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木林 *
一、前言
1969年初，新马碑铭专家李业霖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进行田野考察工作时，发现了恒山亭在新华历史上的重要地位1。1975年4月，南洋学会出版的《石叻古迹》，亦确认这点2, 1987年2月，宗乡总会摄制本地第一部华族史记录片《抚今追昔》，以恒山亭为开镜仪式地点，就是鉴于恒山亭的历史意义3。最近恒山亭大火，使这座位于惹兰红山（Jalan Bukit Merah），具有164年历史的古庙，再度成为新闻焦点，并在本地掀起一股“恒山亭热” 4。
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此亭已毁于1992年5月的一场大火
恒山亭内保存有不少文物，是珍贵的民俗史料及社会史料，可惜全遭火毁5。所幸部分碑文匾额，已被摄录下来，可作为将来重建的参考6，碑匾的文字，亦编印入《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1年出版）一书中，不致湮没7。本文以恒山亭为个案研究（case study），从碑文匾额所提供的资料，把恒山亭历史分为草创期（？-1830），发展期（1830-1836），鼎盛期（1836-1846）及式微期（1846年以后）四个阶段来探讨，其间亦旁及早年恒山亭的管理问题及开埠期新华社会的一些情况。
必须指出：写作本文，只是将现存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诠释，着重分析，不着重综合。作这样的工作需要的是历史的视界。至于恒山亭的历史地位，及其创 办人薛佛记（1793-1847）的生平事迹，可参阅张夏帏的“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8，及拙作“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两篇文章，这里 不再重复。9
二、草创期：移民下南洋
恒山亭的创建，有其历史背景。只要我们看看自1819年至1830年新华人口增进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其中原因：
表：新华人口进度表（1819-183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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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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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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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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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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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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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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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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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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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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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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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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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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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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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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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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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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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5
|
资料来源： (一)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g
22-23.
(二)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收录在柯木林、林孝胜合著，
《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页28。
上表值得注意的是：1821年是中国帆船直航新加坡的一年，中国帆船不但带来大量货物，也带来了中国移民10；1824年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开始移入 新加坡，至1827年臻于高峰。据估计，1827年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约有两千人，占该年度新华人口（6088人）的三分之一强。换句话说，自1824年开 始，有两股移民开始向新加坡推进，一股是随中国帆船南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另一股则是来自马六甲的商人集团。不过，由于此时中国大批移民浪潮尚未出 现，这时期新华人口的增加，主要是马六甲的漳泉商人。11
“然而，托足异国，昔人所悲，犹未旋返，莫可以期，存则荣归，没则旅瘗” 12。随着漳泉人口在新加坡的增加，为族人设立公冢，“俾死者所赖以安”是急切需要的13。于是马六甲侨生（峇峇）薛佛记登高一呼，一个专门办理旅新漳泉侨民的丧葬祭奠的组织 — 恒山亭，遂应运而生了。14
三、前身：先有冢山后有亭
一般历史学者，都以道光八年（1828年）为恒山亭创建之年15。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更相信“此亭之建，应该上推若干年” 16。
主张恒山亭建于1828年的学者，是基于亭内正殿上薛佛记的“福弥春秌”横匾，署道光八年，比立于道光十年（1830年）的“恒山亭碑”早两年17。 至于陈育崧的论据，他在“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一文中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如果我们细读“恒山亭碑”，或可从中看出端倪。18
恒山亭内的道光八年(1828年)匾。立匾人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
《恒山亭碑》高229厘米，宽104厘米，是新加坡现存最早系年文物之一19。碑文说明175字，扼要地阐述了建亭的缘由。碑文说，道光十年，“恒山之 左，叠叠佳城，垒垒丘墟…每值禁烟令节，一滴之到夫谁…是以会同人…建亭于恒山之麓，以备逐年祭祀”。这段文字清楚地告诉我们：（一）1830年时，恒山 亭附近一带，已是一片坟山，而且冢上已无隙地了；（二）恒山亭之建是在冢山开辟以后。换言之，是先有冢山而后有恒山亭20。这又可从亭内的光绪五年 （1879年）《重修恒山亭碑记》得到佐证。该碑刻着：“恒山亭者，为妥冢山诸幽魂而作也”，正说明了这一事实。21
目前至少有一则资料，可以证明恒山亭在1828年之前实已存在。那就是1827年5月20日《海峡殖民地档案》（Straits Settlement Records，简称SSR）中，记录了以福建帮侨领陈送为首的七人代表团，致函当局请求制止注辇人（Cholas）在恒山亭挖土。22
由此看来，1830年恒山亭新厦落成，是在旧有的基础上扩建的。恒山亭“祀福德正神（俗称大伯公）于亭中”23，所以我们推测，1830年以前的恒山 亭可能是一间供奉大伯公的小土地庙。早年各帮庙宇，在新厦落成前，均以供奉该庙主神的小土地庙的形式出现。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海唇福德祠（1869年扩建）如此24。甚至如天福宫（1840年建竣），亦不例外。25
如果上述推论正确，那么，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荒冢的管理组织规模化、制度化。规模化是指扩建恒山亭；制度化即是成立管理委员会，制定管理条规，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我们将在下文加以讨论。
因此，1828年上推若干年，至1830年新厦建竣，应为恒山亭的草创期（？-1830）。
四、发展期：新华社会最高领导机构
从碑文上看，恒山亭于1830年建竣时，共花费宋银5336.2元26。薛佛记捐银764.2元，占总建筑费14.3%，被推为大董事。27
薛佛记祖籍福建漳州东山人，生死都在马六甲。陈育崧根据新加坡地政局（Lands Office）资料，推测薛佛记大约于1826年来新28。当恒山亭落成立碑的时候，薛佛记37岁，年少英才，风华正茂。反观陈送 （1762-1836），这位号称第一号华人头子，此时已届垂暮之年（时年68岁）29。三年前（1827年），他还带领福建帮代表团，呈函驻扎官请求殖 民地当局制止注辇人在恒山亭附近的不法活动30。如今在“恒山亭碑”上，他捐银520元，名次屈居在薛佛记之下31。可见此时薛佛记在新加坡已经有良好的 经济基础，并证明了新华领袖人物的诞生，是以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来鉴定的32。这是商业社会的特性，至今犹然。领袖年青化也许是这一世代的特点。因为无独有 偶，比恒山亭晚十年创建的天福宫，其大董事陈笃生（1798-1850）亦年仅42岁。33
恒山亭有一个十人领导层34，相当于现在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冢山管理事务。举凡邦人议事，节令祭祀，筹募经费，维持法纪等，都由这个领导层负责 35。领导层包括五位董事，五位总理，为首的称大董事36。恒山亭既是旅新漳泉人士的公冢37，因此这个十人领导层可视为当年福建帮的领导层。当年福建帮 在人数与财势都凌驾各帮之上，这十人领导层又成了开埠期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恒山亭也因此成了这时期整个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自1830年至1836年为恒山亭的发展期。这时期除了成立管委会外，也制定管理条规。道光丙申年（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是研究这时期恒山亭历史最珍贵的实物史料。38
“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比如，备筵请客引起事端，以致无人敢当炉主；冢山管理不当，有些坟墓被禽兽毁坏；每逢节日祭祀（即清明、中元、中秋），有人在亭内外设赌场，贩卖鸦片等不法行为。
“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刻于道光丙申年 (1836年), 是新加坡华族历史的珍贵文物
针对上列问题，恒山亭领导层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达致协议，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恒山亭重议规约”的意义所在。其解决办法也十分简单原始，大致如下：
·（第一条）“清明祭祀…，敬神既毕免用请客之礼，可将牲醴果品等物归付炉主头家，分派均用…”
·（第三条）“本冢之坟墓，宜早晚照顾巡查，免被禽兽毁坏。如是不遵者，或礼罚或革出，皆从公议，决不宽情。”
·（第四条）“凡清明节，七月普渡、中秋佳节一概不许闲人在亭内及亭外左右私设宝场，以乱规模，倘有不遵者，请褒黎大狗吗礁来，挪交褒黎主责罚，又不许亭内和尚设卖鸦片烟，并不许在亭边左右设卖鸦片烟馆。如有妄行不遵者被众查知，将和尚革出，将烟馆拆毁决不容恕”。
此外“规约”第二条也制定中元普渡拜祭时间，是从四点至七点，“不可于白昼致祭，实于幽明不便”。“规约”第五条更规定那些没有捐缘金的漳泉人士，死后不得“附葬于本冢山”。
上述“规约”第四条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褒黎”即警察（Police），“大狗”是闽南语警长之俗称；“吗礁”是马来语Mata-Mata（意即警察），这种文句该是当时一般侨生所惯用与明了的。
“规约”结尾时写着：“董事总理会同炉主头家及漳泉商人等公白”，并未提大董事或薛佛记的名字。陈育崧以为薛佛记晚年已退居马六甲，“致力于青云亭的修建”39。言外之意，薛佛记此时已无暇顾及恒山亭了，但我却有不同的看法。
从“规约”上看，恒山亭的“值年炉主”有很大的权力。炉主除负责全年祭祀外，亦可备筵请客，收受缘金，办牲醴物件，“如漳泉人等有身故要附葬于本冢山 者”也要从“值年炉主处取单，带交与本亭和尚为凭”。“本亭和尚”是协助炉主处理日常事务的执行人员。本亭和尚除“备办红烟老叶茶等”亭内必需品外，也要 巡查冢山，并于“每月朔望日落坡捐化”，为恒山亭筹募经费40。捐化的对象包括中国、暹罗、安南的帆船和外州郡的舢舨船、双层船等。对这些帆船的集资，也 有制度化的规定：凡是漳泉人士的帆船，“每只船捐香资宋银四大员”；而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的船只，“凡属漳泉者”，“每只船捐香资宋银二大员”。这些船 只或其他人士所捐缘金，成为恒山亭的主要维持费。“开费之外有存银员，概交本亭和尚收为…不时之需。”
以牧民之职为已任的大董事薛佛记，他所关心的是恒山亭的发展大计, 对这些烦琐的管理技术问题，未必要予闻。“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没有写上薛公之名，是可以理解的。
“恒山亭重议规约”为日后华族庙宇管理的楷模。半个世纪后，福建帮领袖之一的章芳琳（1841-1893）在丹戎巴葛附近的纳喜士街（Narcis Street）金兰庙内树立“金兰庙条规”，规定在庙内设司祝及一助理以管理庙务，并不准许在庙内聚赌聚饮，抽鸦片及从事非法活动等等41，仍然脱离不了“恒山亭重议规约”的基本精神。
五、鼎盛期：重开新冢扩大管理
“恒山亭重议规约”公布后，恒山亭有了制度化的管理，此后十年，恒山亭稳健发展，是为其鼎盛期（1836-1846）。
1830年当“恒山亭碑”落成时，新华人口6555人。1836年
“恒山亭重议规约”公布，新华人口13,749人。自1840年至1849年，新华人口从17,704增至24,790人42。换言之，从1830年至 1849年的二十年间，新华人口的增长率约278.18%。如此快速的人口激增，予恒山旧冢很大的压力。“今观夫恒山旧冢，因山地狭隘，历年久远，是故坟 堆累累，叠成鱼鳞，东西界限之内别无罅隙可寻”，旧冢已不敷应用了。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再建一山”。43
道光廿六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846年11月30日，恒山亭重开新冢，扩大管理范围。新冢山地名柑仔园，连同旧冢山，构成当年著名的福建坟山。“恒山 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1846年）说得很清楚，新冢山的管理制度，“务依旧冢规则”44，也就是遵从十年前“恒山亭重议规约”中的决定，不过也有新的规 定；“凡有葬新冢山，定限每穴贰丈贰尺四方为度，不得多占公司之地”，明确规定了墓穴的面积与形状，该碑由“董事人漳郡浦邑薛佛记谨立”，这是目前仅见的 有关早年华人墓穴规格的珍贵民俗史料。
1846年即薛佛记在马六甲辞世的前一年。资料显示：薛佛记至迟于1843年已退居马六甲45。当恒山亭重开新冢之日，薛佛记已不在新加坡，但“新冢 布告事碑”乃以其名刻石，可见薛公暮年，对坡人福利事业，犹耿耿于怀。再与上文有关1836年“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未署薛公之名的论据对照，是薛佛记关 心恒山亭发展大计的旁证。
六、式微：社会影响力消退
1846年以后，恒山亭开始式微。所谓式微，是指其社会地位或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消退而言。恒山亭的式微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作为华族庙宇，它仍不失为一间香火鼎盛的古庙。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新华历史的转捩点。这个年代有几年大事，值得重视：（一）1840年天福宫兴建，它位于漳泉人士聚居的直落亚逸街，“宫殿巍峨，蔚 为壮观”46。日后的福建会馆，亦肇基于此；（二）1842年以后，中国帆船在新加坡的活动，每况愈下；据统计，1853年，来往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中国 帆船有216艘，吨位是31,055。但在1865年至1866年时，中国帆船仅33艘，吨位458447。由于中国帆船业的萎缩，恒山亭缺乏了靠帆船捐 献的经费来源；（三）从“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看，薛佛记捐金2400元，次于陈笃生的3074.76元，可知此时福建帮的领导权已由薛佛记让 给陈笃生。48
总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新华社会已有质的变化。由浮动人口到定居社会，天福宫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取代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是可以预见的。
光绪五年（1879年），上距恒山亭初建时已“四十余载矣”，由于“雨蚀风残…庙宇改容”，重修是迫切需要的。重修计划由薛佛记四子薛茂元主持，他捐金800元，任大董事。此次重修，只是“革故鼎新，规模概依旧制”，此外，又将新冢崎岖山路修平，以便行者。49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天福宫取代了恒山亭成为新加坡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从“重修恒山亭碑记”（1879年）中，我们知道此次重修工程共耗去大银11,440.05元，捐金人士自800元至3元计259名，共收缘银24,729元50，可见作为普通庙宇，恒山亭仍有一定的社会势力。
七、恒山亭精神：自助互助最高典范
贯串各方面史料，我认为，恒山亭所体现的精神与意义，有以下三方面：
（一）恒山亭是新华社会自助互助的最高典范，在新华史上，恒山亭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初民阶段；
（二）恒山亭是我们文化的根，当我们缅怀前贤勋业，恒山亭是我们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恒山亭是新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虽然恒山亭已完成了其历史任务，但它对开埠初期新华社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恒山亭被烧毁后，各界都希望重建。不过，我们谈论重建恒山亭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重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把烧毁的古迹从废址中再立起来那么简单，重建恒山亭是要延续我们的文化，肯定恒山亭精神。何况恒山亭是重点古迹，更不应该让它就此淹没。51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刊》（1992年5月31日与6月7日），兹由作者附加注释，收入本书
1 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收录在陈育崧，陈荊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2年），页3-9。
2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收录在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39-46。
3 《联合早报》，16-2-1987。
4 恒山亭在1992年5月11日傍晚7时30分被大火烧毁，此后两星期，本地各中英文报纸都陆续报导此次大火消息及各界反应，单就《联合早报》而言，从5月12日至5月22日，共发表了四篇有关评论火烧恒山亭事件的文章。
5 《联合早报》，12-5-1992。
6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挕制，《抚今追昔》（片长30分钟），1987年6月。
7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221-231。
8 同注2。
9 柯木林，“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见本书页65-73。
10 第一艘中国帆船是在1821年2月18日从厦门抵达新加坡，参阅李业霖，“中国帆船与早期的新加坡”，收录在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初版），页1-9。
11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收录在《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页29。
12 道光十年（1830年）“恒山亭碑”。
13 道光廿六年（1846年）“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
14 “恒山亭碑”
15 同注2，页41。
16 同注1，页8。
17 “福弥春秌”为一方金木匾，上款刻曰“道光八年岁次戊子年桂月谷旦”，下款刻曰“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是次大火中被毁。
18 同注1，页8。
19 新加坡开埠首十年的华人古迹，大都已坍塌或被拆除，现存最早的文物，是道光四年（1824年）立于海唇福德祠内的“赖及遐陬”匾，由“广惠肇三府众信士敬送”，至于最早的碑刻，则是道光十年（1830年）的“恒山亭碑”。
20 “恒山亭碑”
21 光绪五年（1879年）“重修恒山亭碑记”。
22 Straits Settlement Records, A34, 111.
23 “重修恒山亭碑记”
24 李奕志，“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收录在《石叻古迹》，页197-206。
25 柯木林，“古色古香的天福宫”，见本书页222-225。
26 宋银西班牙币为当时通用币。
27 “恒山亭碑”
28 《东山薛氏家谱》
29 同注1，页6-7。
30 同注22。
31 “恒山亭碑”
32 杨进发著，陈万发译，“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收录在《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31-47。
33 道光卅年（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
34 根据“恒山亭碑”，当时这个十人领导层，其名次排列如下：
（四）陈送观 （九）张续观
（二）高福元 （七）王猜老
大董事 （一）薛佛记 总理 （六）高修词
（三）瑞茂号 （八）周正春
（五）振源号 （十）陈篆观
35 道光丙申年（1836年）“恒山亭重议规约”
36 “恒山亭碑”
37 同注9，页106。
38 “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并不在恒山亭内，而是由老报人洪锦棠（已故）收藏在他南安会馆的住所里。1973年我们撰写《石叻古迹》，特地拜访了洪老，与他洽商，将木牌拍成相片，编印在《石叻古迹》一书中，参阅《石叻古迹》，页46。
39 1824年《伦敦条约》签订后，英国人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capitan system），以青云亭为核心的呷华社会，自行选举“客长”，行使甲必丹同样职权。薛佛记晚年曾任“青云亭主”要职。参阅陈育崧，同注1，页8。
40 “恒山亭重议规约”（第五条）。
41 光绪十七年（1891年）“金兰庙条规”。
42 同注1，页19。又参阅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3.
43 “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
44 同上碑。
45 同注1，页8。
46 “建立天福宫碑记”
47 同注10，页7-8。
48 同注1，页9。
49 “重修恒山亭碑记”
50 捐款人数及所收得银，是作者根据“重修恒山亭碑记”中的资料统计的。
51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见本书页38-39。
<<联合早报>> - 藏身时间里的文字 - 2013-02-03
1846 Map Showing 4 Major Chinese Cemeteries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20503-1268720
一副拥有近200年历史的古庙楹联在三四十年前流失无踪。经历一番漂泊，这副对新加坡华人，尤其是福建社群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楹联终于在上周从美国运回故土。
曾坐落在惹兰红山石叻路的恒山亭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古庙之一，至少在1828年前已存在，是我国开埠初期福建社群的最高领导机构。1992年5月11日庙宇发生火患，大约两年后，遗址因政府征用土地而拆除。
这副曾经悬挂于恒山亭前门两侧的楹联，相信是在庙宇遭火劫之前进行翻新时被拆换，才能幸免于火，却自此下落不明。
收藏家知道楹联由来后 联系福建会馆表示要捐回
2019年11月，新加坡福建会馆意外得知楹联的下落。原来，楹联在上世纪80年代末随一名原籍新加坡的收藏家“移居”到了美国。这名目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收藏家在得知楹联的由来之后，两年多前联系福建会馆表达捐赠的意愿。
福建会馆秘书处委托美国文物保护及漆料分析专家对楹联进行年代鉴定。鉴定报告确认，楹联上年代最早的一层涂料与18世纪普遍使用的涂料一致。会馆理事会遂安排将楹联运回新加坡。
延伸阅读
由于冠病疫情造成延误，这副楹联几经周折，终于在上周三（4月27日）运抵福建会馆信立路会所。福建会馆名誉理事、资深报人及文史研究者杜南发，以及会馆文化组副主任许振义博士，见证楹联运抵及开箱的过程。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20503-1268731
除了恒山亭的楹联，福建会馆此次还从美国纽约运回另外两件本地文物，包括一对相信属于海唇福德祠的楹联。
捐赠这些文物的美籍眼科医生冼小川（66岁）受访时称，当年他在巴耶利峇的古董摊买下恒山亭楹联后，禁不住旧货商的推销，又花了750元买下另一副楹联和一对本地庙宇的灯座。
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将这三件文物运到美国，如今由福建会馆一并运回新加坡。
第二副楹联的上句为“福著伯权彰异域”，下句对“德昭公位耀唐山”。
本地文史研究者杜南发查证后认为，这副楹联应属于直落亚逸街的海唇福德祠。海唇福德祠是由客家及广东先辈在1824年创建，目前是一座博物馆。
杜南发说，对联的落款为“咸丰八年岁次冬吉旦，沐恩弟子南生店敬奉”，说明其年份为咸丰八年（1858年），而立联商号“南生店”的主人，即是人称“黄埔先生”的早期华社领导人胡亚基（1816-1880）。
胡亚基闻名于19世纪，曾任清朝首任驻新加坡领事，建有著名的南生花园。
杜南发说，这副楹联是由胡亚基奉献给海唇福德祠，是一件对新加坡华族移民史有重要意义的文物。
至于冼小川捐赠的庙宇灯座，来源尚有待考证。
基于灯座和海唇福德祠对联都是本地文物，福建会馆决定将它们也运回新加坡，希望有朝一日物归原主。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20503-1268729
已入籍美国的眼科医生冼小川坦言，之前有美国收藏家有意跟他买下楹联。“但想到他们买下后大概会把它们当做收藏品或装饰品，未必对楹联的历史感兴趣，所以我觉得把它们捐出来比较恰当。”
从纽约回归的楹联在30年前幸免于恒山亭火患，约10年前遭遇了风灾及淹水，所幸没有严重受损。新加坡福建会馆探讨为楹联进行适度修复，也考虑在年底的福建文化节上展示这件文物。
曾坐落惹兰红山石叻路的恒山亭，被文史学者认为至少在1828年前已存在。庙宇在30年前遭遇火灾，遗址已拆除。
福建会馆两年多前得知，恒山亭门前原先所悬挂的一副楹联非但没有毁于火海，而是辗转被一名原籍新加坡的收藏家带到了美国，在上周三终于将它们运抵新加坡。
向福建会馆捐赠这幅楹联的视光眼科医生冼小川（66岁）日前越洋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遥记自己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服兵役的时候在巴耶利峇的古董市场，以750元向一名旧货商购得对联。当时他不知道楹联的由来。冼小川过后到美国留学，学成后留在当地就业，80年代后期从本地把楹联运到美国。
10多年前，冼小川上网搜索查询楹联的联句，才知道它们与恒山亭的渊缘。
他坦言那时有美国收藏家有意跟他买下对联。“但想到他们买下楹联后大概会把它们当做收藏品或装饰品，而且也未必对楹联的历史感兴趣，我觉得把它们捐出来比较恰当。”
已入籍美国的冼小川这些年搬了数次家，楹联随着他迁移。2012年，纽约遭受飓风桑迪吹袭，部分地区大淹水。
冼小川的住家也遭殃。那时因急忙撤离，他来不及抢救楹联，回家后发现楹联翻倒浸泡在水里两三天，即使他重新将它们竖立摆放，楹联末端仍短暂浸泡在积水中。幸好楹联的木质坚硬，不至于严重受损，如今上下联最后一个雕刻字体周围可见清晰的水痕。
恒山亭是新加坡福建帮最早的领袖薛佛记领导兴建的，薛佛记也是早年来自马六甲的巨商。恒山亭管理着华人义山和处理闽帮事务，当时是福建社群的总领导机构。直到1840年，同样来自马六甲的富商陈笃生领导创建天福宫并附设会馆，福建群体最高领导机构才转移到天福宫和福建会馆。
福建会馆文化组副主任许振义博士说，恒山亭是天福宫的前身，而天福宫又是福建会馆的前身，因此这副楹联对会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他指出，楹联木框有些破损，会馆会研究如何进行基本的修补，务必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保留楹联原貌。
楹联漂泊足迹待考证
另一方面，这副漂洋过海归来的楹联，究竟何时及如何流失，还有待考证。
根据记者查询，《海峡时报》摄于1980年的一张档案照片，以及国家档案馆网站上的一张摄于1986年的彩色照片所见，恒山亭直到80年代中，门前仍悬挂一副蓝底木框的楹联，上面的雕刻字体与如今从纽约回归的非常相似。
恒山亭在1992年5月11日遭遇火患。据隔日报章照片所见，庙宇只剩下正门和四道围墙，而门前悬挂的已是一副仿古的新对联。
文史研究者杜南发指出，这副青底红框的仿古楹联的联语与旧联一样，落款曰：“仿古，弟子张克彩敬谢，一九八九年一月”。张克彩曾任湘灵乐社副社长，仿古楹联相信是由他出资打造。
杜南发相信，原有对联是在1989年之前更换下来后被搁置一旁。当年一般人对保护文物的观念不强，旧联可能是被收旧货的人卖给旧货商。在他记忆中，他在80年代到访恒山亭时，蓝底木框楹联仍悬挂门前。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20503-1268730
对于今年70岁的文史研究者杜南发来说，看到从美国归来的楹联有“如逢故人”之感。
杜南发年少时的故居就在当年恒山亭古庙所在的惹兰红山石叻村，因此对庙宇及其门前的楹联都十分熟悉。
他凭个人记忆以及查证旧照片和资料，认定这副回归故土的楹联就是恒山亭前门原先所悬挂的。
这对从纽约运回新加坡的楹联，长度各超过2.6公尺，木框雕有镂空花纹。尽管楹联上的金黄色浮雕字样及浅蓝底色的漆料显得斑驳沧桑，上下联右上角的木框也皆有轻微松脱及坏损，但整体状况看似良好。
杜南发仔细查看楹联后指出，陈旧剝落的天青色漆料下还有一层更早的绿色油漆痕迹，可见楹联年代甚早，早年至少曾有过一轮翻新。
楹联上句为“恒德掭伯权恩流异域”，下句对“山灵镇公位化被中华”。这也是一副嵌字联，联首嵌“恒山”，联腰则嵌“伯公”，将“恒山大伯公庙”嵌入联句之中。
杜南发解释，上联意指此神因有福德而得伯级封位，恩惠遍及海外异域；下联意思是此神坐镇于此山，教化中华文化。他指出，联语意涵可见仍秉持传统的中原文化意识，反映早期移民的典型心态。
楹联无下款，看不出年份。但据专家的鉴定报告推测，对联应是乾隆年间（1735-1796）的文物。
考古鉴定：楹联为清朝中期文物
杜南发指出，恒山亭原保留一块道光八年（1828年）的匾额，说明庙宇那时已建。有学者按先有庙后有匾的说法，推断庙宇创建年代可能更早。
在他看来，考古鉴定主要推测年代范围，楹联可确定为清朝中期文物，与恒山亭的创建年代相符。
杜南发强调，恒山亭不只是宗教庙宇，它也对我国的开埠史和移民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同庙宇有关的文物自然要重视及保存。
楹联失而复得 本地首次文物回归
“这副楹联经历一段曲折的旅程，漂洋过海到了国外。如今我们有机会让它重归故土，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恒山亭1992年5月毁于大火，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曾在火患后的第二天到遗址现场，看到庙内匾牌及碑文几乎全毁。他对古庙楹联在整整30年后的2022年回归故土，颇有感触。
“像恒山亭这么重要的历史建筑物，楹联失而复得是一大幸事。记忆中，这应该是本地历史上首次文物回归的实例。”
恒山亭原本保留两件文物，一件为现存于南安会馆的道光十六年(1836年)《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另一件则是逃过火灾的一组神像，现存于金兰庙。加上这副楹联，目前尚存的恒山亭文物增至三件。
《源》2022年·第3期·总157 - 传奇人物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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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新闻 - 传奇人物：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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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送是新加坡开埠初期首批到来定居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835年4月4日，新加坡第一份英文报章《新加坡纪事报》报导了轰动海峡殖民地的陈送死讯：“闻名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富商陈送于今天下午在他位于谐街的寓所去世。”报导也指出，据说陈送出身低微，却积累了可观的财产。享年多少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介于72至75岁之间。
陈送谜样的人生打从出生就充满传奇。据《新加坡史话》作者百克利说，陈送约1763年出生于广州。那么他是广东人无疑，可是他却是海峡殖民地三州府（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的闽帮领袖，意味着陈送父亲是闽南人。他15岁离乡背井流浪到潮州人海外重要据点的印尼廖内群岛，后来移居槟城10年。他至迟于1814就定居马六甲。是年，海峡殖民地档案里记录了他一起民事官司。最后于新加坡开埠之初来到新加坡开荒辟地，终老于新加坡。
陈送人虽在新加坡，印尼、槟城和马六甲的官民仍然感受到其影响力无所不在。1824年，他在马六甲蓄奴主名单中被列为大蓄奴主，拥有10名家奴。自17世纪荷兰统治马六甲，蓄奴合法，且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1825年，他被槟城列为当地四大华人首领之一。陈送也是恒山亭创立时的大董事之一。
陈送浪迹天涯，在各地结识了黑白两道官商各界领袖人物，建立了牢固的人脉与商脉，是新加坡开埠初期法治未兴过渡时期的枭雄，为各界所倚重。陈送亦为开路先锋。当马六甲华商还在观望之际，陈送于开埠的第二年率先来新加坡闯天下。1820年的新加坡还是蛮荒之地，基础设施尚待开发。翌年，新加坡首任驻扎官法夸尔还向上司莱佛士报告新加坡依然闹劳工荒，急需引进劳工及技工来建设基础设施，如排水、筑路、建桥。陈送就在开埠初期出现在新加坡的历史舞台上，并留下烙印。
厦门船长被扣留事件
莱佛士将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但苏丹与天猛公却依旧循惯例，公开向入港船只征收物品。1821年2月，一艘来自厦门的帆船入港，由于没进贡礼物，船长被苏丹与天猛公部下在甘榜格南囚禁，引起轩然大波，欧商向驻扎官法夸尔强烈抗议。
收到欧商的抗议书后，驻扎官法夸尔对此事件非常不悦，下令助理警察总长彻查。助理警察总长即促苏丹立刻释放船长，并传该船长纪祝（Ji Choo）到警察署调查。厦门帆船船长纪祝于1821年2月23日在警察局的口供书，显示这起事件也和陈送有关：
道光元年农历二月十三日（1821年2月15日），我们来到了（新加坡）海岸，锚定后我到陈送的家，他差遣我到港务局办公室报到。在港务局办公室，我回答职员提出的问题，他写下我的答案后，送我去见港务长，他与我交谈一会后，就打发我离去。无论是港务长还是职员都没告诉我，必须去见苏丹或天猛公，他们也没有让我看港口条例。在这个月的第十七天（2月19日），陈送叫我去见苏丹和天猛公。我先就近去见天猛公。然后我去苏丹家，随身带了一件价值近二十元的小礼物。苏丹欣然接受礼物。苏丹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见他。我通过通译峇峇陈汉回答我生病。苏丹叫通译峇峇陈汉联系陈送。通译还没到大门，苏丹就命令把我关起来，那时约下午两点钟。傍晚约六点半，我被释放。因此，我被囚禁将近四个半钟头。
我没有去见苏丹，直到被敦促才去。我无意违反任何港口条例，而是由于对上述条例的无知，对我的过失深表歉意。[1]
助理警察总长也拜会了苏丹。苏丹称因船长无礼而被扣留，苏丹也辩称按照港口条例，船长向港务局报到后，须拜会苏丹，礼物只是象征性，无礼物也无妨。助理警察总长向法夸尔报告事件经过。法夸尔命助理警察总长传达他对船长给苏丹送礼物之举的不满。由于船长在船上，助理警察总长只好通过陈送将驻扎官的讯息传达给船长，同时也敦促陈送拜会法夸尔。3月初，法夸尔也向在苏门答腊明古连的上司莱佛士书面报告事件经过。翌年莱佛士与苏丹及天猛公再签约，英国东印度公司每月支付苏丹五千元，天猛公八百元，苏丹及天猛公则放弃向船只征税的一切权力。新加坡遂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
这起事件凸显了陈送的人脉之广，他的交际网络可以直通新加坡最高的政府官员驻扎官法夸尔、警察总长、苏丹、天猛公。他俨然是新加坡开埠初期华社的首领，从事转口贸易的中国帆船船长一上岸，须即刻到他府上拜码头。
转达中国帆船船长的申诉
中国帆船船长也不时通过陈送，向政府反映或申诉一些在新加坡港湾遭遇到的船务问题。按照港务局的规定，帆船只准在今丹戎禺海滩修船，既不便也会增加费用。于是陈送于1823年4月代中国帆船船长向驻扎官法夸尔陈情。法夸尔即刻致下列函给港务局局长费林特（莱佛士妹夫），请他给予批准：
兹接到陈送的一份陈情书，一些中国帆船船长申诉如果被迫在箭角（Arrow Point，丹戎禺一带）修帆船所需的桅杆，他们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不便和额外费用，并请求允许他们在甘榜格南或直落亚逸海滩进行有关作业。我认为，政府应尽量给予经常出入港口的船只船长一切可能的便利和鼓励，而且我不知道给予有关的便利会给公众带来什么特别的不便，请你给予允准所请，除非你接到副总督反对的命令。[2]
代表华社欢送驻扎官法夸尔
从上述厦门船长被关禁事件及代中国帆船船长呈交请愿书，能看出陈送和法夸尔私交匪浅。他们之间的交情始自法夸尔担任马六甲驻扎官（1803-1818年）任内。1823年12月28日，法夸尔辞官离开新加坡回英国，各界热烈欢送。临别前夕，各界在法院举行送别会，各族商界代表致告别词。以陈送为首的华商代表团的演讲词充满感性，表达华商感谢法夸尔在新公平的仁政。以陈送为首的华商还送一个价值700西班牙元的银盘给法夸尔，上面刻有“他们对他（法夸尔）在马六甲和新加坡期间的品格和行政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字样。
陈送等致海峡殖民地总督请愿书
1827年5月20日，颜冻、陈送、林全、张亚满、杨皂及蔡鸭联名向海峡殖民地总督浮尔顿陈情，请政府制止注辇人（来自印度南部的回教徒）在恒山亭挖土出售牟利。由于他们这种不法行为，至今已有几个棺木被挖出来。“注辇人继续闯入请愿人的坟地，让死者不得安息，这种行为违反了我们的宗教习俗。因此，请愿人谨以崇高的敬意，谦卑地请您考虑上述情况，并授予地契，使他们可以在不被进一步干扰的情况下占用该坟地”。[3]
▲颜冻、陈送、林全、张亚满、杨皂及蔡鸭联名向总督陈情请政府制止注辇人在恒山亭挖土的签名档案
丁加奴王给陈送的信
陈送除了在直落亚逸一带的商业区投资地产及承包政府的赌税外，也经营货运。新加坡欧商由于不了解马来土邦的地缘政治及语言不通，不敢贸然和土邦进行贸易往来。这就给了华商如陈送扮演托运的角色。1830年代，马来半岛海域海盗猖狂。因此，托运是高风险的行业。1832年，陈送接受欧商查尔斯托马斯公司之托到丁加奴运一批货物来新加坡。于是陈送即包租丁加奴王的一艘帆船负责托运。1832年9月收到一封丁加奴苏丹稍来的来函，告诉他坏消息。陈送包租的帆船在甘马挽（位于丁加奴与彭亨之间）海域遭遇一群海盗，船长及两、三名船员被杀，船上满载货物包括咖啡、白胡椒及锡全部被抢劫一空。
私刑
1831年2月，一名富商太太在直落亚逸街一间陶瓷店无故以大石头砸破陈列的陶器。店主怒打富商太太及在两名友人协助下把她推到水沟里。富商太太的亲友深感受辱，因此坚持要将此案提交侨领陈送仲裁。听完案情后，陈送即刻掌掴店主耳光。陈送在仲裁前先请示代理辅政司波汉是否可以让他按照华人习俗审理此案。波汉不加思索就同意所请。陈送无视店主女婿以罚款代刑的求情及店主妻女跪求，判三人有罪，并在众人面前亲自执行鞭刑。
入土为安
陈送是新加坡开埠初期拓荒时代的特殊领袖人物，在黑白两道名气极大，甚至有人借用他的名来抢劫。1831年就发生类似案件：一名苏门答腊文岛华人甲必丹的儿子返乡回文岛，在新加坡逗留数日，就有人假借陈送之名说陈送要见他，结果在途中被抢。
1836年4月，新加坡医疗传教会彼得·帕克牧师在新加坡目睹陈送隆重的葬礼，他的目击报导如下：
1835年4月13日，这一天展示了新加坡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场景：一个华人守财奴陈送于4月2日去世，享年73岁。其葬礼在上午10点钟举行。由于它以不同的方式说明了中国偶像崇拜的特色，我对它的观察更为细致，我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叙述……
我没有跟着（出殡队伍）走，但接受了英国牧师的邀请，直接乘马车到一英里外的坟场去。那是在福建人坟山（恒山亭）的西北边。杂草最近已经被清理过，一条刚建的新路好让巨大纸扎图像（如灵厝、神像等）直通墓地。这里搭起了棚，供华人和欧洲人休息。在墓穴上方覆蓋着亚答遮篷。不久，送葬的队伍到了。灵柩被安放在墓穴上的两根木棍。在一阵敲锣打鼓、喧哗声中，棺木被放进一个槽里。[4]
随着陈送的去世，新加坡华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草莽英雄时代也宣告结束。
注释
[1]Straits Settlement Records (SSR) L4: Singapore: Letters to Bencoolen, 23.02.1821, p. 304.
[2]SSR, L14, ? .04.1823, p.27.
[3]SSR, A34, 24.02.1831, p. 3; 01.03.1831, p.3.
[4]Singapore Free Press, 14.07.1836, p.1.
（作者为历史学者、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