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大学时期，曾于1968年至1969年担任南洋大学历史学会刊物《读史剳记》编辑。1969年至1970年任南洋大学佛学会副会长，并负责该会刊物《贝叶》第4期和第5期的编辑工作。
大学毕业后曾执教鞭，继转入新加坡关税局。1972年进入建屋发展局服务。1990年至1993年任职怡安产业公司，派驻义顺市镇理事会。1994年起负责怡安（中国）产业公司房地产咨询与管理业务. 2000年5月前往澳洲Monash Mt Eliza Business School进修企业管理课程。2005年至2007年担任怡禾控股有限公司高层管理。2007年下旬至2010年初在上海、沈阳、昆山等城市负责房地产咨询及企业管理顾问直至2010年5月回国。现为国际知名房地产集团在新加坡公司的营运顾问。
任职怡安（中国）产业公司期间, 柯木林编写并出版了《物业管理运作指南》（2000年）一书，为同行业者提供规范管理的操作模式, 是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客座讲师。
此外, 柯木林对新加坡华人史及中国历史亦有深厚研究，业余孜孜不倦钻研史学，数十年如一日，深入研究新加坡华人 (新华) 历史与人物，为新马著名独立学者, 时受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邀请, 发表学木演讲, 很受欢迎; 同时也是报刊杂志, 广播电台, 电视媒体访谈对象.
学术活动方面，1986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时，被委为学术主任，领导学术组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华人史料，普及与开展华人历史研究的 工作，主编并出版《总会三年》(1989年)。文章多发表在学术期刊、会馆刊物、报章及杂志中，主要编著有：《新加坡华族史论集》(1972年)、《石叻 古迹》（1975年）、《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1986年）、《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1986年）、《读史随笔》（1988年）、《新华历史人物列 传》（1995年）、《石叻史记》(2007年)等。其中，《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曾获新加坡政府社会发展部颁发的1988年度书籍奖中的学术著作奖。
社团活动方面，曾任新加坡福建会馆理事、南洋柯氏公会秘书、中华总商会文史委员会委员，南洋大学学术会发起人（之一），现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研究与出版主任,新加坡国际郑和学会学术主任,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第六屆理事会海外顾问;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硏究院顾问;泉州市华侨历史博物馆海外顾问等。
华人精英人才大典 - 从官场商场到史学研究 - 记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
《世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著作学术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新加坡清史研究网 - 柯木林
http://qinghistorysg.com/新加坡与清史-singapore-qing-history/柯木林/
1969年至1970年担任南洋大学佛学会副会长，并负责编辑该会刊物《贝叶》第四期和第五期的工作。大学毕业後，曾从事教学工作後转入新加坡建屋局工作。
1989年至1992年在义顺市镇理事会服务
1993年起任职于新加坡怡安（中国）产业公司。
1986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时，被委为该会学术组主任。在他的策划下，学术组有计划，有系统地展开收集和整理华人史料，普及与扩大华人史知识的工作。1969年主编及出版了《总会三年》。
柯木林，业余从事历史研究，对新华历史人物有深入研究，已出版编著有九种，而发表在学术期刊，会馆刊物，报刊及书中篇章有二十多篇。1986年与林孝胜合著的《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一书获得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颁发的1988年度书籍奖中的学术著作奖。
主耍编著还有《石叻史记》 (2007)、《新加坡华族史论集》 (1972) 等。
柯木林的新浪微博博客：http://blog.sina.com.cn/kuabaklim
《南洋商报》 - 柯木林 许娟云 缔结良缘 (1972-9-20)
《星洲日报》 - 柯木林 许娟云 缔结良缘 (1972-9-20)
《海外华人社会科学家传记》 - 新华史学者柯木林
林彬
年7月5日，柯木林出生于新加坡。父亲柯文法20年代由家乡福建省海澄县东屿村南渡至沙捞越的古晋。30年代移居新加坡，先开杂货店，后在吻基一带经营 饲料生意。1960年生意失败后，经柯氏公会宗亲的介绍至小坡一家五金行当会计，直至1973年逝世。母亲林荫治为柯文法舅父的的养女，系柯文法在家乡的 发妻死后，在新加坡续娶的第二个妻子，生五男四女。由于在柯木林之前的三个哥哥及一个姐姐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夭折，因此，他在家中的排行仅次于另一个姐 姐，而居长子的地位。
柯木林从小受华人教育，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1955年进入公立大侨学校，1960年小学毕业。翌年升入新加坡 政府办的德明中学，至1966年高中毕业。早在儿童时期，柯木林就喜欢听故事，看连环画，对电台以闽南话播讲的《五虎平西》，及连环画《杨家将》等听到看 到入神。小学六年级时，开始看中国古典小说，对《水浒传》爱不释手。初中阅读《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西游记》、《说岳全传》、《粉妆 楼》等中国名著古典小说时，其情感常常随小说的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沉浮，有时潸然泪下，有时茶饭无心。
但促使柯木林对中国史产生兴趣的却是如 下的两件事。第一件是1962年在中学二年级教他历史科的一位女教师的讲课。这位女教师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而是南洋大学现代语文文学系的毕业生。但她讲 起历史来，从不照本宣科，却像讲故事般，绘声绘色，生动有趣。讲到清皇朝覆灭时，她说，清朝虽在1911年被推翻了，但末代皇帝溥仪如今尚在北京。大家如 有兴趣，可去见见他。女教师的这席话，引起柯木林对中国近代史的兴趣，也萌发了他渴望见一见溥仪的念头。当时，他买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读物，但渴望见到溥 仪的念头却一直未能实现。不过1988年春节，当他第三次访问北京时，还是设法访问了溥仪的“御弟”溥杰，请溥杰为他即将出版的《读史随笔》封面题字，总 算了却了他多年以来的这桩心事。第二件是1966年当他念高中二时，在新加坡上映的轰动一时的中国影片《甲午风云》。柯木林看完这部影片后，对这位在甲午 海战中为国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邓世昌非常佩服，触发了他收集邓世昌资料的热情。又隔22年后，当他1988年春节重游广州时，还特地请友人带他去凭吊邓世 昌的故居，进一步收集有关的文物。从这一亲身的经历中，他深深地感到要培养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潜移默化的普及工 作，对引起人们学习历史，认识历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正是他现在不辞辛劳从事新加坡华人史的普及工作的出发点。
在德明高中毕业后，柯 木林于1967年进入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在中学时，柯木林虽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兴趣，但是，他对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唐诗和宋词更有浓厚的兴趣。因此， 他原想在中国毕业后进南洋大学中文系。但没有料到教他高二历史课的老师的一句话，却使他放弃了选读中文系的念头，并影响了他以后的学术方向。这位历史老师 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但却常对学生说：“尽量去读别的系，最好不要读中文系”。不念中文系，那么念什么系才好呢？一打听之下，他才知道南洋还设有历史 系。于是他就选读了历史这门学科。
随着1965年新加坡的独立，独立前那种暴风骤雨般的学生运动已趋于平息。1967年的南洋大学校园内，风 风雨雨的学潮也已告安静下来。人1964年开始的大学改组工作，至1968年已接近完成。同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 1969年结束了美制的四年普通学位制，改为英制三年普通学位课程暨一年荣誉学位课程。柯木林就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开始和度过他的大学生涯。他勤奋读 书。为了在学术上有所造诣，他积极参加校园内有关的学术团体活动，参加了历史学会和佛学会。1968-1969年担任南洋大学历史会刊物《读史札记》的编 辑。1969-1970学年度担任佛学会副会长，负责编辑该会刊物《贝叶》第4期及第5期的工作。他还与王励谦（现为新加坡达利银行总经理）等一批志同道 合的同学筹款出版季刊《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份刊物刊载的介绍社会科学的知识性文章颇获好评。可惜因经费不济，从1969-1970年出了6期即停刊。他 在上述的3份刊物上共发表了《十九、廿世纪英法在暹罗纠纷的背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于学习新加坡历史应有的几点认识》等9篇文章。
1960年柯木林父亲的生意失败后，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他是靠领取政府每年资助的750元坡币助学金、姐姐裁缝店的收入及父亲的公积金的补贴，读完三 年的普通学位课程的。在1969-1970学年度历史系43名毕业生中，他名列第4。按他的成绩，可以再读一年荣誉学位课程。但是，此时他的父亲身患癌 症，弟弟尚在中学求学，他的父亲要他结束学业，出来工作，分担家庭经济，不赞成他读荣誉学位，相反的，他却坚信只有再读一年荣誉班，取得荣誉学位，才能谋 得个满意的职业。因此，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在他的女友，也就是现在他的太太许娟云的支持和资助下坚持再读了一年荣誉学位班。
在读普通学位期 间，柯木林选修《东南亚华人史》，开始有系统地阅读这方面的著作，但是，那时他对华人史并没有多大兴趣[1]。促使柯木林对新、马华人史发生兴趣的，是新 加坡国际知名的东南亚史专家许云樵教授的《马来亚丛谈》这本著作。此书原是许云樵教授应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之约而撰写的广播稿，其后收编成书出版。许教授在 这本著作中，以隽永、轻松的笔调，把枯燥、刻板的新、马华人史迹趣味化、通俗化，引起了柯木林莫大的兴趣。从而引导他“进入新、马华族史的研究领域” [2]。
柯木林就读荣誉学位班后，他所确定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华人民信业历史的论文：《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1948）》。民 信业的诞生与华人移居新、马的历史息息相关，史料浩如烟海，但多有矛盾与抵触之处。因此，在柯木林撰写此论文之前，对新加坡民信业历史的研究，尚属一片空 白。学术研究，贵在探索前人所未发现和没有定论的领域。为了写好这篇论文，柯木林从一开始就虚心地向老一辈学者学习，争取前辈专家的指导。他不揣冒昧地登 门拜访新马史学界的泰斗陈育崧先生，陈先生热情地把战前的剪报资料及有关文献借给他，并介绍他去拜访过去经营民信业的领导人物林树彦、周镇豪、黄正本。通 过访谈，从过去经营此一行业的人士的口述历史中，鉴别了材料的正误，得益匪浅。
他的这篇论文文笔简练，条理分明。他先从侨汇与民信业的起源、 历史发展以及战前新马侨汇对中国经济上的贡献写起，接着侧重地探讨了造成战后民信业极度繁盛的因素，最后分析了侨汇及民信业由盛而衰的原因。由于他把头绪 纷纭的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而这些资料又足以支持他的论断，因此，有一定的说服力。负责批改这篇论文的校外考委、伦敦大学的郑德坤教授对此比较满意，给 他的评语不错。郑德坤教授认为，能把零星的报纸资料整理出来，已属不容易的事，他对这篇论文的几个附录：《个案研究——本坡最活跃的民信局》、《黄金时代 中新加坡的民信局》及《华侨家用汇款统计表》尤表满意。1982年9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滨上武志（Hawashita Takeshi）至新加坡收集新加坡华人经济资料时，从南洋大学及新加坡大学历届毕业生论文中选中他的这篇论文，认为是唯一一篇有关新、马钱庄历史的论 文。滨下武志与柯木林素不相识，但他从南洋大学的毕业特刊中找到了柯木林的住址，特地约柯木林叙谈。
1971年，柯木林获得南洋大学历史系第 一等荣誉学位，由于家庭经济的关系，他未能进一步攻读更高的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开始执教鞭，其后转入政府部门工作。柯木林所从事的工作与所学的专业不对 口，但他对历史研究的热忱丝毫没有减退。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往往使我们低回赞叹，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使我肃然起敬。读史可使我拍案叫 绝，亦可使我黯然流泪”。“更何况历史研究可鼓舞我在出境中前进，这是我毕业至今，从未放弃历史研究的原因”。对于所学专业与工作不对口，柯木林也有他的 解释。他说：“我喜欢读书，但讨厌考试。同样的，我不想把对历史的爱好职业化。一旦爱好职业化了，所作所为都要想到饭碗问题，多没意思。与其说我的专业不 对口，不如说我故意找不对口的专业，以避免一旦爱好职业化或专业化了，对它产生厌恶感！”
基于这种信念，柯木林怡然自得，在忙碌的公务和社会 服务工作之余，仍不间断历史研究工作。1973年，在陈育崧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他与林孝胜等五位同道好友，利用工余时间，寻幽访古，实地勘察新加坡有代 表性的华人古迹，写出了《石叻古迹》一书，为抢救新加坡有历史价值的华人古迹做了意义深远的工作。除已收入《石叻古迹》的6篇文章外，在此前前后后他还撰 写了13篇新加坡华人史的文章，以及20余篇中国史的文章。
1986年12月他把《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等9篇华人史的文章与林孝胜撰写的 《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等6篇文章合辑为《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一书，交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广州暨南大学朱杰勤教授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柯木林先生 的文章篇幅不多，而言之有物，文字流畅，有独到之处”。“其中有关左秉隆、叶季允、薛佛记及林树彦诸篇自是精心结构之作”。“过去虽然有些文章论及左秉 隆，但柯先生的文章在材料上有补充，在议论上有创见”。“数十年前，陈育崧先生写过一部《南洋第一报人》的小册子，介绍叶季允的学行，但侧重于叶氏学术文 艺，未能深入细致地分析叶氏的办报思想及其影响。今待柯木林《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一文加以补充，可谓相得益彰了”。[3]
1988年8 月，这部著作获得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颁发的1988年度书籍奖中的学术著作奖。柯木林在获此奖时，颇有感慨地说：“1973年，《石叻古迹》出版以后，没有 引起反响。这几年来可不同了，人们对历史已感到兴趣，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各个宗乡会馆都很关心历史的研究、展览与出版，说明人们已经培养历史感”。[4]
随着新加坡建国2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人民物质生活的日新月异，西方文化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冲击着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价值 观。如何教育年轻一代的华人继承与发扬先辈刻苦耐劳的美德，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忘掉“根”和“本”，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86年1月，新加坡宗乡 会馆联合总会成立，柯木林被委为学术组主任。按照该会促进华人对华人优良传统文化更进一步了解的宗旨，在柯木林的策划下，学术组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收 集、整理华人史料，普及与推广华人史知识的工作。已完成的有以下三项工作：
一、1985年8月在总会筹备期间，与新加坡《联合晚报》联合主办 征求历史图片；在此基础上又与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联合举办“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图片展览”，通过展出了图片使人们了解新加坡华人历史的进程。与此同 时还出版了《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画册，柯木林与口述历史馆助理馆长林孝胜、国家档案馆副馆长林源福负责此画册的编辑。
二、费时一载，于 1987年6月拍摄完成新加坡第一部华人历史纪录片《抚今追昔》。这部30分钟的纪录片，运用现代科技，把一百多年来华人的重要古迹、人物、事件、文献等 串连起来，重现了新加坡先辈华人披荆斩棘，把新加坡从沼泽密林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国家的史实。柯木林除与林孝胜、林源福担任此录像带的历史顾问外，另 与洪保苏负责撰写旁述词。
三、1987年7月1至10月，与新加坡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石叻夜话》节目。由柯木林主讲，共18讲。节目以一问一 答的形式，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地讲述了新加坡华人有关人物、事件和古迹。这是继1960年马来亚广播电台邀请东南亚史专家许云樵教授主讲《马来亚丛谈》以 来，第二次播送谈华人史的节目。
此外，作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晚晴园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柯木林还担任该管委会在1988年5月摄制的《晚晴园与 孙中山》录像带的历史顾问和撰稿人。这部22分钟的录像带概括性地介绍了晚晴园的沧桑史、孙中山三次住在晚晴园的情景及孙中山活动有关的史迹、新加坡华人 积极支援辛亥革命的活动，以期达到激起人们，尤其年青一辈对孙中山史实的兴趣，发扬孙中山忧国忧民，天下为公的精神。
在短短的几年内，柯木林在普及与推广华人史的工作上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他并没有满足现况，他认为，已进行的这些工作只是一个开端。历史研究是千秋大业的事，必须细水长流。
柯木林有个美满的家庭。太太许娟云是贤内助，育有两女。长女柯梦茵（现年14岁），次女柯梦荃（现年12岁）。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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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及 [2] 柯木林：《记许云樵教授》，《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1982年。
[3] 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第7页，南洋学会1986年12月。
[4] 新加坡《联合早报》，198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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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Profile of Kua Bak Lim ( Revised)
Mr Kua Bak Lim is a renowned historian whose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Singapore Chinese community history and pioneers. Mr Kua graduated with a first class honors degree in History from the Nanyang University in 1971. After graduation, he worked at the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HDB) for several years. Presently, Mr Kua is the Chairman of the Research Committe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SFCCA).
In addition, Mr Kua is the academic advisor to several cultural institutions, both overseas and local, such as the Quanzhou Museum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Singapore).
During his tenure with SFCCA, Mr Kua had researched and compiled various publications such as “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 in Feb 1986.
His latest and most acclaimed book is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新加坡华人通史》) which was launched by PM Lee Hsien Loong in Nov 2015. In Aug 1988, he was awarded an Academy Book Award for his book “The Stud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 (《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 by the Singapore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Mr Kua had worked with NLB on the exhibition entitled “Money by Mail to China: Dreams and Struggles of Early Migrants” in Sep 2012 and several other programmes such as the Hokkien Heritage Symposium in Apr 2011.
List of publications by Mr Kua Bak Lim :
1 "Symposium of the Chinese History in Singapore " (《新加坡华族史论集》) Dec 1972
新加坡 :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2 "Historical Monuments in Selat” (《石叻古迹》) Apr 1975
新加坡 : 南洋学会
3 " The Stud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 (《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 Apr 1986
新加坡 : 南洋学会
4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Feb 1986
Singapore.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口述历史馆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 National Archives 国家档案馆
5 "A Reflection of Our Past" (《抚今追昔》）Historical documentary Jun 1987
新加坡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6 “Discourse on the Reading of History” (《读史随笔》) Jan 1989
新加坡 : 南洋柯氏公会
7 "Three Years of SFCCA” (《总会三年》) Jan 1989
新加坡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8 “Prominent Figures of the World Fujian Communities：The Singapore Chapter”(《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Nov 2012
新加坡：新加坡福建会馆
9 “Singapore Chinese : Then and Now" ( 《图说石叻坡》）Feb 2014
新加坡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0 "Who's Who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Nov 1995
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
11 " About the KUA ( KE) Clan in Singapore ”( 《走近新加坡柯氏宗族》）Oct 2015
新加坡：南洋柯氏公会
12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新加坡华人通史》) Nov 2015
新加坡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3 “From Longyamen- The Gate of Dragon Teeth to Singapore ：The Hub of Maritime Civiliz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Dec 2016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emark: 27-04-2017 @ 21:13
孔夫子旧书网 - 柯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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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aobao.com.sg/byline/ke-mu-lin
马英九访问晚晴园（2019 年6月6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webarchives/landing-page
Blogspot: https://eresources.nlb.gov.sg/webarchives/2019-08-14%2011:55:59.000/wp/details/http:%2F%2Fkuabaklim.blogspot.com%2F
Sin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webarchives/2018-02-06%2016:50:34.000/wp/details/http:%2F%2Fblog.sina.com.cn%2Fkuabaklim
《学文》21期 - “吾心沉醉此景中”：我的历史人生
2020年10月，通过许源泰博士认识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邱克威副教授，他要我为他编辑的《学文》期刊写一篇自述，考虑再三，欣然答应。
作为历史学者，文字记录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受邀撰稿，使我有机会静下心思，总结过去几十年来个人在研究华人史方面的心路历程。如果读者阅读此文后能得到某些启示，也是一件好事。
故事要从2019 年5月倒叙。
2019 年5月24日（星期五）, 我获颁第三届 “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 由时任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颁发。当晚我领取了由本地雕塑家杨子强所设计的华族文化四色结奖座，一万元新币的奖励金，以及上限为一万元的项目资助。（img 1）
2019年的 “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 总提名32份，其中三分之二来自艺术表演领域，其余则来自文学、教育、研究、民俗等领域。共18名个人以及4个团体首次获得提名。幸运的事, 在此众多提名中, 我脱颖而出, 得了 “个人贡献奖”。我致力于新加坡华族历史研究长达40余年，编著多套史册, 40余年的努力, 总算没有白费。
“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兴趣会化为奖状，我的坚持会在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年之际开花结果。今天的奨励，是好事也是压力！感谢我的老师、同道、家人这些年来给予的任何支持与协助”。这是得奖感言, 也是最真实的感受。
73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首过往一个甲子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有的模糊，有的清晰。总结个人一生, 大致可分为：（一）读书学习（二）官场商场（三）社会活动（四）晚年著史四个阶段。
• 读书学习 (img 2)
1948年7月5日（农历戊子年(肖鼠)五月廿九日 星期一）黄昏时分，我出生在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克罗士街上段） 81号的陈大药房。这是一间私人诊所，母亲时年35 岁。当时我们住在俗称赌间口的中国街（China Street) 19 号三楼，月租 $ 27/- , 这建筑物至今还在。这里是新加坡市区的繁华地段，早年南来移民聚居处。
那时，太平洋战争刚结束三年，侵占新加坡的日军投降了。我在和平时期诞生，很是幸运。此前10多年，即1930年代， 父亲柯文法 ( 1911.10.26—1973.09.07 ) 由家乡福建省海澄县东屿村（今属厦门市海沧区）南渡至沙捞越的古晋, 之后移居新加坡，先在芽笼 (Geylang) 靠近31 巷开杂货店（遗址尚存），继而在新加坡河畔的吻基（Boat Quay)与友人合股经营饲料生意。1960年生意失败，经南洋柯氏公会宗亲的介绍, 至小坡一家五金行当会计，直至1973年逝世。
母亲林荫治 (1915.01.25—2005.03.24) 为父亲舅舅的养女，系父亲在家乡的发妻 ( 我的大妈）逝世后，在新加坡续弦的，生四男三女。由于我之前的两个哥哥及一个姐姐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夭折，因此，我在家中的排行仅次于同父异母的姐姐，而居长子地位。我之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五个月大时， 父亲特地申请姐姐从中国来新加坡照顾我。所以我从小由姐姐带大，姐弟感情很好。(img 3)
听父亲说，他战前在芽笼经营的杂货店, 商号“和发” , 生意不错。其舅舅（我的外祖父）心地险恶，日据时代到日本宪兵部诬告父亲无牌照售卖米粮，致使父亲被日本宪兵逮捕。还好他命不该绝，冒险逃脱才免于难，但父亲的合伙人却被枪杀。外祖父霸占了杂货店，父母从此居处不定，两位哥哥和一位姐姐在漂泊中夭折。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读中三时把这故事写了出来，并说恨外祖父、要报仇。班主任万正纯老师对这篇作文《我最难忘的一个人》的评语，至今我还记得 ：“ 这篇文章叙事强，文句通顺，但不是一个晚辈对祖父应有的态度”。
1951年我们搬到双口鼎 （Alexandra Road）一处违章建筑，租金每月$ 40 。1954 年自购一间锌板屋 ，屋价$ 3000/-, 地点在大成巷口，门牌288-Z Airport Road (后改为8A) 。这里距巴耶利峇机场（Paya Lebar Airport）很近，那时机场路（Airport Road ）还在铺设，挖土机很吵，泥尘滚滚，所以印象深刻。大成巷是出名的私会党活动地区，双枪大盜林万霖在这一带“很有名”。小时候曾亲眼目睹私会党群殴械斗，也有小混混想邀我参加私会党，被姐姐及时发现阻止。
1955年我小学一年级。本来是要报读英校的，但因错过入学报名时间才报读公立大侨学校（Tar Keow Public School）。或许是命中注定，如果我是英校生，不知现在做什么？大侨学校距住家很近，设备简陋，后来才知道这间学校的程度不错，教师素质也高。大侨学校于1936年创校，经历几次搬迁，最终坐落在宏茂桥54街 （Ang Mo Kio Street 54），2018 年12月走入历史。
小学三年级（1957年）时参加作文比赛，题目《我最快乐的一天》，写的是准备过农历新年的愉快心情，获全校公开组第一名。当年校长刘俊楷还颁发了奖状，可惜没有保留下来。现在思之，似乎我从小就对写作产生兴趣，有点记录狂。或许这也是日后选读历史系的伏笔吧！
我读书成绩中上，五年级时全班排名第8，但有一科考试不及格，“试读” 六年级，最后过关。 1960年小学毕业, 翌年升入德明政府华文中学（Dunman Government Chinese Middle School）, 从1961年初中一至1966年高中二毕业，我在德明读了六年的书。
德明政府华文中学是一所官办的华文中学，校园设备及师资在当年是一流的。譬如美术老师刘抗就是名画家，校长陈人浩的书法更是有口皆碑。我的中学毕业证书有陈人浩的亲笔签名。德明中学今天仍是名校，是新加坡政府特选学校。(img 4/5)
早在儿童时期，我就喜欢听故事看连环画，对新加坡广播电台以闽南话播讲的《五虎平西》，及连环画《杨家将》等听得看得入神。所以我崇拜历史人物，崇拜伟人事迹，但也有追星的倾向。当时喜欢的香港电影女明星有丁浩、尤敏、夏梦、白茵等。比较喜欢的男明星是忧郁小生雷震。曾经写信给丁皓，还得到她赠送的一张签名照，可惜因搬迁没有保存下来，否则也是历史档案了。中国演员则喜欢舒适、刘琼、杨丽坤和黄婉秋。
中小学时期喜欢看的杂志是《南洋儿童》、《儿童乐园》、《世界儿童》，都是香港的进口杂志。尤其喜欢《南洋儿童》的“小强的故事”。我个人的照片也被选登在第38 期的《南洋儿童》封底内頁“爱读本刊的读者” 专栏，这本刊物后来借给了一位朋友没有归还，算是永远遗失了，至今思之，还觉惋惜。印象中《南洋儿童》编辑部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中10号。1974年我第一次旅游香港，特地专程按址登门造访。香港寸土如金，《南洋儿童》编辑部也只是间小办公室。如今《南洋儿童》己停刊！
小学六年级时开始阅读小说。记得第一本阅读的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是老师指定的假期作业，开学后要向全班同学讲述小说的内容。我也喜欢《木偶奇遇记》。但自从读了《中国名著故事选》之后就着迷了。此书1959 年由香港今代图书公司出版，分三册。我十分喜欢这本书，一直保留至今。这本书引起我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从这里入门，开始对《水浒传》爱不释手。个人情感常常随小说中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沉浮，有时潸然泪下，有时茶饭无心。
到了中学二年级，中国著名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西游记》、《说岳全传》、《粉妆楼》、《说唐》、《宋太祖征南唐》等等，大都阅读完毕。当时读的四大名著是世界书局出版的节本，快速易懂。父亲给的零用钱，也省下购买这些小说。始料未及的是，当年懵懵懂懂地读这些文学作品，是为日后的历史研究打下基础。但促使我对历史产生兴趣的却是以下两件事。
第一件是1962年读中学二年级时，教历史课的女教师王映雪，她虽然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而是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但她讲历史，绘声绘色，生动有趣。 讲到清朝覆灭时说，清朝在1911年被推翻了，但末代皇帝溥仪如今尚在北京, 大家如有兴趣，可去见见他。老师的一席话，引起我对中国近代史的兴趣，也萌发了渴望一见末代皇帝的念头。当时还买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读物。事隔26年后，1988年春节，当我第三次访问北京时，溥仪已逝世，却拜会了溥仪的“御弟”溥杰，当时还请溥杰为我即将出版的《读史随笔》一书封面题字，总算了却了多年来想见末代皇帝的心愿。1988年6月16日 (星期四）我在《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发表<会爱新觉罗·溥杰谈末代皇帝>一文, 描述了当时拜见溥杰的情景。(img 6)
第二件事是在1966年。当时我念高中二年级，新加坡上映了轰动一时的中国电影《甲午风云》。看完这部影片后，我对这位在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邓世昌非常钦佩，触发了收集邓世昌资料的热诚。也是在1988年的春节，我重游广州，专程去凭吊邓世昌故居。在华工作期间，也特意造访了所有与甲午战争有关的历史遗迹。从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威海的海军公所、北洋海军提督署、“定远号”风景区，乃至天津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都有我的足迹。2009年5月20日，在山东威海举办的《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受邀出席，会后写了一篇 <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的历史反思---兼谈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舰队> 的长文，收录在戚俊杰、郭阳主编的《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2012年10月）。
从这些亲身经历，我意识到要培养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普及历史知识是十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普及工作，对引起人们学习历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正是我日后不辞辛劳, 从事新加坡华人史普及工作的出发点。
高中毕业后，1967年进入南洋大学历史系。中学时代虽对中国近代史产生兴趣，但我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更加热爱。原本想念中文系，但没有料到高二历史课的潘先钦老师的一句话，却使我放弃选读中文系的念头，并影响了我日后的学术方向。潘老师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但却常对学生说：“尽量去读别的系吧，最好不要读中文系”。不念中文系，那么念什么系才好呢？打听后才知道南洋大学还有历史系, 于是我就选读了历史这门学科。
1965年新加坡独立，独立前那种暴风骤雨般的学生运动已趋平息。1966年4月25日，新学制开始实施, 结束了四年普通学位的美国学制，改为三年普通学位课程暨一年荣誉学位课程的英囯学制。1968年5月25日政府宣布承认南洋大学学位。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和渡过大学生涯。
大学时期，我积极参加校园内学术团体的活动，主要是历史学会和佛学会。1968/1969年我担任南洋大学历史学会刊物《读史札记》编辑。1969/1970年度被选为佛学会副会长，负责该会刊物《贝叶》第4期及第5期的编辑工作。同时还与商学院同学王励谦（曾任新加坡达利银行总经理）等筹款出版《社会科学研究》(季刊)。我在上述的三份刊物共发表了《十九、廿世纪英法在暹罗纠纷的背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于学习新加坡历史应有的几点认识》等九篇文章。
《社会科学研究》由陈人浩封面题字。这份刊物每本售价$0.40, 当时还邀请谢哲声（南洋大学商学院院长）、李廷辉（新加坡政治研究所副主任）、魏维贤（新加坡大学教育学系高级讲师）与林钦蕴（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院长）为编辑顾问。季刊所刊载的介绍社会科学知识性文章，均获好评。可惜因为经费不济，从1969至1970年，只出版了六期即停刊。
修读普通学位期间，我选修《东南亚华人史》，开始有系统地阅读这方面的著作。然而当时我对华人史并没有多大兴趣。促使我对新马华人史发生兴趣的，是国际知名的东南亚史专家许云樵 （1905-1981年）教授的《马来亚丛谈》这本著作。此书原是许云樵教授应马来亚广播电台之约而撰写的广播稿，其后收编成书出版（1961 年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许教授在这本著作中，以隽永轻松的笔调，把枯燥刻板的新马华人史趣味化、通俗化，引起我莫大的兴趣，从而引导我进入新马华族史的研究领域，直至今日。
我是靠领取政府每年资助的750元坡币助学金、姐姐裁缝店的收入及父亲的公积金的补贴，读完三年的普通学位课程。在1969/1970学年度历史系43名毕业生中，我名列第四。按成绩，可以再读一年荣誉学位课程。但是此时父亲身患癌症，弟弟尚在中学求学。自1960年父亲生意失败后，家庭经济不好, 要我结束学业出来工作，分担家庭经济，不赞成我读荣誉学位。然而我却坚持要读。不顾父亲反对，在女友，也就是日后我的太太许娟云的支持和资助下，继续读了一年的荣誉班。
考取荣誉学位必须撰写论文。当时我的论文题目是《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1945-1948）》，指导老师崔贵强。民信业的诞生与新马华人移民史息息相关，但史料浩如烟海，又有矛盾与抵触之处。为了写好论文，我登门拜访了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 （1903-1984年）。陈先生热情地把战前的剪报资料及有关文献借给我，并介绍我去拜访当年经营民信业的领袖人物林树彦、周镇豪、黄正本等。通过访谈，从过去经营民信局行业人士的口述历史中，鉴别了材料的正误，得益匪浅。
当年荣誉班同学的论文，多侧重于政治史的研究。我这篇侨批论文涉及经济史，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作为历史系的学生，要写涉及经济理论的论文，并不容易。我于是自费参加由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主办的经济学课程，在晚间修读经济学科。
我的这篇论文先从侨汇与民信业的起源、历史发展以及战前新马侨汇对中国经济上的贡献写起，重点探讨了造成战后民信业繁盛的因素，最后分析了侨汇及民信业由盛而衰的原因。由于将头绪纷纭的资料整理得体，而这些资料又足以支持我的论断，有一定说服力，因此负责评审这篇论文的校外考委，伦敦大学的郑德坤教授对这篇论文给予很高的评价。郑教授认为，能把零星的报纸资料整理出来，实属不易，郑教授对这篇论文的几个附录：《个案研究——本坡最活动的民信局》、《黄金时代中新加坡的民信局》及《华侨家用汇款统计表》尤表满意。郑德坤教授的评语，使我考获了第12届（1970/71 年）历史系一等荣誉文学士学位。这篇论文，填补了新加坡民信业历史的空白，至今仍受重视。
1982年9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滨下武志（Hawashita Takeshi ）来新加坡收集华人经济资料时，从南洋大学及新加坡大学历届毕业生论文中看中我的论文，认为这是唯一一篇有关新马钱庄历史的论著。滨下武志与我素不相识，但他从南洋大学的毕业特刊中找到了我的住址，特地约我讨论。滨下武志现为日本著名汉学家，已退休。
我的毕业论文发表43年后，2013年4月, 由中国国家档案馆主办, 福建省档案馆与广东省档案馆协办的〈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工程国际研讨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受邀并发表专题论文《一个新加坡学者眼中的侨批》, 籍以支援 “中国侨批” 的申遗工程。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第11次会议上，由福建、广东两省联合推荐、中国国家档案局申报的“侨批档案”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 官场商场
1971年大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关系，未能进一步攻读更高学位。走出校园，初执教鞭，后转入政府部门工作。
教育部与关税局都是政府部门，在这两个部门我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在德惠中学（Jalan Teck Whye Secondary School）执教，我任临时教师约半年时间。虽然仅短短半年，却教出一位奇葩学生。这位学生日后遁入道门，法号至旺道长，做了新加坡道观玉皇宫住持，新加坡道教协会会长。2019 年至旺道长邀请我，他当年的老师，主编《受禄于天：走进新加坡玉皇宫》一书作为新加坡开埠200 年献礼，或许这是道缘吧！
我在关税局待了一年时间就离职加入建屋发展局。这是我职场生涯中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建屋发展局为法定机构，较之政府机关，比较有自由度。
在关税局工作一年，心情是郁闷的。我被派驻海关缉私组 （Customs Harbor Division），工作性质需要三班倒：一天早班 （7am-3pm）、一天中班 (3pm-11pm)、一天晚班 (11pm-7am), 周而复始。即是说人家休息你上班，人家上班你休息。因为轮班关系，失去很多社交机会，所以一直想跳槽。后来申请了建屋发展局的工作，面试后却迟迟未获回音。等得不耐烦，乃往天福宫拜佛求签。得到的签诗却是“风中点烛”，似乎希望渺茫。当时我的女友鼓励说要看风大还是风小。果然不久，收到来函，我被录取了。多年以后，我向建屋发展局秘书处查询何以当年等很久才收到答复，才知道我是第三名侯补，也就是前两位被成功录取者拒绝接受，我才有机会。正如签诗上所说的“风中点烛”，好灵呀！从这以后，我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凌晨，只要在新加坡，必到天福宫上香，直到今天。
1972 年5月我加入建屋发展局时， 新加坡正大事发展“居者有其屋”计划，需要大量管理人员。1974 年3月在还没有转正的情况下，我就被提升为区办事处（Area Office , 即后来的Branch Office，分局 ）代理主任，即一区总管。当时每间区办事处统辖约1万5000单位的组屋。如果以每单位组屋有四名住户计算，一间区办事处至少要照顾5-6 万居民。我常将之喻为古代的“万户侯”。那时我才26岁，从这个时候开始迄至退休，我一直居于领导地位，在职场生涯中还算顺利。
我服务建屋发展局16年（1972-1989年），在所负责管理的区办事处中，河水山区办事处（Bukit Ho Swee Area Office) 对我而言印象比较深刻的。原因是此前我管理的马里士他区办事处 ( Balestier Area Office) ，有些行政措施处理不当， 被上级于24小时内调离，转到河水山区办事处。河水山是旧住宅区，因19世纪甘蜜种植商载河水（Tay Ho Swee 1834-1903年）的园坵在这一带而得名。1963 年这地区曾发生过新加坡历史上严重火灾，所以此处居民泰半是灾后重建迁回的。
我认为这地区很有历史意义，决定收集资料，并联合国家档案及口述历史馆编写《河水山组屋区的形成：从荒芜到进步》（The Emergence of Bukit Ho Swee Estate: From Desolation to Progress) 一书。这是中英文版的图片集，1983年11月出版。此书以173张历史图片，记录了河水山经过三次大火洗礼后（1934年、1961年及1968年），如何从废墟中重建新家园的事迹，可谓是第一本有关政府组屋区的图片集，也是新加坡第一本地方史。
1990年新加坡政府提倡组屋管理私营化，我被调往建屋发展局属下的子公司----怡安产业公司（EM Services Pte Ltd) 任产业经理，负责义顺市镇理事会的物业管理工作， 同时兼市镇会总经理及秘书长。这是新任务，也是新尝试。以往任职区办事处总管时，很多时候是居民有事求助于你。现在我们受市镇会委托管理产业，必须学会与市镇会理事袞袞诸公打交道。公关与情商在这方面成了领导人的重要素质，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日常行政工作。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即是我负责的义顺市鎮理事会是以华族先贤林义顺（Lim Nee Soon 1879-1936 年）命名的。林义顺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与陈嘉庚有姻亲关系。为了表彰这位先贤的贡献, 市镇会特别设立“义顺室”，录制《家在义顺》（Yishun Our Home）记录片，展示义顺区的历史发展，又在义顺公园树立林义顺铜像以资纪念。
在义顺区竖立林义顺铜像纪念这位先贤，原本是以高立人博士为主席的义顺市镇会的主意， 我就是此市镇会的总经理兼秘书长。但是，1991年8月全国大选后，由于反对党民主党的蒋才正在义顺中区当选，而原定要竖立铜像的义顺公园又在义顺中区范围内，因此，包括铜像在内的整个义顺公园发展计划，就交由蒋才正为主席的义顺中市镇会处理。高立人博士又在他的义顺南选区再塑一尊，林义顺铜像就此闹双胞。
这两尊铜像的高度（2.3 公尺）、重量（700公斤）和造型相差无几，立于3公尺高底座上，而且都是由上海油画雕塑院的三名著名雕塑家陈古魁、王志强、吴慧明负责雕塑。两尊铜像的制作费大约相同，各为8万多元。不同的是伫立义顺南第八邻区公园的林义顺铜像手拄拐杖，竖立义顺镇公园的铜像则是手握圆帽。（img 7）
当时此项计划引耒不少争议。作为历史学者，我至今仍坚信为林义顺塑像是对的。这两尊铜像目前尚在，但已迁址，铜像的底座也折了：一尊在义顺中心（Yishun Central 1) 大牌934座，建屋发展局义顺分局办事处前；另一尊在华侨中学校园内。事隔31年林义顺铜像已是文物了；而时任义顺市镇会主席兼义顺南区议员高立人博士亦于2015 年逝世，致哀！
1991 年8月大选的结果，我所负责的义顺市镇理事会必须重组。 1994年6月我被调离市镇会，改任怡安（中国）产业公司总经理，这是新加坡怡安产业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经营中国房地产的管理、咨询与培训工作。当时业务遍及厦门、泉州、苏州（工业园）、上海、北京等地。
本以为可以继续在市镇会工作，却没想到因大选的结果而被调离。如果不是大选关系，我不会离开市镇会，也没有机缘到中国工作。“凡事与愿违，上苍必有安排”。人生际遇风云，不同阶段的不同选择，决定了日后生命的轨迹与方向。遭遇小挫折不必太在意，或许这是为你另开新天地的契机，顺其不顺便是顺。在整个职场生涯中，被派往中国是重要转折点。在华经商经验对我至关重要。这使我的视野、胸𦡞与思维，豁然开朗，真的有点脱胎换骨的感觉。我因此深深地到感觉，人一定要 “走出去” ，不可局囿于小圈子。
从1994 年至2009 年，我前后在中国待了15 年，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15 年。期间根据新加坡的物业管理经验，配合中国的国情与法规制度，编写了《物业管理运作指南》一书。此书出版后一纸风行，2000年6月初版，2012年10月再版，如今这本书在中囯已成为物业管理同行与大专学府参考书。在华期间，我亦时常受邀到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授课，参加中国房地产高端论坛与会议、接受当地报章媒体杂志访问，这些都是任职怡安（中国）总裁时的主要活动。
怡安（中国）在华运作10 多年，因新加坡总公司策略改变，乃结束在华业务。2007 年4月我回返新加坡后申请提早退休，时年58 岁。当时，新加坡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2岁，提早退休的原因有二，一是从中国回来以后，好像不太适应这里的工作方式；其二，在职场上的工作年龄还有四年的剩余价值，可以找机会到私人企业工作。毕竟过去20多年都在官场、法定机构或政联公司上班，现在倒是想看看私人企业的运作方式。
说实话，退休初期有点失落感。已太适应了每天早上起来梳洗上班的日子，现在晨起后面对漫漫长日，没有目标，不知如何是好。偶尔也会回忆起工作期间的甜酸苦辣。尤其怀念在华期间的日子，既艰辛又甜蜜。所幸的是，此时新加坡青年书局想出版一套《南洋大学术论丛》，主编陈剑找到了我，于是开始整理旧稿，辑成《石叻史记》一书，交由青年书局出版（2007 年8月）。
退休不到半年，又重作冯妇。从 2007 年8 月开始，我辗转在上海、沈阳、昆山的私人企业工作。2010年6月加入新加坡的莱坊物业管理公司（Knight Frank Estate Management Pte Ltd) 任营运顾问( Operations Support Consultant) 至2012 年8月离开莱坊。这是我第二度退休，此后不再涉足职场。从这时开始，我已有经验管理退休后的生活。
综上所述，我是所学非所用。对于所学历史专业与工作不对口，有时也不免自我安慰一番。正如我喜欢读书，但讨厌考试的道理一样。同样的，我也不想把对历史的爱好职业化。一旦爱好职业化了，所作所为都要想到饭碗问题，多没意思。与其说我的专业不对口，不如说我故意找不对口的专业，以避免一旦爱好职业化或专业化了，产生厌恶感！
虽然不能学以致用，但对历史研究的热忱丝毫没有减退。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往往使我们低回赞叹，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使我肃然起敬。读史可使我拍案叫绝，亦可使我黯然流泪。更何况历史事件可鼓舞我在逆境中前进，历史硏究对个人而言是一种人生修养。帝王将相御人之术，可以作为管理的借鉴，这也是我自毕业至今，从未放弃历史研究的原因。而且在工作期间，时刻不忘留下历史记录，所谓 “雁过留声” 是也。
• 社会活动
前文述及，大学期间我参加校园内的学术团体活动，担任学会刊物的编辑工作，同时还与同学筹款出版季刊, 发表文章, 这为日后我活跃于华人社团及编写大型史册而铺路。可以说，大学时代参加的课外活动，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毕业后延续，奠定了社会活动的基础。
1971 年大学毕业不久，参加了中峇鲁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每个星期三晚上协助该区国会议员庄日昆接见民众，成为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在社会基层组识活跃约16、17年，才把精力转投在宗乡会馆的活动上。
新加坡建国后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冲击华人社会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如何教导年轻一代继承与发扬先辈刻苦耐劳的美德与精神，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华人宗乡会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近百年的新加坡华族史上，会馆曾经扮演重要的角色。建国后宗乡会馆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发扬与保留母族文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配合既定的国策。1986 年1月27日成立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简称宗乡总会)，是新加坡华人史上的大事。宗乡总会成立的意义，在于抢救华人意识和维护中华文化的传承。此后30 年，我个人的社会活动与宗乡总会推广的文化项目，紧密地结合一起。
宗乡总会成立后，我被委为学术主任。这是一项义务工作，不是受薪的。按照宗乡总会宗旨，我负责的学术组（即今学术委员会）主要是推广、普及、保存及整理华族历史文化。这项工作分几方面进行:
(一) 1985年8月在宗乡总会筹备期间，我们与《联合晚报》联办《历史就在你家里》活动 (1985年9月至1986年3月)，向民间征集历史旧照片。之后在此基础举办《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图片展，并与时任口述历史馆助理馆长林孝胜、国家档案馆副馆长林源福联合编辑《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同名画册（1986 年3 月），让人们了解新加坡华人历史的进程；
(二) 1986年8 月筹办 “新华文史资料中心” , 库存许云樵教授所赠五万册藏书;
(三) 1987年6月，费时一年，完成拍摄新加坡第一部华人历史纪录片《抚今追昔》。这部30分钟的纪录片，运用现代科技，把一百多年来重要的古迹、人物、事件、文献等串连起来，重现了先辈华人披荆斩棘，与新加坡从沼泽密林, 发展为一个现代化城市国家的史实。我为此记录片的历史顾问之一；
(四) 1987年7月至10月，与新加坡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石叻夜话》节目。由我主讲，共18讲。节目以一问一答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述新加坡的有关人物、事件和古迹。这是继1960年马来亚广播电台邀请许云樵教授主讲《马来亚丛谈》以来，第二次播送谈华人史的节目。1989年9月29日至12月1日，我们也在中华总商会首开《中华文化十讲 》名家讲坛 , 很受欢迎。
1989 年是宗乡总会成立的首三年，我负责主编出版《总会三年》（1986-1989 年）纪念特辑。也就在这年的5月，宗乡总会决定用五年时间,分几个阶段完成《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的计划。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作为宗乡总会成立10周年纪念的重点项目, 我担任该书总编纂。1995年11月《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出版, 标志着宗乡总会在保存先辈史料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书共收录了1176名先贤事迹，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从1819年新加坡开埠至1990年止, 跨越170年的时空。
完成编纂《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后，由于工作关係，1996 年5 月我卸下学术主任一职，前往中国工作。自1985年9月当 宗乡总会还在筹备委员会的阶段加入作为首任学术主任，至1996离任，我服务宗乡总会达10年之久。此后，我在中国各大城市从事房地产管理、经营与咨询业务, 很少注意或涉及本地社团与会馆的活动。
2009年我从中国返回新加坡时，没有即刻重返宗乡总会。因为手上还有一些未处理之事。回新后，我发现了一些变化 : 宗乡总会会址搬迁了，工作人员也增多。新加坡的社会迎来不少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许多是来自中国的移民。这批外耒人士，本地报章媒体付予了他们一个专有的名词 : “新移民”。 百年前移民浪潮 , 百年之后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这岛国上 , 历史正在重演 ?
与以往一样, 南来的移民需要帮助。传统上, 这是宗乡会馆所扮演的角色。早年宗乡会馆在团结乡亲、排难解纷问题上 贡献不小。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宗乡总会可以扮演更重要角色。如何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与其他各族同胞和谐共处, 成了宗乡总会新的任务。
2010年10月30日 (星期六) 宗乡总会的历史又翻过了新页。在宗乡总会服务25年的黄祖耀（时任大华银行集团董事主席），把主席的重担顺利地移交给新的会长--- 在建筑界长袖善舞的蔡天宝。黄蔡二人祖籍同属福建, 他们在新加坡福建族群中, 享誉甚隆。和黄祖耀作为金门会馆会长一样, 蔡天宝同时也是福建会馆会长。
也就在这年，我重掌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此间前后30 年，我见证了宗乡总会从诞生至“而立之年” 的历史历程。2011年1月，当宗乡总会纪念成立25周年之际，我撰文〈“一万年来谁著史”— 重返宗乡总会绪言〉，发表在《总会二十五年》特辑 ，表达了个人参与宗乡总会的感想。
必须感谢蔡锦松，是他把我引进宗乡总会的。锦松是当年宗乡总会的首任秘书长，也是我中学时期的学长。由于他知道 我个人的爱好，因此在宗乡总会创始之初，工作委员会的五组中要我负责学术组。作为学术主任，在宗乡总会每个阶段的标志性学术活动中，我成了主要推手并参与其事，工作虽烦琐有时也忙乱，但却自得其乐。
自从重掌学术委员会后，更有系统的在以往的基础上，重新出发，以新加坡华人历史文化为主轴，自2011年4月开始，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与系列专题讲座有：《闽帮人物与闽商精神》国际研讨会 （2011年4月）、《新加坡侨批文化展》（2012年9月）、《三州府论坛 》之 《百年盘点：峇峇人物与文化》（2013年9月）及《关公文化》 座谈会 （2014年8月）。 此外，还有个别的讲座如《从历史文化角度谈华经商》 （2011年6月）等。
比较受欢迎的专题讲座是《石叻坡记忆》系列讲座 。我们举办了《新加坡四大历史名楼》（2012年4月）、《家书抵万金》（2012年9月）、《新加坡历史悬案》（2013年5月）、 《星洲四才子》（2014年5月）等专题。这系列讲座的特色是雅俗共赏，几乎场场爆满。2015年10月，又举办《名人与庙宇》座谈会，旨在带领公众探索新华历史名人和庙宇宗祠的情结，领略南洋庙宇文化。
在宗乡总会办公大楼內设立永久性的历史走廊是理事会的工作重点。配合《光阴的故事》历史走廊的完成（2013 年9月），我们编印了《图说石叻坡》 （2014年2月） 及《石叻寻梦》手机视频导览录音（2015年11月），方便随时随地重温新加坡历史。 2016年3月6日主办《新加坡华人通史》座谈会, 让广大读者能更深入地阅读这本历史专著。
除担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外，我担任的其他社会职务尚有：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董事、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咨询委员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学术委员会成员、南洋柯氏公会名誉董事、泉州市华侨历史博物馆海外顾问等，目前是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客座教授。
• 晚年著史
历史研究可说是我的第二生命，著史生涯贯穿了我的人生，为什么这里用“晚年著史”为标题呢？这主要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还有就是退休后，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能集中精力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从2009年至今的12年间，我在史著数量上有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
历史研究是千秋大业，普及与推广华人史的工作，也应该细水长流。这项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基于这种信念，在忙碌的公务和社会活动之余，我仍不间断地从事历史研究。
记得大学毕业后第一篇报章文章，是发表在1972年5月7日的《星州日报》，题目是《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此后对投稿报章杂志就很感兴趣。1973年，在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的鼓励与指导下，我集合了一批同道友好：林孝胜、张夏帏、吴华、张清江、李奕志，利用工余时间寻幽访古，实地勘察新加坡有代表性的华人古迹，每周一篇轮流发表在《星州日报》副刊《星云》版。后来把这些文章合辑出版《石叻古迹》一书，列为南洋学会丛书之十三，陈育崧为该书封面题字并作序，我写了后记，为抢救新加坡有历史价值的华人古迹略尽绵力。
1986年12月我把《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等九篇华人史的文章，与林孝胜撰写的《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等六篇文章合辑为《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一书，由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广州暨南大学朱杰勤 （1913-1990年）教授在此书序言中说：“柯木林先生的文章篇幅不多，而言之有物，文字流畅，有独到之处”。1988年8月，这部著作获得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颁发的1988年度书籍奖中的学术著作奖。获此奖时我颇有感慨地说：“1973年《石叻古迹》出版以后，没有引起反响。这几年来可不同了，人们对历史已感到兴趣，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各个宗乡会馆都很关心历史的研究、展览与出版，说明人们已经培养历史感”。（见《联合早报》，1988年8月27日）。
过去40 年没有间断的历史研究，似乎是在为日后编撰大型史册铺路。早在1992 年，在一次接受《联合早报》访谈中 （1992年11月23日)，我曾表示最大的愿望是 “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联合撰写一部从1819年到今天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通史” 。在这意义上，《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出版可说是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2年我向宗乡总会提议用三年时间，在2015年纪念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暨庆祝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SG50) 之际出版《新加坡华人通史》作为 献礼。2013年9月18日，在第 14届理事会暨执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这项提议得到批准，由我负责主编。
《新加坡华人通史》内容涵盖了14世纪迄今近700年的新加坡华人历史。这部80多万字，厚826页的历史巨著，筹备三年多，动员了新、马、中、港、澳（洲）、及日本37位历史学者共同编撰。此书是继1923年宋旺相爵士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后,第一部以华文撰写,以新加坡华人为主线, 有系统载录新加坡华人史的典籍。这本史册从全方位、多角度梳理了新华历史的概况，以及华人在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特点、成就和贡献 。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工程。最大的挑战就是制定全书纲目。由于这是一项全新项目， 完全没有前例可循，唯一可资参考的是几部当年殖民地官员所撰写的英文典籍，还有就是一般的历史著述。在一次和我的老师，著名东亚研究专家黄枝连教授的邮件通讯中，忽然脑洞大开，八个字即刻湧现出来：“我行我素，不拘一格”，这就是我要的通史风格。
我用了一整年的时间, 数易其稿，最后才敲定全书各个章节的纲要。尽管如此，在整个编辑过程中，还是不断地修改。框架是建立起来了，但必须给各章节安排亮眼的题目。我挖空心思，早想晚想，走在路上也在想。有一次过马路，想着想着，差一点被疾驰而来的汽车撞到，若非命大，这本书已跟我无缘了。
我常说，我不是在编书，而是做管理项目。我是项目总经理，从初步规划、草拟大纲、筹钱出版、印刷校对等等，很多时候都要亲力亲为，真的是校长兼校工，校工兼敲钟了。我把职场上的管理经验用在编务上，也算得心应手。
2015年11月9日李显龙总理在主持《新加坡华人通史》发布会致辞时, 形容这本史著为 “献给华社的珍贵礼物”。中文版推出后获得热烈回响，兹后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引进中囯出版。中国版分上下两册，2018年5月18 日在福建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首发式，新加坡驻厦门总领事池兆森参与其盛；时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馆长伍慧贤女士亦专程到泉州捧场。同年12月，《新加坡华人通史》入选《中华读书报》2018年百佳图书（历史和传记20种好书）。在中国全国这么多图书中能脱颖而出，确实不易, 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引进！
与此同时，我也协助陈有利教授 （Prof Kevin YL Tan）把宋旺相英文巨著中的800 多位先贤英文名还原中文。2020 年初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出版，这就是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Annotated Edition), 此书解决了今后学者对该书资料的出处及人物中文名字的困扰问题。
在纪念新加坡开埠 200年之际，《新加坡华人通史》又推出英文版，借此拓展至更广泛的读者群，尤其是友族和国际读者。英文版不是翻译版，而是由英文学界组成的团队负责编撰，2019年6月英文版面世，柯宗元教授（曾任新加坡国家博物院院长）与我联合主编。 中英文版的《新加坡华人通史》都是由蜚声国际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作序。英文版的序文作者则增加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img 8)
2019年是忙碌的一年。为配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我们呈现了《新加坡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提供网页界面，数据外链，将数据库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图像档案库的资料联系起来，便于用户搜索先贤资料及社交网络。此项目第一阶段主要关注200名华人先贤，未来计划则是建立1819年至2019年的先贤个人和人物关系网络的大数据库。
这些学术活动，得到学界的肯定，厦门大学把宗乡总会视为学术研究的合作伙伴。为更完善东南亚华族文化与历史资源，2018 年2月宗乡总会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签署《学术交流合作备忘录》，展开长达五年的交流。在这计划下，我与该校东南亚学系系主任廖文辉博士，联合编注《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于2020 年11月出版。
三州府是华人对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组成的英属海峡殖民（Straits Settlements）的俗称。这本《三州府文件修集》原是殖民政府培训公务员的华文读本， 1894 年在新加坡出版。原书现珍藏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缮本珍藏部，分三册七卷，共收录 383 篇函件。《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只摘录其中 162 篇与早期新马华人社会有关的文件。本书可说是一座宝库，存放着大量19世纪新马华社信息，与底层人民的生活样相，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史资料。根据书中内容，2021年4月9日（星期五）我在“早报悦读@NLB” 线上，专题主讲了 《19世纪新加坡华人底层社会》，现场Facebook直播约有7400多位听众, 网络传播的威力真大。
从2013年起，我也代表晚晴园—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前往中国、日本 (2015年10月) 及旧金山 (2015年5月) 发表学术演讲。与晚晴园结下不解之缘，乃因早年曾协助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晚晴园管理委员会摄制《晚晴园与孙中山》记录片 (1988 年5月），我是这部记录片的历史顾问和撰稿人。此纪录片至今仍为晚晴园珍藏。晚晴园现已交由国家文物局管辖，是国家保护的古迹。2015年1月我获新加坡文化、社区与青年部、国家艺术理事会、国家文物局联合颁发之“SG50奖牌”。如果说，2019 年5 月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 是对我多年来历史研究的肯定，2015年 的“SG50 奖牌“，可视为我参与各项文化活动的征信物。
如今是网络时代，现代科技可以更方便地使知识文化流传推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热衷于以科技著史。通过这样的渠道和世界各地历史爱好者共享研究心得，是我在2009年2月设立《柯木林（Kua Bak Lim）博客》的目的。 和一般以日志形式出现的博客不同，《柯木林（Kua Bak Lim）博客》登载了我个人曾发表过的文章及与个人相关的訊息，可视为我个人的资料库。《柯木林博客》也得到各地历史爱好者的支持。一些研究新马华人史的学者, 还将本博客作为研究的参考资料库, 甚为欣慰！
2018 年6月我担任六集人文纪录片《共生缘》的学术顾问。这六集120 钟的记录片，由厦门理工学院影视传播学院副教授黄婉彬担任监制，系统地理顺了峇峇与娘惹文化。该片2021 年5月9日在马来西亚Astro电视台播出，获得华语节目最高收视纪录，全国收视排名第九。此前一年，2020年6月6日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和欧美台向全球播出，收视率排名37。
今年（2021年）8月，我亦为宗乡总会制作的《新加坡秘踪》视频系列担任历史顾问。通过新生代喜欢的网络元素和科技，以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新加坡秘踪》系列共有五集，题目是《一个木匠》《两个金文泰》《三大世界》《四家俱乐部》和《五大道》，每集五分钟，讲述新加坡的奇闻轶事。（img 9）9 月23 日（星期四），我参与由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与当地媒体《东方日报》ONLINE联办的线上学堂系列课程《华商先辈·人文情怀》，我负责第10讲《明月何曾是两乡：新呷两豪门》，分享祖辈从中国移居南洋的奋斗故事。（img 10）
总觉得一直很忙，退休后比退休前还忙，找我的人也多，时常要处理来自各方的询问、 访谈、 介绍学者、 推荐参考资料等等，一点都不寂寞。平日生活，除写作外，就是社团活动、讲座、与朋友聚餐、唱卡拉OK。近年疫情关系，已有一年多无法出国。但这样也好，可以致力研究工作，減少应酬。
兴趣产生动力，从事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倒也不见得辛苦。 目前正在为宗乡总会策划《新加坡秘踪》视频系列二，及网上展览馆，宣传新加坡华人的故事。正在进行的大型史册项目有《陈笃生家族史》、《庆德会会史》。与林孝胜合著的名人传记《商业与艺术同荣：张东孝回忆录》，2021年底面世。
一点感想
我自认为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幼时喜欢看历史连环图，中小学时爱读古典小说，大学选修历史系。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谈论议题，以古喻今，用的也是历史。即使过去几十年业务繁忙，案牍劳形，但对历史的热忱，血不曾冷。经常利用工余时间进行历史研究，寻幽访古的田野工作。如此长年积累，于是留下不少研究专篇。这些作品多发表在学术期刊、报章杂志上，也曾将这些著作汇总出版。
两个印象最深刻的求学记忆，一是准备高中会考；一是撰写荣誉学位毕业论文。我原是理科生，后理转文。我读理科数学差，也不喜欢物理。读文科讨厌地理，但对文学、历史有浓厚兴趣。中四会考成绩并不理想，只获乙等文凭，希望在高中会考拼一下。所以准备高中考试非常辛苦，也因此有了近视眼。可能高考压力太大，留下后遗症。即使毕业后工作几年了，有时还会梦见考试。大学时代的压力在撰写毕业论文，还好有前辈指引，得以顺利完成。
我不喜欢运动。记得上初中一时，体育课才得60分，还是老师网开一面才勉强及格，否则不能升班。看电影是我的主要活动，后来变本加厉，竟然发展到一年看180部电影的记录，平均隔天或几天看一部电影，甚至一天看两部至三部。那是1965年的事。当时中四会考刚过，读高中一时没有准备中四会考那年心情紧绷，比较松懈, 所以有时间泡电影院。我也喜欢看电影杂志，如邵氏机构出版的《南国电影》等，熟悉当年香港影坛的八卦新闻，也时常与朋友聊天电影话题，当时还尝试写影评，好笑！
欣赏老歌与华乐是我高中时期的爱好，尤其喜欢旧上海时代的流行歌曲。老歌除了音律优美外，作词者的古文功底好，歌词文学水平很高。当年上海滩影视歌坛的一些老牌演员及歌手，如周璇、韩兰根、严华、黎锦光（李七牛，金玉谷，《夜来香》词曲作者 ）、贺绿汀、范烟桥、姚敏等等，都耳熟能详。多年以后（1991年）我到上海拜访严华（周璇第一任丈夫）、黎锦光。当时我对严华说，50多年前他谱写的《送君》、《百鸟朝凤》、《月圆花 好》等名曲在新加坡仍然十分流行，严华笑而不答。1992年，严华辞世，1993年黎锦光亦离去！人事沧桑，如斯而已！
自从197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在官场、商场这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领域里，服务了38年，弹指一挥间。现在该是“倦鸟归巢”，静下来整理和反思的时候了。官场、商场与学界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三者我都涉及了，当然有不同感受。官场求自保，商场重利益，学界比较复杂，五味杂陈。但有了商场的实战经验，再回来研究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也是有好处的。
回首前尘，我有两个“不务正业”。大学时代主修的是历史，可是毕业后从事的却是物业管理。业余时间，搞的又是历史研究，直至退休后专注于史学著作，才算回归正途，才有时间把过去撰写华人史的文章整理汇总出版。第一次退休时整理的是《石叻史记》，前文已述及。第二次退休整理《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2016 年12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出版。
从事历史研究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要读好书。从这点上说，《万历十五年》这本史学著作对我的影响极为深刻。《万历十五年》是国际知名明史专家黄仁宇博士（Ray Huang）的力作。黄仁宇早年毕业于美国密支根大学历史系，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制度有深入研究。此书初稿用英文撰写，书名为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ance”，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书成后，再由作者本人译写为中文，1982年5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刊行，中国著名作家廖沫沙为该书挥翰题签。本书尚有法、日、德等国文字版本，很有国际地位。
《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观”的研究视角出发，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为考察切入点，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大历史观，即宏观的、系统的历史，也即“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读《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使我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很是受益，在我多次演讲中常提及此书。
读史从长时间，远距离看问题。历史虽然不能重演，但会有惊人相似之处。历史作为个人的一种修行，可以洗滌心灵，令人产生敬畏之心，让历史学习进入另一境界。所以我从耒没有后悔选读历史系。
学习历史的最高境界在融汇贯通，在于“悟”字，终臻历史哲学。读历史就是读人性。以逻辑思维探索人物心理活动，这正是训练人们思考与分析能力，可以作为处世之道与生活哲学。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教训中吸取教训，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复辙。其实，所有事件，小至个人際遇，大至国家大事，只要熟读历史，往往可以找到相应案例，因时制宜，寻找解决方案。2018年10月，新加坡囯家档案馆为我录制了10 小时的口述历史，我就是以这种观点，讲述个人的经历、人生观与处世哲学。
如果有人问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我自幼缺位导师（mentor），出身也不富裕。如果自幼有导师指引，现在情况或许很不一样。还好自己胡闯，没有行差踏错，算是上苍对我的眷顾。我也因此愿意当年青人的导师，为他们指出人生道路与研究方向。
我有两位女儿，四位外孙女。我曾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影迷，所以两位女儿的名字都源自电影明星。我喜欢夏梦演的《绝代佳人》，也喜欢白茵的《苏小小》。所以大女儿梦茵，是夏梦、白茵各取一字。1976年二女孩出世，汪明荃主演的《清宫残梦》电视剧风靡新马，二女儿乃取名梦荃。
两位女儿都不是学历史的，大女儿是建筑估算师；小女儿学商业管理，她们都留学澳洲。当今教育制度注重实用科学，不太重视社会科学。小女儿虽对历史偶感兴趣，但肯定不会做深入研究，这也是大势所趋，自己也无能为力。看来我的历史研究工作是后继无人的了！然而倘若我的著作可以影响年轻一代，或许他们读了我的文章后有所启发，也是一种功德吧！
稿于2021年8月30日. 新加坡
2021年9月11日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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