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化
* 柯木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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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 – 公元前479）周游列国，设坛讲学的时候，印度伟大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公元前565 – 公元前486，世人尊称他为佛陀 Buddha），也周游印度各国，宣扬慈悲救世，普渡众生的佛法。
释迦牟尼（Sakyamuni，释迦，是种族的名称，“能仁”的意思。牟尼，即译为“寂默贤人”，这是说释迦种族中的寂默贤人）是中天竺（中印度）迦比罗城（Kapilavastu）净饭王的太子，原名叫乔答摩悉达多（Gotama Siddhartha）。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他因不满当时社会阶级森严的情况，又感到人生生老病死四种痛苦，于是，毅然舍弃了世俗的富贵尊荣，怀大悲愿，二十九岁时出家求道，经过多年的苦修与默想，顿悟人生之真理，遂创立了佛教。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佛教的传入中 国，是在汉代。那时，西域僧侣接踵来华，佛经逐渐流行于中国。至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非常痛苦。于悲观失望之 余，把希望寄托于佛，以求解脱，因此佛教盛行起来。到了唐代，由于交通的发达，佛教文化大规模的传入中国。加以执政者的大力提倡，使得佛教得到更广泛的流 传。当时，大师辈出，分立宗派，将佛教哲理教义分析理解，融合于中国文化中而放出奇异的光彩。不仅把佛法中国化，而中国思想亦佛教化了。当时全中国各地普 遍地建立佛寺，于是，社会各阶层人士归皈佛门者甚多，蔚成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佛教传入中国 以后，两千年来，与中国文化融和，把中国文化，装点得更为灿烂。佛教是讲求忠、孝、信、悌的宗教，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两相吻合的。佛经上说：“大孝释迦 尊，累劫报亲恩”；佛经内有《佛说父恩母重难报经》，讲得非常透彻。佛陀所制的戒律，首重孝道，《焚网经》上说：“孝名为戒”。在佛经中，关于孝亲的故 事，不胜枚举。例如《佛说盂兰（意为倒悬）盆经》，讲的是弟子大目犍连（即目连）舍身救母的伟大精神。佛经的许多故事中，例如《鹿王》、《相扑》、《山鸡 王》、《虬与猕猴》、《花鬘师》等，常常赞美慈爱和诚信，不轻然诺，约言必须遵行，都很真挚动人。这种思想和精神，与儒家所提倡的“信悌”，如出一辙。至 于佛教徒的爱国精神，又与儒家所提倡的“忠”相一致。例如唐朝天宝年间，安史乱起，中原鼎沸，神会和尚在各大城市开设戒坛，出售度牒，所得资金，用以支持 军饷，帮助郭子仪敉平叛乱，就是佛教徒忠于自己祖国的伟大表现。其他如佛教经典中的《护国仁王经》、《僧伽护国史》（震华法师著）、《僧侣抗战奋斗史》 （乐观法师勒）等，都记载着出家人如何为国家尽忠的事实。
佛教除了讲求忠、孝、信、悌，与中国儒家思想相同之外，其本身深厚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印度，也是中国，甚至于全世界文化中的一大瑰宝。有些人认为信佛教就是入寺当和尚，念佛经，诵佛号，没有什么高深学理可言，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佛教的经典，分为经、律、论三部分，这就是所谓佛教的“三藏”：《佛经》(Tutrapitaka) 就是当日释迦牟尼和他十大弟子宣扬佛法本义的记录文献；《律》(Vinayapitaka) 就是说明佛教五戒十善道理的著述；《论》(Abhidharmapitaka) 就 是研究怎样认识佛法，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而佛学里又有所谓“五明”之学，即五大类的学术：第一类叫做“声明”，是研究梵文文义、声韵的学问；第二类叫做 “工巧明”，是研究天文历数、工艺技术的学问；第三类叫做“医方明”，是研究禁咒、医药、针灸的学问；第四类叫做“因明”，是研究论理、修辞的学问；第五 类叫做“内明”是研究如何认识宇宙、历史和人生的学问，相当于今日的哲学。
与佛教“三藏”及“五明”之学同时传入中国的尚有印度的美术、音乐、雕刻、建筑艺术等等，这不但使中国文化增加了许多新成分，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对中国文化，也有重大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影 响最大的就是佛学哲理部分，精辟的佛教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使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佛教思想融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形成一种新 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成为唐代盛极一时的法相宗和禅宗的佛学哲理基础，唐人的诗，已含有浓厚的佛学色彩；宋代明代的理学，便是佛学与儒家的结晶品，甚至 以后的儒家思想，也常带有禅学的哲理。
佛教传入中国 以后，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佛教经典和著作，也就日益增多与完备。从东汉末年到盛唐六百年间，除却唐时沙门守温所创造的三十六字母不计，单是翻译佛经时所 创造的新字汇和成语，便有数万之多。这对中国文字的辞汇和内容，无疑的大有助益。根据日本人所编的《佛教大辞典》以及中国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所收均 在三万五千条左右，这也就是说，佛教之传入，为中国带来了三万五千左右的新语。如果没有佛教，《辞源》、《辞海》的篇幅就要大大减少。正如梁启超所说： “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湼槃、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由此可见佛教与中国文 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佛教对中国文 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古代有游记、传记、寓言、叙事文、赋等，但缺乏由想像构成的小说。中国古代有四言诗、楚辞，以及汉代的五言古诗、乐府等，但 却缺乏韵律学；诗赋只有韵脚，没有平仄。佛教传入之后，宣传佛教宗旨的小说，以及梵文的拼音声律，也相继输入中国。魏国曹植首先采取梵文的声律，应用在五 言诗上，律句开始出现了。其后，西晋文士如陆机，陆云等已知平仄的声韵，但仍未能自由运用。到南北朝时，宋朝的范晔、诗庄等人，发现在诗赋中运用平仄的规 律，南齐的周颙更根据平上去入四声音律，作“四声切韵”。从此以后，诗、赋、骈体文便逐渐发展到全依声律写作。文辞华丽，声律协调的六朝骈体文便出现了。 到了唐代，更发展为律诗律赋。唐代之所以能成为诗歌的黄金时代，可说是受梵文声律的影响最大。
章学诚谓小说 之书，出于释藏，出于丛刹，与佛经定有若干关系（见《校雠通义》“藏书”）；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小说与长篇歌曲等，其体裁实受佛经文体之影响，而宋元明以后 之杂剧传奇弹词等所受《华严》《湼槃》之影响尤多。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便是模仿佛经中夹着小说体裁的故事写作而成的。以后，小说散篇便不断出现，连文 士陶渊明也写出《桃花源记》等小说来。今日所流传下来的许多魏晋六朝的短篇小说，其内容大多数是描写神怪，因果的故事，有些还是从佛经里的故事改头换面而 来的。到了唐代，便发展为传奇小说。唐代的民间文学——“变文”，就是受佛教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主要是用以演唱佛教故事，作为宣传佛教的工 具。后来，如宋元明时代的杂剧、传奇、弹词、及歌曲，它们的诞生和形成，也都与佛教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翻译的佛经， 于今读来，或甚难懂。但这是意义本身难懂，并非文字艰深。相反的当时翻译界所用的，乃是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这种文体可算是当时中国文章方面的新成分。 同时文章的组织，也随佛经本身的组织而具新型。诸佛经中的重要经典尝经数家或数十家的科判，分章分节分段，极为精细。梁启超认为唐代义疏之学，或是从佛典 之疏钞上学来的，这种有组织的解剖文体，可说是受佛经之影响。
由于佛教徒的 长途跋涉，远赴天竺求学，他们的亲身经历，便是极好的地理书。中国有不少僧侣，曾把他们所经历的国家和见闻，记录成书。这类书籍，不但对中国人的地理智识 大有助益，更成为后世研究当代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城记》、义净的《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是研究古代地理的名 著。
唐代龙门石窟佛像
此外，佛教文 化对中国美术、雕刻、建筑艺术的影响也极大。在美术绘画方面，佛画传入中国以后，遂使中国绘画的风格技巧，尽变前期精细的习气，而为浑健的色彩。如唐初尉 迟乙僧所绘《凹凸花》，便是受了天竺晕染佛法（即阴影法）的影响。又如中国建筑中常见的浮屠、石窟及佛寺等，也都仿自天竺。浮屠为梵文的译音，或称白塔。 塔有五级（俗谓之锥子）、七级、九级、或十三级不等。其用处很多，或为储藏经典之用，或为特殊纪念之用，或作为供佛之用。石窟乃凿石壁成窟，用以安置佛像 的。其建筑之壮丽宏大，令人惊叹。佛寺是最重要的供佛之所，且为僧尼住居之处。中国的云岗和龙门石窟里几千个大小佛像，敦煌石室中的美丽壁画，以及遍布全 国各地的各式各样的佛塔，都是佛教文化传入之后，与中国原有的艺术互相结合，所产生出来的艺术作品。至于雕刻方面，自佛教传入，雕琢佛像，又成了新的艺 术。佛像有用铁铸成的，有用石凿成的，有用石灰塑成的，有用木雕成的，质料虽不一，然其雕琢之精，装饰之美，则是一致的。诚如《魏书》所云：“佛像高者七 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佛教，是人类智力活动的宗教。由于佛教文化传入的影响，引起了中国隋、唐时代及以后的文化大革新，从而产生出辉煌灿烂，独步古今的中华文化来。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另外一种外来思想像佛教一样，对中国有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原载《贝叶》第3期 196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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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03 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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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 – 公元前479）周游列国，设坛讲学的时候，印度伟大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公元前565 – 公元前486，世人尊称他为佛陀 buddha），也周游印度各国，宣扬慈悲救世，普渡众生的佛法。
释迦牟尼（sakyamuni，释迦，是种族的名称，“能仁”的意思。牟尼，即译为“寂默贤人”，这是说释迦种族中的寂默贤人）是中天竺（中印度）迦 比罗城（kapilavastu）净饭王的太子，原名叫乔答摩悉达多（gotama siddhartha）。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他因不满当时社会阶级森严的情况，又感到人生生老病死四种痛苦，于是，毅然舍弃了世俗的富贵尊 荣，怀大悲愿，二十九岁时出家求道，经过多年的苦修与默想，顿悟人生之真理，遂创立了佛教。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佛教的传入中国，是在汉代。那时，西域僧侣接踵来华，佛经逐渐流行于中国。至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非常痛 苦。于悲观失望之余，把希望寄托于佛，以求解脱，因此佛教盛行起来。到了唐代，由于交通的发达，佛教文化大规模的传入中国。加以执政者的大力提倡，使得佛 教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当时，大师辈出，分立宗派，将佛教哲理教义分析理解，融合于中国文化中而放出奇异的光彩。不仅把佛法中国化，而中国思想亦佛教化了。 当时全中国各地普遍地建立佛寺，于是，社会各阶层人士归皈佛门者甚多，蔚成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两千年来，与中国文化融和，把中国文化，装点得更为灿烂。佛教是讲求忠、孝、信、悌的宗教，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两相吻合的。佛经 上说：“大孝释迦尊，累劫报亲恩”；佛经内有《佛说父恩母重难报经》，讲得非常透彻。佛陀所制的戒律，首重孝道，《焚网经》上说：“孝名为戒”。在佛经 中，关于孝亲的故事，不胜枚举。例如《佛说盂兰（意为倒悬）盆经》，讲的是弟子大目犍连（即目连）舍身救母的伟大精神。佛经的许多故事中，例如《鹿王》、 《相扑》、《山鸡王》、《虬与猕猴》、《花鬘师》等，常常赞美慈爱和诚信，不轻然诺，约言必须遵行，都很真挚动人。这种思想和精神，与儒家所提倡的“信 悌”，如出一辙。至于佛教徒的爱国精神，又与儒家所提倡的“忠”相一致。例如唐朝天宝年间，安史乱起，中原鼎沸，神会和尚在各大城市开设戒坛，出售度牒， 所得资金，用以支持军饷，帮助郭子仪敉平叛乱，就是佛教徒忠于自己祖国的伟大表现。其他如佛教经典中的《护国仁王经》、《僧伽护国史》（震华法师著）、 《僧侣抗战奋斗史》（乐观法师勒）等，都记载着出家人如何为国家尽忠的事实。
佛教除了讲求忠、孝、信、悌，与中国儒家思想相同之外，其本身深厚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印度，也是中国，甚至于全世界文化中的一大瑰宝。有些人认为信佛教就是入寺当和尚，念佛经，诵佛号，没有什么高深学理可言，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佛教的经典，分为经、律、论三部分，这就是所谓佛教的“三藏”：《佛经》(tutrapitaka) 就是当日释迦牟尼和他十大弟子宣扬佛法本义的记录文献；《律》(vinayapitaka) 就是说明佛教五戒十善道理的著述；《论》(abhidharmapitaka) 就是研究怎样认识佛法，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而佛学里又有所谓“五明”之学，即五大类的学术：第一类叫做“声明”，是研究梵文文义、声韵的学问；第二类叫做 “工巧明”，是研究天文历数、工艺技术的学问；第三类叫做“医方明”，是研究禁咒、医药、针灸的学问；第四类叫做“因明”，是研究论理、修辞的学问；第五 类叫做“内明”是研究如何认识宇宙、历史和人生的学问，相当于今日的哲学。
与佛教“三藏”及“五明”之学同时传入中国的尚有印度的美术、音乐、雕刻、建筑艺术等等，这不但使中国文化增加了许多新成分，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对中国文化，也有重大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佛学哲理部分，精辟的佛教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使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佛教思想融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结果，形成一种新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成为唐代盛极一时的法相宗和禅宗的佛学哲理基础，唐人的诗，已含有浓厚的佛学色彩；宋代明代的理学，便是佛学与儒 家的结晶品，甚至以后的儒家思想，也常带有禅学的哲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佛教经典和著作，也就日益增多与完备。从东汉末年到盛唐六百年间，除却唐时沙门守温所创造的三十六字母不计， 单是翻译佛经时所创造的新字汇和成语，便有数万之多。这对中国文字的辞汇和内容，无疑的大有助益。根据日本人所编的《佛教大辞典》以及中国丁福保的《佛学 大辞典》，所收均在三万五千条左右，这也就是说，佛教之传入，为中国带来了三万五千左右的新语。如果没有佛教，《辞源》、《辞海》的篇幅就要大大减少。正 如梁启超所说：“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湼槃、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由此可 见佛教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古代有游记、传记、寓言、叙事文、赋等，但缺乏由想像构成的小说。中国古代有四言诗、楚辞，以及汉代的五言 古诗、乐府等，但却缺乏韵律学；诗赋只有韵脚，没有平仄。佛教传入之后，宣传佛教宗旨的小说，以及梵文的拼音声律，也相继输入中国。魏国曹植首先采取梵文 的声律，应用在五言诗上，律句开始出现了。其后，西晋文士如陆机，陆云等已知平仄的声韵，但仍未能自由运用。到南北朝时，宋朝的范晔、诗庄等人，发现在诗 赋中运用平仄的规律，南齐的周颙更根据平上去入四声音律，作“四声切韵”。从此以后，诗、赋、骈体文便逐渐发展到全依声律写作。文辞华丽，声律协调的六朝 骈体文便出现了。到了唐代，更发展为律诗律赋。唐代之所以能成为诗歌的黄金时代，可说是受梵文声律的影响最大。
章学诚谓小说之书，出于释藏，出于丛刹，与佛经定有若干关系（见《校雠通义》“藏书”）；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小说与长篇歌曲等，其体裁实受佛经文体之影 响，而宋元明以后之杂剧传奇弹词等所受《华严》《湼槃》之影响尤多。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便是模仿佛经中夹着小说体裁的故事写作而成的。以后，小说散篇 便不断出现，连文士陶渊明也写出《桃花源记》等小说来。今日所流传下来的许多魏晋六朝的短篇小说，其内容大多数是描写神怪，因果的故事，有些还是从佛经里 的故事改头换面而来的。到了唐代，便发展为传奇小说。唐代的民间文学——“变文”，就是受佛教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主要是用以演唱佛教故事， 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后来，如宋元明时代的杂剧、传奇、弹词、及歌曲，它们的诞生和形成，也都与佛教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翻译的佛经，于今读来，或甚难懂。但这是意义本身难懂，并非文字艰深。相反的当时翻译界所用的，乃是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这种文体可算是当时中国文 章方面的新成分。同时文章的组织，也随佛经本身的组织而具新型。诸佛经中的重要经典尝经数家或数十家的科判，分章分节分段，极为精细。梁启超认为唐代义疏 之学，或是从佛典之疏钞上学来的，这种有组织的解剖文体，可说是受佛经之影响。
由于佛教徒的长途跋涉，远赴天竺求学，他们的亲身经历，便是极好的地理书。中国有不少僧侣，曾把他们所经历的国家和见闻，记录成书。这类书籍，不但对 中国人的地理智识大有助益，更成为后世研究当代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城记》、义净的《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是 研究古代地理的名著。
唐代龙门石窟佛像
此外，佛教文化对中国美术、雕刻、建筑艺术的影响也极大。在美术绘画方面，佛画传入中国以后，遂使中国绘画的风格技巧，尽变前期精细的习气，而为浑健 的色彩。如唐初尉迟乙僧所绘《凹凸花》，便是受了天竺晕染佛法（即阴影法）的影响。又如中国建筑中常见的浮屠、石窟及佛寺等，也都仿自天竺。浮屠为梵文的 译音，或称白塔。塔有五级（俗谓之锥子）、七级、九级、或十三级不等。其用处很多，或为储藏经典之用，或为特殊纪念之用，或作为供佛之用。石窟乃凿石壁成 窟，用以安置佛像的。其建筑之壮丽宏大，令人惊叹。佛寺是最重要的供佛之所，且为僧尼住居之处。中国的云岗和龙门石窟里几千个大小佛像，敦煌石室中的美丽 壁画，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各式各样的佛塔，都是佛教文化传入之后，与中国原有的艺术互相结合，所产生出来的艺术作品。至于雕刻方面，自佛教传入，雕琢佛 像，又成了新的艺术。佛像有用铁铸成的，有用石凿成的，有用石灰塑成的，有用木雕成的，质料虽不一，然其雕琢之精，装饰之美，则是一致的。诚如《魏书》所 云：“佛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佛教，是人类智力活动的宗教。由于佛教文化传入的影响，引起了中国隋、唐时代及以后的文化大革新，从而产生出辉煌灿烂，独步古今的中华文化来。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另外一种外来思想像佛教一样，对中国有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原载《贝叶》第3期 196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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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 – 公元前479）周游列国，设坛讲学的时候，印度伟大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公元前565 – 公元前486，世人尊称他为佛陀 buddha），也周游印度各国，宣扬慈悲救世，普渡众生的佛法。
释迦牟尼（sakyamuni，释迦，是种族的名称，“能仁”的意思。牟尼，即译为“寂默贤人”，这是说释迦种族中的寂默贤人）是中天竺（中印度）迦 比罗城（kapilavastu）净饭王的太子，原名叫乔答摩悉达多（gotama siddhartha）。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他因不满当时社会阶级森严的情况，又感到人生生老病死四种痛苦，于是，毅然舍弃了世俗的富贵尊 荣，怀大悲愿，二十九岁时出家求道，经过多年的苦修与默想，顿悟人生之真理，遂创立了佛教。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佛教的传入中国，是在汉代。那时，西域僧侣接踵来华，佛经逐渐流行于中国。至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非常痛 苦。于悲观失望之余，把希望寄托于佛，以求解脱，因此佛教盛行起来。到了唐代，由于交通的发达，佛教文化大规模的传入中国。加以执政者的大力提倡，使得佛 教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当时，大师辈出，分立宗派，将佛教哲理教义分析理解，融合于中国文化中而放出奇异的光彩。不仅把佛法中国化，而中国思想亦佛教化了。 当时全中国各地普遍地建立佛寺，于是，社会各阶层人士归皈佛门者甚多，蔚成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两千年来，与中国文化融和，把中国文化，装点得更为灿烂。佛教是讲求忠、孝、信、悌的宗教，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两相吻合的。佛经 上说：“大孝释迦尊，累劫报亲恩”；佛经内有《佛说父恩母重难报经》，讲得非常透彻。佛陀所制的戒律，首重孝道，《焚网经》上说：“孝名为戒”。在佛经 中，关于孝亲的故事，不胜枚举。例如《佛说盂兰（意为倒悬）盆经》，讲的是弟子大目犍连（即目连）舍身救母的伟大精神。佛经的许多故事中，例如《鹿王》、 《相扑》、《山鸡王》、《虬与猕猴》、《花鬘师》等，常常赞美慈爱和诚信，不轻然诺，约言必须遵行，都很真挚动人。这种思想和精神，与儒家所提倡的“信 悌”，如出一辙。至于佛教徒的爱国精神，又与儒家所提倡的“忠”相一致。例如唐朝天宝年间，安史乱起，中原鼎沸，神会和尚在各大城市开设戒坛，出售度牒， 所得资金，用以支持军饷，帮助郭子仪敉平叛乱，就是佛教徒忠于自己祖国的伟大表现。其他如佛教经典中的《护国仁王经》、《僧伽护国史》（震华法师著）、 《僧侣抗战奋斗史》（乐观法师勒）等，都记载着出家人如何为国家尽忠的事实。
佛教除了讲求忠、孝、信、悌，与中国儒家思想相同之外，其本身深厚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印度，也是中国，甚至于全世界文化中的一大瑰宝。有些人认为信佛教就是入寺当和尚，念佛经，诵佛号，没有什么高深学理可言，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佛教的经典，分为经、律、论三部分，这就是所谓佛教的“三藏”：《佛经》(tutrapitaka) 就是当日释迦牟尼和他十大弟子宣扬佛法本义的记录文献；《律》(vinayapitaka) 就是说明佛教五戒十善道理的著述；《论》(abhidharmapitaka) 就是研究怎样认识佛法，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而佛学里又有所谓“五明”之学，即五大类的学术：第一类叫做“声明”，是研究梵文文义、声韵的学问；第二类叫做 “工巧明”，是研究天文历数、工艺技术的学问；第三类叫做“医方明”，是研究禁咒、医药、针灸的学问；第四类叫做“因明”，是研究论理、修辞的学问；第五 类叫做“内明”是研究如何认识宇宙、历史和人生的学问，相当于今日的哲学。
与佛教“三藏”及“五明”之学同时传入中国的尚有印度的美术、音乐、雕刻、建筑艺术等等，这不但使中国文化增加了许多新成分，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对中国文化，也有重大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佛学哲理部分，精辟的佛教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使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佛教思想融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结果，形成一种新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成为唐代盛极一时的法相宗和禅宗的佛学哲理基础，唐人的诗，已含有浓厚的佛学色彩；宋代明代的理学，便是佛学与儒 家的结晶品，甚至以后的儒家思想，也常带有禅学的哲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佛教经典和著作，也就日益增多与完备。从东汉末年到盛唐六百年间，除却唐时沙门守温所创造的三十六字母不计， 单是翻译佛经时所创造的新字汇和成语，便有数万之多。这对中国文字的辞汇和内容，无疑的大有助益。根据日本人所编的《佛教大辞典》以及中国丁福保的《佛学 大辞典》，所收均在三万五千条左右，这也就是说，佛教之传入，为中国带来了三万五千左右的新语。如果没有佛教，《辞源》、《辞海》的篇幅就要大大减少。正 如梁启超所说：“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湼槃、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由此可 见佛教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古代有游记、传记、寓言、叙事文、赋等，但缺乏由想像构成的小说。中国古代有四言诗、楚辞，以及汉代的五言 古诗、乐府等，但却缺乏韵律学；诗赋只有韵脚，没有平仄。佛教传入之后，宣传佛教宗旨的小说，以及梵文的拼音声律，也相继输入中国。魏国曹植首先采取梵文 的声律，应用在五言诗上，律句开始出现了。其后，西晋文士如陆机，陆云等已知平仄的声韵，但仍未能自由运用。到南北朝时，宋朝的范晔、诗庄等人，发现在诗 赋中运用平仄的规律，南齐的周颙更根据平上去入四声音律，作“四声切韵”。从此以后，诗、赋、骈体文便逐渐发展到全依声律写作。文辞华丽，声律协调的六朝 骈体文便出现了。到了唐代，更发展为律诗律赋。唐代之所以能成为诗歌的黄金时代，可说是受梵文声律的影响最大。
章学诚谓小说之书，出于释藏，出于丛刹，与佛经定有若干关系（见《校雠通义》“藏书”）；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小说与长篇歌曲等，其体裁实受佛经文体之影 响，而宋元明以后之杂剧传奇弹词等所受《华严》《湼槃》之影响尤多。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便是模仿佛经中夹着小说体裁的故事写作而成的。以后，小说散篇 便不断出现，连文士陶渊明也写出《桃花源记》等小说来。今日所流传下来的许多魏晋六朝的短篇小说，其内容大多数是描写神怪，因果的故事，有些还是从佛经里 的故事改头换面而来的。到了唐代，便发展为传奇小说。唐代的民间文学——“变文”，就是受佛教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主要是用以演唱佛教故事， 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后来，如宋元明时代的杂剧、传奇、弹词、及歌曲，它们的诞生和形成，也都与佛教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翻译的佛经，于今读来，或甚难懂。但这是意义本身难懂，并非文字艰深。相反的当时翻译界所用的，乃是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这种文体可算是当时中国文 章方面的新成分。同时文章的组织，也随佛经本身的组织而具新型。诸佛经中的重要经典尝经数家或数十家的科判，分章分节分段，极为精细。梁启超认为唐代义疏 之学，或是从佛典之疏钞上学来的，这种有组织的解剖文体，可说是受佛经之影响。
由于佛教徒的长途跋涉，远赴天竺求学，他们的亲身经历，便是极好的地理书。中国有不少僧侣，曾把他们所经历的国家和见闻，记录成书。这类书籍，不但对 中国人的地理智识大有助益，更成为后世研究当代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城记》、义净的《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是 研究古代地理的名著。
此外，佛教文化对中国美术、雕刻、建筑艺术的影响也极大。在美术绘画方面，佛画传入中国以后，遂使中国绘画的风格技巧，尽变前期精细的习气，而为浑健 的色彩。如唐初尉迟乙僧所绘《凹凸花》，便是受了天竺晕染佛法（即阴影法）的影响。又如中国建筑中常见的浮屠、石窟及佛寺等，也都仿自天竺。浮屠为梵文的 译音，或称白塔。塔有五级（俗谓之锥子）、七级、九级、或十三级不等。其用处很多，或为储藏经典之用，或为特殊纪念之用，或作为供佛之用。石窟乃凿石壁成 窟，用以安置佛像的。其建筑之壮丽宏大，令人惊叹。佛寺是最重要的供佛之所，且为僧尼住居之处。中国的云岗和龙门石窟里几千个大小佛像，敦煌石室中的美丽 壁画，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各式各样的佛塔，都是佛教文化传入之后，与中国原有的艺术互相结合，所产生出来的艺术作品。至于雕刻方面，自佛教传入，雕琢佛 像，又成了新的艺术。佛像有用铁铸成的，有用石凿成的，有用石灰塑成的，有用木雕成的，质料虽不一，然其雕琢之精，装饰之美，则是一致的。诚如《魏书》所 云：“佛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佛教，是人类智力活动的宗教。由于佛教文化传入的影响，引起了中国隋、唐时代及以后的文化大革新，从而产生出辉煌灿烂，独步古今的中华文化来。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另外一种外来思想像佛教一样，对中国有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原载《贝叶》第3期 196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