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木林 *
[编者按] 本文系作者于2009年6月27日受邀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演讲稿。经作者本人修饰加注后，刊登于本期《南洋学报》 (第63卷, 2009年12月)
一、引言
新加坡是亚细亚国家 (ASEAN Country) 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1990年10月，新中才有正式外交关系。[1] 但从历史上看，新中关系绝非仅有这短短的二十年。
1877年，满清王朝就已在新加坡设置领事。1881年，还由北京直接派遣了一位专业外交官左秉隆（1850-1924）来到新加坡。十年后，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升为总领事，兼辖海门（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等处。[2]
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前后两次。第一次自1881年至1891年，连任十年之久，始调任香港。1907年9月，他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直到1910 年9月任满辞官后仍留寓新加坡。1916年迁居香港，同年9月回广州，1924年卒于广州，终年75岁，葬广州北郊狮带岗之原。[3]
本文旨在评述左秉隆的历史地位，亦侧重介绍其后裔现状；同时根据后裔的口述历史，提供左秉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 (附录)。必须指出：本文只是将现有史料，及新近发现的资料，重新安排并注入新的诠释。至于左秉隆领新惠政，陈育崧的〈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4] 及拙作〈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5] 两篇文章述之甚详，本文不再细述。
二、 “南洋第一埠头”
1860年以后，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有重大的转变。此前，满清政府禁止华人移居海外，也很少关注海外华人所受的灾难和迫害，让其自生自灭。[6] 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冷淡。例如1840年，奉派前往中国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岸上扎营，当地华人并未对英军采取敌视。[7] 此后，中国政府改变立场，对海外华人采取保护政策，继而在海外华人众多的地区，派使设领。[8]
新加坡在晚清海外笔记中被誉为“南洋第一埠头”[9] ，因其地处要冲，于是成为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10] 然而，由于当年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设领一事，成了中英两国外交上的问题。中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开始时并非一帆风顺。英国担心中国设领后，对当 地华族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会影响到殖民当局对海外华族社会的领导权，所以在设领一事中诸多刁难。其中开出的苛刻条件主要有二：第一，领事的设置必须是一种 临时性的安排；第二，第一任领事人选必须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与良好社会地位的新加坡华族居民，而不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华人”。由此可见, 海峡殖民地政府是极不愿意看到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官员，来分享其控制新加坡华人的特权。[11]
中国政府为使设领计划顺利进行，只得迁就英国之意，物色当地侨领兼摄领事。胡亚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外交措施下，于1877年10月5日 (光绪三年九月廿五日) 被委派为中国驻新加坡领事。[12] 他同时也被俄国和日本委任为驻新领事。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驻新领事馆的地位还不是永久性的。可是，当1880年3月（光绪六年）胡亚基病故，领事职位出缺的时候，继任人的问题就出现了。[13] 从1880年3月至1881年9月 (光绪六年二月至光绪七年八月) 的一年半时间，新加坡领事由随员苏溎清 (原盐提举衔布政司经历) 暂代。
与此同时，中英两国亦进行了一场外交角力。由于苏溎清在当地华族社会威望不高，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即刻与英国交涉，不再迁就选用侨领充任领事的主张，而改由中国直接派遣官员就任，领事馆地位的永久性才被确定下来。
1881年9月25日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 左秉隆领凭上任，这天正好是星期日，从此新华社会在左秉隆的倡导下，又展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三、左秉隆 : 特殊历史角色与复杂身份
左秉隆在历史上的角色相当特殊，要评价其历史地位并不容易。
从清史上看，左秉隆是外派官员，官阶四品[14] ，但他的官运并不亨通。宦海浮沉十数载，终其一生，只落得个荒岛领事及“南岛蛮夷长”之头衔[15] 。后来清廷虽有意调任他为香港总领事，亦未成行。他以“炎州冷宦”自嘲，正说明了他在官场的不如意。[16]
左秉隆曾一度任广东洋务处总办。[17] 他虽办洋务，名气远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批洋务大臣；虽有诗作《勤勉堂诗钞》留世，也不如继任的黄遵宪（公度）总领事的《人境庐诗草》那么出名。《清史稿》对他没有记载，查阅几部中国历史名人传记，也找不到他的名字。[18]
当1907年左秉隆第二次回到新加坡任总领事时，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作为腐败满清王朝的海外代表，领新后期的左秉隆在革命的大时代里成了反面人物。[19] 革命党人的报章讥讽他，民国史对他的事迹着墨不多也就不言而喻了！
再从殖民地政府的立场上看，当年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左秉隆在新加坡的所作所为，正是与英国政府争夺海外华人领导权。在他任期内成立的“会贤社”与“英语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 )，就是引导海外华人效忠满清政府。[20] 这些组织活动频繁，引起殖民地政府的嫉妒和不满，在殖民社会中，左秉隆又成了一个敏感人物。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左秉隆的身份变得极其复杂。左秉隆事迹的重现，是他逝世后二十多年的事。1947年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朱杰勤教授在《南洋杂志》（新加坡出版）发表“左秉隆与曾纪泽”一文，并于是期封面（第1卷第4期）刊载左秉隆画像，他的事迹才引起注意。
十二年后（1958年冬），南洋史学界前辈陈育崧在香港遇见左秉隆的表甥孙，著名古籍收藏家黄蔭普，同他商洽并出版所藏左氏手稿本《勤勉堂诗钞》。该 诗钞除辑录左秉隆领事年谱外，亦有陈育崧的序文“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与黄蔭普的“《勤勉堂诗钞》卷末記事”，此时左秉隆的事迹才逐渐清晰。 [21]
然而不幸的是，文革期间左秉隆的事迹又被湮没。有关的资料几乎全部销毁，令人惋惜！[22]
四、如何解读与评价左秉隆
写人物传记最重要的原则是要尊重历史，通过透视特定的历史背景，人物的具体活动情况，还原人物真实的历史面貌。对于左秉隆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及做正确的出评价呢？
我认为，要客观地评价左秉隆，就必须跳出他作为腐败满清王朝外交官的角色，独立思考他领新期间为华族社会所做的贡献。1973年，我和几位同道好友在勘察新加坡华族历史古迹时，也发现左秉隆的一些实物史料。[23]
经过长期的研究与思索，我认为：左秉隆作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可谓当之无愧。他把这块南蛮之地的化外移民“再华化”(Re- sinolisation)。1881年12月10日，就在他莅新上任三个月后，全东南亚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在新加坡创刊。《叻报》对新加坡文化的贡 献不可抹煞。目前虽然没有找到资料说明左秉隆与《叻报》的关系，但左秉隆的到来，对《叻报》的成功创办，肯定有促进与推动的作用。[24] 由于左秉隆的努力及《叻报》的发展，使有关华族历史记录得以刊行，对华族百年来的成就多有表扬，从而增加了华族的自豪感，凝聚了华族社会自我团结的精神。
左秉隆在任内设立的“会贤社”，是以受华文教育的侨民为对象，每月出课题一次。他亲自评改课艺，往往直至深夜仍未入睡；又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以勖士子。[25] 此外，他亲任“英语雄辩会”主席，专为受英文教育的侨生而设，每两星期在领事馆集会一次，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公开辩论。这些组织的目的是引导海外华人关注中国局势，培养他们的“内向之心”。早年新华社会弥漫着亲中国的热潮，左秉隆是主要擘划者。[26]
华族社会在左秉隆的倡导下，掀起了启蒙运动与兴学之风。这一个时代的成就，奠定了华族新社会的基础。[27] 《新加坡风土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记录：“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28]
的确，左秉隆在任期内兴办许多义塾（学校），计有：陈姓族人所办的毓兰书室，广肇商人所办的进修义学（亦称广肇义学），小坡华人公立的乐英书室，颜永 成独资创办的培兰书室，章苑生独资创办的养正书室等五所；加以家塾讲帐之设，一时学校林立，弦诵之声，相闻于道。正如《叻报》所报导：“叻中书塾，除自请 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29]
左秉隆在其诗集《勤勉堂诗钞》中总结了自已在新加坡的事业时这样写道：
欲授诸生换骨丹, 夜深常对一灯寒。
笑余九载新洲住, 不似他官似教官。[30]
读了此诗，我们对他那种提携后进，以振兴文教为目标的精神，肃然起敬。“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把左秉隆定位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是符合他本人的意愿的。
1908年，左秉隆选派一批华侨学生回国读书，李光前（1893-1967，华社领袖陈嘉庚的女婿）入选，前往清朝政府为招收华侨学生而在南京创办的暨南学堂求学[31] ，左秉隆有诗送行。[32] 1912年，李光前返回新加坡，在殖民地政府测量局附设的测量专门学校实习，同时攻读美国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科，成为日后新加坡著名的企业家与慈善家。[33]
上述工作，主要是针对华族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进行意识形态的争取。至于广大下层阶级的劳工群众，由于他们智识水平低落，政治觉醒不高，只有从关注他们 的切身福利问题着手，才是对策。在这方面，左秉隆确实做到了爱护与督导的责任，使得那些流寓他乡的迷途羔羊，获得祖国的温暖。左秉隆关注劳苦小民的福利， 反映在取缔猪仔（即契约劳工）的贩卖，倡办同济医院赠医施药（1884年），设立保良局（1885年）以庇妇孺，及破获海盗等惠政上。[34] 陈育崧曾将左秉隆领新惠政比喻为“韩（愈）之于潮，苏（轼）之于琼，朱（熹）之于漳”，是一点也不过分的。[35]
19世纪中国驻新加坡领事与华民护卫司 (Chinese Protectorate) 两者就华族事务方面的争夺，在左秉隆任期内，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展开。在这场不平凡的政治角力中，如果处置不当，将可能导致中英两国关系的僵化。然而左秉 隆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外交人才，他“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引曾纪泽语），办理事件恰如分量，不亢不卑。当他行使职权时，也是步步为营，尽量遵照其 他国家驻新加坡领事所奉行的惯例，避免引起冲突。因而在他任期内，中国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之间尚能维持良好关系。[36]
本来，按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使章程，凡出使各国大臣，自到某国之日起，以三年为期，年满奏奖，如有堪留用者，由接办大臣酌留。左秉隆三年任满后，曾 纪泽复疏留之。当光绪十六年（1890）中国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赴欧洲上任时，途经新加坡，左秉隆仍在任上。后来薛福成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一书，在书中薛福成记载云：“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健，盖领事中之出色者。”左秉隆自1881年莅任，至是已 连续三任矣，可见他之为当局所倚重。[37]
五、结语
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一文中， 将新华历史分作三个时期，[38] 而1877年中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尤其是1881年左秉隆上任后，情况又有很大的改变。在新华历史的研究领域里，左秉隆的影响不容忽视。
1887年，英国政府设立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选派华族社会中优秀分子前往英国深造，灌输亲英思想。这种分化华族社会的“离心运动”，与左秉隆所倡导的“内向之心”相抗衡[39] ，这种抗衡使海外华人得以最大程度保留母族文化，有助于海外华人历史的延续。
左秉隆一生的事业多在海外，外官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受重视的。更何况19世纪是大英帝国登上最高峰时期，当年中国国势衰微，所谓“弱国无外交”是也。 左秉隆以弱国领事官的身份，与强势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外交家较量，为祖国的尊严与千百万海外侨民的福祉呕心泣血，其工作与处境之艰辛，可见一斑。[40] 难怪他要感叹“事无公理有强权”了。[41]
左秉隆于1891年5月三任期满，但接任的黄遵宪迟迟未能上任。左秉隆与黄遵宪本有交谊，在《勤勉堂诗钞》卷四左秉隆以一诗寄赠，诗末两句云：“已是秋风凉冷候，迟君不至益凄如”[42] ，可见他当时心情的落寞。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抵达新加坡，10日发表下车文告，正式接任总领事，结束了左秉隆在新加坡十年的领事生涯。[43]
左秉隆对新加坡华族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当他在1891年离任时，新加坡华人因感于他十年来卵翼的劳绩，特趁此机会，送他“万民伞”，为他上“德政 碑”。他为避免打扰大家，故于深夜三时上船，但赶至船中叙别的人仍然很多，车水马龙，络绎于道，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举，由此可见侨民对左秉隆的尊崇和爱 戴了。[44]
1907年9月，左秉隆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兼辖海门等处。此时他年事已高，旧经验已不能适应新潮流。而且局势的发展，对他十分不利，他忧心忡忡，一筹莫展。我们读他这首诗，就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十七年前乞退休，岂知今日又回头。
人呼旧吏作新吏，我视新洲成旧洲。
四海有缘真此地，万般如梦是兹游。
漫云老马途应识，任重能无颠蹶忧。[45]
此诗颇有人事沦桑之感，读之令人心酸。“万般如梦是兹游”，此行任重道远，国际风云瞬息万变，怎不叫人忧心如焚？往日那种敢作敢为的豪气，不知消磨何所了？！
左秉隆到底算不算是中国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左秉隆是中国第三任领事。[46] 前文述及，当1877年中国在新加坡设领时，领事是由当地殷商胡亚基兼任，胡亚基亦为俄国和日本的兼任领事。胡亚基逝世后，领事职务由随员苏溎清暂代。这 里根据朱杰勤教授的说法，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应是左秉隆，他是由北京直接派驻的官员。因为胡亚基是兼任领事，不能算是正式的领事，所以左秉隆仍然是中 国正式派驻新加坡的首任领事官。[47]
虽然左秉隆不如其他中国历史名人那么显赫，也不是土生土长在新加坡，但他一生的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作为近代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任专业外交官，他已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而其对当地乃至海峡殖民地等处华族社会的贡献，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原载 <<南洋学报>>,第63卷 (新加坡: 南洋学会, 2009年12月), 页 109-130
附注:
* 柯木林, 独立学者, 擅长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 主耍编著有《石叻史记》 (2007)，《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新加坡华族史论集》 (1972) 等。
注释
[1] “China and Singapore Embrace Bright Relationships”，网上资料BPOVIA (Blog about Virtual Assistant, Outsourcing, KPO, BPO and China), November 6th 2008.
[2] 许甦吾〈中国驻新马领事始末记(1877-1950)〉，《中囯学会卅周年纪念刊》（新加坡：中国学会，1979），页146。
[3] 左秉隆连续三任新加坡领事共九年有余（光绪七年八月至光绪十七年三月，即1881年9月－1891年5月）。自光绪三十三年九月至宣统二年九月（1907 年10月－1910年10月）再度任总领事，三年任满后辞职。一年后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就推翻了满清王朝。可参阅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 《南洋杂志》(新加坡，1947年2月)，第1卷第4期, 页 75-76；及左秉隆《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 与〈徙居九龙〉(《勤勉堂诗钞》卷三，页89)。
[4]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见左秉隆《勤勉堂诗钞》，页1-9。
[5] 柯木林〈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见《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74-80。
[6] 最显著的例子是发生在1740年10月的 “红溪惨案”(Angke Massacre)。当年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侨，因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Kali Angke)，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红溪惨案爆发后，荷方因为害怕当时正值乾隆盛世的清朝采取行动，曾遣使赴中国谢罪，不料乾隆皇帝竟以“天朝弃民，不 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答复，遗弃了远在千里海外的爪哇华人。乾隆的回应，代表了当时中央政府的海外侨民政策。
[7] 巴素博士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40)，页58。
[8] 林远辉〈清代在世界各地设置领事问题初探〉，《华侨史论文集（第三集）》（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页71。
[9] 柯木林〈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石叻史记》，页12-18。
[10] 清朝在海外设领事馆分两阶段：1875年，清廷首个大使馆在伦敦设立，派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公使。1877年，古巴设立总领事馆。同年，新加坡设领事馆。
[11] 同注5。
[12] 1876年，郭嵩焘奏保侨领胡亚基为新加坡领事官，疏云：“道出新加坡，见广东人道员胡璇泽(亚基)，为其地人民所推服。数年前，广属人民与客属人民械斗，亦经胡璇泽解散。英国官商皆信之，臣以新加坡领事，非胡璇泽一无可充承者。”
[13] 胡亚基(1816-1880)，原名玉玑，又名南生, 字璇泽、号琼轩，祖籍广东省广州市琶洲塔东南的黄埔村。十五岁南来佐父业，以经营粮食，供应军舰商舶而致富。设店曰黄埔公司，洋人称之为“黄埔先生”。他既雄于财，又急公好义，为当地政府所倚重。1869年被委为立法议会委员，1871年被选为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1877年，任中日俄三国驻新加坡领事。1880年3月27日卒于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南生花园私邸，享年64岁，灵柩用专船运回家乡，安葬于广州新造（旧番禺县政府所在地）大岗脚，但墓地今已被毁。其生平事迹可参阅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95)，页150; 及黄银英, <胡璇泽：中国驻外领事第一人>, 网上资料http://www.malaysia-chinese.com/cgi-bin/czread.pl?file=start&User=&Pass=&board=大马论坛&read=messages/2009/07/32082.html
[14] 见天福宫“显彻幽明”匾。此匾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 ，上署“新加坡领事官花翎四品衔分省侭先补用直隶州知州左秉隆敬献”。
[15] 左秉隆有诗云：“十载经营荒岛间，不堪双髯已成斑”，见〈别新加坡〉，《勤勉堂诗钞》卷四 (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页129-130。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卷六也有一首“寄怀左子兴领事秉隆”，其中两句是“头衔南岛蛮夷长，手笔西方象寄书”。
[16]《勤勉堂诗钞》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又<晚霞生述游>一文也写道 : "中朝领事官为左子兴都转,倜傥有大才,居此不得展,郁郁非其志,故自号为炎洲冷宦" (见《叻报》(<再续晚霞生述游>),1890年1月13日)
[17]《勤勉堂诗钞》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
[18] 以下典籍均找不到左秉隆的名字：黄惠贤主编《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上下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张撝之等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下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梁廷灿等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2002)；及根据1921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刊行的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9] 晚晴园(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旧居)保存有左秉隆呈送清廷有关孙文(孙中山)抵达新加坡的密奏(影印本)。
[20] 会贤社与英语雄辩会均成立于1882年。会贤社于1891年左秉隆离任后易名“图南社”。英语雄辩会自1882年5月27日成立至1890年停顿后迄未复办。
[21] 黄蔭普(1900-1986)，广东番禺人。他见过左秉隆，并曾“亲承训诲”。《勤勉堂诗钞》中有左秉隆题赠黄蔭普的诗作。1927年黄氏从欧洲留学回国 时，左秉隆已辞世，而左公所藏书画，历经变乱，已多散佚。抗战期间，第宅易主，遗著又复荡佚。直至战后，黄氏返回广州，乃广托书贩搜求遗稿，终于从冷摊中 购得手抄书稿数册及手订《勤勉堂诗钞》七卷，视为珍品，唯出版时，诗稿尚缺1921-1922部分。黄氏曾任职于香港商务印书馆，1976年笔者专程赴 港，欲访问他谈左秉隆事，因当时他年事己高，且身体欠佳，缘悭一面。回新加坡后即收到其致歉信，十分感动。黄氏曾将毕生所藏珍本古籍(包括《勤勉堂诗钞》 原稿)捐赠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
[22] 左秉隆孙子左志良2009年2月14日致本文作者电邮。
[23] 此次访古，发现左秉隆在新加坡留下的文物有两块匾额：一是他任新加坡领事官五年后赠予天福宫的“显彻幽明”匾(1886)；另一是他亲笔手书，现存于都城隍庙内的“聪明正直”匾 (1907)。此时他已是新加坡总领事兼辖海门等处。海门为海峡殖民地，即今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三地的总称。参阅柯木林〈古色古香的天福宫〉，见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 ，页47-56，及同书张清江〈城隍庙里话城隍〉，页125-132。
[24] 柯木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见《石叻史记》，页59-64。
[25] 左秉隆捐俸作为月课赏金之事，除继左秉隆任后,由黄遵宪总领事所创办的图南社学规可资旁证外，还有直接说明左氏捐金之举者，见左氏友人卫铸生诗：“使君海外宣威德,令我钦迟已十年。广爱客共倾浮白盏，怜才不惜选青钱”。在此卫铸生有注云："书院月课，凡列前茅者公以鹤傣奖于花红" -- 见《叻报》，1889年10月5日。根据朱杰勤的研究,当 时领事名额极少，待遇优厚。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时，薪俸月给五六百两。(参阅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见《南洋杂志》(新加坡，1947)，第1卷第 4期)。但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係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冊)>>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4月),页228:"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俸薪按照新章月支厙平银肆百两"
[26] 同注24。
[27] 同注4。
[28] 上海名士李钟珏(即李平书，1853-1927) 于1887年闰4月来新加坡探访其谱兄左秉隆，小住匝月，回国后写成《新加坡风土记》一卷，对一百年前新加坡的民俗与风貌，有详实记载。《新加坡风土记》 一卷原木刻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仲夏乙未刊於长沙使院。1947年3月初由南洋书局重新刊印,许云樵註,列为"南洋珍本文献之一"。
[29] 《叻报》，1890年3月13日。
[30] 左秉隆〈为诸生评文有作〉，《勤勉堂诗钞》卷六，页243。
[31] 马兴中〈一代儒商的典范：评《李光前传》〉，见 http://www.jnnews.jnu.edu.cn/html/2004/4/1298.htm。
[32] 左秉隆〈送学生回国肄业〉，《勤勉堂诗鈔》卷四，页172。
[33] 同注31。
[34] 同注 5。
[35] 同注4。一
[36] 其实，从“1877至 1894年，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和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是一种政治对抗，是一场竞争控制新加坡华人的角力。在整个抗争中，清廷驻新领事是处在被动和防卫 的地位，但在行动上却步步为营”。参阅林孝胜〈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1877-1894)〉，见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 (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页11-29。
[37] 同注5。
[38] 这三个时期分别为 : 1819-1877 (新华社会统一时期) ; 1877-1941 (新华社会的分裂期) ; 1942-至今 (新华社会政治回归运动时期) --参阅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页61-75。
[39] 同注24。
[40] 李钟珏对左秉隆的处境十分同情。在他所著《新加坡风土记》一书中，对当年左秉隆与华民护卫司两者在职权上的冲突有所记载：“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
[41] 左秉隆〈华侨有以受辱投诉者作此示之〉，见《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76。
[42] 左秉隆〈次韵酬黄公度观察见寄〉，见《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29。
[43] 陈育崧〈读报随笔〉，见《勤勉堂诗钞》，附录（三）。
[44] 左秉隆于1891年11月11日 (星期三) 附搭法国邮船“美路滨”离开新加坡。载〈旅叻潮商联送卸新加坡领事府左公屏敍登录〉、〈轺旌东指〉，见《叻报》，1891年11月12日首版；〈恭上卸新 加坡领事府左公秉隆屏敍〉，见《叻报》，1891年11月13日首版；〈轺旌已发〉，见《叻报》，1891年11月14日。
[45] 左秉隆〈重领新洲七律四首 (之一)〉，见《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68。
[46] 林孝胜〈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 (1877-1894)〉，见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11-29。
[47] 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南洋杂志》，第1卷第4期。
附录
《早报周刊》
(2011年4月10日)
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
外交“秘密” 收藏与发现 左秉隆文凭发现记
（2011-04-10）
外交“秘密” 收藏与发现 左秉隆文凭发现记
（201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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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
左秉隆是清朝政府首位正式派驻新加坡的官员。
清朝于光绪三十三年颁发“驻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官”的《文凭》给左秉隆。
这张《文凭》涉及当年一个外交“秘密”，文凭还是事件中的“主角”。
10年前，一次偶然机缘，我收藏了一件罕见的清朝外交文书。
这是一大张折叠起来的文件，纸质是颇厚的白棉纸，打开一看，赫然是一件颁给“驻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官左秉隆”的《文凭》！
这是迄今唯一发现的一件清朝派驻新加坡官员的任命书原件。
新加坡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第一个领事馆的地方，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左秉隆也因此创下两项空前的历史纪录：
一、他是清朝政府首位正式派驻新加坡的官员，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派驻新加坡的中国官员；
二、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他是唯一一位先后两度被派来新加坡当最高代表的外交官,清代外交官的任命文书，传世极少，何况是这样特别的人物，更难得的是一件和新加坡有关的历史文物。这样一件文物，究竟如何保留迄今？
为了找出答案，我查找国内外资料，意外发现这件《文凭》，竟然涉及当年一个特别的外交“秘密”，还是事件中的“主角”！
1.《文凭》主人左秉隆
先说左秉隆（1850 — 1924），字子兴，是一位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的专业外交官，也是诗人。他出生在咸丰皇帝登基那年，一生经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去世时已是中华民国，正是中国历史大转型的时期。
他的祖先原为沈阳的汉人，清初入旗籍，为正黄旗汉军，随军南下，世代驻防广州，左秉隆就在广州番禺出生，所以他是旗人，也是汉人，又是广东人。同治三 年，清廷在广州开办华南第一所专业外语学校——同文馆。这是清政府要培养精通外语的外交人才专门学校，第一期只招20名学生，要求严格，学制三年，每年考 试，外语不佳者立刻退学。这一年，左秉隆15岁，获选为广州同文馆第一期学生，专门攻读英文、法文、德文，并兼读数理等新式西学。18岁上调北京参加考 试，合格后被授予正式翻译官头衔（释译生员），留在北京同文馆担任英文教习兼数学副教习。 29岁时获选随曾纪泽（清第二代外交家，曾国藩儿子）出使英国，任英文三等翻译官。在伦敦两年后，31岁获驻英大使曾纪泽推荐，被清廷委任为驻新加坡领 事，时为光绪七年（1881）。
早在4年前，清朝就已经在新加坡设领事，但英国只准本地华人当代表（所以首任领事是本地商人胡亚基，他去世后由随员苏溎清暂代，但不被英国承认，所以左秉 隆其实是第三任），直到这一年，英国才允许建立领事馆，并允许清朝官员正式南来任职，这段历史因缘，使左秉隆成了中国第一位正式派驻新加坡担任领事官的 “创纪录”人物。
在新加坡期间，左秉隆等于是华人（侨民）社会的最高政治领袖，他精通英文，善于和英殖民地官员打交道，因此成功为华人社会争取许多福利，他更积极推动 文化教育，此举被誉为是新加坡早期华族社会的“启蒙运动”，“奠定华族社会的基础”，备受许多新华史学者肯定。因为表现良好，左秉隆连续留任三个任期，在 本地居住10年，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才被调任驻香港领事。卸任时，社会大众因为感谢他的贡献，特别制作表示感激爱戴的“万民伞”、“德政碑”送 给他。离开当天，他不想麻烦公众，在深夜三时才上船，但赶到船上送别的人仍然很多，被形容是“空前绝后的盛举”。
离开新加坡后，左秉隆先后担任广东洋务处总办，外务部头等翻译官等。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时，他担任头等参赞官，参加这次中国宪政史和外交史上重要的活动。
左秉隆57岁时，第二次奉命南来，担任职务范围更大的“驻新加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时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重回新加坡第二年 （1908），还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亲自选拔一批华侨学生回国读书，其中有一位学生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华社领袖、大慈善家李光前。左秉隆当了4年总领事， 宣统二年（1910）辞职，第二年清朝就灭亡。他卸任后，继续留在新加坡居住6年，1916年才迁居到香港九龙，后回到广州，1924年辞世，年75岁。
左秉隆流传下来的作品，是一本诗集《勤勉堂诗钞》，收录许多当年他在新马两地生活和游历的纪实诗；这批诗歌手稿，在二战时曾流落到街边废纸堆，幸亏被他的表外甥黄荫普发现，才抢救回来。1959年，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曾向黄氏借得这批诗稿，在香港影印出版。
2.“新”发现的 《文凭》
我发现的这一件《文凭》，是左秉隆第二次南来时的任命书，颁发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距今已是百年文物。打开这一大张白棉纸，印有一个49x21cm木印黑线版框，顶端有“文憑”二字，上面以毛笔正楷书写（段落与标点为作者所加）：
“外务部为发给文凭事：
存记道员左秉隆，经本部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奏请派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官，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钦遵在案，相应缮具文凭，发交该总领事收执。务即尽心职守，保护本国商民，所有一切应办事件，均应禀报本部核夺，仍一面申报出使大臣，察核施行。须至文凭者。右给驻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左秉隆收执。
光绪叁拾叁年伍月拾陆日”
在日期上，钤有一方紫色的部堂大印，九叠篆书，左满文，右汉字，两种文字都是“外务部印”四字；行文之间，还有一些用红色毛笔（朱笔）的勾划，是颁发此文凭的外务部堂官的批押，颁发日期也是朱笔填写。
无论其款式、规格、纸张、文字、印信等各方面，都是典型的清朝官方文书的规范，可以确定是原件真迹。
规格不对等 英国退回《文凭》
这件《文凭》有三个特点：
一、特别的地名
《文凭》上有一个在今天的新马地图上完全找不到的地名“海门”，这地方究竟是在哪里？
原来，当时英国除了新加坡之外，也管治马六甲、槟城三地，正式名称是“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新马华人称为“三州府”），清朝官方翻译官，以意译加音译，取其前后，就成了“海门”。这个“海门”存在的时间有120年 （1826-1946），直到二次大战后，才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所以左秉隆虽然驻在新加坡，但业务范围也包括槟城和马六甲两地，是清政府在新马三地的区 域总代表。
二、特别的黏贴字
《文凭》上有一个“官”字，竟是以小纸片黏贴重写的字，作为朝廷正式的官样文件，怎会如此？
对此，我也甚感不解，看了许多清朝文件档案，包括宫廷内的军机处奏呈皇帝批示的奏折，发现常有这种以小纸片黏贴改正错字的现象，才知道这是一种正常做法。
后来查看《大清会典事例》“吏部处分例”之“文凭违限”条，记录有“康熙九年议准：官员赴任，呈交文凭时……或有油痕水迹破损等项，不得驳加。倘仍有书吏藉端需索等弊，许本官据实详报该上司，即行完处” 的条例，说明文凭原件有“油痕水迹破损”等情况，是可以被接受的，以免地方长官借口以此勒索。
三、特别的大印
《文凭》上所钤盖的满汉文部堂大印，最初我仅能辨出汉字部分，另一半却不知所云，后来向北京老画家许麟庐老先生请教，他说这并非汉字，而是满文的“九叠篆”。
许老说，汉字九叠篆，又称上方大篆，是唐宋以来历朝主要官印上所用的印文；满文的九叠篆书，是在乾隆十三年才专门“创造”出来的文字，只刻在最高级的正式印鉴上。
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方紫色篆书大印，竟然就藏着一个特别的外交“秘密”，也因为它，这件《文凭》才可以保留迄今，完好如初！
3.发现《文凭》的“秘密”
有关这件《文凭》的“秘密”，就记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珍藏的清宫档案里。
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专门收藏清宫文件档案，包括著名的“宫中档”、“内阁大库”等，有皇帝敕谕、军机处档案、官员奏折、题奏本，各部门和官员往来文书电报等，全都是原件或底稿抄本，是极珍贵可靠的原始资料。
根据清宫的“外务部档案”及《起居注》等宫廷档案的记录，事情是发生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到九月（1907年6－10月）这五个月内，经过如下：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6月22日），这天是星期六，当时并没有周末休息的习惯，皇城里依旧办公如常。
当天凌晨，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皇帝，前往皇宫养心殿东暖阁，和垂帘训政的慈禧太后一起，接见军机大臣，办理公务，批阅奏折；在呈上来的奏折中，有一件外务部大臣的奏折，内容是要求批准委派左秉隆出任驻新加坡总领事。
这是正常任命，不必讨论，光绪皇帝提笔在奏折后写“知道了”三字朱批，表示批准。
三天后，五月十五日（6月25日），外务部接到宫中发回来的这一份朱批奏折，就开始进行正式的调派程序，先是拍发电报到香港给左秉隆，要他依惯例呈交个人资料（即所谓“开具详细履历”）供审核。
第二天，五月十六日（6月26日），外务部大臣就签发了任命左秉隆为总领事官的《文凭》，并钤上“外务部印”满汉文堂部大印（即本文所说的这一件《文凭》）。
这件《文凭》，由北京送给当时在香港担任领事的左秉隆后，依外交惯例，得把它送到英国伦敦，呈递英王批准，才算完成派驻使节的手续。
不料这件《文凭》竟被英国当局打了回票，问题就出在那一方“外务部印”的大印上！
八月十八日（9月25日），被委派为“钦差出使英国大臣”的李经方（李鸿章的儿子），从上海发出一份紧急信到北京，报告外务部，根据当时担任驻英国代表的清大使馆参赞陈贻范通知，派驻新加坡总领事的《文凭》，必须钤盖“国宝”，英王才会批准。
所谓“国宝”，就是有“皇帝之宝”文字的御印，等于是国家规格的印，这件《文凭》上钤盖的“外务部印”，只是较低层级的部会印信，两者规格，大不相同。
李经方表示，虽然英国拒绝接受这件左秉隆的总领事《文凭》，但英国外交部会特别通融，可让左秉隆先到新加坡上任，另由清政府重新颁发一件钤盖“国宝” 的新《文凭》和外交照会到伦敦，向英王请准；他自己将在八月廿八日乘德国邮船离开上海赴英，经过香港时，会和左秉隆一同南下新加坡上任，要外务部接信后尽 快作出安排。
根据北京外务部档案记录，这封信是在上海发信10天后收到（八月廿五日，10月2日，档案编号服字757号）。
一星期后，李经方乘船到香港，在九月初六日（10 月12日）又从香港发送一份《咨文》，以正式公文向外务部报告说，他已和左秉隆见面，左秉隆把这一份钤盖“外务部印”的《文凭》送回给他，并将和他的正式 公文一起，送回北京；他也要求外务部重新颁发一件钤盖“国宝”的新《文凭》，并直接寄到英国，让“英外部验请英主准敕”，然后才转发到新加坡，给左秉隆保 留。
在这份《咨文》后面，李经方还特别写了“附文凭一纸”一行小字。
根据北京外务部档案记录，这份《咨文》和所附送《文凭》，是在三个星期后收到（九月廿七日，11月2日）。
外务部当时在档案上写的编号和说明是：
“衣字964号／外务部收使英李大臣文一件／缴回新嘉坡总领事左道秉隆文凭一纸，请换用国宝书之文凭”，另外又特别写了一行小字：“附文凭一纸”。
这里所特别记下的“文凭一纸”，当然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这件《文凭》了。
李经方从上海发出的信，和从香港寄送的这份《咨文》，目前都还保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外务部档案里，这件《文凭》，也因缴回内阁大库存档而获得保留下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记录中，还藏有一份外务部“恭拟驻英国新加坡总领事官左秉隆敕谕”文稿，应该就是后来补发盖有皇帝御印新文凭的文稿，但这只是草稿，原件已经下落不明。
档案馆记录也显示，后来接任左秉隆的驻新领事苏锐剑，就获颁盖有皇帝御印的《委任敕谕》，不再是盖外务部官印的《文凭》。
4.最后的一份《文凭》
这件原本应该由左秉隆本人收藏的《文凭》，就这样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北京送到香港，经过左秉隆和李经方两位著名外交家之手，最后又回到北京内城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大院，记录存档收藏。
在目前所见的清宫档案里，有这么独特经历和记录的外交官任命《文凭》，就只有这一件。
从这一事件，可见当时清政府在和外国交往时，其实仍有“天朝”心态，不愿把英国当成对等的国家，才会有这种违反国际外交礼仪的做法；从档案记录也可以 看见，在发生此事后，清廷才算是真正“和国际接轨”，所有新颁发的《文凭》，全都改成正式的“国宝”印，并且称为“敕谕”。
目前，在清宫档案里，还保留有一份奏折底稿和奏稿的抄录本，记录外务部在左秉隆抵新两个月后，于十一月十七日（12月21日）特别呈上给光绪皇帝，要 求为左秉隆颁发新“敕谕”，并同时要求也对所有驻日本、美国等地的总领事，一起改发新的国家级任命书，光绪皇帝在奏折上朱批“依议”二字；可见清政府的外 交文书形式，是在这时候才开始改变的。
只可惜在档案里，只存有底稿，这些颁发出去的“敕谕”原件，多已不知所终了。
因此，这件左秉隆的《文凭》，可说是造成清政府外交规则开始改变的“主角”，是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历史证物。
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有关记录，它还应该是大清王朝最后一份钤盖“外务部印”的《文凭》！
这件历史性的《文凭》，又是如何流落民间呢？
原来，当年清宫文件档案，都是收藏在皇宫里的内阁大库，清朝覆亡后，这批官方档案就再无人理会。
民国初年，有官员建议要把这一大批“无用”的清宫档案全部销毁，当时被运出来准备销毁的数量，多达8000麻袋，其中有不少被运去销毁重新造纸，幸亏多数后来被抢救下来，重归国家档案馆收藏，但也有一小部分流出民间。
这一件难得的左秉隆任命《文凭》，相信就是在这个特殊时刻，流落民间，流传迄今。
5.没有《文凭》的总领事
当年清廷驻香港领事馆在把李经方的公文和所附的这件《文凭》寄送回北京时，李经方和左秉隆两人已经同乘德国邮轮离开香港南下四天，抵达马来亚东海岸外，离开新加坡只有两天的水路（当时香港至新为“水程六日”）。
百年前新加坡出版的《叻报》，曾有多天连续报道他们抵达的情形。
根据报道，他们两人是在1907年10月14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末九月初八日）星期一傍晚到达新加坡。
当天下午，英殖民地政府派出“枪兵队百名及军乐队”到码头等候，总督也派他的“前锋官乘坐摩打车前来”，到场欢迎的还有中华总商会代表和侨领40多人。
傍晚6时30分，德国邮船“莪蛮”号抵达停泊，华商和侨领先上船拜会，李经方和左秉隆随后一起登岸，在码头检阅军队，再和总督派来的前锋官同乘汽车到市区的总督府，拜会总督。
过后，李、左两人一起到中华总商会，出席华商侨领的欢迎晚宴，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两人重回船上过夜。
第二天，10月15日星期二，左秉隆上午就带着随员登岸，直接到中华总商会，准备接任事务；李经方夫妇则是在中午才登岸，出席总督的午餐，还应邀和总 督一起到马场看了一场赛马。过后，李氏夫妇又到侨领佘连城在实龙岗路的花园参观游览（那里原本是首任领事商人胡亚基的南生园，后来卖给佘家，改名为明丽 园，是百年前新加坡著名的园林，许多中西政要都到过），才重回邮船上。隔天清晨6时，这艘德国邮船就载着李经方夫妇，启航前往英国。
一星期后，在10月21日（九月十五日）星期一，左秉隆才在中华总商会正式“接篆”，成为新任的总领事官。
当时，在热闹风光的欢迎和接任仪式上，相信多数人都不知道，眼前的左秉隆，竟然还是一位没有正式任命《文凭》的总领事。更有意思的是，这件百年前原应 随左秉隆一起到新加坡上任的《文凭》，“走”到半路就被送回去，经过100年后，竟然终于又来到新加坡，这也可说是一个特别的机缘。
(备注 : 原文转载2011年04月1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新闻/副刊,作者:杜南发)
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胡亚基去世后，海峡殖民地总督史密斯拒绝副领事苏溎清代其职，并突然在政府宪报公告，甘蜜大王佘有进为中国驻新临时领事……
1877年10月至1880年3月，清朝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附设在胡亚基的黄埔公司。设立之初，中国领事馆附设在位于驳运码头和蒙咸街交界处（即今大华银行总部）的黄埔公司内。
胡亚基谙英语，故免设翻译员，只设秘书和书记各一人。翌年，苏溎清由北京到任当领事随员职称为副领事。
援彼之矛，陷彼之盾
1878年，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欧途经新加坡，胡亚基上船拜会，公使回忆：“琼轩（胡亚基）操粤中土语，余不能解，因与英语相回答焉。”
草创时期的领事馆在人事和设备方面都严重不足。清廷只负责创馆经费，为了筹措维持费及职员薪金，胡亚基获总理衙门授权，向来往于新加坡和南洋群岛间经商的中国商船征收船只注册费，并颁发船牌给船主。他还向新加坡华人船主征收出港证两元，以及货运每吨四分半的费用。英政府指控，此举超越领事职权。
胡亚基发现，英国领事也曾经在外国给英国商船发船牌的类似事件，即刻向曾纪泽报告。根据胡亚基收集的情资，曾纪泽在一则志期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五日（1880年1月16日）的奏折，向总理衙门提出应对方案：“欲俟胡领事将英国在别埠设立领事发给英商船牌之例抄录章程呈送以后，纪泽可据之以与外部争论，衙门中亦可据之以与（英国驻华公司）威使辩驳，所谓援彼之矛，陷彼之盾。”
总督拒苏溎清代领事
1880年3月27日胡亚基去世，酿成一场清廷和英国政府间的外交危机。驻新领事馆的地位与领事继承问题，在胡亚基去世后成为清廷和英当局争执的焦点。期间，还发生一则甘蜜大王佘有进在胡亚基去世后，曾短暂代理领事十多天鲜为人知的插曲。
胡亚基逝世时，新上任的驻英法公使曾纪泽随即委命新加坡领事馆的随员苏溎清为代领事。于是，苏溎清于4月1日致函海峡殖民地政府，请求承认其代领事职位。四天后，海峡殖民地总督史密斯复函拒绝给予承认，因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同意，在新加坡设立一个永久性的中国领事馆。史密斯更在一份致殖民部的报告书中建议，伦敦英国政府勿在此时承认任何人士继任领事。反对的表面理由是，苏氏在当地华族社会中声望不高，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其实，苏溎清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官员，才是英殖民地官员反对的真正原因。
胡亚基为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互联网）
就在清廷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在伦敦与英国外交部就苏溎清代理领事问题争执不休之际，海峡殖民地卫特总督突然于6月11日在政府宪报公告各界，政府承认潮帮领袖甘蜜大王佘有进为中国驻新临时领事。1880年6月12日的《新加坡每日时报》（Singapore Daily Times）报道这则“惊人”消息。
查遍《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收录的清廷与新加坡的外交档案，皆无佘有进被提名为领事。但是，海峡殖民地政府宪报是官方记录，不会造假。这意味着清廷总理衙门与驻英法公使，以及英国外交部在苏溎清受英国承认为代领事前，中英双方为权宜之计，同意由侨领佘有进出任临时领事。
虽然海峡殖民地政府激烈反对苏溎清继任领事，可是在清廷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不断向英国外交部施加压力下，英国政府终于妥协在6月21日批准苏氏代领事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也结束佘有进短暂十日的临时领事任命。
曾纪泽乘胜追击：“臣前于光绪七年春间与英外部面商多次，派左秉隆由使署官员前往充补，乃始收得中国自派领事之权。”
中国终于在1881年在新加坡设立永久性领事馆，由北京派一位专职外交官左秉隆到任。
《联合早报》- 新任中国大使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孙海燕以六维度阐述同甘共苦新中关系 (2022-08-23)
受访时，孙海燕从高度、深度、广度、厚度、浓度、热度，共六个维度阐述了中新关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眼中，这八个字既反映了中国和新加坡各自的发展道路，也是同甘共苦的中新关系的写照。
到任百日之际，孙海燕最近接受《联合早报》独家专访，分享了三个多月的见闻感想，以及对中新关系发展的期许。
她提到8月9日在滨海湾浮动舞台上出席新加坡国庆57周年庆典，看到满场挥舞的新加坡国旗和振臂欢呼的人群，不禁想起自己过去读书时，看过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受访谈的执政理想：建设一个刚强勇猛的社会、一个活力四射的国家。
孙海燕说：“那一刻，我由衷感到，这盛景如他所愿。”她感慨，中国一路见证并深度参与支持了新加坡的光辉发展历程，新加坡也一直积极支持和深度参与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今天的高速发展。
“所以中新之间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我们要团结，我们要拼搏，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去持续地奋斗。”
孙海燕是第12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她毕业自北京大学，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多年，历任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信息传播局局长兼中联部新闻发言人等职务。此次履新前是中联部一局局长，负责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党政及政治组织的联络交往。也因此，孙海燕曾经多次到访新加坡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并在政党交流活动中，拜会过也是人民行动党高层的我国总理李显龙、副总理王瑞杰等。
受访时，孙海燕从高度、深度、广度、厚度、浓度、热度，共六个维度阐述了中新关系。
她指出，中新关系一开始就是由两国领导人亲自开启并一路引领。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领导人从国家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来确定合作方向，遇到问题时也秉持这个高度去做决断，两国关系才能在历史风云激荡中，始终行稳致远。
了解新中关系历史的人都知道，新中虽然是1990年才建交，但是两国领导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接触。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应李光耀邀请访问新加坡，开启了两国合作的大门与领导人密切往来的传统。1990年后，随着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新中双边合作进入快车道。2008年，新加坡成为第一个单独与中国签订全面自贸协定的亚洲国家。2015年，在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上，新中两国更确定彼此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谈到“深度”，孙海燕分析了两种“深”，一是政治互信深厚；其次是中新合作与利益融合的深度。
政治互信的“深”与合作的“深”，两者形成了互相支撑，互相促进的关系。
至于中新关系的广度，孙海燕形容“任何你能想到的领域都有合作”，而且合作既在政府层面，也深入到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国许多城市都可以见到新加坡凯德集团的地标建筑，以及号称“新加坡国民早餐”的亚坤餐厅；而中国品牌和中国热播剧等也在新加坡越来越受欢迎。
两国共同理念基础 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孙海燕归纳的“厚度”，指的是两国深厚的共同理念基础，都非常明确要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浓度”则是历史文化渊源。她说，新加坡和中国是两个国家，这从两国所有的交往中都非常清楚，但是历史文化渊源又成为两国关系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不同之处。
孙海燕说，中新关系的高楼搭建于厚重的共同理念之上。同时，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新之间的天然优势和宝贵财富。“中新关系之所以好，不仅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利’，更因为我们之间有宝贵的‘义’和‘谊’。
最后一个维度是“热”，这表现在疫情前中新每年有500多万人次的往来，因疫情缘故虽然下减了很多，但是两国领导人和部长层级之间依然保持密切的沟通，商界民间有尽早恢复往来的强烈愿望。
从过去谈到未来，孙海燕特别提到，眼下有很多前所未有的“变”给国际局势带来严峻挑战，尤其是日益严峻的外部势力“拉帮结派”“脱钩断链”等挑战。
她认为，美国不能包容中国等后发国家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不断发起对华经济制裁、科技脱钩、意识形态攻击、军事挑衅等，给中国和地区和平发展带来严重威胁，也给当今充满不稳定不确定性的世界带来更多动荡；这段时间以来，美国严重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主权，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孙海燕呼吁本地区国家必须一起做出坚决有力的回应。
新中关系令人欣慰的许多 “不变”
在这个环境下，孙海燕认为中新关系拥有很多“不变”，令人欣慰。她相信，两国领导人坚定引领双边关系向上向前发展的政治意愿没有变，两国人民深化传统友谊和相知相亲的真诚热忱也没有变。
孙海燕提议中新应积极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发展共同体，建设共同发展的典范，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利益融合，加快推动新兴领域合作，引领本地区高质量发展；树立互联互通的标杆，并持续拓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她也特别提到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之下的陆海新通道，形容它是“中新之间非常典型的以双轴带动地区发展的示范项目”，即以中国的一个点和新加坡这个点来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她说，随着全球对增强供应链韧性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互联互通项目的带动作用也更加重要。
至于地区“现在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她主张中新加强沟通协调，勇做地区和平稳定的伙伴，共同反对任何干扰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势力和行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共同完善“亚洲模式”、汇聚“亚洲力量”，为全球治理作出“亚洲贡献”。
孙海燕也提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今年的国庆献词中专门谈到了中美关系，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并对未来形势表示忧虑，强调需要更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为未来几十年做打算。
她说，未来三五十年甚至更长的阶段里，能不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能不能防止地区的和平稳定受到损害，需要包括中新在内的本地区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回忆40多年前，中新老一代领导人以巨大的政治魄力毅然开启了两国合作的大门，为中新关系几十年来的发展奠定了互信的基石和合作的框架。
孙海燕说：“如今，我们又一次站在了这样的当口。中国领导人做好了准备，愿同新方领导人一道登高望远，不畏浮云遮望眼，作出有利于中新关系长远发展、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战略抉择，为两国和地区人民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造福。”
所谓大小国一律平等，在中新之间，它具体在所有问题上我们都是以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来开展交流合作，彼此都非常清楚知道核心利益和关切是什么，也都非常清楚知道怎么在各种问题上和细节上去尊重对方、支持对方，方方面面去精心地呵护我们之间的信任和友情。中新双方关系一路行稳致远，我觉得这样的原则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