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真迹之重大历史意义
* 柯木林 *
（1999年）4月24日《联合早报》以封面版显著的位置，刊登了“天福宫发现光绪御书真迹”的消息。阅报后，十分兴奋，当下致电福建会馆秘书柯孙科，向他道贺。此次发现，解开了近百年的历史谜团，可喜可贺。
光绪御书真迹乃藏于“波靖南溟”一匾上半部的铜制圆筒内，立匾时间为光绪卅三年（1907年），原匾本悬挂在天福宫正殿高梁处，此次因重修天福宫被卸下，故有此发现。
记得1973年初，笔者与一批同道友好林孝胜（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考查新加坡华族历史古迹时来到天福宫，当时以望远镜观察高梁上的“波靖南溟”一匾，发现此匾正中央有“光绪御笔之宝”六字方印，从此断定了此匾为光绪皇帝所赠。
再看看匾额上的铜制圆筒，有点蹊跷，因而怀疑“波靖南溟”四字的御笔真迹可能就收藏在这小圆筒内，正如传闻中的雍正皇帝传立诏书，是收藏在乾清宫的 “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一样。1973年6月7日，笔者在当年的《星洲日报》发表了“古色古香的天福宫”一文，首次提出这个疑问。
一、如何带到新加坡来呢？
然而，光绪御笔真迹是如何带到新加坡的呢？笔者曾就此事求教于当年著名的南洋历史学者陈育崧（已故）。根据他的分析， 这可能是由光绪御弟醇亲王带来。笔者据此翻阅资料，得知醇亲王曾于1901年7月31日莅新，并于同济医院接受侨民递送颂词。另一种说法是此真迹由钦差大 臣张弼士于1905年12月21日带来新加坡。但笔者却以为满清政府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的可能性最大。
史载左秉隆曾于1907年再度南来任新加坡兼海门等处总领事。而“波靖南溟”一匾的“奉赐御书”时间为光绪卅三年十月。光绪卅三年十月为公元1907年12月，两者在时间上相距甚近。当然，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史料进一步证明。
卸下的“波靖南溟”一匾是放置在福建会馆嘉庚堂内。笔者从近距离观察了这铜制圆筒，以为必须要经过烧焊才能打开，或许这就是1976年天福宫重修时没有打开圆筒的缘故。若要烧焊，可能损坏真迹。据柯孙科告诉我，他们只是加了点油，即将圆筒扭开，真是意想不到。
在中国，乾隆皇帝御笔之宝比较常见，但光绪皇帝的御书，据中国著名建筑学教授罗哲文说：“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我们姑且不论真迹的珍贵与价值，此次御笔真迹重见天日，还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的一连串保存与处理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首先国人必须了解此文物的历史意义。它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个历史阶段，就是我们的先辈，在这片土地上所留下的痕迹。
二、新加坡占重要外交地位
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与中国社会一衣带水，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地意识。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强大的祖国可以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海外地位，因 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新加坡是满清政府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可见当年新加坡在满清政府的“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中的重要外交战略地位。
当年新华社会在首任领事官左秉隆的倡导下，一个亲中国的华族社会显然已经形成。“波靖南溟”一匾背后所隐藏的历史，际此盛世之时，应该有专门部门负责整理与撰写，并加以诠释。
三、文物发现不易保存更难
文物发现不易，保存更难。保存文物乃千秋大事，不可不慎。御书真迹是书写在“黄绢”上，打开时已有破损，这种清代“黄绢”，目前在新加坡肯定无法找 到，因而造成了修补的困难。如果时下尚无专门部门或专业人士能有效地修补，长期地保管与保护，我们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借助他方的力量。
以1983年在山东省青州市发现“明赵秉忠状元卷”为例，这份有400年历史的中国唯一保存至今的“明代状元卷”，被发现后真本即由北京故宫博物馆收 藏，然后再根据原件，有限量的复制出售，复制品之精制，几可乱真。这样一来，不仅文物得以保存，又有经济效益，亦让研究学者及文物爱好者目睹珍宝，实乃一 举数得也。
再者，要考虑“以商养文”的可行性，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必须有经济基础。作为“国家古迹保存局”保护下的古迹，重修后的天福宫，肯定有其难以抵挡的魅力，其之成为新加坡旅游热点，当不在话下，复制御书附上说明，作为旅游者珍藏的纪念品，亦不失为一件赏心乐意之事。
收藏了近百年的“光绪御书之宝”在天福宫被发现，解开了个人蕴藏多年的一个“历史之结”，兴奋之余，聊作此文，并向主持此次发现的有关人士致意。
本书作者柯木林在1973年发现了“光绪御笔之宝”
摘自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4月29日)
附: 天福宫发现“光绪御笔之宝”
座落在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天福宫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庙宇，也是福建会馆的前身。它建于1842年，至今已有160年的历史。该殿高梁处原悬挂有“波靖南溟”一匾（1907年12月立），为清朝光绪皇帝之“奉赐御书”，近日因重修天福宫被卸下，置放在福建会馆嘉庚堂内。
1999年4月23日（星期五）下午，负责修复工程的建筑师王忠义准备了锯子等工具，在三名中国著名的古建筑教授罗哲文、郭湖生和马瑞文及福建会馆理事的见证下，打开御匾“波靖南溟”上的铜制圆筒，收藏在筒内近百年的“光绪御笔之宝”终于重见天日。
当晚，《新明日报》、《联合晚报》以显著版位刊登此项消息。次日（4月24日），《联合早报》更以封面彩色版报道。同一天，《海峡时报》亦有同样的报道。
其实早在1973年初，曾在天福宫考察的新华历史学者柯木林就发现此御赐匾额。据柯木林说，他当时以望远镜观察悬挂在正殿高梁处的“波靖南溟”一匾， 赫然发现此匾正中央有“光绪御笔之宝”六字方印，因而断定此匾为光绪御赠，再看看匾额上的铜制圆筒，有点蹊跷，于是乃怀疑“御笔之宝”就收藏在该圆筒内。
1973年6月7日，柯木林在当年的《星洲日报》上发表了“古色古香的天福宫”一文，首次提出这个疑问。然而，这项发现，在当年并不引起轰动，亦不受 重视。所以，当天福宫在1976年重修时，圆筒没被打开。然而，“光绪御笔之宝”收藏在圆筒内的可能性却被当作佳话流传开来。1983年5月，新加坡电视 台制作的记录片《石叻怀古》，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御书”发现后的第六天，既4月29日（星期四），《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了柯木林撰写的“光绪真迹之重大历史意义”一文。文中柯君对“御笔之宝”的保存及处理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
* 御匾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应该有专门部门负责整理与撰写，并加以诠释；
* 如果时下尚无专门部门或专业人士能有效地进行修补，长期地保管与保护，不妨借助他方的力量；
* 要考虑“以商养文”的可能性，有限量地将原件复制出售，不仅文物得以保存，又有经济效益，亦可让研究学者及文物爱好者目睹珍宝。
针对“御笔之宝”的保存与处理问题，5月2日《联合早报星期刊》公布了福建会馆的决定：“光绪皇帝御书真迹将进行修补工作，如果本地缺乏这方面的专 才，便派专人把御书真迹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修补，修补之后再把真迹送给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博物馆馆长林孝胜在获知此消息后，非 常高兴，并说：“这是博物馆的大收藏。”
正当“光绪御笔之宝”在新加坡传得沸沸扬扬之际，一场有关“波靖南溟”是否出自光绪手笔的论战开始了。5月16日《联合早报星期刊》访问了中国文物专家罗哲文教授，他从三方面确定这是光绪皇帝的御笔：
* 在封建王朝时代，只有皇帝才可以在黄绢上写字；
* 匾额以雕刻九条龙为设计，从两条龙的前爪捧着收藏御书真迹的铜制圆筒的布局来看，这应该是皇帝的墨宝；
* 光绪皇帝对南洋华侨支持“戊戌变法”有好感，故挥毫写字送给南洋华侨。
紧接着5月24日（星期一）的《新明日报》与5月25日（星期二）《联合早报》分别刊登了杜南发的“光绪御笔不是真迹？”和林亦秋的“‘波靖南溟’确 是光绪御书真迹吗？”两篇文章。杜南发以大量史料，说明代笔为中国翰墨世界的普遍现象，上至宫廷和官方文件，都有代笔情形。他并以光绪皇帝的亲笔书法来证 明“波靖南溟”非御笔真迹。林亦秋则认为光绪皇帝自戊戌变法（1898年）失败后一直被囚禁于瀛台至死，不可能挥毫御赐；并且光绪皇帝在书法上未有任何造 诣，以及在黄绢上写字在清末已不是皇帝的特权为论据，质疑“波靖南溟”四字，很可能是由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或由其他大臣代笔。
无独有偶，5月26日（星期三）《海峡时报》第一篇有关天福宫“光绪御笔之宝”的全面报道也以此御书是否出自光绪手笔着眼，访问本地3位知名人士。新 华历史学者柯木林、新加坡中国书法学会会长陈声桂和新加坡历史博物馆馆长林孝胜，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认证其非“御笔真迹”。
很明显，本地文化界有识之士，在不同时间，从不同的角度一致质疑“波靖南溟”出自光绪亲笔的可能性，这在本地文化界是罕见的。至此，除非再有新的线索，有关“光绪御笔之宝”的争论应是告一段落了。
本地中英文报读者群对此发现都饶有兴趣并参与论证真伪，不仅仅因为这是新加坡考古的一项珍贵发现，更重要的是情系三代情，御书背后所隐藏的是我们祖辈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摘自《源》(总45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9年)，页26-27
座落在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天福宫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庙宇，也是福建会馆的前身。它建于1842年，至今已有160年的历史。该殿高梁处原悬挂有“波靖南溟”一匾（1907年12月立），为清朝光绪皇帝之“奉赐御书”，近日因重修天福宫被卸下，置放在福建会馆嘉庚堂内。
1999年4月23日（星期五）下午，负责修复工程的建筑师王忠义准备了锯子等工具，在三名中国著名的古建筑教授罗哲文、郭湖生和马瑞文及福建会馆理事的见证下，打开御匾“波靖南溟”上的铜制圆筒，收藏在筒内近百年的“光绪御笔之宝”终于重见天日。
当晚，《新明日报》、《联合晚报》以显著版位刊登此项消息。次日（4月24日），《联合早报》更以封面彩色版报道。同一天，《海峡时报》亦有同样的报道。
其实早在1973年初，曾在天福宫考察的新华历史学者柯木林就发现此御赐匾额。据柯木林说，他当时以望远镜观察悬挂在正殿高梁处的“波靖南溟”一匾， 赫然发现此匾正中央有“光绪御笔之宝”六字方印，因而断定此匾为光绪御赠，再看看匾额上的铜制圆筒，有点蹊跷，于是乃怀疑“御笔之宝”就收藏在该圆筒内。
1973年6月7日，柯木林在当年的《星洲日报》上发表了“古色古香的天福宫”一文，首次提出这个疑问。然而，这项发现，在当年并不引起轰动，亦不受 重视。所以，当天福宫在1976年重修时，圆筒没被打开。然而，“光绪御笔之宝”收藏在圆筒内的可能性却被当作佳话流传开来。1983年5月，新加坡电视 台制作的记录片《石叻怀古》，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御书”发现后的第六天，既4月29日（星期四），《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了柯木林撰写的“光绪真迹之重大历史意义”一文。文中柯君对“御笔之宝”的保存及处理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
* 御匾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应该有专门部门负责整理与撰写，并加以诠释；
* 如果时下尚无专门部门或专业人士能有效地进行修补，长期地保管与保护，不妨借助他方的力量；
* 要考虑“以商养文”的可能性，有限量地将原件复制出售，不仅文物得以保存，又有经济效益，亦可让研究学者及文物爱好者目睹珍宝。
针对“御笔之宝”的保存与处理问题，5月2日《联合早报星期刊》公布了福建会馆的决定：“光绪皇帝御书真迹将进行修补工作，如果本地缺乏这方面的专 才，便派专人把御书真迹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修补，修补之后再把真迹送给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博物馆馆长林孝胜在获知此消息后，非 常高兴，并说：“这是博物馆的大收藏。”
正当“光绪御笔之宝”在新加坡传得沸沸扬扬之际，一场有关“波靖南溟”是否出自光绪手笔的论战开始了。5月16日《联合早报星期刊》访问了中国文物专家罗哲文教授，他从三方面确定这是光绪皇帝的御笔：
* 在封建王朝时代，只有皇帝才可以在黄绢上写字；
* 匾额以雕刻九条龙为设计，从两条龙的前爪捧着收藏御书真迹的铜制圆筒的布局来看，这应该是皇帝的墨宝；
* 光绪皇帝对南洋华侨支持“戊戌变法”有好感，故挥毫写字送给南洋华侨。
紧接着5月24日（星期一）的《新明日报》与5月25日（星期二）《联合早报》分别刊登了杜南发的“光绪御笔不是真迹？”和林亦秋的“‘波靖南溟’确 是光绪御书真迹吗？”两篇文章。杜南发以大量史料，说明代笔为中国翰墨世界的普遍现象，上至宫廷和官方文件，都有代笔情形。他并以光绪皇帝的亲笔书法来证 明“波靖南溟”非御笔真迹。林亦秋则认为光绪皇帝自戊戌变法（1898年）失败后一直被囚禁于瀛台至死，不可能挥毫御赐；并且光绪皇帝在书法上未有任何造 诣，以及在黄绢上写字在清末已不是皇帝的特权为论据，质疑“波靖南溟”四字，很可能是由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或由其他大臣代笔。
无独有偶，5月26日（星期三）《海峡时报》第一篇有关天福宫“光绪御笔之宝”的全面报道也以此御书是否出自光绪手笔着眼，访问本地3位知名人士。新 华历史学者柯木林、新加坡中国书法学会会长陈声桂和新加坡历史博物馆馆长林孝胜，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认证其非“御笔真迹”。
很明显，本地文化界有识之士，在不同时间，从不同的角度一致质疑“波靖南溟”出自光绪亲笔的可能性，这在本地文化界是罕见的。至此，除非再有新的线索，有关“光绪御笔之宝”的争论应是告一段落了。
本地中英文报读者群对此发现都饶有兴趣并参与论证真伪，不仅仅因为这是新加坡考古的一项珍贵发现，更重要的是情系三代情，御书背后所隐藏的是我们祖辈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摘自《源》(总45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9年)，页26-27
南溟文斋-李庆年:新加坡天福宫匾额《波靖南溟》的由来
http://kenglian46.blogspot.sg/2007/06/blog-post_3031.html?m=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不久之前，本地中文报纸为了天福宫匾额《波靖南溟》而热闹了一阵，一时之间，报人记者，学者专家，纷纷扬扬，撰文立说，推敲揣测匾额来源。然而推敲无门，揣测莫据，来源不清，终无结果，匾额依然，神秘高悬。其间且有人因目睹光绪皇帝颁赐的黄绢御书而兴奋莫名者，有人目睹黄绢御书而认为价值连城者，时光荏苒，人心思利，历史沦为论值猜测，实在令人感慨桔逾淮化为枳的悲哀！
《波靖南溟》的由来如何？稍查资料，即可一目了然。据1908年7月1日《叻报》新闻“神人共庆”条所载：
昨为本坡福帮侨商送神回銮之期，并于是早在天福宫正殿恭悬御赐匾额一方，文 曰：波 靖南溟。上盖御宝，篆曰：光绪御笔之宝。匾之首末添注款文曰：光绪三十三 年十月吉旦，奉赐御书墨宝于天福宫，臣福建众绅耆恭摹云云。
先是，前年泉州大水为灾，叻中诸闽商由平粜局存款项下拨银一万元，汇解泉城， 交由筹赈局绅黄谋烈、林云龙、黄搏扶诸君设法赈济。事毕，由局绅据情禀报省府各宪 ，旋经闽督奏请奖励，以侨商助赈出于至诚，虽据称不敢仰邀奖叙 ，自未便没其急公好 义之忱，恳请天恩，准给御书匾额，移奖天福宫，由陆军部恭赍到闽，邮转来叻，当经 闽籍绅商祗领摹刻，敬谨悬挂，以志君恩，以答神贶，而诸商之出资助赈，谊笃维桑， 亦可共垂不朽矣！
又查御书真迹系黄绢墨书，每字约尺有五寸，另制锡匣一个，珍藏其中，敬置匾额 之上 。
当悬挂时，各绅商衣冠跄济，拈香行礼，颇极一时之盛。惟本届送神，仅用香、亭 、旗、伞，不似从前之雕扎点景。节靡费以兴学堂，顺舆情以存古制，斟酌的中，神人 共庆，将见一变至鲁，一变至道，胥于此举卜之矣！
这一记载将《波靖南溟》的由来写得清清楚楚。原来，当时泉州发生大水，新加坡福建帮商人发起赈灾捐款，在当地设立平粜局，并将所筹集的一万元汇往泉州筹赈局。事后，泉州筹赈局禀报省府，又经闽浙总督(当时的闽浙总督是松寿) 禀报朝廷，于是赏以御书，以资奖励。新加坡天福宫是福建帮议事之所，平粜局即设于此处，因此，光绪帝的御书赏给天福宫是十分自然的。
从记载中还可以知道，御书是通过邮寄方式寄来，并无通过任何人携带。御书到达后，才加以摹刻成匾，悬挂的日期是1908年6月30日。记载中所说的“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吉旦” ，指的是收到御书的日期，即1907年11月。至于御书何时发出？《清德宗实录》卷五七一记载：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 癸丑，颁南洋新嘉坡天后庙扁额曰：波靖南溟。谕军机大臣 等电寄。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癸丑，即1907年5月4日，这里所说的“颁南洋新嘉坡天后庙扁额” ，指的是御书而不是已经摹刻的匾额。御书由“军机大臣(时为铁良) 等” 寄 发，我们配合《叻报》所载来看，即军机处陆军部负责将御书送往福建，再由闽浙总督或泉州筹赈局诸绅商邮寄新加坡。从1907年5月4日御书寄出至1907年11月收到，约共是五个月，九个月后，即1908年6月30日，御书制成匾额，悬挂在天福宫正殿上。
《叻报》载“御书真迹系黄绢墨书，每字约尺有五寸，另制锡匣一个，珍藏其中，敬置匾额之上。” 这描述与今天所见一致。匾额从悬挂至今，尚未百年，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死，距离匾额悬挂仅有五个月。
天福宫匾额《波靖南溟》的现实意义，在于体现华侨对于国家的关心爱护，而不在于后世之人对于文物的观赏。光绪帝赏赐匾额御书，着眼处就是福建帮商人对国家，对家乡的殷切关怀。这种关怀在清末新、马华侨社会中，热烈地反映在各帮的赈灾活动中。
《叻报》记载的“前年泉州大水为灾”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朱批档》之宣统元四月十六日闽浙总督松寿奏折(见《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页713)所载：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 ，福建“泉州府属晋江、南安、安溪；漳州府属南靖、长 泰、平和等处” ，继上年水灾之后，今年“复遭水患” 。
这是1905年6月有关漳、泉水灾的记载。同年10月24日，新加坡《叻报》刊登《泉永水灾乞赈》启事，呼吁华侨捐款，赈救灾民，其文如下：
公启者，顷接泉州筹赈局绅董林云龙、黄谋烈、黄搏扶、林翀鹤、林骚、吴曾、龚显 鹤、吴拱震、张大河、施炎诸君函报：
本年五月三十日，大雨倾盆，溪流暴发，永春之乌湿山，安溪之云岩、五阆山，南 安之南山，各处山水皆视如。建瓴、溪南二县，平地水深二丈有余；晋江城内外低处 ，亦高逾丈。被灾之后，有全乡淹没者，居民依山则登高，临水则乘筏，仓卒逃生， 无瑕他顾，耕牛、农具、器物多漂没无存。统计灾区二百里，灾黎数万户，屋宇大半 倾塌，荡析离居，殊令见者伤心，闻者鼻酸！
经就郡城设局筹赈，并蒙省宪拨米五百石分发各处。查实极贫之户，配银分给，俾 延旦夕。及交秋令，又届农时，欲往无家，欲播无秧，欲耕无牛，欲食无谷，种种惨 状，笔难罄述！
兹则秋尽冬来，饥寒交迫，遍野哀鸿，而内地筹捐，业已势成弩末，不得不沥陈灾 象，联请南中善士，大发慈悲，共襄赈恤，董事等当为数万户灾黎，拜高厚之赐矣！
以上皆来函之词，所述情形，殊堪悯恻，尚望乐善诸公，慷慨签题，成兹美举， 将见作善降祥，报无或爽，胥于此举卜之矣！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六日
新嘉坡平粜局董事公启
这则启事于1905年11月15日又再见报，平粜局诸公苦口婆心，精神可嘉！作为福建帮联络中心的天福宫，在接到泉州筹赈局来函之后，组织了新加坡平粜局，筹措了一万元，汇往泉州救灾，因此得到光绪帝的御书奖赏。
天福宫在新加坡历史上曾经是福建帮的团结中心，在没有政权的情况下，福建帮领袖所依恃的是神权，以及神权笼罩之下的族权，天福宫以天后(天妃) 作为族人的共同信仰神祇，是利用神权代替政权的作法。清政府清楚天后在福建帮华侨中的作用，因此它所颁发的对象注明是“新嘉坡天后庙” ，而不是当时已经习惯的称谓“天福 宫” 。
清末新加坡筹赈救助中国水旱灾的中心是同济医院，它在新加坡历史上，有着光辉的纪录，它是新加坡重要的古迹。然而时至今日，同济医院建筑，却沦为消闲娱乐场所，孤零零地蹲在街边。天福宫也是一样，即使经过修饰打扮，外表焕然一新，可是没有人想要好好地向下一代说明，它们在新加坡历史上曾经扮演的角色，它们在历史上所包含的意义。抚今追昔，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先辈精神？在大厦林立，车水马龙的商业社会里，人们斤斤计较于薪金收入，历史早已是沉痛的记忆！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完稿
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修订
海外唯一留存中国皇帝御赐书法真迹，就在新加坡
https://mp.weixin.qq.com/s/eRZJkOVBKZlea4P6sprT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