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所要研究的是什么？

* 柯木林 * 

社会史的出现给予史学新的生命与光彩，史学有了这一门新兴的科学以后，范围愈加广泛，内容愈形丰富。然而，社会史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它所要研究的又是什么？在回答这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看东西方学者对社会史的看法。

在西方，最早掀开社会史研究风气的是一百年前的德国名学者黎尔 (Riehl) 及夫赖塔格 (Freytag)。在 他们的著作中，除了叙述神圣罗马帝国的光荣及霍亨索伦族之使命外，对于中古近世德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特别详加记载，是为社会史运动的发轸。但这种著 作，只是将民族日常生活中最为习见的言谈习俗，故闻逸事加以收集蒐罗而已，至于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却无法作有系统的陈述。为了补救这一缺点，其后又有一 些学者在著书论述时，意图将某一民族史实上所有的社会因素赋予更大的地位，及更深切的注意，以使他们的著述合于史学上的观念，如格林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布洛克的《荷兰民族史》(History of the Dutch People) 等。此外，又有一些学者想将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制度及势力的相激荡，与各种社会阶级和社团的互相冲突所生变革的一般模式加以说明。这派的代表者如德国的哥退 (Gothein)、尼次 (Nitzsch)、法国的浮斯特尔 (Fustel de Coulanges)、英国的麦特兰 (Maitland) 及波拉得 (Pollard)、美国的亚当斯 (J. T. Adams) 及摩立孙 (Morison) 等。在这些人当中，有的是社会学家而非社会史家。于是，他们乃进一步从事于确定社会成长的规律，窥测史事的往复，确定史事的因果，企图将史学变为一种有一定分量及系统的社会科学。如孔德 (Auguste Comte)、吉亭史 (Giddings) 及华雷斯 (Wallace) 等人的著作，即是其例。这便是西方学者研究社会史的概况。（参阅班兹的《史学》第三章“新史学或综合史学”已节“社会史”）。

至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革命运动而兴起的，时间大约从民国十七、八年起（1928-1929）至十九及二十年（1930-1931年） 狂热到顶点。这时正值北伐前后，社会主义勃兴于中国，一般革命家为了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都努力于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尤其是集中精力于社会经济史分期的 讨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在这狂热期内，有不少的书籍和论文出现于出版界，一篇较好的书文都可以风行一时。其中在当时最有成就的是郭 沫若和陶希圣两人。郭沫若的贡献在于破坏伪古史上，他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极有价值的 巨著。他的精辟独到的见解，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有清晰的概念。至于陶希圣的贡献，则是揭发整个中国社会史的真相。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 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甚大。他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南北朝经济史》（与武仙卿合作） 等。为了集中研究力量，他也发起食货学会，出版《食货半月刊》，在这半月刊中发表的论文甚多，贡献也不少。然而，平心而论，这时期的作品，很难叫做社会 史，只可以叫做“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材料取自过去的史家，解释取自过去的理论家，作者不过从中拍合一下子吧了。但由于他们的努力，已替中国社会史的 研究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我 们从东西方学者对于社会研究的情况看来，似乎可以得到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研究社会史不仅十分困难，而且各个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内容，意见极不一致。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原因是：社会史是一门较新的历史学科，况且“社会”这个名词其本身意义就十分含糊，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社会史的范围应当多 大，应注重那些事项，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了。再加上一向来的许多史书均注重上层阶级的记载，尤其偏重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对于下层社会事件、文化或 经济的史料，甚少涉笔。材料的缺乏，加深了研究社会史的困难。许多史家都按照他们自己的专门立场来研究社会史，所以才造成这种意见纷歧的现象。这里仅以中 国社会史为例，提出我们认为研究社会史所应注重的内容。

社会史 (Social History)， 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但这样的研究法，不仅范围广泛笼统，而且内容也极为含糊及不切实际。因此，比较理想的社会史研究法，应该是从实际社会中选 出一中心题目（如社会身分阶级制度，经济的实际生活等）加以深入的探讨。这种研究方法，因其立场，问题都很显著，固然是很不错，然而，又未免有偏向之嫌。 理由是：阶级固然是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但阶级问题并不足以说明复杂的社会现象。况且日本或欧洲的社会，并不像古代中国或印度的贵贱阶 级划分的那样清楚，因此，以阶级的问题作为社会史的研究中心，并不能广泛地适用于各国。至于以经济生活作为社会史的研究内容，也同样犯有偏差的毛病。因为 许多历史上的事件，如中国史上所看到的华夷之别，佛教与道教的冲突等等，往往是不能以单元的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所以，如果要从比较广泛的立场来探讨社会史 的话，则根据日本著名史学家有高巖的看法，必须注重下列四方面：

一、社会组织

　　在古代社会中往往有贵贱上下各阶级的存在，如皇帝、诸侯、卿大夫、士、民、奴婢等这几种阶级。社会史家必须要能通过这些社会阶级组织，从横的方面去瞭解当日的社会情况。

二、社会生活

　　这就是要观察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的实际生活情况。从最基本的家庭制度开始，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冠、婚、葬、祭及衣食住行，产业等各方面的事项，都是社会史的研究范围。

三、社会问题

　　所谓社会问题可说是社会关系的失调 (Maladjustment)，其影响足以危害全体社会或一部分人的福利与生活安全。如社会中贵贱间的偏见或各民族间的斗争，农民的苦难，官宦的害民，战役的干扰与逃民的贼盗化等等，都是社会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社会史家所应注意的问题。

四、社会政策

　 　社会问题产生了，就必须要采取集体行动，予以对付或改善，这就必须要有一套完整良善的社会政策不可。因此，社会政策可以说是用以治疗社会问题的良方。如 《周礼》中的大司徒部荒政十二条里记载有散利、减税、缓刑、弛力、舍禁、除盗贼等都是显著的社会政策的例子，社会史家必须加以重视。

　 　以上四项，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社会史的重点。对于这样的研究内容，我们所要做到的便是从各方面去广泛地收集史料。这些史料，在正史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正史 里的《食货志》、《货殖传》、《释老志》、《地理志》、《舆服志》、《礼志》、《乐志》、及《天文志》等，都是很好的社会史料。我们也应该从本纪或别传里 去瞭解当时上下各阶级的生活情况，对立抗争，及社会公益事业等等。除了正史之外，其他如特别史、别传、野史、杂录、随笔等等，也可以得到一些有关的社会材 料。如南宋的《武林旧事》和《梦粱录》是两本很珍贵的社会史书籍。在《武林旧事》里，对于当时的酒楼、歌馆、骄民、游手、各色酒名、技艺人等都有详细的记 载，帮助我们瞭解当时的社会情况。而《梦粱录》这本书，也详细描写当时妓乐、百戏技艺、角觝的情形，特别是对于全国数百名第一、第二流艺人的姓名，均一一 加以引录，这样的记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文学书籍也是研究社会史的重要资料。中国文学有诗、文、赋、戏曲及小说等等，虽然有些是风花雪月，表现美感的文章，但也有不少是描写世态人情的。如《诗 经》中有描写贵族祭典，筵宴型式及风俗习惯、民间疾苦、迷信、宗教等等，是社会史的珍贵资料。又如在白居易、杜甫的写实的诗歌中，描写农夫、妇女、士兵、 老人的痛苦，都很真挚动人。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就是对于当时人民反战的一个很好写照。再如《水浒传》里记载的宋江一百零八名好汉的起义，也可窥见宋 元两代社会的特殊情况。其他如历代的刑事法律（如《唐律》）、古画（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雕刻、器物等等，也可以考见当时社会的服装及人民的行为 与生活方式，为研究社会史不可多得的瑰宝。

　　社会史主要是研究有关社会各阶级的日常生活情况，贫富对抗问题及救济不幸的人为主要课题。社会史的研究，与其注重上层阶级情况，不如注重下层人士。这点，是社会史家所必须牢记的。

原载《读史剳记》第4期 1970年3月

《联合早报》- 国际特稿：史学家与名嘴 (2017-07-02)

http://www.zaobao.com.sg/news/world/story20170702-775711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争议不绝，媒体经常拿他和多位总统类比，时不时采访学者，高谈特朗普像谁。这样的类比，遭到历史学者诟病。哈佛学者邓金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评论《历史学家不该当时事评论员》造成轰动，也引发话题。在这场舆论战斗中，史学家该不该参与国事讨论，或是让名嘴喋喋不休？
　　被朝鲜监禁一年多而陷入昏迷状态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获释回国后不幸病逝，引发美朝之间一场口水战。特朗普总统谴责朝鲜是残暴政权，平壤官媒不甘示弱，反呛特朗普是纳粹狂魔希特勒转世。
　　朝鲜习惯在政治文宣中以煽动性字眼攻击敌人，包括怒骂奥巴马是猴子，称朴槿惠是老母狗。但是把对手比作发动二战和屠杀犹太人的希魔，措辞异于寻常，可见朝鲜对特朗普的立场开始转硬。
　　其实，把特朗普比作希特勒或其法西斯盟友墨索里尼，早已大有人在。最早是墨西哥前总统涅多，之后有揭发水门事件的记者伯恩斯坦、惠普总裁惠德曼，还有特朗普手下败将希拉莉。连教皇批评特朗普建围墙时，也警告说民粹主义催生了希特勒。
　　特朗普性格复杂，行为乖张，就任总统以来争议不绝，因此引来各方比手画脚，品头评足，甚至过早地作历史论断，拿他和多位总统类比。有的说他治下的美国恍若林肯时代的分裂局面。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事件，媒体将之类比水门危机，甚至类比尼克逊总统并预测他将下台。欣赏特朗普承诺让美国再度强大的人，拿他和里根类比。其他人则把他和第七任总统杰克逊作比较，认为特朗普的言行有后者的风范。
　　世上所有人、事、物都有其历史。
　　人与人、事与事、物与物之间都有相似之处，谈到类似的事物，恰到好处地点到为止，往往能产生画龙点睛、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效果。

类比要在同等条件下才有可比性
　　但是，类比首先要在同等条件下才有可比性。
　　就以特朗普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希特勒为例。
　　早在他竞选总统期间，一些评论家把特朗普与希特勒联系起来，认为他上台很可能像希特勒一样，给民主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
　　自由派认为，特朗普一旦当选，将会极大地破坏国家的民主体制。虽然特朗普和希特勒不应该进行简单的类比，但他们追随者的思路与行为仍然有不少可比之处。
　　但不少学者专家认为特朗普不会成为希特勒。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说，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他知道该做什么能搞好美国经济，只有搞好经济，他才可以再次当选，何况美国的制度下不大可能出现希特勒那样的人，经过几百年的制度演化，对权力的制衡现在已相当完善。特朗普就是想胡来也干不成。

类比虽遭历史学者诟病 但电视媒体仍乐此不疲
　　其他类比也遭历史学者诟病，但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仍乐此不疲，时不时找学者上节目接受访问，高谈特朗普像谁。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历史和公共政策副教授邓金（Moshik Temkin）对此很不以为然，周一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历史学家不该当时事评论员》（Historians Shouldn't Be Pundits）。文章登在时报头版，相当轰动。《大西洋》月刊马上找来两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泽利泽（Julian Zelizer）和凯勒（Morton Keller）作出回应。
　　邓金提醒那些上节目的同僚，应避免对复杂的问题给出简单甚至似是而非的答案，尤其是不要轻易做出历史性类比。他举个例说，虽然特朗普和尼克逊都爱说谎和妨碍司法，但时代不同，政治环境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目睹水门案重演。这样的类比不符合逻辑。
　　邓金所谓的pundit，字面上的意义是时事评论员，但狭义而言指的是时下的电视“名嘴”。
　　电视评谈往往因为时间限制，必须化繁为简，无法畅所欲言，把事情始末说清楚。
　　而历史学家的任务除了发掘过去发生过什么事，也要了解这些事情如何和为何发生的因果。学历史常常要求能设身处地站在当时当地当事当人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而不是以今时今地今事今人的立场去作评判，才不会把不相干的事情扯到一起，或颠倒事情的因果。
　　因此邓金不认为搞文史研究的学者适宜当名嘴，评论时事，信口开河，或把多元的问题一味简单化。
　　泽利泽则认为，把特朗普和其他历史人物相提并论扯为一谈的多不是历史学者，而是外人包括媒体人。因此史学家有责任上电视、上网和上报，从更宽广的角度捅破这些歪道理，而不是如邓金所建议的韬光养晦，把话语权留给门外汉。
　　凯勒认为，在时下党派分明的辩论中，史学家所能扮演的角色是客观地，不厌其详地分析解说造成特朗普现象和当前局面的前因后果。
　　换言之，如果史学家袖手旁观，话语权将落在那些所谓的名嘴手里。

台湾名嘴文化已成污名化专业
　　这不禁让人想起台湾的名嘴乱象。几乎所有的电视公司都有驻台名嘴。
　　有多重身份的台湾作家、媒体人蔡诗萍说过，台湾的名嘴文化已经是个被污名化的专业：“公共知识分子（公知）上电视评论时事、政治，应该有凭有据，不是信口开河，可是现在的情形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名嘴文化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启蒙功能，很没意义了。”
　　有人如此形容当地名嘴们：“观察只是眨眼皮、思考只是用头皮、看书只是看书皮、上台全是耍嘴皮。”
　　平日，他们好像都是全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论军事、政治、法律、经济、古今中外无所不晓，连外星人他们也能侃侃而谈。
　　每逢大事件或历史纪念日，这些政论名嘴都变成超厉害的历史学家。除了少数，名嘴们大放阙词，唯恐天下不乱，指桑骂槐，炮火横飞。
　　有人以“名嘴出场、学者退场”描述台湾媒体的乱象。这意味着名嘴和学者在台湾还是有明显的区分：名嘴热衷于意见，学者潜心做学问。
　　好几次看到台湾名嘴评论新加坡的政治或社会现象，简直是胡说八道，把一些无中生有的江湖传言也拿来当话题，天马行空，乱说一番，只能用啼笑皆非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邓金虽然对史学家充当名嘴有所保留，但他在文里也提到特朗普当选总统，对大多数美国人也许是灾难，但对历史学家则是福音，因为特朗普的行为越乖张，媒体越是要找历史学家做访问，探讨其特立独行的因果。这无形中给了历史学家更多曝光的机会和广收宣传之效。

特朗普当选 催生耶鲁大学历史系人气回升
　　历史这门古老的学科确实在危机时期发挥其独一无二的价值。
　　6月17日的《石英》杂志（Quartz）有篇文章：《特朗普当选拯救了历史学位》（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is Saving the History Degree）提到特朗普当选催生了耶鲁大学历史系人气回升。经过多年的下降，它将于2019年重新成为该校报读人数最多的本科专业。
　　文章指出，随着特朗普当选，谷歌上的相关搜索次数猛增，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怎么发生？而以历史为参考是发现答案的途径之一。
　　除特朗普外，作者认为英国脱欧和全球性民族主义的强势回归，也是促成人们重新关注历史因素的原因。
　　耶鲁历史学教授米凯尔同意，对了解现状的渴望，是重新吸引学生学习历史的原因之一。他们希望通过理解过去来更好地把握当下的全球危机和趋势。
　　也有迹象显示，特朗普当选让历史成了不同意见者们的攻防修辞工具。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比尔说：“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引经据典，利用历史上的例子。好像每个人都信手拈来一大堆历史史料。”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莱普尔说：“人们现在试图向任何历史的细枝末节赋予意义。”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正在用历史史实来互相攻击。
　　史学家和名嘴在这场战斗中扮演的角色仍没完没了。
　　死去的总统如何化解内战？
　　美国人喜欢从历史中寻找总统的影子，于是他们从尼克逊和里根等人身上看到特朗普的未来。但特朗普心中的榜样，是近两百年前另一位以民粹主义留名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杰克逊的肖像画迎入椭圆形办公室，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崇拜。
　　杰克逊在1827年到1835年担任总统，是第一位打着民粹旗号上台的国家领袖。他主张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必须维护美国人的安全和利益，任内打破精英垄断局面和扩大总统权力，对美国政治影响深远。
　　特朗普虽崇拜杰克逊，但向来对史实不很在意的他，最近就因为盲目吹捧杰克逊和歪曲内战历史而丢了个大脸。

特朗普提问反映他对历史非常无知
　　话说执政百日，特朗普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电视访谈，讨论南北战争起源时，他反问记者：“为何内战会发生？为何没有一个人能搞清楚？”
　　其实这问题早有答案。美国历史界的共识和教科书都有列明，发生在1861年和1865年的内战，主要围绕黑奴议题。连小学生都懂这个标准答案。
　　弗吉尼亚州州立大学历史教授格林伯格说，特朗普这一问反映他对历史非常无知。
　　更妙的是，特朗普接着说：“杰克逊若晚几年才当总统，南北战争或许就能避免。他性格刚烈，但宅心仁厚。他目睹南北战争，很生气说，没有理由发生这个战争。”
　　问题是，杰克逊在1845年去世，南北战争在他死后16年才爆发。死去的总统如何化解内战，更别说亲眼目睹？
　　况且，杰克逊是一名黑奴主，手下有150名黑奴，如果他还在世，他将站在历史对面，拥护邦联，维护奴隶主们的权利，哪来化解内战。
　　特朗普错误解读历史和无中生有的脾性，触动了历史学家们的神经，给自己添了一批敌人。得州大学历史教授约瑟夫说，特朗普的言论很危险，因为他对历史无知，而歪曲了内战的意义。
　　普林斯顿大学泽利泽教授说，特朗普对国家历史全无兴趣，就连美国总统的历史也一知半解，即使现在恶补也已太迟。
　　美利坚大学历史教授列治文指出，面对一个这样的总统，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必须成为真相的强力捍卫者。
　　书到用时方恨少。如果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特朗普就不会闹出这么多笑话。
　　熟悉历史，在看历史剧时，也有助于提高欣赏能力，增进生活乐趣。
　　本地历史频道下周将播映历史纪录片《安德鲁·杰克逊》。
　　我敢肯定，就连爱看电视的特朗普也没看过这部片。
　　不然他怎会一错再错？

赵鼎新 | 什么是历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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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 王晴佳·史学史研究如何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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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在修订《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新版的中文译文，这是伊格尔斯(1926-2017)老师于2017年11月26日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本书。我在这里提及这本书是因为伊师与我，还有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合著了这本书。此书自问世以来，被翻译为中文、德文、希腊文与俄文。英文修订版在2017年出版，其中文新版也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伊格尔斯的全球视野是一以贯之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不顾高龄，多次前往古巴，主要与哈瓦那大学的同事合作，希望促进古巴与全世界历史学家的交流。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搭建桥梁，这个角色伊格尔斯一直扮演得很好：如自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之间；自20世纪80年代直到他生命的尾声，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学家之间。我与伊师最后一次谈话，主要是在电话上他讲我听，因为他的听力已经退化到无法听清我在说什么。而这次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于自己的古巴之行以及自己也许能够为当地学术社群的历史研究带来的潜在改变感到非常兴奋。多亏他所发挥的作用，2017年春，古巴举办了一次工作坊，邀请到了来自欧美的多位历史学家。遗憾的是，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伊师也因身体衰弱而未能出席。尽管有着这些遗憾，古巴的主持者与参与者非常感激伊格尔斯为工作坊所做的组织工作。伊格尔斯在古巴的一些朋友也提议将《全球史学史》译为西班牙语。我恳切地希望，尽管古巴与西方之间存在着重重阻隔，这一建议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一、取舍平衡：改造历史学的领域

我之所以提及《全球史学史》多种译本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强调伊格尔斯将历史研究全球化及沟通世界各地史家的努力。这项事业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而对对此感兴趣的人来说，它在今天仍是一项挑战。2011年，著名德国学术出版商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Vandenhoeck-Ruprecht)向伊格尔斯表达了将《全球史学史》译为德文的兴趣。伊格尔斯对这家出版商非常了解，因为这家出版商也出版过他的其他著作，比如《20世纪的历史学：一个国际间比较的批判性回顾》(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Jahrhun⁃dert：Ein kritischerÜberblick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和《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Zwei Seiten der Geschichte：Lebensbericht aus unruhigen Zeiten)，后者是伊格尔斯与其妻威尔玛合著的自传。即便如此，就像以往出版著作一样，伊格尔斯对此事非常认真。我们三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于2008年出版后，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关于这一主题的新的出版物，我们需要将这些内容囊括进来。比如，丹尼尔·伍尔夫(DanielR.Woolf)于2009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的一部综合性概述。伍尔夫也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持了一项更具雄心壮志的项目，那就是五卷本的《牛津历史著作史》(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伊格尔斯与穆赫吉都参与了该书一些章节的写作，我则应邀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编辑提供了审阅意见。当然，2008年以后还有其他相关的论著出版。因此，我们都同意趁《全球史学史》被译成德文之机，做一些非常有必要的修订工作。但问题是如何修订。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希望出版一本简明扼要的修订本，而不是增订本，这一点我们也认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伊格尔斯与穆赫吉很努力地工作。举例而言，为了升级扩充原本的章节，如有关后殖民主义、性别史、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部分，伊格尔斯删掉了关于现代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一些内容，以便留出可用于扩充的空间。在出版德文修订本之后，我们又投入到英文版的修订工作中。为了囊括、增入更多的内容，我们再一次对原有内容做了删减。伊格尔斯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他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也就是他的专长所在——现代德国/欧洲历史学的领域，并经过与许多同事、学者的商讨，不仅扩展了拉丁美洲与非洲历史学的部分，而且还写了全新的章节，如俄罗斯与南非的史学。伊格尔斯的做法非常令人钦佩：在离开教授岗位二十多年之后，他不但保持了旺盛的求知欲，而且还表现出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全球化的极大兴趣。

我们三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也许是英文学界第一本希图对史学研究采取全球路径的书，但它不是唯一的著作，在内容上力图取舍平衡也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面对的困难。比如，丹尼尔·伍尔夫在1998年编辑《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时已经表示，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他的书囊括了“尽管知名度略低，但在其自身领域内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性的一批历史学家”。他接着又指出，更确切地说，“以牺牲原本分配给李维、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或者卡尔·贝克尔(CarlL.Becker)的篇幅为代价，增入不太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为的是纠正在大多数关于历史著作的比较教科书与词典中的西方偏见，但同时也不忽视这类研究中的常客——比如从修昔底德到汤因比的著作”。也就是说，伍尔夫在编辑该书时也需要做出困难的抉择，尽管他的态度略显勉强。不过，伍尔夫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与我们的《全球史学史》都是用英语写作的，这样的解释对其读者来说，的确有些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在他上面的解释中以“中国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例。诚然，单是增加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与著作并不能给以全球视野研究史学史带来帮助；他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在囊括历史学家的方面做得更加全面。但据我所知，对于欧美的历史学家来说，将中国历史学的例子描绘、呈现为“他者”是比较常见的。他们这么做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历史著作在西方和中国都有很悠久的传统，但这两种传统有明显的差别，从而促使很多西方学者给出不同的评价。早期的一些评价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大体倾向于涉及中国文明的本质。伏尔泰与其他启蒙思想家拥护历史进步观，并都认为全世界的文化与民族会遵循一种线性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试图以共同的标准去评价每一个已知的文明。对伏尔泰来说，评价的标准主要是文化成就的水平。他称赞中国广阔的幅员与城市，并相信这是中国作为一个非常高等的文明的证据，因为这使欧洲的王国与城市相形见绌。伏尔泰也提到了在中国文明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几项重大发明：丝绸、造纸、印刷与火药。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他写道：

中国的历史，就其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的，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已有观测日蚀的记载。这次日蚀观测业经前几个世纪派往这个陌生国度的一些西方传教士数学家验证……早在上述日蚀的日期之前230年，他们就已经不间断地以真实的资料把编年史一直记载到帝尧。

伏尔泰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评论也许透露出他的轻信，因为他似乎过于依赖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而这些传教士出于对中国士大夫的尊敬以及与他们的友谊，会将后者的话当作理所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自20世纪初以来，不仅西方的历史学家，包括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质疑历史文献中关于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的记述的可靠性。不过伏尔泰称赞中国的内容有一点仍然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从古代直到19世纪(或者说到这一传统在现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中国史家所留下的令人赞叹的海量史书。现代西方学者对这些历史文献的评价迥然不同，但似乎没有人对传统中国历史学家的多产有所异议。1961年，当毕斯利(W.G.Beasley)与蒲立本(E.G.Pulley blank)这两位欧美当时杰出的亚洲学家合编《中日史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这是总结亚洲历史著作传统最早的尝试之一)时，他们表示：“中国生产出了一种历史文献，其优点与局限都很特别，但是在记述的产量、长度、连续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我们不确定中国传统是否独一无二，因为在西方史学传统当中，从古希腊、罗马到前现代时期，历史学家所书写的历史文献的数量也许同样巨大。同样，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发展出了历史写作悠久而丰富的传统，这使两者成为史学史研究中值得比较的对象。

然而，近期的研究逐渐表明，在史学史研究中将目光集中在历史书写上反映出了一种内在的文化偏见。因为就我们所见，历史意识能以多种形式呈现，不一定是写作，就算是写作，也不一定要以散文的形式展现，尽管在现今全世界的历史书写中，散文已经成了一种主导的形式。伊格尔斯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从21世纪的视角反思20世纪的史学》中指出：“我们愈益认识到，所有文明都拥有历史意识，其中很多文明还有历史书写的传统。”我们在合写的《全球史学史》中展示了世界上四种主要的历史传统：西方、中东、印度与东亚。这么做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它们有源远流长、始自远古的传统；第二，它们包含了宗教的组成部分，且在不同程度上引导了历史的观念与书写；第三，在不同程度上，这四个区域都存在历史作品生产的机构体系。如上文所提，在此书的修订中，我们——尤其是伊格尔斯——极大地扩展了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部分，希望强化我们共同的信念：“所有文明都拥有一种历史意识”。

就非洲史学而言，尽管历史书写的职业化直到“二战”后才出现，准确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近来主张，历史著作并不是我们衡量一个文明是否拥有历史意识的唯一标准。大约当非洲史研究与从兰克史学衍生的西方模式趋同之时，伊彦·范西纳(Jan Vansina)写作了一本有重要影响的《作为历史的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他在这本书中提出，尽管大多数非洲人在欧洲人到达以前没有留下很多历史文本，但是非洲文明并非缺乏历史意识，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讲述历史的口头传统。范西纳认为，史诗、民谣、民间故事、目击者的叙述等与文字资料同样珍贵，因为尽管这些形式在很多方面不同，但它们都携带着来自过去的信息。他将口述传统定义为一个“以口头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的过程，因此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与文字资料同等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尽管范西纳指出了口述资料的局限性，但他主张它们应该是更加珍贵的，因为“这样的资料是不可取代的”，而且“来自内部”。

无需多言，即使是非洲历史学的研究，口述资料也不是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唯一资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外来访客留下了关于非洲大陆的文献资料。这些访客包括希腊与罗马的历史学家，还有伊斯兰与阿拉伯的作家。从近代早期开始，欧洲的传教士、旅行者和商人也留下了与非洲相关的记述。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正如博古米·约瑟维奇(Bogumil Jews⁃iewicki)与大卫·纽布瑞(David Newbury)为他们发人深省的著作《非洲的历史学：为哪个非洲书写历史》(African Historiographies：What History for Which Africa)取的标题，如何呈现真正的来自非洲本土的关于其历史的观点，其方式肯定是多元的、多样的。范西纳对口头传统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分析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人们由此能够踏入非洲人所保存的丰富的历史记忆宝库。

在此以后，研究非洲的许多学者，包括非洲本土与非洲以外的学者，提倡并努力将非洲本土的历史与文化知识非洲化。举例来说，莱斯大学的一位已故教授、肯尼亚学者E.S.阿提艾诺—奥迪安博(E.S.Atieno-Odhiambo)认为，非洲史研究能够通过吸纳非洲本土的传统而变得更加丰富，表现为跨民族的主题与地方史、方言史。阿提艾诺—奥迪安博希图寻找一种非洲的历史哲学，他提出了如下尖锐的问题：

历史学只属于西方文明是一种处于霸权地位的认识，而这一认识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而我们是否已经迎来质疑这一认识的时刻？或者说，在非洲史的研究中非洲人能否明确表达一种非洲人自己的独立于西方传统之外的认知？非洲人的认知需要让西方人理解吗？史学的研究与实践需要与高校学术机构中的历史学专业研究者捆绑在一起吗？是否仍旧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这些在西方模式内工作的人当中能够有人做动脉搭桥术，搭建能够通向非洲历史宝库的上游高架桥？

这些问题摆在了非洲历史学家面前，也摆在了以全球化视野考察史学的我们面前。其实，像他一样，我们不太确定能否在史学领域中避开西方的认知。但是对于史学史研究，或者说“历史知识学”(相对historiography而言，historiology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术语，指的是历史的知识)而言，我坚信，将文字资料去中心化，使其不再成为每个文明表现历史意识的唯一场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历史书写一定要用散文形式吗？

确实，如今环顾历史学的局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历史研究中，文字资料已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近几十年记忆研究的兴起及其吸引力是一个显例，证明了基于口述与其他非书写资料的历史研究的可信性。正如约尼—马蒂·库卡能(Jouni Matti Kuukkanen)所说，即使历史学“基本上采取文字的形式”，后叙述主义历史学仍然有其用武之地。换言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历史学的领域内，散文这种构建历史叙述的主导形式是否应该仍然被视为是最合适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历史写作的形式。我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全面赞同海登·怀特说历史写作的本质是诗歌，而散文只是一种文字结构的看法，而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文明中，韵文与其他押韵的文字形式，还有对句形式的文字表达都是记载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的有效工具。回顾历史，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司马迁以及继他之后的古代中国史家选择用散文的形式来书写他们的故事，这也许完全是一个巧合。当然，更凑巧的也许是，在过去的四个世纪，由于西方列强的扩张，用散文书写的叙事的历史，不加修饰的语言，逐渐被采纳为历史写作的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能够理所当然地将散文视为历史写作公认的唯一形式。

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司马迁所谓“无韵之离骚”的文体，影响无疑是最大、最深远的。但是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文献当中，都有歌曲、诗歌以及其他富有诗意的语言。西方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柯马丁(Matin Kern)在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主张，尽管中国人一直渴望并追求真实的再现，但中国人的早期写作纳入了多种形式的诗意的语言。在司马迁之后的五六个世纪，中国的受教育阶层在写文章的时候仍旧偏爱修辞性更强的文学形式，比如对句、韵文、辞赋等。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评价了从先秦到汉代的中国史著，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第一篇回顾史学演变的文献。刘氏用对句的形式写作，不仅上下句字数相同，而且每行表达的含义相对或相反。不过，这种表达形式似乎也并没有阻碍刘勰自由地讨论、评价以往的历史著作。比如他评价孔子修《春秋》说：“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可见，刘勰的文字虽有些雕琢，但大体上做到了辞不害意。

这样的实践在之后继续延续。从7世纪早期开始，甚至在这之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已显其端绪，中国的历史写作进入了官方体制的成熟阶段。在唐代，中国不仅实现统一，还进入了官方史学的兴盛时期。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的三分之一大体都在唐代统治下的第一个世纪出现了。此后，官方修史的实践也从中国扩展到中华文明圈的其他地区。中华文明圈内所产生的历史文献大多都是用平实的散文书写的，但散文仍然不是唯一的形式。刘知幾在他的《史通》当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格来表达他对官方史学的评论，比如叠音、重言、拟声和排比，虽然他的文风总体上没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华丽。

这再一次证明，散文不一定是历史写作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们把视野打开，观察西方和中国之外的史学传统，可以看到其他文明中有很多历史文本采取了韵文或者其他文学形式。中东和南亚的历史书写传统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过去，学者倾向于不相信(甚至忽视)近代之前的穆斯林史学著作，认为这些著作因其“变形的句法与浮夸的措辞”，“只是夸张的言辞”。这样的言论无疑带有西方的偏见，认为平实的散文是客观叙述的保证，从而并没有公平地看待这种历史记录，认可其为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实际上历史意识同时存在于形式与内容之中。

对印度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评价则更为负面。由于缺乏散文形式的历史文本，印度文明被贴上了没有历史的标签。近年的一篇文章仍旧声称：“从历史编撰学的标准衡量，印度人没有历史著述”，“他们没有记载功业(resgestae)的历史，也就是说，史学没有发展到具有真正的政治地位的地步”。这样的观点再一次反映出许多学者仍试图以现代史学标准评判文本是否具备历史性。伊格尔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敏锐地观察到，当西方学者在比较西方和其他文明的史学实践时，他们通常将非西方文明与近现代西方的历史著作相对立，因此忽视了传统的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在观念和实践上的许多相似之处。维奈·赖尔(VinayLal)在一篇介绍印度史学发展的文章中，从比较的角度观察了所有古代东西方文明，他写道：“在自称表露了作者‘历史感’的所有文本之中，没有一篇显示出对历史因果的理解，也没有展现出对历史方法与证据运用规则的熟练运用。”他也许说得太过了，但他的观点让人注意到历史学正是在现代经历了一场转型。毋庸置疑，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史学实践正是这场转型的结果。这场转型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那里持续发生变化，并逐渐传布到整个现代世界。然而，在文艺复兴之前，历史书写的欧洲经验没有那么特殊。

印度知名学者罗米拉·塔帕(Ramila Thapar)指出，尽管散文从来都不是传统印度文明的主流写作风格，但历史意识在古代印度的其他形式的写作当中是存在的。的确，塔帕发现了一种形式多样的文体，她称之为“艺提哈撒—普拉那”(itihasa-purana；梵文中意为“古史”)传统，描绘了从吠陀时代直到14世纪的历史。在这一传统之中既有叙述，也有很多其他的形式，诸如史诗、仪式文本、英雄赞、系谱、编年、铭文与传记。“艺提哈撒—普拉那”抑或“古史”传统不仅类型多样，而且还不断演化。根据塔帕的说法，这一演化证明了历史思想的发展——从展现历史意识，到形成历史传统，再到历史书写。总之，在古代印度尽管散文不是写作的主要形式，但在其与伊斯兰的历史写作传统融合之前，显然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

三、中国如何成为“他者”？

无论是从时长还是数量来说，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都与西方相当，这使得中国史学成为一个可以作为史学比较研究的对象。除了对一般性的历史文本之间做可比性的笼统评价，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比如比较希罗多德与司马迁这两位从中西两种传统之中产生的伟大历史学家。但是在“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之后，鲜有西方学者会像18世纪的伏尔泰那样为中国历史学家的成就而赞叹不已。有趣的是，这一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正如在大多数作品中讨论的，是伏尔泰等人所宣传推广的启蒙的历史观念。换言之，在启蒙运动提倡人类历史的线性进步观以后，历史文化不再兼容并包，而是变得像罗米拉·塔帕所说，统一成“一种特定类别的历史学”。因此，“如果从启蒙运动的观点来理解历史学，那么一个文明中是否存在历史的文化就需要重新界定了”。虽然在这样的脉络中，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有历史文化，但与此同时，从19世纪以来只有少数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的一样重要并具有重大意义。以提倡全球史闻名的德国历史学家约尔根·奥斯特哈摩尔(Jürgen Osterhammel)观察到，“18世纪的欧洲将亚洲与自己比较，而在19世纪则不再接受这样的比较。”

毕斯利和蒲立本在编辑《中日史家》时提供了他们的解释：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其文化紧密相连。它当然没有行将就木，但是由于中国文明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被西方的影响所吞没和改变，西方史家便没有什么意愿承认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就，也无意考量其作为一个不同的传统在当今的相关性，以求与西方的史学加以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史家》出现的同一个十年内，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浦朗穆(J.H.Plumb)出版了一本小书《过去之死》(The Death of the Past)。此书在一个更为理论化的高度从比较的视角出发讨论西方史学的成就，这在当时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子。而浦朗穆比较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正如此书题名所示，他的主要观点是，尽管所有历史学家都研究过去、书写过去，但他们对过去持有不同的态度。在前现代，尤其是反映在历史写作中的中国传统，过去被当作权威——历史学家之所以研究历史就在于他们希望将过去作为现在的指导。但是根据浦朗穆的说法，现代历史学的取径与前现代时期不同的关键，就在于看待过去的不同方式：现代西方史家不再将过去看作是权威、约束与主宰人类生活未来发展的力量，而只将过去看作考察的对象。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过去与历史是需要区别开来的。浦朗穆声称：“当历史开始从过去脱离出来之时，历史学才吸引到了最富才智的人才。”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尽管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学家写作了大量的历史文本，质量上比同时代的西方史家质量要高，但他们的作品仍不如后者重要。

显然，像中国高明的圣贤一样，唐代的中国史家无疑比爱因哈德(Einhard，775-840)和奥托·弗莱兴(Ottoof Freising，ca.1114-ca.1158)及所有中世纪的编年史家要高明许多。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从未突破达到真正历史的最后一道藩篱——他们没有实事求是的企图，没有看到一个社会的智者所构想的社会常常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中国史家追求知识的渊博，不过他们没能像西方在最近两百年中那样，发展出一种批判的史学。他们对客观地处理和理解历史，从未尝试过，更谈不上成功。

浦朗穆的观点建立在他对中国与西方史学实践的主观、肤浅的理解之上，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比如，将过去看作是一个遥远的实体能否引起“最富才智的人”对历史学的兴趣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人对过去的兴趣通常出于敬意，而对过去的敬意是历史意识产生并发展的起源。不论他们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很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写作历史，都源于他们想保存过去这一欲望。至于浦朗穆说中国从未发展出批判的历史学，这当然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浦朗穆写他的《过去之死》之前，蒲立本已经为《中日史家》贡献了一章，讨论了唐代的刘知幾与宋代的司马光所运用并发展的批判方法。朗穆也许读过蒲立本的文章，因为当他表示中国没有发展出批判的史学时，他举了汉代司马迁的例子。他也谴责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处理资料时的轻信，并将他们的实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语义学家相比较。但即便是司马迁也没那么不堪一击，因为司马迁在开始他的写作之前，已游历多处历史遗迹以搜集一手信息，为的是确保资料的可信性。在这方面，司马迁是可以与古希腊被过度夸耀的“科学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相比的，因为后者表达了他对于真实可靠信息的兴趣，并为了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实地考察了战场。几个世纪之后，当刘知幾与司马光著书立说之时，中国的历史著作已经体系化。实际上，正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在他研究唐代官方史学的著作当中所描述的，当时的中国发展出了一个历史文献在运用之前从搜集、分类到考订的复杂流程。历史的编纂也遵循着一道严密的程序：历史学家首先写出多种版本的草稿，再确定最终的叙述。若中国史家缺乏确保记录与写作的真实性的欲望，他们就不会发展出如此细致的程序。

一个更宏大也更有趣的问题是：即使史家已经考订资料并确认其可信性，这就能够保证记述的真实性吗？答案也许依然是否定的。换句话说，当浦朗穆给中国人的史学实践贴上天真、稚嫩的标签之时，实际上恰好揭示出他自己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天真。我们当然不必像海登·怀特那样主张历史写作不过是“纯粹的语言结构”，认为史学研究应当专注于发现历史叙述形成中的诗学的行为。但是有一点仍然是非常清楚的：尽管可信的史料帮助我们接近历史真相，但其本身不能保证历史写作的真实性。这就像照片中的图像也许是真的(除了那些刻意伪造、展现的之外)，但那仍旧只是部分的真实，因为那是从拍摄者选择的角度呈现出来的。再者，围绕着某个主题所收集的材料永远都是不够的，且不可能没有包含偏见。如何组织这些不完整的、态度有偏颇的材料从而形成一种令人信服的叙述，对于每一位历史学家来说都仍是一个挑战。总之，浦朗穆的《过去之死》在1969年出版之后，出现了对批判史学(通常与兰克学派相联系)更加深入的分析。这些讨论使得我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浦朗穆所褒扬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想的成就。

然而，承认在历史书写中揭示历史事实的难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这一目标。在此再次回顾伊师的例子对我们颇有助益，因为他不仅深入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还提出兰克/现代史学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之下的应对之道。伊格尔斯在写作《德意志的历史观念》(此书初版于1968年，后修订于1983年)时，已经发展出了他自己对兰克史学的总体评价。20世纪末伊格尔斯在他对20世纪历史学兴衰的反思著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再一次清晰地提供了他对兰克、对客观史学的主张的分析：“兰克所辩护的那种‘不偏不倚’(unpartheyisch)的观察事物的方式，远未表明一切价值的相对性(因而一切价值便毫无意义)，事实上反倒是显示出了各种社会体制在历史发展中的伦理性质。”但与此同时，他从未放弃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并认为求真的目标值得所有治史者高举。在主要由伊格尔斯执笔的《全球史学史》的导言中，他这样写道：

与19世纪专业史家的信念不同，我们深知理性探索的局限，因为我们对许多事件都无法获得完全明确的答案。我们也承认历史书写常常呈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而且这些不同和对立还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来克服。可是，虽然史家不可能明确无疑地重构过去，但他们常常有可能揭示比如为了服务于政治意识而做出的错误的历史陈述。

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我们承认获得历史真相的困难，但却不应该放弃对真相的追求。

另一方面，破除史料批判能够确保历史事实的传达这一迷思仍旧是有益的，因为这有助于展现出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过去与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欣赏不同的历史著作，不论它们是用韵文还是用散文展开叙述的，以及多种形式的历史意识，不论是蕴含在内的还是外在阐发的。这么理解不是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历史书写没有显著的进步。正如上文所承认的，历史书写在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转型是革命性的成就。但是欧洲的情况不是唯一的、单一的。尤其是比较视野下的考察表明，当新的时代来临时，通常会出现对重新找回过往传统的记忆的兴趣。著名史学史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有一篇不太出名的关于历史书写起源的研究，同样比较中西，但他对中国的评价比浦朗穆要高一些。他观察到，秦王朝的崩溃为之后汉王朝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出于某种原因，人们开始感觉到过去曾有过伟大的文化，但已经为人所遗忘，因此需要努力加以恢复。这一复旧的结果就是，中国发生了与西欧的文艺复兴最接近的事情：不仅有从历史著作中学习过去的欲望，还有恢复古典文化的努力。

然而，这样的历史意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并非仅此一次。当欧洲文艺复兴中发展出的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引发人文主义的兴起，使人们希望复活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化时，大约在同一时间的中国与东亚，明亡清兴引发了各种形式的重建主义，这以考据学、古学与实学的理念与取径为代表，成为一股横扫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强劲思潮。结果，史学与音韵、文字、训诂等学问结盟，地位得以上升，几乎与经学平起平坐。

四、全球史——全球的视野

欧洲历史学的转型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而从18世纪直到现在，发生在东亚前现代的思想运动只是产生了地区性的影响。因此，不可否认，我们现在写作、研究历史的方式，不论地域或文化传统有何不同，几乎都遵循着欧洲的模式。这一模式最先在文艺复兴时期成形，并在18世纪、19世纪继续发展。当不同的文明向同一种模式靠拢时，其结果是，在21世纪初人们对全球史的兴趣增长之前，西方的历史学家大多没有动力为了比较而去研究其他区域的历史文化。正如上文所说，当毕斯利与蒲立本于1961年编写《中日史家》时，人们已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凑巧的是，一年以后，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与P.M.霍尔特(P.M.Holt)合编《中东史家》(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不过，没有人调查印度及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因其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文明”。这一情况的恶果到今天依旧存在，即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不对等的文化交流。

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和有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著作都是经由英语译成非西方语言的，法语和德语的重要著作和论文也是如此。但是，译成英语的中文、日文、韩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语著作却相对较少。

这使得比较史学的研究难以进行，这一点毕斯利与蒲立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承认，关于中国史学的情况，他们说：

必须承认，即使西方的历史学家非常渴望能够理解远东的历史学，还是有很多的困难。首先，极少的史学作品被翻译出来。再者，因为史学是传统儒家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中国社会很大的影响，所以研究者必须深深浸润到文化与社会当中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的史学。

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依旧差不多如此。这或许可以解释，浦朗穆的《过去之死》，尽管此前提及其观点偏颇，也有知识性错误，但其初版于1969年，到了2004年却出现了一个新版。新版没有任何改动，除了当代西方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与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对它的热心推崇。弗格森与沙玛都承认“他(浦朗穆)说了什么不如他说的方式重要”，还有他对中国史学的处理只能显示出“外行的过分自信”。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将此书推荐给了今天的读者。

回到浦朗穆的主要观点，因为弗格森与沙玛两人似乎都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吸引。浦朗穆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欧洲的历史学家将自己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过去的功用被削弱了，转而成为一种研究的学科。实际上浦朗穆走得更远。他主张，在战后，过去(他主要指基督教徒的过去)不止被削弱了，甚至已经死去，至少病得很重，因为“在西方社会我们不再通过思索过去从而预言未来”。浦朗穆并没有为过去之死哀叹，而是将这样的情况看作是历史研究的新启程，以求形成对过去的新的认识。毋庸置疑，对历史学家来说，更新研究领域的知识并建立对过去的新的理解非常必要。这不只在浦朗穆写书的时候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因为现在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但有趣的是，浦朗穆没有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再一次将中国作为反例，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家仍旧处在同样的已往的束缚之中。他的这一观察忽视了中国所经历的剧变与现代中国史学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浦朗穆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但他依旧断言“王朝叙述自然保留了下来，但是相应的解释消亡了。他们拥有的既非可用的过去，亦非历史分析与解释的核心”。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尽管全世界的历史学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巨大转变，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仍然对他们舒适区之外的文明不太有更新认知、理解的兴趣。浦朗穆的书在初版约40年之后还能再版并备受赞誉，颇能说明这一现象。在其他情况下，尽管研究者渴望用比较的视野，但西方之外的历史研究写作不仅由西方学术机构完成，甚至它们覆盖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西方学者是如何在他们的写作中展现这些文明的。这种类型的实践背后也许反映了这样的认识：真正的历史研究与写作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只有受西方训练的学者能够将一个文明作为选题，做出站得住脚的研究，并将他们的发现写出来。在我看来，全球化视野下的史学研究，关键在于比较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如何发展出他们对历史的观点与史学实践，而不只是比较各种不同的文明与历史在西方是如何被研究、书写的。总之，借用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一部书的题名——对于全球史与历史学，我们需要采取全球的视角。

当然，变化还是有的，只是步子比我们乐见的慢了不少。2015年出版的九卷本《剑桥世界史》就是一个例子。此书的编写者梅里·维斯讷尔—汉克斯(Merry Wiesner-Hanks，主编)、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桑杰·苏布拉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来自世界的不同区域。有的编写者原本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写作，之后才被译为英语收入该书。这一做法体现出编者想要呈现世界历史多样观念的努力。除了写作著名的《全球史的全球视野》之外，早在2008年，萨赫森迈尔还与哈佛大学的斯温·贝克尔(Sven Beckert，广受赞誉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的作者)发起了一项持续多年的题为“全球视角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Globally)的项目，该项目的论文集于2018年出版。参与该论文集的撰写者包括我自己，来自全世界不同的角落。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在各种地方、多种场合交换意见，并发现这样的交流对于突破历史研究中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是富有成效的。这个项目的主旨是提供对最近全球史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兴起情形的批判性的审视，比较其特征与影响。由于篇幅有限，我只想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两个项目是如何以全球视野帮助我们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的。《剑桥世界史》第六卷涵盖了从1400-1800年这一时间范围，如果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中心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但正如编者所论证的，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并没有构成历史发展的主线，因为亚洲、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扩张的帝国仍旧在这一时期切切实实地存在着。与此相似的是，《全球视角的全球史》一书为将欧洲/西方的历史经验“地方化”提供了证据，因为尽管在欧美，全球史在近期的成长已被看作是与民族史学的现代传统相对立的，但在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的不同国家与地区，对于全球史的开展则显现出不同的诉求。在这些区域，全球史已经成为一个有用的领域，使得各国或各地区自身与世界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建立更好的文化与经济联系。

让我们回到伊格尔斯作为结尾。伊格尔斯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光，不仅勤奋地修订《全球史学史》，并且还以同样的热情与我一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类似于上文提到的两本著作(即《剑桥世界史》与《全球视角的全球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出版于2015年，囊括了来自不同民族、国家背景的撰写人。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与上文我讨论过的相似的益处：各种各样的作者与他们写作的内容让我们受益匪浅，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与史学的多种影响(注意其复数的形式)，因为这些影响不仅不同，有时还有分歧、矛盾，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人们主要在葛兰西与卢卡奇的思想脉络中，通过现代文化批评的角度理解马克主义，这一形式在后来对拉美、印度等地的历史实践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相比之下，在苏联与中国，这种文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存在，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我们的书更为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情况，其发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世界没有产生平行的发展。尽管史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全世界很多历史学家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在俄罗斯、东欧等马克思主义曾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史学家却认为这些方法已经显得尘俗老套，甚至有点无关紧要。所有这些，在此书的标题中已经有所反映，表明历史书写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十分多样丰富，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多样性也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史学界的情况。我们铭记伊格尔斯先生，因为在历史学的领域，他以世界主义的胸怀，致力于启发我们以一种全球的取径研究历史。这不但是为了解昨天，也是为了理解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