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叻报》是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以报纸形式出版的华文日报，它虽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后六十五年，较中国第一份商营报纸《申报》的出版迟了八年，但却比廿世纪初期中国销路最大的《新闻报》早了十三年。从1881年（光绪 七年）到1932年，足足维持了五十二年的悠长岁月。在这半个世纪以上的期间内，叶季允主《叻报》笔政凡四十年，鞠躬尽瘁，殊为难得1。《叻报》之所以能 维持这么长久，叶氏实有莫大功绩。本文旨在探讨叶氏任主笔期间《叻报》的立场，并评定《叻报》在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叻报》的创刊号 已失传，本文所引用的，也仅限于1887年8月19日（现存最早的一张《叻报》）以后的《叻报》资料2。
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报《叻报》，创办于1881年，创刊号现已失传，现存最早的一份列号1724出版于 1887年8月19日。
《叻报》的创办人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海峡侨生
二
《叻报》的创办人为薛有礼，别名崇仪，祖籍厦门。他的父亲薛荣樾，祖父薛佛记都是当年海峡殖民地的杰出侨领。有礼幼年受英文教育，在创办《叻报》前， 有一个时期在汇丰银行当买办。后来竟辞去这份酬劳丰厚的职位，办起华文报来。因此，许多人对薛氏办报的动机颇多猜测，有人说他为了名，也有人说是为了利。 但根据陈蒙鹤的研究，她以为薛有礼之创办《叻报》，是出于爱国精神。因为薛家在他父亲这一世代时，与中国接触颇为频繁。有礼的父亲及弟弟有文都曾在厦门经 商3；而他最小的弟弟有福则在满清海军中服务，1884年死于中法之战4。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可能引起有礼本身对祖国的爱慕之情。他之创办《叻 报》，便是要诱导当地华侨，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联系（详见后）。而且只有这个因素，才能解释为什么在1890年《叻报》面临危机时，薛有礼还是 毅然地继续维持下去。
薛有礼办《叻报》，罗致编辑人才颇感困难。旧时中国人士对新加坡还很陌生，一般书香门弟的子弟多不肯离乡背井来这“蛮夷之域”。几经物色，方以重金礼聘香港《中外新报》的一位编辑叶季允南来主持《叻报》编务。
三
叶季允（1859-1921），名懋斌，号永翁，安徽人。幼年受私塾教育，擅作诗文，精岐黄术5，是一位典型的旧中国知识份子。《叻报》的立场，受了 他很大的影响。冯自由在分析早期新加坡华文报时，认为《叻报》是属“守旧派”的6。不错，守旧是《叻报》的立场，也是它的传统。而这种传统立场，与叶季允 的出身不无关系。
《叻报》首任主笔叶季允，其主《叻报》笔政凡四十年，鞠躬尽瘁，令人钦佩
作为一位旧学出身的典型知识份子，叶季允在《叻报》创办初期，曾不断地向华侨灌输传统的道德观念，俨然以社会导师的态度出现。我们从当年《叻报》所发 表的社论，可见一斑，如：“论教子弟”7、“论诚实乃为人之本”8、“论傲字为处世大病”9、“论交友勿事戏谑”10、“论报恩”11等等。此外，《叻 报》还针砭当时的社会流弊。如：“论夙弊宜革”12、“戒烟刍言”13、“因财昧良为近今通病说”14等。对于一些不法行为，《叻报》不仅深恶痛绝，而且 还呼吁政府予以严厉对付。如“论禁赌”15、“攻匪说”16、“除暴议”17、“械斗说”18等是。
叶季允对这些说教文章的发表，似乎十分满意。他在1888年2月4日的一篇社论中，很兴奋地看到“近年来叻地…已大有中国衣冠文物之气，非复昔年狉獉初启简朴之风”19。
尽管早期《叻报》如何恳切地教导华侨，然而，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国内局势的阽危，使《叻报》不得不转移目标，开始引导华侨注意中国动向。我们不难发现自是年以后，这类说教文章逐渐减少，而有关中国政治问题文章显然激增。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自始至终是亲当权派的。虽然当年满清政府屡败于列强手中，但《叻报》仍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需改变。在康有 为、梁启超发动新政时，《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所以发表其政论20，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叻报》即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21。
叶季允主《叻报》笔政，自光绪辛巳（1881年）到丙午（1906年），凡廿六年，始辞职退休22。离职后，寓居于当年的繁华地区豆腐街，抱道自适。在这期间里，《叻报》曾扩充其新闻服务往厦门、汕头及东南亚各大城市23，并将原定在上午出版的报纸改为下午出版24。
《叻报》创办人薛有礼及其长子薛兆熊
1906年薛有礼逝世，《叻报》由其长子薛兆熊继承。兆熊力挽叶氏“重司论议”，叶氏于是复出，再渡其笔墨生涯。1906年9月18日，叶季允在《叻报》第一版上发表一篇“惺噩生绪言”（惺噩生为叶季允的笔名），以阐明其办报的一贯立场：
…若夫报牍，则人人之所共有，我辈主张论议，乃 代公众立言，褒贬之间，胥凭公道，不得率一人爱僧恩怨，而别厥抑扬…诚能如是则报之声价始足以见重于人…报中之我，一我也；报外之我，又一我也。报外之 我，不能移于报中，即报中之我，亦不能列诸报外。盖报外之我，为一己之我，权衡取舍，我自操之，非他人所得而强干。报中之我，为众人之我，一予一夺，必须 屏去我之私臆，然后众人之我，说事可行。惟愿诸君披阅报章，须知我之为我，勿以平日之我视我，而以众人之我待我焉，则我与诸君皆能得无我之功，而同造于大 公之域矣。…
这篇“绪言”，说明了他办报的哲学，是严正公谨，不偏不党的。庚子以后，满清国事蜩螗，每况愈下，西方列强在华的侵略，达于高峰。华侨离心倾向，与日俱增。在这内忧外患，举国惶惶的时候，叶季允仍然对满清朝廷抱着无穷的期望：
…我中国抚二十一行省之地，辟三十五互市之场，通商则六十余年， 立约则一十八国。境无熊卧，阴山之胡马扬尘；势类狮眠，沧海之长鲸跋浪。失权衡于樽俎，秦竟无人；倚草泽为腹心，虞几不腊。幸和戎之有策，终返驳以无虞。 既当创深痛巨之余，同作卧薪尝胆之想，十四万虎贲久训，克壮军容，卅二年凤曆遥颁，益坚民志。既图强之有道，自弭患于无形，此足为诸君贺者一。自来卸侮不 外育才，苟学校之未兴，致文野之迥别，翘觇东海，则属前车。今则内设文部以总其成，外遣重臣以考其政，极旌节轺车之盛。采风定六国为衡，储菁莪棫朴之材； 留学符万钱之选。处腊尽回春之会，兆转弱为强之机，此足为诸君称贺者二。抚二万里膏腴之地，有四百兆灵秀之民，具廿六万物产之多，为五大洲富饶之冠，苟使 农工路矿，有利皆兴，何难南朔东西，无家不给。矧夫经商之道，尤为致富之基，上则设商部以重商数，富能裕国；下则兴商会以联商志，众可成城。母本出而子利 归，公司成而私橐满，不求垄断，鄙孳孳龌龊之徒；顶决众丰，享嬉嬉妇子之乐。此足为诸君称贺者三。猗欤休哉！君知爱国，特陈一得之愚，仆慕封人，隐寓三多 之祝。
这是光绪卅二年他所写的“新年吉语”，其钦慕祖国之情，由此可见。
满清政府的颟预腐败，终于导致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对此惊天动地事变，《叻报》则保持缄默。直到10月17日，即革命发生后的一星期， 我们才陆续发现其对革命事件的报导。如：“中国乱炽电音”、“乱党在武昌炮台与国家快船互相炮击”、“祖国乱耗汇译专电”、“祖国内政及乱事要电汇译”等 等。把革命事件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可见《叻报》的立场是维护满清朝廷的。同年10月24日以后的四天内，叶季允发表了一篇“论近日中 原大局”的长文。他虽然承认此次“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过于暴戾”而“有以制造之”。但他却深叹当局者“不知转计”才“酿成此等局面”（指武昌起 义）。他似乎不愿看到满清的覆亡，可是事实已在眼前，他也只得无可奈何了。“呜呼，时局孔亟，大局阽危…覩摇摇欲动之民心，当岌岌可危之国势，将欲罪己以 平众怨，变法以愿人情…犹恐迫不及待，有难挽救之忧…言念及斯，仆亦不忍言其究竟矣，当国者知之否。”
民国成立已成事实，在这举国人心，归于一致的时候，《叻报》只得改变其亲满清的立场。1911年11月8日，《叻报》首先将原本在报端上所印有的“大 清宣统三年”字样改为“岁在辛亥”。同年11月13日，叶季允在一篇“释忠”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忠君之说…乃中国所独有…所谓忠者，则曰：不事二君 矣，曰：以死报主矣。斯论也，吾固不敢谓其非是，然居此地位者，亦当审其所事之主如何…然后顺逆之理乃明；去就之义乃决。”这显然是为《叻报》之改变立 场，制造舆论。叶氏接着又说：“他日共和之政若成，则是政（指满清的专制封建）已为过时之物，势将馁腐，他日史策上，亦断不以今日之弃清兴汉为非…”。此 时的《叻报》已坦然认为“弃清兴汉”是名正言顺的事了。非特如此，《叻报》尚大声疾呼，要求“服官于满政府者”弃暗投明，以“免异日史册留有污名” 25。很明显的，在满清皇朝覆亡以后，《叻报》是转而倾向新兴的国民政府了。
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与中国社会一衣带水。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地意识。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 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上述《叻报》立场的转变，就是这种心理的具体反映。
叶季允执《叻报》笔政的后期，曾与其他报纸发生笔战。一次在1909年，笔战的对象是《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另一次在1921年，对象是《新国民报》。
当1909年《总汇新报》攻击那些没有政治见解的人为“废民”时，叶季允立即振笔反攻，阐明《叻报》的立场。在这场笔战中，叶氏认为：报纸及主笔乃社 会喉舌，不应有党派之分，因为所有报纸都属整体的社会，不属于任何一党一派。唯有独立性的报纸才能自由讲话，一张报纸一旦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便丧失了独立 地位。
这是早期南洋华文报界笔战。《叻报》代表保守派；而《总汇新报》是拥护中国新政的改革派，《中兴日报》则是支持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派。
1921年5月，即叶季允逝世前的几个月，《叻报》又与当年国民党的喉舌报《新国民报》发生论战。论战焦点在“提名孙中山为广东政府总统是否合法”的 问题上。叶氏在社论中公开表明若孙中山接受提名为总统是很不智的26。这篇社论，立即引起《新国民报》反击，论战于是开始。这场论战，直到叶氏逝世以后方 始结束27。
在《叻报》创办初期，因为没有第二家华文报存在，报坛得以平静无事，但后期情形则不同，有其他报纸出版。尤其是廿世纪初期，南洋华文报的立场与中国政坛休戚相关，各有主张，立场显然不同，发生争论于是在所难免。
四
陈蒙鹤在她的硕士论文《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中指出，《叻报》的立场是两面性的：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是支持正统的政府；但在有关当地问题的政 策，大多由创办人薛有礼决定，经常是站在亲英国的立场。她并举例证明《叻报》的亲英立场，诸如呼吁华人慷慨资助新加坡义勇军购买速射机关枪，支持政府压制 私会党政策，赞成保良局等。陈氏的看法，前面部分是说对了，但后半部说《叻报》亲英的立场，实有商榷的必要。
作为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喉舌报及舆论的领导者，《叻报》的任务无疑是十分艰巨的。它既要维护华族本身的传统与利益，又要发挥其最大效能，激励华侨， 以收振聩发袭之效。以这种立场为出发点，《叻报》拥护一切有利于当地华族社会的措施，反对一切不利于华侨的政策。它之呼吁华人献捐新加坡义勇军购买枪械， 支持政府取缔私会党政策，反对政府提高人力车捐28，谴责海峡侨生的剪辫运动29等等，就是这个因素。如果把这种维护华族社会利益的立场视为“亲英”的政 治倾向，是十分不当的。而且，以薛有礼的出身及其办报动机而言，《叻报》的立场会倾向英国政府，那才怪呢！
我认为，与其说《叻报》的立场是两面性的，倒不如说它始终是亲中国当权派更为恰当。
五
《叻报》于1932年3月31日停刊，正是叶季允逝世后十年的事。《叻报》自叶氏去世以后，后继无人30，不仅报纸内容贫乏，而且绝大多数篇幅为广告占据，加以其时各华文报风起云涌，相继出现，《叻报》赶不上时代，结果被淘汰了。
《叻报》为我们保存了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历史轮廓，为学人研究早年华族社会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叻报》的版式，为日后华文报的楷模，而《叻报》附张，则是往后报纸副刊的滥觞。在新加坡华文报业史上，《叻报》确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
摘自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第一版），
页125-135
1 陈育崧，《南洋第一报人》（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年），页23。
2 《叻报》创刊于1881年12月10日（星期六）。参阅王慷鼎，“叻报创刊日期正式确定”，《星洲日报》，24-5-1982。
3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 28.
4 《东山薛氏家谱》。
5 陈育崧，《南洋第一报人》，页3-4及页13。此外《叻报》法庭记者洪锦堂（已故）对我说，叶季允原名为叶季隐，他善弹琵琶，尤擅弹粤曲“六国封相”。叶氏医术高明，洪锦堂曾带母亲到豆腐街的医所给叶季允看病。又：叶季允曾创办《医学报》，这是一份昌明医学，宣传卫生的星期刊,着重中医学术研究。《医学报》于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1901年7月2日）创刊，前后出版了46期（周），1902年5月13日停刊,内容有：社评、中医理论探讨、医案医话、临床验方、名医介绍、卫生知识、医药简讯等。社评由叶季允执笔, 以”惺噩生”笔名发表。
6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页74。
7 《叻报》，2-9-1887。
8 《叻报》，12及13-10-1887。
9 《叻报》，14-10-1887。
10 《叻报》，19-10-1887。
11 《叻报》，29-10-1887。
12 《叻报》，12-11-1887。
13 《叻报》，5-12-1887。
14 《叻报》，27-1-1888。
15 《叻报》，11-11-1887。
16 《叻报》，26-11-1887。
17 《叻报》，21-1-1888。
18 《叻报》，28-1-1888。
19 “总论叻地本年大局”，《叻报》，4-2-1888。
20 《叻报》，18及20-6-1898。
21 “乞师无成说”、《叻报》，10-5-1899。
22 《叻报》从1905年7月31日至1906年2月22日，一连6个月于版首刊登《增聘主笔》启事，“帮司报务”。可见叶季允于1905年中即已辞呈，直至1906年初聘得主笔后才归隐。之后约半年光景，薛有礼就辞世了！
23 《叻报》，13-1-1890。
24 《叻报》，2-9-1898。
25 《叻报》，23-11-1911。
26 《叻报》，11-5-1921。
27 叶季允是在民国十年八月初八，即1921年9月9日下午三时逝世，享年62岁（他生于咸丰九年六月廿二日）。1921年9月12日(星期一)的《叻报》刊载一则《本报启事》“启者：本报总编辑叶季允先生在本报任职数十年，其学问文章久为侨胞所仰重。自去月八日染病以来，缠绵未愈，今不幸已于本月九日下午三时滤 捐馆！舍同人惊悉之余，不胜悲悼！订于十四日（即拜三）停刊一天以志哀思！至此次本报与某报笔战之事，係因总统合法与非法之问题辩论已逾四月，其中谁是谁 非、谁曲谁直已在阅者之心目中，可无再与辩论之必要。自今日起停止笔战，以后某报纵若何攻击，若何毁骂，本报惟一笑视之而已。谨此布告诸馆 亮鑿 民国十年九月十日 本报编辑部同人谨启”。当天（民国十年九月十二号）同一版也有一篇“来件”〈輓惺噩生君 （奘禅志哀）〉，文曰：“惺噩生君, 即《叻报》总编辑叶季允先生。惺噩生，先生之别号也。先生原籍安徽，移居东粤。生便不凡，少有大志。年十九。主香港《中外报》笔政。年廿一，念及华侨之居 海外者多，思有以文化促我华侨文明之进步。于是决然乘长风破万里溟而来星洲。主《叻报》笔政。先生所抱中立之宗旨，四十年如一日，不为外界之激动，稍变易 其初心。故我以我侨得真正舆论之不灭者，厥惟先生是赖。今先生作古矣！后所赖以继先生之志者，视乎《叻报》编辑部诸同人耳。我意《叻报》编辑诸同人，必能 继先生之志，以慰先生之灵！虽然我于先生之死也，不仅为先生哀，更为我侨真正舆论哀。先生得病于去月八日，寿终于本月九日。享寿六十有六。寿屈古稀。是以 先生病时，亲友极为焦虑。而先生则自视之泰然！盖先生实有心得于佛学者。然僕于先生虽志切慕兰而缘经亲韩，思欲一仰德范为快。呜呼！今先生作古矣。将使我 聆教无从，悲无穷期矣。呜呼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呜呼痛哉 ！僕自知才拙笔短，有如寸梃鑿鐘，洵不足表扬先生才德于万一。况僕之生也晚。故于先生生平道德文章 未能详悉。未免有举一漏百之憾。且不敢以俗荣者荣先生。先生有知，来鍳斯文。当能鍳及不言中之哀衷也。嗟呼！鍳及我文者，当亦不以僕之文工否而计及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叶季允之受重于士林，由此可见。
28 《叻报》，26-11-1889。
29 《叻报》，27-1-1898。
30 洪锦堂回忆说，叶季允死后，继任《叻报》主笔的有周君南（湖南人）、陈练青（潮州人）、李铁民（代主笔，福建人）、李健（江浙人）及梁显凡（广东南海人）等。
《怡和世纪》 21期 - 浅谈南洋第一报人叶季允手稿《馔古堂乐谱》
《联合早报》- 古友轩 本地最早华人印务馆 (2015-10-25)
http://www.zaobao.com.sg/node/541364
140年前，新加坡最早的华人出版印务馆在新加坡直落亚逸街创立。这家出版印务馆之所以值得一书，不仅因为它是最早，也是因为它出版、翻译和承印了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书籍和刊物，担负起帮助华人移民融入本土社会、接受异地文化的使命。它当年出版和承印的出版物，也为今天的新加坡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直落亚逸街（早年华人俗称源顺街）是新加坡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一条举足轻重的街道，早年这里曾一度是九八行的集中地，另外直落亚逸街亦有浓浓的文化气息，庙宇、教堂、会馆、学校、报馆、出版社、印刷馆、民信局等都是这条老街上的重要文化地标。
新加坡最早出版及印务馆——古友轩（Koh Yew Hean Press）就曾坐落于直落亚逸街，创办人是来自福建金门的林光铨（字衡南），创办年代约于19世纪下半叶。
印务馆和出版社在早年几乎可以说是一体的，两种不同的作业密不可分，然而今天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古友轩之所以值得一书，不仅因为它是最早的一家，也是因为它出版、翻译和承印不少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书籍和刊物，这对一家由华人经营的印务馆来说就相当不简单了。
创办人林光铨
关于古友轩创办人林光铨的生平，学界所知甚少。多年前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一册）里收录了一本由古友轩于光绪三年（1877年）出版的《西河林氏族谱》。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书刊，族谱中的人物图像，以中国传统版画的形式表现，线条简洁清晰，例如谱中的妈祖及千里眼和顺风耳图像，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族谱《后记》中，林光铨曾透露自己的一小段生平事迹：
……咸丰末年（约1861）客游新嘉坡，每见英人精印摹写之法、字画如新，宛然秀劲，虽日书数千言，倚马可待。心慕彼技精巧，遂往求学，仅几阅月，尽传其艺。
文揭林光铨于咸丰末年（约1861）从金门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在本地看到洋人精湛的印刷技术，从而在本地拜师学艺。言谈之中透露林光铨原本早已对印刷术有所认识，才会在短时间内学会西方的石印技术。
古友轩创立年代及最初馆址
古友轩创立的确切年月已无从晓得，倒是后来创刊的《星报》在其头版上，总是刊登一则自己宝号的广告，在广告中古友轩自称“在叻（新加坡）为印局已有20余年”，《星报》创办于1890年，以此推测古友轩至少在1870年代就已经创立了。
根据《新加坡与海峡指南》（The Singapore & Straits Directory for 1880）的记录，古友轩最初设馆于源顺街（即直落亚逸街）52号，大约于1890年时搬迁到同街的100至102号。古友轩出版的《华夷通语》里，附有一则广告：“本轩开张在新嘉坡大伯公祠边业已多年。”查阅1893年的新加坡市区地图，100-102号就位于今天直落亚逸街的福德祠（现已经改为民俗博物馆）旁边。
在《后记》中，林光铨也道出自己的期望：……铨也、他日袖一部归之浯江，藏之堂庙，使向之父老、求而弗获者，今且全璧皆珍向之。这表明林光铨希望带着自己出版的族谱，衣锦荣归。衣锦还乡确是当时离乡背井的华人的最终目的，所不同的是，林光铨并非以身怀家财万贯返乡为第一选择，而是希望身怀精湛的印刷之术返乡。
文彩缤纷映古道 承印《阿都拉自传》 奠定知名度
一家由华人经营的印务馆要在异乡承印中文刊物或许不难，难的是承印与自身母语之外的语文刊物。大概在开业不久，古友轩就承担了这项赋有融入本土社会及异地文化交流双重意义的出版任务。
1880年，英国皇家学会海峡分会（Strait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委托古友轩承印马来现代文学之父文西阿都拉（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1797-1840）的自传《阿都拉自传》（Hikayat Abdullah）。古友轩所刊印的《阿都拉自传》，全书为爪夷文（Jawi），只是在封底有一则中文广告曰：本轩承印各款文字，细心校对，依期告竣，惟冀光顾者请认招牌，庶免致误。
这部石印版的《阿都拉自传》当时获得本土马来社会的赞赏，马来报章曾经赞扬古友轩承印的这部传记印刷精美，皇家学会也付出高达四百银元的酬报。
出版巫语和汕头语工具书
除了马来语工具书，古友轩在1886年时曾出版一本汕头语工具书“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本书没有华文书名，目前学界翻译为《汕头话读本》，全书168页），作者林雄成是潮籍，任职海峡殖民地法庭的翻译员。
此外，1891年海峡殖民地政府还曾授权予古友轩，将海峡殖民地宪报（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翻译成中文出版流通。
创办《星报》
林光铨在创立古友轩之后，逐步筹备另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创办《星报》。《星报》创刊于1890年12月14日，是继《叻报》后第二份立足于本地的华文日报。《星报》的创办年代正值中国晚清，政治与社会动荡不安，在海外办报的林光铨，其办报思想自然是关注国家的命运，痛恨列强,希望通过改革振兴国势。此外《星报》也同时关注本土华社的动向，呼吁改革时弊，推动文教事业。承印《海峡华人杂志》
第一年四期
1897年，海峡侨生林文庆与宋鸿祥（宋旺相）创办《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推动海峡华人的文教事业。这是一本双语刊物，旨在提倡华语和儒学，改革本土社会及教育。《海峡华人杂志》每年出版四期，从1897年开始共出版了11期，其中第一年的四期由古友轩所承印。杂志封面的杂志名称、编者姓名、印刷商皆是英文，只印上“过则勿惮改”四个中文字（源自孔子《论语》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阐明办杂志者的尊儒思维。
《海峡华人杂志》第一年（1897年）四期由古友轩承印，第二年改由另一家印刷商出版，即林文庆发起“剪辫运动”那一年。“剪辫运动”曾遭《叻报》与《星报》严厉谴责，并在华社引起激烈争论。古友轩没有继续承印第二年的《海峡华人杂志》，或是《星报》与林文庆等人的先进理念不同有关。
古友余韵
学界一直无法在现存的文献中，找出林光铨的离世日期，只是从《星报》的一则社论中获知，他至少在1898年6月以前就已经撒手归西。而《星报》也于1898年8月时停刊。 1898年10月7日，《叻报》上刊登一则拍卖古友轩物业的广告，结果由海峡侨生林文庆接手。林文庆只是将《星报》改为《日新报》，古友轩的广告依然出现在《日新报》上。可惜的是，《日新报》于两年后经营不善而停刊。
文化事业是艰难的事业，却也是令人向往的事业。在上述《日新报》停刊以后，古友轩这个隽永的店号并没有被接手经营者放弃，反而是以其原有的名称继续营业。1911年时，古友轩经营者应该是个潮州人，他在这块金字招牌加上潮州及英记字样，全名为“潮州古友轩英记”，地址则迁移至桥北路（水仙门）18号。
140年前一家由华人移民创办的印务及出版社，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几近消失了，但它当年出版和承印的印刷品如《阿都拉传》《海峡华人杂志》以及海峡殖民地宪报中译本等，今天为新加坡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联合早报》- 为《叻报》点个赞 (2016-08-13)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813-653596
上善若水
售报收入、广告获利，以及承揽印刷业务是《叻报》能够维持半世纪的重要经济来源。《叻报》的成功，实在不容小觑。
8月13日下午2点，配合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举办的“无限江山笔底收：新加坡早期中文报业”展览，我应邀主讲“云烟半世纪：文图学观点看《叻报》广告营销策略”。
在我的《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书里，已经研究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虎标永安堂药品在新加坡和东亚日本、台湾、上海等地的报纸广告。这次为了准备演讲，再做了一些探索，发现把《叻报》（1881-1932）放在19世纪信息传播和商业经营的媒体里观察，《叻报》真是不得了！堪称同时代世界汉字报刊的佼佼者，尤其那些如今看来仍符合商品销售策略的广告文案，不但有趣，还富有文化气息、生活动力。
1815年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arrison，1782-1834）在马六甲主导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被认为是近代中文报刊之首。其后在1828年，也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的有《天下新闻》（又名《普世公报》，The Universal Gazette，1828-1829），开始用活字铅印。1833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在广州发行，1837至1838年移至新加坡。《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主编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ｕtzlaff，1803-1851，又译为郭士立、郭实腊）在新加坡出版了不少书籍，例如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现藏最早的本地出版华文古籍《全人矩矱》（1836年）就是其中之一。
严格说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都是杂志型的月刊，有宗教服务和知识宣导的性质。1853年香港英华书院出版的《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1853-1856）也属杂志型的月刊，稍不同的是，《遐迩贯珍》较多时政要闻，中英文兼俱，而且在1855年设立“布告篇”栏目，接收广告刊登。
因《中英南京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陆续有传教士创刊了《中外新报》（宁波，1854-1861）、《六合丛谈》（上海，1857-1858），也是半月刊或月刊。这两本刊物后来被日本幕府采纳为吸收西洋文明和世界大事的管道，翻印成《官板中外新报》、《官板六合丛谈（删定本）》。
还有十天发行一次的刊物，例如韩国的《汉城旬报》（1883-1884），由负责外事的统理衙门博文局编辑。在日本的广东人简敬可为鼓吹宪政维新，创办《东亚报》（1898）。
周报形式的刊物有：《金山日新录》（Golden Hills' News，旧金山，1854）；《唐人新文纸》（The Chinese Advertiser，澳大利亚Ballarat，1856）；《日升报》（Jif Sheng, the Rising Sun，新加坡，1858），这些一星期出版一次的刊物，发行的总时间都不长便停刊。
每天出刊的报纸，有上海《申报》（1872-1949），《香港中外新报》（前身为《香港船头货价纸》，始于1857年，一周三次刊，1873年改为日报）。在《申报》和《香港中外新报》之后创刊的《叻报》，继承了基本的模式，例如：
一，用所在地名命名报纸。
《申报》全名《申江新报》，“申江”即黄浦江，指上海。《香港中外新报》有别于宁波发行的《中外新报》，冠上地名。《叻报》的名字取自新加坡古称“石叻”，为马来语Selat（意指“海峡”）的音译。
二，每周发行六次，周日停刊，活字印刷很可能由于《叻报》主编叶季允之前编过《香港中外新报》，于是采取和《香港中外新报》一样相同的周期。
三，商业化经营。
现今可见最早的《叻报》为1887年8月19日，报头明码标价：“售价每月一元，每日零售每张五仙”，“凡刊印告白（若芬按：即广告），第一日每字一仙，第二日以下每字半仙”。并且写着：
除日报照常刊送外，复不惜工本，从英国采办钉书裁纸各机器，以待与各官商刊印书籍单件。并有英国各体活字及各式花边等，延有西人挑印，工艺甚精。所有中西文字均能刷印，并有石板印字，大小机器均用精工刷印，工致绝伦。前有文士书写各体文字，现由上海购到各种书籍出售，其书目另行刊布，所有各项，价甚相宜。
可见售报收入、广告获利，以及承揽印刷业务是《叻报》能够维持半世纪的重要经济来源。叶季允曾经表示，在1883年，也就是《叻报》发行的第三年，报馆就有盈余，即使那时每天发行不过350份。《叻报》的成功，实在不容小觑。
《叻报》上的广告商品，最多的是香烟、酒类和药物。翻看那些“补脑汁”“补肾丸”“自来血”……五花八门的喧哗，争说脑、肾、血，哪个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和生命力根源，好一片生猛张扬的欲望呀。
《联合早报》- 衣若芬：叶季允家门前 (2016-09-24)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ini-columns/story20160924-670008
叶季允的人生最后20年，每日欣赏着回教堂的风景，他有什么感想呢？我拿起手机，留住了我看见的风景。
被陈育崧先生推尊为“南洋第一报人”、“海国诗宗”的叶季允，曾经任职于《叻报》，担当首任主笔，前后长达近40年。在分析《叻报》上广告的商业运作和营销策略时，我也谈了叶季允的行迹，对这位毕生奉献于报业的文人医士既钦佩又好奇。
同济医院明年进入150载，我应邀撰写文章，首先想到的，还是叶季允。叶季允精通诗文、书画、篆刻、音律、历法，还通岐黄之术，开设过永安堂药店，行医救人。1901年同济医院招考驻院医师，试题正是出自叶季允。
近日翻阅史料，略有所获，或可补前贤之见，并修正旧说，与诸同好商量。
叶季允自称“未冠即辍学，游于报林言论之场，于役《香港中外新报》，炉扇四更。维时崇仪薛君创《叻报》于星洲，谬采虚声，礼为招致，遂以陆机入活（若芬按：当为“洛”）之岁，赋望诸去国之谣，为文字佣者20余年。”可知叶季允大约19岁起在《香港中外新报》工作，四年以后，24岁（陆机入洛）时受薛有礼（崇仪）聘请，主掌《叻报》。
《叻报》于1881年12月10日星期六创刊，数日后即被控上法庭，因为没有事先公告获准，违反1835年制订的出版法。后经被告律师援引他例认罪，请求减刑，终于被释。
1894年，叶季允的三兄叶叔彬陪同母亲到新加坡探望叶季允，他在为三兄题画的文字里，叙述了家族从祖父开始师法黄公望的绘画传统。他的父亲、三位兄长皆能画，且各有所长。
叶季允一面在报馆工作，也兼行医。1900年丘逢甲到新加坡拜访过叶季允，有诗相赠：万里飞腾志未乖，海山苍莽遣吟怀。他年岛国传流寓，诗屋人寻豆腐街。
如果叶季允的永安堂药店还兼住家的话，那么他在1900年底之前就住在俗称豆腐街的珍珠街上段（Upper Chin Chew Street，今已不存）。如果不是的话，根据李焕燊在叶季允去世后为他写的行状，他行医的地方是在松柏街（南京街上段，Upper Nankin Street）街口大马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为了专心料理他创办的《新加坡医学报》，叶季允将药店顶予他人，1901年搬到模实街38号（今称摩士街，Mosque Street），他住在那里直到终老。
关于叶季允曾经中断在报馆的工作，一般认为是在1906年薛有礼去世之后，我在《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书里，也采取这个说法，现在应该修订。薛有礼去世之后，叶季允不是退出《叻报》，相反地，是被薛有礼的公子薛兆熊请回坐镇。
1902年5月，叶季允有事返回广东，于是停办《新加坡医学报》。直到1903年2月，他才回新加坡。1904年叶季允正式离职，专事行医。1906年9月，叶季允回《叻报》，写了《惺噩生绪言》以明志，其中提到自己“力辞编辑，因托巫彭术与诸君相见，风尘养晦，半纪于兹矣”，可知大约从1901年起，叶季允便以医学为工作重心。
历经变法维新、革命建国、军阀混战等等中国历史的关键转化时期，叶季允主持的《叻报》闪亮着从天涯之南回望大陆的目光。
过去我研究古代中国文人，顶多找到他的故居位置残痕，像是苏轼在海南岛故宅的一块石碑，为此，我写了《我家住在桄榔庵》（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1月23日）。研究新加坡早期南来文人，则可以从地址找到他曾经的住处，比如徐悲鸿在芽笼的“江夏堂”，空间的现场感颇令人玩味。
牛车水浓郁的中秋节气氛里，我信步闲逛，有一家老字号的月饼店就在附近。
站在排队的人龙后面四处张望，心想：待会儿要买什么口味的月饼呢？
无意间，瞥见店屋的门牌号码，摩士街，模实街，再过三间铺子，就是38号，叶季允家呀！
我走到叶季允家故址，三层楼的排屋，一楼是意大利餐馆。朝街对面看去，绿色围墙内，是街名Mosque所指，1826年兴建的詹美回教堂（Masjid Jamae）。叶季允的人生最后20年，每日欣赏着回教堂的风景，他有什么感想呢？我拿起手机，留住了我看见的风景。
回家整理照片，叶季允家门前，竟然有两位印度裔男子朝我打招呼！我扑哧一笑，才想起来──忘了买月饼。
《联合早报》- 报人的身影 ——郑文辉《笑傲报林》 (2020-05-07)
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200507-1051324
中国现代报业的主编或作者，从早期的科举文人、洋场才子，到新文学人物、留学生等专业新闻从业员，均与文人息息相关，他们的学识背景与价值取向，配合有关报纸的性质，往往主导报纸的风格与表现。
1. 南来报人与南洋报人
新加坡中文报业的发轫与发展，也循此模式，从一开始的报人，就都具有文化人身份。
《叻报》首任主笔叶季允是最早的南来报人。《叻报》首任主笔叶季允是最早的南来报人。
本地最早创办的《叻报》，创办人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海峡侨生，首任主笔叶季允则是中国南来的一位典型旧文人，《叻报》经营52年，他先后主笔凡40年，影响巨大，开启南来文人主编本地报业的百年传统，被誉为“南洋第一报人”。
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本地报章的主编以南来文人报人为主。如1890年的《星报》首任主笔为早年南来的知识分子黄乃裳；1899年《天南新报》主笔为旧体诗人徐季钧；1904年《图南日报》主编陈诗仲原为港粤革命报《中国日报》记者等。
20世纪初任报章主编的南来文人如《新国民日报》主笔兼总编辑张叔耐，就擅长政论散文，被誉为“一位旧文学好手，但他同时也是新文学倡导的前锋”，新马华文学就是源起于该报的文学副刊。
1970年代《新明日报》总编辑钟文苓可能是最后一位主持报政的南来报人。
1970年代《新明日报》总编辑钟文苓可能是最后一位主持报政的南来报人。
1923年和1929年创办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更汇集了许多著名的南来报人文人。如《南洋商报》20年代总编辑林独步，来自福建，南来后成为新马华文学诗歌第一批拓荒者的代表；30年代总编辑曾圣提为南来名报人文人；民国初期在福建创办多份报纸的革命报人傅无闷、南来报人作家胡愈之在40年代初先后主持《南洋》笔政；二战后复刊主笔为南来文人曾心影；50年代为康有为弟子李微尘；60年代有南来的名报人和作家连士升，甚至70年代的钟文苓仍是曾任职重庆《扫荡报》的南来报人。
《星洲日报》创刊主笔朱宝筠则是留法的造纸专家，为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南来；继任者就是南来革命报人傅无闷，名作家郁达夫也曾兼任代主笔，战前主笔还有民国初期担任北京上海多家著名报纸总编辑的潘公弼，二战后复刊则有南来诗人胡浪漫等，50年代任主笔的李星可也是著名的南来报人。
香港作家刘以鬯50年代南来新加坡主编过六七份小报。香港作家刘以鬯50年代南来新加坡主编过六七份小报。
此外，中国名剧作家夏衍也曾于1947年化名抵达新加坡，应邀担任政治性小报《南侨日报》主笔。香港著名报人作家刘以鬯，50年代也南来新加坡主编过六七份小报。
即使是新加坡第一份华文小报、创办于1925年的《消闲钟》，其创办人王宣化及编辑李西浪均为南来文人。
王宣化早年由福建到菲律宾，受傅无闷赏识进入报界，1923年到新加坡创办南洋影片公司，同时创办并兼任《消闲钟》编辑，过后还创办《曼舞罗》周刊（傅无闷曾主持编务），为南洋影片公司宣传刊物。后赴日留学，30年代回新创办并担任《中华晨报》总编辑，鼓吹抗日，被英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回厦门任《江声报》总编辑。以翻译英文小说《罗马假期》闻名。
该报创刊经理与编辑李西浪，亦为南来文人，著有长篇小说及旧体诗集，有“南国诗人”之称。
故《消闲钟》内容有散文、杂文、诗词等，实为一份文艺气氛甚浓的综合性小报。
这些活跃于大报、综合报或小报的南来文人或报人，对本地社会市民文化的塑造，及文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作用。
这是新加坡华文报业发展中的独特风景。
19世纪末创办并主编《天南新报》的邱菽园是新加坡第一代南洋本土报人。19世纪末创办并主编《天南新报》的邱菽园是新加坡第一代南洋本土报人。
在以南来文人为主的报业主编之间，也有一些南洋本土文人进入报界主持报政，如19世纪末创办《天南新报》的邱菽园，70年代初的《南洋商报》总编辑冯列山等。
1970年代初《南洋商报》总编辑冯列山是早期少数南洋本土报人之一。
1970年代初《南洋商报》总编辑冯列山是早期少数南洋本土报人之一。
还有一些幼年南来，一生都在本地的报人，如50年代“小报之王”曾梦笔，及80年代《南洋商报》总编辑莫理光等，也应归入南洋报人之列。
即使如此，在70年代以前，主持报政的南洋报人，依然寥寥可数，报界领导人主要是南来报人或文人，也形成20世纪上半叶本地华文报的时代风格（当然也有时局因素）。
20世纪前半叶的本地报业，主持笔政报务的南洋本土报人，人数虽远不如南来文人，却都是90年代以后本土报人全面主掌华文报政的先锋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 一个时代的报人身影
在早期人数有限的南洋本土报人之中，自学生时代就进入报界，且一生从事报业者更少，郑文辉是一位代表人物。
在新加坡中文报业发展史上，先后有四大重要转折期，各都标志着一个重大的时代变迁。依次是：
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858-1919），以中国政体巨变为标志，对中国与新马华人社会文化带来巨大冲击。
二、二战前后（1920-1949），以太平洋战争为标志，对新马华人社会文化发展产生近乎断层式的冲击与思维刺激（战前的祖国意识与战后本土意识的转变）。
三、新加坡建国前后（1950-1989），以新加坡独立建国为标志，新的国家意识与本土认同，对新加坡社会文化产生新的凝聚式转型。
四、新世纪前后（1990-2020之后），以进入新媒体时代为标志，再度近乎彻底地对社会文化带来颠覆性的重大转型。
每一个重要转折，都改变社会文化的走向和面貌，反映社会的报业自然也随之改变，尤其是新世纪前后的新媒体转折，更是达到“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程度，即在激进改变中，形成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与新“传统”。
郑文辉16岁（1955年）当香港出版的《中国学生周报》马六甲学生通讯员时，新马还是英殖民地；20岁（1959年）正式进入报界，已是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自治邦；1964年南下新加坡，新马两地已是马来西亚，次年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他的身份也从马来西亚人成为新加坡人。
在此期间， 他先后服务于马来亚的《虎报》和《马来亚通报》，新加坡《民报》及《新明日报》。
郑文辉亲身经历及见证这一连串改变历史进程的时代风云，这正是新加坡华文报业发展史上第三个重大转折时期。这段经验，既是个人的历史际遇，也是宝贵的文史材料。
在此期间，他结识多位当时各领一时风骚的大小报文人报人，保留许多珍贵的报界史料，特别是本地小报或综合报的报人资料，往往为一般正统报业史所忽略或忽视，实为本地报业史与文化史的一大缺失。
郑文辉的新作《笑傲报林》，不仅记录40余年来他亲身的报业经历，更用心收集他所识所知当年多位“三日刊朋友”的材料，如曾梦笔、陈伯萍、宋双、谢槐、龙延川、陈名宗、曾喆、温春风、林斯馨、卢俊禧、刘教芳、叶恩波、黛丁、刘以鬯等，既有“小报之王”，也有从教师或战地记者到编辑，能编能写，多才多艺的“小报奇才”，还有屡创报及办报30年的小报老将等，留下许多不为今人所知甚至已被遗忘的报林史料，不仅填补部分历史的空白，也为新加坡华文报业发展史，提供另一个观察视角，确是一项可贵的贡献。
《笑傲报林》一书，因真实而生动，因丰富而精彩，因意义而可贵，是一个时代的报人身影。
《联合早报》- 新加坡华语的 “星期” “礼拜” 之争 (2021-04-15)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10415-1139521
“礼拜”作为时间用语，在南洋及新加坡被接受和普及的过程中，没激起“洋教”和“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之争。新加坡华语在书面语上改用“星期”，也没有点燃中西文化冲突的火花。
华人在以前的农耕社会，过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生活节是依循年季月以及二十四节气运转，以求配合日月天候的变化。这种时间框架源自华人天人合一思想和对宇宙星辰的想象，化为指导民众生活作息的规律。
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带来西方的历法和纪元制度，它不但深深地影响南洋华人的时间观念，也在后来改变华人的作息习惯。南洋华人原本使用的是农历，是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时间框架，依次分别以年、月、旬、日、时作为时间用语，以此规划民众的生活节奏。
西方历法以七天作为一个周期，把第七天规定为休息日，并在这天到教堂“做礼拜”，这是受《圣经》影响的宗教文化。据《圣经·创世纪》记载，耶和华在空虚混沌中，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世间的一切，并规定第七天为安息日。
华人使用的农历，原本没有“周”（星期）的观念，西方历法以七天为一周的观念，在南洋直接影响华人，可以说最先接受“周”这个观念的是南洋华人。把“周”这个观念以“礼拜”来表达，作为英文“Week”的对应词，也是率先由南洋华人完成的。
“礼拜”时间单位的出现
“礼拜”一词古已有之，并非外来词，从《辞源》可查到其原意：“致礼于所信仰的神佛”，最早出自于相传是汉朝班固所著的《汉武故事》一书中：“不祭祀，但烧香礼拜。”随明朝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在有关祖法儿国段落提到：“如遇礼拜日，上半日市绝交易。”“礼拜”在第一例中是动词；第二例中它是动宾结构的短语，还没成为固定的复合词。这两个词语，在当时还是保持它原初的意涵，即致礼神明。第二例中的“礼拜日”和今天“礼拜日”的词义有很大的差别，它只是表达当天是敬神的日子，没有后来具有的时间单位的意涵。
“礼拜”产生新的义项，以七天作为一个周期的时间用语，是在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时期。西方人到东南亚的殖民，旅居南洋的闽粤华人，借近水楼台之便，完成中西文化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初次接触。
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文献资料，出现在1620年代编辑的《西班牙—华语辞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这部辞典由西班牙传教士与寓居菲律宾的闽南华人合作完成。这部辞典中在西班牙语“Amonestar enla iglesia”（在教堂布道）的词条下，标示华文对应词“叫礼拜”。“叫礼拜”这个短语表现出十足的闽南口语和南洋色彩。“叫”这个单词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它有多种用法，比如“叫咖啡”（点饮品）、“叫德士”（电召德士）、“叫人来”（召集大家）等，“叫礼拜”在这里有“召集大家做礼拜”的意思。
这部辞典的后面部分，附录一些度量衡以及数目字和时间的用词。附录部分的编排反过来以华语作为词条，排首列的是华文词条的拉丁字母拼音，显然用的是闽南语；第二列是华文词条，第三列是西班牙语的对应词。
惊喜地发现，在计时用语部分出现“礼拜”各日的称谓。依次排列为：礼拜（semana i Domingo）、礼拜一（Lunes）、礼拜二（Martes）、礼拜三（Miercoles）、礼拜四（Jueves）、礼拜五（Biernes）、礼拜六（Sabado）。这应该是“礼拜”这个词语和“礼拜”作为七天一个周期的观念，已经被华人接受和应用的首次书证。
最有意思的是编者加一段按语：“由于他们（华人）没有各个周日的对应名称，因此只好以数字来表达”。（asi cuentan los dias de la semana acomodandose a nosotros que ellos no tienen semanas）这段按语清楚地说明，华人在此之前没有“七天为一个礼拜”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华语在接触新观念时，能以自己的造词方式来表达。西洋编者不解之处，恰恰表现出中西文化的不同，因而形成各异的词汇传统。
吸引人注意的是，编者在“礼拜”词条下，分别列两个西班牙语对应词“semana”和“Domingo”，也就是说“礼拜”分别表达星期（week）和星期日（Sunday）这两个词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指称星期日的用语，“礼拜”先于“礼拜日”出现，有异于常见的由繁趋简的语言发展规律。
南洋华社接受“礼拜”的时间用语
“礼拜”成为华语的时间用语，以及“七天一个礼拜”的观念在南洋被华社接受，时间上显然早于中国200多年。南洋由于早已存在华人经商和移民网络，新词语和新观念在南洋各个华社之间传衍承继，其历史脉络显示，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一脉相承。
在《开吧历代史记》这部早年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纪年史书中，有一段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记录，用“上礼拜”和“礼拜三”；另外在乾隆五十三年的记录中，出现“每逢拜三、拜六演和戏”的句子。
在印尼吧城（雅加达）华人公馆的《公案簿》中，每段记录的开首阳历和农历的纪年并用，其中“礼拜X”和“拜X”并行出现，在行文当中也穿插应用“礼拜”和“礼拜日”。
从这两部早年印尼华人资料的用语现象，说明“礼拜”已经是成为南洋华语的固定化词语。“礼拜”也以“礼拜日”作为星期天的指称；在口语的应用上，“礼拜一”至“礼拜六”依次简化成“拜一”至“拜六”，完成从“三音节词”到“双音节词”的转变。“礼拜”“做礼拜”“上礼拜”和“礼拜堂”在南洋华人语境下成为专指基督教的词语。
新加坡在1819年由英国人开埠后，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地成为南洋商贸和华人移民流动的集散中心。新加坡也因地缘关系和血脉相通，不但继承南洋华语的丰富遗产，也承担传播南洋华语的使命。从开埠初始，“礼拜”作为时间用词和“七天一个礼拜”的观念，毫无悬念地在新加坡进一步得到巩固，早期新加坡教会的华文记录和来往信函，提供不少的例子。
早期南洋华人移民包括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只有地域的观念，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他们“唐番”意识的启蒙，是在南洋与外国人的初遇；他们“唐人”身份和“唐山”观念的唤醒，是以乡土文化和乡音方言作为依附。
“礼拜”观念的融入华人社会，“礼拜”化为南洋华语的时间用语，在南洋以及在新加坡被接受和普及的过程，既没有碰到唐番之分，产生抵触情绪的困扰，也没激起“洋教”和“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之争。
“礼拜”时间用语观念引入中国
今天“礼拜”已被“星期”取代，成为正式的书面语，“礼拜”则沦为民间的口语。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言文分家的问题，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它经历哪些意识形态的纠葛？背后有哪些政治史上的含义？
要说明这个问题，得回头去看看“礼拜”这个词语，从南洋传入中国后，因水土不服产生的文化冲突。
鸦片战争后，中国王纲解纽，人心不古，维系千年为一统的传统社会和伦理道德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师夷之长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康梁的变法维新等改革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思潮纷乱繁杂，中国面临一个历史的大变局。
在效法西方引进西学驱动下，为介绍新事物和新观念，大量新名词出现和引入成为必然。西方思潮的汹涌澎湃，同时也唤起中国士绅的民族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一些介绍新观念的新词语，带有西方宗教文化的色彩，难免会对中国文化和语言造成侵蚀。这些凭借西方语言文化优势被引进中国的新词语，也因此遭受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制约。
“礼拜”这个南洋的时间用语和它涵盖的“七天一周”的观念，也在这个时期被带进中国。它首先通过宗教宣传品和移民的流动，实现它在闽粤华南地区的流通。1822年由传教士马礼逊编辑的《华英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在澳门出版，其中收录两个有关“礼拜”的华语短语：“一个礼拜”和“每礼拜”。“一个礼拜”的解释是：“七天为一周在广州的说法”（WEEK of seven days is called in Canton）；“每礼拜”则注明是“WEEKLY”。马礼逊强调“在广州”，说明“礼拜”一词尚未在全中国通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礼拜”“礼拜日”和由“礼拜”衍生的“礼拜X”不时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上，比如《海国图志》（1852年）、《航海述奇》（1866年）、《游美洲日记》（1873年）、《沪游杂记》（1876年）等。
“礼拜”时间用语的替代
这时期出现在文献的“礼拜”及“礼拜”的衍生词，并不能证明中国社会已经接受“礼拜”这个观念和把它当作时间用词。它被正式当作时间用词是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陆续创办报章的时期。1872年上海《申报》出版，虽然在版头上没有标明礼拜日期，不过在创刊号中，已使用“礼拜”这个新词；1876年上海出版的《新报》，在版头上中西历并列，并标明礼拜日期；1905年北京创刊的《华字汇报》，同一年天津出版的《津报》，也都在版头使用礼拜日期。
晚清时期推行西方的阳历已经成为改革派的其中一个诉求，他们主要从时间计量制度的简单易行和科学的角度，来论述使用阳历的必要性。“礼拜”这个在南洋长期使用，逐渐淡化其宗教色彩的时间用语，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的过程中，开始受到中国士绅以民族主义视角来严格审视。他们质疑它的宗教性，因此不把它当作是纯粹的时间用语。中国士绅能够接受“七天一周”的观念，认为这是与国际接轨；但是出于保护固有文化不受西方宗教侵蚀的立场，有必要以
民族化的词语来取代“礼拜”。
在民族主义心态的驱动下，一些中国士绅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应该从老祖宗的文化中找出相对应的词语。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从《易经》章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摘取“来复”来取代“礼拜”，因其“七日来复”，与“七日一礼拜”含义暗合。1897年康梁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在行文中使用“来复”来指称“礼拜”。
有者则认为“日汉同源”，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引进西历和周休制度，并以“七曜”纪日法来指称一周七天，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命名。一些留日的中国士绅认为“七曜”纪日法源自中国，因此从日本引入“七曜”纪日法来代替“礼拜”。1903年上海出版的《俄事警闻》的版头即以“七曜”纪日法来标示。
“星期”替代“礼拜”
1890年代末，汉语旧时“星期”这个词语，原指“农历七月初七日，牵牛和织女二星相会之期”（《辞源》“星期”条），被重新赋予新的义项，用来指称“礼拜”，原因在于“星期”与中国观星象来制定历法的传统，能产生有关的联想。
1906年清朝主管教育的学部宣布“星期日公休为世界通例”，并在用词上主张“名曰星期，并不名为礼拜”。自此“星期”在官方的倡导下，取得中国士绅的强力配合，逐渐取代“礼拜”成为规范用语，尽管“礼拜”在民间的使用依然存在。1908年上海出版的《须弥日报》开始在其版头使用“星期”，接着北京的《爱国白话报》《白话捷报》，天津的《益世报》纷纷跟进。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正式宣布废除阴历，采用阳历。在文化自主与民族认同的驱动下，“星期”的使用成为社会主流。“来复”这有点古典味的词语，以及带有东洋味的“七曜”，均如昙花一现消失在中国语言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自觉和民族意识更形高涨，“礼拜”一词在民间的应用也成强弩之末。
新加坡的“礼拜”“星期”之争
直到19世纪末叶，“礼拜”这个词语和它所代表的宗教性观念，在南洋地域经过200多年的使用，已经融入华人社会而被日常化。它能远离反偶像崇拜或西方语言殖民等意识形态的纠缠，主要是殖民地环境下行之有年的西方历法制度，以及闽粤华人移民薄弱的民族观念。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礼拜”这个词语在新加坡，开始受到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影响，让它的使用陷入意识形态的困扰。
早年中国朝廷视流散（diaspora）海外的移民为“刁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让这些流散华人成为海外遗孤。1860年后，清廷对流散华人的政策开始转变，积极采取接触和笼络的手段。1877年在新加坡成立“海门领事馆”，统管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事物，国家民族意识自此在华人中开始萌芽。进入20世纪，康有为等维新分子的到来，使到新加坡华人的民族认同产生质变。受中国维新运动的影响，新学堂和新报章纷纷出现，特别是孙中山南来鼓吹革命之后，民族主义思潮更形高涨。
新教科书和新报章的出现，成为掀起这一波民族主义思潮的工具。“礼拜”和“星期”之争的战场，也从中国搬到新加坡。
这段时期新加坡出现的华文报章计有十几种之多，其言论倾向有保皇、维新、革命（亲国民党）和激进之分。这里可从各个报章更换版头“礼拜”用语，改用“星期”的时间作为切入点，来考察新加坡这段“礼拜”与“星期”之争。
·1881年创刊的《叻报》，是新加坡具有首次书证的华文报章，由土生华人薛有礼创办，是一份极端保守的保皇派报章。它在内文中偶尔会用“星期”来指称“礼拜日”，大部分行文还是使用“礼拜”用语。其版头迟至1925年7月1日才弃用“礼拜”，改为“星期”。
·1890年创刊的《星报》，由古友轩印刷馆老板林衡南创办，立场保守，从创刊到1910年停刊，版头均采用“礼拜”。
·1898年创刊的《天南日报》，由新加坡著名文人邱菽园创办，拥护维新主张，从创刊到1905年停刊，版头均采用“礼拜”。他在1913年创刊的《振南日报》出任总编辑，其版头用“七 ”纪日，直到1914年1月17日改用“星期”。
·1907年创刊的《中兴日报》，由同盟会会员陈楚楠、张永福创办，从创刊至1910年停刊，版头都是采用“礼拜”。
·1911年创刊的《南侨日报》，中国进步党党报，起初采用“礼拜”，1913年2月17日改为“七曜”纪日，直到1914年3月31日停刊。
·创刊于1908年的《总汇新报》支持保皇党，开始时版头用简称的“拜X”，1909年改为“礼拜”，迟至1930年1月4日才改用“星期”，是新加坡最迟启用“星期”的报章。
·1919年创刊的《新国民日报》，前生是《国民日报》，是国民党新加坡党部创办，从创刊至停刊均用“星期”。
·1919年在吉隆坡创刊的《益群报》，立场激进，不但在创刊号一开始就采用“星期”，并且从左翼思维的角度出发，关注劳工福利，推动星期休息问题的讨论。
·分别创办于1923年的《南洋商报》和1929年的《星洲日报》，创刊伊始版头就采用“星期”，不过行文还是常用“礼拜”，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二战前。
纵观新加坡各报章启用“星期”的时间，比中国的报章较迟，因为新加坡华社根深蒂固的用语习惯，以及民族意识较为淡薄。新加坡华语在书面语上改用“星期”的行动，是一种和风细雨和较为被动的行为，它承自中国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的余绪，因此既没激起中西宗教之争的涟漪，更没点燃中西文化冲突的火花。“礼拜”在新加坡华社民间的应用始终占有牢固的地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