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公元1881年9月25日（星期日），新加坡华族历史又翻过了新页。这一天，第一任中国领事官左秉 隆由北京直接抵达了新加坡。左秉隆此行，具有重大意义，这标志着：（一）中国在十九世纪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外交政策的革命，第一次派遣一位具有外交专门学 识的专员到新加坡作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尤其是华民护卫司（British Chinese Protectorate）的对手；（二）华族社会在左秉隆的倡导下，掀起了启蒙运动的热潮。这一个时代的成就，奠定了华族社会的基础。
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前后两次。第一次自1881年至1891年，连任十年之久，始调任香港。第二次在1907年，他再度来新任总领事官兼辖海门（即 海峡殖民地）等处，到1910年（宣统二年）9月辞官退隐，但仍留寓新加坡。民国五年（1916年）迁居香港，是年9月回广州，民国十三年（1924年） 卒于广州，终年75岁，葬广州北郊狮带岗之原。本文着重分析前期左秉隆领新时的华族社会。
二
十九世纪中叶，华族人口在新加坡有着长足的进展。据估计，在1860年时，新加坡的华族在总人口81,734人中占了50,043人，几乎占全人口的 61%。华族在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必然受到有关当局的特别注意。1877年（光绪三年）中国设立驻新领事，同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亦设置华民护卫司。两 者都以治理华人事务为首要任务，正意味着中英两国都企图争取本地区的华族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海峡殖民地政府因深恐中国在新加坡华族社会扩张其影响力，曾 多方拦阻中国在这里设置一个永久性的领事馆，并坚持中国领事馆的设置，必须符合下列两个条件：第一，领事的设置必须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第二，第一任领事 人选必须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与良好社会地位的新加坡华族居民，而不是一位来自中国（北京）的华人（官员）1。由此可见海峡殖民地政府是极不愿意看到一位 来自北京的中国官员来分享其控制新加坡华人的特权。
中国政府为使设领计划顺利进行，只得迁就英人之意，物色当地侨长兼摄领事。胡亚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外交措施下，被委派为中国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在这段 时期里，中国驻新领事馆的地位还不是永久性的。可是，当1880年（光绪六年）胡亚基病故出缺的时候，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即刻与英廷交涉，不再迁就选用侨长 充任领事的主张，而改由中国直接派遣官员就任，领事馆地位的永久性才被确定下来。左秉隆即是第一位由中国直接派驻新加坡的领事官。
三
左秉隆（1850-1924），字子兴，别署炎州冷宦，乃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忠山佐领下人，1875年（光绪元年）考中举人，并在同文馆肄业（同文馆 附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晚清作育翻译人材之所），英文程度极佳。他在担任新加坡领事官一职之前，有一个时期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在伦敦使馆中任英文三等 翻译官，头衔是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曾纪泽十分赏识他。当新加坡领事职位空悬时，曾纪泽即保荐他前来接任。于其行也，纪泽以诗送之，有“花萼初春日未 中，左郎夭矫气成虹”之句，可见他才具非凡。他在驻新加坡的悠长任期内，对当地华族社会，有极大的贡献。
左秉隆领事是由北京直接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任专业外交官
当左秉隆领凭上任时，正面临着许多严重复什的问题，其中最感棘手的，便是如何妥善地处理及避免与华民护卫司的冲突。因为中国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两者既都 以新加坡华族为服务对象，在职权上未免有牴牾之处。在华民护卫司看来，中国驻新领事的许多例常公事和措施，都是在行使治外法权，这是他们所不可容忍的。就 是这个因素，使得两者间的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对于两者职权上的冲突，有如此记载：
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
李钟珏与左秉隆有通谱之雅，曾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访问新加坡。他是中国驻新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不和的见证人，对于其友人的处境非常同情，他的记述，我们是没有理由不相信的。
其实，驻新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两者在职权上的冲突，只是表面现象。两者对于海外华人领导权的争夺，才是实际的内函。
在这场不平凡的政治角力中，如果处置的不当，将可能导致中英两国关系的僵化。然而左秉隆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外交人才，他“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 （引曾纪泽语），办理事件恰如分量，不亢不卑。当他行使职权时，也是步步为营，尽量遵照其他国家驻新加坡领事所奉行的惯例，避免引起冲突。因而在他任期 内，中国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之间尚能维持良好关系，不若黄遵宪继任后关系的恶化。本来，按照总理衙门出使章程，凡出使各国大臣，自到某国之日起，以三年为 期，年满奏奖，如有堪留用者，由接办大臣酌留。左秉隆三年任满后，曾纪泽复疏留之：
查英属新加坡一岛，地当南洋要冲，东接香港西贡，西连印度锡兰。 声息相通，各国商舶兵船往来会集。英人既竭力经营，华民之经商寄寓者，亦日臻繁盛。该处领事有联络邦交，保护民商之责。非谙练洋务，深悉地方情形之员，不 足以资镇抚…此次左秉隆三年期满，例应由臣拣员补充。臣冉四思维，求如左秉隆之熟悉该洲情形，能自树立者，一时实难其选。该员原系随臣出洋充当英文翻译， 能通英国语言文字，律例规条。又系驻防广东汉军，于新洲流寓闽粤人氏言语性情易于通晓。以之留任领事，实属人地相宜。
当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国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赴欧上任时，途经新加坡，左秉隆仍在任。后来薛福成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一书，在书中 薛福成记载云：“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健，盖领事中之出色者”。左秉隆自1881年（光绪七年）莅任，至是已 连续三任矣。可见他之为当局所倚重。
四
十九世纪中国驻新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两者就华族事务方面的争夺，在左秉隆任期内，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展开。左领事深切地意识到教育与思想灌输的重要性， 于是在他莅任的翌年（1882年），即设会贤社，作为一个成人教育机构，每月出课题一次，亲自评改课艺，且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以勗士子。此外，他更 竭力展开兴学运动，在他任期内，前后兴办起来的义塾计有：（一）陈姓族人所办的毓兰书室；（二）广肇商人所办的进修义学（亦称广肇义学）；（三）小坡华人 公立的乐英书室；（四）颜永成独资创办的培兰书室；（五）章苑生独资创办的养正书室等；加以家塾讲帐之设，一时学校林立，絃诵之声，相闻于道。正如《叻 报》所报导：“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2
作为中国驻新领事，左秉隆的职责是要照顾整体华族社会的利益。对于那些受英文教育的侨生，左秉隆也必须尽力争取。他之倡设“英语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即是这个原因。雄辩会让受英文教育的侨生，每两周在领事馆集会一次，由他亲任主席，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公开讨论，从而引导侨生注意中国时事。3
上述工作，主要是针对华族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进行意识形态的争取。至于广大下层阶级的劳工群众，由于他们智识水平低落，政治觉醒不高，只有从关注他们 的切身福利问题着手，才是对策。在这方面，左秉隆确实做到了爱护与督导的责任，使得那些流寓他乡的迷途羔羊，获得祖国的温暖。左秉隆关注劳苦小民的福利， 反映在取缔猪仔（即契约劳工）的贩卖，倡办同济医院赠医施药（1884年），设立保良局（1885年）以庇妇孺，及破获海盗等惠政上。4
左秉隆在新华社会的举动，使得海峡殖民地政府擎惶不安。他们所担心的，是华族社会在左秉隆的诱导下，培养出亲中国的爱国精神。为了不让中国领事彻底地 控制华族社会，殖民地政府苦思对策，最后终于决定分化华族社会。1887年，英国政府设立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便是这种分化政策的具体反应。女皇奖学金每年选派华族社会中的优秀份子，前往英国深造，为华族社会制造领袖，灌输亲英思想。 殖民政府的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成功了。因为在廿世纪初期，这批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精英份子如林文庆、宋旺相、伍连德等，不仅成了当年侨生社会备受敬仰的 风云人物，同时也是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如禁烟、剪辫、筹组义勇军等）的中坚倡导者。他们在1900年组成海峡英籍侨生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藉以团结受英文教育的海峡侨生。这样一来，新一辈的精英份子，使得新加坡华族社会开始分化。
五
左秉隆于1891年离职前往香港任领事。新加坡华人因感谢他十年来卵翼的劳绩，特趁此机会，送他“万民伞”，为他上“德政碑”。他为避免劳扰大家，故 于深夜三时上船，但赶至船中叙别的人仍然很多，车水马龙，络绎于道，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举5。由此可见侨民对左秉隆的尊崇和爱戴了。
左秉隆在任十年（1881-1891），正是中国史上鸦片战争门户开放以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迷漫于整个中国社会。此时洋务人 才，像左领事的周旋于中外之间，和睦远人，殊为难得。他不但和英官浃洽，更能使侨民悦服。在他领新期间，一个亲中国的华族社会，显然已经形成。这具体反映 在北洋水师两度访新（一次在1890年，另一次在1894年）受到华族社会的热烈欢迎6；华族领袖踊跃向满清朝廷买官鬻爵以提高社会地位7，以及本地华文 报章大事报导中国政治动向等事件上。因此，有些学者把1877年中国的设置领事馆喻为海外华人的“再华化”（re-sinolisation），这是一点 也不错的。这个亲华社会的形成，使得继任的黄遵宪总领事，处在一种更复杂的环境下。华民护卫司对中国领事的疑心更重，两者的冲突比前更尖锐化。另一方面， 这股亲华的热潮，与当年另一股亲英的热潮，形成了两股外向的政治支流，加强了华族社会分裂的鸿沟。直到1941年日本南侵后，这两股外向的政治支流，才在 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汇合成一股反侵略的历史主流！
摘自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第一版），
页115-123。本文经作者修饰增补
1 林孝胜，“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1877-1894）”，《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11-29。
2 《叻报》，13-3-1890。
3 梁元生，“会贤社：百年前新华社会一个士人集团”，《联合早报》，
17-1-1988。
4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原文刊载于《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页1-9。
5 《叻报》，11-7-1891。
6 陈育崧，“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天马杂志》，期2（1966年8月），页8-10。
7 颜清湟著、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49-87。
《源》108期,2014年 - 刘凡: 中国驻新加坡的首位职业外交官左秉隆领事
中国驻新加坡的首位职业外交官
左秉隆领事
文·刘凡
左秉隆领事
文·刘凡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自视为“天朝上国”，心存“化育四夷”之念头。自明初至清末，他们一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实行“禁海”措施。尽管明成祖朱棣曾派 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壮举。但不久就被一些思想观念十分守旧的大臣，斥之为于国家毫无利益而又“劳民伤财”的“弊政”，遭到 禁止。于是中国又重新回到了“视海外为无物，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才改变了“闭关自守”的状 况。
中国虽然是旅居海外侨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清朝政府却对自己的同胞漠不关心，以至于另眼相看。有人把海外侨胞看成是“自弃王化”的“莠 民”；还有人把侨民斥之为“忘祖叛君”之徒。对于海外发生的迫害华侨事件，竟然有人说成是“孽由自作”或“咎由自取”，因而置若罔闻。直至晚清，才改变海 外侨民政策，变“概不闻问”为逐步实施领事保护，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保护侨胞。
新加坡华人是移居海外较早的族群。早在莱佛士发现新加坡之前， 就曾经有一批富有冒险精神，敢于创新立业，能够吃苦耐劳的“唐人”，毅然背井离乡，赤手空拳地飘洋过海，来到南洋寻找“世外桃源”。他们不但很好地融入了 当地社会，而且经过艰苦奋斗，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创立了自己的家业。他们既为当地社会立下不朽的功勋，也为自己的祖国作出卓越的贡献。
新加 坡是中国在海外第一个设立领事馆的地方。本地华族人士大概都知道首任中国领事名叫胡亚基(璇泽)，人称“黄埔先生”，是一位知名的华侨。按照当时的国际惯 例，领事有两类：一类是由政府直接派遣的职业外交官；一类是由两国商定，聘请当地一位知名人士兼任。胡亚基领事就属于后一种，他当时不但是大清国驻新加坡 领事，同时还兼任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驻新加坡领事。
在新加坡首设领事馆
鸦片战争后，中英虽然建立了外交关 系，但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却没有派驻外交使节。直到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清朝政府才决定在伦敦正式设置驻外使馆，委派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为首任 驻英国公使。郭在接受任命后迟迟不肯赴任，并在当年的10月28日到新加坡访问，受到当地以胡亚基为首的华侨人士热情款待，他对胡先生甚为赏识。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一月，郭嵩焘乘坐邮轮抵达伦敦赴任，四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次年又兼任驻法国公使)。担任公使后，他即向朝廷建议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华人聚居的地方设立领事馆。
新加坡历来被认为是东西方的交汇点，晚清的外交官们称之为“南洋第一埠头”。大约在元朝时，就有中国人移居此处。新加坡成为商埠后，前来谋生的华人不断 增多并且在当地己形成一定的实力。于是清朝政府决定，首先在新加坡设立海外第一个领事馆。中新外交关系在当时实际上也是中英外交的延伸。
在郭嵩焘公使和英国政府商谈过程中，英方同意大清帝国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但不同意由清廷派出外交官，必须由当地华侨担任领事。于是郭公使推荐了当时两国政府都能接受的胡亚基先生(此前他已受聘为俄国领事)，胡先生遂成为大清帝国驻新加坡首任领事。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十月五日，胡亚基正式就任领事。他为中新交流、保护华侨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受到当地华人的尊敬和爱戴。他在任不足三年，于1880年3月27日因病在实龙岗家中去世，享年64岁。在新加坡留下了植物园、黄埔路、黄埔公园等遗迹。
胡亚基去世后，领事一职先由他的随员苏溎清先生暂时代理，但英国政府表示不予承认。因而清廷又不得不考虑继任人选问题。经过两国政府商定，继任领事由清 廷派遣外交官担任。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权力如同今天的外交部)接受驻英国公使曾纪泽推荐，委任驻英使馆三等翻译官左秉隆继任驻新加坡领事。
首位从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领事
左秉隆领事(1850—1924)，字子兴，祖藉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汉军正黄旗人。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生于广州。他幼年聪明好 学，15岁选入广州“同文馆”(专门培训外语翻译人才的学校，光绪三十一年改名“译学馆”)读书。经过三年学习，成绩优异，能熟练掌握英、法、德三国语 言。毕业后赴北京，经考试合格，授予“译生员”资格。同时受聘担任北京同文馆英文教习兼数学副教习。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大英帝国公使。他获选随曾出使英国任三等翻译官。这时他年方29岁。 在英国期间，他曾获得牛津大学赠与的名誉学士学位。 两年后，他被委任为驻新加坡领事，离开伦敦赴狮城就任。
这位年仅31岁的职业外交官──左秉隆，就成了中国驻新加坡的首位专职领事。他从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也就是清朝政府在新加坡正式开设领事馆 起就受朝廷委派担任大清国驻新加坡领事。任期原定三年，他却连任了十年。直至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他被调任香港领事时才离开狮城。同年，“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又采纳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建议，将驻新领馆升格为总领事馆，兼辖槟榔屿、马六甲、海门等地。首任总领事由时任驻英国公使馆参赞黄遵宪(公度) 先生担任。
这里顺便说一下，上文中提及的“海门”，指的是何处？中国史书上习惯于将海港或商埠称之为“门”(例如：澳门、厦门、金门等)。香 港中文大学1966年出版的《暹罗国路程集录》(越南历史学者宋福阮、杨文珠编辑)一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莓缭向申，长沙海渚，水程二日至龙牙海门 (注指Singapore)⋯⋯”因此，笔者以为，史料上所称“海门”一地，指的就是新加坡。
时隔16年，左秉隆又被清廷委派为驻新加坡(兼辖马六甲、槟榔屿、海门等处)总领事，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赴新加坡就任。三年任满后，他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向清廷提出辞呈并获得批准。
左领事辞官后，并未回到中国，仍然寓居狮城。直到中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他才迁居香港九龙。数年后，他又返回广州故土。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左秉隆因病卒于家乡，终年75岁，著有《勤勉堂诗钞》七卷(诗稿于1959年由南洋历史研究会出版)。
对于这样一位由清朝政府正式委派的首任职业外交官，断断续续在新加坡生活了近二十年的中国领事，知道的人似乎并不多。尽管他在任期间，为传播中华文化， 促进华族和谐，发展两国友好往来，维护华侨权益等方面付出了努力并且得到新加坡华人的赞同。然而，除了极少数史料记载之外，却很少见到有关这位领事的记述 或遗迹。现在唯一能见到的就是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两块匾。一块是悬挂在天福宫内，由他亲手书写的“显彻幽明” 四字横匾；还有一块是悬挂在都城隍庙内，上书“聪明正直”四字的横匾。
倡导中华文化，保护侨民利益
左秉隆在 1881年9月至新加坡赴任后，首先大力推行华文教育，倡导中华文明。他在当地华族有识之士创办私塾、书院，倡导华文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华人创办书 塾、书社，再兴儒学之风。在他的倡导下，兴文重教之风大盛。此时创办的华人学校，比较著名的有：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室等。
在他的推动和支持下，新加坡首份华文报纸──《叻报》于同年12月10日问世。这份报纸，也是东南亚第一份华文报刊。它自1881年创刊，到1932年停刊，历时51载。在当时成了华人了解国际社会的主要渠道。其读者遍及东南亚各地。
他又以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子弟为对象，成立“会贤社”，传播中华文化。每月由领事馆出命题作文(题目多出自《四书五经》)，进行考评，称为“月课”。他常 常为会贤社的授课、批改作业以及出题考评，工作至深夜。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每月都将考评中优秀者的名字在《叻报》上刊登，他还拿出自己部分薪金(每月约 纹银五、六百两)作为奖学金，发给这些优秀学生。
左秉隆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他在任期间，曾组织懂英语的华人创立“英语雄辩会”。每两周 在领事馆集会，鼓励大家用英语对政治、社会、文化等重大话题进行辩论。每次辩论都由他亲自主持，参加者十分踊跃，人人畅所欲言。此举既加强了华人之间的团 结，又提升了华人青年的英语水准。
他针对当时侨民缺医少药和有少数生活贫困女性被迫沦为娼妓等状况，首先倡导华人创办医院。今天新加坡的同济 医院，就是当年在左秉隆的倡导下，由华社集资创办而成。在1885年，他又支持设立“保良局”，收容家庭生活窘迫的妇女，培育生产技能并为其寻找生计，以 避免沦为娼妓。
他还注重开展体育活动，倡导华人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以增强体质。1887年7月2日晚上，华人体育组织──“海峡侨生俱乐部”在芳琳埔(今芳林公园)召开成立大会，左领事受邀出席。他在大会上用英语发表演讲，阐述体育活动在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左本人虽是基督教徒，但他对华人的各种宗教信仰，均采取包容和尊重的态度。当年为供奉不同神像的华人庙宇题写匾额，就是他在宗教问题上采取包容态度最好的例证。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正月二十二日，清廷派遣出使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四国的大臣薛福成途经新加坡。左秉隆率随员前往拜谒。在听完左的汇报之 后，薛曾对这位青年后辈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干练，熟谙洋语盖领事中之出色者”(见薛福成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 记》)。他的工作已得到上司及前辈的赞许。
左秉隆大力倡导中华文明，推行华文教育的举措，不但受到当地华人社会的赞同，也得到教育界知名人士 的赞许。海外华人教育家陈有崧曾撰文将他赞喻为“韩之于潮，苏之于琼，朱之于漳”。意即左秉隆在新加坡领事任内作出的贡献，如同当年韩愈在广东潮州，苏轼 在海南岛和朱熹在福建漳州一样，都有文明开化之功。因而在他第一次离任时，新加坡华社曾敬献“万民伞”向他表示敬意，并派出代表至码头送行。
今天，狮城学术界之所以将新加坡的汉学研究步入正轨的起始年份定在1881年，除了华文报纸──《叻报》的创刊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左秉隆就任领事后对华族文化(即汉学)的大力倡导和努力兴起的儒学之风始于该年。
二度出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
左秉隆第二次来狮城就任大清国驻新加坡总领事是在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八日。一方面左的地位己升格为总领事，一方面他是重返故地，因而受到新加坡各界热烈欢 迎。这一天，(1907年10月14日，星期一)的《叻报》报导了欢迎场面。报导中说，左领事乘坐的“莪虿号”德国邮轮，经过六天行程，于傍晚抵达码头。 英殖民地政府派武士百余人及军乐队至码头迎接。侨界领袖、华社代表以及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总商会”派出的代表共四十多人，一齐到码头欢迎，场面十分热烈。
他在出任驻新总领事的第二年，恰逢清廷在各地(包括侨民中)选拔青年学生赴广州及南京公费留学。在他主持选拔的几位优秀青年中，有后来成为新加坡著名教 育家、慈善家的李光前先生。李光前先是获公费入南京暨南学堂读书，第二年升入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后转入唐山路矿专门学堂，1912年毕业后回到 新加坡。
左秉隆的第二个任期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封建帝制即将土崩瓦解的关键时期。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孙先生常常来到新 加坡和槟城组织革命活动。左和他的前任一样，执行上级命令，也曾经监视过孙中山先生的行动。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左秉隆任期已满三年，于是他向清廷正 式提出辞呈。但他卸任后，仍然没有离开新加坡。
在他的遗作──《勤勉堂诗钞》中，留下了许多赞美与怀念新加坡的诗句。例如，该书(卷四)中有一首《游廖埠》(七律)：
朝辞廖岛上轮舟,
一片帆开逐顺流;
绿树青山逢处处，
和风丽日送悠悠;
谩歌雅调惊云鹤，
乱拨鹃弦狎海鸥;
乘兴不知行远近，
又看渔火照星洲。
诗人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赤道沿线的海上风光，同时以生动的笔法描绘了新加坡附近海面的夜景。
在诗稿中，有他在第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时，就他创办“会贤社”一事留下的诗(七绝)一首：
欲授诸生换骨丹，
夜深常对一灯寒，
笑余九载新洲住，
不似他官似教官。
诗稿中还有在他第二次赴任，轮船即将抵达新加坡时，写下的《重领新洲》(七律)诗一首：
十七年前乞退休，
岂知今日又回头。
人呼旧吏为新吏，
我视新洲成旧洲。
四海有缘真此地，
万般如梦是兹游。
慢云老马途应识，
任重能无颠蹶忧。
诗中满怀旧情而又毫无掩饰地抒发出他亦喜亦忧的复杂心情。读来令人可亲、可爱、可敬之意不觉油然而生。
新加坡有学者考证，人们今天常将狮城称作“星洲”，就是从左秉隆诗句中引用而来的。
对于左秉隆领事，不仅新加坡华人知之者不多，就连中国人知道的也很少。历史资料中有关他的事迹甚至连他的名字也非常罕见。究其原因，由于晚清政府腐败不 堪，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欺侮，签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民间对外交官常冷眼相看，甚至把外交官和“卖国贼”相提并论。左对此亦有体会，并能够保持 祥和、淡定之心，泰然处之。他面对民间的冷眼和嘲讽，自己曾经取别号曰“炎州冷宦”，籍以自嘲。
(作者为历史学者)
历史 | 往事如风：中国与新加坡建交2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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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新建交25周年纪事 李光耀进京迎破冰之旅
2015年10月05日 13:16 来源：凤凰卫视 可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观看视频。
核心提示：中国大陆战场的全面溃败使得国民党已无暇顾及年来在东南亚的经营，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日渐增强的影响，1950年新中国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与越南、印尼和缅甸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当时已独立的东南亚国家中只有亲美的泰国和菲律宾没有和新中国建交，5年之后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更是为中国和东南亚营造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凤凰卫视10月3日《皇牌大放送》，以下为文字实录：
中新两国正式建交 新加坡貌似我族却非我国
解说：1965年的中国正处在一场暴风雨来临的前夜，这一年在距离北京4000多公里外的南洋一个叫做新加坡的小岛独立建国，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和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关系，短短几十年间，它就在魄力非凡的领袖带领下创造了惊人成就。
杨文昌：那么一个小国家竟然超过其他大国，成为中国外来投资第一位的国家，不过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外交当中，看似特殊的两国关系也同样阴晴难定。
许利平：新加坡对我们的一位大使就说了，说新加坡在安全上只能依靠美国，不能依靠中国。
黄海波：1990年10月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加坡共和国正式建交，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新加坡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这是一个华人占总人口70%的国家，它是中国大陆以外唯一一个官方华文使用简体字的国家，貌似我族却非我国，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形容新加坡为“亲密而特殊的伙伴”，不过正是这一个与中国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南洋岛国与中国走进的步伐却异常缓慢，从新加坡独立建国的1965年起，直到25年以后才成为东南亚所有国家当中倒数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回望那段历史，种种疑问存在在我们心中，但追溯两国的交往，还要从一百多年前开始说起。
解说：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北国已秋意渐来，但南洋依旧酷暑，就在这个星期天，新加坡迎来历史上第一位从北京派来的领事官，这位领事名叫左秉隆，曾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的英文翻译官，“深谙洋语，通晓西律”，但官运一直不亨通。这一年距离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开埠已过去60年，这60年里，莱佛士对新加坡这一位置极佳的优良港口的规划吸引了众多华商船队前来贸易，而原本散落在马来半岛的华人也都蜂拥而来。
柯木林（新加坡历史学者）：根据1881年那个海峡殖民地的人口调查，所谓海峡殖民地就是指现在的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当时的华族人口已经有八万六千人，在1886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十五万。
解说：这个时期左秉隆这位仕途不顺的“弱国”外交官出任一个“荒岛”的领事，在当时似乎并未掀起多大的波澜，不过这一事件在整个中国外交和侨务历史上却意义不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明令禁止臣民出洋，视移居海外为背叛，对于海外华人的态度，则是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
黄纪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清政府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实行海禁的，禁止臣民跟海外交往通商，他们讲把这些人叫做自弃祖宗坟茔之人”，就是你把自己的祖坟都丢掉了，你跑了，有的抓到了以后要有重刑甚至是杀头。
解说：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亚洲殖民地的开拓，资本主义的冲击使得越来越多的华工、华商出国，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政策才悄悄开始改变，1876年首任驻英大臣郭嵩涛出使英国，途径新加坡停留两日，这一次他见识到了新加坡当地华商的经济实力，也了解到华人盼望清政府能对身处海外的华人提供必要帮助，同时他考虑到新马是当时海外华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于是上疏请求在新加坡设立领事。
许利平（中国社科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我觉得是清政府更多的是，希望利用这些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们的资金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我觉得这是它主要的一个目的。
柯木林：东南亚这一代以新马为主，尤其是新加坡算是华人努力最集中也是经济最雄厚的那么这一批华人的话他们还是心怀祖国，因为当时新马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们的倾向还是属于朝向中国的。
解说：另一方面从主管清朝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以来，在与外国办理交涉中，清政府也渐渐认识到外国公使驻京对中国内政情势相当了解，反观中国对他国则毫无所知，交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导致断送了中国的益。在郭嵩涛抵达英国之后就立即展开与英国外交部的谈判，希望尽快在新加坡设立领事，不过谈判过程却费了不少周折。
柯木林：英国政府反对不允许清朝政府在这里设立一个领事，反对的原因就是英国政府怕你中国在这里设这个领事所有的华人都倾向你，那我英国这个殖民地怎么办。
解说：经过几番谈判，加深中英两国签订的条约之中，除了允许英国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外，同样允许中国在英国开放的口岸派官驻扎，于是英国最终很不情愿的统一清政府的请求，但是却开出两个苛刻条件，第一领事的设立属于临时性北非永久，第二领事只能从新加坡当地选派，而不能从北京直接派遣。清政府经过考量接受了英国开出的条件，1877年新加坡当地华商侨领胡璇泽成为清政府首任驻新加坡领事，新加坡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外领事馆所在地，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胡璇泽并非清政府的专职领事，因为他还身兼俄国和日本，驻新领事，直到3年之后胡璇泽病逝，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即可与英国交涉，不再迁就选用侨领担任领事的主张，而改由中国直接派遣官员就任，领事馆地位的永久性才被确定下来，左秉隆就成为第一位由北京派遣至新加坡的领事官，左秉隆前后两次被派遣到新加坡，第一次从1881年到1891年为期十年，在这十年间，中国领事馆对新加坡华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柯木林：他主办了两个文化团体，一个叫做会贤社，这个会贤社主要是针对受华文教育的一些人士，另外一个就是英语雄辩社，英语雄辩社主要是针对受英文教育的他担任主席用英语向当地的峇峇讲中国的一些孔孟思想，叫他们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主要就是要使当地的侨民有内向之心，就是心向祖国。
解说：不过，左秉隆在新加坡的举动，使得海峡殖民地政府惶恐不安，他们担心华族社会在左秉隆的诱导下，培养出太多的亲中国的人士。
柯木林：这样的这个做法使的到英国政府非常不高兴，你这样等于是来跟我抢生意，刚才我们说的，所以英国政府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英国政府也设立一个叫做英女皇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目的就是挑选当地的精英分子峇峇的精英分子到英国去留学。
解说：为了不让中国领事彻底控制华族社会，殖民地政府苦思对策最后决定分化华族社会，这也为日后新加坡社会中亲华与亲英之争埋下伏笔。1907年，当左秉隆第二次来到新加坡时，时局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在他回来的前一年，孙中山正式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设了晚晴园。
陈丁辉（新加坡酸中南洋纪念馆馆长）：1908年的时候孙先生就把这个地方变成是南洋革命的总机关，所以他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希望协调在东南亚不同地区同盟会，所以新加坡变成是一个中心。
解说：从这时开始当初清政府费心经营不惜在此与英国争夺华人影响的新加坡又成为革命党与清政府争锋博弈的海外战争。
黄海波：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打开了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的正式外交联系，号称亚洲最强海军的北洋水师曾经第一次访问新加坡，李鸿章在其政治生涯末期最为浓墨重彩的“环球之旅”的途中也曾经在新加坡停留，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让清王朝成为历史，但中华大地与新加坡的联系并未就此中断，反而在那多灾多难的年代，历经于中国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在中新之间涌现出像徐悲鸿、陈嘉庚、南侨机工这些抗战中赫赫有名的名字，他们的出现不分地域，不分国籍，用血浓于水的决心共同面对患难。
清政府倒台中国影响未消解 同德书报社见证历史
解说：1906年世纪之交的中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远在南洋的新加坡成了中国革命在海外的桥头堡，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这里策划起义，商谈国事。
陈丁辉：同盟会之所以会在新加坡晚晴园设立新加坡分会，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从中国南来的这些华侨，新加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在英国人的治理底下这个殖民城市发展的相当不错，它的船坞系统，它的基础建设、它的电报是作为一个理想的宣传革命的一个所谓的基地，所以这是孙先生看中的第二个原因。
解说：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清政府被推翻，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南洋。
柯木林：在孙中山革命成功的时候，那整个华社就是基本上很震撼而且欢腾，比如说天福宫、双林寺、金兰庙，还联合了槟城的极乐寺，跟廖内的马祖宫在豆腐街口，和尚杂技表演，和尚表演无数来向社会募捐，这个募捐等于是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捐（运动）”，等于是建国基金。
解说：祖国发生“改朝换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却不尽相同，有些人一时难以接受，其中就有曾大马革命党为乱党的《叻报》。
柯木林：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武昌起义成功，当天的《叻报》它的版面它放“大清宣统三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一个礼拜，它才把“大清宣统三年”换成“岁在辛亥”，再过一个月，它又把“岁在辛亥”换成“黄帝纪元4609年”隔一年大概是1912年3月份的时候，它又把“黄帝纪元”改成“阳历第一年”，到了1913年的时候，才改成“中华民国二年”。
解说：这一对版面细节的修改正是反映了海外华人那时的复杂心理。
柯木林：我认为是一种海外华人的心态，它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他后盾来提高他们海外华人的地位。
解说：满清政府倒台，来自中国的影响并没有随之消减，相反，从革命过程中认识到海外华人对国家的重要作用之后同盟会以及之后的国民党对新加坡的工作更加重视。这是位于新加坡广东民路的一间书报社，名为同德，它是新加坡最早的书报社之一，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就如许多历史古迹老建筑一样，这里如今很难在讲求经济追求繁荣的新加坡引起注意，可回看100年前同德书报社在新加坡历史上也曾书写过一段传奇。
湛承宪（新加坡同德书报社社长）：孙中山先生他来到新加坡有九次之多，他所接触的华侨里面他就发现到年轻的一代对祖国的认识一点都没有，连华文字讲华语都不能够。
曾福成（新加坡同德书报社顾问）：当时新加坡是一个英国殖民地，所以一些新加坡人都是，当然是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当然是秉承孙中山创立本社，就是要鼓励我们学习华人的文化，跟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进展。
解说：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为了革命奔走于新加坡，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南洋华人的身份认同，再次设立了同德书报社，早年的同德书报社除了传播教育开启民智提倡移风易俗的文化外，还有一项就是政治任务，据湛社长讲当年国民政府向华社传达政策几乎都是通过同德书报执行，在同德书报社发展最鼎盛的时候甚至殖民地的英国当局也要通过他们来与中华民国政府沟通。
湛承宪：这时候它（英国当局）已经很了解同德书报社员的思想，它觉得是很好的用处，通过这方面英国跟中华民国之间一些的贸易也好，纠纷也好，都是比较容易解决。
解说：不过这样的发展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所打断。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开启，日本的目标是要通过攻占东南亚来取得当地的天然资源，因为日本当时资源匮乏，严重影响战力，如果不靠掠夺东南亚的资源经济就将在西方制裁下崩溃，而日本很清楚，作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必须要拿下新加坡才可以彻底把英国人赶出东南亚，这也注定着这场战争将是新加坡开埠的100多年来面临的最血腥的一场战争，而早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新加坡的华人其实就已经投入到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中。
许利平：九一八还有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等等重要的历史结点上，都离不开新加坡华人资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足迹。
解说：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新加坡华人在部分桥领的号召下捐钱捐物、抵制日货，宣传抗战，其中以陈嘉庚在南洋发起的抗日行动影响最为广泛。
黄纪凯：他们成立一个叫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总会，叫做南侨总会。它是几个国家不同的国家侨领组成的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筹款，就是募捐，筹款给中国抗日。
解说：南洋华人抗战初期直接汇款汇物，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而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军费不过18亿，更有许多华侨包括著名的“南侨机工”回国投身抗战一线。
柯木林：当时（中国）是找不到技术工人的能够开车能够修理车的，当时非常缺乏，这一批人在新马都是会开车的，因为很多在日本打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中国的港口跟交通线几乎都被切断了，所以只有组织南侨机工（打通）滇缅公路这个鲜为人知的那个路线，是个很冒险路线，向国内运输抗战所需要的物资。
解说：新加坡沦陷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对新加坡华人展开“肃清行动”，在新加坡历史上称为“大检证”。
湛承宪：那时候同德的社员已经协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当日本打新加坡后同德书报社当然是日本的第一个目标。
吴少强（新加坡同德书报社老社员）：日本还没有来之前两三天我们就把这招牌拿下来，有一个我们的社员在潮州巴刹那边卖猪肉的拿去做他的肉垫，切猪肉的。
解说：日军的报复让新加坡华人经历了最残暴黑暗的时期，多年之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李光耀：日本人抓了一些块头大的华人，我那时在华人中算是块头大的，对我们说去那边，我说我先回去拿我的衣服，因为我有些不详的预感，他们允许我回去我就藏了两天，我很幸运那些被抓走的人都被带到海边射杀了。
解说：据新加坡华社统计，在“大检证”期间，人口不足百万的新加坡被日军残忍杀害者有十万人之多，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三年的日占时期使新加坡人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感情，在英国还未回来接掌政权的时候，新加坡已有人主动出来维持治安。
湛承宪：这时候新加坡就变成真空，整个城市在无政府状态一般上这个社会就会乱，尤其是那时候很多谣言，又是种族问题，又出现大抢之类，同德的社员自动到马路上去指挥交通，然后告诉民间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怎么样能够协助社会安宁。
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 万隆会议造就“蜜月期”
解说：在战争中，英国人迅速的败退，使得英国两百年来在新加坡建立的通知威望瞬间崩塌，这一切成为了新加坡人觉醒的开始。
柯木林：日本南侵的时候英国人跑掉，或者一下子很快就投降了，使到当地的新加坡人就觉悟了，原来这个日本不落帝国是可以被打败的，而且它是不会真正保护我们的，这个就是等于是战争的一种反面教材，它使到整个人觉醒要保卫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的确确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解说：战后亚洲掀起反殖浪潮，许多新兴的政治力量也在新加坡兴起，在新加坡北方的中国大地上国共内战爆发，新中国成立，这些世事变幻也昭示著中新之间将有新的故事上演。
黄海波：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再请客”的外交方针，随即展开与东南亚国家的建交工作，印尼、越南和缅甸首先与中国建交，而当时的新加坡还属于英国殖民地，这一时期随着国民党的势力退败台湾已无暇顾及在东南亚的势力，在新加坡的影响也逐渐失势，相反，东南亚的共产主义伴随着反殖民浪潮兴起，新加坡那时也受到影响，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陷入冷战格局，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阴云笼罩，于是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也出现绷之时。
解说：1949年国共内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这一局面也影响到了在新加坡的与国民党相关的组织。
湛承宪：国民党政府撤退去台湾，对同德书报社的社员来讲是很大打击，他们突然间是跌倒坑底里面的样子。
解说：在中国大陆战场的全面溃败使得国民党已无暇顾及年来在东南亚的经营，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在这一地区日渐增强的影响，1950年新中国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与越南、印尼和缅甸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当时已独立的东南亚国家中只有亲美的泰国和菲律宾没有和新中国建交，5年之后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更是为中国和东南亚营造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李炯才（新加坡开国元勋外交部前高级政务部长）：我记得我1955年碰到周恩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们华侨华人应该搞政治，参加政治。
解说：今年91岁的李炯才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之一，他曾经担任李光耀的政治秘书，新加坡驻埃及、印尼、日本等国大使，是新加坡建国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见证人，当时年轻李炯才作为《南洋商报》记者，随团访问万隆会议，并有机会采访了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在采访中，当周恩来总理得到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就鼓励他说海外的华人也要积极谈到政治，正是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种下了他日后投身政坛的种子，那时的新加坡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随着反殖民浪潮带来的政治觉醒，如何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的问题已在一群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华人精英中讨论起来。
李炯才：我认识李光耀是1949年我在伦敦读书的时候读新闻学，他在剑桥，吴庆瑞、社进才这些都还没有成立党，那时候是留学，他们组织一个malay forum（马来亚论坛），就是要组织一个国家，就是马来亚跟新加坡。
解说：在英国与李光耀等新加坡华人精英的相遇成为了李炯才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反映了当时新加坡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与转变。
李炯才：我当时读华校，当时所有读华校的人都效忠中国，我们唱的三民主义我党所宗，国民党的中国的国歌，我的哥哥他们唱的是Gad save queen效忠英国，没有人效忠马来亚。
解说：那个时期新加坡尚未立国，从地理上来说新加坡属于马来亚世界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仍然把这个地方当做旅居之地，还是各自效忠自己的母国。
李炯才：后来为什么我效忠中国，变成效忠马来亚，就是碰到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在英国（他们）天天讨论怎么样成立一个国家，我跑到中国协会去，（那里）天天毛泽东、跟蒋介石在斗，我在想他们斗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又不能够影响，这个（李光耀的想法）比较实际，我是出生在这里，应该要成立自己的国家。
解说：从英国留学结束，回到新加坡的李光耀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当中，在与民众的接触中他发现工会和左翼人士在当时新加坡民众当中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也意识到要达成争取新加坡独立的政治抱负，需要与左翼人士合作。这个地方是新加坡的一个外岛圣约翰岛，这里据说是当年海外移民来新加坡本岛的第一站，在早期的新加坡英国人怀疑外来移民可能会携带祸乱等传染病，于是要求移民先要到圣约翰岛来接受隔离消毒。
柯木林：这个检疫站我听老一辈的移民口述，他是说当时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要把全身的衣服全部脱光，走进一个喷水的东西，这个喷水就好像消毒，把身上所有细菌消毒，然后穿好衣服才可以上岸的。
解说：除了是移民隔离消毒的第一站以外，这个岛也曾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当年与李光耀一同争取新加坡自治独立的左派阵线领导人林清详就曾被关押在这里。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地位，其中李光耀等人与林清详等左翼人士的合作努力功不可没，但是之后两派人在理念上的不和导致最终分道扬镳。
严孟达（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前副总编辑）：新加坡在国内那时候也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也跟这些共产党和左派势力斗争李光耀本身跟左派的斗争也是很激烈。
解说：因为考虑到新加坡资源匮乏生存困难，李光耀主张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这点上林清详等左翼人士并不赞同，于是双方就此展开争斗，那一时期正值冷战铁幕落下，东西两大阵营都在防范对方的渗透影响，当时的马来亚政府正在遭遇东南亚共产主义的冲击，而林清详正是被看作是东南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代表，这一形象足以触动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政府敏感的神经，于是1963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的政府联合发起名为“冷藏行动”的大搜捕，把以林清详为首的100多名左派人士投入监狱，罪名是充当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企图颠覆新加坡政府，把新加坡变成“亚洲的古巴”。
临清如：冷藏行动底下被压迫的这些人再加上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者，他们现在都把很多资料都挖了出来，那么假如这些资料都属于是真事的话，那就说明整个行动是不应该的，是一种政治性的报复。
新加坡独立略显仓促 李光耀可以保持中新距离
解说：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新加坡选择对国内左派人士采取打压政策，而这一措施与当时中国的立场可谓是背道而驰，这也导致了在其后的十几年间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步入了较为尴尬的境地。
黄海波：1965年8月9号新加坡建国独立，但是这一结果在那时却并非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想要看到的，以至于在宣布独立的那一刻李光耀也难忍悲伤流下眼泪来，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新加坡面积狭小资源匮乏，那时候甚至有人说新加坡缺少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条件，其次新加坡的独立主要是因为跟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关系恶化被迫退出马来西亚联邦，从此要开始时刻担心遭受北面马来西亚的侵略再加上南面的印尼，对这个华人占大多数国家的警惕和威吓，使得建国之初的新加坡内忧外患步履艰难。
解说：仓促的独立没有给新加坡太多的选择空间，面对内部左派的压力和周边国家的威慑，李光耀只能一边打压国内左翼势力同时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
严孟达：新加坡处在两大马来人统治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跟印尼，还有东南亚的国家里面，那时候都非常排华的，所以新加坡一独立，最担心的而且那时候周边的国家把新加坡当做是第三中国。
许利平：因为中国是红色中国，是共产党中国，那么在冷战的阴影下你新加坡这么一个赤道上的小红点如果你把自己标榜成共产党的同情者，或者红色中国的支持者那你就很麻烦。
解说：当时新加坡华人占到整个人口的80%左右，在社会主义中国对东南亚影响日增的时期，这么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的出现在这一地区产生的震动难以预料，于是新加坡从一独立开始就有意识的去除新加坡是“第三中国”的形象。
严孟达：在许多政策上它也付诸实施了就是说基本上新加坡本来也就是继承英国行政文官制度，所以在国内，英文成为行政语言，所以在一方面是有点像对外表示说新加坡虽然是以华人居多的国家，但不是第三中国。
解说：这一系列看似“去中国化”的亲西方的举动，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大为失望，没想到在几年前还是领导新加坡“反殖民运动”的英雄竟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傀儡”，1966年就在新加坡建国的第一年后一场更猛烈的风暴文学革命在中国刮起，同时一股激进、极端的文革思潮也在新加坡悄然兴起。
朱成发（《红潮：新华左翼文学的文革潮》作者）：在1960年代，那时候的华族以华校生居多，那么这些华校生显然都是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但等到独立之后当执政党以英文为主的时候这些华校生是处于一种非常颓丧，非常失落的那种状态之中，另一方面是左翼政党，社会主义阵线，还有它后面的马来亚共产党，他们都在推波助澜。
解说：那时在新加坡受文革影响的大多是郁郁不得志的华校学生，而文革提出的阶级斗争打到资本主义等口号让他们感到振奋，同时也孕育出独具时代特色的左派文学。
朱成发：那时候很多这些的诗歌非常的直接就歌颂革命，歌颂毛泽东，因为他们向往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譬如这首在《赤道诗刊》1971年刊登的发刊诗《文艺卫兵歌》它是这么写的，从赤道瞭望远东方是不落的太阳把世界照亮，我们捧起心爱的宝书欢呼歌唱。
解说：文革和左翼思潮在新加坡的传播引起当局的警惕，也愈发让新加坡采取措施，防范来自中国的影响，而随着1967年印尼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并宣布与中国断交，中新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又增添了几座大山。
杨文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驻新加坡前大使）：他首先必须考虑一个周围这两个大国，一个有共同边界，一个只有隔40公里的一个海湾，隔得那么近，他谁都可以得罪，他不敢得罪马来西亚和印尼，他必须和他们搞好关系。
解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中间的是李炯才，左边是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右边则是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李炯才与周恩来总理的第二次见面。197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弱苏强中苏交恶，使得中美两国终于能够走到一起。1972年尼克森访华，中美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也让中国腾出手来重新调整外交战略，针对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和一个面”的战略思想，争取团结各国政府，共同对付苏联。
许利平：在197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东盟的其他国家都陆陆续续的和中国进行建交了，比如说1974年是中菲建交，那么1975年中马建交，还有中泰，所以这整个1970年代是一个老东盟国家陆续和中国建交的这么一个时期。
中新关系走向正常化 李光耀进京迎破冰之旅
解说：这一局势的变化也让新加坡开始考虑与中国的关系，1971年10月25日新加坡发表公告，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当时由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
许利平：美苏在这个地方争霸，特别是苏联加强了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的存在，特别是在柬埔寨的问题方面，那么越南那种野心勃勃，实际上对东盟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和中国的关系，来平衡美苏甚至越南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影响。
解说：1975年3月李光耀派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抱病接见了他们，并且认出了20年前万隆会议上采访过他的李炯才，得知当年那个报社记者现在已经是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周总理非常高兴。
李炯才：（我们）跟周恩来解释，新加坡的地理环境都是很多排华的，我们不能够承认中国，让他们先承认，我们最后，我们这样安排的，所以后来一个一个的（和中国建交）新加坡最后承认。
解说：那次会面也拉开了新加坡与中国从敌对走向关系正常化的序幕，新加坡也借这次访问向中国表达了两国建交路上所面临的阻碍。
李炯才：后来我们走了不久，周总理就去世了，我就带李光耀进中国，第一次1976年见了毛主席。
解说：在李光耀之后的回忆录中，他把周恩来总理擦身而过看作是人生中的一大遗憾，不过那一次访华李光耀一行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冻结的中新关系，也迎来了破冰的时刻。1978年对于中国和新加坡都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首次访问新加坡。
张九桓（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驻新加坡前大使）：1976年李光耀总理他就以总理的身份访问了中国，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新加坡，所以在世界外交史上没有建交的国家的两国领导人就实现互访这是罕见的。
严孟达：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身份是第一副总理，可是他来新加坡访问，新加坡是把他当做是国家领袖来接待的，李光耀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他在新加坡访问三天，他离开的时候李光耀也亲自送他到机场去，所以规格是相当高的。
李炯才：他访问期间他说要看看新加坡人，李光耀说你去照顾他，我就带他跑，突然他说我要看小康之家，新加坡小康之家，我带他到大巴窑，一进门先打开冰橱，哇，鸡、鸭、猪什么都有，你们小康之家很富有，为什么我们同样是华裔，为什么你们这样有钱我们这样穷。
张九桓：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同时还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在那前后还访问了尼泊尔、缅甸和日本，之后访问了美国，那一轮访问我理解当时邓小平的那次访问，第一是在三中全会之前，小平同志要通过这一轮出访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了解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为中国的发展找一些参照。
李炯才：后来碰到李光耀，李光耀说你的制度有问题，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机会发财，为什么中国华人不能发财，是你制度有问题。
解说：据知情人回忆那一次的会面也成为李光耀的“一次难忘的经历”，特别是邓小平听了李光耀批评甚至是责难中国，在华人和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做法之后不仅没有批驳，反而问道你要我怎么做？这时李光耀为之一震，邓小平惊人的谦虚、坦诚和敢于正式批评的勇气赢得了李光耀的敬重和信任，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这一东方大国的潜力和能量也被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敏锐的观察到，经历了多年的阻隔和敌对，两国的步伐开始向正式建交迈去。
黄海波：1970年代末，随着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领导人的互访之后中新两国又互设商务代表处编制等同于大使馆具备全面的外交功能这一时期两国民间、政府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从1980年到1990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三次访华，各级官员的交流更是不在少数，但是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却迟迟不能建立，从许多外交历史资料和政府官员的口中得知，新加坡考虑到周边的安全环境提出必须在印尼和中国复交之后才能同中国建交，也有人置疑到印尼对新加坡的影响真有那么大吗？这其中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解说：1990年7月1日印尼外交部长阿拉达斯访问中国，他是23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印尼领导人，这次访问也传出了中国印尼准备复交的消息，这一消息化解了经历过曲折跌宕历史的中印两国在国际上的尴尬关系，同时也影响到了新加坡对中国的承诺。
杨文昌：李光耀先生实际上他第一个当之无愧的新加坡的国父，第二个他很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他翻来覆去的私下跟我说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不能跑在印尼前头先跟你建交，印尼是复交，只要他今天建交跟你复交，我明天一定给你建。
严孟达：当时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说新加坡会在印尼、马来西亚之后才跟中国建立外交，而马来西亚在1974年就已经跟中国建交了，所以新加坡一直在等待印尼。
解说：1990年7月初，就在印尼外长访问中国后不久，一群新加坡客人来到了北京，他们是由新加坡高级政府官员组成的谈判团，中新两国第一轮正式的建交谈判就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始，这时虽然已经排除了印尼因素的影响，但谈判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原因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90年7月11日的日记中这么些道。
李鹏日记：我国与新加坡建交谈判尚在进行中，争论焦点仍在台湾问题上，在备忘录中，新加坡方面主张在备忘录中只写“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要求中新建交后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新加坡领导人之间仍可互访，但只限于私人名义。
许利平：中新的建交觉得主要的症结应该是和“一个中国”的原则，跟这个有密切关系，因为我们跟任何国家建立未交关系“一个中国”是前提，也是我们的原则。
张九桓：最重要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解说：新加坡虽然从未与台湾建立任何公开的官方关系，但两者之间维持多年的微妙关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比如说新加坡你派星光部队在台湾进行训练、驻军，这种关系只有正常的国家和国家之间才能够发生的事情。
解说：新加坡建国后为了建军颇费周折，最终在以色列协助下建立起军队，而由于地域有限，而且出于战略考虑，急于寻找可以开展大规模训练的地方，于是1973年李光耀前往台湾拜会蒋经国，两年之后的1975年，新加坡和台湾签署了一份绝密的军事交流计划，即“星光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新加坡组建了一支由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突击连队组成的“星光部队”，定期轮流到台湾训练。
严孟达：李光耀跟蒋经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从1973年开始，彼此都很欣赏对方，也因为这样新加坡才敢跟台湾提出说部队在那边训练。
解说：在一次次的会面中两人逐渐熟悉，年长的蒋经国对李光耀很是欣赏。
邱进益：因为经国先生长久以来不出国，所以对过继的局势有的时候不是很了解，那李光耀他是周游列国的，他可以把各国的情势向经国先生做一个汇报，或者做一个分析，让经国先生对整个的情况有了解，所以这一个也是互补的作用，就换句话等于李光耀先生变成蒋经国先生的耳目，蒋经国回报的是手足，是手足之情。
台湾问题成关键 新加坡选择不插足
解说：邱进益先生曾经在台湾担任过蒋经国时期“外交部礼宾司”的司长，几次接待李光耀来台访问，也亲眼见到蒋经国和李光耀两人的惺惺相惜。
邱进益：蒋经国对于李光耀表现的这种感情的深度，我就讲有一次李光耀先生来，蒋经国再三表示他要到机场去接，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做轮椅了，他是坐着车子，带着轮椅到了机场，然后坐在轮椅上面看到李光耀先生从贵宾室出来下贵宾室的台阶，他站起来，他要他的侍卫扶着他，去跟李光耀见面。
解说：李光耀与蒋经国良好的私人关系一直维持到蒋经国先生去世。
邱进益：经国先生过世出殡那一天丧礼，李光耀率领全部内阁部长全部一律黑西装黑领带所有的内阁部长都来到荣总去礼堂去致敬，这也是没有过的。
解说：新加坡、台湾微妙的关系成为新加坡与中国建交谈判中不得不触及到的关键问题，这也导致两国的谈判在一些细节上一度僵持。1990年8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国与印尼正式复交之时访问印尼，之后转道访问新加坡，这次访问双方谈论的重点依然是建交问题，以及其中的台湾问题。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原定晚8时李光耀总理为欢迎我举行国宴，但是6时半新方送来李光耀在宴会上的讲话稿，我发现有几处中方不能接受的观点，其中主要是台湾问题。7时，中新双方派代表进行了内部磋商。我方提出新方如不愿修改讲稿，双方总理干脆都不讲话，李光耀从中新关系的大局出发，当即决定取消他的讲话中有关台湾的内容。
解说：这次会面尽管中新两国仍有自己的坚持，但都进一步了解了对方的考量，不过，从之后的历史来看，虽然在中新建交谈判过程中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都曾互相博弈，但也不可否认，新加坡对海峡两岸做出的贡献，因为就在中新建交三年后，就凭借着与海峡两岸的良好关系为两岸在相对隔绝的时期之后提供了破冰的平台，这一建筑是位于新加坡亚历山大路的海皇大厦，这座建成30多年的大楼曾经是新加坡海皇轮船公司的总部，如今已经易手，而这里正是1993年“汪辜会谈”的举办地，那时台海两岸在隔绝四十多年后决定将第一次高层人士会谈地点放在新加坡。
邱进益：因为它算是一个华人社会，就换句话说，让华人社会的新加坡能够扮演一个华人世界里头的角色，最重要的就是要凸现，两岸至今的会谈，不是两岸的事情，是在一个第三国叫做新加坡，所以换句话这是让国际间知道我们海峡两岸对等的政治实体在第三国的一个谈判。
解说：当时已任职台湾“海基会”的邱进益是台湾方面的主要召集人，在那段时期奔走于台湾和新加坡之间。
邱进益：（李光耀）先生他也很有意思，他看到我说，蛮高兴，他说这么多年来我这样仆仆风尘奔走两岸，今天你们居然可以在这里会谈，作为一个政治家我觉得他非常明确，他觉得他这个时机能够提供这个场所是新加坡的骄傲，但是你们两岸之间的事情太复杂，既然你们谈了也不要来找我，所以他是第三者。
解说：由于两岸敏感的政治关系，新加坡选择不插足其中，但这一会谈能够成功举办，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新加坡的特殊作用。1990年10月3号，中国和新加坡经过几轮的磋商之后，终于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那时的新加坡即将迎来李光耀之后的新一位总理，而中国则进入改革开放后的一段迷茫时期，新加坡就这样带着“新加坡模式”的成功光环进入中国，同样争议与摩擦也随之而来。
黄海波：李光耀曾经在访问中国之后回到新加坡，告诉国民欢迎他们到中国去看看，这样一来当他们回国之后会更加热爱新加坡，无论这是否是李光耀的确切意思，但当时的中国的确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落后，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期间，看到这个国家能在短短的十多年期间从第三世界的蕞尔小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让他很受触动，以至于比李光耀年长19岁的邓小平在听到李光耀提出的意见之后也能虚心接受，在邓小平回国之后据说他号召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到底邓小平是不是这样说过，中新两过有着巨大的国情差异，中国是否应该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又成为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中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
解说：新加坡在建国之后几十年，在李光耀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走出建国初无资源、无市场，强敌环伺的困境，人均GDP从1965年500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5万美元，创造出令全球瞩目的经济奇迹。
杨文昌：邓小平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看了新加坡我觉得到了新加坡在一些方面还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
张九桓：没有市场我就以世界市场为市场，没有资源就以世界的资源为资源，没有资金就以世界的资金为资金，没有人才就以世界的人才为人才。
解说：杨文昌先生和张九桓先生分别是中国驻新加坡第二任和第五任大使，两位大使在新加坡的亲身经历感受到两国的不同，也找到了能互相借鉴的地方，1993年，杨文昌先生赴新加坡出任大使，那时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段迷茫，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于是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热，这股热浪推升了中新两国的关系，李光耀也适时向杨文昌提出两国建立一项特殊合作的想法。
杨文昌：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已经十多年了，但过去和世界名牌企业怎么打交道这方面的经验应该说不如新加坡，说他通过我们合作中国人更多的中国人可以能够增长，如何和世界500强大企业家们打交道这样的经验，所以这就是想找一个地方来建立这么一个合作的地点，这就是议论苏州工业园的起点。
解说：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想法提出之后，杨文昌大使开始频繁奔波于中新两地，对于这一合作模式，当时两国都曾提出置疑，包括选址，合作形式，股份分配等，最终中国国务院决定同意这一项目落地，这也成为中新两国新型合作关系的一个象征。
杨文昌：在前几年里面进驻的企业数量是不理想的，但是到了2001年以后大部分国际的跨国公司已经看透，看好了这个工业园，很快就超过了三百亿美元的投资。
解说：苏州工业园的设立和发展都曾经历各种曲折，但不可否认这一项目为两国都带来了实际好处，到了2013年新加坡已超过欧盟28国对华投资总和，成为中国大陆最大投资来源国，2014年继续保持第一，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也好，在当时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性变大，社会管理矛盾逐渐凸现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于是从那时起大量的中国官方代表团开始到新加坡取经。
周少来：1990年代初期，特别是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官员陆续甚至越来越加大力度到新加坡学习。
朱成发：当然经济方面也在学，当然更着重于社会管理，如何管理一个开放流动甚至多样化阶层也在分化，这样的社会。
解说：新加坡地少人多，从建国之初新加坡领袖人就敏锐的觉察到住房问题针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
朱成发：新加坡到目前几乎85%以上的人都住的政府组屋，通过政府的力量，形成力量建大量的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然后卖给人民，用李光耀的话就是说政府建房人民居住，等于人民拥有了国家的股份，所以他会个更热爱这个国家。
陈企业（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居者有其屋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随着经济的怎长商人能够赚钱获利，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普通的老百姓他就必须随着经济增长在房屋的价格的提升里面享受好处，如果你买三万二十年以后它值到30万，所以这个财富就好了。
解说：除此之外对于新加坡的处境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一直保持这忧患意识，他们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因此需要有强大而又精英的政府团队来领导。
张九桓：在政治上他是很重视有一个很强的领导班子，一个领子核心，他很重视打造人民行动党，所以他以非常严厉的手腕纪律来约束和治理这个党。
朱成发：对中国政府来说如果能再一个一党执政或者用一党独大的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情况下它能保持政府清廉，干部队伍的清正，当然这是我们中国政府和各地官员所期待和愿意学习的地方。
解说：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后进入快车道，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二，这一庞大的市场也吸引著越来越多新加坡人的目光。徐辉来自中国香港，移居新加坡已经将近20年，在金融领域多年的打拼使他能够更敏锐的察觉到世界经济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新加坡关系的发展，2007年，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共同启动了一个“通商中国”的平台，徐辉也是这个平台中的成员。
徐辉：（通商中国）通过一些就是商务的一些演讲会，比如说讲一讲关于中国方面的商机或者是中国的情况的一些最新的动向，或者是政策或者是政治方面的一些演讲会，帮助这些成员去了解，这些学员去了解中国的商机，中国的文化。
谢秀民（新加坡集团总理）：如果你不仅要在新加坡做生意，还想去中国和香港那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有一点好处，中国的生意人会看到你和他们交流的努力。
解说：如今这个时期，“中国”是一个牵动全球经济神经的词语，这里仿佛回到了马可波罗口中“处处是黄金”的年代，但出生在新加坡的谢秀民知道要到中国掘金并非那么容易，要想和中国打交道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文化。
谢秀民：我读了《孙子兵法》里的很多策略，并不是所有都可以用在商战中，比如你背后有很多人做小动作，你就必须注意到要了解周围的环境，了解别人，知己知彼这是在做出下一步动作之前最重要的一点。
解说：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新加坡似乎也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不过两国之间不时传出的摩擦之声又让人们回到现实。中国在南海和美国重返亚太问题上与各方博弈之际，新加坡的立场让很多中国人不能接受，有人甚至称新加坡在中新关系上扮演两面派角色，
陈企业：我们也要一碗水持平，我们也要跟美国的核心利益挂钩，不然的话中国独大改天中国又回返到以前，输出革命的年代，我们得买保险，所以我们买了美国当保险，对不对，那有了美国，有了中国我们还要欧洲。
徐利平：新加坡对我们的一位大使就说了，说新加坡在安全上只能依靠美国不能依靠中国，为什么呢，我们新加坡如果有马来西亚打过来，印尼打过来了，中国会派军舰来帮我们吗。
杨文昌：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因为在新加坡当过大使，我对李光耀说我能理解你采取这样的政策。
陈企业：习主席在2013年巴厘岛APEC会议提出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影响了很多国家不要加入，新加坡是带头加入的，而且其是这些发起国的代言人，为什么，我们认为只要对亚洲好的，我们有自己的看法。
杨文昌：当然了中国人希望既然大家都是一个老祖宗，应该更亲近一些，李光耀说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的生存环境跟你们的不一样，我是一个小国，人家很容易把我们灭了，所以我必须平衡，我才能生存。
解说：中国和新加坡虽然一北一南大洋相隔，但却流着同文同族的血液，两国间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中时近时远，但绝无惊涛骇浪，尽管未来难以预料但无论是阴是晴都愿南海的缓缓洋流能带着那份末期与牵挂浪拍彼岸。
"王朝的弃民":清朝为何视南洋侨民为仇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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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第25期 - 清廷在南洋设领的第一手资料 —— 薛福成笔记笺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