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近发现的问题
1989年7月初，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候选人黄建淳来新加坡，为他的博士论文《清朝捐纳制度与新马华侨社会之研究（1877-1912）》搜集资料。我带他参观新加坡华人的古迹庙宇，单就双林寺一处，我们前后去了三次，同时也访问了双林寺的创办人刘金榜1 长孙刘清银博士，2 不仅寻获不少资料；同时，对刘金榜与双林寺的关系，也有新的认识。
有关刘金榜的生平事迹及双林寺募建过程，宋旺相的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3 及林孝胜的《古刹钟声细说双林》一文，4 述之甚详，不再复赘。这里仅谈一些新近发现的问题。
身著清朝官服的刘金榜。这张相片是刘金榜长孙刘清银博士赠给本文作者的
二、五十万元浩大工程 双林寺位于大巴窑组屋区附近，车水马龙，热闹非常。可是，当双林寺初建时，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荒郊，俗称莲山。今有“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及“重修莲山双林禅寺碑记”两块石刻存于寺内，可资佐证。5 从碑文上看，双林寺自光绪廿四年（1898年）开工到光绪卅三年（1907年），足足花了九年的时间，6 耗费近50万元，7 尚未全部竣工，8 确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刘金榜除献建庙地外，个人几乎独资完成这项壮举，9 因而得以名留青史。十九世纪的新华社会，积极参与庙宇活动（如建庙、重修、管理庙宇等），是侨领进入领导层的必要条件之一。10 南洋史学者陈育崧认为，建庙的目的，是“希冀用这间庙宇建立起一个一统的‘神权’，再凭籍着这一‘神权’，来建立起一个‘绅权’，运用‘绅权’来领导一帮，进而至于超帮”。11 由此可见，刘金榜之独建双林寺，12 正是继承了这一攀登“社会阶梯”的传统。
双林寺旧貌。寺前原来有两棵高大树木，这是双林寺命名的由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与双林寺竣工的同时（1907年），13 天福宫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完成重修工程；14 而中华商务总会（即今中华总商会）亦于是年（1906年）正式成立。15 刘金榜是重修天福宫的18名协理之一16，他同时也是中华商务总会的创办人。17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深具历史意义的。我们知道，天福宫自道光廿年（1840年）落成以来，18 一直是新华社会的领导机构。天福宫的领导地位，要到1906年中华商务总会成立，才由这超帮的机构所取代。19 天福宫的社会力量，来自福建帮的侨领，20 而中华商务总会的52名发起人中，21 有14位是来自天福宫的领导层，22 这说明了任何人如果要成为早年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必须先跻身天福宫领导层，然后由此晋升为超帮领导者。这超帮领袖人物的塑造过程，刘金榜当然耳熟能详。 他仿效了天福宫作为一股社会力量问鼎中华商务总会超帮领导权的模式，独建双林寺，以此作为个人社会力量的基础。然后利用这社会基础，晋入天福宫领导层，并 由此成为中华商务总会的董事。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双林寺这个基地，如果未能跻身天福宫领导层（即参与重修工程）刘金榜是否能成为中华商务总会的发起人之 一，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23
三、官衔石刻最多的庙宇
既然双林寺对刘金榜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如此重要，他就必须集中力量，利用双林寺这个基地，尽量突显自己，表现自己。这种以自我为基础的概念，从双林寺的 刻石或匾额上，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双林寺内有两个主要匾额（不包括新近立的），即“天王殿”与“大雄宝殿”，都是刘金榜以个人名义献立的。寺内大约 130根刻有对联的柱梁（65联），其中以刘金榜名份镌刻的就有20根（10联），占1/6。如果加上他以夫人，24 和儿女外下勒刻的联柱，25 数目当然不只这些。在双林寺“功德堂”内，亦供奉有刘金榜的泥塑像和其尊长灵位，这种作法，乃是刻意的安排，目的在突显自己，但未免有过激的个人主义色 彩。
刘金榜出生于福建省南靖县船场乡亭仔角的一个农民家庭，26 1858年南来新加坡，创立万山号，因此致富。27 1890年及1903年，他向清朝购买官衔，以进一步巩固其社会地位。28 他喜欢以出生地或官衔刻石立匾，以示不忘本源，但这也是一种突显自己的作法。如“福建漳州南靖刘金榜”，29 “福建漳州府南靖县人大檀樾刘金榜”，30 “南靖刘金榜”，31 “赏戴花翎候补道漳郡南靖刘金榜”，32 “例授道议大夫赏戴花翎候补道信官刘金榜”，33 “赏戴花翎钦加二品顶戴漳郡南靖刘金榜”，34 “总理南靖刘金榜”，35 及“大清国福建省漳州府南靖县大檀樾刘金榜”等。36
在新加坡，以官衔刻石的华族庙宇，很不常见。除了章芳琳的玉皇殿（建于1887年）外，37 双林寺可说是保存这类官衔石刻最多的庙宇。很明显的，刘金榜以这些官衔为荣。1904年，他在故乡漳州捐资修建南山寺时，38 乃以“赏戴花翎钦加二品衔候选用道南靖刘金榜”刻石，39 这也显示了刘金榜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
双林寺大雄宝殿竣工后（1907年），刘金榜还请邱炜萲写了一幅对联，40 邱炜萲即邱菽园，他是殷商，亦是星洲名士，41 有了这幅对联，确使双林寺生色不少。这与用官衔刻石一样，是刘金榜用以显耀个人社会地位的作法。
有一点令人费解的是，以刘金榜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为何他赖以起家的“万山号”，却未能见于双林寺的碑刻或匾额上。早年的新华庙宇，以商家宝号刻石立匾，实属常见。例如：道光卅年（1850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其中就有不少公司的称号；42 咸丰八年（1858年）广帮侨领胡亚基以其店号（南生店）立匾于海唇福德祠大门旁；43 光绪九年（1883年），陈明水（宪章）亦以其宝号“丰兴号”刻石于陈氏宗祠保赤宫。44 双林寺的建寺碑已毁，我检阅《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一书，也没有找到万山号的名刻，45 寻遍双林寺，亦不见有万山号的一匾一柱，而在双林寺毗邻的城隍庙（建于1903年），刘金榜却以“万山刘金榜”的名字捐了3000元，实在奇怪46。
四、碑刻不以民国纪年
刘金榜卒于1909年12月18日，享年72岁，47 死后葬于顺福路海南山。1982年6月迁葬，遗骨由长孙刘清银火化后，安置于双林寺内。48
当刘金榜逝世时，双林寺“仍未举落成之典”。49 1920年，双林寺重修，主其事者乃刘金榜五子刘启祥。为了纪念此次重修工程，刘启祥于寺内立碑志盛，这两块碑刻就是上文所提及的“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及“重修莲山双林禅寺碑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块碑刻，以四种纪年勒石，即：“天运庚申年”、“孔子降生2471年”、“释迦降生2947年”及“英（历）1920年”。英历 1920年当是民国九年，何以碑刻不以民国纪年？反观双林寺初建时，所用的清一色是大清皇帝的年号，而民国九年（1920年）的重修工程，反而刻上了当年 “反清复明”志士所惯用的“天运”纪年，这个问题足以发人深思。我访问了刘清银博士，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50 不过，我们从寺内出现大量的官衔刻时看来，似乎可以了解到不用“民国纪年”的潜意识心态。民国九年，被迫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仍居紫禁城，沿用大清皇帝的称 号（宣统十二年）。51 刘金榜既然向清朝廷捐官鬻爵，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的后世子孙，当然不愿看到清朝已被推翻的事实。不以民国纪年，是否含有“反民（国）复清（朝）” 的意义，要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是邱菽园有关。前面说过，双林寺的大雄宝殿内有邱菽园的题签，而此次重修双林寺的碑记，亦出自邱菽园的手笔，52 可见邱氏与刘金榜家族的交谊。邱菽园是有名的保皇党。1900年曾捐助叻币25万元作为支援保皇党维新派所拟发动的汉口起义。53 可能在邱菽园的影响下，重修的碑刻就不以民国纪年了。
五、民族主义思潮兴起
上文说过，参与庙宇活动是早年侨领必备的条件之一。以新加坡福建帮来说，薛佛记是实开此风气之第一人。1828年，薛佛记在石叻路创建恒山亭。54 此后建庙的风气持续不断。其中最热心从事庙宇活动的，当推福建帮侨领章芳琳。章芳琳从1863年至1883年的24年间，共重修和建立了5间庙宇。 1863年建双狮大伯公庙于巴西班让，1891年加以重修。1869年襄助代表广、惠、肇、丰、永、大、嘉应各帮的海唇福德祠的扩建工程；1887年建清 元真君庙及玉皇殿，并独资重修于纳喜士街的金兰庙。55
庙宇活动到刘金榜建双林寺时，已经绵延了将近100年。值得注意的是，自此以后，华族领袖再很少以建庙或从事庙宇活动作为晋身“社会阶梯”的途径。最 明显的例子是崛起于本世纪20年代，后来成为新华乃至全东南亚华族社会领袖人物的陈嘉庚，并不以参与庙宇活动作为取得其领导权的条件。
自双林寺后至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年所兴建的庙宇，比较重要的是龙山寺，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然而，陈嘉庚并未参与其盛。56 即使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陈氏宗祠保赤宫重修时，陈嘉庚亦无捐款，这说明了塑造新华领袖的模式，在这时期有了“质”的变化，不再依据“神权 — 绅权”的旧传统模式了。
这种变化的因素何在？如果我们翻阅从双林寺自兴建到落成（1898-1909）这段期间的新华历史，就不能发现在这11年间，也正是新华社会风起云涌 的时期，保皇党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900年2月2日抵达新加坡；57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孙中山也前后八次来到这里。58 两派政治人物都在这块土地上竞相开展活动，以期争取海外华人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政治活动的影响面有多大，但毕竟是一般外来的冲击，加强 了华族社会注意中国政治活动的觉悟。兹后日本侵华加激，华族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亦相应地蔓延与深入，发展到本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已臻成熟。在大时 代的激荡下，“神权 — 绅权”这种神秘的、传统的塑造领袖的模式，已失去了社会根基。于是，“新马与东南亚华族抗日爱国运动”遂成了陈嘉庚崛起的资本。59
从这意义上说，作为了解新华领袖模式变革的历程，双林寺为历史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值得研究。
摘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一期，总第9期），（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学会，1990年3月1日），页51-55
1
根据刘清银所提供的资料，刘金榜（1838-1909）原名诚正，号文超，官名元勋，金榜是他的乳名，生于道光戊戌年（1838年）十月廿日戊时，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初元日未时。
2 刘清银时年77岁，是一位佛学研究名誉博士，刘金榜的不少遗物，均保留在他手里。虽然刘金榜逝世时，他尚未出世，但有关的口头资料，全来自其养父、五叔刘启祥。刘清银说，他原是刘广墙的儿子，后因启祥无所出，就过继给启祥。— 作者与刘清银1989年7月24日的访谈录。
3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07-109。其他有关刘金榜的事迹，亦可参阅：(a) 南靖华侨志编写组：《早期福建侨领刘金榜》、《南靖文史资料》(第四期)，1986年1月，页99-103。(b) 吴启基：“先贤后代谈往 — 访刘靖银博士谈刘金榜”，《联合早报》，21-9-1986。
4 林孝胜：“古刹钟声细说双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133-142。
5 这两块碑文刻于1920年，现存于双林寺天王殿内。
6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1920年）。
7 同注1。
8 同注4。
9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1920年）清楚地记载了“刘榜长者，献地布金”及“大檀樾刘金榜捐巨款及先后完竣事”。
10 同注2。
11 陈育崧：“《石叻古迹》序”，《石叻古迹》，页1-11。
12 天王殿内的屋梁上，刻有“赏戴花翎加二品顶戴漳靖南靖刘印金榜独建”的横梁。
13 同注4。
14 “重修天福宫碑记”，刻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
15 中华商务总会成立于光绪卅二年三月十五日，即1906年4月8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86。
16 同注12。
17 同注，页107。
18 天福宫座落于直落亚逸街，是新加坡一座历史悠久的大欉林，也是福建会馆的前身。有关天福宫成立的年代，见道光卅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19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石叻古迹》，页1-38。
20 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的三名大董事中，陈笃生与薛佛记两位是当年福建帮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参阅杨进发，“早年天福宫的领导层”，《星洲日报》，19-2-1976。
21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33。
22 “重修天福宫碑记”（1906年）刻有3名大董事及18名协理，其中大董事吴寿珍，协理张顺善、陈凤毛、刘金榜、周润享、吴荣申、颜煌年、魏正中、林秉祥、郑灒荣、刘水萍、林推迁、谢天细及叶水辨等14位为中华商务总会的发起人。
23 这是我与建淳兄共同讨论所得出的结论。
24 刘清银说，刘金榜生前娶妻三人。
25 根据刘清银所提供的资料，刘金榜有五男五女。
26 《星洲福建早期侨领刘金榜》
27 同注1，页107。
28 颜清湟作、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页72、74。
29 光绪廿八年（1902年）“刘金榜建寺碑”，唯惜此碑已毁。见《石叻古迹》，页139（插图47）。
30 “功德堂”碑，刻于光绪癸卯年（1903年），在法堂的隔邻祖堂入口处。
31 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雄宝殿”匾。
32 此石刻见于“善客堂”内，刻石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33 大雄宝殿内的柱联，刻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对联文字为刘金榜所题。
34 此官衔名刻见于天王殿内的横梁上及侧殿（钟楼、鼓楼）两旁走廊石柱上。
35 见光绪乙巳年（1905年）所铸的匾钟。该钟今悬挂于侧横梁上（介于“善客堂”与“客堂”间）。
36 天王殿内的柱联，刻于光绪卅一年（1905年）。
37 在“玉皇殿碑记”（1887年）中，章芳琳所用的官衔是：“大清国钦命二品职衔加三级”及“大英国钦命督宪特授甲必丹”。
38 福建漳州的南山寺，是蜚声海内外的佛教大寺院。始建于唐玄开元年间，具有1200多年的历史。1907年，刘金榜特地从缅甸购买白玉佛一尊，敬献于南山寺，今尚存于玉佛殿内。这尊玉佛高2米，重4000斤，是目前中国三大白玉佛之一，见《星洲福建早期侨领刘金榜》。
39 南山寺内有两根粗大的石柱，镌刻着：“无人我众生万念皆空归佛域，有戒定禅悦一心不乱奉弥陀”的对联，署名“大清光绪丙午年冬月谷旦，赏戴花翎钦加二品选用道刘金榜敬”。刘清银保存有该石柱的相片，这是南靖县华侨志编写组的同仁1986年3月26日邮寄给他的。
40 邱菽园这幅对联现存于大雄宝殿内，全联是：“光夺恒星先孔耶回以千烁东亚为四洲圣，宗传众教合价法僧之三宝卤竺成一家言”，署名：“莲山双林禅寺大雄宝殿创建之年洛佛之日，花翎二品顶戴广东试用道甲午科举人董事邱炜萲敬撰”。
41 杨承祖：“邱菽园研究”，《南洋大学学报》（第三卷），（新加坡：南洋大学，1969年），页98-117。
42 “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43 海唇福德祠位于直落亚逸街，这幅由南生店敬奉的门联，已被偷窃。门联样式可参见《石叻古迹》，页197插图。
44 光绪九年“保赤宫碑” （1883年）。
45 陈荊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记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3年），页155-158。
46 “广福宫缘碑”（1930年）。又 : 有关刘金榜致富的原因，笔者于1991年5月走访刘金榜在福建省南靖县的故居搜集资料时，其乡里张维盼出示一册《张氏族谱》，其中有一段文字暗喻刘金榜之致富，乃系篡夺乡人张嘉程之万山堂(万山号)等产业而来 ：“公 (指张嘉程) 少时家清贫…清道光年间(1830年前后)远渡重洋立志海外创业。越二年初有所成… 新加坡开设万山堂、万山栈,经营药材、布匹、土产等,积金双百万,为我乡早期出洋首致殷富者…为乡里望族。公得志不忘乡人,常为后来赴洋拓业者提供方便…公因事业扩展之需聘船场人刘某 (指刘金榜)为经理,刘性狡黠,賗得公之信任。公返里时便将万山堂等产业委托经营管理,刘初时还能如约汇款与公,公故则任意削减,致使遗眷开支拮据。公之次子永年奉母命去南洋询查,始知万山堂等产业已被刘篡夺,责刘之背义,刘反目以对…”（见《南靖县张氏德运堂族谱》（上集）,页183）。或许由于万山号是篡夺乡人之产业,故刘金榜不便以此商号刻碑立匾。然真相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47 同注1，页108。2 刘清银时年77岁，是一位佛学研究名誉博士，刘金榜的不少遗物，均保留在他手里。虽然刘金榜逝世时，他尚未出世，但有关的口头资料，全来自其养父、五叔刘启祥。刘清银说，他原是刘广墙的儿子，后因启祥无所出，就过继给启祥。— 作者与刘清银1989年7月24日的访谈录。
3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07-109。其他有关刘金榜的事迹，亦可参阅：(a) 南靖华侨志编写组：《早期福建侨领刘金榜》、《南靖文史资料》(第四期)，1986年1月，页99-103。(b) 吴启基：“先贤后代谈往 — 访刘靖银博士谈刘金榜”，《联合早报》，21-9-1986。
4 林孝胜：“古刹钟声细说双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133-142。
5 这两块碑文刻于1920年，现存于双林寺天王殿内。
6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1920年）。
7 同注1。
8 同注4。
9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1920年）清楚地记载了“刘榜长者，献地布金”及“大檀樾刘金榜捐巨款及先后完竣事”。
10 同注2。
11 陈育崧：“《石叻古迹》序”，《石叻古迹》，页1-11。
12 天王殿内的屋梁上，刻有“赏戴花翎加二品顶戴漳靖南靖刘印金榜独建”的横梁。
13 同注4。
14 “重修天福宫碑记”，刻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
15 中华商务总会成立于光绪卅二年三月十五日，即1906年4月8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86。
16 同注12。
17 同注，页107。
18 天福宫座落于直落亚逸街，是新加坡一座历史悠久的大欉林，也是福建会馆的前身。有关天福宫成立的年代，见道光卅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19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石叻古迹》，页1-38。
20 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的三名大董事中，陈笃生与薛佛记两位是当年福建帮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参阅杨进发，“早年天福宫的领导层”，《星洲日报》，19-2-1976。
21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33。
22 “重修天福宫碑记”（1906年）刻有3名大董事及18名协理，其中大董事吴寿珍，协理张顺善、陈凤毛、刘金榜、周润享、吴荣申、颜煌年、魏正中、林秉祥、郑灒荣、刘水萍、林推迁、谢天细及叶水辨等14位为中华商务总会的发起人。
23 这是我与建淳兄共同讨论所得出的结论。
24 刘清银说，刘金榜生前娶妻三人。
25 根据刘清银所提供的资料，刘金榜有五男五女。
26 《星洲福建早期侨领刘金榜》
27 同注1，页107。
28 颜清湟作、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页72、74。
29 光绪廿八年（1902年）“刘金榜建寺碑”，唯惜此碑已毁。见《石叻古迹》，页139（插图47）。
30 “功德堂”碑，刻于光绪癸卯年（1903年），在法堂的隔邻祖堂入口处。
31 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雄宝殿”匾。
32 此石刻见于“善客堂”内，刻石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33 大雄宝殿内的柱联，刻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对联文字为刘金榜所题。
34 此官衔名刻见于天王殿内的横梁上及侧殿（钟楼、鼓楼）两旁走廊石柱上。
35 见光绪乙巳年（1905年）所铸的匾钟。该钟今悬挂于侧横梁上（介于“善客堂”与“客堂”间）。
36 天王殿内的柱联，刻于光绪卅一年（1905年）。
37 在“玉皇殿碑记”（1887年）中，章芳琳所用的官衔是：“大清国钦命二品职衔加三级”及“大英国钦命督宪特授甲必丹”。
38 福建漳州的南山寺，是蜚声海内外的佛教大寺院。始建于唐玄开元年间，具有1200多年的历史。1907年，刘金榜特地从缅甸购买白玉佛一尊，敬献于南山寺，今尚存于玉佛殿内。这尊玉佛高2米，重4000斤，是目前中国三大白玉佛之一，见《星洲福建早期侨领刘金榜》。
39 南山寺内有两根粗大的石柱，镌刻着：“无人我众生万念皆空归佛域，有戒定禅悦一心不乱奉弥陀”的对联，署名“大清光绪丙午年冬月谷旦，赏戴花翎钦加二品选用道刘金榜敬”。刘清银保存有该石柱的相片，这是南靖县华侨志编写组的同仁1986年3月26日邮寄给他的。
40 邱菽园这幅对联现存于大雄宝殿内，全联是：“光夺恒星先孔耶回以千烁东亚为四洲圣，宗传众教合价法僧之三宝卤竺成一家言”，署名：“莲山双林禅寺大雄宝殿创建之年洛佛之日，花翎二品顶戴广东试用道甲午科举人董事邱炜萲敬撰”。
41 杨承祖：“邱菽园研究”，《南洋大学学报》（第三卷），（新加坡：南洋大学，1969年），页98-117。
42 “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43 海唇福德祠位于直落亚逸街，这幅由南生店敬奉的门联，已被偷窃。门联样式可参见《石叻古迹》，页197插图。
44 光绪九年“保赤宫碑” （1883年）。
45 陈荊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记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3年），页155-158。
46 “广福宫缘碑”（1930年）。又 : 有关刘金榜致富的原因，笔者于1991年5月走访刘金榜在福建省南靖县的故居搜集资料时，其乡里张维盼出示一册《张氏族谱》，其中有一段文字暗喻刘金榜之致富，乃系篡夺乡人张嘉程之万山堂(万山号)等产业而来 ：“公 (指张嘉程) 少时家清贫…清道光年间(1830年前后)远渡重洋立志海外创业。越二年初有所成… 新加坡开设万山堂、万山栈,经营药材、布匹、土产等,积金双百万,为我乡早期出洋首致殷富者…为乡里望族。公得志不忘乡人,常为后来赴洋拓业者提供方便…公因事业扩展之需聘船场人刘某 (指刘金榜)为经理,刘性狡黠,賗得公之信任。公返里时便将万山堂等产业委托经营管理,刘初时还能如约汇款与公,公故则任意削减,致使遗眷开支拮据。公之次子永年奉母命去南洋询查,始知万山堂等产业已被刘篡夺,责刘之背义,刘反目以对…”（见《南靖县张氏德运堂族谱》（上集）,页183）。或许由于万山号是篡夺乡人之产业,故刘金榜不便以此商号刻碑立匾。然真相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48 秦汉雄：“时光倒流七十二年：星洲闽帮领袖刘金榜”，《星洲日报》，
16-6-1982。
49 同注4。
50 1989年7月24日作者与刘清银的访谈笔记。
5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一集）》（香港：文通书店，1964年4月）,页137页。溥仪摘录他的亲弟弟溥杰的自传中的一段话：“到二十岁离开为止…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查溥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被驱逐出紫禁城后，才废除宣统称号。
52 同注3。
53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径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页85。
54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石叻古迹》，页39-46。
55 林孝胜：“无帮派色彩的新华领袖章芳琳”，《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页141页。
56 “募建龙山禅寺碑记”（1927年）。龙山寺在跑马埔路，当年捐款建此庙，比较著名的侨领是陈文烈及章壬全（章芳琳五子）。
57 李元瑾、周运梅：“康有为在新加坡的活动”，《读史劄记》第四期（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学会，1969/70），页1。
58 柯木林，“晚晴园与孙中山”，见本书页128-141。
59 杨进发：《战前新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163页。
网易博客 - 福建南靖春雅刘氏宗亲 - 柯木林：刘金榜与双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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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近发现的问题
1989年7月初，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候选人黄建淳来新加坡，为他的博士论文《清朝捐纳制度与新马华侨社会之研究（1877-1912）》搜集资料。我带他参观新加坡华人的古迹庙宇，单就双林寺一处，我们前后去了三次，同时也访问了双林寺的创办人刘金榜1 长孙刘清银博士，2 不仅寻获不少资料；同时，对刘金榜与双林寺的关系，也有新的认识。
有关刘金榜的生平事迹及双林寺募建过程，宋旺相的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3 及林孝胜的《古刹钟声细说双林》一文，4 述之甚详，不再复赘。这里仅谈一些新近发现的问题。
身著清朝官服的刘金榜。这张相片是刘金榜长孙刘清银博士赠给本文作者的
二、五十万元浩大工程 双林寺位于大巴窑组屋区附近，车水马龙，热闹非常。可是，当双林寺初建时，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荒郊，俗称莲山。今有“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及“重修莲山双林禅寺碑记”两块石刻存于寺内，可资佐证。5 从碑文上看，双林寺自光绪廿四年（1898年）开工到光绪卅三年（1907年），足足花了九年的时间，6 耗费近50万元，7 尚未全部竣工，8 确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刘金榜除献建庙地外，个人几乎独资完成这项壮举，9 因而得以名留青史。十九世纪的新华社会，积极参与庙宇活动（如建庙、重修、管理庙宇等），是侨领进入领导层的必要条件之一。10 南洋史学者陈育崧认为，建庙的目的，是“希冀用这间庙宇建立起一个一统的‘神权’，再凭籍着这一‘神权’，来建立起一个‘绅权’，运用‘绅权’来领导一帮，进而至于超帮”。11 由此可见，刘金榜之独建双林寺，12 正是继承了这一攀登“社会阶梯”的传统。
双林寺旧貌。寺前原来有两棵高大树木，这是双林寺命名的由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与双林寺竣工的同时（1907年），13 天福宫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完成重修工程；14 而中华商务总会（即今中华总商会）亦于是年（1906年）正式成立。15 刘金榜是重修天福宫的18名协理之一16，他同时也是中华商务总会的创办人。17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深具历史意义的。我们知道，天福宫自道光廿年（1840年）落成以来，18 一直是新华社会的领导机构。天福宫的领导地位，要到1906年中华商务总会成立，才由这超帮的机构所取代。19 天福宫的社会力量，来自福建帮的侨领，20 而中华商务总会的52名发起人中，21 有14位是来自天福宫的领导层，22 这说明了任何人如果要成为早年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必须先跻身天福宫领导层，然后由此晋升为超帮领导者。这超帮领袖人物的塑造过程，刘金榜当然耳熟能详。 他仿效了天福宫作为一股社会力量问鼎中华商务总会超帮领导权的模式，独建双林寺，以此作为个人社会力量的基础。然后利用这社会基础，晋入天福宫领导层，并 由此成为中华商务总会的董事。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双林寺这个基地，如果未能跻身天福宫领导层（即参与重修工程）刘金榜是否能成为中华商务总会的发起人之 一，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23
三、官衔石刻最多的庙宇
既然双林寺对刘金榜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如此重要，他就必须集中力量，利用双林寺这个基地，尽量突显自己，表现自己。这种以自我为基础的概念，从双林寺的 刻石或匾额上，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双林寺内有两个主要匾额（不包括新近立的），即“天王殿”与“大雄宝殿”，都是刘金榜以个人名义献立的。寺内大约 130根刻有对联的柱梁（65联），其中以刘金榜名份镌刻的就有20根（10联），占1/6。如果加上他以夫人，24 和儿女外下勒刻的联柱，25 数目当然不只这些。在双林寺“功德堂”内，亦供奉有刘金榜的泥塑像和其尊长灵位，这种作法，乃是刻意的安排，目的在突显自己，但未免有过激的个人主义色 彩。
刘金榜出生于福建省南靖县船场乡亭仔角的一个农民家庭，26 1858年南来新加坡，创立万山号，因此致富。27 1890年及1903年，他向清朝购买官衔，以进一步巩固其社会地位。28 他喜欢以出生地或官衔刻石立匾，以示不忘本源，但这也是一种突显自己的作法。如“福建漳州南靖刘金榜”，29 “福建漳州府南靖县人大檀樾刘金榜”，30 “南靖刘金榜”，31 “赏戴花翎候补道漳郡南靖刘金榜”，32 “例授道议大夫赏戴花翎候补道信官刘金榜”，33 “赏戴花翎钦加二品顶戴漳郡南靖刘金榜”，34 “总理南靖刘金榜”，35 及“大清国福建省漳州府南靖县大檀樾刘金榜”等。36
在新加坡，以官衔刻石的华族庙宇，很不常见。除了章芳琳的玉皇殿（建于1887年）外，37 双林寺可说是保存这类官衔石刻最多的庙宇。很明显的，刘金榜以这些官衔为荣。1904年，他在故乡漳州捐资修建南山寺时，38 乃以“赏戴花翎钦加二品衔候选用道南靖刘金榜”刻石，39 这也显示了刘金榜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
双林寺大雄宝殿竣工后（1907年），刘金榜还请邱炜萲写了一幅对联，40 邱炜萲即邱菽园，他是殷商，亦是星洲名士，41 有了这幅对联，确使双林寺生色不少。这与用官衔刻石一样，是刘金榜用以显耀个人社会地位的作法。
有一点令人费解的是，以刘金榜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为何他赖以起家的“万山号”，却未能见于双林寺的碑刻或匾额上。早年的新华庙宇，以商家宝号刻石立匾，实属常见。例如：道光卅年（1850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其中就有不少公司的称号；42 咸丰八年（1858年）广帮侨领胡亚基以其店号（南生店）立匾于海唇福德祠大门旁；43 光绪九年（1883年），陈明水（宪章）亦以其宝号“丰兴号”刻石于陈氏宗祠保赤宫。44 双林寺的建寺碑已毁，我检阅《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一书，也没有找到万山号的名刻，45 寻遍双林寺，亦不见有万山号的一匾一柱，而在双林寺毗邻的城隍庙（建于1903年），刘金榜却以“万山刘金榜”的名字捐了3000元，实在奇怪46。
四、碑刻不以民国纪年
刘金榜卒于1909年12月18日，享年72岁，47 死后葬于顺福路海南山。1982年6月迁葬，遗骨由长孙刘清银火化后，安置于双林寺内。48
当刘金榜逝世时，双林寺“仍未举落成之典”。49 1920年，双林寺重修，主其事者乃刘金榜五子刘启祥。为了纪念此次重修工程，刘启祥于寺内立碑志盛，这两块碑刻就是上文所提及的“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及“重修莲山双林禅寺碑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块碑刻，以四种纪年勒石，即：“天运庚申年”、“孔子降生2471年”、“释迦降生2947年”及“英（历）1920年”。英历 1920年当是民国九年，何以碑刻不以民国纪年？反观双林寺初建时，所用的清一色是大清皇帝的年号，而民国九年（1920年）的重修工程，反而刻上了当年 “反清复明”志士所惯用的“天运”纪年，这个问题足以发人深思。我访问了刘清银博士，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50 不过，我们从寺内出现大量的官衔刻时看来，似乎可以了解到不用“民国纪年”的潜意识心态。民国九年，被迫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仍居紫禁城，沿用大清皇帝的称 号（宣统十二年）。51 刘金榜既然向清朝廷捐官鬻爵，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的后世子孙，当然不愿看到清朝已被推翻的事实。不以民国纪年，是否含有“反民（国）复清（朝）” 的意义，要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是邱菽园有关。前面说过，双林寺的大雄宝殿内有邱菽园的题签，而此次重修双林寺的碑记，亦出自邱菽园的手笔，52 可见邱氏与刘金榜家族的交谊。邱菽园是有名的保皇党。1900年曾捐助叻币25万元作为支援保皇党维新派所拟发动的汉口起义。53 可能在邱菽园的影响下，重修的碑刻就不以民国纪年了。
五、民族主义思潮兴起
上文说过，参与庙宇活动是早年侨领必备的条件之一。以新加坡福建帮来说，薛佛记是实开此风气之第一人。1828年，薛佛记在石叻路创建恒山亭。54 此后建庙的风气持续不断。其中最热心从事庙宇活动的，当推福建帮侨领章芳琳。章芳琳从1863年至1883年的24年间，共重修和建立了5间庙宇。 1863年建双狮大伯公庙于巴西班让，1891年加以重修。1869年襄助代表广、惠、肇、丰、永、大、嘉应各帮的海唇福德祠的扩建工程；1887年建清 元真君庙及玉皇殿，并独资重修于纳喜士街的金兰庙。55
庙宇活动到刘金榜建双林寺时，已经绵延了将近100年。值得注意的是，自此以后，华族领袖再很少以建庙或从事庙宇活动作为晋身“社会阶梯”的途径。最 明显的例子是崛起于本世纪20年代，后来成为新华乃至全东南亚华族社会领袖人物的陈嘉庚，并不以参与庙宇活动作为取得其领导权的条件。
自双林寺后至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年所兴建的庙宇，比较重要的是龙山寺，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然而，陈嘉庚并未参与其盛。56 即使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陈氏宗祠保赤宫重修时，陈嘉庚亦无捐款，这说明了塑造新华领袖的模式，在这时期有了“质”的变化，不再依据“神权 — 绅权”的旧传统模式了。
这种变化的因素何在？如果我们翻阅从双林寺自兴建到落成（1898-1909）这段期间的新华历史，就不能发现在这11年间，也正是新华社会风起云涌 的时期，保皇党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900年2月2日抵达新加坡；57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孙中山也前后八次来到这里。58 两派政治人物都在这块土地上竞相开展活动，以期争取海外华人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政治活动的影响面有多大，但毕竟是一般外来的冲击，加强 了华族社会注意中国政治活动的觉悟。兹后日本侵华加激，华族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亦相应地蔓延与深入，发展到本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已臻成熟。在大时 代的激荡下，“神权 — 绅权”这种神秘的、传统的塑造领袖的模式，已失去了社会根基。于是，“新马与东南亚华族抗日爱国运动”遂成了陈嘉庚崛起的资本。59
从这意义上说，作为了解新华领袖模式变革的历程，双林寺为历史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值得研究。
摘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一期，总第9期），（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学会，1990年3月1日），页51-55
1
根据刘清银所提供的资料，刘金榜（1838-1909）原名诚正，号文超，官名元勋，金榜是他的乳名，生于道光戊戌年（1838年）十月廿日戊时，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初元日未时。
2 刘清银时年77岁，是一位佛学研究名誉博士，刘金榜的不少遗物，均保留在他手里。虽然刘金榜逝世时，他尚未出世，但有关的口头资料，全来自其养父、五叔刘启祥。刘清银说，他原是刘广墙的儿子，后因启祥无所出，就过继给启祥。— 作者与刘清银1989年7月24日的访谈录。
3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07-109。其他有关刘金榜的事迹，亦可参阅：(a) 南靖华侨志编写组：《早期福建侨领刘金榜》、《南靖文史资料》(第四期)，1986年1月，页99-103。(b) 吴启基：“先贤后代谈往 — 访刘靖银博士谈刘金榜”，《联合早报》，21-9-1986。
4 林孝胜：“古刹钟声细说双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133-142。
5 这两块碑文刻于1920年，现存于双林寺天王殿内。
6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1920年）。
7 同注1。
8 同注4。
9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1920年）清楚地记载了“刘榜长者，献地布金”及“大檀樾刘金榜捐巨款及先后完竣事”。
10 同注2。
11 陈育崧：“《石叻古迹》序”，《石叻古迹》，页1-11。
12 天王殿内的屋梁上，刻有“赏戴花翎加二品顶戴漳靖南靖刘印金榜独建”的横梁。
13 同注4。
14 “重修天福宫碑记”，刻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
15 中华商务总会成立于光绪卅二年三月十五日，即1906年4月8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86。
16 同注12。
17 同注，页107。
18 天福宫座落于直落亚逸街，是新加坡一座历史悠久的大欉林，也是福建会馆的前身。有关天福宫成立的年代，见道光卅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19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石叻古迹》，页1-38。
20 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的三名大董事中，陈笃生与薛佛记两位是当年福建帮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参阅杨进发，“早年天福宫的领导层”，《星洲日报》，19-2-1976。
21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33。
22 “重修天福宫碑记”（1906年）刻有3名大董事及18名协理，其中大董事吴寿珍，协理张顺善、陈凤毛、刘金榜、周润享、吴荣申、颜煌年、魏正中、林秉祥、郑灒荣、刘水萍、林推迁、谢天细及叶水辨等14位为中华商务总会的发起人。
23 这是我与建淳兄共同讨论所得出的结论。
24 刘清银说，刘金榜生前娶妻三人。
25 根据刘清银所提供的资料，刘金榜有五男五女。
26 《星洲福建早期侨领刘金榜》
27 同注1，页107。
28 颜清湟作、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页72、74。
29 光绪廿八年（1902年）“刘金榜建寺碑”，唯惜此碑已毁。见《石叻古迹》，页139（插图47）。
30 “功德堂”碑，刻于光绪癸卯年（1903年），在法堂的隔邻祖堂入口处。
31 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雄宝殿”匾。
32 此石刻见于“善客堂”内，刻石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33 大雄宝殿内的柱联，刻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对联文字为刘金榜所题。
34 此官衔名刻见于天王殿内的横梁上及侧殿（钟楼、鼓楼）两旁走廊石柱上。
35 见光绪乙巳年（1905年）所铸的匾钟。该钟今悬挂于侧横梁上（介于“善客堂”与“客堂”间）。
36 天王殿内的柱联，刻于光绪卅一年（1905年）。
37 在“玉皇殿碑记”（1887年）中，章芳琳所用的官衔是：“大清国钦命二品职衔加三级”及“大英国钦命督宪特授甲必丹”。
38 福建漳州的南山寺，是蜚声海内外的佛教大寺院。始建于唐玄开元年间，具有1200多年的历史。1907年，刘金榜特地从缅甸购买白玉佛一尊，敬献于南山寺，今尚存于玉佛殿内。这尊玉佛高2米，重4000斤，是目前中国三大白玉佛之一，见《星洲福建早期侨领刘金榜》。
39 南山寺内有两根粗大的石柱，镌刻着：“无人我众生万念皆空归佛域，有戒定禅悦一心不乱奉弥陀”的对联，署名“大清光绪丙午年冬月谷旦，赏戴花翎钦加二品选用道刘金榜敬”。刘清银保存有该石柱的相片，这是南靖县华侨志编写组的同仁1986年3月26日邮寄给他的。
40 邱菽园这幅对联现存于大雄宝殿内，全联是：“光夺恒星先孔耶回以千烁东亚为四洲圣，宗传众教合价法僧之三宝卤竺成一家言”，署名：“莲山双林禅寺大雄宝殿创建之年洛佛之日，花翎二品顶戴广东试用道甲午科举人董事邱炜萲敬撰”。
41 杨承祖：“邱菽园研究”，《南洋大学学报》（第三卷），（新加坡：南洋大学，1969年），页98-117。
42 “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43 海唇福德祠位于直落亚逸街，这幅由南生店敬奉的门联，已被偷窃。门联样式可参见《石叻古迹》，页197插图。
44 光绪九年“保赤宫碑” （1883年）。
45 陈荊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记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3年），页155-158。
46 “广福宫缘碑”（1930年）。又 : 有关刘金榜致富的原因，笔者于1991年5月走访刘金榜在福建省南靖县的故居搜集资料时，其乡里张维盼出示一册《张氏族谱》，其中有一段文字暗喻刘金榜之致富，乃系篡夺乡人张嘉程之万山堂(万山号)等产业而来 ：“公 (指张嘉程) 少时家清贫…清道光年间(1830年前后)远渡重洋立志海外创业。越二年初有所成… 新加坡开设万山堂、万山栈,经营药材、布匹、土产等,积金双百万,为我乡早期出洋首致殷富者…为乡里望族。公得志不忘乡人,常为后来赴洋拓业者提供方便…公因事业扩展之需聘船场人刘某 (指刘金榜)为经理,刘性狡黠,賗得公之信任。公返里时便将万山堂等产业委托经营管理,刘初时还能如约汇款与公,公故则任意削减,致使遗眷开支拮据。公之次子永年奉母命去南洋询查,始知万山堂等产业已被刘篡夺,责刘之背义,刘反目以对…”（见《南靖县张氏德运堂族谱》（上集）,页183）。或许由于万山号是篡夺乡人之产业,故刘金榜不便以此商号刻碑立匾。然真相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47 同注1，页108。2 刘清银时年77岁，是一位佛学研究名誉博士，刘金榜的不少遗物，均保留在他手里。虽然刘金榜逝世时，他尚未出世，但有关的口头资料，全来自其养父、五叔刘启祥。刘清银说，他原是刘广墙的儿子，后因启祥无所出，就过继给启祥。— 作者与刘清银1989年7月24日的访谈录。
3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07-109。其他有关刘金榜的事迹，亦可参阅：(a) 南靖华侨志编写组：《早期福建侨领刘金榜》、《南靖文史资料》(第四期)，1986年1月，页99-103。(b) 吴启基：“先贤后代谈往 — 访刘靖银博士谈刘金榜”，《联合早报》，21-9-1986。
4 林孝胜：“古刹钟声细说双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133-142。
5 这两块碑文刻于1920年，现存于双林寺天王殿内。
6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1920年）。
7 同注1。
8 同注4。
9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1920年）清楚地记载了“刘榜长者，献地布金”及“大檀樾刘金榜捐巨款及先后完竣事”。
10 同注2。
11 陈育崧：“《石叻古迹》序”，《石叻古迹》，页1-11。
12 天王殿内的屋梁上，刻有“赏戴花翎加二品顶戴漳靖南靖刘印金榜独建”的横梁。
13 同注4。
14 “重修天福宫碑记”，刻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
15 中华商务总会成立于光绪卅二年三月十五日，即1906年4月8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86。
16 同注12。
17 同注，页107。
18 天福宫座落于直落亚逸街，是新加坡一座历史悠久的大欉林，也是福建会馆的前身。有关天福宫成立的年代，见道光卅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19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石叻古迹》，页1-38。
20 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的三名大董事中，陈笃生与薛佛记两位是当年福建帮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参阅杨进发，“早年天福宫的领导层”，《星洲日报》，19-2-1976。
21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33。
22 “重修天福宫碑记”（1906年）刻有3名大董事及18名协理，其中大董事吴寿珍，协理张顺善、陈凤毛、刘金榜、周润享、吴荣申、颜煌年、魏正中、林秉祥、郑灒荣、刘水萍、林推迁、谢天细及叶水辨等14位为中华商务总会的发起人。
23 这是我与建淳兄共同讨论所得出的结论。
24 刘清银说，刘金榜生前娶妻三人。
25 根据刘清银所提供的资料，刘金榜有五男五女。
26 《星洲福建早期侨领刘金榜》
27 同注1，页107。
28 颜清湟作、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页72、74。
29 光绪廿八年（1902年）“刘金榜建寺碑”，唯惜此碑已毁。见《石叻古迹》，页139（插图47）。
30 “功德堂”碑，刻于光绪癸卯年（1903年），在法堂的隔邻祖堂入口处。
31 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雄宝殿”匾。
32 此石刻见于“善客堂”内，刻石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33 大雄宝殿内的柱联，刻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对联文字为刘金榜所题。
34 此官衔名刻见于天王殿内的横梁上及侧殿（钟楼、鼓楼）两旁走廊石柱上。
35 见光绪乙巳年（1905年）所铸的匾钟。该钟今悬挂于侧横梁上（介于“善客堂”与“客堂”间）。
36 天王殿内的柱联，刻于光绪卅一年（1905年）。
37 在“玉皇殿碑记”（1887年）中，章芳琳所用的官衔是：“大清国钦命二品职衔加三级”及“大英国钦命督宪特授甲必丹”。
38 福建漳州的南山寺，是蜚声海内外的佛教大寺院。始建于唐玄开元年间，具有1200多年的历史。1907年，刘金榜特地从缅甸购买白玉佛一尊，敬献于南山寺，今尚存于玉佛殿内。这尊玉佛高2米，重4000斤，是目前中国三大白玉佛之一，见《星洲福建早期侨领刘金榜》。
39 南山寺内有两根粗大的石柱，镌刻着：“无人我众生万念皆空归佛域，有戒定禅悦一心不乱奉弥陀”的对联，署名“大清光绪丙午年冬月谷旦，赏戴花翎钦加二品选用道刘金榜敬”。刘清银保存有该石柱的相片，这是南靖县华侨志编写组的同仁1986年3月26日邮寄给他的。
40 邱菽园这幅对联现存于大雄宝殿内，全联是：“光夺恒星先孔耶回以千烁东亚为四洲圣，宗传众教合价法僧之三宝卤竺成一家言”，署名：“莲山双林禅寺大雄宝殿创建之年洛佛之日，花翎二品顶戴广东试用道甲午科举人董事邱炜萲敬撰”。
41 杨承祖：“邱菽园研究”，《南洋大学学报》（第三卷），（新加坡：南洋大学，1969年），页98-117。
42 “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43 海唇福德祠位于直落亚逸街，这幅由南生店敬奉的门联，已被偷窃。门联样式可参见《石叻古迹》，页197插图。
44 光绪九年“保赤宫碑” （1883年）。
45 陈荊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记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3年），页155-158。
46 “广福宫缘碑”（1930年）。又 : 有关刘金榜致富的原因，笔者于1991年5月走访刘金榜在福建省南靖县的故居搜集资料时，其乡里张维盼出示一册《张氏族谱》，其中有一段文字暗喻刘金榜之致富，乃系篡夺乡人张嘉程之万山堂(万山号)等产业而来 ：“公 (指张嘉程) 少时家清贫…清道光年间(1830年前后)远渡重洋立志海外创业。越二年初有所成… 新加坡开设万山堂、万山栈,经营药材、布匹、土产等,积金双百万,为我乡早期出洋首致殷富者…为乡里望族。公得志不忘乡人,常为后来赴洋拓业者提供方便…公因事业扩展之需聘船场人刘某 (指刘金榜)为经理,刘性狡黠,賗得公之信任。公返里时便将万山堂等产业委托经营管理,刘初时还能如约汇款与公,公故则任意削减,致使遗眷开支拮据。公之次子永年奉母命去南洋询查,始知万山堂等产业已被刘篡夺,责刘之背义,刘反目以对…”（见《南靖县张氏德运堂族谱》（上集）,页183）。或许由于万山号是篡夺乡人之产业,故刘金榜不便以此商号刻碑立匾。然真相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48 秦汉雄：“时光倒流七十二年：星洲闽帮领袖刘金榜”，《星洲日报》，
16-6-1982。
49 同注4。
50 1989年7月24日作者与刘清银的访谈笔记。
5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一集）》（香港：文通书店，1964年4月）,页137页。溥仪摘录他的亲弟弟溥杰的自传中的一段话：“到二十岁离开为止…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查溥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被驱逐出紫禁城后，才废除宣统称号。
52 同注3。
53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径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页85。
54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石叻古迹》，页39-46。
55 林孝胜：“无帮派色彩的新华领袖章芳琳”，《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页141页。
56 “募建龙山禅寺碑记”（1927年）。龙山寺在跑马埔路，当年捐款建此庙，比较著名的侨领是陈文烈及章壬全（章芳琳五子）。
57 李元瑾、周运梅：“康有为在新加坡的活动”，《读史劄记》第四期（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学会，1969/70），页1。
58 柯木林，“晚晴园与孙中山”，见本书页128-141。
59 杨进发：《战前新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163页。
《联合早报》- 庆维新与梨春园主人 刘金榜推动戏曲 (2018-10-06)
本地在1859年已经出现剧院，1880年前后约有十座剧院。
本地富贾刘金榜热爱戏曲，曾拥有庆维新和梨春园，对戏曲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酬神活动的一部分，戏曲最初在庙前或街边搭建戏台演出。基于对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对戏曲的热爱，这种趋势推动戏曲演出迈向剧院发展。在梳理本地19世纪剧院旧貌之际，无意间发现庆维新和梨春园主人都是刘金榜。
从庆维新坍塌说起
珍珠山脚的土地在1880年被划分出来，靠近山丘的称为人民公园（People's Park），在新加坡河支流的填海地带，则有普长春（即庆维新）和升平园剧院。在1883年11月30日发生剧院坍塌事件，业主刘金榜上庭供证，剧院耗资9600元，在1882年6月落成，剧院出租给黄亚成（译，Ng Ah Seng）经营。
普长春位于哇央街24号，在坍塌后重建，刘金榜于1896年提呈一份修改建筑蓝图，过后业主不断更迭，1900年业主是Mansoor，房产在1905年拍卖。
普长春分三层，每层保留部分空间开辟六至八个厢房，内设桌椅，可以一边欣赏戏曲一边品茗。《海峡时报》1901年4月18日报道，康沃尔公爵（Duke of Cornwall）和约克公爵夫人（Duchess of York）访问新加坡时，在星期天傍晚到哇央街的剧院品茶。后来官方制定剧院条款，规定出口处必须宽敞无阻，座位必须固定在地面，各种条规导致中式剧院和西式剧院相似。
1909年的一起诉讼官司中提到剧院和影院的估税，拥有800多个座位的普长春支付5040元税金，梨春园和升平园只需3600元税金，可见普长春是当时最盛旺的剧院。
因普长春戏班班主得罪余东璇妻子，余东璇一气之下买下普长春和升平园，将普长春剧院改名为庆维新，物色粤剧班来新加坡表演，升平园就转租出去。普长春其实是戏班名字，原来剧院名称还是一个谜。庆维新在1930年代停止演出，原址改成百货公司，旧建筑于1968年被拆除，并在原地建起珍珠大厦。
粤剧枢纽梨春园
牛车水被安祥山、珍珠山、达士敦山环抱，中间是新加坡河支流，这天然地理形势说明两岸都是沼泽地。尽管甘榜马六甲的奥马回教堂在1820年已出现，马里安印度庙也可以追溯到1827年，从牛车水到驳船码头之间却人烟稀疏。在1850至1870年代，大规模填土后出现大片新土地，吸引不同籍贯的华人竞购。
梨春园位于史密斯街36号，旧门牌制度下称为MC 17，这家剧院可以追溯到1883年，在庆维新发生坍塌后，工部（Municipal，即后来的市政厅）派人到各大剧院调查，英文报章曾提及史密斯街的华人剧院。这剧院就是梨春园前身，业主刘金榜曾在1896年提呈修建建筑蓝图。
剧院后来转售给林路，他是本地知名建筑商，在1897年提呈重建蓝图，由Swan & Maclaren负责测绘，现梨春园就是他所兴建，1898年落成。剧院分三层，地面层是工整排列的座位，顶层两侧各有九间附有桌椅的厢房，并设有女性座位，共可容纳700多人，由满堂春粤剧班演出。
早期的粤剧以官话参杂粤语演唱，当时陈少白在香港编写改良式剧本，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理解，改为粤语演唱，这些改良剧也在本地演出。1908年，永寿年在梨春园上演《徐锡麟枪毙恩铭》，开明书报社的邓毅也上台演说宣扬革命。后来振天声在1909年3月16日上演《梦后钟》《黑狱红莲》和《熊飞将军战死留花塔》。同年12月31日，林航苇再次组织铎民社粤剧班，为振武善社筹款演出。当时梨春园已卖给广东七头家之一的罗奇生号经理罗琳，他邀请中港粤剧名伶靓元亨、陈非侬、马师曾、红线女等名加入永寿年，其他剧院也纷纷相仿，一时间名伶汇聚星洲，粤剧迈入新的辉煌年代。
在余东璇买下庆维新之后，普长春戏班改在梨春园演出，继续邀请中国名伶在此登台，凭着精湛的演出，梨春园成为粤剧枢纽而扬名海外，新加坡也成为粤剧的第二故乡。
刘金榜热爱戏曲
刘金榜生于1838年，祖籍福建南靖，20岁南来新加坡，先后创办万山号药铺和福南号银庄。经历数十年奋斗，成为本地举足轻重的富贾。他也是中华总商会发起人，1906年天福宫重修协理之一。他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创办双林寺，罕为人知的是他对戏曲的推动。
福州怡山西禅寺文献《西禅小记》记载，刘金榜和儿子都做了一个不寻常的梦，梦里有个金人从西方而来。1898年，适逢贤惠等人经历六年的锡兰朝圣之旅，在回国途中过境新加坡。刘金榜极力挽留，献地兴建佛寺让他主持，还捐献1万6000元。此后他多次捐助或创办各地寺院，包括槟城鹤山极乐寺、阿依淡天公坛、雪兰莪岳山观音阁；中国福州怡山长庆寺、漳州南山寺，以及本地的普陀寺。
本地在1859年已经出现剧院，最初只是简陋亚答木屋，不久就进入蓬勃发展期。在1880年前后，大坡的梨春园、庆维新、升平园、哲园和怡园，以及小坡的升春园陆续落成，当时剧院约有十座。刘金榜出资兴建剧院，对戏曲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1890至1897年间出售梨春园和庆维新，但对戏曲的热忱不减；晚年每逢生日，在家中设宴款待亲戚好友，戏曲演出是必然的余兴节目。1909年，他以1000元购买首晚座位，观看吉隆坡振武戏班为广惠肇方便留医院筹款的粤剧演出。
刘金榜在1909年12月18日逝世，享年72岁，葬在俗称海南山的顺福路墓地，墓碑上的名字（谥号）为刘诚正。
《联合早报》- 双林寺创建者重探 (2018-12-17)
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celebrities-interview/story20181217-916365
新加坡莲山双林禅寺，是新加坡第一所佛教寺院，更代表了汉传佛教在新加坡的第一个正式起点，是名副其实的“新加坡第一佛教丛林”，其创建因缘，自然值得一探。
汉传佛教在新马地区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物，应为立碑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马六甲清云亭三宝山义塚《建造祀坛功德碑记》，碑上所见的僧人法号，反映了早期南下僧人因无寺院道场修行，往往寄身于民间义冢香火庙的现象。
晚清时期，尤其是19世纪的清光绪年间，闽僧南游东南亚诸国者不少，对新马地区佛教寺院的兴建，具有直接影响。
目前公认最早在新马地区兴建的佛教寺院为槟城极乐寺，由被称为南洋弘法第一人的福州鼓山涌泉寺高僧妙莲法师，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购地开山，并陆续募款兴建，历时14年，至1904年才大致完成整体规模，过后还继续不断增修扩建。
1898年冬始建的新加坡莲山双林寺，则是新加坡第一所佛教寺院——即1920年邱菽园撰《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所称：“星洲在昔本无丛林之建筑物，有之则自莲山双林禅寺始也。”寺名“双林”，出自《大般涅槃经》，以世尊在娑椤双树入般涅槃，代表大乘涅槃“常、乐、我、净”之圆满境界。
新马两地，一南一北，时间相隔7年，两大第一丛林，先后兴建，不仅标志着新马地区在同一时段，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汉传佛教伽蓝；对南洋佛教的正式开拓，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转捩点。
新加坡莲山双林禅寺，是新加坡第一所佛教寺院，更代表了汉传佛教在新加坡的第一个正式起点，是名副其实的“新加坡第一佛教丛林”，其创建因缘，自然值得一探。
“刘金榜庙”？
双林寺的创建人，是本地富贾刘金榜（1838-1909年），为多年来许多公众的普遍认知；寺内的山门主殿，处处可见百年前刘金榜所赠的匾额楹联，似乎亦佐证多年传言，其来有自。
本地东南亚研究院客座高级院士的澳大利亚学者（Dr. Leon Comber），在所著《寻庙：新加坡的华人庙宇》（徐李颖译）书中即称：“1920年代，森普尔牧师在《新加坡宗教》（Singapoe Religions）中说，本地人都称这间庙为‘刘金榜庙’，而非它的正式名称。”
1920年本地还曾有人把双林禅寺称为“刘金榜庙”，可见人们都认为此寺为刘金榜所创建，许多论文著作，亦均延续旧说，未见质疑，成为“信史”。
这一说法的文献依据，主要有二，一为1920年的《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二为1941年福州怡山西禅寺（双林寺的法系祖庙）出版的《西禅小记》。
1920年的碑记，为本地唯一拥有举人功名的名士邱菽园所撰，文称该寺之建，“初发心于刘金榜长者，献地布金，引僧临济宗怡山派之贤慧禅师来开山”。
1941年的《西禅小记》，为福州西禅寺僧释证亮、释梵辉合著，说法则略带灵异，称贤慧禅师“至星洲，时刘公金榜父子俱梦金人西来，适禅师至，迎请留住，敬之如佛，因虑师离星回闽，遂于小坡，募建双林禅寺，请师主持……”
上述二文献中提到的贤慧禅师，即为双林寺的首任开山住持。
据有关记述，主动创建该寺的主角是刘金榜，开山住持贤慧禅师则是较被动的“配角”，也合乎双林寺被称刘金榜庙的民间俗称。
双林寺创建于1898年，1920年邱菽园所撰碑记与创建年代已经时隔22年，1941年的《西禅小记》更是该寺创建43年后才在中国福州出版。虽均为早年资讯，但距离创建时间，毕竟相隔各近一二世代的时空，不完全属于“现场记录”。
不一样的记录
1898年，双林寺开始创建。
目前，可以找到最接近这一年的文献记录，共有三份，依次如下：
1）1899.12.29. 英文《海峡时报》新闻报道；
2）1902年慈妙法师撰《莲山双林禅寺缘起》：
3）1903.02.23.《叻报·续建双林禅寺布启》。
三份文献，分别距离该寺始建的时间，只有1年、4年、5年不等，可说基本上都属于“现场时空”的有效范围。
这些“现场”记录，就和后来的说法，有所不同。
第一则1899年《海峡时报》的报道，是有关双林寺最早的文献记录，报道称：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佛教徒，在一位曾于锡兰修行6年的中国法师释贤热情鼓吹与推动下，即将于马里士他路（按当年须由此出入大巴窑地区）兴建一座大寺院。东陵的刘金榜已为这座正动工兴建的寺院，捐献了56英亩土地。目前工程已耗资S$25,000捐款，还需筹募S$ 30,000资金。Silva先生除了捐献巨款，还亲自负起寺院兴建工程总监督的任务。”
报道中的 “中国法师释贤”（Chinese Buddhist priest Sak Hien），即双林寺开山僧释贤慧法师的英式习惯称谓。“Silva”为锡兰富商，全名Balaga Porolis de Silva，即双林寺大殿楹联及碑文上的建寺董事之一“息里末”。
报道明确说明该寺是在贤慧法师“热情鼓吹与推动下”而兴建，刘金榜则是捐献土地，息里末则捐献巨款及负责督工。
第二则1902年《莲山双林禅寺缘起》撰写人比丘尼慈妙法师，是贤慧法师之母。
碑文记他们母子亲族多人出家，赴斯里兰卡（时称锡兰）修行6年，经缅甸到新加坡欲回福建，因为“从刘姓施主喜舍此山，故吾长子贤慧在此创建双林禅寺”，亦称该寺为贤慧法师所“创建”。
第三则1903年《叻报·续建双林禅寺布启》，也清楚写道：“梧槽万山之山首经 贤慧禅师拟建双林禅寺，……此皆万山绅商刘金榜翁助贤慧禅师而倡兹善举也。”
这则报章公告，是建寺初期刘金榜本人署名发表的公启，行文清楚说明他和贤慧禅师的不同角色，“拟建”者为贤慧，刘金榜则为“助”其成事者。
这三则分别在双林寺始建1至5年内的文献记录，当时寺院建设工程还在进行中，当事人基本全都在场，其报道应该最为符合事实，为最可靠的原始记录。
这些记录，证明最先提议倡建双林寺者，实为贤慧禅师，刘金榜则是“献地布金”协助他兴建寺院的“大董事”。特别是贤慧禅师于建寺三年后即圆寂，续建工程即由刘金榜承担完成，为最主要的建寺大功德主，当无疑义。
但追究史实真相，双林寺的创建者或倡建者，显然应该是首任开山住持贤慧禅师；刘金榜则是支持协助兴建及负担续建寺院重任的最主要大功臣。一创一建，密不可分，但毕竟角色有别，功能有异，面对历史，还是有必要理清迷雾，还原真相的。
贤慧禅师
关于贤慧禅师，根据早年文献碑记、双林禅寺网站及泉州历史网佛教名僧项贤慧条等材料，主要记载他是清末福建惠安人，俗姓萧，家境富裕，与弟弟性慧及父母亲属多人先后一起出家，并将巨万家资，创建清音寺和清德庵，男女分住二座寺庵。1892年全家12人赴锡兰（斯里兰卡）修行6年，应在缅甸仰光经商的“大居士”高万邦之请出山，经缅甸到新加坡，原欲回中国，遇上刘金榜，遂留下兴建双林寺，旋圆寂于本地。
这段记录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贤慧早年在中国乡里就曾创建过清音寺和清德庵两所寺院。
时过百年，原寺毁于炮火又再重建，有意思的是原立于当年清音寺内的《新建象山清音寺暨萧山清德庵记》，今天依然保存完好，只是已经被移至泉港区后龙镇上西村委会办公处。
这通石碑，立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是他们一家渡海前往锡兰修行的时候，6年后（1898年）他就到新加坡创建双林寺。
碑上文字，刻有“于是贤牒渡海往募，殊域台南北、夷西东，及至吕宋……善信共捐白金八千有奇助之，而清德庵成”等语，说明为兴建清音寺和清德庵，贤慧禅师曾经亲自出海，到台湾和菲律宾等地，成功筹募建寺捐款。
这段记录，充分说明贤慧是一位具有丰富在各地筹款建寺能力和经验的禅师。从双林寺早期创建时候，除了刘金榜“献地布金”之外，还有本地锡兰富商息里末捐献巨款，以及本地与南洋各地捐款，甚至缅甸的“大居士”高万邦也担任建寺董事，这些应该都是贤慧“热情鼓吹与推动下”（1899年《海峡时报》用语）的成果。
有此经验和能力的贤慧禅师，来到本地，成功争取得刘金榜、息里末、高万邦等商家的支持，动员及聚合各方力量，创建双林寺，是理所当然的事。
而在双林寺之前，刘金榜与佛寺并无渊源，仅在早年以其万山号名义捐过一点善款给厦门街的仙祖宫（创建于1868年的道观）而已。
这些直接和间接的历史材料，都证明双林寺最初的创建人，应该是开山住持贤慧禅师才是。
（作者是本地作家／文史研究者）
且认他乡作故乡—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星洲图画》相册考述
《源》莲山双林寺
一代富商和一座禅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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