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木林
*
发
生在十九世纪末期，震撼中外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看，这是中华民族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
威胁，为救亡图强而进行的一场重大社会改革运动。谭嗣同是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的殉难，是他矢志改革思想逻辑的必然发展结果。最近放映的《戊戌政
变》，就是以谭嗣同一生的改革事业为背景而拍摄的历史故事片。这篇短文是献给那些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们，希望他们对谭嗣同的历史地位，有进一步的认识。
谭嗣同（
1865－1898）
字复生，号壮飞，自署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十二岁时，患病，死去三日又复活，所以又名复生。他本来是一个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的贵公子，父亲谭继洵，官至
湖北巡抚。可是他家庭生活不好，幼年丧母，姐姐和大哥死于白喉症，二哥自杀；他常为后母虐待，尝尽苦楚，婚姻也不满意。这对他日后的思想性格有一定影响。
但他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仍是正统的封建教育。
谭嗣同博览群书，经史词赋之外，于基督教义、神学、佛学, 无不精研, 而于政治、哲学,
致力尤多。他于文事之暇, 喜欢技击, 会骑马, 会舞剑,
堪谓“文武双全”。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小的时候就常常看见他, 因为欧阳予倩的祖父是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予倩还称呼谭嗣同为“谭七伯”。据欧阳予倩回忆说:“我曾见他 (谭嗣同)
蹲在地上, 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 一翻身站起来, 那两个人都跌一交。他写起字来,喜欢用食指压住笔头。人家觉得他无论什么都有点与众不同; 我(指欧阳予倩)虽是小孩子, 也觉得每见他时, 就不由得引起一种好奇心。总之, 他是无处不表露才气纵横，不可一世之概。他绝无嗜好, 我没有见他吸过烟, 打过牌。”
谭嗣同
1894年，
谭嗣同三十岁，适逄中日甲午战争，他感到国家的危亡，思想上发生剧变。于是决心去旧图新，挽救民族危机。他认为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要振兴中华，必须向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革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一方面学习继承明代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民主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又广为
搜读西方的自然科学与阐述社会政治学说的图书。他对康有为十分尊敬，听说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强学会，慕名往访，见到梁启超，听到了康有为的讲学宗旨和变法
条理，认为与自己想的十同八九。从1895年
起，谭嗣同在湖南浏阳与长沙等地，广交维新之士，擘划新政，筹办算学馆，支持出版《湘学报》（旬刊）、《湘报》（日刊）等刊物，协助设立“时务学堂”，与
开办“南学会”，积极筹划开矿山，修铁路。经过他不屈不挠的努力，使湖南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一样，成为全国变法维新的中心。
新政的建立，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1896年l 2月，强学会被清政府封闭，谭嗣同对此极为愤慨。这年，他奉父命，纳资为候补知府，在南京候补了一年，看到官场的黑暗，更加强了变法的信念。
自从中日甲午之战惨败后，光绪帝就想引用新人，进行变法，从而加强自已的权力，摆脱慈禧的控制。光绪廿四年（1898年，
岁次戊戌）七月十八日，谭嗣同应诏，带病到北京参预新政。他与同时被任命为军机章京的杨锐、林旭、刘光第（称军机四卿），是担任拆阅章奏，起草上谕的工
作，相当于宰相的职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除了颁布几十道诏令，军政大权仍掌握在顽固首领慈禧太后手里，维新派不能真正有所作为。谭嗣同身处在这恶劣的斗
争环境中，早已抱定为变法而牺牲的决心。
为了推进维新事业，谭嗣同主张邀新建军督办袁世凯相助。这年(1898年)八月初一，光绪召见袁世凯，赏侍郎衔。初三，嗣同夜访袁世凯，约定由袁世凯杀慈禧亲信荣禄(直隶总督), 除旧党。初五,
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六一早慈禧发动政变, 再度训政, 幽光绪于瀛台。初七谭嗣同被捕。光绪廿四年八月十三日, 即西历1898年9月28日, 谭嗣同与同称“戊戌六君子”的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死时仅卅四岁。从这年七月十八日入京, 到八月十三日被杀，前后只有廿四天就为维新而牺牲了。他的死, 开近代中国流血变法的先例。
戊
戌政变是政治的改良运动，不算是革命。因此，戊戌政变基本上可说是一场宫廷政变。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房德邻的考辨，政变的当天（光绪廿四年八月初
六），清廷除了发布垂帘诏和捉拿康氏兄弟诏以外，并未下诏捉拿谭嗣同，也无异常举动，京津局势很平稳。说明了政变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可是，在
初七这天，京津局势忽然严峻起来，当天还曾停京津火车，进行搜捕。谭嗣同就是在初七日在寓所被捕的。这表明慈禧太后在初六清晨发动政变时，还不知道谭嗣同
“杀荣禄，除旧党”的“阴谋”。初六夜晚，得到袁世凯密告后，才大发雷霆，终于在初七大肆搜捕新党，一星期后（八月十三日）便将六君子处死。
谭
嗣同被捕时，并不知道衰世凯已经告密，还以为只是由于参与新政获罪，未必处死。因此，他在写信给仆人索取狱中所需生活用品时，还要了许多东西。如要“厚被
窝一床”，“紫棉马褂一件，棉套裤一双”，是准备过冬用的；要“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是用来写信和写作的。看来他是准备长期过监狱生活了！他又令仆人去
找源顺镖局的王子斌（即义侠大刀王五），设法“通融招扶”，可见他的猝然被捕，王五全不知情。
其实，在谭嗣同被捕前，大刀王五愿作他的保镖，护送他离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会见谭嗣同，愿“设法保护”。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谭嗣同坚定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并谓“外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起”。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慷慨陈词,“为了救国, 我愿洒了我的血,
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 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的工作”。最后,
他以“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的临终语，就义了！
戊
戌维新的历史地位应当肯定，谭嗣同的改革活动是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维新运动中，谭嗣同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六君子之中，似乎以他为最激
烈。他生在鸦片战争后的廿四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他的短促一生所经历的，正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时
代，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时期。他的死，绝非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他一贯思想的最高升华。自从他投入维新运动后，就置个人利害于不顾。他曾感慨
道：“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他也多次表示∶“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他不怕死，只是不愿贸贸
然而死，希望“死事”，死得其所，死得有意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他《狱中题壁》一诗中的最后两句。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是指康有
为，其一乃大刀王五。谭嗣同不听王五离京的劝告，而宁愿选择“死”这条道路，正是希望以“死”来唤醒整个民族。
谭
嗣同的热血并没有白流。他的死，宣告改良主义的彻底失败。他的思想与行动，激动了许多爱国有识之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随之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
发生了重大的作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谭嗣同非常敬仰。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创办的“新民学会”与《湘江评论》，与谭嗣同的“南学会”及《湘学报》和《湘
报》，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联合晚报》- 北京拨20亿迁走名人故居租户 (2016-12-21)
《联合早报》- 庄永康：戊戌变法·康有为·谭嗣同 (2018-02-18)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opinions/story20180218-835993
有趣的一点是，出于作者本身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意图——也就是“立场”各异，同个历史人物在各个文艺作品中往往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康有为和谭嗣同，便是两个鲜明的例子。
丁酉鸡年过去了，迎来戊戌狗年，让我们想到120年前一件轰动国际的大事：“戊戌变法”。120年，即干支历法中的两个“甲子”。那个戊戌年，是清光绪廿四年，公元1898年。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戊戌变法”条解说：
“指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此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或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也叫戊戌维新、百日维新。”
光绪几时成了“资产阶级”代表，慈禧却又是“守旧派”？可见辞书是有“立场”的。其实，大儒康有为、名门公子谭嗣同这些人物，都曾策动光绪武装夺权，慈禧先发制人。事败，康有为出逃国外（也到过新加坡）；谭嗣同则问斩于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他们两人，日后都成了小说戏剧的热门题材。
有趣的一点是，出于作者本身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意图——也就是“立场”各异，同个历史人物在各个文艺作品中，往往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康有为和谭嗣同，便是两个鲜明的例子。
2012年华语电影节上，承蒙新跃大学（今：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邀请，观赏了旅美香港导演陈耀成的《大同：康有为在瑞典》。电影把舞台表演、采访纪实、旧片回顾、学者论坛等形式冶于一炉，堪称杰作。或出于西方民主思维，影片把康有为的主张，都放到极其正面的历史评价上。
观后，我曾在《怡和世纪》上撰文表示一些感想，主要是质疑影片“改良好，革命坏”的论点太简约化。因为历史大势的走向有客观存在的规律，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比如英国的虚君共和，是数百年来从上到下不断调整与演变而来，康有为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挥手之间便在中国建立这么一套制度。
《北京法源寺》是台湾作家李敖唯一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91年。2000年2月，在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声势中出精装版。笔者也是在此哄闹中购得新版的，然而，要等到荣休岁月，才有闲情全文细读。
李敖有文采，也风流。书中阐述，北京法源寺的原址，是唐太宗为纪念其征东军阵亡战士，在此建立的忠烈祠——悯忠寺。小说围绕源远流长的历代忠烈故事，讲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读来饶有兴味。
其实此书是“主题先行”的。将近结尾时，图穷匕现，小说借一位虚构的高人李十力之口，道出主题：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必遭扑灭，注定是失败的；唯有像谭嗣同这样抛头颅洒热血，才会把人们唤醒，让革命之火接续燃烧，中国才有希望。
改良无用，造反有理！李敖这招着实高明：此所谓彻底革命论，跟北京那个战无不胜的红太阳十分合拍；而台湾那些民粹暴力信奉者，听了也其爽无比。难怪，小说去年在中国大陆编成戏剧隆重上演后，也有意到台湾亮相。
然而，改良耶？革命耶？从陈耀成到李敖，我们看到文艺作品的两极取向，但国家要怎样才能进步的问题，却得不到深度的探讨。
写历史小说，尤其是清史，台湾有位大师笔名叫高阳（1922年至1992年）。早在1980年，他便出了一本《清末四公子》。这本书，我是要等到荣休后成为国大图书馆校友会员，才借来看的。
高阳此历史小说有个特色，就是夹议夹叙，小说甚至变成一种历史研究。他引用了当代台湾名儒硕彦的见解，加上自己的探索，琢磨评议书中人物，很有“立体感”。有中国网站称高阳的这种写法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笑死人。夹议夹叙，西汉的太史公早就开始了！
高阳指出，怂恿光绪武装夺权，康有为有把如意算盘，倘能成功，他便是扶主重臣，“及至见事不谐，款段出都，先期避祸。”如此“康圣人”，写得入木三分！
谭嗣同呢（其实《清末四公子》主要写他一个），则早就存着求仁得仁的决心。高阳认为，谭嗣同著“仁学”，志向极大，只是囿于时势，使他成为英雄而未成学问家或哲学家。谭嗣同写过一首乐府诗《儿缆船》：
“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诗人述说友人泛舟衡阳，遇上大风，船将翻覆。有个十岁的船家孩子（“十龄童”），逆风曳船入港，挽缆不放，掌肉磨去，但见白骨。船上有个大人喊道，孩子别哭，你的掌上有白骨，江中便无白骨！
高阳说，谭嗣同是慨然以“十龄童”自命的，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挽救即将翻覆的国家。“最不幸的是，这个‘十龄童’旁边有个混账的大人在鼓励他‘持缆愈力’，切勿松手。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奉劝清史读书会，高阳作品，万勿错过！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今日头条 - 谭嗣同故居发现本笔记，学者：难怪谭嗣同慷慨赴死，康有为却跑了
https://www.toutiao.com/a6607398250603348483/
今日头条 -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代豪杰谭嗣同
https://www.toutiao.com/a6738732936092189198/
悟空问答 - 谭嗣同临刑时惨叫，大刀王五斩谭嗣同是真的吗？
https://www.wukong.com/answer/6705886227272302862/
今日头条 - “围园杀后”——戊戌变法中最愚蠢的阳谋
https://www.toutiao.com/i6776741251799581192
《联合早报》- 谭嗣同伪造家书救了父亲一命 (2024-10-27)
瞻仰戊戌变法先贤的历史遗迹，我曾到山东和广东拜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故居，去天津看了梁启超的书房“饮冰室”；随后又走进湖南省浏阳市北正街98号“谭嗣同故居”，觉得这位中国革命史上了不起的英雄，正与我同在，与我一同呼吸，我默诵他的遗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百载以下读之，犹令人壮怀激烈。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并赔款两亿两白银。国人对此悲愤难抑，正在北京应试的举子，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领头下，上书光绪皇帝，反对签约，并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因为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士人入京考试，后人就以“公车”作为入京应试举子的代称。光绪采纳了康、梁这一群士子的建议，开始推行新政，谭嗣同也积极参加，这就是“戊戌变法”。但此举触犯了慈禧太后及守旧大臣，乃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并逮捕维新派成员，康、梁避走海外，但谭嗣同置生死于度外，在多方营救光绪未成之后，决定留下以身殉道。他说：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他一点都没有认为避难的人有何不对。留者去者，各有其责，各尽其分。这样博大的胸怀，非英雄豪俊，何克臻此？
谭嗣同“铁汉柔情”最使人难忘者，是故居中展出他的一份“伪造家书”，这封信救了他父亲一命。
汪康年（后排左起）、孙宝瑄、宋恕、梁启超（前排左起）、胡庸、吴嘉瑞、谭嗣同七人于1896年拍摄的合影。后人称此为《七贤图》。（互联网）
以父之名伪造家书
谭嗣同1865年出生在北京，他父亲谭继洵在京师任官，嗣同13岁回老家湖南浏阳扫墓时，留下读书，并从“大刀王五”（王正谊）习武。1896年回北京，从事办学、办报等社会活动；后以四品章京入军机处，参与维新运动。那时他父亲谭继洵已官拜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是“封疆大吏”。变法失败，谭嗣同决定留下，对维新革命生死以之。但他也知道，“造反”是“灭九族”的罪，于是他模仿父亲的笔迹，替父亲写了一封“训子家书”，搁在书房里。他知道官府会来搜查，这封信是写给慈禧看的：
你大逆不道，屡违父训，妄言维新，狂行变法，有悖国法家规，故而断绝父子情缘。倘若不信，以此信作为凭证，尔后逆子伏法量刑，皆与吾无关。
谭继洵
谭嗣同为了维护变法的精神而选择留下。可是为了不连累父亲，却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甚至否定了自己用生命维护的变法大业。不过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谭继洵只是被罢了官，没有被杀，于1901年终老于家乡浏阳。
谭嗣同参与康、梁的变法维新，当然被视为“改革派”。但1932年有学者在他故居中发现他的一本日记，却对此有深一层的看法。
众所周知，康有为主张依靠光绪皇帝，以变法强国，是维持大清国祚的“保皇派”。而在谭嗣同的日记中，他却没有丝毫的“忠君”思想，相反的还痛责清朝皇帝的暴虐无道。日记中反复回顾清军入关以来对汉人百姓的种种暴行：
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糜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志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一方面，满清在开国初期，对江南百姓杀戮过多，扬州十日、江阴之屠，犯下很多重大的罪行；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异族统治，竭力打压士人的思想，制造了惨烈的文字狱。在谭嗣同看来，对于中国的落后，满清统治者应负主要责任。
此外，对“中兴”清廷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籍名臣，同为湖南人的谭嗣同也极为不满，指责他们效命异族“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
密谋更大革命事业
谭嗣同那么憎恨清朝，为何不直接选择武装革命，反而还和康有为一起维新变法呢？原来，康有为的一句政治口号，深深将他吸引。这句话便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他希望利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打入清廷内部以谋未来更大的革命事业。所以，他在从事维新运动时，就利用各种手段，希望将社会大众潜移默化成革命党。例如，他在开办新式学堂时，常将《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秘密散发给学生阅读。
由于谭嗣同是个真正的革命派，他在维新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积极。例如策动袁世凯发动政变，抓捕慈禧和荣禄。正是这种胆气，让谭嗣同毅然留下慷慨赴死。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鲜血有助于国人认清满清的腐朽、愚昧与不可救药。后来的许多革命党人，确实是感动于谭嗣同的牺牲，才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谭嗣同被关进大牢，有《狱中题壁》诗，豪情溢于笔端，读之教人热泪盈眶：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俭、杜根都为历史人物，但“两昆仑”却是难解，连当时的梁启超都说不清楚，今天就更难以寻索。不过，后人只要懂得、记住“我自横刀向天笑”这一句，也就够了。
其实，谭嗣同早在18岁时，就写过一首教人印象深刻的词：
《望海潮·自题小影》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
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
春梦醒来么？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
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
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
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醉后颜酡！
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
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这首词，充分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但壮志未酬身先死，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就义。临刑前，谭嗣同犹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被慈禧令以钝刀行刑
原湖南浏阳会馆，是谭嗣同1898年在京时的住所，坐落在菜市口的边缘。（互联网）
变法维新人物中，因谭嗣同态度最为激烈，所以慈禧衔恨最深。据后来胡志廷《谭嗣同就义目击记》记载，慈禧令以钝刀行刑，总共砍了三十几刀，谭始断气，非常惨烈，但他始终未哼一声，诚感天动地也。与他平生风义兼师友的“大刀王五”，是清末十大武林高手之一，曾偕同志谋劫法场以救嗣同，但清军戒备极严，未能发动。
慈禧对谭嗣同的残忍，并不出人意外，历史上认为她是一个没有仁心的“女皇帝”。甲午战后，中日签马关条约，中方代表本另有他人，但日本的伊藤博文指定要李鸿章去。慈禧授予全权，日方的条件都可答应，于被迫同意割台之后，在赔款三亿两白银上，李鸿章坚不让步，希望中国能减少损失。在僵持中，日本“愤青”对李鸿章开了一枪，几乎送命，此时国际舆论一片大哗，日方建议订约谈判暂停，让李先疗伤，鸿章不从，带伤赴会，日方终于同意，赔款从三亿两降到两亿两。
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受尽屈辱，回来后又遭国人“丧权辱国”的唾骂。他带着染血的黄马褂上朝陛见。鸿章乃中枢重臣，以垂老之年，为国效命，几至丧生。
照理说，当国之人总应表示一些同情、慰问之意才对，但慈禧却说了一句到现在仍令人感到冷嗖嗖、寒到心的话：“难为你了，还留着。”
谭嗣同诗文著作不少，最著名的是《仁学》这部书，是一部融合儒、释、道、墨等各家学术的哲学典籍。他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最早由梁启超在日本出版。
《仁学》指斥二千年来专制制度为“大盗”，并猛烈抨击三纲五常“钳制天下”，它说：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谭嗣同纪念馆，又称谭嗣同烈士纪念馆，位于浏阳市才常路89号。（互联网）
伫立在谭嗣同纪念馆内的谭嗣同雕像。（互联网）
谭嗣同的言论和行动，在在说明他不是保皇的维新派，而是道道地地的革命派。与孙中山一同奔走革命的黄兴，1912年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9月16日在湖南同乡会的欢迎会上，有这样一段讲话：
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编按：黄兴自称）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
黄兴已将谭嗣同直接纳入革命谱系了。
后来的“中华民国”革命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也成功了，谭嗣同泉下有知，拿他“仁”的标尺来衡量，对这两次革命的过程与结果，不知他满意否？
谭嗣同（1865－1898）
字复生，号壮飞，浏阳人。博览群书，好金文经学，兼习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著作。游历大江南北，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发挥王夫之“道不离器”学说，提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为戊戌变法提供理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