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能无颠阙忧”:
南大校友的使命
——出席北京“南洋大学第11届全球校友联欢会”感言
* 柯木林 *
蜚声国际历史学者黄仁宇博士在其名著《万历十五年》的序中指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同样地,在南大复 办问题的探讨中，作为出身南大的校友，往往以情感代替理智，使这问题预先蒙上特殊的色彩，从而影响了判断，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思维的“误区”！
在中华文化领域里，姑且不论这是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汉沙文主义，中华文化的确表现了只允许我们同化别人，却接受不了别人同化自己。北魏孝文帝作为鲜卑 族的领袖，以推广汉化政策而青史留名；近代李鸿章因开展洋务运动被指为崇洋媚外的民族败类，就是典型的例子。笔者长期在中国工作，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华文 化，和那些常年侨居海外，与神州大地只能隔水相望，并满怀炎黄子孙热忱的华人相比，这种经历让笔者能更理智地看待南洋大学的历史问题！
在许多建议复办南大的文章及观点中，无非是以发扬中华文化为立足点。笔者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旺盛；13亿人口是中华文化 的大后方，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延续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纵使6千万的海外华人无一通晓华文华语，亦不足以动摇中华文化的根基！毕竟6千万与13亿的庞大群体 相比，仅沧海之一粟耳，其间作用微不足道。
然而，作为南大校友，笔者必须坚持本人的子女通晓华文华语，这是一个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发扬中华文化，要从自身做起，否则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
笔者是1970年第11届历史系毕业生，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四年的大学生涯依然魂萦梦绕，在人生最关键的思想成熟期，南大培育了我们，笔者与众多校 友们一样深爱着南大。但感情归感情，现实终是现实，南大复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如何复办？在哪里复办？复办后具体操作的细节如何？长期以来，我们谈论的 重点仅停留在“只提出问题”的层面上；与其如此，不如集中精力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古人有语云：“名不必自我立，功不必自我成”，发扬中华文化，推广南大精神，可以多种形式出现，我们应放开胸怀，拓展思想，不要仅仅局限于复办这一形式 上。本届联欢会中陈国相校友提出的使“南大精神，遍地开花”的思路，是非常可取的：我们可以集中发挥南大校友的力量，组织团队，在民间团体里开办华文讲习 班；或协助海外中小学乃至大专学府办好华文教育的工作。当然，更不要忘记把我们现有大学的中文系办好。
南大校友在推广中华文化的工作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以其深厚的文化修养，丰富的实战经验，再融合西方管理哲学三结合，必能把中华文化去莠存良，并推广到世界各地。
南洋大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并产生了独特的历史效果。我们不用担心南大会从历史上抹去. 作为东南亚第一所华文高等学府，南大将永载史册。就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一样，曾经辉煌，现已不复存在，也很少看到提出复办西南联大的呼吁，但无人可以否认其历史地位。
所以，当2010年第12届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在怡保举办的时候，希望不要再纠缠于是否应该复办南大这个课题上！清朝派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有诗曰： “漫云老马途应识，任重能无颠阙忧”？发扬中华文化，推广南大精神，此行任重道远，南大校友又怎能不为这一历史使命深重忧虑继而奋进呢？
稿于2008年10月30日.上海.
(本文节录刊载于2008年11月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言论版,署题<南大校友的使命>)
摘自《第十一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纪念特刊》中国北京·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
1992年，新加坡和中国建交短短的两年之后，南洋理工大学首开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项目。之后的25年，多达1万6000名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来到新加坡，参加为期两周到三个月不等的高端培训，或为期一年的研究生学位教育课程（公共管理硕士和管理经济学硕士）。
不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有计划的选拔和派出厅局级干部进行系统培训，还是一些省市县官员的大规模轮训，赴新学习和培训已成为当时许多干部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
赴新学习和培训的官员中的许多人，级别都已达到地市级（处级）领导层。媒体因而称之为“市长班”，并很快为中国和新加坡所广泛熟知。
尽管国情不同，新加坡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行政、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经验和措施，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借鉴，“新加坡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府官员的善治思维。
我和王婷艳博士最近针对1350名市长班硕士毕业生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学习和实地调研，不仅加强了对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认知，也提升了他们的领导力水准和国际视野。
2010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源潮赴南洋理工大学与“市长班”学员见面时表示，中国官员赴新培训的宗旨之一，就是学习新加坡发展经验，它对中国有“特殊借鉴作用”。
2011年，李光耀先生倡议并创立的“通商中国”机构，将“通商中国企业奖”颁给“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此前一年的获奖者是中新苏州工业园）。颁奖词写道：“这（市长班）是培训中国未来领导的摇篮，也是向中国展现新加坡公共行政与经济卓越管理的良好平台。”
教育的成就莫过于百年树人。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在华校友超过1万6000名，遍布中国各个省市，绝大部分为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高校管理人员。学成归国的校友多在政界、商界和专业技术领域得到擢升。20多名校友的名字出现在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九大代表的名单中。
国际化与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政府调整海外培训政策，政府官员海外培训的团组和人数有所减少。但是中国开放的大门没有关上。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外交流依然十分频繁。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反映了中国在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知识和经验。
近年来中国派来本院研修高校行政管理、领导提升以及专业领域的团组和人数显著增加。他们并非走马观花，而是深入相关机构，了解程序和制度，追本求原，深入探讨，并针对当前中国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如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经济转型、创新战略、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撰写调研和可行性报告。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的飞跃发展，“中国方案”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新中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日益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认识加强到新加坡在亚细安（东盟）区域内枢纽地位的重要性。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近年来的转型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在学院传统而深厚的中国资源优势基础上，推动多元化和国际化；其二是课程的内容和形式，从中国“向新加坡学习”转变为两国间的“互学互鉴”。
2015年之前，学院只有两个中文授课的硕士学位项目。两年前，我们增设了以英文授课的公共管理硕士，并将“当代中国研究”硕士项目纳入学院，整合成两中两英的四个硕士项目。针对中国政府官员开设的“市长班”硕士项目人数，比起巅峰时期有所减少，但学员素质同样优秀。近三分之二学员来自中央、地方、国企、高校，大部分为处级管理干部，并获得新加坡对华友好机构（如陈振传基金会）和学院奖学金的资助。
我们还新设面向中国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的管理经济学秋季班。学院也更加国际化，硕士学员来自新加坡、亚细安、南亚、澳大利亚、俄罗斯、拉丁美洲，甚至包括欧洲国家驻新加坡大使。
目前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一年制硕士生近200人，远超“市长班”原有规模的峰值。此外，学院每年为数百名来自中国、亚细安的政府官员和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提供为期两周到三个月的高端培训，来自周边邻国的多为部长级高官。
互学互鉴的平台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在推动人员和知识交流的同时，日益关注新中两国的“互学互鉴”。连氏基金与新加坡政府共同出资2000万新元，在2007年设立“连瀛洲纪念奖学金”，由我们学院负责运作。这是一个吸纳新中两国高级政府官员进行深入交流，学习对方国家经验和措施，探讨解决两国共同面临问题的高级访问学者计划。
奖学金项目设立10年，已有101位来自政商学界精英成为连氏学者或杰出连氏学者。其中包括新加坡政府常任秘书、国会议员、政务次长，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副主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卫生部的司局级官员，还包括柳传志和马蔚华等知名企业家。今年7月，“连瀛洲纪念奖学金”获得“通商中国企业奖”，由李显龙总理亲自颁发。
新中之间面临一些共性问题，双方“互学互鉴”的潜力很大。新加坡在参与全球化的经验、社区组织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在电子支付和共享经济方面也有成功的实践，是新加坡可资学习对象。
面对世界和地区复杂经济环境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新加坡时说：“新加坡的实践为中国破解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的发展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明年初将组织泰国高级政府官员培训团，分别在新加坡及中国学习和参访。这是我们结合新中两国优势，在人力资源培训领域搭建第三方平台的新尝试。新中携手，一定可以为本区域及世界提供更多的善治方案。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最近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心将以“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的研究和培训为主，以新加坡为出发点，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和区域的影响，并展开政策和实践相关的案例研究。
新的起点
今年初，有关中国是否还继续需要新加坡经验的论题在中国国内备受热议。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市长班”是否还有继续下去的前景也成为话题。这两个疑问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新中之间“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已经改变，互学互鉴与携手共进是新的关键词。
25周年对学院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年份，也是思考沉淀再出发的良机。上周四，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以“联通·引领”为主题，庆祝学院发展25周年暨连瀛洲纪念奖学金设立10周年。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作为主宾发表演讲。他说：“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及其所提供的项目，提供一个让我们（新中）可以相互学习彼此经验的有效平台。在互学互鉴的过程中，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王部长还对学院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看法：一、继续推出新的课程，针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需要优先专注处理的课题；二、提供更多单元式和短期的培训课程，量体裁衣，深入探讨，满足外国官员的特定需要；三、在人力资本开发领域，新中形成合力，为第三方国家提供培训；四、集中力量培养更多的“中新通”。
我非常感谢王部长对学院工作的肯定和未来发展的指导性建议，我们将据此进一步推动学院的转型发展。25年前，“市长班”应运而生，25年后的今天，她将因势而变。我想用三个“变”与三个“不变”作为总结。
“市长班”变的是国际化的学员来源，与时俱进的课程内容和互学互鉴的交流模式。然而，“市长班”作为新中合作的桥梁作用不变，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致力打造知识交流高端平台的愿景不变，新加坡与中国携手聚力、共同发展的初衷和努力不变。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暨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市长班”变的是国际化的学员来源，与时俱进的课程内容和互学互鉴的交流模式。然而，“市长班”作为新中合作的桥梁作用不变，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致力打造知识交流高端平台的愿景不变，新加坡与中国携手聚力、共同发展的初衷和努力不变。
《联合早报》- 刘宏：南大市长班的变与不变 (2017-11-04)
http://beltandroad.zaobao.com/beltandroad/analysis/story20171104-808338
1992年，新加坡和中国建交短短的两年之后，南洋理工大学首开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项目。之后的25年，多达1万6000名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来到新加坡，参加为期两周到三个月不等的高端培训，或为期一年的研究生学位教育课程（公共管理硕士和管理经济学硕士）。
不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有计划的选拔和派出厅局级干部进行系统培训，还是一些省市县官员的大规模轮训，赴新学习和培训已成为当时许多干部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
赴新学习和培训的官员中的许多人，级别都已达到地市级（处级）领导层。媒体因而称之为“市长班”，并很快为中国和新加坡所广泛熟知。
尽管国情不同，新加坡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行政、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经验和措施，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借鉴，“新加坡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府官员的善治思维。
我和王婷艳博士最近针对1350名市长班硕士毕业生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学习和实地调研，不仅加强了对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认知，也提升了他们的领导力水准和国际视野。
2010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源潮赴南洋理工大学与“市长班”学员见面时表示，中国官员赴新培训的宗旨之一，就是学习新加坡发展经验，它对中国有“特殊借鉴作用”。
2011年，李光耀先生倡议并创立的“通商中国”机构，将“通商中国企业奖”颁给“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此前一年的获奖者是中新苏州工业园）。颁奖词写道：“这（市长班）是培训中国未来领导的摇篮，也是向中国展现新加坡公共行政与经济卓越管理的良好平台。”
教育的成就莫过于百年树人。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在华校友超过1万6000名，遍布中国各个省市，绝大部分为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高校管理人员。学成归国的校友多在政界、商界和专业技术领域得到擢升。20多名校友的名字出现在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九大代表的名单中。
国际化与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政府调整海外培训政策，政府官员海外培训的团组和人数有所减少。但是中国开放的大门没有关上。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外交流依然十分频繁。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反映了中国在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知识和经验。
近年来中国派来本院研修高校行政管理、领导提升以及专业领域的团组和人数显著增加。他们并非走马观花，而是深入相关机构，了解程序和制度，追本求原，深入探讨，并针对当前中国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如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经济转型、创新战略、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撰写调研和可行性报告。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的飞跃发展，“中国方案”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新中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日益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认识加强到新加坡在亚细安（东盟）区域内枢纽地位的重要性。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近年来的转型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在学院传统而深厚的中国资源优势基础上，推动多元化和国际化；其二是课程的内容和形式，从中国“向新加坡学习”转变为两国间的“互学互鉴”。
2015年之前，学院只有两个中文授课的硕士学位项目。两年前，我们增设了以英文授课的公共管理硕士，并将“当代中国研究”硕士项目纳入学院，整合成两中两英的四个硕士项目。针对中国政府官员开设的“市长班”硕士项目人数，比起巅峰时期有所减少，但学员素质同样优秀。近三分之二学员来自中央、地方、国企、高校，大部分为处级管理干部，并获得新加坡对华友好机构（如陈振传基金会）和学院奖学金的资助。
我们还新设面向中国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的管理经济学秋季班。学院也更加国际化，硕士学员来自新加坡、亚细安、南亚、澳大利亚、俄罗斯、拉丁美洲，甚至包括欧洲国家驻新加坡大使。
目前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一年制硕士生近200人，远超“市长班”原有规模的峰值。此外，学院每年为数百名来自中国、亚细安的政府官员和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提供为期两周到三个月的高端培训，来自周边邻国的多为部长级高官。
互学互鉴的平台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在推动人员和知识交流的同时，日益关注新中两国的“互学互鉴”。连氏基金与新加坡政府共同出资2000万新元，在2007年设立“连瀛洲纪念奖学金”，由我们学院负责运作。这是一个吸纳新中两国高级政府官员进行深入交流，学习对方国家经验和措施，探讨解决两国共同面临问题的高级访问学者计划。
奖学金项目设立10年，已有101位来自政商学界精英成为连氏学者或杰出连氏学者。其中包括新加坡政府常任秘书、国会议员、政务次长，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副主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卫生部的司局级官员，还包括柳传志和马蔚华等知名企业家。今年7月，“连瀛洲纪念奖学金”获得“通商中国企业奖”，由李显龙总理亲自颁发。
新中之间面临一些共性问题，双方“互学互鉴”的潜力很大。新加坡在参与全球化的经验、社区组织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在电子支付和共享经济方面也有成功的实践，是新加坡可资学习对象。
面对世界和地区复杂经济环境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新加坡时说：“新加坡的实践为中国破解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的发展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明年初将组织泰国高级政府官员培训团，分别在新加坡及中国学习和参访。这是我们结合新中两国优势，在人力资源培训领域搭建第三方平台的新尝试。新中携手，一定可以为本区域及世界提供更多的善治方案。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最近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心将以“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的研究和培训为主，以新加坡为出发点，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和区域的影响，并展开政策和实践相关的案例研究。
新的起点
今年初，有关中国是否还继续需要新加坡经验的论题在中国国内备受热议。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市长班”是否还有继续下去的前景也成为话题。这两个疑问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新中之间“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已经改变，互学互鉴与携手共进是新的关键词。
25周年对学院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年份，也是思考沉淀再出发的良机。上周四，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以“联通·引领”为主题，庆祝学院发展25周年暨连瀛洲纪念奖学金设立10周年。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作为主宾发表演讲。他说：“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及其所提供的项目，提供一个让我们（新中）可以相互学习彼此经验的有效平台。在互学互鉴的过程中，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王部长还对学院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看法：一、继续推出新的课程，针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需要优先专注处理的课题；二、提供更多单元式和短期的培训课程，量体裁衣，深入探讨，满足外国官员的特定需要；三、在人力资本开发领域，新中形成合力，为第三方国家提供培训；四、集中力量培养更多的“中新通”。
我非常感谢王部长对学院工作的肯定和未来发展的指导性建议，我们将据此进一步推动学院的转型发展。25年前，“市长班”应运而生，25年后的今天，她将因势而变。我想用三个“变”与三个“不变”作为总结。
“市长班”变的是国际化的学员来源，与时俱进的课程内容和互学互鉴的交流模式。然而，“市长班”作为新中合作的桥梁作用不变，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致力打造知识交流高端平台的愿景不变，新加坡与中国携手聚力、共同发展的初衷和努力不变。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暨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市长班”变的是国际化的学员来源，与时俱进的课程内容和互学互鉴的交流模式。然而，“市长班”作为新中合作的桥梁作用不变，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致力打造知识交流高端平台的愿景不变，新加坡与中国携手聚力、共同发展的初衷和努力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