学生运动的性质和动向。他在第一次会议的谈话里，就提到了这一点：“有人说学生多是左倾，我不说左倾对不对。但是 学生为什么会左倾？就是因为社会没有上轨道，大学生毕业后不能找到职业，愤懑之余，觉得社会制度不良，想要把它改革。”[xcv]他讲得很含蓄，点到为 止，没有进一步的申说。不过可以看出，他真正担心的，不是老师的政治立场，而是学生的政治倾向。
那么这就非常吊诡了。新加坡的学生团体这边要 求政治不得介入学府，但是一些团体本身就有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林语堂的立场却是学术独立，学生不可参与政治活动。显然，不是不允许政治介入，而是不允 许不同于自己的政见政治介入。学生组织是要求教授政治中立，而林语堂则是认为学生不可搞政治活动。问题是，南大有可能是纯粹的学术机构吗?当万众期待“南 洋大学成为马来亚华文教育精神上的‘司令塔’”时，[xcvi]它有可能会是一个完全与政局无关的学府吗？
那么南大执委会（董事会）的成员的 政治立场又如何？在当时的新马，国共仍然是一个斗争的场所，中国和台湾国民党政府都极力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议题上，对于新马华人 来说，仍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出现了权力斗争。开始时是亲“革命”与“保皇”两派，后来是亲国民党与 亲共产党两派。[xcvii]在“久客南洋，志怀祖国”的陈嘉庚的感召下，总商会的地位日见重要。后来陈六使和李光前的领导使总商会成为新加坡华社的领导 权威。商会里各派人士并存，而南大董事会其实就是总商会董事会的复制。“董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xcviii]，这包括了黄奕欢和连瀛洲。 [xcix] 同时，董事会的成员之亦有倾向中国的，如陈六使和李光前。陈六使在战后已开始转向本土认同，他致力争取华人公民权和选举权，以新加坡人自居。[c]陈六使 对商业的兴趣甚于政治这一点上，应该可以成立。但是他较倾向于左派势力，应该也是没有疑问的。他与陈嘉庚不同的地方是，陈直接表明，而陈六使只是同情和偏 向而已。[ci]
而南大身为一间华文大学，显然不可避免的成为华人社会政治势力角力的课题。物色一位校长，其实也有政治势力的暗中较量。在南 大任教多年的韩素音有这样的描述：“这时南洋大学董事会需要物色一名校长，由校长选择职员、教授、讲师。董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并得到了美国 领事的支持。美国人认为英国人优柔寡断，美国重要的亲蒋游说团对南洋大学也发生了兴趣。在新加坡有一所反共的华文大学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可能会抵销森林 游击队的吸引力，从长远看，还可能抵销受印尼共产党影响的马来‘左’派的倾向。因为，除了一再重复‘效忠的马来人’ ( 忠诚于什么 ?)这一主题外，谁也没有英国人更清楚。”[cii]这个论述说明了南大的政治角色其实很早就被国际社会所关注，它不只是牵涉到本土组织的斗争，也牵涉到 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
南大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发展，证明了它离不开政治的纠缠。南大学生会成立后被左派分子渗入，官方认为这个组织就是 共产党的温床，以致对大学采取了直接的管制。南大成为政治活跃的场所，实以学生活动为主。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显然林语堂当初的顾虑其实是正确的。后来林语 堂虽然已经离职，但是有政治色彩的学生仍然把他当作“反面教材”，把南大一些状况归罪到他身上。例如，对于1959年百里斯葛等人评议委员会报告书的发 表，师生都表示极度不满，认为评估有预设立场，极为偏差，并提出了反驳。行动党刊物《行动周刊》第三期里（1960年2月1日），有这样一段话：“南大目 前所存在的组织，行政及管制不符合大学型的现代教育也是当时时代所使然。南大创立之初，就遭受到林语堂等国外份子的破坏。”[ciii] 在他们的心目中，林语堂已经从校长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国外”的捣乱分子了。
后来林语堂和林太乙离开南大后都说是被共产党逼害的。1955年 4月24日，华文报章大篇幅报道：“林语堂在法国胡说八道，妄指全星各华校，均受共产党把持。”[civ]他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共产党如何破坏我 的大学〉的文章，就非常明显的把指头指向新马的左派分子，把矛头向着陈嘉庚和李光前。林语堂说李光前是“聪明无情之商人”，指责他“于接得其岳父之信后， 开始这项破坏工作，李氏之岳父与北平之华侨事务委员会有关系，此机构乃负责惑乱华侨之责任。”又说：“真正之纠纷，乃彼欲使南大成为一真正自由大学，在反 对彼等时并未提及，所提及之南大预算案，乃一种虚伪之纠纷，彼乃被歌唱北平高调之李氏及其势力者所迫走者。”[cv]语气和措辞都非常锋利。
李光前后来立刻站出来澄清和反驳。他一开设就不欣赏林语堂应该是事实，至于他是否有参与倒林语堂之举，现在所看到的文献资料并无法证明。林太乙后来就直接 说这是一场“政治迫害”，[cvi]甚至说“北京就下令要把林语堂赶走。”说得相当武断。我们不竟要问：北京政府有没有那份力量解聘林语堂？如果林语堂和 林太乙的话可信，也可能是间接的。但是新马左派势力对林语堂的到来感到不满，显然是一直存在的。林家父女不了解当时中国政府和当地政治形势的关系，把这两 股势力划上了等号。
林语堂辞职时把离开南大喻为一个自由主义阵地的失陷，把办教育当成深化意识的活动，他曾这样说：
我辞职是错 误，又或是失信于劝我奋斗到底的自由世界的朋友？我支撑过了五十天，有许多波折，受人诬蔑而又毫无希望的谈判。事实显示，除非我完全放弃我的立场，我不能 不辞职。套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个阵地已无法守卫，世界上的人显然都认为阵地上守军 ――我和我的同事――可以让他们牺牲掉。我冷静地根据常识命令全体撤退。
如果说林语堂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浮浅、还“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的话， [cvii] 那是针对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而言。不过他对新马两地左翼思潮的认识，应该也是如此视之。追根究底，林语堂认识新马所谓的“共产主义”（或恐共、或恨共）的来 源有四：一、学生激烈的左倾运动；二、华文报章的普遍左倾；三、英国殖民政府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危害的大力渲染；四、南大执委会里和总商会左倾的董事（这 里林语堂直指李光前）。这些看法和印象，恐怕与他30年代在大陆时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林语堂曾受大陆左翼文学阵营大肆攻击。批评他的作品，也批评他 的为人，说什么“帮闲文学”、“小摆什”、“有闲阶级的玩意儿”、“麻醉青年的毒剂”一类恶毒的话。在那个极端年代，大陆文人普遍遭殃，林语堂不能幸免地 被扣上帽子，也是后来全家愤而赴美的原因之一。很显然的，从他关于新马左翼的谈话中，展示出他过去在大陆受伤过的经验。
对林语堂来说，干扰南 大的政治势力一直存在，而这个政治势力，对他具有敌意。从开始来星前夕，到离星后的言论，林语堂在认知上是属同一指归，说明了其意识思维和政治立场具有一 定的连贯性。林语堂对本地左派运动的认知，不仅仅是基于生活经验，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态度，同时还是一种不可移易的认知观点或一种立场。他这种立场显然是 建立在个人经验，以及对当时国际形势和新马社会特性的理解基础上。对林语堂而言，反共或许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已内化为他人格构成的心底的躁动，不可理 谕的。他后来坚持受共产党（中国、新马）逼害的说法，是他价值判断偏差的结果。[cviii]当然，林语堂的离职并不能完全排除当时新马左派政治势力的主 导和介入。根据林太乙的追忆，林家大小当时的处境都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扰，甚至有牵涉到人身安全的恐吓，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再加上在林语堂这边，又有美国 反共媒体的大力渲染和有企图的报道，本来就复杂的事件也因此演变得更加复杂。[cix]只是很可惜的是，林语堂对整体事件的判断，被他政治立场所影响，事 后也给予过度的夸大，以致不接近事实了。
六、文化离异：个人与时代
除了上述的政治议题外，还有就是林语堂与新马的文化离异和土壤隔膜。彼此在文化层次上的矛盾、冲突，这点显示在个人出身、时代背景、人事关系和思维行为上。
这个历史个案的两位主角――林语堂和陈六使――是两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从他们的出身教养和文化面貌，可以窥看出双方歧异和离异的根源。先看语堂。
林语堂，福建省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家庭小康，早年是一虔诚的基督徒。[cx]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24岁（1919年）出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 博士学位后回国，赴北京大学讲学。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 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 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6个月。1966年回台湾定居。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 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后葬台北。
再看六使。
陈六使，福建省同安县集美乡人，亲朋好友都 称他“六使伯”。父亲务农捕鱼为生，家贫，念完集美小学，1916年（19岁）过番，到新加坡白手创业，他先后在陈嘉庚属下的橡胶公司工作，后成立自己的 公司――益和树胶公司，分行遍布于马来亚、东印度、暹罗和越南等地港口，为星马最大规模之树胶输出商。热心公益，多次被推举为中华总商会正副会长、中华树 胶公会主席及树胶公会主席、南洋商报董事主席，福建会馆主席等重要职位。1950年呼吁创办华文大学，不果。三年后重新号召提倡成立南大，出钱出力。 1963年 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大选，陈六使呼吁选民支持南大毕业的候选人，被视为有对抗人民行动党之意。大选结果是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51席中的37席，继续 执政。隔天（22日）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cxi] 1972年在新加坡病逝，出殡时灵柩被盖上南大校旗。
语堂和六使，是同一个时 代，但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两人故乡相距不远，然而却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陈六使“过番”不久（19岁），林语堂则“出洋”去了（24岁）。此去经 来，60岁相遇于南端小岛。两人相遇，是历史的偶然。彼此不能相知，却是历史的必然。两人年龄虽然几乎相同（林语堂只大陈六使八个月而已），但是文化背 景、宗教信仰、生活经验、价值认知和政治立场，都有极大的差异。林语堂的思想、性格、爱好和志趣等都可以说是多面向的，也是充满矛盾的。在《八十自述》 里，他直说自己是“一团矛盾”。郁达夫说他“生性憨直，浑朴天真”[cxii] ，也应该不会太离谱。陈六使自认读书不多，心灵旨趣平民化，但却是一位经营奇才。一生的奋斗与追求，都与商业和教育分不开。他虽只是小学毕业，但是热爱母 语文化的热忱实不比大师级的同乡低。他回应了当时华人社会的文化渇望和教育需求，创办南大，起了推动历史轮渡的作用；他虽无自觉性的历史意识，但是就旁人 看来，他却有一种难于明喻的历史使命感。林语堂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的文字和文化工作者；而陈六使则是“经济则成大业，教育则立大本”的 热心母语教育的商界领袖。[cxiii]显然，他们都走不进彼此的世界。
如果说陈六使在新加坡华文教育史上的地位，不受其公民权被政府褫夺所 影响，那么林语堂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声誉，亦不受新马舆论界对他在南大创校那段事件的批评所左右。在新加坡的政治史和文化史论述里，陈六使的身后名 与林语堂在新马华文舆论界的名誉落得同样凄惨。林语堂在南大的“家谱论述”里、陈六使在官方记录里，都是“异类”。整体来说，应该是陈六使更形落寞和悲 凉。1974年南大云南园有陈六使铜像，后来它却多年被隐藏在南大行政楼某个角落，年前才被移置在大楼之堂梯前。[cxiv]校方此一举止使新华社会人士 振奋不已，但是面对铜像之曲折命运，亦有不能忘情于“六使伯”者放声一哭。而林语堂的身后似乎风光得多了，在台北的阳明山上，如今仍然有“林语堂纪念馆” 让后人凭吊。墓园幽静灵寂，面向大台北的万丈落霞，端是瞬息京华。[cxv]两人相得相离，而百载余情如此。端是“天下痴人同一梦！”
当然， 陈六使只不过是林语堂接触过众多的“侨领”之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新马“儒商”大多数是“陈六使类型”的人物。林语堂面对的，不只是一位陈六使而已， 而是一个陈六使团体。显然，林语堂和这群社团领袖，在社会身份、自我认同、思想资源和奋发支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治校的过程里，双方面没有共识，因此 不能构成互补互动的对话关系，而其利益往往互相冲突，发生摩擦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后来彼此摩擦不断升级，而又涉及董事会的重大利益安排，文化冲突掺杂 个人权衡利益，矛盾更加的复杂化了。
何止“侨领”，新马文化界、报界亦是这个矛盾图案的一分子。林语堂为一大学校长，所任何事？治校乎？筹款 乎？竟成为整个社会议论的重点。《星洲日报》1955年2月27日〈社论〉如此“劝告”过“林校长”：“林校长抵星以来，未见刻意联络与南大筹备时期，现 在，及将来关系最亲切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我们认为，为学府前途而奔走联络，广结人缘，绝无损于大学校长的尊严地位，为大学前途而呼吁号召，更是大学校长之 分所当为。”[cxvi]明显摆出了校长有“奔走联络”任务的姿态。这种“广结人缘”的社交形式，显然是新马华社的历来习俗。他们对“专业”这个概念似乎 并不敏感。对林语堂来说，要他接受这样的社交形式，就是要他“奔走权贵之门”，实非他的职责所在，况且这牵涉到个人尊严和价值问题。这项互动又证明了双方 文化习俗认知的分歧。
相对于当时保守、半封闭的新马华人社会，林语堂的思想是开放的。但是对当时的形势，他事前似乎没有想得太多。有论者认 为，当初胡适和梅贻琦没有答应来新加坡办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南洋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复杂。这是一个推论，到现在并没有更直接的文献证据给予证明，然而在林语 堂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位虽犹疑但是仍然“吾往矣”的先驱者。但是他对南洋的人文社会、文化风俗和政治情势，到底认识有多少？综观林语堂来新加坡之前的 著作，我们找不到一篇有关南洋的作品。我们只能说，他对新马华人社会的认识，可能只限于他在美国华人移民社会的经验。事实上，他对社会科学、区域地理、海 外华人的阅读兴趣也不大，“林语堂一生中没有认真研读社会科学著作，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政治观。”[cxvii] “他对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就很弱。”[cxviii]可以推测，他对当时新马一带政治环境和风土人情等等，大概有所听闻，但是肯定不深入。他可以很自在地 “两脚踏中西文化”，但是真正遇上了一个夹在中西且多元的南洋文化时，他就翻了一个跟斗。
林语堂对这块土地有认知上的隔膜，但是却曾感觉到乡 亲般的亲切，只不过后者不但不能减轻误解，反而加速了彼此的离异。林语堂虽然在美国居留多年，自认“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 化”，但是他对自己的故乡和乡音还是有浓厚的感情的。在《四十自叙诗》里，他就以“我本龙溪村家子”自诩，以农家子弟自居，乡情萦萦。1966年他回台湾 定居，在那儿嗅到闽南的乡土气息，极为快乐。 他写道：“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到乡音，自是快活。”[cxix]在新马他曾在公共场所用闽南话发言，私下和陈六使交谈时也是用方言。很可惜他并没有以 同样的温情回忆他到新马时所听到乡音的感受。[cxx]
除乡音之外，其他的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林语堂中西参杂的文化思维，尤其是他提倡的性灵 幽默感，在当时的新马华人社会文化中显得很“别类”。且不说士大夫与草根社会的阶级相异，两者对时代的感受和反应也不一样。50年代的新马华人社会，经济 小康、政治剧变、母语文化被挤压，而华文教育在经历本地化的过程里正感受着极大的阵痛。这个年代“出现痛苦、愤懣及悲怆。”[cxxi] 中产阶层尚未出现，一般大众生活劳苦，而文化和知识分子均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赤道的华人子弟虽然不能以愤世嫉俗形容之，但是他们基本上对民族和国家的前 途是感到焦虑和困惑的，心中郁闷，从而产生了有一种悲凉中奋力抗争和自强不息的情怀（“我们还是被歧视、被排斥的一群” 、“我们愿把青春献给祖国！”《南大学生会成立宣言》1958年4月20日）。是的，当时的新马华人社会是一个严肃、深沉的社会，也是一个没有笑声的社 会。休闲、趣味和情趣云云，往往只是资产和士大夫阶层的一种奢侈和醉生。笑声当然可以掩灭幽愤，但是不能消除不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林语堂的幽默和风趣只 能是说笑话耍嘴皮而已。说者感觉良好，听者的心里却是很难平衡的。且听听林语堂在南大时的幽默（1954年12月1日）：
熏火腿的办法，或许是培养学生的一个好办法。要熏火腿，我们须将生肉放在室中，以烟熏之，久而久之，它必成为火腿。为辩论起见，我可以说，我们也可以将学生关在图书馆里，任他们在里面抽烟，或打瞌睡，但久而久之，他们会对学问发生兴趣，而成为学问丰富的人。
这些话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说得严重一点，林语堂的幽默是“酸腐”的，因为它实在缺乏时代内容，也缺乏社会责任感。[cxxii]它的底蘊只是建立在上 层知识分子的趣味上，与大众平民是有距离的。陈平原说：“林语堂缺乏儒家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也没有佛家苦海慈航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心，倒是道家任自 然、求安逸、享受每一刻的时光是性之所近，真正了然于心。”[cxxiii]这论点应该是正确的。林语堂说来心境轻松，但是对那些面对权势压迫的悲凉群众 来说、对那些想做匡正时弊的社会栋梁的学生来说、对那些披荆斩棘的商人来说，这却是一种轻浮，一种对现实时代的叛逃。[cxxiv] 无可否认的，林语堂所说所言，给人的荒诞感多过趣味感。即使现在读来，也不见得可以令人产生会心的微笑。
七、后林语堂的南大：行政局限、学潮政治和学制问题
讨论南大史上的林语堂，必须讨论后林语堂的南大。南大执委会（董事会）在“林语堂事件”之后，是否有集体反思？除了“痛定思痛建校信念更坚强”之外， [cxxv]其他南大创校时所凸显出的问题（如权职、财务来源、课程编排、教员福利、大学目标、政治面向等等），是否有认真检讨？华人社会是否有审时度 势、求是务实地深度反思？事实上，后来南大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发展，处处显示出当初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并且有日逐严重的趋向。林语堂离开时所遗留 下来的种种问题，曾有论者（如严元章）为文论述，但是南大董事会是否有真正的面对，实在令人寻味。
首先是校长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问题。如上面 所说，这是林语堂与南大执委会决裂的主要原因。这里牵涉到治校和筹钱的分工与专业化。组织管理的权力结构（尤其是牵涉到董事权力的扩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 华社团体的一个大病态。新加坡华社在国家独立之后渐渐被国家机关所牵制，有关华社领导层和管理事项，似乎已经有所改善。但是马来（西）亚华社的聘用人事和 管理作风，仍然脱离不了陈旧的钱权不分的格局，因此漏洞百出。[cxxvi]以管理华社组织的方式来管理一间大学，其成效可想而知。
其实南大管理层的此一缺陷，在百里斯葛等人评议委员会报告书（《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简称《白里师葛报告书》）中全部暴露出来。报告书如此说：
我们无意对现在的南大组织作详细的描述，但提出数项评语乃认为值得的。大学正式文告尝称‘南洋大学的设立乃是模仿中国最佳大学而设计’，但是我们找不到 任何证据显示一间好的中国大学是依照有限公司方式组织的。南大的一般组织在任何地方的任何大学无此类似。基金的收集和投资很明显的是由大学执行委员会的财 政委员会处理。大学教授在此等委员会中并无地位。其他有关的事务是集于行政委员会手中。此刻南大无校长，虽然我们知道学校方面曾一再试图聘请一位。南大亦 未委任一位代理校长；结果，虽然行政委员会据称是实际掌校长职权，但由于未设立此一职位，使整个组织完全与美国或中国大学不同。尤有进者，财政收支并不属 于行政委员会而是大学执行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处理，其账目保管且不在大学而在中华总商会。同样地，据我们所知，建筑事项亦照样地完全不属于行政委员会处 理。
接着又说：
我们认为把财政及建筑事项的管制权从普通的行政委员会手中移开，和既缺乏美国意味的校长又无马来亚大学意味的副校长，乃是导致南大今日极大混乱以及在处理大学事务方面缺少统一性的最大原因。[cxxvii]
报告书的批评显然是针对南大董事会的组织而发的。对南大董事会的领导方式有意见，从林语堂始，然而并不以林语堂终。对办学有理想的学者来说，内心对南大 管理行政方面是存有不满的，只是没有像林语堂当初那样把事情的纠纷白热化或者公开摊牌。比如说黄丽松，他是南大第二任校长，他的意见和感受应该是一个重要 标志。香港大学前校长王赓武曾经在一次访问里透露，黄丽松当时的心情并不愉快。“黄丽松也是我的挚友，他在南洋大学当校长时显得不开心，因为他觉得南大远 比不上新大，不是他理想中所要建构的南大，因此在1972年提早离开南大，到港大任校长。”[cxxviii]黄丽松“不开心”的原因，大学行政组织应该 是一个重要因素。那句“不是他理想中所要建构的南大”，不正是林语堂当初失望的回响？
第二是在聘请校长的课题上，南大董事会显然一再回避。他 们显然被“林语堂事件”的阴霾所笼罩。林语堂辞职后，南大没有立即聘用正式的校长，只是组成行政委员会，由张天泽担任行政委员会主席，主持校务。1960 年至1964年，庄竹林担任副校长。当庄竹林在1964年7月1日辞呈后，南大组成了“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由刘孔贵担任主席，主持校政。到了1969 年4月14日，才聘用黄丽松出任第二任校长。从1955年林语堂离职到1969年黄丽松出任独当一面，相隔了整整14年。这14年来南大校政都是以委员会 的形式来管理的。黄丽松感慨的说：“我在南大为期三年半，然而在南大校史上仍是服务年资最长的校长。”[cxxix]又说：“继我为校长的薛寿生教授，虽 然在校长一职的待遇颇有改善之下，仍做了两年多便离职他去，继任的李昭铭博士，亦只做一年。之后南大似乎又回到了旧日的老路，只任用代理校长，最后由教育 部派去的高级职员，以秘书长的身份接掌南大。”[cxxx] 说出了南大行政误区--南大校务行政一直在原地打圈。校长长期空缺，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了令人信服的学术领导中心。可以看出，1959年百里斯葛等人评 议委员会报告书对南大行政提出批评后，南大管理层才有了反应，不过那还是因为来自新加坡政府的压力。百里斯葛报告书后，新加坡政府教育部于是成立了“七人 委员会”，具体提出18项改革南大的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要任命一名代理副校长。
第三是南大学生的政治活动。当年林语堂所担心的，是政治活动 渗入大学的学生团体。南大学生会后来的发展，是与政治活动和思潮分不开的。当然，南大学生会所掀起的学潮，尤其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其社会关怀面和文化使 命感，还是值得肯定的。这种具时代感的参与精神，在学生刊物和文艺活动里表露无遗。问题是，这些学生运动并不是纯粹自动自发、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的运动，有 一部分是由左翼控制、摆布，用来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后林语堂的南大，是一所政治活动不断的华文高等学府。这个特征后来也越来越明显。政治势力入侵学府， 引发学潮，被政府虎目监视，更证明了林语堂当初对政治提防其实并不无道理。事实上，后来南大学生运动的激烈程度，以及政治性质的演变，已远远超出了林语堂 当初的预料和想像。
第四是南大的学制和学位承认问题。1959年，《白里师葛报告书》指出，南大的学制必需改组，而南大学位也必须等待数年后 才能由一个有资格的“评议会”向政府建议承认为进入政府机构服务的合法资格。看来程序不简单。1960年，魏雅聆等的《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检讨 《白里师葛报告书》，审定了大学改组的程序。1965年的《王赓武报告书》提出了学制改革。这些报告书对南大的学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话说。
在官方论述里，南大的学位承认也牵涉到学术水平问题。作为一间高等学府，学术水平极为重要。而这个学术水平，需要外界鉴定吗，还是由内部议决？在当时， 似乎没有现在所谓的“评比标准”（benchmarking）可言。遗憾的是，南大的学术水平一直受官方置疑。或者更准确得说，南大的英文水平一直被认为 不符合国际要求。当然，其中有歧视华文大学的心理、文化和政治因素，这一点我们无需否认。例如当局已经一意要推动国际化政策要求学校以英语授课、淡化华文 教学等等，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当局也随用了“南大学术水平低落，不能吸引优秀学生”为借口整顿南大。无可否认的，新加坡大学和南大的合并，在很大的 程度上是一项政治决定，而“英文至上”的语文政策实是潜在的改革动力，但是与南大的校务、英文水平、学制等等不无关系。
南大有没有在“林语堂 事件”里找到正面的教训？从“南大创立之初，就遭受到林语堂等国外份子的破坏”这些词语看来，一般的反思层次似乎不高。但是内省自问不能说完全没有。的 确，宝贵资源的消耗，使到彼此无遐反思。如今经历了半个世纪，如果“林语堂事件”还能给予反思的南大什么历史意义的话，它的意义应该是：第一、“世界第一 流大学” 这个概念不可轻易提出，至少在财力没有基础的时候，更不可随意出口。第二、大学校长的任命的确重要，所托非人，影响到大学的发展和师生的士气。不设立校长 一职，亦不能解决原来的问题。第三，校长和教师治校的专业化与制度，必须被肯定。而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亦同样重要。第四、政治介入学府，无论是 从草根出发或高层下压，都可以造就或溃灭一间大学。要求学生专心读书，与要求他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并没有冲突；同样的，要求政治领导者不 以政治色彩看待大学、不以大学人事任命为政治服务，也是学术建设的基本原理。这些原则都应该受到尊重。
八、结语：南大文化痛史与“不知我者”林语堂
南大孕育、分娩的年代，是一个思潮动荡的年代。当时的文化救亡、自治浪潮、反殖民风潮与左翼运动，乃时代洪流的几个重要环节。而南大，无论是创办人、毕 业生、仰是社会群众，他们附身于南大的参与、生存和蜕变也折射出这时代的光芒。林语堂从世界的大都市纽约，以他的绅士派头和权威作风，来到了尚在发展中的 星洲，与一群充满着平民气质、公仆意识的“侨领”共事，认真（也天真）地办一间所谓的一流大学，也难怪会碰钉子了。以当时之政治局势和文化风气，即使胡适 或梅贻琦到任，恐怕结果也是一样。厌恶林语堂的论者认为林氏在南大的种种行为实展现严重的“破坏”格局，而稍微同情林语堂的却认为林氏与大学董事会的冲突 其实是源自于“认知”的歧异。事实上，无论是破坏还是认知歧异，其根源源自于两者截然不同的时空、文化认知和生活经验，而不幸的是这个差异也不断被政治意 识所左右，导致彼此萌生了强烈的相互剥夺感。
事实上，新马华人社会有太多的政治和文化拟态，不了解这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很难有生存和发展的空 间。假相、虚相、拟相和伪相，处处皆是。说正面一点，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新马华社来说，林语堂不只是一位“它者”，他也是一位 “不知我者”。当初期望他以他的国际知名度赋予南大国际面向，奈何却带来了无限困惑。他的昙花一现，可能不足于让人拥有足够的历史厚度来衡量他在南大校史 上的地位，但是他不该是“千夫所指”的破坏者或扰乱者。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廿五年南大有太多的历史遗憾，而“林语堂事件”只不过是南大文化痛史上伤 疤累累的第一道瘀痕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林语堂一无是处，亦无需以敌体相待。
虽然在南大的最后一天林语堂曾言“永远不会忘记新加坡” [cxxxi]，但是南洋大学这一段经历，是他想隐蔽和忘记的。在《八十自述》里，他对此事一字未题，显然南大以后荆棘满途的发展，并没有引起他太大的兴 趣，南大似乎已经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了。相对于他任教过且骂得凶狠的厦门大学，[cxxxii]南大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份文化孽缘。事实上，他对南洋没有太 深厚的感情，对新马华社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与一群“侨领”和同情左派势力的人物浅薄的认知上。我有时怀疑他最后毫不犹豫的拿走那一笔新马社会耿耿于怀的 遣散费，根本就是骨子里摊牌心态的行为。[cxxxiii]他本来就缺乏一股人格和道义力量，[cxxxiv]让时人信服和令后人缅怀，这种走法更难休众 人悠悠之口。他曾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两者并行，但是用在处世用事方面，尤其是离职费这件事上，“自我为中心”的成分似乎多了一 点。综观他的平生业绩和思想言行，他并非一位沽名钓誉的无聊文人。而就他的个性和才情而言，并不是非出任校长不可。但是在南大那段日子，他所展现的书生气 质，确实比道德面和务实面为多。
从某种程度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先行者，无论是他的文化思维或办学理念，都远远走在当时新马时代的前端。他虽无 蔡元培“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高度，但是相对于新马华人，他确有前瞻视野。他亦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但是却无驾驭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位 不识时务者。在短短几个月里他发觉情况离他的想像太远，但是却没有快速去调整、适应，仍然坚持那股憨直脾气。他断然辞职，算是当机立断,自白曰：“本人是 一大阻碍，因为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但不能无陈六使。”[cxxxv]说得相当磊落。无论如何，做南大校长的日子实为他一生中的一项挫折，在创作上也是一 片空白。南大后的林语堂，却一切如故，那段日子并没有影响到他以后的计划或著作。后林语堂的南大，却问题重重。南洋，在林语堂的思维里，是一个南端荒漠之 地，但是毕竟不是他所喜爱的苏东坡所说的那片“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南荒。而南洋大学，如果他泉下回首，也会感慨那毕竟只是一个终成为废墟的梦中殿堂。苏东 坡谦卑而自信的遗言：“吾生不恶，死必不坠”，我想林语堂对这一位隔代相知是认同的。或许，就他在南大史上的是非论定上，语堂也可以用同样谦卑、自信，加 上几许幽默的口吻，曰：“不问有功，岂敢论无过”。这不是儒家式的忏悔，而是禅宗式的顿悟。这样他可以从容翻过他“一团矛盾”生命里不愉快的一页，而书写 南大史者或许能给他一个更平衡和不具色彩的评价。
2004年4月－5月（6月修改）
（作者识：此文作为学术研讨会提呈论文已嫌太长。就此打住。它日再作补充和申论。感谢叶钟铃、劳悦强先生的指正，以及黄文斌、吴慧珍、林纬毅、魏月萍、徐威雄、许德发和吴龙云拨出时间和我讨论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文责由作者自负。）
注释：
陈六使建议创办华文大学始于1950年。现在的资料显示，新马华人社会欲创办的是一间“马华大学”。真正有“南洋大学”字眼的建议，是在1953年提出。
[ii] 南大发展史的分段，至今尚未有定论。有论者认为，南大发展可以分五个阶段：创立（1953－1955），开学（1956），发展（1957－1964）， 改制（1965－1978）， 关闭(1979-1980)。李业霖在《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导言〉则建议南大发展可分三个阶段：（ 一 ）创 建 时 期（1953-1958 ）；（ 二 ） 从 争 取 学 位 受 承 认 到 改 制（1959-1974 ）；（ 三 ） 变 质 与 被 关 闭（1975-1980 ）。
[iii] 1950年，新加坡华校生共7万余人；1951年统计显示，马来亚半岛的学生更达22万之巨。
[iv] 潘永强：〈忧郁与抗议：新马华人的“大学情结” 〉，收入《南大精神》，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
[v] 南大历任校长如下：林语堂（1954－1955），庄竹林（副校长，1960－1964），黄应荣（副校长兼代校长，1965－1969），黄丽松 （1969－1972），薛寿生（1972－1975），李昭铭（1975－1976），吴德耀（代校长，1976－1977）。
[vi] “林语堂事件”的叙述，见以下资料：郭存孝：〈林语堂与新加坡南洋大学的趣缘〉；柯南的两篇文章：〈林语堂与南大〉， 《知识天地》，1976年；柯南： 〈林语堂告洋状〉，《知识天地》，1976年。这三篇文章引文、资料皆无出处，让研究者不易查询。《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嘉坡南洋文化出版社编 纂，1956年）一书纪事甚详，而年月离事件极近，故可信度极高。然事件记述评论，似有写“家谱”之嫌。林语堂在当时华文报章刊登过的言论和文件多不存 收。
[vii] 林孝胜：〈陈六使：胶业钜子与南洋大学创办人〉，收入林水檺：《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页74。
[viii] 张曦娜：〈南大创建时的林语堂事件〉，收入《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页41。
[ix]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68。
[x]林孝胜：〈陈六使：胶业钜子与南洋大学创办人〉，页75。
[xi]易行：〈南洋大学廿五年史实〉，见《南洋大学史料汇编》，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1990年，页21。
[xii] 吐虹小说《“美是大”阿Q别传》里，林语堂就成了小说家笔下的讽刺对象。南治国有一篇文章：〈林语堂与鲁迅的南洋‘怨’缘〉，值得一读。见http://www.fgu.edu.tw/~literary/ ... pore/nan/nan-05.htm
[xi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68。
[xiv]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148。
[xv]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收入子通编：《林语堂70年评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
[xvi] 胡美琦追忆：“林先生要想创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的理想是可以理解的，新加坡侨界无力配合此一理想以达成林先生的愿望，也值得同情。双方相互之间缺乏了解 和沟通，才造成这不幸的结果。”《回顾林语堂。林语堂先生百年纪念文集》，台北：正中书局主编，1994年。
[xvii] 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联经，1989年。
[xviii] 见www.linyutang.org.tw
[xix] 根据陈平原的说法：“半个世纪以前，林语堂曾是中国、也曾是美国的畅销书作家。在大陆中国，林语堂整整沉默了四五十年，近年才重新在书店中露面。”他这句 话写于己于人1988年。见陈平原：〈两脚踏东西文化—关于林语堂〉，收入《当年遊侠人》，台北：二鱼文化事业，2003。
[xx] 张立国写道：“我们这一代的人是从鲁迅先生的著作和诠释里知道他（林语堂）的大名的，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致认定：凡是鲁迅先生批评过的人必定算不得是什 么好人，所以林语堂就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反目人物’。”见〈林语堂小传〉，《林语堂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年，页1。
[xxi]王兆胜：《闲话林语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见书中〈“出任校长”风波〉一章。
[xxii] 黄丽松就曾说过南大是“独一无二”的大学。见黄丽松：《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页77。
[xxiii] 读者可参阅Guenther Roth,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in Gue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xxiv]韩素音追述：“成立华文 大学的这一计划使我应邀去新加坡大学发表讲话。‘到底为什么必须要有一所为讲华语的人而开办的大学？’我反问道：‘为什么上层人物只能是讲英语的呢?’一 位脾气暴躁的英国人说：‘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那怎么看待新加坡大学的英国沙文主义呢?’当然，扼制华语文化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 不让年轻人通过语言媒介受到思想灌输。新加坡大学的英国教职员和政府官员们非常有把握认为英文教育能够防止共产主义思想。”见《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陈德彰、林克美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xxv]韩素音追述：“陈六使和李光前(尤其是李光前)，被一位美国记者谴责为 “赤色代理人”。陈六使通过他的老上司陈嘉庚 (百万富翁，在中国捐建了好几所大学，他为了躲避英国人的逮捕而回国) 和原籍省份有些联系。这些百万富翁当然没有一个是倾向共产主义的。尽管如此，那时候时兴把促进文化联系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那些日子正是约瑟夫·麦卡锡以 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时期，新加坡和好莱坞一样受到波及。”见《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陈德彰、林克美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xxv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
[xxvii]时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创办之新纪元学院和拉曼大学，均无一流校长人选，然而未来是否就如此无所作为，亦未可知。
[xxviii] 我查了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没有这封信。据陈六使说：“最初系由王秘书致函胡适博士不得回信。”见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39。此“王秘书”是王相贤。又说：“乃由何永佶先生致函梅贻琦博士复函表示不能俯就，因此吾人感觉要请校长，非派人亲身物色不 可。”同页。
[xxix]这句话最初是梅校长在1931年清华的就职演说中说的。他的原话是：“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 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见刘述礼、黄延复 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页10。
[xxx]尤其是陈六使，据知，他只能用福建话交谈。但是显然这一层乡缘关系，并不能够把林、陈两人拉得更近，反而是借着乡语的直接沟通，而使到后来的冲突更加白热化。
[xxxi] 有论者说：“林语堂在纽约通过一位和连氏有亲戚关系的女士恳请连氏向南大执委会示意题名，多方拜托，打通路线而由南大执委会正式提出聘请的。”《南洋大学 创校史》转载《星洲日报》刘君惠的文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此说实无从查实，然而后来却转述甚广。1998年出版的《连瀛洲传》一书里，作者郑明彬这样 写道：“至于南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林语堂博士，是连瀛洲在华联银行创办董事欧阳奇在美国侨居的儿子欧阳勋的引介下，亲往美国聘请的。”（页170）。 郑明彬一书有传主的口述部分，应该较可信。我抄录于此，当为一项资料处理。无论如何，林语堂是否通过关系取得聘书，是主动还是被动，无改南大执委会对他礼 遇的事实。
[xxxii] 〈1954年5月3日年林语堂与陈六使函〉，《星洲日报》，1955年3月21日。
[xxxiii] 此信万平近《林语堂评传》传录自《林语堂思想与生活》，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4年，页320。其后每一本林语堂的传记涉及南大事断都会引录引录此信。但是，奇怪的是，1955年3月21日林语堂公开他和陈六使和连瀛洲的函件里，并没有这封信。
[xxxiv]郭存孝：〈林语堂与新加坡南洋大学的趣缘〉。林语堂后来（70岁）放弃继续在美国旅居而决定回台湾定居，看来他一直有回归东方的意愿。
[xxx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
[xxxvi] 林语堂在1954年11月10日在欢迎会上的讲话。见《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17。
[xxxvii] 陈六使在南大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讲话。见《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8。
[xxxviii] 林太乙倒是觉得以父亲的才识人望，他是屈就了。她写道：“校长是举世闻名的林语堂，有谁不因此感到骄傲。”语气傲慢如此。她也为自己和夫婿感觉底就。见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66。
[xxxix] 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67。
[xl] 纽约《中美周报》、《联合日报》〈社论〉，引自张曦娜：〈南大创建时的林语堂事件〉，收入《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页41。
[xli] 〈林语堂作正式发表与陈六使来往函件〉，《星洲日报》，1955年3月21日。
[xlii]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
[xliii] 刘梦溪语。见刘梦溪：〈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 收入《学术思想与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页170。
[xli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0，101。
[xl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12，113。
[xlvi] 钱穆：〈中国文化与海外移民〉，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4册，台北：联经，1995。钱穆这篇文章是他在1956年在新加坡的演讲词。这里谢谢黄文斌先生的指引。
[xlvii] 对于这个现象，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 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 （见谢泳编《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第15-16页）。但是并不表示他们都亲共。
[xlviii] 黄丽松：《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页77。
[xlix]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1929年，陈寅恪借〈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揭出了自己读书治学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 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l] 这个议题甚大，也颇为复杂。此处不能详说发挥。待论。
[li] 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69。
[lii] 《南大创立宣言》，1953年4月7日。
[liii] 〈林语堂作正式发表与陈六使来往函件〉，《星洲日报》，1955年3月21日。
[liv]《王赓武报告书》指出：“南大至今仅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这是一个意见，也是一个旁证。
[l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17。
[lvi] 潘受的公子在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里，提到有关南大创校史的一些希望，他说：“我们憬悟办南洋大学的首要意义并不在乎第几流大学。大学是高中毕业生升学的当 然目的地。自40年代中叶起，新马华校高中毕业生不能去中国升学，南大可以给这群有志升学的青年就地得到合水准的第一学位的机会，从而再凭个人的能力兴趣 投入社会工作，或者到其他大学研究院做研究工作。换言之，南大的起步应该是一所脚踏实地，适切而合水准的第一学位大学。” 潘思颖：〈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记父亲潘受的《南园诗》〉，载《联合早报》1997年3月8日。
[lvii] 《星洲日报》，1955年2月21日。
[lvi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44。
[lix] 这第一封信是林语堂写给连瀛洲的，但是却是一封〈备忘录〉。显然林语堂认为所提事项之重大，双方都必须对此承诺。读完這份文件，陈六使才于1954年2月17日寄上聘书给林语堂。
[lx] 黄丽松：《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页77。
[lxi]林孝胜：〈陈六使：胶业钜子与南洋大学创办人〉，收入林水檺：《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页54。
[lxii]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1日。
[lxi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18。
[lxi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9。
[lx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25。
[lxvi]柯南认为：“建筑校舍的问题便成为一场风波的导火线，接着林语堂与南大执委会方面又在预算案的争执上闹僵，终于导致双方的决裂。”见柯南：〈林语堂与南大〉， 《知识天地》，1976年，页7。
[lxvii] 《南洋商报》，1955年2月12日。不管是民办或国立大学，其预算案如此被大众媒体大幅度的报道，应该是史无前例。然南洋大学乃“每一个人”的大学，公众有知的权利。
[lxvi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4。
[lxix]林语堂以 “三轮车工友”为盟友，是有持无恐的。但是三轮车工人并不领情，同业工友主席庄庆水说，他们并非“头家”，而“吾三轮车工友实未敢擅自独居。”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1。）林语堂显然表错了情。
[lxx] 《星洲日报》，1955年4月2日。
[lxxi] 《星洲日报》，1955年4月5日。
[lxxii] 有关林连登事迹，请参阅许德发：〈林连登：奋斗与回馈〉，收入林水檺：《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
[lxxiii]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8日。林语堂对林连登极为敬重。“连登先生年高德劭，众望所归，且是我同宗长辈，本人愿一切纯听长辈判定，为是为非，绝对 服从。”这是林语堂3月25日发表谈判报告的话。见《星洲日报》，1955年3月25日。看来林语堂也不是无人可驯服的意气书生。
[lxxi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45。
[lxx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48。
[lxxv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47。
[lxxv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3。
[lxxviii]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75。
[lxxix]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3。
[lxxx]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4。
[lxxxi]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6日。
[lxxx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8。
[lxxxiii] 同一个会议上，讨论林语堂的“十条件”时，有人竟说：“南大系公司，校长职权管校务，公事公办，并无所谓争执，校长提条件的风气，诚不可长。”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6日。这是一种声音，应该有代表性。
[lxxxiv]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7日。
[lxxxv] 林语堂曾斥责华文报章不公正，临走时曾发表一联句：“黑白操诸报界，是非自在人心。”前联就是指此事。华文报章是否为党派左右，历来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 题。现在翻阅当时的华文报章，其左倾意识是明显的。它们不满林语堂，于是大事渲染林语堂的不是。林语堂被“妖魔化”，这些华文报章应负部分责任。
[lxxxvi] 南大第二任校长黄丽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南大的这一段历史有较中肯的评论：“1954年秋天，学校大楼仍在施工当中，随他而来的是他自己亲自挑选的三位院长 与注册主任。自其伊始，我们之中好些人就觉得林与陈二位显然像是不大相处得来。陈，为建校的计划工作得又长又努力， 学校怎么建，怎么办，他挣来的辛苦钱怎么花，他都要直接控制。毕竟他是个生意人，所挣的每一块钱他都要仔细盘算。另一方面呢，林语堂虽无发展大学的经验， 也无管理大学的经历，却对大学的未来有些见识、有些眼光。陈所注意的是量的发展，当时之务是扩充校舍，多设额位，而实际上也真有此需要；而林所注意的却是 质的追求，他希望的是建一够水准的大学，以符合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之名。” 黄丽松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林语堂和陈六使之间的纠纷，但是在他任校长时，对此事听闻肯定极多。因此这段话极具参考价值。见《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 录》，2000年，页78。
[lxxxvii]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颇具戏剧性。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请参考陈漱渝：〈‘相得’与 ‘疏离’――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史实及其文化思考〉，收入子通编：《林语堂评说7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lxxxviii] 有关当时参与者的现身说法，见〈韩山元访问：与时代的浪潮同浮沉〉，《圆切线》，第6期，2003年4月。
[lxxxix] 林语堂：〈共产党如何摧毁了一个自由的堡垒〉，《生活杂志》，1955年5月2日。
[xc]郑明彬：《连瀛洲传》，香港：名流出版社，1998，页29。
[xci] 在这种“欢送”场合，居然会有美联社记者出席，令人生疑。
[xc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0。
[xci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12。
[xciv] 林语堂写给连瀛洲的〈备忘录〉《星洲日报》，1955年2月21日。
[xc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9。
[xcvi] 林连玉语。见郑良树编纂：《林连玉先生言论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03年，页97。有关林连玉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可参阅何国忠：〈林连玉：为族 群招魂〉，收入何国忠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和何启良：〈马来西亚政治史上的林连玉〉，《马来西 亚华人研究学刊》，第4期，2001。
[xcvii] C.F. Yong,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xcviii]见《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xcix] 有关连瀛洲的生平事迹，可参考郑明彬：《连瀛洲传》，香港：名流出版社，1998。
[c]见崔贵强：〈陈六使国民属性的转变〉，载《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香港：南大事业有限公司及香港南大校友会，1997。
[ci]李光耀说：陈六使“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李光耀回忆录》，页383。这是一个说法。至于陈六使的政治动向，尚待学者研究。
[cii]见《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ciii] 王嘉心：〈万众一心，把南大办得更好〉，原载《行动周刊》第三期，1960年2月1日，收入《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页163。
[civ] 《星洲日报》，1955年4月24日。
[cv] 《星洲日报》，1955年4月28日。所有林语堂之谈话，都引自本地华文报章转录自林语堂“美国杂志撰文”。徐訏却认为，“语堂后来听说，是老华侨陈嘉庚 自大陆写信给其女婿李光前种种，这当然是有所根据。” 见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页151。可惜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根据”。
[cvi] 林太乙：《林语堂传》。
[cvii] 万平近：《林语堂评传》，页426。
[cviii]这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思考模式，其实也不难了解。无论是当时国共斗争，或是当前台湾族群政治的撕裂，已经没有是非黑白可言。
[cix] 《星洲日报》，1955年3月18日，有这样一项报道：“美时代周刊歪曲本坡大选消息。李光耀马绍尔均斥其谬。指人民行动党受共党支持，李光耀认系神仙故 事。该刊批评林语堂辞职事件，亦指南大受共党利用。”读者可以自己思量美国这份杂志为何对共产党的影响如此报道。
[cx]徐訏在〈追思林 语堂先生〉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在语堂渊博的中西文学修养中，他最读得精熟的还是圣经。这似乎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这一点。他的心灵是贯穿着基督教的精 神，因此尽管有许多种不同的思想与趣味，无论是老庄或孔孟，苏东坡或沈三白对他的吸引，他只是赞美与欣赏而已。他一直没有违离他基督教教育所给他的道德世 界。”
[cxi]陶恒生：〈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传记文学》，1999年3月。
[cxii]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这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是30年代中国编辑学的一大手笔。杨义在〈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 证明〉（《文艺研究》，1999年第5期）说：“写导言的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洪深和朱自清，均是早期新文学的先 驱者和开拓者。这就赋予诸导言一种品格，既以著名的新文学者检讨新文学本身，遂使诸导言成为新文学开创史的现身说法，或自我证明。”这里郁达夫所言，是林 语堂的散文和个性。
[cxiii]这是陈六使1972年9月11日逝世时潘受所写的挽联。全联为：“经济则成大业，教育则立大本，生可谓荣，死无憾也。果断乃出天资，刚直乃本天性，动也得谤，名亦随之。”
[cxiv] 余每访南大旧行政大楼，肃立前贤铜像之前，未尝不太息。
[cxv] 2002年12月15日余与黄文斌寻访台北林语堂纪念馆，休闲一下午至傍晚，大师墓前远眺万丈云霄，心情极悠远自在。
[cxvi] 《星洲日报》，1955年2月27日。〈社论：南大必成〉。
[cxvii] 万平近：《林语堂论》，页49。
[cxviii]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页139。
[cxix]林语堂：〈说乡亲〉， 《无所不谈合集》，页659。
[cxx] 倒是林太乙有一段如下的追述：到达新加坡那天，“身材矮壮的侨领伸出粗大的手与我们握手，皮肤晒得黝黑的侨众包围了我们，从他们的面孔我感到橡胶林的气 息，想到他们的祖先大多是来南洋垦荒务田的闽南人。闽南语在我的耳朵里嗡嗡的响. . . . ” 字里行间是她对乡音厌恶的阶级心态。见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65。
[cxxi]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1，页102。
[cxxii] 林语堂所说的幽默的分析，不妨在此一录。“中国道统之势力真大，使一般人认为幽默是俏皮讽刺，因为即使说笑话之时，亦必关心世道，讽刺时事，然后可成为文 章。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 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Wit） 之出于机警巧辩。幽默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般之中指不出哪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襟舒适而已。其缘由乃因幽默 是出于自然，机警是出于人工。幽默是客观的，机警是主观的，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的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滥 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誉，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林语堂自传》。
[cxxiii] 陈平原：〈林语堂东西综合的审美理想〉，收入《评说林语堂70年》，页313。
[cxxiv] 韩素音记述当年的情况：林语堂“多次发表讲话，看来他对马来亚局势显然太不了解。他把大学说成是个悠闲的地方，有时间可以抽抽烟斗，翻翻书报杂志。这可激 怒了那些饿着肚子一星期捐献三天收入的三轮车夫们。人们很快开始讨厌他，各华文中学展开了反对他的运动，要求董事会勒令他辞职。从这一点来说，他大大帮了 他们的忙。”见《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陈德彰 、林克美译)。
[cxx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65。
[cxxvi] 这个论点给人联想甚多。这里无法一一申述。熟悉当前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组织、教育机构的人士，应有感慨。
[cxxvii] 《1959年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收入《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页63。
[cxxviii] 〈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之三〉，《星洲日报》，2003年7月27日。
[cxxix] 《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2000年。
[cxxx] 《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2000年。
[cxxxi] 《星洲日报》，1955年4月18日。
[cxxxii] 林语堂虽然是幽默大师，但是他骂起来，也是蛮凶狠的。1927年，他在〈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厦门大学〉一文里，借了尼采的笔痛责厦门大学： 说这里“充满着压小的灵魂，褊狭的胸膛，尖斜的眼睛，沾粘的指头”，这里“充满着自炫者，厚颜者，刀笔吏，雄辩家，好大喜功者，”“这边血管的血都已秽 臭，微温，起沫”， 成了“天地间渣滓泡沫漂泊沸腾之处。”
[cxxxiii] 唐弢说林语堂有“流氓气”，或许正确。见唐弢：〈林语堂论〉， 收入《林语堂评说70年》， 页268。
[cxxxiv] 余一直认为，在新马华社，领导人的人格和道义力量极为重要。像林连玉、沈慕羽，都具“典范作用”，他们“以道德人格的回归来防止政治人格的失范，”“以道 德人格的典范来防止文化人格的失范。”见拙著：〈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收入《文化马华：继承与批判》，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9。这里说林 语堂，是把他和同时代和类型的人相比，如蔡元培、胡适、梅贻琦、鲁迅等。
[cxxx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61。
《联合早报》 - 陈六使 一生荣辱系于南大 (2012-09-12)
2012年9月11日，是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先生逝世40周年。
从中国乡下的贫农到东南亚社会的富商，从半途辍学的小学生到栽培上万社会栋梁的大学创办人，陈六使的一生与20世纪新马华人社会和东南亚华文教育紧密相连。然而他生命中的荣辱，不在于商，而在于学，更在于南洋大学。
陈六使的浮沉、南洋大学的起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和环境的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南亚，需要陈六使、也排斥陈六使；需要华文大学、也排斥华文 大学。东南亚是中国境外华人的最大集中地，该地区的华文教育，在殖民地时代蓬勃发展，纵使经历了日本统治的逆境，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也迅速复苏。然而， 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东南亚政治氛围的变异，华文教育的发展即跌入了回光返照的历史情境。
首先，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疏离导致该地区师源中断、华校生深造无门，华校需要应变，以求突破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南洋大学的所在地新加坡，华校小学 一年级报读人数在四大语文源流（华、英、巫、印）小学中占据的百分比正在持续下降，华文教育前景暗淡。其次，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强化了殖民地时代已形成的 种族矛盾和语群对立，走在自主独立的道路上，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因为族群文化的坚持而深受质疑；加上各方权益的角逐，问题更为复杂化，中华文化和华文教 育遂被置于政治火炉上反复烘烤。陈六使，就在这样一个充满诡异的历史情境中创办南洋大学，不仅筹建过程中遭遇多方阻挠，在发展阶段也面对满途荆棘。
教育与政治纠缠不清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路难行。它受制于多种因素，其中两大因素尤不可忽略，一为客观因素——历史遗留与现实格局交织下的政治与教育纠葛，一为主观因素——主角人物的办学认知、行事作风和政治敏感度。
教育与政治纠缠不清，是南洋大学长期面对的困扰。陈六使带领的华人社会，认为传播中华文化、发展华文教育，可以为马来亚文化的发展和当地人才的栽培做 出贡献；而殖民地政府、马来族群和部分英文教育者则不以为然，他们坚称种族和谐和国家建构将因此受到破坏。后者甚至再三将“中国意识”、“共产主义”跟南 洋大学捆绑在一起。为了消解政治疑虑，也为了大学健康发展，陈六使一再强调校内师生不可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客观的发展由不得陈六使，南洋大学始终摆脱不 了政治的缠绕。当政府以大学改制作为资助经费的条件时，学生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并且在短时间内从教育的争执演变成政治的抗衡。1963年9月 21日新加坡的大选是抗争的高潮，陈六使、学生会和南大生，都陷入政治泥沼。大选次日，陈六使的公民权被政府褫夺。第二年，他退出大学领导层，离开了奋斗 了14年的南洋大学。
陈六使是个成功的商人，魄力、胆识、经验、机遇等使他在商场上脱颖而出。商而优则办学，是一般华社领袖必经之路。但是，一个小学都没完成的商人，在冷 战时期于中国境外办华文大学，还要亲自处理校务、跟学者打交道、跟政治人物较劲，谈何容易？而他身边的幕僚，也同样缺乏办大学的相关经验。当陈六使将自己 的经商理念和行事风格转移到南洋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上，许多问题就产生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跟首任校长林语堂的矛盾。他为了成功聘请到在美国颇有名气的 林语 堂，一再应承对方提出的有关“钱”与“权”的条件。但是，林语堂南来后不久，双方就为了两千万元办学经费没能筹足、校长与校董职权无法划分而发生争执，内 耗了将近半年，最终不欢而散。这场纷争对草创时期的大学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对之后行政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再一个重要例子是陈六使对大 学学位的认知。他没能及早认识到政府承认南大学位的重要性，以及殖民地政府以此为“杀手锏”来左右大学发展的意图。他错过了在马绍尔政府时期——大学与政 府的蜜月期——争取学位承认的良机，终使学位问题后来成为大学与劳工阵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政府争执的焦点。
历史的一页空白等待填补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路难行。但陈六使以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走过了，展示了成功商人的果断和气魄，以及企业家敢于冒险的胆识和勇于拼搏的精神。 林语堂曾说过：“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但不能没有陈六使”。我们不禁要问：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如果没有陈六使，会有另一位华人领袖率众创办一所华 文大学吗？或者，如果50年代没有南洋大学，60年代会有可能出现一所华文大学吗？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做出一些假设，有助于我们评价历史人物。
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不仅让成千上万的华人子弟不至于深造无门，而且为新马两个新兴国家栽培了工、商、文、教、政等各界急需的人才。同时，在短短数年 内，协助世界许多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培育数以百计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根据统计，南洋大学前八届（即1960年至1967年，政府在1968年才承认南洋 大学学位）的3324名毕业生中，就有414位（12.6%）在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即210人获博士学位，204人获硕士学位，其中超过80%在 世界各地的大学受聘为教学人员或研究人员。对于一所新办的、民办的华文大学来说，这确实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陈六使是一个传奇人物，南洋大学是一则神话故事。在东西方冷战的时代、在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延伸的东南亚、在英文至上的新加坡，陈六使创办华文大学是 一种历史远见？还是一种时空失察？陈六使个人的办学理念与认知，以及商人的行事作风，对一所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利如何？弊如何？陈六使与林语堂之间的冲 突、陈六使与新加坡政府的博弈，双方的得失何在？是非何在？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产生了大批受挫、受伤的“沉默的大多数”，但也为新马两地的国家和华人社 会培养了许许多多各领域的人才，并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历史应该如何给他公正的评价？
陈六使倡办南洋大学，迄今已六十载。他一直活在南洋大学校友们的心中，也时而会出现在校友们的笔下。一些学者（校友或非校友）也尝试从某一角度，论析 他的商业成就，或国家认同，或教育贡献。至于聚焦于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的著作，虽有几篇文章陆续出炉，但学术专着几乎等于零。这一现象，跟创办厦门大学的新 加坡先贤——陈嘉庚比照，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政治忌讳造成？还是感情纠结所致？抑或是史料缺乏的结果？无论如何，历史空白的那一页，正等待着学者来填补。 就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即将出版利亮时的专着——《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以此作为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的一份献礼。本文即摘 自笔者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之前半部，先行一步发表，藉此缅怀离开我们整四十年的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先生。
《联合早报》 - 客观了解历史《南洋大学文献》问世 (2015-07-21)
《联合早报》- 南大校内一条道路将以陈六使命名 (2019-10-13)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1013-996575
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一条道路将以前身南洋大学的创办人陈六使命名，校园也将有一栋建筑以新加坡福建会馆命名，以肯定已故先驱人物陈六使和179年历史的福建会馆对教育作出的贡献。
数名南洋大学校友近日收到校方邀请函，请他们出席来临星期六（10月19日）下午“一个特别的揭牌仪式”。邀请函写着：“今年标志着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南大希望借此机会来纪念和肯定新加坡福建会馆和陈六使先生对于成立南洋大学的鼎力支持，他们对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和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栋建筑会以福建会馆命名
邀请函也注明，揭牌仪式在南大文学院前厅举行，教育部长王乙康将担任主宾。
据《联合早报》探悉，南大准备以陈六使的名字为一条道路命名。校园内也有一栋建筑会以福建会馆命名。
教育部和南大受询时暂不愿置评，相信是要待星期六的活动宣布。来临星期六，南大也举行校友回校日活动。
成立于1955年的前南洋大学，是建于福建会馆所捐赠的土地，也是由民间发动的社会募捐筹建，当时是东南亚第一所民办的华文大学。
陈六使于1953年在福建会馆一场执委会议上，正式倡议集合华社力量创办一所华文大学。他宣布捐献500万元充作南洋大学建校基金。他也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宣布，福建会馆捐献裕廊路的土地，作为南大建校的校园。
后来随着我国语言政策改变，南大在1980年关闭，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为培育工程专才，政府于1981年在关闭后的南洋大学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将国立教育学院纳入旗下，重组为今日的南洋理工大学。
南洋大学校友戴文雪（68岁）曾投函《联合早报》，建议有关当局把南大校园未来的其中一个地铁站命名为“陈六使站”，或考虑将其中一条路名改为陈六使大道。
戴文雪昨天受访时透露，听说南大将以陈六使的名字命名道路，他形容这是“迟来的春天”。他说：“对南大与教育这么有贡献的人，多年来没有被给予肯定，命名的计划可算是跨了一大步。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重视国人的历史与人文精神，并树立起属于新加坡自己本土的饮水思源精神。”
日据时期出现的抗日运动，在战争结束后间接引发新马两地不同流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左派势力在当时壮大起来，南大和华文教育被卷入复杂的政治议题。陈六使因政治立场等因素在1963年失去公民权。
也是南洋大学校友的文史学者柯木林（71岁）认为，撇开政治因素，陈六使算是“时代的悲剧人物”，既然那段时期已过去，是应该恢复他原有的历史地位，肯定他的贡献。“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要找最适合的时机。新加坡开埠200年、福建会馆明年庆祝180周年是契机。”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曾于1998年在南大设立“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表彰这位先贤对教育的贡献。
《联合早报》- 铭记先辈贡献 南大“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揭牌 (2019-10-20)
南洋理工大学将校内的人文学院大楼命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坐落在南大华裔馆和南大湖附近一条名为“南洋谷”的道路也正式易名为“陈六使径”，以铭记已故前南洋大学创始人陈六使，以及福建会馆为推动本地文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教育部长王乙康昨午（10月19日）在南大人文学院前厅为“新加坡福建会馆楼”（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Building）和“陈六使径”（Tan Lark Sye Walk）主持揭牌仪式。
南大发言人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南洋谷和南大人文学院大楼都坐落在校园内历史氛围浓郁的地段，尤其同前南大行政楼，即目前的华裔馆，以及南大湖和云南园毗邻。
发言人指出，1955年创办的前南洋大学于1958年正式开幕时，是在云南园举办开幕礼。云南园目前在进行整修美化，完工后将连同华裔馆和扩建后的南大湖，构成南大校园的文化遗产区，预计明年第一季重新开放。
前南洋大学建于福建会馆所捐赠的土地，创立时也是东南亚首所民办的华文大学。
陈六使孙子陈锡福：只希望祖父贡献不被遗忘
福建会馆会长陈精毅在仪式上致辞时说，1953年，在缺乏高等华文教育学府的时代背景下，时任福建会馆主席的陈六使倡办南洋大学，并以身作则，认捐500万元作为建校基金。福建会馆也捐献裕廊路523英亩的地段，作为大学的校址。“当时，创办大学的倡议获得本地乃至东南亚各社团和各阶层民众大力支持，掀起一波空前的社会热潮，在新加坡教育发展史上，及凝聚本土文化认同的建国基础上，创下一个动人的历史纪录。”
随着我国语言政策改变，南大在1980年关闭，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为培育工程专才，政府于1981年在关闭后的南洋大学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将国立教育学院纳入旗下，重组为今日的南洋理工大学。福建会馆当年为前南大建校所捐献的土地，为后来南洋理工大学提供发展与扩建的重要基础。
南大校长苏布拉·苏雷什教授说：“我们为新加坡的教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而庆贺，雀跃于本地有两所大学跻身世界顶尖大学行列，及孕育出令人称羡的研发、创新和教育生态的当儿，也要确保本地社群的贡献不被后世新加坡人遗忘。”南大在上个月最新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特辑》全球大学排行中，首次登上前50强，排名第48；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25。
徐芳达：对与陈六使分歧仍维持当年观点
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昨晚在南大“校友之夜”上致辞时，也对陈六使和福建会馆的社会贡献，以及南大精神表达肯定。
徐芳达说，陈六使同当时许多华商，如陈嘉庚、李光前和连瀛洲等人，一样关心众人的福祉，热衷慈善事业。
“政府与陈六使先生曾有一些分歧，我们至今仍维持当年的观点。那个年代，亲共和非共两个阵营为了新加坡的生死存亡、未来发展，展开了抗争与博弈。后来非共的一方取得人民的支持与委托，让新加坡在稳定的环境中繁荣发展。这段时间，南大发展成今天远近驰名，全球瞩目的大学，学生受雇能力强，研究水平高，高科技的企业伙伴不胜枚举。在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肯定福建会馆与陈六使先生对教育和慈善事业的付出。”
肯定当年创校南大精神
徐芳达说，南大希望通过“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的命名，让历代学生铭记先驱和早期移民对南大的贡献，并借此肯定当年创校的南大精神。
因政治与教育因素的纠葛，陈六使被一些人视为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二战结束后，新马两地涌现不同流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左派势力在当时壮大，南大和华文教育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泥沼中。陈六使因政治立场等因素在1963年失去公民权。
《联合早报》- 陈六使孙子陈锡福：只希望祖父贡献不被遗忘 (2019-10-20)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1020-998444
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陈六使径”的命名，对前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是否是迟来的肯定，陈六使的孙子陈锡福认为，这见仁见智。“我们只希望陈六使的贡献不被遗忘。”
陈六使家族38成员出席揭牌仪式
陈六使家族昨天（10月19日）有38名成员出席于南大举办的“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揭牌仪式。
代表家族成员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陈锡福说，祖父对社会的贡献是广泛而多元的，他不仅在新加坡兴学办校，当年也资助马来亚及中国的学府，同时也踊跃捐助庙宇和医院等。
“祖父信奉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道理。他是一名思想超前的人，倡办南洋大学是为了让各阶层人士的子女有升学渠道，而前南大不仅开放给华族学生，也开放给其他种族学生报读。”
对于有人认为“陈六使径”的命名是迟来的肯定，陈锡福说：“这份肯定来得早或迟，是相对的。看你问谁，肯定有不同答案。我们只希望他的贡献不被遗忘。”
铭记先辈贡献 南大“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揭牌
林任君：总算还了陈六使一个公道
昨天出席仪式的宾客，多数认为陈六使获得应有的肯定。
也是前南大校友的《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说：“新加坡总算还了陈六使一个公道，这是迟来的公道，来得太迟了，但迟来总好过没来。我们亏欠他太多了，不只是南大的儿女，也是整个社会。他所代表的那种民间自动自发、由下而上，众志成城的精神，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历史的印记，永远留存在人们的心中。”
曾撰写有关陈六使研究的南大中文系创系主任李元瑾博士，1971年毕业于前南大历史系。
她说，陈六使当年创办南洋大学，面对不少阻力，而从陈六使铜像在2003年搬到华裔馆大堂，到如今“陈六使径”的命名，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她说：“这段曲曲折折的历史本来就是新加坡建国至今重要的一部分，这么做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还陈六使公道，也可向新加坡人，特别是对年轻人展示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
南大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宏教授说，不管是福建会馆楼或陈六使径的命名，皆反映出南大对本地华社重视教育和人才培育的一个感激，同时让南大建立一种同华社的联系。
“对于历史的传承，及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南洋理工大学同福建会馆及前南洋大学是一脉相承的。”
刘宏也是南大陈六使讲席教授。
福建会馆前会长蔡天宝表示，命名仪式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希望下一代能够谨记我国社群万众齐心、共同致力教育的事迹，继续为新加坡未来的和谐进步与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联合早报》- 徐芳达：铭记先驱贡献 开拓美好未来 (2019-10-21)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191021-998736
1949年新中国成立，殖民地政府不允许马来亚的华校生到中国大陆深造，以免受共产主义影响。为了升学，50年代的新马华社萌生了设立华文大学的念头。
时任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先生领导华社各界，为这个目标努力。陈先生除了以个人名义捐献巨款，福建会馆也捐出裕廊一带共523英亩的树胶园，作为兴建南洋大学的土地。
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群为这项事业感到鼓舞。新马两地的移民纷纷捐款，不落人后：名商巨贾、文员、小贩、德士司机，不论职业高低、不问收入多寡，共同响应号召，为建设南大慷概解囊。那时候，还有近2000名三轮车夫“义踏”、酒厅舞女“义跳”，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出来。这一度传为佳话。
南大建立以后，为华校生提供了宝贵的升学途径，总共栽培了1万2000多名毕业生。他们在各行各业有所成就，在不同的领域积极地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
福建会馆当年所贡献的这片土地，为后来的南洋理工大学，提供了发展与扩建的重要基础。对此，我们深表感激。在历届主席与理事会的带领下，福建会馆至今仍然秉持宗旨，关心文化与教育工作，继续支持早期创办的六所中小学。
此外，福建会馆更于2012年成立文化学院，推广华族语言与文化。文化学院除了提供学前教育、课后托管服务，还为幼儿、学生、成人与乐龄人士提供语文与文化课程。明年，福建会馆庆祝成立180周年。这是重大的里程碑。我坚信福建会馆将继续为社群、为群众作出贡献。
陈六使先生与当时的许多华商，如陈嘉庚先生、李光前先生、连瀛洲先生一样，关心众人的福祉，热衷慈善事业。
政府与陈六使先生曾有一些分歧，我们至今仍然维持当年的观点。那个年代，亲共和非共两个阵营为了新加坡的生死存亡、未来发展，展开了抗争与博弈。后来，非共的一方取得了人民的支持与委托，让新加坡在稳定的环境中繁荣的发展。在这段时间，南大发展成今天远近驰名、全球瞩目的大学，学生受雇能力强、大学的研究水平高，高科技的企业伙伴不胜枚举。
在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肯定福建会馆与陈六使先生对教育和慈善事业的付出，以及作为华社领袖的贡献。
有鉴于此，南洋理工大学于今天下午正式以福建会馆与陈六使先生的名义，为华裔馆周围的大楼与道路命名。云南园正在进行翻新工程，这条道路的其中一段，目前也还在整修中。完工以后，这条道路将经过修复后的云南园和优美的南大湖，直接通往华裔馆。南洋理工大学希望历代的学生，会铭记先驱和早期移民对南大的贡献，并借此肯定当年创校的南大精神。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先辈的辛勤耕耘，为今天的新加坡开创了繁荣的光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受惠良多。除了表达由衷的感谢，由衷的感恩，我们更要承前启后，坚守同样的价值观，秉持不懈的精神，为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继往开来，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努力！
（作者是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
本文是他在南洋理工大学10月19日“校友之夜”演讲稿的华语部分
《联合早报》- 社论：传承先辈办学精神 (2019-10-21)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191021-998745
南洋理工大学把校内的人文学院大楼，命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坐落在南大华裔馆和南大湖附近一条名为“南洋谷”的道路，也正式易名为“陈六使径”，以铭记已故前南洋大学创始人陈六使，以及当年他所领导的福建会馆，为推动本地文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仪式前天由教育部长王乙康主持。前天的这个命名仪式所代表的，可以说是对历史所持有的尊重态度。
尊重历史首先在于厘清和承认事实。陈六使和新加坡福建会馆是创立南大的功臣，他个人当年捐献了500万元，带动了新马两地华社踊跃的民间捐款。就如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前晚在南大“校友之夜”演讲里所提到的，因为陈六使的振臂一呼，社会各阶层热烈响应，包括最底层的两三千名三轮车夫“义踏”、酒厅舞女“义跳”，把当天的收入全数捐出，传为佳话。福建会馆奉献在裕廊523英亩的树胶园，作为南大校址，同样功不可没。
因此，通过命名仪式来肯定陈六使和福建会馆的贡献，无疑是名副其实的正确做法。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实相副才能够名正言顺，这是任何法治的文明社会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因为唯有赏罚分明，人民才能分辨善恶，公平正义才有所保障。
梳理历史也是团结社会的重要举措。跟种族、宗教、语言等领域一样，历史也是撕裂社会的潜在因素。在当前假新闻横行，一些国家利用真假参半的信息扰乱他国民心，各地排外情绪高涨的环境里，新加坡更有必要慎重对待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对立的诱因。梳理历史事实，能缓解不必要的负面情绪，有助于让人民更齐心。
陈六使当年在政治理念上跟政府站在不同阵线，是个事实。徐芳达在南大“校友之夜”演讲里表示，政府跟陈六使曾有一些分歧，政府仍然维持当年的观点，就具体地突出了这一现象。当局在坚持立场之余，表现了尊重历史的意愿，应当得到社会的肯定。
在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之际，用具体的命名仪式表达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尤其显得意义非凡。但是，除了梳理历史，给予先人应得的肯定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往前看，怎么把历史传承下去。
陈六使的孙子陈锡福在代表家族成员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时说，“我们只希望他的贡献不被遗忘”。南洋理工大学可以考虑赶快进行的，就是在“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附近竖立牌子，说明福建会馆和陈六使的贡献。
这样，福建会馆和陈六使当年如何发动社群，大家万众齐心、共同致力教育的感人故事，才有可能成为现在南大一代又一代毕业生的共同记忆。这个记忆，理应包括对“饮水思源”价值的传承。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先辈当年艰苦创校，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情怀，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努力，应当为南大毕业生继续发扬光大。
此外，回顾南大创校过程之不易，今天的南大毕业生尤其应该怀有感恩之心，珍惜自己在由众多先辈心血凝聚的学府受教育的宝贵机会，在毕业后回馈社会，贡献家国，以不负先辈的办学精神及社会大众的期望。
尤其重要的，如果当年先辈和早期移民如何排除万难，为一个共同理想群策群力的南大创校精神，能继续感召现在和未来的南大学生，那前天的命名仪式就更显得意义深长了。
《联合早报》- 李元瑾：陈六使重返云南园 (2019-10-25)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191025-999910
10月19日，我应邀在“陈嘉庚论坛2019”发表演讲，题目是“莫逆之交：林文庆与陈嘉庚——兼论历史启示与人物评价”。我在此之前（9月1日）交给主办方的摘要，最后几句这么写：“评价林文庆与陈嘉庚的当儿，不免想起陈六使，他是陈嘉庚极力栽培与深刻影响的爱将，是新马乃至东南亚一位华社领袖、树胶巨人和民办大学创建人，如今还在等候历史的进一步善待呢！”
一个半月后（10月16日），我收到南洋理工大学校方的电邮，邀请出席“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的揭牌仪式，一时惊喜与困惑交织于心。
“人物的评价不易，人物的平反更难”，这句话出现在当天论坛上我的演示文稿软件（PPT）里。的确，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总是左右人物平反的可能性和进程。在新加坡，陈嘉庚因为拥毛亲共（1940年后）而遭冷遇，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逐渐被尊崇。
在中国，林文庆因为在厦大与鲁迅起了冲突（1926年），而毛泽东又高举鲁迅（1937年），导致卸下校长职位后近70年消失在校园里，直到2005年文庆亭揭碑，才开始有立足之地；后来，厦大又为他复办国学研究院、重修鼓浪屿故居、补写厦大校史。
如今，厦大上一任校长朱崇实称誉：“没有陈嘉庚和林文庆，就没有厦大”；如今，新加坡视林文庆和陈嘉庚为创业先贤的代表，先后有文庆地铁站和陈嘉庚地铁站。
而陈六使呢？陈六使逝世40周年，我曾在《联合早报》发表悼念他的文章。文章提到陈六使创办与发展南大的艰辛，有这么一段文字：
“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强化了殖民地时代已形成的种族矛盾和语群对立，走在自主独立的道路上，东南亚华人的本土认同因为族群文化的坚持而深受质疑；加上各方权益的角逐，问题更为复杂化，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遂被置于政治火炉上反复烘烤。陈六使，就在这样一个充满诡异的历史情境中创办南洋大学，不仅筹建过程中遭遇多方阻挠，在发展阶段也面对满途荆棘。”
筹建时期，南大受到殖民地政府、马来族群和部分英语群的反对，他们将“中国意识”“共产主义”跟大学捆绑在一起。发展阶段，南大依旧无法摆脱政治的缠绕，并在短时间内从教育的争执演变成政治的抗衡。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选，抗争达至高潮。大选次日，陈六使的公民权被褫夺。不久，他退出大学领导层，离开了奋斗多年的南洋大学。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路难行。”我在悼念文章中一再发出感叹。然而，道路虽然崎岖，陈六使却以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走了10年。他为新马众多华校培养各学科的师资，为成千上万的华人子弟创造升学机会，更为这两个新兴国家栽培了工、商、文、教、政等各界急需的人才；同时，在短短数年内，协助世界许多优秀大学和研究机构培育数以百计的学者和科研人员。
更有甚者，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缔造了南大精神。陈六使办大学的呼吁，获得了新马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上至仁商善士下至贩夫走卒，或慷慨解囊、或义卖义踏义演义舞，交织成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人们为理想、为教育、为后代，挺身而出、团结一致，孕育了一种珍贵的南大精神。
校友为了感恩，在他国争取优良表现，然后一个提携一个，让学弟妹有机会深造。其中一些还舍弃在异地发展的大好机会，回返南大任教，协助栽培学弟学妹。这种饮水思源、感恩尽责的情操，丰富了南大精神。
陈六使为新加坡、为南大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也好、新加坡也好，南洋理工大学也好，都欠陈六使一个公道。然而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钳制，陈六使重返云南园之路，路亦难行。随着政治环境和校园发展的变化，老人家的脚印才出现在云南园里。
1998年，南大毕业生协会饮水思源，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中心设立“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旨在发扬陈六使和先辈们的办校理念。中心利用基金的利息收入邀请世界各地知名学者，举办公开演讲或讲座，让公众和学子受益。2003年，也就是陈六使离开校园的40年，大学将他的铜像，从不显眼处移至华裔馆一楼的大堂，供人瞻仰。
2012年，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了南大毕业生协会和《联合早报》，为陈六使举办逝世40周年纪念暨研讨会，《联合早报》（2012年9月22日）会前报道的标题即“逝世40周年，首次大规模活动纪念陈六使”。10月28日当天出席者约500名，国内外、新加坡四大语言的报纸都有报道，中心的网站收集了30多则的纸媒报道、言论、感想等。陈六使受人爱戴与关注，由此可见。
来到2019年，大学决定以“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纪念社团与人物对大学所作的贡献。1953年倡办南洋大学时，陈六使认捐500万作为建校基金，后又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宣布会馆献地500英亩作为校址。他日“陈六使径”完工，老先生可以走出困坐16年的华裔馆，来到小径上漫步。或许，先去看看邻近的福建会馆楼，再穿过小径走向大路，会会创校时期跟随他的连瀛洲。
不过，我有些困惑，楼名、径名、路名，会不会加上中文原名？否则老人家如何识别。我还有个牵挂，历史对待陈六使，是否能像对待林文庆和陈嘉庚那样，周到而完美。陈老先生有朝一日，是否可以走出校门，看看校外的世界，看看新加坡？
是的，人物评价，我们可以从林文庆和陈嘉庚的身上视察。林文庆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以“邪说”形容共产主义，后来又得罪毛泽东力捧的鲁迅。但厦门大学最终抛下意识形态，肯定他的贡献，还他公道。陈嘉庚1940年延安之行后，从拥蒋转为拥毛，战后更有反蒋亲共之举。1950年他选择落叶归根，终老于中国，毛泽东誉之为“民族光辉、华侨旗帜”。但新加坡最终抛下意识形态和本位主义，尊奉他、纪念他。今年，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的纪念钞上，陈嘉庚与另七位有功人士并列。
正确对待历史人物，不仅历史不留憾，先贤的精神遗产也得以保存和传承。林文庆陈嘉庚如此，陈六使也是这般。踏入新世纪，南大精神获得国家领导层和南洋理工大学掌校者一再的肯定。然而，没有陈六使，南大精神显得苍白。真诚迎接陈六使回返云南园，让历史人物获得公正待遇，使南大精神变得更真实，是掌权掌校者应该做的事，也是许多南大校友期盼的事。
2019年10月19日云南园之行，听到的看到的，使我感触良深。我感谢当天的揭碑仪式，但我希望，掌权掌校者抛开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更开明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这不也给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良好的历史教育和示范？
我希望，南洋理工大学，作为一所力争世界级大学的学府，整理自己的历史，增加大学的厚度，提升学生的人格教育。我也希望，老校友抛开不愉快的情绪，让南大的珍贵价值和精神遗产得以延续，让校园一代一代的学子受益。
（作者是南洋大学第11届毕业生）
《联合早报》- 交流站：迟来的春天 (2019-10-25)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talk/story20191025-999915
日前，我以南洋大学十六届经济系荣誉班毕业生的身份，出席了教育部长王乙康主持的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及“陈六使径”揭牌仪式。
宾客中不乏本地会馆社团领袖、前南洋大学校友、国外来的陈六使家族成员、学者教授等，场面气氛热烈。南大校长苏布拉·苏雷什教授还特地用不太流利的华语演讲，表达他对当年创办南洋大学的会馆前辈的敬佩。
坐在我旁边的南大人文学院的年轻助理教授告诉我，他对于福建会馆、陈六使及许多先贤曾经为他执教的这所大学作出巨大贡献而感到惊讶，在这之前，他对这些先贤的认识不多。他的本科在南大就读，博士学位则到囯外深造。
其实，我国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对先贤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事迹并不熟悉，这当中包括不少在籍南大学生。这早已成了见怪不怪的事。这种情况和前南洋大学毕业生对陈六使心怀深厚的感恩，恰恰成了强烈的对比。
因此，政府如今正式肯定福建会馆和陈六使对南洋大学曾经作出巨大贡献，是一件好事。有些校友说这是“迟来的公道，但迟到好过没到”。的确如此。南洋大学创校至今整整64年，创办人的功绩才受到肯定。在这段期间，他们所遇到的种种曲折辛酸，非局外人所能轻易理解。
同一天，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在南大“校友之夜”讲话中，对福建会馆、陈六使及南大精神加以肯定。他也很坦然指出，当年政府和陈六使在意见上有分歧。如今这种求同存异的态度，显示我囯教育发展向前跨了一步，尽管这是迟来的春天。
春天会有各种不同的虫声鸟声，就像一个有包容性的健康社会，也充满活力与不同的意见，大家都希望一切会变得更美好。
我囯历史本就不长，这些为数不多的会馆先贤事跡更不应该被人们所忽略和遗忘。我囯教育政策多年来教导囯人饮水思源，所以我们应该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塑造出属于我们的新加坡式的饮水思源精神，同时将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南大精神发扬光大。在当前局势变幻莫测的大环境里，小国如我们的确更应该关注和保留这些珍贵的价值观。
万事都有个开始，之后再求改善。有些出席命名仪式的校友提出一些建议，例如“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是否应该加上华文名称？在关爱南大的访客中，不少是上了年纪又不谙英文的人士。此外，其他热心校友更希望未来在南大校园内的三个地铁站，其中一个能命名为“陈六使站”，以纪念这位曾为南洋大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创校先贤。
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是无数各族先贤多年来所作出的贡献，让囯人铭记这些勇敢又有先见之明的先辈功绩，是应该鼓励推动的好事。南大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的命名，的确是个很好的开始。
Sunday Times - NTU building and road renamed in honour of pioneers (2019-10-20)
《联合早报》- 半世纪前南大生活掠影 (2020-09-24)
50年，俱往矣！但生活其中的“南大人”，不论在何时何地相遇，总会涌现那份“南大情”，神采飞扬地细数“南大事”！
1967年初，我上了南洋大学，进入心仪的中文系。这是新制第二年，之前经过暴风雨的洗礼，这时已和风拂面，正是专心学习的好时候。
那是个纯朴的年代。踏进大学的门槛，除了几个高中同学外，其他人全不认识，心中难免感到害羞和胆怯，但却拥有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迎新晚会上的邂逅
大一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活动是迎新晚会，除了各院各系的迎新晚会外，校友较多的中学如华中、公教、中正等，甚至马来西亚的宽柔、中化等，也个别举办迎新晚会。
在迎新晚会上，新生们都衣着整齐，心里充满期待。系里的讲师、教授多数会出席，并致辞勉励，让新生对老师和课程有个起码的认识。晚会的重点是节目表演，在那个较闭塞的年代，节目不外是歌唱和团体舞蹈，一些看起来较活跃的新生，也被学长硬拉出来表演，她们就此一鸣惊人，成为系里的风云人物。
这晚会不但让新生之间彼此熟络，也是学长结交学妹的最好机会。或一见钟情，或有缘千里来相会，或缘定前生，由此展开三年或四年的“长征”。或从借笔记开始，或给各种贴士，或课外补习，在迎新晚会上，在云南园谱写一生的幸福。
吃的世界
当年大学当局规定大一学生必须在餐厅包膳，大二之后可自行选择。餐厅有两个，一个是靠近女生宿舍的旧餐厅（永祺厅），另一个是在男生工字型宿舍对面的新餐厅。大家可自己找饭友，不然就由餐厅分配。大一生多数在新餐厅，早餐是简单的半生熟蛋和面包，用餐时间不定。一到午餐和晚餐时，整个餐厅闹哄哄的，一片喧哗声。同桌的饭友大多能互相体谅，等大家到齐后才动筷，但也有人最怕和不熟悉的理学院同学同桌。这时，大家已饥肠辘辘，偏偏理学院的饭友常因做实验，迟迟不见踪影，后来大家达到共识，“看到人就吃”，不须等他们就坐。
餐桌上六个家常菜一汤，最常见的是芙蓉蛋和番茄蛋。说到汤，一看是西洋菜汤或苦瓜汤，几个“豪情万丈”的学长，拿起整碗汤大力摔在地上，瞬时间汤菜四溅，但马上又有人响应，再多摔几碗，敲碗筷声、嘻哈声此起彼伏，整个餐厅沸腾起来。这样的场景时不时会上演，学生得赔钱吗？据说餐厅老板不在乎学生摔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年底会在餐费里扣除。
我在餐厅包了两年膳，下来两年就和同学在下课后到永祺厅点小菜，虽然常是午餐肉炒绿豆马铃薯、豆芽炒豆干、芙蓉蛋，但很经济实惠。晚餐可走到女生G座宿舍外的面摊，辣辣的干面加上一碗清汤，也吃得很满足。何况还有云南餐厅，煎马鲛鱼和辣炒长豆是非常可口的小菜。此外，一摊马来人的巴东咖喱肉软汁浓，加上参峇辣椒，也很受欢迎。在我的年代，从文学院梯级走下来的“四勿亭”已拆除，据说那是文商学院学生喝茶、吃点心聊天的地方。
吃在南大，令人回味无穷。晚上农村小妹在篱笆门外叫卖炒米粉，虽没有什么配料，但那峇拉煎辣椒太好吃了，直到今天同学们还念念不忘。
情系图书馆
有些同学习惯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既可吃零食，又可和室友聊天。我却是和同学上图书馆，觉得这比较可以专心温书，要找参考书也容易。
上图书馆的人，多数喜欢坐“老位子”，其实，常坐那位子，也就约定俗成，别人也不会随便去坐。图书馆平时倒没什么，但到考试时，那气魄壮阔的场面，是南大特有的风景。一早图书馆大门还没开，已经有很多人在门口排队，几扇门一开，似千军万马般冲进去，不等电梯了，直奔上楼，去找自己的好位子，连同用本子帮同学霸位，太迟了，只好挤在两人中间的坐位，那可真不自在。
常到图书馆的人，一定忘不了顶楼的“美伦”餐厅，更忘不了老王的豆沙包。晚上，读到累了，可到顶楼去看风景。站在栏杆旁，只见天空黝黑，星群点点。远处有闪烁的灯火，那是裕廊军营吧！近处是漆黑的农村，依稀可听见叽叽的虫鸣。进去餐厅里，喝杯咖啡，吃个馅料满满热腾腾的豆沙包，马上忘记了疲累。几十年过去了，那老王的豆沙包啊！始终是那一代南大学子心中共同的记忆。
考试期间，如果从图书馆下山去餐厅吃饭，可真浪费时间，于是，美伦餐厅又是学子解决午晚餐的地方。只见餐厅里人来人往，座无虚席，点了餐后，得花长时间等候。饭食一来，风起云卷，吃罢又赶去温习功课，如此到十点钟图书馆关门。沿着昏暗的路灯下山的同学，仍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交换备考心得。
文史哲课程
每个院系每年都有规定的五六科必修课，另有两三门选修科。每当学年和学期交上选课表前，总有“消息灵通人士”给学弟学妹们很多“贴士”，例如：某某老师是“杀人魔王”，去年就“敢敢”（这是南大学生的口头禅）杀三分一的学生去重修。选某某老师的课最好，他慈悲为怀。
以中文系来说，三年加上一年荣誉班，必修课有心性哲学、训诂学、文字学、声韵学、文学史、诗选、礼记、马华文学等；选修课有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史记、汉书等。此外，还有跨院跨系的选修课。我选修了地理系洪国平老师的人文地理，历史系陈水逢老师的中国通史和翁同和老师的宋史。这几位老师为人随和、学识渊博，他们的课深受学生欢迎。
李孝定老师是中文系系主任，体型高大，不苟言笑，是文字学的权威，讲课时基本上不用看资料。苏新鋈老师教中国哲学，讲解详细，让学生对儒道思想有深入的认识。身材瘦削、语音标准的谢云飞老师教声韵学。当时三十六字母里的“帮滂并明，非敷奉微”，常搞得我头昏脑涨。脸带笑容、治学认真的赖炎元老师教礼记和孟子。温文儒雅、新婚燕尔的胡楚生老师教古代文选，最喜欢上他的写作课，除了在卷末有详细的评语外，凡得分超过80的同学，胡老师就当众念出名字，作为鼓励。书法龙飞凤舞的黄勖吾老师教中国文学史，一份几十页的专题报告，丰富了大家的文学知识。另外身材标准、酷爱打篮球的皮述民老师教我们作诗，声音洪亮的杨承祖老师教史记，斯文亲切的翁世华老师教楚辞，严肃的龚道运老师教论语。在学术界享有声誉的屈万里老师教目录学，刚从留学回来的蔡秀珍老师教马华文学。
这么多门的文史哲课程，为我们的中文扎下深厚的根基，此后在教育界、文化界都能得心应手，甚至作专科的研究。
一个时代的歌曲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流行的歌曲，往后听到那些歌曲时，不期然地会想起当年的人物事。
一早起来扭开收音机，常听到姚苏蓉在嘶喊：“今天不回家，徘徊的人， 彷徨的心，迷失在十字街头的你，今天不回家”；“ 我悔恨，我悔恨，啊！负心的人，负心的人”。同学们也时时在嘴里嚷着：“今天不回家”“负心的人”。一般学生在晚饭后，常沿着南大湖散步，或在路边看底下篮球场上健儿们的龙争虎斗。这时，正好有个仰慕的女孩走过来，旁边的同学戏谑地唱起：“当她迎面走过来总会多看一眼，她像一片流云悠悠飘过蓝天，总是来去匆匆使我异常怀念”。这首《一个陌生的女孩》是校园颇为流行的曲子。
当时，爱唱歌的男生经过儒林道时，常信口高唱《水长流》《榕树下》《心上人》等歌曲，但同学们最喜欢唱的是“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这旋律柔和、歌词优美的《绿岛小夜曲》，大家都说那是南大的“校歌”。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曲，到今天仍荡漾在大家的心中，萦绕着那醇香像陈年老酒的往事。
“八卦”乐趣
当年的南大分男女宿舍，女生宿舍有总负责的舍监，每座都有舍长，外有篱笆围着，平时进出只开一道小门。有男生要来找女朋友，或外宾要见某个女生，都得在舍监那儿登记，因为这样，女生宿舍被戏称为“动物园”。
住在宿舍里的几年，给学生们留下难忘的记忆，深厚的友情也是在那欢声笑语中沉淀起来的。除了温习功课、写报告外，大家最乐的事就是谈“八卦”新闻了。诸如：今天又看到“多情王子”在门口“站岗”了。那商学院的帅哥又出现在舍监室里，可真有耐心哦！哈哈！那傻小子竟然去追校花！听说文学院的那对才子佳人分手了；听说那死不要脸的喜欢上我们的班花了……在那还不是很开放的年头，男女同学间多谈两句，就有人说他们在搞“恋爱“；当中的离离合合，似真似假的男女感情，也许是刻意渲染，也许加油加酱，也许无中生有，在嘻哈声中增添生活的乐趣。
住在远离市区，只有周末才回家的南大，能有机会看场电影是很称心的事。当年有十块钱的电影联票，可在建国堂看十场电影。这里所放映的虽都是旧片，但却是名影片，如：《甲午风云》《方帽子》《北国风光》《养鸭人家》等。戏散场后，顶着满天星斗，习习凉风拂面，同学们三三两两沿着行政楼（现在的华裔馆）、南大湖走回宿舍，这是一个个令人缅怀的夜晚！
马赛地当“霸王车”
云南园坐落在穷乡僻壤的裕廊，只有绿色巴士公司的174号车可从市区到南大，那可要花一个多小时。闷坐在没冷气的热车厢里，一路颠簸地经过又狭窄又弯曲的旧裕廊路，才抵达永祺厅。之后有了“霸王车”，解决南大生下坡和回校的问题。
星期六一到永祺厅前面，就会有司机喊“下坡，下坡”。那是陈旧的马赛地，后座坐四个人，前座除司机外，坐两个人，可以想象得到空间的拥挤，但当时大家也不觉得窘迫，所带的包包还放在膝盖上，包包多的话，就放在后车厢里，这样一趟车收费六角钱。星期天要回南大，得去奎因街的绿色巴士车头等车。
车子行驶在相当笔直的新裕廊路上，司机一般上都是风驰电掣，速度快得惊人，如果两辆霸王车并行，看看没什么其他车子，司机竟然来个大赛车，呼呼的凉风伴着怦怦的心跳，令人心惊胆战。偶尔看到警车，就会拐到旧裕廊路，在这里东弯西拐，幸好吉人天相，加上司机开车技术纯熟，终于安然抵达目的地。
其实，看到排列成行的霸王车队，心里有点庆幸，因为这么遥远的路程，只需半个多小时。
情锁云南园
云南园的环境如诗如画，是男女间培养感情的温床。课余饭后，有很多机会交往。例如实验课、校外实习、学会和出版活动、运动场上、班上的研讨课等等，只要对上眼，有缘分，就会成为所谓的男女朋友，谈起恋爱了。即使成了大家开玩笑的对象，或同学们议论纷纷，也大可置之不理。
此后，云南园古色古香的八角亭，依依垂柳的南大湖畔，僻静的学生楼、校长岗、园里的小径、图书馆等地方，都可以看到双双对对的俪影，并在日后结为人生的伴侣。
有人说早期南大生的读书生活是很悠闲的。可不是吗？一早站在课室门外打量来往的同学——尤其注意看得顺眼、漂亮的外系女生。下课后没去图书馆的话，就在宿舍里侃大山、睡觉，当“评论员”。四五点去打球，或在晚餐后在儒林道、儒林径、湖边散步，天南地北聊个不停，生活过得挺自在的。
其实，在上课时，很多同学都很用心的，一般上女生坐前面几排，男生坐后头，大家似乎喜欢坐在固定的位子，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解，或把重点抄在笔记本里，即使有不太明白的地方，也很少人会提问。当然有人搞些小动作，如：看自己有兴趣的书、打瞌睡、打坐等。考试来临时，同学们还是很紧张的。图书馆有人满之患，球场不见人影，通宵达旦挑灯夜读的大有人在；还有人在往考场的路上，边走边问热门考题，趁机温习一番。如果某科不及格的话，就得在下一年重修，迟一年毕业了。
考场多数在大讲堂，门口贴着座位表。桌椅由上到下排列，大家疾笔直书，似乎没发生过有考生太激动了，往后仰而跌个四脚朝天的。
考试结束准备过年
考试结束也快到农历新年了，大家收拾房间，把物品搬回家，准备过年。这时，稍微留意四周，只见路边、山岗上，满园的相思树开满黄色的花，迎风摇曳，带来春的气息。早期张瘦石教授写的“山山皆秀色，树树皆相思”，就是此情此景吧！
相思树，寄寓着长长、恒古不变的思念。相思树的种子，根植在每个学子心田。多少年了，它仍青翠不老，茁壮地成长。
50年，俱往矣！但生活其中的“南大人”，不论在何时何地相遇，总会涌现那份“南大情”，神采飞扬地细数“南大事”！
《联合早报》- 大时代的特征 背景不一般的南洋大学中文系学人 (2021-08-02)
在兵荒马乱、百废待兴的年代，南洋大学前十年所招聘的学术人员之中，有些具备国民政府官场的经历，有些是当时文化圈名人的后代。他们或曾参与五四前后的学生运动，或曾游走官场，或伴着名人家属的光环，从中土南下开坛讲经。这种学运、官场经历与文化名人眷属的错综背景结合，形成了早期南大学人圈子一道耀目的光束，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特有现象。
1945年二战结束，国际政治重新洗牌。跨入1950年代的寰宇，政海风啸浪滚，新思维、新诉求层层掀起，冲刷着蜿蜿蜒蜒逐渐苏醒的洲陆海岸。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弹丸小岛新加坡也迎来一波波的涛声浪韵。那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台执政。国民党则从大陆退守台湾，以“中华民国”之名延续政治生命。在世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冷战格局下，新加坡仍是英国殖民地，新马华校因而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长期以来，中国是此间华校师资的主要供应地，可是这条师资供应链于1950年代因世界政局而断裂。为解决师资不继的燃眉之急，完善从小学到大学的华校系统，民办的南洋大学成立了。
作为唯一的东南亚华文大学，南大创校的前十年，其实也面对严峻的师资来源窄化问题。碍于政治，它无法从中国招聘合适的学术人员南来执教，因此香港与台湾成了主要的学术人员供应地。当时港台两地的学术人员也多源于中国，他们多半在国民政府分崩离析前后陆续离开中国大陆，落脚香江与宝岛。在兵荒马乱、百废待兴的年代，南洋大学前十年所招聘的学术人员之中，有些具备国民政府官场的经历，有些是当时文化圈名人的后代。他们或曾参与五四前后的学生运动，或曾游走官场，或伴着名人家属的光环，从中土南下开坛讲经。这种学运、官场经历与文化名人眷属的错综背景结合，形成了早期南大学人圈子一道耀目的光束，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特有现象。
以文学院为例，首任文学院院长张天泽教授，除了有在燕京大学、荷兰莱丁大学任教的学术经历之外，他也曾是国民政府经济部国际贸易司兼企业司司长；行政院淮北垦殖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1948年出任中国联合国代表。历史系创系主任余协中（当代著名史学家余英时之父），1930年出任由张学良担任会长的国民政府东北外交委员会常委兼研究部主任，数月后他前往南京，就任由蒋介石担任委员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外交组委员。1945年抗战结束，他前往沈阳，担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南大地理系郑资约教授，1940年代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二战结束翌年（1946年），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的内容，委任郑资约为接收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的专员。这段期间，他顺道完成了南沙诸岛的实地测量工作，亲手绘制南沙与西沙群岛的地图。郑资约于1958年到南大任教，1970年退休，在新加坡期间，他先后编写了18册华校中学地理课本。
南洋大学从创校到关闭的20余年里，中文系的学生人数数量可观，它前十年的教学队伍中，不乏出身背景令人眼前一亮的学人。他们或曾在国民政府里头角峥嵘，或是南来之前已在中国文化圈锋芒显露，为他们南下的履历表注入了吸睛的元素。以下是中文系这类学者的背景资料整理。
潘重规与黄念容伉俪——黄侃（黄季刚）的女婿与女儿
黄侃，字季刚，被认为是“辛亥革命先驱”、民国时代三大“国学大师”之一。他是章太炎的门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出色的声韵学与训诂学专家，以“狂”名于当世。潘重规，江西人，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曾担任安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是黄侃的入门弟子，也是他的女婿。
潘重规教授于1956年到南大中文系任正教授，其妻黄念容是黄季刚的女儿，比潘重规晚一年到南大中文系担任讲师。他俩1959年离开南大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潘出任新亚书院中文系主任，后来定居台湾。潘重规是敦煌学专家，对《红楼梦》研究也颇有心得。他在南大中文系主要教授《红楼梦》，是颇受学生欢迎的教授，学生追忆老师的文章怀念他的也最多。中文系第四届毕业生陈凌然在《一代学人潘重规教授高寿辞世》中说：“记得他上课时总带了一色绢巾裹着的书，安置讲台上，不打开也不翻看，滔滔不绝地讲到下课，如数家珍，是那么精彩，引人入胜。”大凡才学兼备的学人，走上讲台，不仅有特立独行的举止，也有随口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的风采。绢巾裹书，盈步上台，天马行空说古论今的才情，并非俗辈可比。学生喜欢他，与他生活上有往来，讲堂之外，学子们会到潘教授住所闲聊，或与南大中文研究会同学一起打太极拳，中文系第三届毕业生王永炳博士在《梦回南大当年》有所忆述。
与夫婿潘重规相比，黄念容则内敛而不善于谈笑风生。在南大那两三年，她主要讲授“大一国文”，1959年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中国语文学报》第一期，刊登过她的《文选黄氏学》一文。陈铨盛在《国学大师的独生女黄念容讲师》中说：“黄念容讲师上课时，总是常年穿旗袍，着装严谨，完全看不出她遗传自乃父黄侃的小姐脾气。说话优雅，有时也说些有关其父的事，却没有乃父的怪癖作风……我们上黄念容讲师的课，人人毕恭毕敬，虽有时气她言不及题，仍然忍受。但据说我们的学兄某君，屡受不了她的讲课态度，曾站起来抨击她不懂教学，甚至收起笔记拂袖而去，场面尴尬，令她下不了台。但课后她还敦促同学劝他回来上课。她这方面的修养可真到家呀。”
潘重规除了是国学大师的女婿，他与当时同在中文系任教的刘太希还是甥舅关系。刘太希是潘重规的三舅，是潘的长辈，舅甥同行，难得一见。潘重规与黄念容的婚姻，究竟如何撮合，是多年来文化圈的不绝话题。《谁包办了潘重规与黄念容的婚姻》有收录刘太希的《记黄季刚师》一文，提到潘重规与黄念容的婚姻是由黄侃主动提出，但黄侃在《黄侃日记》中却说是潘重规有暗示，他一时没听出来。
刘太希——梁启超、林琴南的高足
刘太希，江西人，1957年到中文系任副教授，1961年去职。在南大中文系期间，他主讲“中国诗词”。离开新加坡后，他定居台湾，在师范、政治、东吴等大学执教，1989年病逝。
刘太希是清末民初学者林琴南与梁启超的高足，是当时足跨学界与政界的人物。他于1919年获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破格录取，修读预科。北大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任江西第四中学校长。之后他辞去教职转战官场，官拜江西省星子县县长。1933年，再转往福建省，担任东山县县长。之后，他重返学术圈，在大学里任教。
涂公遂——国民政府部长陈诚的团部主任秘书
涂公遂，江西人，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人物。1958年到南洋大学担任教授与中文系主任，教导“中国哲学史”。涂公遂先后在民国大学与北京大学受教育，在大学期间便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是动荡时代血气方刚的青年。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大学联合发起呼吁政改的师生大游行，涂公遂担任总指挥，遭到段祺瑞政府武力镇压，酿成“三一惨案”。涂公遂在事件中受刀伤，并被通缉，他潜回江西老家避险。之后，他又参与了北伐活动，并在武汉政府里任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部长陈诚（后来的台湾副总统）部下工作，担任国团部主任秘书、社会处副处长、视导室主任。1947年任立法委员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他前往台湾，1958年到南洋大学执教。1960年涂公遂离开新加坡，回返台湾执教，1992年病逝。
钟介民——黄遵宪外孙
钟介民教授，1893年生于广东蕉岭，复旦大学毕业。二战前曾在东北大学、北平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出身书香之家的钟介民，是清朝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学者与诗人黄遵宪（黄公度）的外孙。少年时期，他与母亲居住在外祖父家，接受传统教育熏陶。
复旦大学毕业后，他到美国修读法律课程，考取法学士。青年时期，钟介民与民初知名政论家章士钊从往甚密。1925年，章士钊在天津创办《甲寅周刊》时，钟介民担任编辑。1935年，钟介民还主编过德明社出版，陈济棠在广州创办的《新民月刊》。其时，他还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秘书处少将处长、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秘书处少将副处长。1936年，陈济棠两度派钟介民到苏州，邀请章太炎到广州学海书院讲学，但不成功。之后，他便南下新马，先后担任《星中日报》总编辑及槟城《星槟日报》总编辑。1941年回返中国参加抗战，1947年，钟介民当选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50年再度南下，到印度尼西亚任《天声日报》主笔；1952年任《南洋商报》主笔；1950年代下半期到马来亚怡保育才中学任高中教员。1961年任教南洋大学中文系，主讲中国哲学，并以副教授身份担任系主任，1964年1月7日病逝于任内。
贺师俊——书法名家沈尹默的女婿
贺师俊，清华大学毕业，是梁启超的学生。他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贺得霖之子，书法家沈尹默的三女儿沈令莹的夫婿。本地老华校生或许对沈尹默不会过于陌生，因为当年《中华文选》第二册选有沈尹默的《生机》一诗。他不但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更是当代优秀的书法家，书风独树一帜。近一两年，沈尹默致贺师俊的数封信函曾在市场上推出拍卖。
贺师俊清华大学毕业后，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最初研究法国革命史，后以研究《儒林外史》而取得博士学位。张朋园编辑《国民政府职官年表（一）》中列明，1945-1949年间，贺师俊曾在朱家驊、梅贻琦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官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
贺师俊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二进二出，1956年到中文系当副教授，1957年转往史地系，1959年重返中文系，1960年再返史地系，升任教授。
郑衍通——国民政府驻伊朗与澳洲大使
郑衍通，原名郑亦同，浙江人。1948年之前，他是国民政府的资深党官。他念中学时适逢五四运动，曾投入反帝运动，宣传抵制日货。1923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1927年任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任秘书。1945年任中华民国驻澳洲公使，1946年出使伊朗，兼驻德黑兰国际法庭代表。
他于1950年到新加坡，在中正中学任教。1960年出任南洋大学中文系讲师兼图书馆主任，后转任辅导主任。其子郑维廉，曾是新加坡政府部门的常任秘书。
曹树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私人秘书
曹树铭，江苏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吴凇中国公学大学部法科毕业，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研究员，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私人秘书；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重庆中央日报驻华盛顿特派员。
1960年南来，任南洋大学中文系讲师，1961年兼任副校长室秘书，直到1963年为止，前后在中文系待了四年。当年南大文学院旁有个简朴的食物亭，曹树铭为它取名“四勿亭”。 1963年他离新赴台，在中国文化学院担任中文系教授。
史次耘——李鸿章外侄孙
史次耘，安徽合肥人，1907年生。出身望族，母亲姓李。史次耘的外祖父李孝候与清朝重臣李鸿章是兄弟关系。抗日时期，史次耘曾在国民政府服务，职务包括陆军总司令部军官团国学负责人；重庆中央大学注册主任；湖南省政府秘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委员，并兼任教育部次长朱经农的机要秘书。1949年赴台，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任教。1960受聘为南洋大学教授，任教中文系两年后回返台湾，在辅仁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座教授。1997年病逝。
高鸿缙——五四运动武汉学生领袖之一
高鸿缙，五四运动武汉学生领袖之一。他是著名的文字学家，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1926年回返中国，问学于国学大家章太炎，长期在黄侃门下受教，并执弟子之礼于钱玄同。1947年赴台，在多所学府任教。1961年受聘于南洋大学，主讲文字学。1963年病逝于新加坡。
今日青葱的一代，无缘经历岛国从无到有的过程，不易深切感知复杂年代的潮起潮落。左的，右的；帝国的，新兴的；政治的厮杀角逐，有劲风也有猛雨。大时代，混乱且速变，人人都得适应它的节拍。这类综合背景较为特别的南大学人，有个相当统一的特点：他们在云南园逗留的时间都不算长，多数在三两年内便辞别裕廊山头，悄然离去。南大中文系前十年里约有学者33人，任教一两年便告走人者占43%；前后三年而去职者高达73%。他们在校园短暂逗留便告离去的原因之一，与1959年的《白里斯葛报告书》不无关系。这份报告书给予南大学术人员极为负面的评价，发表后引发华社及南大师生的强力反弹，造成南大学人情绪低落，兴意阑珊。有南大学长告知，报告书出炉后，南大学人十分愤慨，自发地在文学院讲堂聚合，发言抗议所受的不平待遇，吸引不少学生到现场支援。南洋大学的行脚，颠簸崎岖，经过了政治烽火连绵的大时代，社会布景变色，尘埃落定，学人背景也就相对单一起来。
大时代，混乱且速变，人人都得适应它的节拍。这类综合背景较为特别的南大学人，有个相当统一的特点：他们在云南园逗留的时间都不算长，多数在三两年内便辞别裕廊山头，悄然离去。
我们能为未来留下什么？从一张南大校园地图说起：《联合早报》话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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