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木林
*
所谓“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这三位皇帝的迫害佛教。三武的这种举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自东晋到唐初得到蓬勃的发展，当时佛教信徒的众多，寺院建筑的发达，达到了空前仅有的盛况。我们从附表中可以看得出来。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高度发展的结果，必然的要遭受到反击。因为：(一) 佛教的发达，逐渐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寺院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或佛刹（土）。这种僧尼的组织，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是一大威胁，当然要引起朝廷的反佛；(二) 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自然不为中国本土固有文化（儒家及道教）所容。道教及儒家为了自身利益，自然竭力排斥异端。所以，这种“政教冲突”和“文化冲突”的结果，便产生了“三武之祸”。
先谈北魏太武帝的灭法。北魏自道武帝入主中原以后，本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度。但至太武帝时，因受道家寇谦之与崔浩等的影响，于是开始抑“佛”遵“道”。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戊申，“诏王公以下至庶人以私养沙门巫觋于家者皆遣诣官曹。过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门巫觋死，主人门诛。并斥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孳’”(原文引见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页494)。同年九月，佛教高僧玄高、慧崇被杀。这时，朝廷排佛的态度，已十分积极。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卢水胡、盖吴在杏城造反。长安沙门以寺院收藏武器，与盖吴通谋，为太武帝发觉，因而更大举灭佛，摧毁佛寺，坑杀沙门，对佛教徒造成空前的恐怖。这是佛教史上第一次的法难。
太
武帝的毁法，当然是道家与佛教冲突的结果。这次灭佛的策动人就是寇谦之与崔浩。尤其是崔浩，更是昌言毁佛，可谓一意孤行。后世佛教徒痛恨崔浩，原因亦即在
此。但沙门谋反，寺院收藏兵器，足以危及君主的统治，也是导致太武灭法的一个近因。太武帝之大杀僧尼，恐怕就是要制裁这种寺院的势力。所以，这次的事件，
除了“佛道斗争”外，更包含有“政教冲突”的因子。
太武帝毁佛以后，佛法被废弃者达七年之久。到文成帝时，又恢复佛法。其后献文、孝文、宣武诸帝，莫不奉信佛教，于是，佛教又开始兴盛起来。
佛教的第二次法难，是在北周武帝时。武帝与寺院的冲突，共有两次：一次在建德三年（574年）；一次在建德六年（577年）。这时佛道二教都很盛行，并发生剧烈的争论。道家张宾、卫元嵩极力怂恿朝廷毁佛，结果佛道一齐被毁（参阅余嘉锡著《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卫元嵩事迹考”，页235-264）。建德三年，武帝“乃下勅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引汤用彤语）。
佛
道两派的斗争，至此成了两败俱伤的结果。这次的法难，已由“佛”“道”之争转而为“佛”“儒”之争了。因为武帝崇尚儒术，励精图治，他“深知沙门病国”，
所以“欲革其敝”，而且“道教窃取佛法之余沥，加以中土之方术，其经典悉出伪造。而病民费财，不减佛教。虽附会于老庄之玄理，而全用之于迷信方术”，“故
并毁之”。
此
外，政治与经济的因素也构成了这次运动的导火线。原来在北魏末年，曾流行一种谶讳，谓有黑人当膺天位。武帝以佛教势力既大，佛教徒又多著黑衣，朝廷骇怕，
因而以武力压迫之。同时，佛教徒多不纳租税，有损国家的收入。“缁衣之众，参半于贫民；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
明集》卷二四）。情形既是如此，救济之道，只有毁佛寺佛像，令僧众还为编户之民。建德六年，武帝灭北齐以后，便实行此着。《广弘明集》卷十中说：“尔时魏
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封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宫；登即赏赐，
分散荡尽”。
朝
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看来对佛教的打击很重，但接着而来的便是佛教更大的发展。王通得出这个经验，在《中说》里说：“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
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即北魏太武帝）、建德（即北周武帝）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反佛以后，反而佛教大盛，这是什么原
因呢？首先是因为佛教兴盛的社会基础，而且统治者之间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一个皇帝反佛，另一个皇帝对佛许下弥天大愿，求佛保佑。又灭佛的皇帝，一般是不
久即死，因为灭佛多信道，信道必吃长生药，吃药必死。故反佛以后，佛教大兴，原因在此。
佛教虽于北周武帝时遭受禁断，但为时甚短。宣帝时，又恢复佛法。隋朝建立以后，由于皇室杨氏笃信佛教，因而加意提倡，于是全国风从，佛教大盛。至唐武宗时，又有灭佛之举。
唐朝自太宗高宗以后，政府及私人常输财建寺塔，造佛像，公主外戚争请度人为僧尼，寺院掌于礼部，僧尼簿籍，三年一造。寺院最多时有四万余座，僧尼二十六万人，佛法隆盛达于极点。至武宗时，他曾命道士赵归真与佛僧智玄论难，归真失败，武宗大怒，因而在会昌五年（845年）实行灭法，下令禁佛教，毁佛寺，只许长安洛阳各留寺院四所，余悉废去。寺院木材以作廨驿，金银悉交度支财务官，铁像作农具，铜像钟磐铸钱，迫使僧尼还俗的二十六万余人。武宗更说明灭佛之原因曰：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抅澡
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废，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贞观开元，亦尝厘革；铲除不尽，流行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谋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直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
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
(《旧唐书武宗纪》抄引)
武
宗畅述灭佛的原因，说是僧侣太多，皆不纳税，且须寄食于人，乃经济上的一大损失；而且寺院的建筑，更是劳民伤财。这番堂皇的言论，大抵只是藉口而已。因为
这场被佛家称为“会昌法难”的策动人物，就是当时反对佛教最力的宰相李德裕及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德裕出身北方世家，崇尚经学，自然厌恶佛教。至于武宗
本人也是迷信道教的，对佛教早有成见。因此，他之所以下诏禁佛，是势所必然的了。所以这次事件，可以说是道教与儒家对佛教的合力攻击。但两年之后，又一切
复旧，因佛教已成了民间的普遍信仰。
许
多学者在探讨三武毁法这一史实时，大都侧重于政治与经济的因素，而忽略了文化冲突这一问题。事实上，这次事件，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固然存在，但文化冲突的比
重也很大。所谓文化冲突，具体地说是佛教与道教间，以及佛教与儒家间的斗争；也即是中国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抗拒。从上述史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朝廷不
过是被道教及儒家利用来作为反佛的工具。因为每次毁法的皇帝，不是道家的尊崇者（如北魏太武帝与唐武宗），便是儒家的信徒（如北周武帝）；而且每次的灭
法，都有道家或儒家的人参与其事，从中怂恿鼓煽。如果说“三武之祸”是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了！
原载《贝叶》第5期 197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