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信业的黄金时代（1945-48）
I. 黄金时代的来临
1945年9月12日新马光复以后，断绝了将近四年的中南音讯得以恢复。一般华侨乃纷纷投书向国内亲属报告此间情形，而华侨亲属也叠叠来函叙述国内物 价高涨，生活困苦的难境1，希望此间华侨尽速汇款回国，接济经济枯竭的侨眷。一般投机商人，就是利用华侨急于汇款的心理，私定汇率，每百元国币竟收至叻币 五元，乘机牟利。但因未获信赖，所以寄汇者仅属少数而已2。到11月间各银行及民信局规定以叻币五元三角八分兑国币一千元的汇价复业以后，侨胞们莫不争先 恐后，前往投寄。不及一周，汇款数额竟超过一亿五千万元，其间获利竟达每汇千元国币可赚叻币一元九占。一周之间，赢利最少十五万元，数目之钜，利益之厚， 诚足惊人3，民信业于是成了新加坡光复后最热门的生意。加以民信局的谋利方法，是以香港为汇运中心，以叻币购汇港币，然后再以港币从黑市里兑换国币，利用 国币日跌，港币不变的套汇之术，大赚其钱，真是有如秋风扫落叶一样4；有些信局甚至故意保留侨汇，等到国币黑市价低降后才付款，藉以猎取汇率低跌的钜利 5。就是因为国币绝对的日跌，有如江河日下之势6，所以造成民信业利润日升，那时纵使没有计然之术的，经营起民信业来也会钞票滚滚而来，获利盈万，一时成 为小暴发户呢。有些商号甚至如眼镜公司7、药行8等也经营起民信业。民信局成了战后初期新加坡社会的畸型产物。
从1945年11月到1948年这段期间，可说是民信业的黄金时代（其中以1946年及1947年上半年最佳，1948年则较逊色）9。这一方面是由 于战后初期华侨都急于汇款回家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币价值日降，而银行却格于遵守国币官定汇率，所收汇价较之民信局国币自由汇价（黑市）高昂。最初 银行的国币汇价较自由市价高十至廿巴仙，继后则相差愈来愈大。为了便于说明，兹将战后国币官定汇率（即银行挂牌价）与自由市价汇率（即民信局收汇价）列表 比较于下：
表三：战后国币官定汇率与自由市价对照表（1945-48）
（单位：每万元国币对叻币一元的比值）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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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挂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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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信局收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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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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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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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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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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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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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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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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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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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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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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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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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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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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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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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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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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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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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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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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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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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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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林树彦，“国庆日回顾本年之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1948年，页7。
(C) 王文灿，“新加坡的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1948年，页9。
(D) 洪炜堂，“一年来国币对叻币升降表”，《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1948年，页23。
在这种情况下，致使银行侨汇业务难以与民信局竞争，再加上银行寄汇往来的时间，一般上都比民信局延缓10，因此汇款者均舍银行而趋信局，造成民信业日趋巅峰；而银行侨汇业务日走下坡，终至门可罗雀，民信局几乎囊括全部侨汇。
II.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的成立
新加坡的民信局，根据1938年“星华筹赈会”调查所得，约有六十五家11。但在黄金时代中，全星信局总数却增达二百余家12，可说是经济不景气下营 业独秀者。同业的组织，除广客二帮外，其他闽、潮、琼三帮都有兑公会的组织。当时，有识之士因鉴于民信业务方兴未艾，为同业及侨众利益计，乃以三帮汇兑公 会为基本单位，将“新加坡各帮汇兑公会联席会议”进行扩大改组，在1946年3月成立一最高的领导机构，即“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3，希望藉此联络各汇业 界，以团结精神巩固汇业机能，共谋业务发展。总会办事处即设于大坡乞纳街49号B14。第一届正会长是林树彦，副会长是韩鸿丰及周镇豪。属下会员除本坡民 信局外，马来亚各地同业参加者也很多。
III. 侨汇的大量逃港
俗语说：“利之所至，害也随之”。最可惜的，是所谓民信业的黄金时代，也就是中国恶性通货膨胀之时。因为中国政府所订定的外汇牌价和市场兑换的黑市行 情，距离得太远（见表三）。海外华侨的汇款，自然不愿个人吃亏。于是，他们把所有的汇款都投入民信局汇出，因此民信局业务呈畸型发展；这里的民信局所收的 原叻币，当然也不愿循着正轨投入国家所指定的行局（即四行二局，四行是指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家银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都是办理华 侨汇款的机关），而多数转汇港币，然后由黑市流入中国。况且华南华中一带市上交易，若资金稍大笔的，大都喜欢购买美元或港币。所以侨汇的港币汇票，一经寄 到香港，便有许多商人及国内从事资金逃避和投机金融事业者，蜂拥而来，以最大数量的国币来抢购侨汇外币。这种抢购作风，刺激国币价值最大，是以造成国币作 个有如江河日下之势。这种情形，完全是当时中国财政基本上已陷入崩溃所致15。
战后星马侨汇的大量逃避，成为香港金融投机一主要部份，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造成侨汇的逃避，除了上述中国国内经济根本问题未解决，币值未稳定等因素 外，本地民信局的林立，也是一个导因。因为侨汇黑市途径，均为民信局经营。民信局夺取国币的方法有三，那就是：（一）在本坡买货出口，在港将货变款，而复 买入国币；（二）由本坡银行汇取港币，在港代理人即将此项港币视国币变动时机，买入国币；（三）由本坡将收受侨汇的商号打单，持单向港汕联号或办庄，随时 兑取国币16，所以逃避侨汇十分便捷。此外，本地侨汇逃避香港也无困难。因为新马与香港同属英镑集团，是以新马超出当地限制的侨汇额以及其他商业汇款，均 可大量汇转香港17。再者，香港的金融在法律上虽有统制，但对侨汇之转汇及国币交易，实际上没有受牵制，因而形成侨汇逃避的大本营18。新马侨汇逃港数 额，虽难获得精确数字，但根据香港有关方面的估计，世界侨汇经香港逃入国内者占侨汇总额80%，每月至少有基金二千万元，数目之钜，诚足惊人。由此可见新 马侨汇逃避额于该项数目中，殊非微小19。
1 《华侨日报》，11-1-1946：“（国内物价高涨的情形，以闽西、广东、浙江一带尤盛。）闽西上杭、武平、岩前等地，米价每石两千四百元左右，猪肉 每斤一百五十元，国产自由布每尺两百九十元，赤金每两六万五千元，金价在日寇未降前每两达十三万元，日寇打倒后，突落至二万元，嗣涨回六万五千元，闽西一 带无论在日寇投降前后一切物价均较闽省各地为廉。广东大埔方面：米每石六千五百元，猪肉每斤二百廿元，自由布每尺五百元。浙江：该地一件较好之旗袍，价达 一百万元以上，经济学一书，价值廿五万元一本，其他各物亦极高价，人民生活极感困难。”
2 文泽，“为汇款侨胞呼吁”，《星洲日报·总汇报》，7-12-1945。
3 《星洲日报·总汇报》，29-11-1945。
4 《南洋商报》，26-7-1946。
5 “马来亚侨汇情况”。
6 《星马通鉴》，页631-632：“关于国币惨跌的情形，现举一个具体例子。比如华侨于民国廿六年汇出国币一万元，存入国内或国外中国银行，按照当时国 币的价值，本来可在国内购置一座洋楼，但至民国廿七年，就只够买一架汽车，民国卅四年只可买一包白米，民国卅五年只可买一只鸡，民国卅六年6月只可买一条 鱼，12月只可买两盒火柴。到民国卅八年，一万元才值叻币二占，最后国币终至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7 如平平眼镜公司（《星洲日报·总汇报》，10-11-1945，广告）；亚东眼镜公司（《星洲日报·总汇报》，12-11-1945，广告）等是。
8 如联邦大药行（星洲分行）等是 —《星洲日报·总汇报》，广告，16-11-1945。
9 王文灿，“新加坡的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1948年，页9。
10 同上。
11 《南洋与华侨》，页154。
12 《南洋商报》，29-1-1953。
13 同注51。
14 《华侨日报》，17-1-1946（“南洋中华汇业总会章程”）。
15 林树彦，“从华侨的利害观点看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1948年，页1。
16 《总汇报》，21-10-1946。
17 “马来亚侨汇情况”。
18 《华侨日报》，10-5-1947。
19 “马来亚侨汇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