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研究任何学科都必须有一套研究方法。研究历史也是一样，许多历史学者喜欢提出历史的分期问题，为的是方便研究，若不如此，就会有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
新华历史虽然不如中国历史那样的波澜壮阔，要把它分作几个阶段来研究，也并不是不可以。不过，依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要研究象新华社会这样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先从研究历史人物着手，是一种比较可行而且有效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研究新华历史人物的重要性
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是东西方交通的汇合点，用晚清官员所写的海外笔记的术语来说，就是“南洋第一埠头”。许多晚清达官显要、著名人物，都到过这里。这 些历史人物，对早年新华社会产生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量。他们是推动十九世纪新华历史发展的能动力与创造力。研究这些人物的历史及其接触面，可以清楚地 看出早期新华社会的历史轮廓。这是一项从点到面的研究方法，值得提倡。这里以两个新华历史人物的研究为例来支持此论点。
三、两个新华历史人物
凡是研究新华历史的学者，都会同意这样的论说，那就是：“十九世纪初期的新华社会是和马六甲社会分不开的。”我再从一个很表面，很肤浅，很直觉的印象 来证明这点。去马六甲旅行的人，一定会到宝山亭（即三宝井所在处）。宝山亭的建筑格式与其周围环境，与新加坡石叻路（Silat Road）的恒山亭一模一样；还有，新加坡的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可说是马六甲甲板街（Jalan Tukang Besi 英译为 Blacksmith Street）的翻版。沿甲板街的主要三个建筑物为青云亭、印度庙、三多庙（客属大伯公庙），与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印度庙、海唇福德祠，有异曲同工之 妙，这正说明了早年的新华社会与呷华社会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
再从历史记载上看。新加坡漳泉商人集团的真正领袖，也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这个人就是薛佛记（1793-1847），马六甲移民。开埠初期，新 华社会的领导机构是恒山亭，薛佛记是恒山亭大董事1，执新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同一时期，呷华社会的领导机构是青云亭。青云亭第一任亭主梁美吉是薛佛记的 妹婿2。薛氏家族不愧是新呷两地的豪门。一百年来，这个家族对新华社会的发展与贡献，值得重视。1879年恒山亭重修，主其事者乃薛佛记四子茂元（一作 源）。1887年，薛佛记女婿陈明水（字宪章）扩建崇文阁与萃英书院。陈明水同时也是青云亭第四任亭主。薛佛记次子荣樾，经商于新、厦间。荣樾长子薛有 礼，是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的创办人。《叻报》于1881年发刊。薛有礼之子兆熊秉承父志，继续经营，至1932年停刊，足足维持了半个世纪。薛 有礼的岳父谢安祥，也是新加坡一位著名的侨领。荣樾次子有文是汇丰银行买办。薛有文长子中华热心社会事业，曾受封太平局绅，历任市政局局长（1919 年），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等职。3
从薛佛记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可扩大旁及十九世纪初期新华社会领导层更替的现象及领导层间的姻亲关系等课题。根据碑文资料，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新华社 会的领导机构已由恒山亭移到天福宫，而薛佛记在新华社会的领导地位，也由继起的陈笃生所取代4。那么，薛佛记去了那里？原来他大约在1839年时迁回了马 六甲，并荣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5。从这点上看，我们又可把薛佛记研究扩大去研究呷华社会结构等问题，再从这里起步，印证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新华社会，实为呷 华社会的翻版，两地往往拥有共同的一批侨领。
另一位亦可作为例子的历史人物是左秉隆（1850-1924），晚清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专业外交官。左秉隆是同文馆（晚清培育翻译人才之所）的高材生，曾随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出使伦敦，英文程度极佳6。当年海峡侨生俱乐部（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开幕的时候，左秉隆即以英语发表演说7。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有两个时期，前后共十三年。前期自1881年至1891年，连任十年之久，始调任香港。1907年再度南来任新加坡及海门（海峡殖民地）等处总领事，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辞官后，仍留寓新加坡。
左秉隆对新华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他把这块南蛮之地的化外移民“再华化”（re-sinolisation）8。他在任内，设立了会贤社，以受华文教 育的侨民为对象，每月出课题一次，亲自评改课艺，且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以勖士子。此外，他又亲任主席，主催英语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专为受英文教育的侨生而设，每两星期在领事馆集会一次，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 公开辩论9。左秉隆是在1881年9月25日莅新上任的。四个月后，即1881年12月10日，全东南亚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在新加坡创刊10。《叻 报》对新加坡文化的贡献不可抹煞11，我们有理由相信，《叻报》的成功创办，必有赖于左秉隆的推动。
左秉隆加强并加速了新华社会内向之心。早年新华社会弥漫着亲中国的热潮，左秉隆是主要擘划者，史学家陈育崧曾将左秉隆领新惠政比喻为“韩 (愈) 之于潮，苏 (轼) 之于琼，朱 (熹) 之于漳”，是一点也不过份的。12
研究左秉隆一定要涉及晚清的“护侨政策”。因为新加坡是清政府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左秉隆是第一个由北京直接派驻海外的，具有外交专门学识的 官员13。研究左秉隆，也一定会涉及中国及英殖民地政府竞相争夺海外华人领导权的史实。因为与中国设领事的同一年（1877年），殖民地政府也在新加坡设 置华民护卫司（British Chinese Protectorate），两者都以治理华人为首要任务14。为了不让中国领事彻底地控制新华社会，殖民地政府实行了分化新华社会的政策，设立女皇奖学 金（Queen’s Scholarships，1887年）、培养亲英分子。这种“离心运动”与左秉隆所倡导的“内向之心”，形成了两股外向的政治支流，加深了新华社会分裂 的鸿沟15。我们不难看到，当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之际，那些受英文教育的侨生，竟然要组织“义勇军”到中国与八国联军会合，攻打义和团16，这 与二次大战期间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抗日援华运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17，不过，当1941年日本南侵后这两股外 向的政治支流，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汇合成一股反侵略的历史主流18。像这些课题，都是从研究左秉隆再扩大出来的。
四、结语
人物研究是新华历史研究重要的一环。我们不能把历史人物从个别的历史现象中孤立起来，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彼此关联，互相制约的。因此研究历史人物，必须注意其全面性及整体性。
从新华历史人物研究中，使我们看到了先辈们的光辉榜样，足为今后楷模。我谨此呼吁历史学者多从事新华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对新华社会有举足轻重 影响的人物，如胡亚基、陈笃生、陈金声、林秉祥、李光前等，都是很好的研究课题。只有全面地、系统地研究新华历史人物，才能更有效地重建新华历史，也才能 把新华历史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层面。
摘自《亚洲文化》(第10期),(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87年10月)，页17-20
1 见恒山亭道光十年碑（1830年）
2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13。
3 柯木林“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见本书页65-73。
4 见“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5 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4年），页8。
6 柯木林“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见本书页74-80。
7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p. 226-227.
8 同注6。
9 同上注。
10 王慷鼎“叻报创刊日期正式确定”，《星洲日报》，24-5-1982。
11 柯木林“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见本书页81-90。
12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页1-9。
13 林远辉“清代在世界各地设置领事问题初探”，《华侨史论文集（第三集）》，（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年），页71。
14 林孝胜“清朝驻新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1877-1894）”，《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11-29。
15 同注6。
16 同注7，页320-321。
17 杨进发《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年10月），页120。
18 同注5。
《联合早报》- 林推迁与林厝港无关 (2022-02-10)
林厝港与“钨矿大王”林推迁无关，纪念林推迁另有推迁路和推迁公园。
我国推出“30·30”愿景，确保在2030年能满足30％国人农产品的需求，我国仅存的最大传统“农业区”林厝港就不断被提起。
大家已知道林厝港村和附近地区的发展要归功于梁宙（或梁后宙），目前那里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梁宙路、梁宙巷和梁宙弯等以纪念他。从林厝港这地名，可以推断殖民地时代，那里是种植甘蜜和胡椒的地方，港主应该姓林。
坊间很多资料说，林厝港的港主是当时的商人慈善家林推迁，但是为什么纪念他的推迁路（Chwee Chiang Road）和公园却在老远的巴西班让呢？
家贫年少时远赴南洋
林推迁是福建海澄县人，在殖民地时代算是大人物，但不知道为什么没留下完整的记录。就连最“权威”的宋旺相编写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也只提到他是中华商会的重要人物，以及他在一次慈善会里喊标两句话而已。所以只能从零碎的报章报道、口述历史和一些刊物的零星记录里，认识这个风云人物。
1923年2月13日，《海峡时报》在林推迁于安祥山的居家逝世的翌日，登载一篇关他生平的简文，可以从这里探索他的生平事迹。根据档案局的资料，林推迁生于1864年（也有学者推论是1868年），因家贫所以年少时远赴南洋，在新加坡当“舟子”操舟，应该是驾驶货运船只、领港和船上杂工“一脚踢”的活儿。他勤俭聪明好学，学会马来话和英语。39岁时（1903年）创立自己的丰瑞盛船运公司，拥有多艘轮船，业务主要在马来半岛东部和新加坡海域，因此也熟悉那里的民情。
义兴公司“红棍”
林推迁长袖善舞，与林文庆等合作经营火锯厂，也投资树胶种植等。1910年后他开始在登嘉楼采黑钨矿。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炮弹需要的钨需求大增，他的采矿事业快速发展，成为英国殖民政府的唯一钨矿供应商，被冠为“钨矿大王”。后来他也涉足银行业（和丰银行），槟城的报业等，是当时很有财力和势力的华商领袖之一。
林推迁是本地洪门会义兴公司的“红棍”，是最高首领，所以他常为华社排解各种纠纷。由于他审事公正，仗义疏财，所以很得到各帮会的尊重，大家都昵称他为“大哥”。据说，有一次有两帮人马因为利益关系要演武行，林推迁因为要看戏没空，叫部下拿了他的拐杖去调停，大家一看到“大哥”的拐杖，立刻安静，解决纠纷。
林推迁非常念旧，每年春节都广发岁金救济朋友。他也是中华总商会发起人之一，被选为怡和轩第一届总理，任该职直到他逝世为止。据说，他每年过年都请人在怡和轩演戏到元宵让公众观赏，把大街塞得水泄不通。
推迁路和推迁公园
林推迁非常关心社会，他热心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也拥护共和，得到北洋政府颁发的“嘉禾”三等勋章。在教育方面更是大力捐款，当仁不让，已知他当董事或赞助人的就有：道南学校、中华女校、爱同学校、南洋女校、华侨中学；还有几所登嘉楼的华校等。除了是同济医院主席，林氏九龙堂总理事，他也捐款给善济医院和社会上的许多团体和基金。1912年他被委任为保良局委员，并于1918年被颁于太平局绅的头衔。
由于他对社会的贡献，殖民政府把在巴西班让的一条长路及路端的一个小公园，命名推迁（Chwee Chian）以纪念他。
林推迁不是林厝港港主
就如其他商人企业家一样，林推迁也涉足房地产。不久前，何乃强医生挖出养正学校的操场，就是从林推迁手中买过来的。林推迁应该还有很多其他产业在新加坡，不过资料散落，不容易收集，但是他肯定不是林厝港的港主。
国家档案局1855年有关本地甘蜜和胡椒种植园的地图，清楚标出林厝港这个地方。《新加坡自由报》在1850年也报道林厝港发生火灾。所以，早在林推迁出生前18年，就有林姓园主在那里经营甘蜜园。再说在1880年代后期，甘蜜胡椒种植在新加坡已经开始没落，园主都纷纷到柔佛发展，所以正值壮年的林推迁不可能去投资一片荒地。
200多年来，曾几何时，克兰芝河边的林厝港，从一片荒地变成经济作物的甘蜜和胡椒种植地，被利用后再成荒地被废弃，由开荒家梁宙把它发展成我国的大农村，又要让位给城市发展。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世事变幻难料，今天又有新的发展总蓝图，要把它再发展成支撑“30·30”可续粮食供应地的未来。
《联合早报》- 去年在杜佛森林中发掘 文物局展示本地潮商沈联芳产业界碑 (2022-02-24)
上世纪初，本地华社领袖、潮州商人沈联芳曾在乌鲁班丹一带购入土地。国家文物局去年在杜佛森林偶然寻获用来标记这一土地界限的界碑，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沈联芳的历史研究。
去年10月，文物局在乌鲁班丹西区的杜佛森林挖掘用来标记“丰兴山”界线的石碑。“丰兴山”是19世纪巴西班让一带的旧称，也曾是本地华社先驱陈金声的产业。在挖掘的过程中，研究员无意中发现了一块埋在地底并刻着“德记界”字样的花岗石界碑。界碑重达26公斤，约82公分长、17公分宽、14公分厚。
文物保管中心的修复员首先清除界碑上的泥土，再修复表面仅存的红漆。经过约两个月的研究，团队证实沈联芳曾用这块石碑来标记他位于乌鲁班丹的土地界限。
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潮安县的沈联芳（1856年－1921年）十几岁时来到新加坡，过后创办公司“德记号”，经营胡椒、甘蜜和橡胶等生意，成为本地20世纪初的著名商人和社区领袖。
沈联芳与长子沈文光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他不仅和张永福、陈楚楠等人合办《中兴日报》宣扬革命，还是端蒙学堂和四海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1910年，沈联芳购买乌鲁班丹这片1.75公顷的土地，主要用于种植橡胶，后在1921年将地售出。根据仍在进行的研究，他的产业可从如今的杜佛森林延伸至双溪乌鲁班丹水道北岸。
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研究与评估高级经理林温齐昨天受访时透露，研究界碑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石碑碑面刻有的“德记界”字样，确定它与沈联芳之间的关系。
“20世纪的华社群体主要以方言沟通，但我对方言不熟悉，须花更长时间找出一些人名和词汇的方言发音。我们联想到德记的福建话发音是‘Teck Kee’，才查到杨厝港连路附近的惹兰德记是以沈联芳的公司‘德记号’命名，初步推测出这可能是他使用的界碑。”
另外，研究员也发现沈联芳曾用过四个名字。他的本名是沈克俊，但“沈联芳”却是华文文献中更常见的名字。在英文文献中，则更常出现“沈俊记”（Sim Choon Kee）与“沈德记”（Sim Teck Kee）。这无疑增加了研究难度，所幸研究员找到1921年刊登于英文报章的讣告，终于确定这四个名字其实同属一人。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政策与社区）陈子宇说：“这块界碑极具历史意义，因为它已被并入国家文物收藏，也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与沈联芳相关的文物……我们希望借此联系上他的后人，了解这名华社先驱更多的生平事迹。”
这块界碑已在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第四展厅展出。晚晴园馆长林国耀指出，展厅主要介绍像沈联芳一样，对本地华社作出重要贡献的华人领袖与商人，希望访客参观后能学到更多关于他们的生平与贡献。
公众可从即日起到晚晴园参观“德记界”界碑，园方也计划与文物局合作主办一系列相关讲座。
《新明日报》- 杜佛森林研究员挖出 标记沈联芳地皮百年石碑 (2022-02-23)
吴世奇
https://mp.weixin.qq.com/s/OS_9zk5m0br-4kI-iVF2RQ
《联合早报》- 幼吾：文德路·黄文德·峇峇屋 (2023-11-20)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olumns/story20231120-1451051
写过企业家林秉祥，今天要写他的舅父，也是岳父的黄文德（Wee Boon Teck 1850－1888）。
长度约0.3公里的马里士他路有一条支路叫文德路，是殖民地政府以商人黄文德命名。他是20世纪马吉街经营进口贸易及船务的黄敏公司丰源号主人黄敏的独生子，父殁后承继父业，与姐夫林和坂协力把父亲所创的船务公司，一起将公司业务巩固发展壮大起来。
黄文德英年早逝，只活了38年就撒手尘寰，所以生平事迹不多。在他短暂的生命，他曾致力于社会福利，卫生保健工作，做出不少贡献。他担任过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现在的董事局董事），受委为保良局的委员。他遗赠4000叻元给陈笃生医院。院方亦以他的名字为一座新病房命名。另外五座是以捐款人金融家、慈善家陆佑的名字命名。40多年前，我曾在这医院病房服务过，病房现已全部拆除。
黄文德遗下妻子和儿子黄尚达（Wee Siang Tat）以及两个女儿黄月金娘和月珠娘。月金嫁给银行家李浚源，育有两子两女，可惜命薄早逝，后来丈夫续弦，娶陈恭锡的女儿陈德娘为填房。月珠则嫁给表哥大企业家林秉祥为妻。
黄家最为不幸的是传人皆天不假年，黄文德寿终38岁，他的父亲黄敏只活了45年，儿子尚达终年26岁 （1875－1901）， 三代单传的孙子永清也只在世33年（1895－1928）。令人深感惋惜。
相信很多人去过参观尼路（Neil Road）157号的三层楼屋宇叫做“国立大学峇峇屋”，但很少人知道这建筑物的今生前世，以及和黄文德家族的关系。这栋建筑物是黄尚达生前购置的物业，作为黄家族人祭祀祖先及居住的祖屋。黄尚达及家人在此居住生活，曾祖母文德夫人洪氏在这里过世。这栋楼宇曾经获得马来西亚开国元老，前财政部长敦陈祯禄的女儿陈金蕊斥资修建。2005年，陈金蕊以400万新元买下这栋楼宇，然后捐赠给国立大学作为研究独特峇峇建筑及峇峇文化，作为教育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