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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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九月十八日《南洋商报》“商余”版刊载小羊君的一篇短文，题目是《由满江红谈到岳飞之死》。我在大学时选修《宋史》，对这问题稍有涉猎，这里提出来与大家谈谈。
《满江红》一词，脍炙人口，千古传诵。许多人从《满江红》一词认识岳飞，岳飞也因《满江红》一词而更为出名。几百年来，人们大都用这个词牌表现爱国思想。中日抗战初期，甚至有人编成专集（如李宗邺的《满江红爱国词百首》；1938年出版），以激发人民抗敌反侵略的壮志。在中国知识份子阶层中，《满江红》成为特殊的一体，而岳飞则成了千万人歌颂的民族英雄。
岳飞
近年来，关于《满江红》一词，已有充分理由相信不是出自岳飞手笔。据考据，此词有以下几个疑点：
（－）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但却未见于宋元人之笔记，颇有来历不明之嫌；
（二）岳飞之子岳霖，孙子岳珂，两代均尽力搜集父祖所遗诗文，但经尽力搜集而辑成的文集中，并未录有此词；
（三）“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很有疑点。以地理常识言，岳飞抗金矛头应该指向黄龙府（今东北吉林省境），何以会说及贺兰山？贺兰山实属西夏的兴隆府（西北甘肃、宁夏一带，，并非金国地域。
依此判断，此词当是明朝人的膺作。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卷廿三，集部四）中指出这膺作者可能就是桑悦。
现在的问题是：明朝人为什么要伪托《满江红》一词为岳飞所作呢？这大概是与岳飞在历史上地位的昇降有关。
岳飞的历史地位，在南宋当时，不并算高。除朝廷外，一般士大夫对他也不太看重。他在高宗绍兴十年（1141年）被害后，许多年来都没人敢提。一直过了二十年，金兵又来犯境，高宗下令亲征，这才开始追赦岳飞。其后高宗内禅，孝宗继位（隆兴元年，1163年），又再逐步追悼岳飞，除立庙纪念以外（乾道六年，1170年），还讠盆斌穆（淳熙五年，1178年）。甯宗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企图反攻金国，乃封岳飞为鄂王。很明显的，朝廷这种作法，是要利用岳飞旧日的声望以“风厉诸将”，并不是真正的要追念他。
宋亡元兴，中 国在异族铁骑下，民心思变，加以元代并不太注意去统治民间的思想，因此追扬岳飞的事迹，有增无减。这样一来，岳飞在历史上的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到了明 代，岳飞的历史地位，达于最高峰，并且普遍了整个社会。许多文人都称赞他的功绩，同情他的千古奇冤，而做诗表扬他的，也多了起来。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变” （1449年）后，明英宗被俘，其后虽得以复辟，结果有功大将于谦反而被杀。这件悲剧，与岳飞近似，几乎是历史的重演。因此当时有许多人，不便批评本朝大政，便以岳飞为题，填词作诗影射当政者。伪作的《满江红》，也许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小羊君的文章在谈及岳飞之死，言有未尽，这里要附带补充说明。
许多人在谈论岳飞之死时，千古同声，都责骂秦桧。其实杀岳飞，秦桧当然也有责任，但还是次要的。这点明代文征明的《满江红》一词，已一针见血的指出。刘子健的《岳飞——从史学史和思想史来看》一文（见新亚研究所出版，《中国学人》第二期，1970年9月），对岳飞之死，见解精辟，我们且看他的立论。
刘子健认为在 当年宋金两方对峙的情况下，南宋朝廷懦弱无能，求和是必然的结果。但求和是一回事，杀岳飞又是另外一回事，彼此并没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求和决不需要把一 员最突出的大将杀掉。然而，高宗本人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这可分为两方面来谈。第一，从高宗个人观点来看，他可能怀疑岳飞不忠。岳飞个性强，不容易和人合 作，是他的弱点。从头至尾，他总让高宗不放心。而最犯高宗忌的是他在绍兴七年（1137年） 向高宗提到皇位的问题。“岳飞曾面奏虏人欲立钦宗子来南京，欲以换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阁（即正式立为皇太子），以定民心。时孝宗方十余岁。”这奏请虽遭高 宗拒绝，他还显著不高兴。同年他奔母丧，没得命令批准，就先把兵权交给张宪，从此高宗记得岳飞最信任的人是张宪。在高宗心中，怎会不怀疑岳飞对皇帝不尊 敬，不顺从？并且，和岳飞往来的还有一个皇族赵士褒。这人曾到河南去向宋代历朝皇帝的陵墓致敬，受到人民“夹道欢迎”。岳飞下狱时，他想草奏营救，还没办 便被免职。换言之，高宗若要巩固自己的皇位，不止像文征明所指出的“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还不免顾虑到岳飞可能叛变，可能强迫他退位，传位孝宗，也许 还可能要他让位，拥戴像赵士褒这样身份的皇族。
第二，就当时 的军政风气来说，杀岳飞也并非完全无法了解的罪恶。南宋刚立国时，没有多少兵，主要是靠招安收编一些民间的或非法的武装集团。而这政策的惯例就是“用群盗 而废其长”，岳飞本人，平定洞庭湖的起义集团，收过来五六万的兵卒，也是用这办法，把领袖杀掉。高宗用秦桧，重演宋太祖收兵权的措置，把岳飞、韩世忠、张 浚三人内调，而把他们三支军队，改编为直隶中央政府。事后发现，岳飞和他旧部将张宪等仍旧维持联络，这才引起杀岳飞的决心，而张宪也同时被处死。
由此可见，岳飞被害，高宗的动机相当强，至少比秦桧的动机强得多。在历史上，高宗是诿过于人，秦桧是一半负责一半代人受过。跪在岳王坟前不应该只有秦桧夫妇，也应当有宋高宗。
岳飞这个历史 人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但他的抗金的雄心壮志，他的反对屈辱求和的大无畏精神，八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他不是大量从事文学写作的作 家，几首词的创作，只可说是他的戎马生涯中的副产品。纵然《满江红》一词不是他所作，也绝无损于他那光辉的形象。只是，这首词传诵已久了，一旦发现不是岳 飞手笔，读者在感情上自不免有几分惋惜了！
原载《星洲日报》 1975年10月3日
《联合早报》 - 岳飞的三种尴尬 (2018-09-08)
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olumns/story20180908-889448
岳飞的三种尴尬，是时代、历史、社会等价值观变化的结果。
1990年我第一次到访杭州的岳王庙，被岳飞墓前跪着的四个铁铸人像吓了一跳！
恶臭肮脏，远远就能闻到尿骚味。游客不但向他们吐痰、吐口水，还让小孩子在那边上小便。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张俊、万俟卨，这四个被论定陷害忠良的千古罪人赤裸上身，双手背缚，长跪向岳飞忏悔。从明代以来被反复重铸了十二三次，参观岳王庙的人用行动唾弃他们，用污秽表达对他们的不耻。
后来再访岳王庙，四个铁铸人像干净多了。原来墙上有告示：“文明游览。请勿吐痰”。少了集体发泄怨气的举措，游客的确“文明”，也少了愤怒和激情。即使依然热闹喧哗，静态的目视让停留在此地的时间缩短，只顾着“到此一游”的摄影。
假使“羞辱”能够仪式化，能够成为加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象征，岳王坟前的围攻仪式巩固了岳飞的冤屈和后人为他平反的义行。当仪式被削弱或制止，如果没有替代方案，没有符合“文明”的条件设置，继而兴起的理智观念，便提醒人们重新思考该不该藉由污染景区环境，来张扬自己的道德情绪。
这是岳飞的第一种尴尬。“参拜”“缅怀”变成“游览”“观赏”。是要靠世俗的脏污来维护神圣的清白吗？
岳飞的第二种尴尬，是争论不休的《满江红·写怀》词真伪问题。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阕词在宋元时期默默无闻，到了明代却大放异彩。先是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汤阴典教袁纯编《精忠录》时，收录了《满江红》。在袁纯之前，吴讷（1372-1457）编《褒忠录》已经记载了岳飞事迹。其后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前后，浙江提学副使赵宽将《满江红》书写刻石，立于杭州的岳王庙，逐渐广为人知。
明清时代的许多词选本都收录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些词人依调附和，推动了这阕词的影响力。即使是满清朝廷，也盛赞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到了20世纪，语文教科书和歌曲编唱，使得这阕词成为所有学生都能琅琅上口的作品。
有学者统计，宋词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所谓“宋词百大”，或是排行榜前几名的作品，领先的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次就是岳飞的《满江红》。
由于作品出现晚于岳飞在世300余年，余嘉锡在1958年出版的《四库提要辩证》中便质疑，认为是明代人假托岳飞而写，得到夏承焘的支持。将近60年，认可和存疑的学者们仍然各执己见。
既然可能是伪作，我们还要学吗？何况，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词句，是不是会“伤害兄弟民族的感情”？据闻，从1996年起，大陆的中学课本删除了《满江红》，排名“宋词百大”亚军的地位会不会动摇呢？这是岳飞的第三种尴尬。
21世纪初，新加坡也掀起讨论岳飞的热情，一方面是辩论作品真伪；另一方面也牵涉“爱国”还是“愚忠”的问题。就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认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诠释。时（事）过境迁，对于同一史事或作品的意涵便有不同的看法。
岳飞的三种尴尬，是时代、历史、社会等价值观变化的结果。不必向秦桧那些塑像吐口水，不如再瞻望一次岳飞的英姿，想一想是否还有不变的信念吧。
微信 - 秦桧的自辩，一篇值得细读的历史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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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晚报》- 网游岳飞变“投降者”官媒狠批“篡改历史” (2021-08-15）
《联合早报》- 蔡欣：《满江红》余韵 (2021-08-19)
词学大家夏承焘和宝岛狂人李敖皆认为岳武穆的《满江红》乃伪作。其实首先提出此观点的是著名学者余嘉锡。他认为“岳飞的儿子岳霖和孙子岳珂，不遗余力地搜求岳飞遗稿，但在他俩所编的《岳王家集》中，却没有收录这首《满江红》，31年后重刊此书时，仍未收入该词，岂不怪哉？”（按《满江红》词是于岳飞去世400年后，才在明代中叶突然“冒”出来的。）之后夏承焘为文表示同意余嘉锡说，并进一步提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个“地理上的疑点”，至于李敖的“打金兵怎么会打到西北去”，也只能说是“附和”夏承焘的观点罢了。
总之有关《满江红》真伪之说从此论争不断。和余、夏二位学者持相反观点（即认为《满江红》并非伪作）的，最著名是专治宋史的词学家邓广铭，他有《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
某非学者，对此学术论争当然不配置喙——但我倾向于夏、余二者之说。况且，我实在不喜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样“野蛮而凶残”的描写。这似乎有点流于直觉和“感情喜恶”，而做学问是不能感情用事的。
偶然间读了香港画家兼专栏作家王亭之的随笔《韩世忠未舞倚天剑》，却找到一点间接和《满江红》真伪相关的“资料”。
王亭之引《全宋词》（也载于《说岳全传》）中据说是韩世忠的一阕词，并根据词里头“长剑倚天氛雾外”一句，曰“韩世忠究竟未舞过这把倚天剑”，判断此词乃《说岳全传》作者钱彩的伪托。有趣的是《全宋词》里头这阕韩世忠的词也是《满江红》。同样是南宋抗金名将，同样允文允武，也同样创作《满江红》（南宋将帅都特爱《满江红》词牌？）——更何况又同样被视为伪词！
幸好这阕“韩世忠的”《满江红》读起来心里比较“舒服”，因为其中并没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种“茹毛饮血”的恐怖镜头。词的下半阕倒有“鸾舆步老辽阳月”的意象。这就对了！辽阳在东北，正是金国的老巢。如果此词真是《说岳全传》的作者所伪托，那么至少“伪”得高明：钱彩的地理知识是及格的。
诗词也有另一种“张冠李戴”的现象。最著名是《生查子·元夕》这阕词，或曰北宋词人秦观所作，或曰南宋才女朱淑贞所作（这一种“版本”最流行），而真正的作者是北宋的欧阳修。
《满江红》也好，《生查子·元夕》也好，即便“来历不明”或属张冠李戴，到底只是一阕词。最严重是将整部书“送给”另一人。像明代陆绍珩的《醉古堂剑扫》，其作者有个时候不知怎么“化身”为陈继儒（即陈眉公），书名也被易为《小窗幽记》。好一个可怜的落第书生陆绍珩；好一只“幸运”的“云中鹤”（清代戏曲家蒋士铨讥陈眉公是“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在岳飞死后，秦桧又过得怎么样？最后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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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的后代，竟为大清朝效尽了汗马功劳，晚年成了一介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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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被杀后，一批后人逃到韩国，成了开国元勋，如今回国认祖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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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写给岳飞的亲笔信曝光，字字妙绝，这书法不比宋徽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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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墓前本来跪着5个人，为何后来变成了4个，另一个人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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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临刑前高呼自己无罪，但狱卒说的一段话，让岳飞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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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就这么被人给毁了，加害者的良心，难道不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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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死后无人敢收尸，狱卒夜里背着尸首埋在了城外，后守墓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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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被宋高宗杀害，真是因为他要“迎回二圣”？不要小看岳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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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年俸禄是72000贯，相当于现在多少钱？跟你想的可能有所出入
https://www.sohu.com/a/449042076_617770
岳飞父子被害时，杨家将后人，是负责行刑的监斩官，也是百战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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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个人当宋高宗，能否灭了金朝、直捣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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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是怎么死的：一块石碑揭开谜底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PK67TVT0545A8QF.html
南宋大奸臣秦桧，为何陷害了岳飞，却没有“陷害”韩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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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所处的大宋，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朝代？
https://mp.weixin.qq.com/s/46__i8nEGowiPxOsImgNSw
《满江红》冲了春节档票房第一，但网络评价两极分化。关于电影点评我就不多说了，喜欢看场景剧的倒是可以去看看，里面的演员确实是给力。
不说剧情，单看沈腾、张译、雷佳音、小岳岳、四字弟弟就不会太无聊。但是对剧情连贯、逻辑推理要求高的会看的很尬，实在是太多强凑在一起的桥段设计。
各人有各好，100个人眼里有100个哈姆雷特。有人看了嘻嘻哈哈一笑，有人看了暴跳如雷说嘲弄历史，消费了岳大元帅，给秦桧洗白了啥的。
其实我也没有看出多深的理论，除了配乐新潮些，其他的还是老谋子电影中那一套，跟很多年前老谋子那个《英雄》电影一个样——让“正义团”内部人自我牺牲，死上一大片，每死一个人都是为了在物理尺度上能够更靠近目标人物，但最后却为了“更高的境界”而放弃刺杀奸人，真是让人WHAT FUCK？
有关电影的就不多说了，今天主要聊一聊宋朝这个极其特别的时代。
其实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家历史上，宋朝都是国民性转折的分界点。
有史学家形容，宋代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开放而包容，甚至有一定的攻击性。
但宋之后的中国，却是另一个中国，一个贵族气质被阉割了的中国，谨小慎微，闭关锁国，不仅丢掉了汉唐时期的尚武精神，到了后世明清，竟还敢把治国大臣脱了裤子光腚打板子，把文臣武将的最后一点血性都给打没了。
为何中国国人会把岳飞推到如此的高度，让秦桧等人跪上千年，其实是有一种情绪的发泄。如果不是这场“莫须有”罪名的大谋杀，中国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
在历史进程中，总有人会想当然的认为，如果规避掉某件事，我们就会变得更好，既然前事无法改变，我们只要吸取教训就能做的更加完善。
事实上，从儒家思想一家独大，说什么“君君臣臣”、“仁义忠孝”开始，就注定了每一个新朝代都会吸取前朝代灭亡的教训，为的是更好的为“君”集权，更好的PUA全民，一次比一次催眠更深，直至这头东方雄狮完全陷入沉睡。
战国纷乱，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战火连天的纷争，商鞅的郡县制度将人事权集中在中央手里，中国从此告别了分封制，进入了中央集权时代。
但是，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从来没有断过。汉王朝征辟制度的异化与门阀大家族兴起，开始出现士族政治，地方上门阀家族崛起导致了汉王朝衰落。
到了唐王朝，最严重的是“安史之乱”，此乱之后，中央一直对地方割据无能为力，国家只有不断加强科举制度，普通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开始走向朝野舞台中央，与士族政治力量展开对抗。
唐亡之后，群雄逐鹿中原，五十多年里冒出十多个国家。直到宋赵匡胤“陈桥兵变”，一代武将夺得了天下，然后用“杯酒释兵权”彻底解决了地方隐患。
从宋朝起家开始，这个朝廷历代统治者的内心就被烙印了“不信武将，重用文人”的基因。宋朝也是历朝历代中对军权最为敏感的朝代，为此宋朝还设计了非常复杂的权力制衡体系。
比如宰相这个位置，宋朝宰相不是一个人，有好几个宰相，也就是说，宋朝将过去集中于一个宰相的权力分解到几个人。还经常搞武官转文职等柔和手段收缴兵权，把地方上的兵权、财权、人事权剥夺的一干二净，弄一堆体系互相使绊子，就是不给你掌握资源。
为防止将领有二心，北宋把高级指战员的岗位调动的十分频繁，直接搞到“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地步。每逢打仗，皇上还要派宦官到前线监军，拿个小本本记录将领的一言一行。皇帝那边还亲自领人一起画好“作战图”，排兵布阵你只能按照这个来，严格走流程，不准自我发挥。
与唐朝那时候把养兵所需的钱全部丢给地方财政上不同，宋朝中央收了兵权就要自己养兵，宋养兵足有140万，是历代之中养兵最多的，也是最不抗打的。
虽然宋代300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地方势力造反中央的事件。但却祸起兵政之患，中央财政的钱全用来养兵了，财政10分8分都在养兵，最后养到大宋皇帝都被金人掳去。
这里就又牵扯到财政收入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自然就要做大官有经济，民间经济势必受到挤压，这就造成权贵经济泛滥。
在大宋，人口众多，却贫富差距过大，穷人卖儿鬻女，富人骄奢淫逸。土地兼并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大家族手上。大量的穷人吃不饱饭，交不上税，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眼看着中央养兵都成问题，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变法开开始登场。
宋朝中央有许多“大儒”，年高权重但暮气沉沉，因他们本身就是即得利益者，当然是反对王安石变革的一方。宋朝“百年未尝诛杀大臣”，把文人权臣惯得在皇帝面前都很骄纵，想在这群人手里进行经济分配与创新是极难的事儿。
把时间拨回到公元前81年2月，大汉帝国就曾在朝堂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辩题是「官企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盐铁争论的核心，是以桑弘羊为首的帝国利益集团倡导的官营垄断，和儒生贤达们倡导的自由经济之争论。
这么一争就是千多年，到了1069年宋神宗时期，在中央政府内部开启了一次重大政策辩论，具体的地点就在首都汴京的延合殿，史称“延合殿廷辩”。
争论的双方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当时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两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辩题是：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国家却财政亏空巨大，被戏称为“讨饭财政”，且民间贫富差距过大，到底应该怎么办？
王安石认为要做大国有经济，中央集权，学习对象是商鞅，桑弘羊和刘晏。司马光则是赞成藏富于民，以农为本，要中央节流，财政节俭。简单讲，王安石要为中央财政开源，司马光要求中央财政节流。你说当时的年轻皇帝向着谁？当然是中央集权的王安石。
其实司马光是儒家大佬，在经济治理上很无能，才会有“节流省钱”的想法，再者就是儒家反法，尤其不待见搞“集权”的商鞅，王安石推崇国家集权，两人就此杠上了。
宋时舆论很放得开，是对文人争论最为宽容的朝代，司马光被王安石挤兑的流放洛阳，沉下心写了《资治通鉴》之后，公开发表著作《与王介甫书》骂王安石，而王安石也马上写《答司马谏议书》回怼，两人文怼不止。
变法轰轰烈烈的搞了16年，直到神宗去世，王安石一直致力于把“权贵经济”转为“国家经济的”新法被废，司马光重新掌权。但司马光翻来覆去的只会说“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这些儒学经典，在理财上是一点开源也搞不到，在经济思想上毫无建设性方案，在政治思想上倒是不断加强“君君臣臣”式中央集权。
《满江红》里的岳飞发迹于王安石之后的南宋初期，那个时候宋兵打起仗来极其拉胯，只会防御不会野战。因为中央瞎指挥作战，皇帝又不在前线，不知道金兵如何布阵，无法第一时间拿出进攻策略，一直被动挨打，加上中央没钱做好后勤，不断地在给金兵送人头。
直到宋王朝南方经济中心的部分地区沦陷，一些富庶区域被金国铁骑践踏之后，南宋经济直接停摆了。而金兵却发现，越往南打越好抢，更加猖狂的四处劫掠屠杀。
中央后期补给跟不上，富人区的权贵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资产，开始私人拿钱支持岳飞抗金，直到岳家军一直朝北出击，富庶地区的财产得以保障远离了金人铁骑，而岳家军再往北打与己无关，没人愿意继续出钱了。
中央也认为北方穷困，国土太大流民太多没什么好处，财政还得兜底济困。于是皇帝连发十二道令牌召回岳飞，加上宋朝赵家皇帝本就忌讳武将割据一方，文官秦桧顺应天子之意当了白手套，便有了后来的风波亭岳飞惨死大案。
王安石与司马光对垒数十年后一败涂地，以及岳飞主战抗金惨死的结局对明清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安石那场轰轰烈烈的变革最后以全面废除宣告失败，使得后世体制内的创新动力和勇气彻底丧失。而岳飞主战惨遭杀害也让很多“国土扩张派”寒了心。
明朝统治阶层认为，宋王朝空有强大的社会财富，却无法做好国家与民间的分配，国家大片土地和金银被文人权贵集团把持，而宋放活民间经济及不轻易杀文人大臣的举措才是宋灭朝的根本原因，吸此教训，后世统治者变得更加推崇集权和杀戮。
到了清朝更甚，全面禁止民间发明创新，全面采用官营经济的同时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来“维稳”，要“稳定性压倒一切”。
自此，民间商人全部沦落为官营经济的寄生阶层，后世大商人多是红顶商人，朝廷财税收入的买办。而文人阶层，则在清朝越来越完善的科举制度里疯狂内卷。
寒窗数十载好不容易上了位，一个“文字”上的错就会被脱裤子打板子，削低你的人格尊严，更狠一点的搞文字狱直接要人命。
士族阶层们不再关心民间经济的发展，“躺平”和“自保”成为主旋律。反正中国是人口大国，只要保护好农业特征，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即可。
明清皇帝们的心思很多用在帝王权术上，明朝皇帝甚至让宦官都加入到文人、武人、外戚等党派之中去，这些党派中乌泱泱一群人彼此互带高帽子，一条政见不合就容易上头，开骂对方是“奸臣误国，罪当诛杀”。
明清的治理制度，到了专治化的最高峰。
在全民思想控制和PUA老百姓方面，先有程朱理学全面禁锢人的思想，再有乾隆《四库全书》抹掉一切其他的学说，统称其他学派为异端邪说，最终将全民思想统一到了《四库全书》之上。
清朝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彻底陷入沉寂，全民思想陷入禁锢，国人开始变得麻木。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明清两朝长达500多年，经济发展停滞，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零。
而这500多年里，欧洲有文艺复兴，有新大陆发现，有第一类工业革命爆发，在西方开始狂奔迈向工业化时，东方的中国却在闭门酣睡。
而这一切的转折可以追溯到宋王朝王安石变法，以此为界，宋之前的中国生机勃勃，宋之后的中国死气沉沉。后有史学家说“文人确实误国，儒家思想下的文人治国是对创新思想的绝杀”。
曾经的大宋真是对文人好上天了，赵匡胤临死留下的祖训里就有一条：绝不可杀文人谏官。文人确实死板，缺少随机应变之能，在宋的军事领域里深刻体现。文人又善钻研，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三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都是蒂熟于宋。
宋的工商业发达，纸币的发行也是出现在宋代，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大市场。只是可惜了，曾经的中国是那样的鲜活，开拓丝绸之路引四方来贺。
而宋王朝统治者为了解决地方割据困局加强中央集权，自己搞出“兵政之患”弄得中央财政空缺。赵家皇室为保霸权永续考虑各种重文抑武，致使中华民众失去了尚武精神。好不容易有个抗金名将岳飞，又被文人奸相秦桧加害惨死。
宋王朝亲手抹杀掉武人群体根基后，文人集团更加没有掣肘，以文人官宦为基础的权贵经济各种阻挠改革变法，最终使得大宋更加积贫积弱，以至后世提起前朝都是以“暴秦强汉盛唐弱宋”来概括。
究其根本，“君主制度”“儒家独大”才是这一切悲剧的起因。
《联合早报》袁忠：《满江红》与人物祛魅 (2023-02-14)
人物祛魅在当下中国显得十分必要，要将笼罩在人物身上的不真实光环撕掉。不顾事实对人物进行虚假宣传，特别是有政治目的的蒙蔽，最终会引发社会道德的互欺，而科技上的假成果和经济上的假数据等，就是并发症，公信力尽失。
最近张艺谋电影《满江红》在中国红透半边天，我照例不会去看，因为一向对古史改编剧毫无兴趣，肯定又是肤浅的戏说和矫情的价值观。引发我提笔的是早报网1月29日的一则消息《网传教材删除岳飞<满江红>》，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满江红》“怒发冲冠”的作者是否为岳飞，存在巨大争议。
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莫须有”典故的来源也殊为可疑，甚至可以说是伪造的。基本疑点就在于“莫须有”事典最早出自1176年（南宋孝宗淳熙三年），由赵雄撰写的抗金名将韩世忠的神道碑。比赵碑早18年即1158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韩世忠墓志却是完全相反的记载：“故岳飞、范琼辈皆以跋扈赐死。”这显示秦桧当政时，韩世忠是与高宗、秦桧站在一起的，如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韩世忠两个幼儿赐官直祕阁，而二十九日岳飞父子就被处死。岳飞被平反后，因为利益均沾，韩的家属（树先辈的侠义形象）、宋孝宗（归罪秦桧和鼓舞抗金斗志）、赵雄（撰文当年连升两级）就编写了这个“莫须有”的故事。
在南宋中兴四大名将中，韩世忠和告发岳飞的张俊是儿女亲家，与张的关系其实远比和岳飞的关系要好；另外，为岳飞鸣冤要付出判刑或处死（如布衣刘允升、进士智浃等）的代价。从朝廷欲清除军阀割据隐患的背景来看，当时韩世忠本身处境如履薄冰，岳飞下狱后的半个月，他就上奏辞职归家，为避嫌不与旧部见面，不问世事。韩世忠平时的种种表现，都显示他是畏惧秦桧的。总之他不可能为岳飞挺身而出驳斥秦桧。
李裕民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新视野下的“莫须有”故事》，用确凿的史料和细节分析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非常有说服力。
至于广泛悬挂在岳飞纪念地的牌匾“还我河山”也是伪造的。历史上没记载岳飞写过这句话。和碑帖打交道超过半世纪、见过古往今来无数石刻文字的张政烺提出，没有岳飞“还我河山”的拓本。此四字最早出自1919年的童世亨《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张政烺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进行了有力的搜证，肯定“还我河山”石刻在20世纪以前不曾有过。清末周承忠集钩岳飞的书写拓本《吊古战场文》《出师表》，拆字拼凑这四字，所本的传为岳飞手书的这些文章字迹，也被专家怀疑为伪造。“还我河山”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背景，才迅速流传开来。
岳飞作为民族英雄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斗志、勇气、清廉自守精神，令人敬佩。要反省的是后人凭空的美饰甚至戏说，世人以悲悯之心去增设蒙冤英雄的完美事迹，可以理解但后患无穷，真实才是可持续的最大力量。
《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是否出自岳飞之手，也有着百年的争议史，持肯定意见者包括唐圭璋、邓广铭、李安等人，而持否定意见者也不少。
余嘉锡在上世纪30年代第一个怀疑此词“来历不明”，并提供最有力的否定证据，一是此词不见于“宋元人之纪载，或题咏跋尾”“沉霾数百年，突出于明中叶以后”。最早出现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也就是岳飞去世后近400年才突然出现。二是岳飞儿子岳霖、孙子岳珂，搜集岳飞的作品不遗余力，但岳飞作品集《金陀粹编·鄂王家集》并无收录此词。
夏承焘则从“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入手，说明这是明朝人的作品。一是岳飞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东北，而贺兰山在西北；二是明朝诗人对边塞用名贺兰山，都是实指而非泛称，南宋人则用的是大散关；三是明朝的北方对手是鞑靼族，他们西攻多取道贺兰山。
正反两方争拗不断，迄无定论。但肯定者的意见不能说服笔者，笔者也计划写一长文，从新的角度来论证此词非岳飞所写。
真伪之辨是学术争端，没有禁区，但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纵使有关岳飞的大瓮漂流、岳母刺字故事也经不起推敲，但在部分民众心目中，只要有利于爱国主义激情，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真假不是问题，立场才是根本。这才是当代中国的致命问题。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人物添彩现象，这里所谓的人物不是韭菜般的平民，而是指中国的英雄、模范、名人、权贵、领袖等，他们具有导向性，其“人设”会对后世、时局产生深远影响，不可小觑。这些人物，为了不同的目的，主动或被动地被塑造成尽善尽美的形象。远古时代的尧舜禹、炎帝黄帝，他们的事迹并非一人之力，而是集成了众多先民的智慧与才干；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出生时均有异象，也是为执政的合理性作宣传。又如二十四孝故事中的感天动地故事，虽然几为神话，但不影响感动民间的效果。
鲁迅评价《三国演义》中的人物这样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文艺上的光明尾巴，道德上的完人情结，比比皆是，问题在于世上哪有完人？于是捏造、虚构、作伪、粉饰自然就成了常态，见怪不怪。
发展到当代，情况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树典型、学先进也是这样一种人物添彩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狼牙山五壮士、王进喜、雷锋、欧阳海、刘文学等英雄模范人物，事迹引发不少人的质疑，有的还打起了官司。
个人感受比较深的是成就斐然的张海迪，小时候报纸说她胸部以下高位截瘫，后来却跷着二郞腿，还能够驾车，现在都百思不得其解。前广西省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前政协主席覃应机的女婿曾送我一本中共党史出版社的覃应机回忆录《硝烟岁月》，记载了覃带领11人冲过泸定桥的全过程，与宣传口径和各类艺术作品中的渲染根本不是一回事。
与人物添彩相反的是人物溢恶现象，即不顾事实，为了政治目的对要打倒批臭的人物进行恶迹编造。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即弄虚作假、翻云覆雨，大地主刘文彩就是一例。
于是人物祛魅（disenchantment）在当下中国显得十分必要，要将笼罩在人物身上的不真实光环撕掉。不顾事实对人物进行虚假宣传，特别是有政治目的的蒙蔽，最终会引发社会道德的互欺，而科技上的假成果和经济上的假数据等，就是并发症，公信力尽失。上行下效，造假大国渊源有自。假如一个领导人，为了个人包装，书一本接一本出，且横跨众多领域，不要说真本事，我只是好奇，时间从哪里来？乾隆帝是史上留诗最多之人，臣子捉刀应该不少。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是任由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历史的权力。”我们不能赢者通吃，更不能以崇高理想为名而骄行跋扈，不择手段，否则对个人是闹剧，对国家是悲剧。
（作者是中国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寻找“满江红”年代里的燕京遗迹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rs=60224967&ruk=nkbo0VRWwWeCxHJ3oVhojw&isBdboxFrom=1&pageType=1&urlext=%7B%22cuid%22%3A%22livJigahHugHuHit_avVtlin2aYmaHaKgOSqfl8TSig38HfWYa2Kt08lWMlP8Sud9bHmA%22%7D&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381360080923937489%22,%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
年初热映的电影《满江红》，讲述了一段关于南宋初年的故事。这段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岳飞死后的第四年，也就是绍兴十六年（1146），而它所涉及则是岳飞抗金的那段时间。如此一来，南宋初年宋金对峙的往事，便成为观影者与历史爱好者关注的焦点。
对于热衷寻访北京地区古迹的我而言，通过探究“满江红”年代的燕京旧物，或许能发掘出更多有趣的历史话题。
依我的想法，燕京地区宋金对峙关系的出现应该从1122年（也就是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北宋宣和四年）算起。就在这一年的12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兵占领燕京，辽国守将投降。自此之后，取代辽国、进入博弈场中心的，便是大宋王朝。
至1149年（金皇统二年，南宋绍兴十九年），金国平章政事完颜亮杀掉金熙宗，进而自立为帝。时隔未久，完颜亮决定迁都燕京，并准备再度出兵南宋。“满江红”所涉及的年代才算过去。
这时段的燕京正处在一个过渡期，也就是作为昔日辽国的南京向此后的金中都过渡。我们知道，完颜亮建造金中都，使得北京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帝都。然帝都的兴建，也使得相当部分辽南京时期的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而今，除了留存下来的天宁寺塔及远郊地区的一些辽代古塔之外，兴建于金中都以前的燕京旧迹所剩无几。如果只谈“满江红”所涉及的20多年间的旧迹，那更是少之又少了。
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金军俘虏了徽钦二宗、后妃、皇子、公主及宗室贵戚三千余人，并抢夺了汴京宫廷内的大量图籍、珍宝等，其中包括天文仪象仪器、歧阳石鼓、九经石刻、太医院铜人及针灸图经、定武兰亭石刻等珍贵文物。这些东西除少数在途中散失外，其余都收藏在燕京，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残石七方等了。
或许有人会说，汴京的艮岳（太湖石）不也是在“靖康之难”时被金人北掠的么？其实，这是个误解。艮岳“北上”的时间大致在金大定六年（1166），也就是金世宗兴修中都离宫“太宁宫”的时候。艮岳被大量安置的地点就是北海琼华岛。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艮岳又被帝王下令搬运至南海瀛台、紫禁城宁寿宫等处，但相当部分仍留在琼华岛上。
延寿寺遗址：宋徽宗曾被囚禁于此
金军是分七批押送徽钦二宗及北宋臣僚、民众的。其中，宋徽宗是靖康二年（1127）三月十八月第四批押运，五月十八日抵达燕京，并住进大延寿寺之中的。
就目前所知，昔日北京的延寿寺至少有过六七座，其中最出名的是位于琉璃厂东段延寿街北口的那一座。因为名气大，所以被很多人认定是“囚禁过宋徽宗之地”，连《北京通史》（第四卷）也采用此说（“今和平门外东北园以北的延寿寺街处”）。但根据史料，这座延寿寺始建于明正统六年（1441），距离宋徽宗去世已过去了300多年。
有学者认为，囚禁过宋徽宗的地点应为扩建于辽代、位置在枣林前街的延寿寺。这座延寿寺规模很大。在宋徽宗离开24年后，海陵王迁都燕京，于天德三年（1151）改寺为宫，称作延寿宫。至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可能因此寺屡遭火灾，加之曾做过海陵王的宫殿，于是东移，另建新寺，寺的位置大约在米市胡同和迎新街之间。然新寺也只存在了30余年，毁于成吉思汗灭金之时。
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湛然禅师发愿重建延寿寺。这座新的延寿寺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建成，其位置在今延寿街北端路西。此寺于上世纪50年代末被拆除，改建为王致和腐乳厂。待工厂迁出后，又改为旅馆、浴池等。
看来，宋徽宗有可能是被囚禁于枣林前街的延寿寺旧址。但此说法未得到文史界的一致认同。
根据《光绪顺天府志》的记载，大延寿寺应在悯忠寺之东。《光绪顺天府志》中写明此庙为“徽宗寓居之地”。这座寺庙的建造时间大体为东魏元象元年（538），民间称之“尉使君寺”。按照此说推知，正因为两座寺庙相距很近，所以徽钦二宗能够经常见面。有诗曰:“可怜问寝循家法，古寺犹传礼佛香。”意思是说钦宗到大延寿寺看望父亲徽宗，询问生活起居情况，不时传来拜佛烧香的香气。这个说法，被侯仁之主编的《宣南历史地图集》所采用。
昊天寺遗址：传说徽钦二宗于此会面
按照《北京通史》（第四卷）中的说法，徽钦二宗是在昊天寺（遗址在今北京西便门内大街路西）见面的。这个说法出自《光绪顺天府志》:“（昊天）寺故基在西便门街之西，宋徽、钦二帝曾会于此。见《燕云录》。”如果说法能被确认，那么昊天寺又成为“靖康之难”的一个重要见证了。
其实，昊天寺是座辽代兴建的大型皇家寺庙。
话说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秦越大长公主入驻棠阴坊的府邸，并打算修建一座庙宇。秦越大长公主的身份十分显赫，她是辽圣宗的女儿，辽兴宗的妹妹，也是韩国王萧惠的妻子，她的女儿更是嫁给了辽道宗皇帝，即辽道宗的懿德皇后。萧惠曾经担任辽南京的统军使，权势极大。而秦越大长公主晚年崇佛，把自家宅第、田产、奴婢等悉数捐出，用来修建大昊天寺。只可惜寺庙尚未建成，她便去世了。她的女儿懿德皇后为尽孝心，一次施财13万贯，女婿辽道宗也助资五万。清宁八年(1062)，昊天寺建成，辽道宗为其起名“大昊天寺”，并亲笔书写了山门上的匾额。与此同时，庙前的东街也被更名为昊天寺街。所以，大昊天寺是凭借着举国之力，被修建得宏伟华丽。
据史料记载，大昊天寺的殿堂华美如皇宫，比当时的巨刹悯忠寺更加奢华。而大雄宝殿后侧还建有高二百尺的精美宝塔一座，由此也成为辽后期燕京城内的重要佛教中心之一。
如果徽钦二宗在此相会，倒也是个绝好的地点。只不过，按照前面的推断，二宗居住之所相去不远，难道一定要舍近求远地到此见上一面么？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 大昊天寺重修。也就在此时，一种名曰“延祐通宝”的钱币问世，它属庙宇钱的一种，又被称作“寺观钱”。民间将它称作供养钱或供佛钱。据说在西便门内大街地下设施的建设与改造中，还曾挖掘出此钱币。
据文献记载，昊天寺于清初时尚存。至清末，寺庙原址已废为菜圃。上世纪40年代，此处名曰“郝井台”，且有一座规模很小的庙宇。依照一些文史学者的看法，由于“郝”与“昊”读音接近，郝井台应是昊天寺的旧址。后来，此地为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三设计院、长城光学仪器厂的工作场所,郝井台被彻底拆除。
门头沟韭园村：传说中此处囚禁过徽钦二宗
门头沟区大西山永定河一侧，散布着一处又一处村落。其中一处村落名为韭园村。村内有个“大寨”的地名，此大寨非山西昔阳县的彼大寨，这是一处古代的军事遗址。之所以起名大寨，据民间说法，是元代黄河流域的汉人将蒙古士兵称为鞑子，此地又为蒙古士兵长期使用，因此当地村民称它为“鞑寨”，久而久之演变为“大寨”。
北京地区最不缺少的便是民间传说。比如，韭园村大寨便有囚禁徽钦二宗之说。您还别不信，这个说法居然出现于韭园村的公开资料中。
据村委会的说法（也为村里老人们认同），金兵押解徽钦二宗北上途中，曾经过韭园村一带。金兵发现大寨位置优越、易守难攻，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便将徽钦二帝暂时囚禁于此。此后，当地民众为纪念两位“落难皇帝”，将这里称作落难坡。
如今，大寨遗址就坐落在韭园村的一处山腰台地上，看上去破败不堪，四面围墙大都已坍塌，但地基仍在。
至于大寨是否真的囚禁过徽钦二帝，其实并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只是老一辈村民的口口相传。
我们推想一下，徽钦二宗自汴京（现在的河南开封）一路北上，除了在燕京等重要地点停留时间略长外，基本处于辗转迁徙的状态，直到抵达五国城。自进入而今北京的境内，二宗于官道上的驻留地点必定不会少。进入大西山之后，也会在许多村落停留。如此说来，韭园村大寨出现“二宗囚禁地”也并非不可能。只是大寨堡垒究竟是元代出现，还是宋金时期出现，抑或更早，目前还无法确定。
仙露寺遗址：囚禁宋代王公贵胄之所
仙露寺的位置大致在今广安门内大街中段，也就是回民学校的所在地。有关这座庙宇的文献资料，确实比较少见。
据文献记载，清康熙年间，菜市口地区的居民曾挖掘出辽世宗天禄三年（949）舍利石函一个。据石函题记可知，挖掘地正是辽代仙露寺旧址。此题记的出土至少说明一点：仙露寺在辽世宗时代就已成为燕京的重要寺院。
至辽代末期，仙露寺俨然成为一座规模庞大的寺庙，它能作为容纳北掳的大批宋皇室成员、贵胄、官员等的房舍用地，不是没有理由的。
法源寺：囚禁过宋钦宗的地方
法源寺是宣南地区最值得游览的一座古刹，也是北京城区内历史最悠久的古刹，它的前身便是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的悯忠寺。
昔日的悯忠寺与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安禄山、史思明等重要历史人物有着很多瓜葛。进入辽代，悯忠寺乃是辽南京城内最著名的大刹。它所处的位置极为优越：西临燕京衙属，与皇城相望。由于南京城的南门不常开，所以这里成为南来官员、客商必经之地。辽国皇帝不仅经常来悯忠寺做佛事，还在此接见北宋、西夏、高丽等国的使臣。1022年（辽太平二年，北宋乾兴元年）宋真宗去世时，辽圣宗甚至下令在悯忠寺设御灵，建道场。
有辽一代，悯忠寺都是燕京诸刹之首。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宋钦宗以第七批北掳之身，于四月初一从汴京启程，至七月初十抵达燕京，随后入驻悯忠寺。至九月，徽钦二宗再次北上，钦宗居住在悯忠寺，约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如今，悯忠寺所遗辽金时代的文物不多，它的主要建筑大都是明清以后重修的，要想找寻宋钦宗生活的遗迹确是不太容易了。
圣安寺：建造于岳飞抗金的那段时间里
史籍文献中的大圣安寺是金天会年所建，“天会”乃是金太宗完颜晟在位时所使用的唯一年号（1123 至1135年）。此时段，正好与岳飞抗金的时间相吻合。
初建时的圣安寺位于金燕京城内的东柳湖村。相传寺外有湖，湖边垂柳拂岸，景色秀美，因此圣安寺又被称为柳湖寺。就在这天会年间，从南方来了两个化缘的和尚，一名佛觉，一名晦堂。他们在燕京负有盛名，信徒上万。其时，在位之完颜晟初创各种典章制度，他与同样崇佛的皇后出资数万在柳湖村建寺，接纳了二位大师，由此，民间百姓便俗呼该寺为柳湖寺了，旺盛的香火也开始燃起。
至金熙宗完颜亶在位的皇统元年（1141年），金与宋签订合议，宋对金称臣，每年贡银绢25万两匹。金熙宗完颜亶霸气地赐名该寺曰“大延圣寺”。
现在，若您在网络上搜索“圣安寺”，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定是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大龟山顶的圣安寺。而从创建时间上推断, 岳阳圣安寺确实要早于北京圣安寺，然就其建筑规制、等级而言，北京圣安寺却要远胜过岳阳圣安寺。
为啥有关北京圣安寺的信息会如此缺乏？其实，实地走访一趟便不难做出回答了。这座近九百年的大庙目前只留存一座山门、一座天王殿、一座配殿及若干建筑小品。直到上世纪中期，圣安寺依然基本完整，其建筑为明清时代重修，金代遗迹基本无存。
在圣安寺的明清建筑中，最值得称道者，莫过于大雄宝殿内的明代壁画。壁画的创作者是明宣德年间的宫廷画师商喜。商喜擅长山水、人物、花卉、走兽。传世作品有《明宣宗行乐图》轴与《关羽擒将图》轴（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而他所绘制的庙宇壁画作品留存到上世纪中叶以前者，据说只有圣安寺一处了。
曾为圣安寺所拥有的珍贵文物目前尚存两座画像碑。其中一座前刻旃檀佛像，有诸表臣记；后刻达摩像，有李言恭赞。另一座，前刻观音像，后刻关圣像，均刻有“万历己丑八月”字样。这两座石碑目前被收藏于法源寺毗卢殿外侧。此外，保存基本完好的瑞像亭被迁至陶然亭公园西门内北山顶，成为俯瞰整个陶然亭的地标建筑。
辽南京的燕角楼：或许见证着金熙宗驻跸燕京的历史
天会十三年(1135年)，年仅13岁的金熙宗即位。他从小受教于汉族文士韩昉，所以汉化较深。曾有说法，将金熙宗描述成“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金熙宗希望以文治天下，而非传统的武力，他提倡“尊孔养士”，重用汉族士人。
天会十三年(1135年)四月，宋徽宗在五国城病故。当消息传到燕京时，有出使金国的宋臣在燕京追悼宋徽宗，金熙宗下令不要干预，也就是在这时候，金熙宗已打算停止侵宋战争。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正式表示愿与南宋议和，并互派使节。只可惜，完颜宗干、完颜宗弼等主战派很快把持了朝廷，宋金之间战火又起，岳飞亦成为南宋抗金的绝对主力。
就在岳飞与完颜宗弼鏖战郾城的那段日子，金熙宗决定巡视燕京。天眷三年(1140)四月，金熙宗从上京出发，九月到达燕京。进入燕京时，他使用的是全套汉地天子的仪式。金熙宗一直住到次年九月，长达十个月。在燕京期间，他朝拜过金王朝的太庙，也亲自朝拜了孔庙，还对辽与北宋的亡国之君们进行了安抚：将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由“海滨王”加封为“豫王”，将宋徽宗由“昏德公”晋封为“天水郡王”，将宋钦宗由“重昏侯”晋封为“天水郡公”。
金王朝有“以武立国”的传统，武人力量一直左右着国政，所以，金太宗、金熙宗所实行“文治”的政策，受到了武人的百般阻挠。至皇统元年（1141），手握重权的贵族将领完颜宗干病死，完颜宗弼打算继续掌权。这位完颜宗弼，就是岳飞最重要的对手兀术。他利用金熙宗对重臣完颜希尹的不满，奏报希尹企图谋反，熙宗随即下令，让完颜宗弼带兵包围了希尹的住宅，杀死了希尹及其四子。希尹的宅邸位于燕京檀州门一带，也就是今菜市口以西的地方。
此后，完颜宗弼不仅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且掌控了燕京地区，19岁的金熙宗几乎成为傀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赵构、秦桧等人杀害。
而今已经无法确定金熙宗所祭拜的太庙与孔庙位置，或许我们可以推测，在金中都出现以前，辽南京时代的土城墙体还被保留了下来。若是如此，位于今北线阁街与广安门内大街交会处的辽南京城燕角楼便很可能是金熙宗驻跸燕京的重要见证了。
燕角楼是辽代南京子城东北角的角楼。昔日的子城位于辽南京城的西南角。由于子城的西南、西北、东南三个角都与辽南京城墙相交，只有东北角独立，于是单独建造了一座燕角楼，以保持子城的完整。燕角谐音是“烟阁”、“线阁”，后来演变为南线阁路、北线阁路。
这座燕角楼早已无存，只有一座白色的纪念标志，矗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旁。
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与“满江红”相关的宋金文物
就在“靖康之变”发生未久，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继位，年号为建炎。这位皇帝自登基之日起便一直生活在担惊受怕的境遇中，很长时期内，他的“护身符”是四位重要将领。这四位将领的画像摹本《中兴四将图》就放置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展厅之中，作者是经历了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刘松年。“中兴四将”是指南宋初年保家卫国的刘光世、韩世忠、张浚和岳飞。能把岳飞等画入作品，至少说明刘松年进行创作之时，岳飞已获平反。
在国博展厅内，还存放着一件黑铁铸造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一个人的跪像，即秦桧。它来自京城内早已消失的一座精忠庙，也就是岳飞庙。这样的跪像，不仅北京岳飞庙里有，河南汤阴的岳飞庙（岳飞出生地）、杭州的岳飞庙（岳飞的去世地）中也有。
作为南宋敌对方的金国，留在世间的文物也不少。在国博的展厅内，便有三件文物值得一说。一件是金代早期制作的双鱼纹青铜镜，它得以流行或许与女真民族的渔猎生活习惯有关。也有人认为，女真青铜镜上的鱼纹可能与女真族信仰“萨满教”有关。第二件文物，是“柳毅传书故事场面”青铜镜。为女真民族制作的青铜镜背面，居然雕刻着汉民族的传奇故事，是不是有点儿意思？第三件文物，叫做“列鞢”，这可是金代女真贵族在腰间佩戴的饰品。据说，国博内收藏的这件列鞢发掘出来时是被层层丝绸包裹着的。由此可见，它的主人一定是个地位较高的皇亲贵胄。
供图/申哥
岳飞每年俸禄7.2万贯，放在现在，相当于多少钱呢？大大出乎预料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rs=3532795336&ruk=nkbo0VRWwWeCxHJ3oVhojw&isBdboxFrom=1&pageType=1&urlext=%7B%22cuid%22%3A%22lavOal8ABalui2au_uHjig8I2igf82iX_i2FaY8XSa0Y8S82_O2CajfX3O5HfWMA8PbmA%22%7D&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017166421983725775%22%7D
岳飞下令处死40个逃兵，心软留下其中一个，后来成世界名将！
https://www.sohu.com/a/661323017_121200378
岳飞曾下令处决40名逃兵，心软放过了一位，谁知此人成为世界名将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6433780881/17f7bb49100100q80r
AI还原的岳飞的真实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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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每年俸禄7.2万贯，放在现在，相当于多少钱呢？大大出乎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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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能夸他什么？
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220311/7021c2375a124119bcec983daefd0abf/c.html
1127年1月27日，金军南下，渡过黄河，直指东京汴梁。2个月后，金兵北撤，随军俘虏共计十万多人，包括宋徽宗、钦宗二帝。
“行前，金军焚烧了开封城郊的房屋，而开封城内早就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卖到几十文钱。人相食的惨剧也时有所见，再也找不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描写的那些繁华景象。徽、钦二帝一行在北上途中历尽折磨，受尽屈辱，皇后受到随队金兵的性骚扰，离队小解的妃嫔遭到金军的强暴。次年八月，徽、钦二帝被辗转押抵金上京，金太宗逼他们除去袍服，朝见金朝祖庙，行献俘之礼，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他们的妃嫔三百余人没为奴婢，为金人浣洗衣服；其他妇女配给金军作为性奴隶，男子则在冰天雪地里服苦役。……经历靖康之变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场民族的灾难、祸乱和耻辱，也称其为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耻。”
虞云国在《南渡君臣》一书中，寥寥数语，足见靖康之难的惨况。不过说错了一处，真有两人忘性大。
15年后的同一天，1142年1月27日，岳飞在狱中赐死。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次月，绍兴和议生效。这一年起，宋高宗与秦桧厉行文禁，封查私史，履兴大狱。光复中原不再是南宋的目标，绍兴中兴才是应景的粉饰。
元代史臣在《高宗本纪》中所说：“帝方偷安忍辱，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呼。”没办法，粉底厚，脸皮更厚。
今年距离岳飞被害已经880年。历史学者何忠礼所著《宋高宗新论》受到关注，谈及宋高宗本人的评价，该书认为“高宗是一位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的人物，总体上值得肯定。”
《宋高宗新论》强调，用所谓的义理史观来评价宋高宗，有失公允。“如果没有南宋的存在，让女真贵族一统天下，宋朝文明在较长时期内，就不可能获得很好的传承和发展，后世史家也难以作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的论断。”
赵构有功，并非新论，比如美国学者贾志扬在《天潢贵胄》中就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
《宋高宗新论》中列举赵构种种可取之处，如节俭、勤政和有书法造诣。宋高宗擅长书法，以御书的形式，抄录儒家经典或古人篇章给文武大臣，借此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寄托，“开历代帝王风气之先”。
说仁慈最莫名其妙。宋高宗禁止捕猎鸟兽，减轻对盗窃罪的量刑，对于民变和兵变，主要靠招抚，不滥杀无辜。仁慈这条不靠谱。连岳飞都杀了，还夸他不杀鸟？
“对于民族败类秦桧、赵构之流，我是要尽情加以鞭挞的。然而，我也仍须恪守史学著作的原则，以我所能够掌握并确定其为可信的史实为不可逾越的界限，既不能作任何夸张，更不敢有任何虚构。”40年前已故宋史学家邓广铭著《岳飞传》时所叙，声犹在耳。
风物长宜放眼量，如今赵构值得夸了？
岳飞必死，还是该死？
谈宋高宗，无法避免的一大话题就是岳飞之死。如今论调，岳飞必须死，常见理由如下：
岳飞等所率军队，几成军阀、私军。自成山头、消极抗战、飞扬跋扈以及易生兵变等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又如岳飞不听话，政治觉悟不高。个性峻急、任性和倔强，不可避免地犯了不少犯上之事，不该提出立储之议。
学者吴思说：“哪种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该死。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得到的‘莫须有’罪名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罪名。”说来说去，岳飞必须死，似乎成了岳飞应该死。总结起来，无外乎一个“受害者有罪论”。
当年电视剧《精忠岳飞》开播，李冰冰发微，隔空调侃：“亲，不要天真了！岳飞是高级白领，但是再有能力的白领，没有理解老板的意图，工作不在点儿上又不听话，是没有前途的哦。”这是职场必败版，可见岳飞该死论都破圈了。
《宋高宗新论》认为，南宋立国一百五十余年，尤其是在蒙古骑兵无敌亚欧的形势下，抗御南侵达四十五年，可谓成就。赵构能跑，南宋扛揍，如果都被夸的话，只能算好死不如赖活着。当年靖康之难北俘的大臣，只有秦桧带着老婆南归；当年靖康之难南逃的皇子，惟赵构一人得以幸存。秦桧活到65岁，赵构活到81岁，论命大，他俩当仁不让。
南宋能与蒙元抗衡，在于军民防守得顽强，比如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山城防御战，堪称战史典范。守城者，余玠也，宋理宗也给他发了催命的金牌。
历史总有巧合。赵构南渡，一度被金军追到海上，“雨雷发声”，史称“己酉航海”。后来宋金和议，要求赵构跪拜金使，众臣犯难，赵构倒是洒脱地说，当年在海上，让我跪多少遍都成。50年后，陆秀夫将国玺绑在赵昺身上，跳海自尽，南宋沉没。面对强敌蒙元，此时下跪不再管用。事实证明，当年绍兴和议能谈下来，靠的是岳飞的枪杆子，而非秦桧的膝盖。
有说法，终宋之世，岳飞在武臣中的地位，一直在韩世忠和张俊等人之下，论军功不如韩世忠，甚至不如只有顺昌一场大捷的刘锜。南宋李璧曾作《中兴战功录》，记录从建炎到绍兴年间抗金的十三次大捷，未录一句岳飞事迹，仔细看，全是防御战。《武穆遗书》是小说杜撰，不过南宋对军事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守城录》。
无论是大战襄阳、郾城还是颍昌，岳家军赖以扬名的是进攻战。岳飞的战绩不容贬低，正如宋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所说：“保守和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南宋初年，真正说得上是进攻型统帅的，唯有岳飞一人。”
赵构只想“眼前的苟且”，岳飞才有“战与故乡”。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
射箭有什么了不起？
赵构会射箭，“挽弓至一石五斗”，有把子力气。论射箭，要从欧阳修谈起。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
欧阳修名篇《卖油翁》中的康肃指北宋名臣陈尧咨。这个故事，一般理解为卖油翁给陈尧咨示范了一番熟能生巧的道理。问题是陈尧咨的态度不对。他听了卖油翁的话，并未信服，只是“笑而遣之”。
陈尧咨出身名门，高中状元，但史评不佳，说他“性刚戾”“以气凌人”。
有说法认为，《卖油翁》的故事可理解为射箭和倒油一样，“惟手熟尔”，没什么了不起。倒是有史实为证。南宋僧文莹《湘山野录》载，宋真宗时，欲选“善弓矢、美仪彩”的大臣和辽国使臣比射箭。大家都推举陈尧咨。宋真宗因此打算让陈尧咨从文职变为武职，可以“授与节钺”，让陈尧咨当节度使。陈尧咨回家和母亲说了这事，却挨了一顿乱棍。陈母呵斥他：“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於阀阅，忍乎？”意思是你好好的状元出身，竟然图钱去当武将，不要脸。
宋代重文抑武，皇帝不信任武将，士大夫瞧不起武将。宋太祖立训“不杀士大夫”，但武将只有催命金牌，没有免死金牌。
北宋名将狄青和岳飞有很多相似处，他们都出身低微，凭军功晋升，均官至枢密副使。狄青脸部有刺字，岳飞背部有刺字。宋仁宗任用狄青，反对最激烈的人猜猜是谁？正是欧阳修，上书陈言“军士本是小人”。
尹洙是北宋名士，随范仲淹一起常年驻守西夏前线，对戎马生涯的感想却是：“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献捷于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什么建功立业，收复河山，都不如科举功名来得光荣。
赵构南渡之路，屡遭兵变，早成惊弓之鸟。大宋军队必须姓赵，才能回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老路上。绍兴八年赵构对大臣张戒说自己早有谋划：“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分化兵权的主张，并非赵构原创，而是士大夫公论。赵构不是好射手，本来有机会开辟新的文武格局，但他相信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岳飞之死，意味着南宋“良弓藏”，放弃了进取的决心，自闭于历史的困境之中。
等宋孝宗即位，意欲北伐时才发现，还要从射箭抓起。到了元军箭指临安，“京朝官闻难，往往避匿遁去”，气得谢太后大骂：“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曾撰文指出：“宋代的儒生修养都很好，但这些人一辈子所受的训练都是为了道德文章，不是为了管理政府，不是为了开拓一个新的局面。”那些文章是历史的暗箭，宋高宗说过一句实在话：“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
才气，还是酸气？
去年有款手游《江南百景图》，画了张立绘“闲人岳飞”，画面上岳飞“肉袒牵羊”，肉袒牵羊代表投降。游戏官方说岳飞以前太忙，他们希望岳飞可以在江南小镇享受平静安逸的生活。
哎，画个赵构多好。赵构才很闲。“一湖春水夜来生。几叠春山远更横。烟艇小，钓丝轻。赢得闲中万古名。”赵构有《渔父词》十五首，此是其一，作于绍兴元年，他要以闲留名。
赵构的文艺天赋是祖传的，不仅书法好，有诗才，还深通音律。
宋高宗一次游西湖，起了兴致，步入一家酒肆，见酒肆素屏上《风入松》一词，是太学生俞国宝所作，读至“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一句，笑评“未免酸气”，不如改“明日重扶残醉”。辛弃疾有“强扶残醉绕云屏”之句，很可能就是借用了赵构这句。
金庸写《射雕英雄传》，黄蓉和郭靖游至西湖，同样进了这家酒肆。黄蓉见了素屏上的这首词，说了句：“词倒是好词。”郭靖求她解释了一遍，越听越不是味儿，说道：“这是大宋京师之地，这些读书做官的人整日价只是喝酒赏花，难道光复中原之事，就再也不理会了吗？”黄蓉道：“正是。这些人可说是全无心肝。”
一个中年文士没眼色，过来插嘴，将赵构改句的故事普及了一通，反倒惹恼了郭靖：“这高宗皇帝，便是重用秦桧、害死岳爷爷的昏君。”郭靖一怒毁了素屏，把书生扔进了酒缸。黄蓉笑说：“我也将这两句改上一改，叫作‘今日端正残酒，凭君入缸沉醉！’”
那文士有趣，从酒缸探出头来，说道：“‘醉’字仄声，押不上韵。”
诗品词品，不能不看人品。假设一下，如果赵构并未选择南渡，而是奋起抗金，各位看官再品“赢得闲中万古名”一句，是不是豪情万丈？如今读之，也是难逃酸气。
南宋诗词，写靖康之难，只有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直抒胸臆。南宋诗词多说黍离之悲，“君莫说中州。怕花愁”这样的欲说还休，说白了，都是“入缸沉醉”。
提及南宋文化，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若是没有赵构偏安，南宋确实也没有这样的时代强音。要不要在这些诗词后小注“此文赵构亦有贡献”？（作者：五柳七）
王庆民：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是民族英雄吗？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90531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涌现出过无数伟大的英雄人物，有些人的功绩、精神品质、影响力足以被称为“民族英雄”。其中，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是非常知名的代表。岳飞是两宋名将，在金人入侵中原、烧杀抢掠时，精忠报国奋勇抗金，后冤死于昏君和奸臣之手；文天祥则是南宋名士，在蒙元南侵时积极抵抗，被俘后大义凛然，做下《正气歌》，英勇就义；史可法是明廷栋梁，面对满清铁蹄入侵的危难时局，力主抗清，被执后不屈身死。他们的事迹被华夏儿女代代相传，其不畏强暴抵抗侵略的勇气、坚守正义与忠贞的气节、爱国爱民护卫苍生的情怀，更是被中华民族长久传唱，古代至近代官方和民间普遍有极高尊崇，评价相当于现在的“民族英雄”。即便在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元清两朝，岳飞等人也被以较高规格对待（当然，这时他们确实没被也不可能被官方当作民族英雄）。
而清末民初，由于满清的腐败和列强的入侵，岳飞等人被革命者积极宣传推崇，并在民国建立后认定他们为汉族和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也长期认同这样的认定（不过文革那段例外，当时连岳飞墓都被砸了）。可以说，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被认为是民族英雄，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主流社会的共识。
可是，从1990年代末至今，中国官方与民间却不断出现否定岳飞等人为民族英雄的声音，并且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声音。而2003年，《历史教学大纲》将岳飞、文天祥等人剔除出“民族英雄”行列，更是表明官方直接修改了立场，公然认定岳飞等人“不是民族英雄”。虽然后来教育部解释这只是学术界中一个观点，官方并未否定岳飞为“民族英雄”。但是，此后至今，官方教科书及所有官方正式场合中，已不再称岳飞为“民族英雄”，而是代之以“英雄人物”或“爱国将领”称之。
而影响力相对来说小于岳飞的文天祥、史可法，则更不被官方在公开场合称为“民族英雄”。而其他如卫青、霍去病、祖逖、辛弃疾、杜文秀（回族）等以前也被官方和民间广泛认为是民族英雄的人物，也与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一样，不再出现在官方列举的“民族英雄”行列。官方只认可林则徐、邓世昌、张自忠、左权、黄继光等抗击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外国家和民族的入侵者或对战者的人为民族英雄。中国官方的报刊、文件、会议、纪念活动中，凡是称“民族英雄”的，只包括邓世昌等人为民族英雄，岳飞等人则从不在列。
也就是说，官方虽然没有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否定岳飞等（为方便起见，以下在同时涉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卫青、辛弃疾等这一系列民族英雄时，直接以“岳飞等”称之）人为民族英雄，但是在现实中已经将岳飞等人剔除出“民族英雄”的行列，并在教学、纪念、研究及其他各种官方的、正式的记录与活动中实行。而且，教育部在向民众解释“未否定岳飞为民族英雄”时，也是说“岳飞历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说的是“被认为是”而非“是”民族英雄，看起来是肯定岳飞为民族英雄，实际上却是否定了他是当今官方公开承认的民族英雄。而这却被质疑的大众所忽略，以为官方还在认可岳飞为民族英雄（实际上反而已经不是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官方、部分学界、部分民间不认为岳飞等人是民族英雄呢？这当然有原因，有其公开所声称的理由，也有不便声称的理由；有情理上的原因，也有实际影响的原因。
我们先看其公开所称的理由。根据新浪新闻文章《岳飞文天祥“民族英雄”桂冠被摘 各方展开讨论》一文所说：新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结合其他相关辩论，简单概括，反对称岳飞等人为“民族英雄”者的理由是，岳飞等人参与的战争是如今国内的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内战，不是抵抗外敌侵略，不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他们所抵抗的入侵者也是现在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因此，他们认为岳飞等人不能算是民族英雄。此外，他们也认为如果认定岳飞等人为民族英雄，会伤害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这一点也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辩护理由。
那么，这样的辩解是合理的吗？岳飞等人确实不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吗？进一步甚至汉族也不应该将岳飞等人称为自己民族的“英雄”，以免伤害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吗？
当然不是。
首先，我们要回到“民族英雄”的基本定义上来。对于“民族英雄”定义为何，没有特别统一的标准。但是综合来自各百科全书、词典及其他各处的相关解释，得到默认且公认的“民族英雄”定义，是指对在维护本民族正当利益中，尤其在抵抗外敌入侵中，献出生命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这个定义，首先是“维护本民族正当利益”。当然，各百科和词典中没有直接使用“正当”一词，但是英雄当然应该是维护本民族正当利益，才可被称为“民族英雄”，这一点我想无论是民族英雄本人还是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的人都应该同意（“英雄“一词本来就是褒义，做坏事为主的人怎么能算英雄）。只有维护的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利益，那才能是民族英雄，否则也不能叫民族英雄了。反过来说，民族英雄维护的都是自己民族甚至各民族乃至全人类正当的、合情合理的利益。
而“抵抗外敌入侵”这一点，很多人落脚在了“外敌”这个词汇上，其实更应该落脚的是“入侵”。也就是说，民族英雄们参与的战争中所站的一方，是被入侵的、被压迫的一方。至于是不是外敌，并不重要，甚至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一个人即便没有抵抗外敌入侵，即便不是通过参与战争方式抵抗外部的侵略，同样也可以被称为民族英雄（否则钱学森、邓稼先如何被称为“民族英雄”呢？那些知名体育健将、奥运冠军为何被称为“民族英雄”呢？当然也可以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
“做出杰出贡献”，什么是“贡献”？参照系不是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而是经济文化的进退、社会民生的繁荣与凋敝，人民的丰乐与苦难。能让经济发展、文化兴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进步的，或者捍卫了这些的，就是贡献。相反，让经济衰退、文化凋零、社会破败、人民受难甚至生灵涂炭的，就不是贡献而是破坏、罪恶。
那么，岳飞是不是在抵抗入侵、维护本民族正当利益？当然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甚至包括从女真人、满族人角度，金军攻击中原、制造“靖康之难”，也是入侵行为。至于说宋军没有完全履行协定之类借口，与日本侵华、德国入侵波兰时的借口相比并不高明多少，即便真有失约也不是大规模全面入侵并制造巨大灾难的合理理由，何况金人同样违约（把幽云十六州的人口掠走，留给宋人空城）。当然，与入侵者在借口上纠缠本来就是不必要的，入侵就是入侵。
宋人虽然过得并不十分舒适安心（否则也不会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那些民变了），但是也比金人统治区要更多法制与安康。根据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女士所著《宋徽宗》一书所述，宋人起码汴梁市民有着在当时世界上相对来说非常惊人优厚的福利保障，皇帝也对民众多有爱护。她也认为，宋徽宗并不是典型的昏君，而是比较有仁爱之心和政治才能的。即便这有些过誉，但是根据其他各种史料和常识佐证，宋人过得生活也远比金国统治区好，无论是汴京还是中原及江南其他多数地区。那么这样一个文明发达、重视人的权益的国度，面临一个野蛮残暴政权的入侵，抵抗入侵难道不是在维护正当利益吗？何况，不谈宋金两国生活状况，金人在攻入汴梁、占领中原后的所作所为，是仁义之师还是兽暴之军？所谓“靖康之难”是什么意思，可不仅仅是皇室的罹难，还有人民的灾殃。
那么岳飞是不是献出生命并做出杰出贡献？当然也是。岳飞抗击入侵的金人，痛击残暴的金军，例如朱仙镇大捷等，本身就是杰出贡献。何况他还为保卫住江淮以南的宋朝半壁江山、让江南人民不受战火涂炭，继续过着宋王朝统治下较为安逸和平的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相反，金人的入侵并不是“贡献”而是残酷的破坏，让中原十室九空，对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的破坏影响长达数百年。而东京汴梁的繁华，也宛如南柯一梦，至今也无法恢复当年的辉煌。
所以，岳飞捍卫文明、人道、人的权利权益（虽然“人权”这个词放在古代不太合适，因为古代的“人权”和近现代的“人权”有很大区别，但是其实古代的人的权益也可以称为人权，下面就姑且以人权称之），保卫包括皇室和平民在内大宋人的人权，难道不是正当正义的吗？这种反抗强权暴政、保卫人权仁政的英雄，难道不是民族英雄吗？难道可以因为入侵者过了数百年或者上千年和被入侵者成了一国国民，就抹杀这样的反侵抗暴、保境安民的民族英雄吗？
还有人说，如果说岳飞是民族英雄，那么完颜兀术（金兀术）也是民族英雄。根据“民族英雄”这些标准，金兀术符合哪个？当然生拉硬扯可以说他为女真人做出了“杰出贡献”，可是维护的是不是正当利益？是在抵抗侵略还是参与入侵？是在建设还是在破坏？是带来文明还是制造野蛮？他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还是暴力征服的压迫精神？他对自己民族的“贡献”，是以其他民族的惨痛损失为代价获得的，他得到多少别人就失去多少甚至失去更多，这不是值得称颂的东西（当然如果满人自己认为其是民族英雄，那也是其自由，虽然这并不正确）。
这样有人又说了，不能拿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古代人。首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现在评价历史人物，虽然要考虑其历史阶段性和局限性，但当然从根本上是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进行评价，坚持人本主义、进步主义的史观。其次，即便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古代，金兀术乃至整个女真部落所作所为，也是被激烈批判的、被从官方到民间否定的，其后人也是选择性谈及的。“靖康之难”中金人对宋朝皇室尤其女性的所作所为，放在中国古代史乃至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令人不齿的无耻行径（虽说宋皇室祖先赵光义也干过夺南唐后主李煜皇后小周后的龌龊事（虽然是野史，但还是按可信论之），但是和靖康时那种整个宗室乃至其他贵族与平民女性共计数万人，被强奸轮奸、为奴、生子、自杀等残酷完全无法比拟）。
因此，说岳飞是民族英雄理由十分充分，无论在那时，还是在现在，岳飞都是汉族和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即便他抵抗的是现在看来的“同胞”，也仍然是正义的、值得以“民族英雄”相称的。
同理，史可法的言行也符合民族英雄的标准。满清残暴不仁，入侵中原和江南，杀戮生民、掳掠士女。史可法以仁义之师抗残暴之众，当然是民族英雄。至于有人说是因为他抵抗才导致扬州十日的悲惨万状，难道要汉族儿女都束手就擒、任人宰割、顺从的变成满人的奴隶才合理合适？
文天祥亦是如此。虽然蒙元起码对汉人没有女真/满清那么残暴透顶，但是仍然是入侵者，所作所为仍然是入侵行径，一样是野蛮征服文明，带来的是暴虐腐朽和等级制度。卫青、霍去病、祖逖、辛弃疾等人同理。我特意提及的回族人杜文秀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因为他对抗的是暴虐的满清，他提出的“三教同心（佛教、伊斯兰教、彝教）”、回汉合作反抗满清种族压迫，更是反映了其超越民族和宗教界限、共同反抗民族压迫的卓越见识。这样的人，怎能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至于说认定岳飞等人为“民族英雄”，破坏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更是一种极大的谬误。这些历史人物都不赞同国家分裂，相反大多数都主张将分裂的国家统一起来。否则，岳飞的“还我河山”是什么意思？辛弃疾疾呼北伐是为了什么？杜文秀一度割据西南，但也未裂土称王称帝，而是以“大元帅”自居。
至于少数民族在入侵前控制的领土，那当时的确不是那个特定时期中国的领土。但是不承认当时是中国的领土，不代表不承认其他时候包括现在是中国的领土。商周时期除中原地区（主要是现在河南大部、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湖北各一部）外“四夷”都不是“中国”领土（甚至“领土”这词当时都没有），能说后来和现在汉地十八省地区不是中国领土吗？以此类推，后来元清时期也一样。
关于民族团结问题，民族之间当然要和睦相处，但是并不是以抹杀历史、让一些民族自我阉割换取的。同一个国家的各民族，当然要有相对统一的认同感或认同底线，但是这更需要各民族都对共同历史上的各伟大人物、邪恶人物有统一的正确认识。如前所述，民族英雄是指捍卫本民族利益、抗击外敌入侵、做出杰出贡献的，各民族应该共同敬仰之，而不是因为一些民族英雄曾经在历史上和其敌对过，就怀恨在心不许说其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甚至不允许其本民族认为是自己民族的民族英雄。岳飞和史可法的事迹和精神品质难道不值得满族人景仰吗？文天祥不值得蒙古族人敬佩吗？杜文秀不畏强权和压迫，奋勇抗争的精神，同样值得回族、汉族、彝族、满族等各民族共同追思。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不畏强暴、为正义事业奋勇抗争的，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而相反，那些屠杀各民族、压迫各民族、恶待各民族的，如金国完颜氏皇室及女真亲贵、满清爱新觉罗皇室及满洲亲贵，尤其完颜吴乞买（完颜晟）、完颜宗翰（粘罕）、多尔衮、多铎、康熙（有人可能觉得他没有那么大罪恶，但镇压三藩之乱杀死了多少人？包括诱降后将降人杀害和逼死、屠城）、乾隆等尤为可耻之徒，应被汉蒙回藏满等诸民族共同痛恨（满人尤其应该以之为耻，才能与丑恶历史割席）。
这样的道理不仅在中国合理，也是全世界都应认可且已在文明进步国家被认可的原则。有些国家虽然没有“民族英雄”这一说法，但是有如“国家英雄”的类似荣誉。以美国为例，马丁路德·金反抗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白人特权，最终被白人杀害。他不仅是黑人的英雄，也是美国的英雄、各族裔共同构成的“美利坚民族”的英雄。他不仅是被黑人认可的英雄，也是一切有良知、反对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的白人心中的英雄。并不能说他是在反抗白人特权、为黑人争权利，就不是白人占多数的美利坚合众国英雄、“美利坚民族”英雄。同样，曼德拉不仅是南非黑人的英雄，也是南非白人的英雄，是南非各民族组成的“南非人”共同的民族英雄。如果马丁路德·金、曼德拉不被认可为“美利坚民族”的“民族英雄”、“南非人（包括各民族共同组成的类似于民族的国族）英雄”，而是仅仅被认为是黑人的英雄，甚至连黑人都不能认同其为英雄以免伤害白人感情，那才是可耻大谬。
反过来，罗伯特·李、杰佛逊·戴维斯（南北战争时南方“总统”）、威廉·伯塔（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总统，坚决维护种族隔离政策）等人，才不能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不仅不是“美利坚民族”、“南非人”的民族英雄，也不应该是白人的英雄，而是应该被唾弃（或至少被部分唾弃，如罗伯特·李）的人，起码不应该作为英雄崇拜以伤害黑人情感。而林肯、德克勒克这样的推翻种族压迫、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则可以称为“美利坚民族”和“南非人”共同的民族英雄，也是白人自己的英雄。
当然，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没有马丁路德金、曼德拉那样的“非暴力”抗争精神，是以暴抗暴。但是那是因为对方十分残暴、毫无道德礼仪，以“非暴力”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岳飞如果“非暴力不合作”一下，金人能送回徽钦二帝、不屠戮中原士民、打道回府吗？而文天祥、史可法其实是有过“非暴力”阶段的，就是被俘之后，当然这不是自愿的“非暴力”。他们被俘后都拒绝投降、斥责入侵，大义凛然，可是否换来蒙元、满清因此感动的停止入侵、退回故土呢？显然没有，相反还杀了他们，继续入侵和杀戮。所以他们根本就无法以“非暴力”抵抗换取对方放弃侵略压迫，又怎能苛求其“非暴力”呢？还有，他们暴力并不针对（起码没有明确的大规模的针对）女真/满清、蒙古平民，只是抵抗其侵略军。所以，他们没有完全“非暴力”，仍然无愧于称之为“民族英雄”。
总之，无论对比古今，还是观察中外，岳飞等人都担得起“民族英雄”四字，而且不仅是汉族的民族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终有一天，我们要恢复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杜文秀等人“民族英雄”的评价和历史定位。这些民族英雄被正名的时候，才是祖国迎来光明、人民分清善恶、中华儿女可以堂堂正正做人的时代。
王庆民
2021年10月27日
和历230年雾月天芥日
首发于新语丝
面对岳飞，我们都是秦桧
大雪
今天大家都会说，岳飞是大民族英雄，秦桧是大奸臣卖国贼。而在 880 年前，岳飞被隔离审查时，社会上可不这样看。
岳飞统领着当时南宋最大的一支野战军，其规模、战斗力和影响力。相当于林彪统帅的四野，但岳飞被捕以至被害，他的部属中并没有人替他鸣冤叫屈。和他一起遇难的，仅有部将张宪和儿子岳云，没有株连更多的死党，说明对朝廷的这一断然举措，当时的广大官兵即使不是坚决拥护，也都还情绪稳定。
另一路野战军司令韩世忠去问秦桧，老岳是啥问题？秦回答“莫须有”。这三个字，一般解读为“或许有”，我觉得更准确的意思，应是“何须有”或者“无须有”，也就是说，圣上的旨意，难道还不够吗？要什么罪名？
脑补一下韩秦对话的现场:韩将军弱弱地问，秦丞相则是倨傲地答。韩将军一身冷汗，知趣地退下。他怎么不再追问？幼稚！放在今天，面对这个答案，有人会追问吗？有人敢追问吗？
那个时候，最大的政治就是忠君。岳飞和秦桧，在忠君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秦桧的忠君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岳飞的忠君则不够绝对，还掺杂着一些个人的想法，时不时还有一些个性流露。而谁是忠臣，皇帝是唯一的裁判。宋高宗赵构既然作出了裁决，必然是英明正确的。如果有人敢跳出来说皇上错了，恐怕岳飞本人都不会答应。
在这种情况下，秦桧做错了什么？这个钦定的岳飞反党集团案，就算交给韩世忠来办，岳飞也得死。
1962 年，岳飞风波亭就义 820 周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奉命审理潘汉年案。此时潘已被逮捕关押十年，合议庭三名审判员研究了全部案卷资料后，认为指控潘汉年的三条罪状都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先旗帜鲜明地指出，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然后幽幽地吟了两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丰;窑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又语重心长地对办案人员说“宋代的岳飞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谢老一语道破要害：谁也救不了岳飞。要拥护高宗的英明领导，大家就只能做秦桧。
敬爱的好总理长期领导地下工作，明知潘汉年是冤枉的，指示李克农查找核对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的电文往来，证明所谓潘汉年投降国民党与勾结日寇都不存在。李克农专门为此写了报告，但也没有能改变潘汉年的命运。
在法院还没有审判之前，毛泽东已经在怀仁堂公开讲，潘汉年该杀，但是我们不杀他。在这个定调之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潘汉年十五年徒刑。
如果潘汉年是被冤枉的岳飞，那么奉命办理法律手续的最高法院院长，在报批的判决书上签字的好总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秦桧?
潘汉年的分量还不足以和岳武穆相提并论。说彭德怀是当代的岳飞，恐怕更加准确。
彭德怀从1928年平江暴动到 1959年庐山会议，三十一年间为党国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正可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然而，一封意见书触怒了领袖，立即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解除了一切职务。全体中央委员，除了张闻天，没有人敢替他说一句话。七年后，北京红卫兵从四川揪回彭老总，挂大牌子批斗（有照片为证），惨不忍睹。
从 1959 年庐山会议到 1974 年彭含冤去世。十五年里，没有人替他仗义执言。威风凛凛的九位元帅、十位大将，大部分都曾是彭德怀的部下，没有人替他鸣不平，只有落井下石。
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讲话说，谁都可以平反，但彭德怀不行，因为他里通外国。此时的刘少奇是不是秦桧？然而仅仅五年之后，刘少奇本人就成为中共最大冤案的受害人。他在开封地下室里切齿痛恨的秦桧，又是谁呢？
为清洗刘邓集团，毛泽东钦点林彪作为副统帅，一时风光无两，仅仅五年时间，他又被钦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在蒙古折戟沉沙。林彪对党国的功劳也是堪比岳飞的。且不说无敌的战功，他在九大后主张停止党内的残酷斗争，发展国民经济，今天看来，不逊于岳飞的恢复中原、迎还二圣。结果他重蹈了岳飞的悲剧不但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断子绝孙。受到株连的林彪死党，竟然有数百上千人。办理林彪集团专案的那些人，算不算秦桧？
俱往矣，不说这些大案子了。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秦桧的影子无所不在。一个法官，明知道当事人无罪，但只要上边要定罪，他会毫不犹豫地按上边的要求作出判决。一个公司的主管，明知道公司的产品是假冒伪劣，但老板说决不认账，他一定铁嘴钢牙，比刘胡兰还坚强。一个网络审查员，明知这个帖子说的是事实，但根据上边的指令，他也会坚决删帖封号。
当年秦桧面对韩世忠的质问，还能耿直地说“莫须有"，而今天这些小秦桧，决不会承担半点责任，“哎呀，这是上边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呀”！秦桧都望尘莫及。
许多奸滑如琉璃球的贪官，把《满江红》背得烂熟，挂在装修豪华的办公室，但他们整天想的，就是怎样让领导高兴。这种人在各个领域都能混得如鱼得水，通常大家还会赞扬他们情商高，会做人。渐渐地，秦桧人格就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们这个社会肌体的所有细胞。
做岳飞实在是太难了。就算不牺牲自己的生命，但错失升官发财的机会，失去既得利益，对于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是不可接受的。古训说得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是取舍的唯一标准，道义多少钱一斤？于是我们只在口头上歌颂岳飞，但决不当岳飞那样一根筋的傻瓜；我们公开向秦桧的跪像吐口水，用鞋底子抽他，而为人处世，一定比秦桧还秦桧。
最近上映的《满江红》就是一个例证。500年前，明代文学大家文征明就公开指出，杀岳飞是赵构主使，秦桧只是“逢其欲”而已。但在张艺谋这里，仍然把岳飞冤死的帐记在秦桧身上，对真凶赵构的责任连一个字都没有涉及。赵构已经死了 800 多年了，不可能亲自审查这部电影，怕什么呢？既要写家喻户晓的历史题材，又不敢触碰“以古讽今”的高压线；既要票房大卖，又不愿写真历史。拍岳飞的电影，却无半点岳飞的风骨，这不是吃岳飞的人血馒头吗？如此苦心孤诣，竟然成功了。秦桧九泉有知，恐怕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
(2023-2-1)
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秦岳之争，蒋介石力挺岳飞，日本人大砸岳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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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墓前本来跪着5个人，为何后来变成了4个，另一个人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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