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中,薛佛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可是却不为一般学者所注意。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仅仅著录Si Hoo Keh名字,而把他完全忽略了1。杨进发的“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一文,也未提及薛佛记2。1972年元旦,陈育崧在《南洋商报》发表一篇“新加坡 华文碑铭集录绪言”的长文,正式肯定了薛佛记在新华社会史上的地位。从此薛佛记的事迹,才再重显出来。本文主要是根据前人所发掘的史料,再配以各方面资 料,希望对薛佛记及其家族自开埠以来一百年期间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与发表,作一个比较具体与全面的综合报告。
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也是恒山亭的创办人
二
薛佛记,字文舟,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九月廿四日,卒于道光廿七年(1847年)丁未八月十八日。生死都在马六甲。他原籍福建,漳州, 东山人。东山清代属漳浦县,因此他的题名喜欢用“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3。根据《东山薛氏家谱》所载,他的父亲是薛中衍(1751-1804)。中衍 有三个儿子,佛记居长,次明记,三佛世早亡,女五人:长田娘,适永春李节,次和娘,适龙溪王彩凤。三世娘,适南安梁美吉。四文娘,适海澄邱双林。五瑞娘, 适海澄翁如水。佛记什么时候来到新加坡,家谱不详,但在1826年和1827年的地政局(Land Office)档案中,他是最大地主,拥有七块土地:
(一)契据第七号,12-4-1826,地主 Si Hoo Keh,签名:薛佛记;盖章:锦兴龙卍,知见:
曾青山、杨金水。
(二)契据第二七号,25-1-1827,地主:Si Hoo Keh,签名:薛佛记,盖章:锦兴龙卍。
(三)契据第二九号,25-1-1827,地主:Chek Kay,签名:薛佛记,Agent to Chek Kay。
(四)契据第三一号,25-1-1827,地主:Chek Kay,签名:薛佛记,Agent to Chek Kay。
(五)契据第三六号,25-1-1827,地主:Chin Seng,签名:薛佛记,盖章:锦兴龙卍。
(六)契据第七四号,25-1-1827,登记姓名:Ku Song Lim,Agent to 佛记。
(七)契据第七五号,25-1-1827,登记姓名:Li Chat, Executive to 佛记4。
契据第七号,地主为薛佛记,
志明日期 1826年4月12日
上文Chek Kay可能是“叔记”的音译,由于书记的误笔尚待证实。Chin Seng或者是“振成”店号,待考,Ku Song Lim是邱双林的对音,薛佛记四妹文娘的丈夫。Li Chat即李节,长妹田娘的丈夫。契据第七号署时1826年4月12日,说明了最迟从这年起,薛佛记已迁徙来新了。此时正值《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 March 1824)签订,英荷瓜分南洋群岛计划实行后的第二年。马六甲归英国版图,大量华人涌入新加坡。英人接管马六甲后,废除甲必丹制度。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华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第一任亭主是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梁美吉。
这时期的新华社会,尚是雏型。随着福建帮人口的激增,开辟坟山以办理旅新乡侨的丧葬祭奠,是迫切需要的。1828年,一个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机构诞生,这就是设于石叻路(Silat Rd)的恒山亭。
恒山亭的兴建,是新加坡华族历史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期的福建帮组织金兰庙(1830年)与庆德会(1831年),都不能望其项背。金兰庙乃一秘密会 社组织,成员限于七十四名创始人。当这些创始人老死后,此结义兄弟会也就瓦解5。庆德会的成员也仅限于创始者卅六家族及其后裔,是一个纯粹商业性质的兄弟 互济会6。基本上,这两个团体都是属于封闭性的组织。恒山亭则不同,它是为早年旅新漳泉人士而设的公塚,其服务对象,是整体的漳泉乡侨7。比较严肃的邦人 集会和议事,都在这个场所举行。所以,它又可说是当年福建帮的总机构。根据恒山亭道光十年碑(1830年),这个总机构有一个十人领导层,包括五位大董 事,五位总理,其名次的排列如下:
(四)陈 送 (九)张 续
(二)高福元 (七)王猜老
大董事 (一)薛佛记 总理 (六)高修词
(三)瑞茂号 (八)周正春
(五)振源号 (十)陈 篆
这十人当中,薛佛记是最高领袖,捐金七百六十四元二角。号称第一号华人头子的陈送,一些记载和传说,把他描绘成喑噁叱咤的人物,统 御新加坡所有的私会党。但不管他在黑帮里的地位如何,在整个福建帮的社群里,他只好屈居在薛佛记之下。其他各人(薛佛记除外),在后期创建天福宫时,不是 没没无名,便是退居到不重要的地位如周正春、张续等8。这里,我们看出了十九世纪新华社会领导层变迁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蔡沧郎在恒山亭的碑文上,“捐 金四百大元”,沧郎是马六甲的移民,他的父亲甲必丹蔡士章是十九世纪初期呷华社会的杰出领袖9。以他先天的条件(父辈荫被),加上他个人的活动力与殖民地 政府的密切关系10,他是最有资格与佛记争一日之长短的,可是却名不入十人领导层,这是值得学者探讨的问题。马六甲青云亭亭主是推选出来的。恒山亭的十人 领导层是怎样产生的?尚待研究。不过,从碑文分析:龚光传(1850年天福宫大董事之一)捐金二佰大元,蔡延龄(蔡士章孙子)捐金壹佰贰拾元,徐钦源(庆 德会创始人之一)捐金壹佰大元,他们所捐款项,都远较高修词的廿四元,王猜老、周正春、张续、陈篆的八十元为多,然而龚蔡徐诸人都不是领导层人物,由此可 以断定恒山亭领导层的产生并非以个人所捐款项多寡来鉴定。他们也很可能是被推举出来的。当时福建帮的人数财势都在其余各帮之上,因此这十人领导层亦可视为 十九世纪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的领导人物,佛记与其三妹婿梁美吉同时执新华、呷华两地领导层之牛耳,足见薛氏家族在新马的声势,也说明了十九世纪上半段新华 领袖的取得,与呷华领导层的紧密连系不无关系。
三
薛佛记大约在1843年回到马六甲11,荣任“青云亭亭主”要职,专心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他在新加坡的任务,已由继起的陈笃生取代了12。1846 年,恒山亭重辟新塚,仍用其名刻石13。1850年,天福宫落成立碑的时候,佛记已于1847年在马六甲逝世了14。他捐金二千四百元,仅次于陈笃生的三 千零七十四元七角六分15。可见佛记虽然离新,垂暮之年,对坡人福利事业,犹耿耿于怀。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
佛记生有六男九女16。他的家族,对华人和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极值得重视。1879年,佛记四子茂元(亦作源)任恒山亭大董事,捐金八百元,率众重修 17。1879年亦即茂元辞世之年,相信他之继承父志办理恒山亭,应该上推若干年。我们假设自佛记离新后他就在某种形式上接管了恒山亭,那么,新华领导层 世袭的传统风气,茂元实为开此风气的第一人。1887年,崇文阁与萃英书院扩建18。主其事者陈明水(字宪章)乃佛记女婿,明水同时也是青云亭第四任亭 主。佛记次子荣樾,是第一位长年往还新加坡,厦门经商的英籍华人,1884年死于厦门,荣樾三子有福,“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上海应出洋留学考 试,名列优等,赏官费留美,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光绪七年(1881年)奉调回华,入福州船政衙门学习水师。八年派赴扬武轮船学习,十年七月初三日傍 午为法人寇福垣马江,见危授命,尽忠殉难,没于王事,仅廿三岁”19。长子有礼是新加坡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的创办人,1881年发刊。有礼卒于 1906年,传子兆熊,秉承父老,继办《叻报》,至1932年停刊,足足维持半个世纪以上的悠长岁月。《叻报》对新加坡文化的贡献,不可抹煞。值得一提的 是,有礼曾于1892年被舆论界推举为市议员,可是他却不予接受。他的岳父谢安祥,也是新加坡一位著名的侨领。荣樾次子有文,汇丰银行买办。有文长子中 华,热心社会事业,曾受封太平局绅。历任市政局局长(1919年),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等职。为求明了,兹就就上文所述,制一简表,以供参考 (见附表)。
四
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一文中曾说过:“他们(指马六甲华族移民集团)在新加坡和马六甲都有稳固的事业根基,但晚年都退回马六甲老家 享清福。在初期,新加坡只是分枝,到十九世纪后期,根枝的地位才调换。他们的后代才将根从马六甲移殖到新加坡来”20。薛氏族人的移民情况,很切合这理 论。佛记晚年迁居马六甲,是最好写照。即使在荣樾,茂元这一世代,薛氏家族在观念上仍是“非定居”的。荣樾卒于厦门(1884年),茂元死后归葬马六甲 (1879年),说明了他们还没有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事实。不过,历史局势的发展,使得薛氏家族在荣樾这一世代,思想上受了很大的激荡。这一时期,在中国 历史上,正值洋务运动高峰,中国社会掀起了一些新的变化,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1877年,中国设立驻新领事,对海外华侨特别关照。这一历史事实,吸 引了千百万海外侨民内向之心。在大时代的洗礼下,几个世代以来几乎与中国断绝关系的薛氏家族,忽然又在荣樾这一世代,扣上环琐,荣樾长期在厦门经商,他的 三子有福回国服务清朝海军,说明了这时期的薛氏家族,与中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认同。即使是荣樾长子有礼的创办《叻报》,也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一种反映。然 而,在与中国认同的同时,又促长了本地意识的萌芽,《叻报》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全体新华社会的利益,正好说明了这点21。有礼卒于新加坡,证明了薛氏家族 在有礼这一世代已自然而然地定居下来了。廿世纪初期荣樾孙子薛中华在新加坡的公益活动,就是在这定居的基础上展开的。
五
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他的家族,不愧为新马两地的豪门。自开埠以来,直到本世纪廿年代,一百多年来,薛氏家族对新华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值得歌颂的。
摘自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第1版),
页103-113
附表: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
1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 25.2 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31-47。
3 新加坡恒山亭道光八年“福弥春秋”匾及马六甲青云亭道光廿五年“敬修青云亭序”等。
4 新加坡地政局档案,今抄自“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4年),页7。
5 林孝胜,“金兰庙的沧桑”,《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页67-79。
6 吴华,“不被注意的庆德会”,《石叻古迹》,页60-61。
7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石叻古迹》,页42。
8 “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9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新加坡:国家语文局,1965年),页3。
10 同上书,页4。
11薛佛记回到马六甲后,即将其外祖父邱兴隆配享于青云亭。从《邱兴隆配享木牌文》可知邱兴隆的家世,来自"榕城新安",到马六甲经商,可惜没有子孙,只有三个女儿。第三女儿邱养娘为薛佛记母亲。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作为邱兴隆的外孙,薛佛记如把外祖父母与薛氏祖先一同祭祀,可能与礼不合。为了将来祭祀不断,薛佛记与青云亭耆老商议,配入青云亭内祭祀。当然,薛佛记付出一千文的呷钱给青云亭,以利息作为祭祀之需,让邱兴隆的几十代代不断。薛佛记这件事把自己树立成一个孝顺的晚辈,在道义上取得正面的形象。--参阅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年),页244。
12 林孝胜,“石叻古迹导言”,《石叻古迹》,页12。
13 “恒山亭重开新塚布告事碑”(1846年)
14 《东山薛氏家谱》。
15 “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16 《东山薛氏家谱》。
17 “重修恒山亭碑记”(1879年)
18 柯木林,“崇文阁与萃英书院”,见本书页226-229。
19 《东山薛氏家谱》。
20 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第1版),页6。
21 柯木林,“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见本书页81-90。
《联合早报》 - 庄钦永 - 《东山薛氏家谱》校补 (1988年5月8日)
海峡时报庄永康先生曾撰文介绍《东山薛氏家谱》。由于我这几年来对薛氏家族历史甚有兴趣,收集不少有关薛家轶事史料,今抽出一些有关《家谱》的史料,略作补注。至于有关薛家历史,希望来日再作专文。
《东山薛氏家谱》为十九世纪新呷著名华人领袖薛佛记、薛茂源等人之家谱。薛佛记曾为马六甲青云亭亭主、新加坡恒山大董事等要职。笔者所见之《家谱》为铅印本,它当在1920年之前印就,因为薛中贵死于1922年,而家谱未有所载。
校补记
十六世中衍谥朴直。明绰公之次子。生于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十戌时,卒于嘉庆九年正月十九日戌时。葬在嘛六呷三宝井山,坐庚向甲,兼酉卯用庚申庚寅分金。娶邱氏名香官,是兵兴祖之四女……
按《家谱》所载,有两点与薛佛记五十岁时(1843年)所撰《兴隆邱公木牌记》有些出入。第一《木牌》文云:“公……讳兴隆”,而《家谱》只言邱兴,当为漏一“隆”字。第二,《家谱》云薛中衍之妻为邱香,为邱兴(隆)之四女,而《木牌》文则云其为三女,名非为香,而为养娘。笔者以《家谱》编纂年代甚迟,错误难免,故当以佛记所言为是。
第十七世仁佛记,字文舟,中衍公之长子。生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九月廿四日亥时,卒于道光廿七年丁未八月十八日丑时。
按《家谱》云佛记死于道光廿七年八月十八日(1847年9月26日),而陈铁凡、傅吾康所编之《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卷一第425页所收薛佛记神主则云:“卒于道光丁未年七月十八日丑时”。两者相差一个月。道光丁未年九月十八日即阳历1847年10月26日。细查《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发现1847年9月30日有一则新闻报道,通知读者新呷闻人薛佛记已离世。因此,《萃编》所录佛记死于九月十八日当为误读所致。假若1847年10月26日之前,佛记尚在人间,《新加坡自由西报》不可能报道他已离世。
生子六。长荣茂(螟蛉子)。次荣樾(螟蛉子)。三名神庇(庶出。殇。传与明记为子)。四茂源(陈氏出)。五坤元(花氏庶出)。六德元(陈氏出)。
按薛茂源,碑铭又有书为茂元,娶陈笃生之侄女荫娘(陈有郎之三女)为妻。陈荫娘生于道光十五年己未年九月廿一日(1835年11月11日),卒于光绪十八年壬申年五月十七日(1892年6月11日),享年五十八岁。
(佛记)生九女。
长名喜娘,适海澄县下杨海沧陈双林官。次名爱娘。三名英娘。四名京娘。五名水娘。六名添弟。七名招弟。八名庚娘。九名恩娘。
按佛记之六女添弟死于光绪丙午年八月廿日(1906年10月7日)。笔者在马六甲三宝山发现其墓。墓碑文字如下:
皇 光绪丙午年八月二十日仙逝
显妣讳添弟周门薛氏之墓
清 孝孙宝荣立石
据墓碑可知添弟嫁与周氏为妻。又根据薛佛记墓碑文字,添弟,招弟当为添娘、招娘,此当为两人之别名,两女名字之取,充分表现出薛佛记望生贵子之心切。又据佛记墓碑与家谱,佛记当有十二女,除《家谱》所列九女外,尚有金娘、温娘与乙娘。
又长女喜娘名字,不见出现于佛记墓碑,可知她在1847年之前(佛记逝世)便已离世了。
考讳有福,乃荣樾第三子,系王氏所出。生于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十五日亥时。自八岁习中华书。于同治十三年三月在江苏上海县应出洋肄业总局考试,名列优等,赏给官学生衔,取录候派出洋。于七月随同之批委员邝其照,驰往美国。九月抵美。奉派在士布令非炉地方学习语言文字。光绪元年,调往厚若地方实学院,肄业三年。七月,升起该处中书院。六年四月,考进波时顿大书院。
按薛有福为清朝中国第三批幼童赴美官费留学生之一。于1874年到美国的士布令非炉(Springfield),后来考进著名波时顿大书院(Boston University)(见竺柏松辑,温秉忠编《最先留美同学录》,见《近代史资料》总46号,页16,又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页238)。
薛有福于1881年被召回国。在美国曾发现他分别于1881年9月1日(写于旧金山)与1882年1月10日(写于厦门)写给美国女同学的信。写于厦门的那封信中说:“九月六日下午,我们乘北京城号启碇回中国。……同船旅客很多,也有很多传教士。他们都去过中国,故我很乐于与他们交谈。……我常常独自看海。那海鸥或前或后,争啄船上抛下的残食。我常想:它们长飞竟日不息,入夜必然栖息在海上了。……此间天气不冷,正如美国八九月季节。现在你们那里一定冰雪交加,而此处正是春暖花开时候。我真希望你能来此,共赏快乐的季节。……我也盼望我能再溜冰,即使几小时也满足了。……”这信充分表现出一个热情青少年,一个已经打破当时封建传统——“男女七岁不同席”等教条——的思想开放青年。
皇清显考谥焕章薛公神主
朝禄 金莲 绣莲
男中华中 女 祀
国贵 水莲 清莲
按根据《叻报》 1922年5月4日所载,薛中贵死于1922年。
《联合早报》 - 薛中华后人“挖出”家族史 (2014-06-01)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40601-349555
受陆路交通管理局道路工程影响,本地早期华人领袖薛中华和家族成员位于武吉布朗坟场的13座墓必须起坟迁移。薛家后人在今年4月16日一口气为12座墓的20位先人起坟,还费尽心思确保这些先人的骨灰迁到万里骨灰塔时,能依旧排列在一起。
薛中华后人起坟的故事,曲折跌宕,还有出其不意的小插曲,例如薛中华的曾外孙女颜素莲(40多岁),去年4月挺身而出时,原本只想“认领”祖父颜克敬和薛中华大女儿薛彩玉的墓,最后却把“蕃薯藤”上众多葬在“中华山”的远亲一并认领了。
薛中华弟弟薛中禄的外曾孙柯文忠(43岁)原本只想查看柯家先人的墓是否受影响,却意外发现受影响的其实是外曾祖父薛中禄和一大批薛家亲戚。
柯文忠对自己这部分的家族史一无所知,但仍决定认领受影响坟墓,不过他出面时却意外地发现,外曾祖父薛中禄和另外三座属于薛家的墓,早在一年前被一位热心的薛姓宗亲认领了!
这位薛姓宗亲与薛家毫无血缘关系,只是祖上租过薛中华的房子,受过薛家恩惠,为此对薛家心存感激。他见薛中华等人的墓迟迟无人认领,一时心急,便于2012年挺身而出,为其中四座墓办理认领手续,还掏腰包选了骨灰龛位。
他后来从报章上知道前社会主义阵线领袖林福寿医生的夫人陈宗孟,原来就是薛中华外孙女后,曾写信知会对方。陈宗孟收信后曾回函表达谢意。她当时刚失去夫婿,加上年事已高,无法亲自处理此事。
薛家后人迟迟未出面认领先人的墓,主要是因为很多后人已不清楚家族历史,不知道先人坟墓的位置,更不知坟墓受道路工程影响须迁移。
他们最后能联手安置必须迁离武吉布朗的众多老祖宗,还得感谢热心查找后人下落,奔波牵线的武吉布朗志工辜燕云。
辜燕云是舞台技术统筹,工作之余是文史爱好者,对薛家历史做过研究。当她看到薛家迟迟无人认领受影响的墓群,便主动翻查旧档案,并在去年1月找到颜绍海 (颜素莲已故父亲)的这条线索,还通过颜家的友人陈仲熙,联络上颜素莲的母亲。颜母后来交代女儿出面处理祖宗起坟事宜。
颜素莲总算赶在去年4月14日,即陆交局最后期限当天认领了薛家所有相关坟墓。她过后还和辜燕云合作设立一个不对外开放的面簿网页,专门联系与薛家有关系的后人。
2013年8月17日,辜燕云为20名薛家后人组织了一次武吉布朗游,带领他们参观“中华山”的先人墓群,向他们讲解家族史。许多原本不相识的后人,在那一次踏青活动上首次见面。
合共认领八个合葬墓四个单人墓
颜素莲出面认领先人的墓时,其中四个合葬墓已被上述薛姓宗亲办好“认领”手续,但尚未起坟。这四个合葬墓是:薛中华和妻子邱仁贞(邱杏娘)、薛立朝(薛 中朝)和妻子陈仁惠、薛中禄和妻子杨仁卿,以及薛中华的儿子薛丕顺(又名薛梦龙)及妻子孙绣绣(孙莺娘)。薛中朝和薛中禄是薛中华的弟弟。
颜 素莲认领祖先坟墓时,原本只想认领祖父颜克敬和大祖母薛彩玉的墓,但辜燕云说服她认领所有与薛家有关系的受影响坟墓,包括薛中禄的岳父岳母杨炳煌和黃明 娘,薛梦龙的岳父岳母孙仲玉和陈碹娘,孙仲玉的两名母亲谢赛英和朱成记,薛中华的叔叔薜有元和妻子林宝娘,薛中华祖父薛荣樾的弟弟薛茂源的孙女薛恕娘,以 及尚未厘清关系的薛忠安。
除了上述八个合葬墓和四个单人墓外,还有一个受影响的妯娌合葬墓在较早时被薛有文后人认领。那是薛有文之妻杨淑仪与薛有礼之妻谢紫薇的合葬墓。
此墓在今年3月12日起坟后,骨灰被安置在寺庙里。谢紫薇是闽商谢安祥(本地安祥路即以他命名)之女。
另一方面,柯文忠的姑姑柯金玉要他查明曾祖父母的墓是否受道路工程影响,于是向陆交局查询。
他的小叔柯金发知道后,建议他邀请舅公薛丕恩同行,因为柯文忠的外曾祖父薛中禄也葬在武吉布朗,可顺便了解是否受影响。
柯金玉的母亲,即柯文忠的祖母薛彩蓉是薛中禄的女儿,柯文忠虽不曾到过薛中禄的墓,却毕竟是薛家后人。
陆交局负责人先帮他们查找柯家先人的墓,再帮他们找薛家祖先的墓,结果柯家先人不受影响,倒是薛中禄和妻子杨仁卿必须起坟。当他们准备认领时,对方才想起已经有人出面认领了。
经负责人“牵线”,柯文忠联络上颜素莲,并决定协助颜素莲处理祖宗起坟与迁移事宜。他们也与认领四座墓的薛先生取得联系,同心协力办理此事。
祖先骨灰安置同处
颜素莲、柯金玉、柯文忠等后人认为祖宗的墓群原本在一起,迁移时最好也能安置在一处,方便后人祭拜和认识家族史,但要同时买下多个龛位还真不容易!
起坟工作一直延至今年4月16日,最主要原因是等候选龛位。
辜燕云说,当环境局通知她们万里骨灰塔有新的龛位可供预定时,她和颜素莲立刻前往选位子,一口气选了九个双人龛和两个单人龛。他们决定把颜克敬和薛彩玉这对夫妻安置在双人龛。
每选一个龛位要额外付250元,薛中华、薛中禄后人决定一起凑钱支付这笔费用。
起坟当天,近20名后人到场观礼。颜素莲说,薛中华的柚木棺材特别厚,而不同的墓有不同的陪葬品,例如发簪、口红、金牙、手环、小土锅和各种炊具等,陪葬品都被放回主人的骨灰瓮内。
薛中华墓碑获国家文物局保存
国家文物局目前决定保存薛中华的墓碑,但薛中华、薛中禄后人希望当局也能考虑保存其他重要成员的墓碑。
柯文忠说,这次迁移祖先骨灰,让他重新认识家族史。他过去对薛中华、薛中禄等人的历史一无所知,只听过祖母说他们家世显赫。
薛家在开埠史上地位显赫
生前担任过中华总商会会长,领导过福建会馆与天福宫的薛中华,来自马六甲一个土生华人望族。曾祖父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薛中华的祖父是薛荣樾,父亲是薛有文。
薛有文是汇丰银行买办,哥哥是创办《叻报》的薛有礼,还有另一名在中法马江战役殉难的弟弟薛有福。薛家在新加坡开埠史上,可说占了重要一席。
薛中华是这个显赫家族中出色的一员,他幼年在新加坡圣约瑟书院读书,1901年受雇于汇丰银行,后被擢升为买办。他在1912年便活跃于刚创立不久的中 华总商会,1919年当选会长,前后担任过两届会长。他也曾被委为市议员、太平局绅等。在1915年至1929年之间,他是福建会馆与天福宫的主要领导 者。他还在1917年接过伯父薛有礼创办的《叻报》。
薛中华的夫人邱杏娘是邱笃信(邱正忠)的三女儿,即邱菽园的妹妹。长子薛梦龙娶了大英银行(P&O Banking)买办孙忠玉之女孙绣绣(孙莺娘),幼子薛梦熊则与林义顺之女林琼玉结婚。另两名未成年就去世的儿子梦麒和梦麟。
薛中华长女彩玉嫁给来自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的颜克敬,但生育后不久就去世,颜克敬于是娶了薛中华次女彩云为妻。颜素莲就是颜克敬和薛彩云的孙女。颜克敬家族从事燕窝生意。
联姻关系反映
名门讲求门当户对
至于薛中华幼女薛彩凤,年轻时到英国念法律,是新马史上第一位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并成为英国律师公会会员的女性。
不过,她在英国认识了念工程的河南青年陈序,两人结婚后返回南京。学妹张舜琴(张永福之女)回到新加坡,成了进入海峡殖民地律师公会的第一位女性。
曾担任中国铁道局总监的陈序,是民国时期山东省主席、国民军上将陈调元的次子。陈序与薛彩凤所生的女儿陈宗孟,是林福寿医生的夫人。
薛中华家族与林义顺、邱菽园、谢安祥、孙忠玉等家族都有联姻关系,可见本地早期的名门望族非常讲究门当户对。
郑来发:《新马薛佛记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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