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向外国派驻使臣时起，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明文规定：使臣必须写日记定期寄回。按照这规定，日记既要记交涉 事件，又要记风土人情，还要使“数年以后”的中国人看了能够“洞悉各国事机”。这实际上是冶个人记事和工作汇报于一炉，使这种日记得以成为后世十分珍贵的 外交史料。
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既为“南洋第一埠头”，晚清名人如斌椿、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在遣洋出国途中，也到过新加坡。出国期间他们都写了一 些日记。1982年12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在郭舜平、周赞加、李少雄等人的努力下，编辑了《晚清海外笔记选》一书，选录了自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至清末时期有关东南亚、南北美洲等地区华侨情况的记述。本文主要是介绍该书中有关新加坡记载较有参考价值的部分，俾让读者了解十九世纪新加坡的社 会风貌与民俗人情。
《笔记选》中有关新加坡的最早记载见于斌椿的《乘槎笔记》。斌椿为清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同治五年（1866年）奉命率领张德彝等前往法、英、俄、德等 国游历，采访风俗。他在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抵达新加坡，见到英国炮台，形势雄壮，“洋楼颇宏整”。这时华族人口约有七、八万之多，多为谋生而来，“不惮险 远也”。“山多虎，每出觅人食，且有渡水者。猿猴小者不盈尺，珍禽尤夥，五色俱备”。可见当年的新加坡还是十分荒凉的。
斌椿的随员张德彝在是年（1866年）8月11日由欧洲返航时，经过新加坡。在他所著的《航海述奇》中，记述了新加坡海港的情景是：“海水澄清，山峰竞秀”，“岸上有土人售卖藤子、蕉子、小猴、小鱼、五色花鸟、八哥、鹦鹉等。”
这是早年新加坡的海岸线情景
十年后（即1876年），张德彝再度来新。这时新加坡的华族人口已有“十万众”，“房舍虽增，鲜有华丽者”。胡亚基（原文写作胡琼轩）已任“俄国领事 官，英国议事官”。旅新期间，张德彝乘坐双马车，到距市区二十余里外的“胡公园，又名黄埔园”（即南生花园）游览，并在粤人所设的“新远香楼”用餐，一路 上“薰风拂面，花影迎眸，莺声燕语，红绿参差”，一片热带风光气息，跃然纸上（张德彝，《随使日记》）。
* * * * *
相信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都读过《中华文选》中的“新加坡洪家花园记”一文。这篇有名的文章，作者就是郭嵩焘，晚清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光绪二年 （1876年），清政府为了玛嘉里案，被迫派遣郭嵩焘为正使，刘锡鸿为副使，启程前往英国“谢罪” 1。他们在是年（1876年）10月28日下午抵达新加坡。在郭嵩焘所著的《使西纪程》及刘锡鸿著的《英轺日记》中，都记述了他们在新加坡的活动。他们游 览了“胡氏园”（南生花园），“憩于其圃”，对园内“奇花异草，珍禽怪禽及所陈设”，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新加坡总督雷哲(William Drummond Jervois) 亦派其翻译必麒麟 (W. A. Pickering) 遣马车陪同游历。参观当年巡洋至新的福建船政厂之扬武兵船，会见兵船提督蔡国祥、国喜两兄弟及侨领胡亚基。“船兵皆升桅声炮”。然后在必麒麟陪同下，至洪 家花园，“闽广人公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 极清幽之致。…”, 可惜洪家花园的确实遗址, 如今已不可考了!
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派遣曾纪泽为驻英、法大臣。曾纪泽是中国近代史名人曾国藩的儿子，清朝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官左秉隆的顶头上司。1878年11月12日抵达新加坡，接见了新设的新加坡领事胡亚基 (原文写作胡璇泽)。曾纪泽抵新时，可能已过响午,“英人休息较早，已闭店门，华人贸易正喧闹也”。新加坡“庙宇、会馆、酒楼、戏台无不具备。…土产胡椒、蔗糖、槟榔、椰、瓜及诸果实，天气极热如盛夏，以树林茂密故无瘴气”(曾纪泽，《使西日记》)。
曾纪泽与胡亚基（原文为胡琼轩）久谈，谈话内容是有关中国领事官在新筹募经费之事。胡亚基讲的是广东话，曾纪泽是湖南湘乡人，不谙粤语，“因以英语相 问答焉”。曾纪泽记述他在津沪时，遇闽广人谈及胡亚基，“常有贬词”，“大约出于忌妒者之口，未足凭信”。这段文字记载，栩栩如生，笔者认为十分精彩，颇 可一读。
* * * * *
《出洋琐记》的作者蔡钧，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初二日在遣洋回国途中抵达新加坡。当时胡亚基已在四年前辞世了，继任的左秉隆领事是从北京直接派 来的官员。左秉隆自1881年9月25日领凭上任迄今，已有三载。蔡钧抵步时，便乘车至“大清国领事府”，访左子兴（秉隆）司马。从另一项记载看，当年的 中国领事署是“租于民间”的（袁祖志，《瀛海采问纪实》），约距市区四、五里。蔡钧与左秉隆“清谈既久”，左氏仍邀请他去看广东大戏（“司马邀往观剧，优 人皆粤产”），或许由于左秉隆是广东番禺人的缘故吧！
蔡钧观察到新加坡的“风俗习尚，仿佛粤东。天气四时皆热，早晚如中土夏初，正午直若中土三伏。佣工者得单衣一袭，可供一年之用，故喜于此处旅居也”。 至于市场贸易，道路负贩（街边小贩），“皆中土人”（华人），“街衢整洁，房屋华盛，远逊香港，惟多平壤，一望延袤…乡间耕植者，亦皆中土人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贸易有着长足的进步。商业的发展，资本的累积，出现了殷商。配合了清廷“鬻官制度”的实行，一时炎徼殊域，翎顶满街走，“大夫第”和 “朝议第”眩耀门楣。这正是蔡钧所记载的“途中所见，夏屋渠渠”，书“大夫第”、“朝议第”者，则陈、黄两家之居宅也。“虽远隔数万里之外，旅居百十年之 远，而仍复奉正朔，遵服制，不忘官阀之荣，皇灵之震叠，不既远免哉！”
此时华族人口，“约计有十余万，闽居其七，广居其三。”殷商的住宅，除广夏闰闳外，“更有极富者，皆置花园”，“车马精良，陈设珍异”，而“开筵宴 兵，亦极丰腆，中西之俗参半”，正是当年上流社会生活的写照。（袁祖志，《瀛海采问纪实》。袁祖志是清代著名文人袁枚之孙。）
商业社会的副产品是“鸦片烟廊暨酒店甚多，两种生理，日纳税银二千元。妓寮极夥，税亦甚巨。置屋产者利十税一，其他称是，一年所入，不知凡几”，可见经营声色娱乐及屋业的，在百年前已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晚清访新官员中，有一位曾任京师大学堂教员，堪称教育学者（他亦精通地理学），此人就是邹代钧，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廿四日抵新加坡。在他所 著《西征纪程》中，对当年新加坡文教情况的记载是这样的：“新加坡旧本柔佛国，南海中小岛…其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惜文教未兴，子弟之聪俊 者皆入西塾，通西文，圣经贤传竟不与目。”
* * * * *
薛福成是由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家，他与郭嵩焘可说是晚清外交官中之佼佼者。光绪十五年（1889年）奉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 著名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就是从次年出国之日起写的。中学时代读过“巴黎观油画记”和“游蜡人馆记”两篇文章，就是从这部日记中节录出来的。薛福成 比郭嵩焘小整整二十岁，出使四国时，已年过半百，文章早已海内闻名，政治上也已经形成系统的观点。这部日记，可视为他研究国际问题，讨论中外关系的最后作 品。其中的思想，概括一句话，就是：“中国必须开放”。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二十二日薛福成到新加坡。其时左秉隆领事仍在任上，“左秉隆子兴率其侄随员即选知县左棠树南来谒”。薛福成对左氏评价甚高，谓：“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干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惬，盖领事中之出色者。”
据薛福成记载，英国当年在新加坡有“水陆兵房二所，约有兵丁三千。有机器厂大小五所，书院三所，而中国亦有一所，曰‘萃英书院’者，商人陈金钟所创也。”
薛福成也接见了“英巡抚施密司”（即坡督 Cecil Clementi Smith）及“闽商候选道兼暹罗领事官陈金钟”。此时陈金钟年事已高了，“金钟字吰音，原籍海澄，居新加坡数世矣，以商致富数百万金…金钟颇疏财好义…年六十余，有十子，尚中国衣冠，惟言语不通，须用人传话。自称不忘中国，日后有事极愿效力…。”
新加坡的海港，“商舶云集”，这是英政府采取自由港口贸易的结果。“英人不税进出口货物以示招徕”，“今只抽洋药税、酒税，每月可得八十五万元。贸易之盛岁值至千余万元”。新加坡“不生五谷、棉花，俱由他埠运来”(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
1890年正是新加坡开埠后的七十年，当时华族人口已增至“十五、六万矣”。“此间人民最杂，约有十数种，如闽、奥、琼州、嘉应州，印度暨噶罗巴（雅 加达）所辖诸岛如西里百（西里伯斯），爪哇（今亦称爪华），吉宁言语格不相入。除华民外，巫来由族及印度人约有十万，英人三千。”
世事白云苍狗，变幻无常。从访新的晚清官员笔记中，可以略窥新加坡社会与人事的变化。光绪二十年（1894年）晚清官僚王之春访问新加坡时，左秉隆领 事经已调职，继任的是“总领事候选知府张振勋（弼士）”。当年著名的南生花园，在胡亚基逝世后家道中落，也已变故了。“复询陈金钟，云已前年殁，其家今亦 中衰”。人事沧桑如斯，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薛福成出使时，新加坡有闽、广人约十四、五万，如今已增至廿一万余人了，“此外英人二千余，土著阿刺伯、印度、巫来由各种亦止共数万人。然英税华货独苛，洋货每百不过抽五，华货则每值百抽至十余元不等，此殊未足以持平也”。（王之春，《使俄草》）。
晚清海外笔记中有关新加坡的记载，尚见于张荫桓的《三洲日记》，力钧的《槟榔屿志略》及阙名的《游历笔记》等，由于资料与其他笔记中所载略同，故不复赘。
摘自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第一版），页191-197。署题“晚清海外笔记中有关新加坡的记载”
【注释】
1 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副将柏郎（Browne）奉命自缅甸取道入云南，北京英使馆翻译员玛嘉里（Nargary）从云南入缅迎接。1875年玛嘉里回云南，途中为土人所杀。英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rade）指此事件为滇抚岑毓英所主使，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下旗归国，谓以兵戎相见，以相恐吓。清廷卒表示让步，于1876年派李鸿章与英使签订〈烟台条约〉。
政大机构典藏 - 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1893-1911)
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31780
Abstract: 十九世紀末的檳榔嶼華人社會，其人口總數約為八萬餘人，其中屬客家方言群者，只有七千餘人，尚不及該地華人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儘管如此，客家籍富商卻能 不間斷的出任清朝政府派駐該地的副領事，無疑顯示出其有獨特之處。其中，張弼士出任首任副領事，更是其關鍵的肇始。因為透過張氏的精心安排和計畫，遂逐步 奠定該職繼續由客家富商擔任的基礎。至於客家籍富商出任該職，不僅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祖國事務，亦進一步將他們引入檳榔嶼華人社會的領導階層，成為名 符其實的華人社會領袖，同時亦造就了客家籍「埔梅集團」的興起。副領事一職，是清朝政府對外設立使領館中，層級最低的一個小機構。就機構本身而言，它的影 響力是非常有限，無足輕重。是故，長期以來，亦不會特別引人注意到檳榔嶼副領事，到底會對近代中國帶來怎樣的影響和改變。不過，就因為擔任副領事者當中， 有了張弼士、張煜南、謝榮光、梁碧如和戴春榮等人物的出現，以致改變了和凸顯出檳榔嶼副領事的重要性。尤其是張弼士更透過他商業網絡的優勢，而躋入清朝的 商業官僚體系內，甚至更成為主管晚清商務的商務大臣，進而推動和影響了晚清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此外，當革命派在檳榔嶼展開活動至中華民國建立為止，該批 亦官亦商的檳榔嶼副領事，不僅沒有對革命派加以打壓，甚至還默許他們的親族參與革命活動。因此，同盟會南洋支部自新加坡遷往檳榔嶼之後，革命派在南洋的活 動和發展，得以繼續藉由在當地的重整機會，而取得喘息和重新出發的新契機。由此觀之，檳榔嶼副領事對於近代中國政治的發展，無疑亦扮演著一個極特殊又關鍵 的角色，對近代中國實產生了一個極大的衝擊和影響。
Reference: 徵引書目
甲、中文部分
（一）檔案、史料彙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9-（1），「出使設領檔：光緒二十七羅豐祿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9-（2），「出使設領檔：光緒二十八年羅豐祿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0-（1），「出使設領檔：光緒二十八年張德彝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0-（2），「出使設領檔：光緒二十九年張德彝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7-（2），「出使設領檔：光緒二十九年廕昌使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0-（3），「出使設領檔：光緒卅年張德彝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1-（1），「出使設領檔：光緒卅一年張德彝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2-（1），「出使設領檔：光緒卅一年唐紹儀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3-（1），「出使設領檔：光緒卅二年汪大燮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4-（1），「出使設領檔：光緒卅四年李經方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4-（2），「出使設領檔：宣統元年李經方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4-（3），「出使設領檔：宣統二年李經方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12-15-（1），「出使設領檔：宣統三年劉玉麟使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宗號：02-23-4-（11），「駐美使館保存檔案：開導華僑勿資助孫康案」。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132388，具奏人：李鴻章，事由：「奏報恩賜御書匾額與南洋檳榔嶼等處報捐華商鄭嗣文等員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133849，具奏人：奕劻等，事由：「奏為新設南洋領事隨員保獎章程由」。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143393，具奏人：張之洞，事由：「奏為南洋鉅商邱煒萲悔悟捐賑請優予褒獎」。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146014，具奏人：升允，事由：「奏報代理新加坡總領事官劉玉麟等募集洋銀救濟陜省災民並請獎敘(摺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163847，具奏人：張德彝，事由：「奏請以梁廷芳為駐檳榔嶼副領事官」。
[漢]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91年。
[元]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明]茅元儀輯，《武備志》，台北：華世出版社，1984年重印版。
[明]張燮，《東西洋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明]夏原吉、胡廣等，《明太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8年6月2版。
[清]文慶、賈楨等撰，《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六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
[清]商務官報局編，《商務官報》，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年重印本。
[清]賈楨等撰，《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九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
[清]蔡乃煌等撰，《約章分類輯要（一）》，台北：華文書局，1968年，據清光緒26年刊本影印。
[清]學部官報局編，《學部官報》，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年重印本。
[清]寶鋆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二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
[清]覺羅勒德洪，《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
[清]覺羅勒德洪，《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
[清]覺羅勒德洪，《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
[清]梁碧如，《清朝檳榔嶼副領事館檔案》，「抄發文稿」。
[清]戴春榮，《清朝檳榔嶼副領事館檔案》，「發文稿底」。
不著撰者，《檳城鶴山極樂寺志》，檳城：1923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一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第1編，第11冊，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3年，第一版。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第1編，第14冊，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4年，第二版。
文海出版社編，《中外條約彙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
王克敏、楊毓輝編，《光緒丙午（三十二）年交涉要覽（中上篇）》，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王彥威編，《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又名：清季外交史料第二集）》，北京：編者自印，1934年。
丘秀強、邱尚堯主編，《梅州文獻彙編第一集》，台北：梅州文獻社，1975年。
田濤主編，《清朝條約全集（第壹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朱壽朋纂修，《十二朝東華錄》（光緒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
余定邦、黄重言等編，《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吳倫霓霞、王爾敏合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汪毅編，《清初及中期對外交涉條約輯（康雍乾道咸五朝條約）》，台北：國風出版社，1964年。
宓汝成編，《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下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張少寬，《檳榔嶼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銘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7年。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台北：國史館，1989年。
陳旭麓等主編，《中國通商銀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陳荊和、陳育崧編著，《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年。
陳翰笙主編，盧文迪、陳澤憲、彭家禮編著，《華工出國史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章開沅、劉望齡和葉萬忠主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1輯）》，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
傅吾康主編，《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彙編（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8年。
傅吾康和陳鐵凡合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一卷）》，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出版社，1982年。
傅吾康和陳鐵凡合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二卷）》，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出版社，1985年。
傅吾康和陳鐵凡合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三卷）》，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出版社，1987年。
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第7冊）》，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7月初版。
溫廷敬等編纂，《大埔縣志》，台北：台北市大埔同鄉會，1971年重印版。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台北：新興出版社，1963年。
蔣廷黻，《近代中國史料輯要（上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
黨史委員會編訂，《革命文獻（第65輯）》，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委會，1973年。
（二）年譜、日記、私家筆記、文集
[清]王韜，《弢園尺牘》，收錄於李毓澍主編，《近代史料叢書彙編（第一輯）》，台北：大通書局，1969年影印本。
[清]李鍾珏，《新嘉坡風土記》，收錄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第79輯）》，《靈鶼閣叢書（第二函）》（台北：藝文印書館印行，1966年影印本），頁1-18。
[清]李鴻章，《李文忠公（鴻章）全集》，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清]張之洞，《張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議》，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六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
[清]張煜南輯，《海國公餘輯錄》，光緒24年刻本。
[清]張煜南輯，《梅水詩傳》，台北：張直端自行出版，1973年影印本。
[清]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清]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清]曾紀澤，《曾紀澤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
[清]曾紀澤，《曾惠敏公(紀澤)詩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
[清]黃遵憲，《人境廬詩草》，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12月台一版。
[清]戴振，《英軺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
[清]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
[清]薛福成，《出使公牘》，收錄於王有立主編，《中華文史叢書第四輯》，台北：華文書局，1969年影印本。
[清]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收錄於王有立主編，《中華文史叢書之卅六》，台北：華文書局，1969年，據光緒廿四年刊本影印。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清]薛福成，《薛福成全集》，台北：廣文書局，1963年影印本。
[清]謝清高口述，[清]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94年第四次增訂。
（三）特刊
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編，《南洋客屬總會卅五、六週年紀念刊》，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1967年8月23日。
馬來西亞雪蘭莪嘉應會館七十七周年紀念刊編委會編，《馬來西亞雪蘭莪嘉應會館七十七週年紀念刊》，雪蘭莪：馬來西亞雪蘭莪嘉應會館七十七周年紀念刊編委會，1980年。
雪蘭莪茶陽兩館百年大慶編輯委員會編，《雪蘭莪茶陽會館茶陽回春館百年大慶特刊》，雪蘭莪：雪蘭莪茶陽兩館百年大慶編輯委員會，1978年。
廣福宮紀念特刊編委會編，《檳榔嶼廣福宮慶祝建廟188周年暨觀音菩薩出游紀念特刊》，檳城：檳城廣福宮信理部，1989年。
謝詩堅主編，《檳州中華總商會100周年紀念特刊》，檳城：檳州中華總商會，2003年。
謝詩堅主編，《檳榔嶼潮州會館慶祝成立134週年紀念特刊（1864-1998）》，檳榔嶼：檳榔嶼潮州會館，1998年。
檳州中華總商會鑽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檳州中華總商會鑽禧紀念特刊》，檳城：檳州中華總商會，1978年。
檳州客屬公會金禧紀念暨時中學校八十校慶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檳州客屬公會金禧紀念暨時中學校八十校慶特刊》，檳城：檳州客屬公會，1990年10月。
檳州華人大會堂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檳州華人大會堂慶祝成立一百週年/新廈落成開幕紀念特刊》，檳城：檳州華人大會堂，1983年。
檳城嘉應會館編，《檳城嘉應會館一百八十六週年紀念特刊》，檳城：檳城嘉應會館，1987年。
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周年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周年紀念刊》，檳城：檳榔嶼客屬公會，1979年。
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編，《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貳百週年紀念特刊》，檳榔嶼：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1998年2月15日。
（四）專著
今堀誠二著，劉果因譯，《馬來亞華人社會》，檳城：檳城嘉應會館，1974年。
巴素（Purcell）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僑史》，檳城：光華日報，1950年。
巴素（Purcell）著，郭湘章譯，《東南亞之華僑》，台北：國立編譯館，1966年。
戈爾布思主編，楊立義等譯，《薩道義外交實踐指南（第五版）》，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
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與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王曾才，《中國外交史要義》，台北：經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王琛發編著，《檳城客家兩百年》，檳城：檳城客屬公會，1998年。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王賡武，姚楠譯，《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4月初版。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年。
古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
古鴻廷，《教育與認同：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教育之研究（1945-2000）》，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
白化文，《漢化佛教與寺院生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朱英，《近代中國商人與社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
冷東，《東南亞海外潮人研究》，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
別必亮，《承傳與創新：近代華僑教育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吳孟雪，《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百年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4年。
吳華，《馬來西亞華族會館史略》，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80年11月。
吳鳳斌主編，《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
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12月再版。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
宋旺相著，葉書德譯，《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年。
宋哲美，《馬來西亞華人史》，香港：中華文化事業公司，1963年。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
李占才主編，《中國鐵路史》，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4年。
李永球，《移國：太平華裔歷史人物集》，檳城：南洋民間文化，2003年。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一九一二~一九四九）》，新店：國史館，1997年。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
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年。
杜元載主編，《革命人物誌（第八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經銷，1971年。
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6年9月。
周偉民、唐玲玲，《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
房學嘉、李大超編著，《謝逸橋、謝良牧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
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林水檺、駱靜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吉隆坡：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出版，1984年。
林水檺、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三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出版，1998年。
林金枝、莊為璣合編，《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福建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概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
林金枝、莊為璣合編，《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廣東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林金枝編著，《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上海卷）》，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
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興辦為中心的探討》，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0年。
邱格屏，《世外無桃源：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邱新民，《東南亞文化交通史》，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84年。
姚楠、張禮千合著，《檳榔嶼志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2月再版。
星洲日報社主編，《星洲十年》，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五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
柯木林主編，《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新加坡：教育出版私營有限公司，1995年。
夏誠華，《近代廣東省僑匯研究（1862-1949）──以廣、潮、梅、瓊地區為例》，新加坡：南洋學會，1992年。
徐中約著，朱慶葆與計秋楓譯，《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書蠹（Bookworm）編，顧因明、王旦華合譯，《檳榔嶼開闢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
袁丁，《晚清僑務與中外交涉》，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
馬敏，《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高延(J.J. M. De Groot)著，袁冰凌譯，《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音教材編委會編，《國音學》，台北：正中書局，1987年，5版。
培恩（B.R. Pearn）著，張奕善譯，《東南亞史導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年10月再版2刷。
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94年。
康沛竹，《災荒與晚清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史話》，吉隆坡：燧人氏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史話續編》，檳榔嶼：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年7月。
張少寬，《孫中山與庇能會議：策動廣州三、二九之役》，檳榔嶼：南洋田野研究室，2004年5月。
張玉法，《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台北：桂冠圖書，1992年。
張正男，《國音及說話》，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張奕善，《明代中國與馬來亞的關係》，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64年。
張奕善，《東南亞史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0年第二刷。
張道行，《國際公法》，台北：國立編譯館，1967年臺修訂一版。
張禮千編，《英屬馬來亞地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梅井編著，《馬華名人傳》，新加坡：上海書局有限公司，1961年11月初版。
梅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梅州市志》，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
莊國土，《華僑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許雲樵，《馬來亞史》，新加坡：青年書局，1961年。
許雲樵，《馬來亞近代史》，新加坡：世界書局，1963年。
郭仁德，《揭開私會黨的真面目》，吉隆坡：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1992年。
陳志奇，《中國近代外交史》，台北：南天書局，1993年。
陳昌豪主編，《馬來亞歷史名人傳》，吉隆坡：吉隆坡文化供應社，1958年。
陳烈甫，《東南亞洲的華僑、華人與華裔》，台北：正中書局，1983年。
陳烈甫，《華僑與華人學總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陳錦江著，王笛、張箭譯，《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6月。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台北：鼎文書局，2004年10月。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年。
麥留芳著，張清江譯，《星馬華人私會黨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85年。
傅啟學，《中國外交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
彭澤益，《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財政與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華僑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華僑革命史（下）》，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12月。
馮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黃存燊著，張清江譯，《華人甲必丹》，新加坡：國家語文局，1965年。
黃建淳，《砂拉越華人史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
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認同之研究──以賑捐、投資、封爵為例》，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1993年。
黃建淳，《新加坡華僑會黨對辛亥革命影響之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88年。
黃堯編著，《馬星華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會、馬來西亞黃氏總會江夏資訊活動基金會，2003年再版。
黃福鑾編著，《華僑與中國革命》，香港：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年8月初版。
黃綺文，《華僑名人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黃賢強，《海外華人的抗爭：對美貨抵制運動史實與史料》，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1年。
黃鑒暉，《中國銀行業史》，太原市：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
楊進發，《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新加坡：南洋學會，1977年。
溫廣益主編，《廣東籍華僑名人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
溫廣益等編著，《印度尼西亞華僑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
葉榮燊編，《嘉應：故鄉談叢（第二集）》，霹靂：編者，1965年。
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
隗瀛濤，《四川保路運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廖建裕，《印尼華人文化與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3年。
劉克智、劉翠溶，《中國人口問題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
劉彥，《中國外交史》，台北：三民書局，1962年。
劉淼，《明清沿海蕩地開發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
潘醒農編著，《馬來亞潮僑通鑑》，新加坡：南島出版社，1950年。
蔣英豪編著，《黃遵憲師友記》，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
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年。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8年。
鄭良樹，《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文化史論叢（卷二）》，新加坡：南洋學會，1986年。
鄭赤琰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
鄭官應，《張弼士君生平事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五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賴紹祥、房學嘉編著，《客籍志士與辛亥革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閻廣芬，《經商與辦學：近代商人教育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聶德寧，《近現代中國與東南亞經貿關係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顏清湟著，粟明鮮等譯，《出國華工與清朝官員：晚清時期中國對海外華人的保護(1851-1911年)》，北京：中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0年。
顏清湟著，粟明鮮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年。
鄺國祥，《檳城散記》，新加坡：世界書局，1958年。
羅香林，《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
嚴和平，《清季駐外使館的建立》，台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75年。
（五）期刊論文
比野丈夫著，潘明智譯，〈馬六甲華人甲必丹──關於近年新發現的資料〉，《亞洲文化》，15（1991/6），頁116-120。
王曾才，〈中國駐英使館的建立〉，《文史哲學報》，17（1978），頁381-439。
王曾才，〈自強運動時期中國外交制度的發展〉，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頁131-156。
王琛發，〈檳榔嶼客屬的大伯公信仰〉，收錄於王琛發編著，《檳城客家兩百年》，檳城：檳城客屬公會，1998年，頁3-40。
王琛發，〈二百年來的檳榔嶼客屬組織〉，收錄於王琛發編著，《檳城客家兩百年》，檳城：檳城客屬公會，1998年，頁41-80。
王琛發，〈檳城華人社會的客家人領事〉，收錄於王琛發編著，《檳城客家兩百年》，檳城：檳城客屬公會，1998年，頁110-121。
王琛發，〈極樂寺《龍藏經》：反映晚清華僑政策的一瞥〉，《無盡燈》，18（1999/4），頁27-31。
王琛發，〈從全球化與區域性的視野重構檳城歷史〉，《人文雜誌》，18（2003/3），頁5-18。
王慷鼎，〈康有為南游詩中「丹將敦島」考〉，《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1（1997/8），頁33-45。
王慷鼎，〈獨立前華文報刊〉，收錄於林水檺等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年，頁87-129。
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1976/6），頁1-91。
王爾敏，〈十九世紀中國國際觀念之演變〉，《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七編：自強運動（二）外交，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25-88。
邢義田，〈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恆的巨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頁425-478。
朱敬勤，〈檳城的發展與人口的成長史〉，收錄於檳州華人大會堂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檳州華人大會堂慶祝成立一百週年/新廈落成開幕紀念特刊》，檳城：檳州華人大會堂，1983年，頁355-366。
吳劍雄，〈從海禁到護僑：清代對出國移民政策的演變〉，收錄於氏著，《海外移民與華人社會》，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0月，頁1-47。
李本京，〈孫中山先生海外經費之籌集〉，《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2冊）》，台北：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5年，頁238-249。
李松庵，〈張弼士與煙台張裕釀酒公司〉，《廣州文史資料》，8（1963/10），頁105-113。
李松庵，〈潮汕鐵路創辦人華僑張榕軒兄弟〉，收錄於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28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61-80。
李勵圖，〈海峽政府對孫中山之態度（1900-1911）〉，收錄於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6年，頁164-177。
林水檺，〈獨立前華文教育〉，收錄於林水檺等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二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出版，1998年，頁215-254。
林孝勝，〈清朝駐星領事與海峽殖民地政府間的糾紛（1877-1894）〉，收錄於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年，頁11-29。
林孝勝，〈十九世紀新華社會的幫權政治〉，收錄於氏著，《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年，頁28-62。
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歷史及其作用〉，收錄於鄭民、梁初鳴編，《華僑華人史研究集（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頁286-304。
林遠輝，〈清代在世界各地設置領事問題初探〉，《華僑史論文集（第三集）》，廣州：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1983年，頁60-79。
林遠輝，〈19世紀的海峽僑生〉，《資料與研究》，32（1998/3），頁7-11。
姚楠，〈記晚清駐檳榔嶼的客屬兩領事：張弼士與張煜南〉，收錄於氏著，《南天餘墨》，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61-168。
柯木林，〈左秉隆領事與新華社會〉，收錄於柯木林、林孝勝，《新華歷史與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學會，1986年，頁113-121。
唐啟華，〈第三篇外交行政機構的演變，第一章北京政府時期，第一節北京政府〉，《中華民國史外交志（初稿）》，新店：國史館，2002年12月，頁225-248。
崔貴強，〈晚清官吏訪問新加坡〉，《南洋學報》， 29：1&2（1974），頁15-29。
張希哲，〈關於「廣州三二九起義」及「黃花崗烈士」的幾點考訂〉，收錄於張希哲、陳三井主編，《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7年，頁203-208。
張奕善，〈東南亞華人移民之研究〉，《東南亞史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0年，頁231-296。
張彬村，〈16-18世紀中國海貿思想的演進〉，《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2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年，頁39-57。
張彬村，〈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4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年，頁45-59。
張曉威，〈中國近代領事制度的建立：以清末在新嘉坡設置領事為探討中心（1877-1891）〉，收錄於胡春惠、周惠民主編，《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香港：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珠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1年12月，頁317-337。
張曉威，〈商而優則仕：南洋富商張弼士出任檳榔嶼首任副領事之探討〉，《海華與東南亞研究》，2：3（2002/7），頁93-112。
張曉威，〈明太祖華夷觀念初探：以洪武年間的對外政策為探討中心〉，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主編，《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第四期）》，台北：陳百年先生學術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2003年10月，頁125-154。
張曉威，〈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的創設與首任副領事的派任〉，《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36（2004/7），頁243-284。
張曉威，〈近代中國駐外領事與海外華人社會領袖角色的遞換：以駐檳榔嶼副領事謝榮光(1895-1907)為例〉，《政大歷史學報》，22（2004/11），頁167-221。
張曉威，〈「聲教南暨」：晚清檳榔嶼中華學校的創辦及其影響〉，宣讀於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海外華人與僑民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04年12月3-4日），頁1-13。
張應龍，〈客家華僑對東南亞採礦業的貢獻〉，收錄於鄭赤琰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月，頁250-262。
梅井，〈檳城開埠以來華人社會的變遷〉，《願景季刊》，創刊號（1999/7），頁36-49。
莫順宗，〈跨語系與超省籍：晚清駐檳城領事的國族意識及其融合檳城華僑的貢獻〉，《人文雜誌》， 18（2003/3），頁19-26。
莊欽永，〈馬六甲華人甲必丹補遺〉，《亞洲文化》，7（1986/4），頁100-101。
莊欽永，〈新加坡華人甲必丹〉，《亞洲文化》，9（1987/4），頁21-25。
許雲樵，〈星馬設領始末考〉，《南洋文摘》，5（1960），頁15-18。
許雲樵，〈張弼士傳〉，收錄於星洲日報社主編，《星洲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頁1032-1034。
許雲樵，〈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收錄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慶祝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1977年，頁507-549。
郭雙林，〈晚清香港設領問題初探〉，《近代史研究》，6（1998），頁176-195。
陳民，〈論張弼士在晚清發展民用工業中的歷史作用〉，《華僑華人歷史研究》，3（1992），頁46-52。
陳育崧，〈馬華教育近百年史緒論〉，收錄於氏著，《椰陰館文存（第二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4年，頁221-236。
陳育崧，〈馬來亞華文教育發軔史〉，收錄於氏著，《椰陰館文存（第二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4年，頁237-251。
陳育崧，〈馬來亞華僑新教育的發軔：檳榔嶼中華學校創立經過〉，收錄於氏著，《椰陰館文存（第二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4年，頁260-270。
陳育崧，〈新加坡中國領事設置史〉，收錄於氏著，《椰陰館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4年，頁113-120。
陳育崧，〈陳怡老案與清代遷民政策之改變〉，收錄於氏著，《椰陰館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4年，頁137-141。
陳育崧，〈緒言〉，收錄於陳荊和與陳育崧編著，《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年，頁1-29。
陳綠漪，〈大馬半島華文教育的發展〉，收錄於林水檺、駱靜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吉隆坡：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出版，1984年，頁283-325。
陳劍虹，〈平章公館的歷史發展輪廓（1881-1974）〉，收錄於檳州華人大會堂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檳州華人大會堂慶祝成立一百週年/新廈落成開幕紀念特刊》，檳城：檳州華人大會堂，1983年，頁135-162。
陳劍虹，〈十九世紀威省華僑蔗糖業與社會流動〉，《南洋學報》， 41：1&2（1986），頁47-61。
陳劍虹，〈檳城華人社會組織的歷史演變〉，《資料與研究》，32（1998/3/31），頁23-27。
陳樹強，〈辛亥革命時期南洋華人支援起義經費之研究〉，收錄於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6年，頁238-266。
陳翼經，〈檳州百年來的教育〉，收錄於檳州華人大會堂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檳州華人大會堂慶祝成立一百週年暨新廈落成開幕紀念特刊》，檳城：檳州華人大會堂，1983年，頁398-405。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使領館關係之比較〉，《海華與東南亞研究》，2：4（2002/10），頁13-61。
陳鴻瑜，〈漢朝使節到過南印度嗎？〉，《歷史月刊》，204（2005/1），頁140-143。
麥留芳，〈早期華人社會組織與星馬城鎮發展的模式〉，《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1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年，頁367-404。
曾松華，〈七十五年來的檳城社會〉，收錄於檳州中華總商會鑽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檳州中華總商會鑽禧紀念特刊》，檳城：檳州中華總商會，1978年，頁349-363。
程光裕，〈檳榔嶼僑賢陳新政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收錄於張希哲、陳三井主編，《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7年，頁433-449。
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領袖進階模式的探討（一）〉，《國史館館刊》復刊14（1992/12），頁53-74。
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領袖進階模式的探討（二）〉，《國史館館刊》復刊15期（1993/12），頁77-99。
黃建淳，〈檳榔嶼中華學校（1904-1911）──兼述與清末政局的關係〉，《東南亞華人教育論文集》，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1995年，頁453-475。
黃建淳，〈清末民初南洋富商張振勳對族國認同的態度與影響〉，宣讀於「『時代變局與海外華人的族國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國立國父紀念館等，2003年12月5-6日，頁（8-1）1-12。
黃賢強，〈客籍領事與檳城華人社會〉，《亞洲文化》，21（1997/6），頁181-191。
黃賢強，〈梁碧如：二十世紀初期檳城華人社會的領袖〉，《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2（1998/12），頁1-15。
黃賢強，〈十九世紀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亞洲文化》，23（1999/6），頁95-102。
黃賢強，〈客籍領事梁碧如與檳城華人社會的幫權政治〉，收錄於徐正光主編，《歷史與社會經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年，頁401-426。
黃賢強，〈客家領袖戴欣然與檳榔嶼華人的方言群社會〉，收錄於《全球客家地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馨築文化基金會，2003年10月25-27日，頁288-299。
黃賢強，〈清末檳城副領事戴欣然與南洋華人方言群社會〉，《華僑華人歷史研究》，3（2004/9），頁51-58。
楊進發，〈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領導層〉，收錄於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年，頁31-47。
楊慶南，〈新馬華僑對中國革命之貢獻〉，收錄於張希哲、陳三井主編，《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7年，頁397-408。
溫梓川，〈客人在檳城〉，收錄於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周年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周年紀念刊》，檳城：檳榔嶼客屬公會，1979年，頁717-725。
溫廣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與印尼華僑〉，收錄於張希哲、陳三井主編，《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7年，頁451-464。
葉鐘鈴，〈中國駐叻總領事黃遵憲辦理洋藥憑單事件始末〉，《亞洲文化》，25（2001/6），頁168-176。
葉鐘鈴，〈雷鐵崖與檳城《光華日報》〉，《亞洲文化》，26（2002/6），頁122-135。
鄒榮川，〈嘉應州人與檳城關係源遠流長〉，收錄於檳城嘉應會館編，《檳城嘉應會館一百八十六週年紀念特刊》，檳城：檳城嘉應會館，1987年，頁238-242。
廖建裕，〈印尼華裔富豪初探〉，收錄於氏著，《印尼華人文化與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3年，頁17-51。
管林，〈黃遵憲與南洋華僑〉，收錄於鄭赤琰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月，頁35-46。
劉世昌，〈中山先生與南洋〉，收錄於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6年，頁47-64。
劉玉遵、成露西、鄭德華，〈華僑、新寧鐵路與台山〉，收錄於鄭民、梁初鳴編，《華僑華人史研究集（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頁254-285。
劉崇漢，〈西馬客家人〉，收錄於賴觀福主編，《客家淵遠流長──第5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1999年10月5日，頁130-178。
劉蘭昌，〈論晚清政府引入僑資政策的首期嘗試及其失敗的決策因素〉，《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2000），頁34-42。
歐陽昌大，〈新嘉坡華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應〉，收錄於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年，頁91-118。
鄭永美，〈檳州中華總商會戰前史料〉，收錄於檳州中華總商會鑽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檳州中華總商會鑽禧紀念特刊》，檳城：檳州中華總商會，1978年，頁75-93。
鄭永美，〈檳城行幫史略〉，宣讀於「檳榔嶼華人事蹟學術研討會」，檳城：檳城古蹟信託會主辦，各姓氏青年委協辦，2002年1月5-6日，頁1-34。
鄭志明，〈客家社會大伯公信仰在東南亞的發展〉，《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004），頁64-73。
鄭良樹，〈馬六甲華人甲必丹補義〉，《亞洲文化》，3（1984/4），頁2-7。
鄭良樹，〈亭主時代的青雲亭及華族社會〉，收錄於氏著，《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文化史論叢（卷二）》，新加坡：南洋學會，1986年，頁29-69。
鄭良樹，〈客家人與新馬早期華文教育〉，收錄於鄭赤琰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月，頁330-340。
謝詩堅，〈檳州華人主導政權的形成：從萊特到許子根（1786-2000）〉，收錄於謝詩堅主編，《檳州中華總商會100周年紀念特刊》，檳城：檳州中華總商會，2003年，頁210-280。
顏清湟，〈海外華人與中國的經濟現代化（1875-1912）〉，收錄於氏著，《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年，頁44-59。
顏清湟，〈張煜南與潮汕鐵路（1904-1908年）：華僑從事中國現代企業的一個實例研究〉，收錄於氏著，《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年，頁60-78。
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的階級結構與社會地位流動（1800-1911）〉，收錄於氏著，《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年，頁149-178。
顏清湟，〈十九世紀新馬華人社會中的秘密會社與社會結構〉，收錄於氏著，《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年，頁179-210。
顏清湟，〈1899-1911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教復興運動〉，收錄於氏著，《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年，頁245-282。
顏清湟著，張清江譯，〈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1877-1912）〉，收錄於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年，頁49-87。
鄺國祥，〈檳城客屬人士概況〉，收錄於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周年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周年紀念刊》，檳城：檳榔嶼客屬公會，1979年，頁726-730。
（六）學位論文
安煥然，〈琉球、滿剌加與明朝貢體制的關係：明代前半期（1368-1505）兩個朝貢藩屬國的崛起〉，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李達嘉，〈商人與政治：以上海為中心的探討（1895-191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年。
李慶平，〈清末保僑政策與駐外領事之設置〉，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年。
林玉如，〈清季總理衙門設置及其政治地位之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張克宏，〈康有為在新馬〉，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8年。
郭人豪，〈晚清商務改革與海外華商關係之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陳世榮，〈清代北桃園的開發與地方社會建構（1683-1895）〉，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陳偉玉，〈同盟會南洋支部領袖與辛亥革命〉，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1年。
黃于玲，〈晚清中國與新馬華僑關係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七）報刊（微捲）
《中興日報》（1907-1910）
《叻報》（1887-1912）
《南洋總匯（新）報》（1908-1912）
《檳城新報》（1895-1912）
《天南新報》（1898-1905）
《星報》（1890-1898）
《南僑日報》（1911-1914）
《振南報》（1913-1920）
（八）工具書
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印度尼西亞語言文學教研室《新印度尼西亞語漢語詞典》編寫組編，《新印度尼西亞語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周南京主編，《世界華僑華人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姚楠主編，《東南亞歷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
故宮博物館明清檔案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管林主編，《廣東歷史人物辭典》，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
黎敏斐編繪，《馬來亞地圖集》，香港：海光出版社，1959年6月再版。
謝佐芝主編，《世界客屬人物大全（上冊）》，新加坡：崇文出版社，1990年。
乙、英文部分
（A）Government Sources
（a）Colonial Office [microform]:
CO273, Straits Settlements,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1892-1911.
CO274, Straits Settlement Acts, 1867-1912.
CO275,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2-1911.
CO276,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s, 1877-1894.
（b）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2-1911.
Proceedings Of The Federal Council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For The Year 1909-1911.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1881, 1891,1901.
Straits Settlements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1889-1898.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s, 1877-1911.
The 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For The Year 1891-1894.
（B）Books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History of Malaysia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Brook, Timothy,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93).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Godley, Michael R., 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19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Hou, Chi-m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Hsu, Immanuel,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James C. Jackson,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 Malaya, 1786-1921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Kernial Singh 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6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Lee Kam Hing & Chow Mun Seo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7).
Lee, Luke T.,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nd ed.).
Leon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 1900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J.J. Augustin, 1959).
Loh-Lim Lin Lee, The Blue Mansion: The Story of Mandarin Splendour Reborn (Penang: L'Plan Sdn Bhd, 2002).
Low, James,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Wynne, M.L., Triad and Tabut : 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1800-1935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1).
Mak, Lau Fong, 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a stud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sia(Kuala Lumpur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ng, Queeny, Memories of a Nony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1).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reprint, 1967).
Syed Hussein Alatas,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s (London: Frank Case, 1977).
Tregonning, K. G., A History of Modern Malaya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1964).
Tregonning, K. G., The British in Malaya: the first forty years, 1786-1826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Vaughan, J.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Wan Hashim, Race relation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3).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Wong, C.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1963).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s of Perak, Selangor, Negri, Sembilan, and Pahang (Tucson: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Wright, Arnold,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 1908).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Kedah and Penang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Yen, Ching 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Yen, Ching Hwang,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Articles and Theses
Bonney, R., “Francis Light and Penang,”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8, part 1(1965) , pp.135-157.
Freedman, Maurice,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 No.1(Oct.1960), pp.25-48.
Godley, Michael R., “Chang Pi-shih and Nanyang Chinese Involvement in South China's Railroads, 1896-191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Ⅳ, (1973), pp.16-30.
Godley, Michael R., “The Late Ch'ing Courtship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ⅩⅩⅩⅣ, (1975), pp.361-385.
Godley, Michael R., “The Nanyang Connection: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 China, 1900-1915” in Leo Douw and Peter Post edited , South China: state,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msterdam ; New York : North-Holland, 1996),pp.113-118.
John Chan Cheu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s in Singapore and Penang, 1877-1911,” Jernal Sejarah, 9(1970-71), pp.29-41.
Leong, Kok Kek, “The Chia-ying Hakka in Penang 1786-1941,” Malaysia in History, 24(1981), pp.39-48.
Milne, W., “The Triad (Secret) Society in China”, Royal Asiatic Society Transaction, 2, pt.1(1827),pp.240-250.
Saw Swee Hock and Pearl Chu, “Population Trends in Nineteenth Century Penang,”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25:2 (1970), pp.128-132.
Suyama Taku, “ Pang Societies and the Econom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Southeast Asia,” in Tregonning, K.G. ed. , Papers on Malayan History, Singapo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962),pp.193-213.
Thio, Eunice, “The Singapore Chinese Protectorate: Events and Conditions Leading to Its Establishment, 1823-187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ⅩⅥ, (1970), pp.40-80.
Vaughan, J.D., “Notes on the Chinese of Penang,” Journal of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Vol.8(1854), pp.1-27.
Wang, Gungwu, “Chinese Reformist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Unpublished B.A.Hons. Academic Exercise, University of Malaya (Singapore), 1953.
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15, Pt.2, (1959), pp.55-68.
Wang, Gungwu, “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 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Wijeyewardene, G. edited,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Singapore: Published for the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pp.208-222.
Wen, Chung-ch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mperial Chinese Consulat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Unpublished M.A.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4.
Wong, Lin Ken , “The revenue farms of Prince of Wales Island, 1805-1830,”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ⅩⅨ, partⅠ, (1964), pp.56-127.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9-1869,”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3, part 4(1960),pp.5-315.
Yen, Ching Hwang, “Penang Chinese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41, Pt.1&2, (1986), pp.63-78.
Yen, Ching Hwang, “Early Hakka Dialect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1-1900,” Asian Culture, 17(1993/6), pp.106-126.
Yong, C.F., “Pang, Pang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during the 1930s,” Journal of South Sea Society, Vol.32, No.1&2(1977),pp.31-52.
（D）Newspaper[microform]
Singapore Free Press (1893-1911)
Straits Budget (1894-1911)
Straits Times (1893-1911)
Straits Echo(1903-1911)
Pinang Gazette & Straits Chronicle(1893-1911)
丙、馬來文部分
Jomo K.S., Masyarakat Malaysia Cabaran Sosio-Ekonomi (Kuala Lumpur:INSAN, 1991).（社會經濟挑戰下的馬來西亞社會）
Khoo Kay Kim , Negeri-negeri Melayu pantai barat, 1850-1873: kesan perkembangan dagang terhadap politik Melayu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 , 1984).（馬來半島西海岸的馬來國家1850-1873）
Liang Liji, Hubungan Empayar Melaka-Dinasti Ming Abad ke-15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Cetakan Pertama 1996).（15世紀時期馬六甲王朝與中國明朝的關係）
Mahani Musa, Kongsi Gelap Melayu: Di Negeri-Negeri Utara Pantai Barat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1821-1940-an (Selango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03).（1821至1940年代馬來半島西海岸北部各邦的馬來人秘密會社）
Description: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研究所
89153504
93
Source URI: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0891535041
: 學位論文
thesis
Appears in Collections: [歷史學系] 學位論文
《联合早报》- 昔日中学华文课本 描绘植物园前身 (2020-04-23)
由宋文翰主编的《中华文选》于1947年出版。这是一套中学华文课本，昔日的华校生耳熟能详。
初中第二册有篇课文《新加坡洪家花园记》，作者为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清朝光绪年间受委出使英法大臣。课文的题解相当简单，除了稍稍提及新加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只说明洪家花园是新加坡当地的一个公园。据此，读者顾名思义，会以为洪家花园是洪姓富贵人家所建设的公园。
1970年《中华文选增编本》出版，仍由宋文翰主编，初中第二册照旧收录这篇课文，可喜的是，作者生平介绍和题解详细多了。
根据《中华文选增编本》，郭嵩焘是中国出使英法的第一人，1876年赴英，途经新加坡。或许经过考证，编者准确地说明，洪家花园就是现在新加坡乞鲁年律（Cluny Road，古鲁尼路）的植物园前身，本来称为皇家花园，不晓得是否作者故意或笔误，竟写成“洪家花园”。当时的地址是在三角埔（Bras Basah Road），后来迁到乞鲁年律改名植物园，华人普通称为“红毛花园”。
植物园前身也称洪家花园
综合上述，《新加坡洪家花园记》的写作年度很可能是在1876年。这是一篇新加坡的重要史料，可从中窥探新加坡植物园前身的风貌。
我查看了新加坡植物园官网，发现一段文字：1859年，农业园艺协会（Agri-Horticultural Society）将一片60英亩的废弃种植园转变为一个休闲花园，这座花园后来演变成今天所见，广受欢迎的新加坡植物园。
官网上所说的休闲公园，也许就是课文中所说的“洪家花园”。
谨此分析这篇课文的内容，供有兴趣者参考。
郭嵩焘文宗桐城派，文章简练有条理。本文结构严谨，分五段，大约500个字。
第一段点出洪家花园与闽广人士的关系，并以“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极清幽之致”概括全园风景。
第二段叙写园中豢养的兽类，如虎、豹、狗熊、山狗、猨、狨、豺、狸、黄鼠、松鼠、山獭等。
第三段记述园中饲养的各种鸟类，包括鹦鹉、鹰、雉、鸽、青鸾、山雀、水雀等。
第四段描绘园里植物的三大奇景：罗汉松覆地如钟；藤萝障天如巨屏；长松高入云际，悬针周匝如盘。
最后一段补充前文，指出园中花木大都插牌标记，显示它们来自世界各国，并以“足见此园魄力之大矣”结束全篇。
如果没细读这篇课文，我们很难想象，新加坡植物园的前身，尽管规模小，却是集动物园、飞禽公园与植物园于一身。
当“昭昭天命”遭遇“天朝上国”：中美两国的初次相遇
https://mp.weixin.qq.com/s/tiPJtIXt8oS9JF2w7a_McA
《联合早报》 - 民国记者张若谷及其笔下的新加坡 (2022-07-11)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ulture/story20220711-1291646
民国记者张若谷曾与鲁迅打笔仗。1933年他开始旅欧西行，历时两年，并写下“海行五万里，陆行二万里”的旅行笔记《游欧猎奇印象》，书中关于新加坡的文章有七篇。在张若谷笔下，当年的新加坡是“欧亚航路的咽喉、东方人类的熔炉”。
在航海运输时代，新加坡是许多中国人前往欧洲求学或旅游途中的必经之地。曾经为鲁迅所不屑被讽刺是“礼拜五派”文人，并拟议在出版的《五讲三嘘集》中作为“一嘘”之对象的张若谷留下的著作多达十多本，其中的《游欧猎奇印象》在初版84年后还被拿来重新编排出版。
张若谷其人其事
张若谷，1905年出生于上海南汇，早年就读于徐汇中学，得到过中国著名教育家、天主教徒马相伯的亲炙。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应邀入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撰写《马相伯学习生活》等书籍。张若谷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又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深受法国文学思潮的影响。
1927年11月，《真善美》杂志于上海创刊，张若谷接受聘用担任主编。《真善美》杂志是一份原创文学刊物，选用的文章大多是轻松小品文，以及一些符合上层社会格调的小说及诗歌。
周作人的闲话体随笔就是通过这本刊物而得以广泛传播。此外，刊物还译介外国文学，但与当时的苏俄文学提倡“革命” “民主” “觉醒” “抗争”等潮流词语的风潮保持距离。
1928年12月17日，《南洋商报》第22版刊载一则署名“铭弊”的文章，题曰：“所谓冰冷的感情”。文章最后一段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最近也有张若谷之流，在反对北欧的文学底精神而赞美南欧了。”然而，《真善美》杂志以轻快优美的风格和明媚淡雅的趣味性，吸引了中上层社群读者，特别是上海女性读者的喜爱。张若谷十分推崇当时沪上正兴起的咖啡座，认为带来了“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他为此还推出一部取名为《咖啡座谈》的散文集。
为纪念《真善美》创刊一周年，杂志开辟“女作家号”，于1929年2月出版。这期专号刊登了二十多位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冰心等。每篇稿件在刊出的同时附上女作家的一帧玉照，这种看来略显轻浮的手法当时招致新文学作家的广泛批评，主编张若谷被人责备“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性”。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上海滩上大受女读者拥戴和青睐的作家。
享有高知名度的张若谷想乘胜追击，趁势创办《女作家》杂志，不过杂志只出版一期就停刊了。1930年3月20日，《南洋商报》第20版刊印“许由”撰著的《一九二八年之中国文坛（一）》一文直指，“至于张若谷的编女作家什志便是投机事业了，真善美的女作家专号确实轰动一时，到了张若谷以为这是一桩大生意——发财之道，继续编了女作家什志便连送人看都没人要了。”
1932年2月29日，《南洋商报》第6版刊登一则“沪二月九日讯”，大字标题是《沪上战区观察记》。新闻报道了记者那天前往“一·二八”中日对抗火线区采访的经历；与记者同行的三人中，其中“一位是音乐家张若谷君”。张若谷曾经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早在1925年，他就应《申报》编辑的邀约，“担任写关于音乐方面的文字”。
1932年，张若谷出任《大晚报》记者一职。年底，北新书局将他在《大晚报》上连载的小说《婆汉迷》结集出版。书名标题是波希米亚的中文音译，小说以巴黎为背景，却旨在讽刺当时的中国文学家和诗人，影射了鲁迅、郁达夫等人。对张若谷从来不屑的鲁迅，立刻予以还击。1933年初，鲁迅发表翻译自戈庚的“NoaNoa”。
“NoaNoa”是毛利语，意思是“野花香”。戈庚即是法国著名画家高更，这部著作是高更厌恶所谓的西方文明社会，在“泰息谛”与纯朴善良的野蛮人生活数年的纪录。针对张若谷新启用的笔名“罗无心”，鲁迅为“NoaNoa”的译者署名“罗怃”，并在小说的前言中挖苦调侃：“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
那一年3月3日，张若谷在《大晚报》，针对当时普遍使用的影射、暗喻等写作手法，发表《拥护》一文，声称“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却都应运产生出来了。”9日，他又在《大晚报》发表《恶癖》一文，“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对此，鲁迅开足火力，先后在《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署名发文反击。 4月4日，发表了《文人无文》；5月9日，再发表《不负责任的坦克车》。两篇文章皆收录于鲁迅的《伪自由书》里。
台湾“国家图书馆”馆藏《游欧猎奇印象》一书封面。（作者提供）
5月12日，张若谷乘坐“万德伯爵”特快邮轮，离别家乡上海，开始了他的旅欧西行，历时两年之久。《游欧猎奇印象》在1936年初版发行，书中收集了张若谷“海行五万里，陆行二万里”的旅行笔记。旅欧前刚与鲁迅在文字上过招的张若谷，似乎并没有让笔战干扰了出游的兴致，一路上他的文笔卓然，为当时中国人极少听闻的西陆风土人情跃然纸上。文章在数种报纸上发表后，一时风动四起，令张若谷本人声名大振。
2020年重新编排出版
纵览《游欧猎奇印象》一书目录，其中关于新加坡的文章共七篇，篇名分别是：《“狮岛”新加坡》《新加坡的华侨》《在华侨欢迎会中》《“狮岛”的交通》《军事上的新加坡》《新加坡军港一瞥》《世界第九大商埠》。在文章中张若谷以记者自称，行文洒脱，善于调和都市市民读者的口味。在出游欧洲三周年之际，他又以极富吸引力的《游欧猎奇印象》为书名，将文章结集出版，颇受张氏读者群之青睐。202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将此书重新编排出版，可见其魅力之所在。
在张若谷笔下，当年的新加坡是“欧亚航路的咽喉、东方人类的熔炉”。张氏写道：“五月十八日离别上海后的第七天，天气晴朗，海波不兴。上午九时左右，‘万德伯爵’特快邮船，驶泊在新加坡的码头。”“炎阳把街道晒得像火坑一样，火伞高张，旅客们都戴上从香港新买来的白帽儿，或马尼拉草帽。大家怕热，都想以车代步。”“记者叨光，附随中华朝圣代表团，得参加新加坡华侨筹备的欢迎大会。会场在天主堂附设的华侨学校中，主席某中国教士，致欢迎词。他先用马来语，继用福建话翻译，记者一句都听不懂。后由代表团中杨汝荣主教用广东话答谢词，也不甚了了。”“我们参加的明明是华侨发起的欢迎会，可是因为语言不通，无异是赴一个外国语的演讲会。幸亏会场中张贴的各种欢迎标语，和欢迎词等，都是用中文写的。”
不乏猎奇笔触
张氏笔下的文字，对新加坡的交通状况语多赞赏，但字里行间也不乏猎奇的笔触，譬如：“男女并肩同乘人力车、马来铁路可直达暹罗。”“新加坡的街道，广阔而又整洁，道旁都有深沟低洼，为泻水及扫除垃圾的用。两旁植树，多高数丈的椰子树。交通代步的利器，有汽车、电车、马车、人力车、牛车，及火车。人力车高，而且大，作元宝形。分单人座双人座两种。双人座车身大如马车，可以二人并坐。在新加坡，男女并肩携手，合坐人力车，是极寻常事件。” “装载货物的，多用重笨异常的牛车，往往用牛两头并拖。但是牛性似乎颇机警，它们都善于避让汽车和电车。这几种不很谐和的车辆，混在一条街道上驶走的时候，却可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近代轻快的交通利器，直有取代旧式笨重牛车而驾上的趋势。同样地，20世纪的物质文明，早已征服了殖民地的原始文明。牛车和人力车式的文明早晚要变成为被淘汰的东西。”
在一篇《印度洋上》，张若谷告诉读者：“五月十八日傍晚，‘万德伯爵’号在新加坡解缆启程，向锡兰岛前进。”《南洋商报》在1935年1月25日和26日的“ 商余”版，分上下两次刊登张若谷的同名文章。但不同的是，那是作者写于西游欧洲回返上海的航程中：“十月二十九日，自英京苏格兰。十一月一日，在葛拉斯哥，搭招商局新轮海贞启碇。”经过多日海上航行，船“……到萨蓬Sadong，这是荷属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军港，在新加坡的西南。据海员们相告，该地是一个小村落，只有一条热闹的市街。居民为马来种人，亦有不少福建广东两省的华侨。土产以水果香料为大宗。间有出售貂鼠鹦鹉及稚虎者，可惜行囊羞涩，否则购买若干奇禽怪兽，分送上海诸亲友，亦可作新年礼物用也。”
吁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1935年，张若谷回到上海，出任《时报》记者。1936年，张氏出任南京《朝报》主编，后改任上海《神州报》记者。1936年2月5日，《南洋商报》第11版刊登“上海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全文，张若谷连同顾执中、庞学棠、谭丹辰、萨空了等一共61位新闻从业人员一齐署名，呼吁国民政府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反对压制对中日对抗真相作出揭露的新闻报道。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中美日报》创刊，张若谷在《中美日本》用中英双语发表大量抗日救亡的文章。1941年9月24日，张若谷在上海法租界，因抗日救国罪被日本宪兵汇同法国警务当局逮捕。在中外各大新闻媒体舆论的呼吁下，各界积极设法营救，最后日方不得不放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若谷赴南京，担任天主教《益世报》主编。1955年9月8日，张若谷因宗教原因被抄家，继被遣送中国东北劳改。后经法院复查，撤销原判，无罪释放。1967年，张若谷因病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