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木林 *
古代南海是中国海上对外交通的重要区域。元代以前中国史籍将南中国海以南通过海路可能到达的地方统称为南海。元代又有东西洋之称。古代南海的范围，实 际上包括了今天的东南亚及由此而西到印度沿岸的广大地区。要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和航海史，必须借重于中国史籍中的资料，这是世界各国学者所一致公认 的。但是如何应用这些史料，却也是学者们必然会遇到的难题。因为中国史籍中虽载有大量南海地名，但南海范围广大，涉及语言甚多，古地的考证，殊非易事，至 今尚有许多地名，无从查考，有些地名，众说纷纭，聚讼不已。换句话说，历史地名的考证问题，是研究该地区历史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86年5月，在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下，《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终于出版了。这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陈佳荣、谢方编撰。他们两人花 了好几年的时间，检阅数百种中国古籍（上起汉代，下迄清初），将有关南海地名尽量辑录出来，注明出处，并在综合各家说法的基础上，作出简明的考释；第二部 分是外文古籍中出现的南海古地名，转为汉译，加以考释，由陆峻岭编撰。这项整理与汇总的工作，不仅为研究中外关系史和亚洲古代史的学者们，提供了很大的方 便，“估计在国际上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引姚楠教授《弁言》中语），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的记载，我检阅了《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的新加坡古地名，计有下列这些：
皮宗
《汉书》卷二八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二）月，到日南，象林界”。其故地有如下数说：指马来半岛西南岸外的皮散岛（Pisang，马来语意为香蕉），或泛指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及新加坡一带；或指今泰国北大年一带。
蒲罗中
又作蒲芦中，或略为蒲罗。《通典》卷一八七，“又《扶南土俗传》云；拘利未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氵仆之 地名”。《太平御览》卷七八七“《扶南土俗》日，拘利正来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或谓蒲罗为马来语 Pulau（岛）的译音，中为Ujong（尽头，海角）的译音，合起来意为（马来）半岛尽头的岛，指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一带。一说 为Prathom的对音，指泰国的佛统（Nakhon Pathom）。也有的认为在泰国的北大年（Patani）或万伦（Ban Don）湾一带。
莫河信洲（即摩诃新）
《唐会要》卷一○○：“金利毗迦，…行经旦旦国，诃陵国、摩诃国、新国、多萨国、者理国…乃至广州”。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七，《南海寄归内法传》 卷一，“摩诃”下的“国”字系衍文，摩诃国、新国，即摩诃新国之误。或谓即十一世纪印度尼西亚爪哇碑铭中Mahasin一名的对音，在爪哇岛西部，一说在 新加坡。也有的认为是加里曼丹岛南部属辰（Bandjarmasin）一名后半部的译音。
多摩苌
又作多摩长, 或讹为多摩, 多摩莨, 多摩苌。《唐会要》卷一○○：“多摩苌居于南海岛中。显庆四年（659年）二月，朝贡使主。”《通典》卷一八八，“多摩长国居于海岛，东与婆凤，西与多 隆，南与年友跋（华言五山也），北与诃陵等国接。其国界东西可一月行”。在今马来半岛，或位泰国高头郎（Phatalung）府的塔莫特（Tamant） 一带。一说又作堕婆登，在克拉（Kra）地峡。此外尚有泰国的洛坤（Nakhon Srithamarat）及新加坡等说。
罗越
《新唐书》卷四三下：“（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军突异山）又五日行至海峡，窑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 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卷二二二下云“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坠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一般认为其故地 在马来半岛南部，今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州一带，或指新加坡海峡一带，质即马来语Selat（义即海峡）的译简。或谓该地的雅贡（Jakun） 族又称Orang Laut（马来语义为海人），罗越即Laut的对音，也有的认为唐代罗越国辖境包括整个马来半岛。
凌牙门（又作龙牙门，龙牙山门）
《诸蕃志》卷上三佛齐：“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岛夷志略》龙牙门：“门以单马锡番西山相交若龙牙，门中有 水道以间之”。《元史》卷二九：“（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癸丑，龙牙门蛮遣使奉表贡方物。”《瀛涯胜览》满刺加国。“自占城向正西，好风船行八日 到龙牙门，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郑和航海图》：“（吉利门）用乙辰及丹辰针取长腰屿与龙牙门，龙牙门用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矿。”龙牙门或指岛屿，或指 海峡。作为岛屿名的龙牙门，如《郑和航海图》，一般认为指印度尼西亚的林加（Lingga）岛，但也有的认为某些载籍的龙牙门应指新加坡。至于作为海峡名 的龙牙门，所指则往往因时代或载籍的不同而异。一说指新加坡海峡，或专指新加坡和绝后岛（Blakang Mati）之间的石叻门，即岌巴港（Keppel Harbour）。一说指林加海峡。也有的主张宋、元时的龙牙门指新加坡海峡，明以后则指林加海峡。也有的认为最初仅指石叻门，后来才成为新加坡海峡主峡 及其南的广阔海峡的泛称。
《岛夷志略》称新加坡为龙牙门，乃因矗立于岌巴海峡入口处有峭石似龙牙而得名，此龙牙石
于1848年因发展岌巴海峡航道而被铲除
麻里予儿 《元史》卷二一○：“以暹人与麻里予儿旧相仇杀，至是皆归顺，有旨谕暹人，勿伤麻里予儿，以践尔言”。或谓即马来 人自称Malayu的译音，《马可波罗行记》作Malajur。其故地一般均认为在马来半岛南部一带，一说指马六甲（Malacca），一说指新加坡或柔 佛（Johore）。
单马锡 或误为牛单锡《岛夷志略》道：“近年以七十余艘来侵单马锡，攻打城池，一月不下”。一般均认为即 《爪哇史颂》中Tamasik的译音，新加坡出土的十三世纪的碑铭作Tamasak，《马来纪年》作Temasek，为新加坡的古名。也有的认为指马来西 亚的柔佛（Johore），或兼指新加坡，柔佛。该名之来众说纷纭，一说源自马来语tasek或tasik（意为海），一说起于梵文tamarasa（意 为黄金），也有的认为系受圣经中大马士革（Damascas）地名的影响，或因马来半岛南部民族Orong Tambus而名。
淡马锡
《郑和航海图》图一五，一般认为是新加坡的古名。也有的指为马来西亚的柔佛，或兼指新加坡、柔佛。
航海图中的新加坡位置 (淡马锡)
淡马锡门
《来西洋考》卷九：“罗汉屿（有浅宜防，往来寻白礁为准。往满刺加从北边过船，用庚酉，五更，入龙牙门）龙牙门（…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 托。又过淡马锡门，用庚酉及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问山了”。应指整个新加坡海峡的中段，位新加坡南面，或指石叻门（Keppel Harbour）和新基水道（Selat Sinki）。也有的认为指柔佛海峡西部Tanjong Tuas 和Tanjong Bulus 之间的通道。
长腰屿
《郑和航海图》图一五：“吉利用五更船用乙辰及丹辰针取长腰屿，出龙牙门，龙牙门用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礁”。一般均认为在今新加坡海峡，有柯奈 （Coney）岛，安乐岛（Senang），绝后岛（Blakang Mati）即今圣淘沙，新加坡东北角的樟宜（Changi）乃至新加坡岛等说。但依《航海图》针路，长腰屿当在卡里摩（Karimun）群岛东南面，且龙 牙门或指林加（Lingga）海峡，故有的认为此航路似未经过新加坡海峡，长腰屿应在廖内（Riau）群岛求之，指苏吉（Sugi）岛或布朗岛 （Bulang），也有的认为指林加岛或宾坦岛（Bintan）…
星忌利坡
《南洋蠡测》：“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一名之曰星忌利坡”。即今新加坡。
息力（又作昔里息辣）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麻刺甲：“又南端一小岛，旧名息力，英人名曰新加坡，…亦在通道也”。《海录》卷上旧柔佛：“旧柔佛在邦项之后，番人称其 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一般均认为指今新加坡。息力是马来语Selat（海峡）的译音，源自柔佛海峡的马来名Selat Tebrau。也有的认为《海录》中的新州府，是兼指马来西亚的新山（Johore Bahru）。
旧柔佛
《海灵》卷上旧柔佛：“由邦项东南行？约日余，复转西入白石口，顺来南风约日余则到旧柔佛。旧柔佛在邦项之后，陆船约四五日可到。…本柔佛旧都，后从 去，故名旧柔佛。嘉庆年间英吉利于此辟展土地，…遂为胜地矣，番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一般认为指新加坡，按旧柔佛原指Johore Lama，位于马来半岛南部柔佛（Johore）河上游，十六世纪柔佛王国建立后即都于此，后遭葡萄牙人毁，曾屡屡迁都，今哥打丁宜（Kota Tinggi）等处及印度尼西亚的宾坦岛（Bintan），林加岛都一度成为该国建都之所。唯新加坡似未同为柔佛王国的都城，况据《海录》所记自彭亨陆路 可达，故此处旧柔佛虽非指Johore Lama，恐亦非专指新加坡，它包括哥打丁宜和新山一带。
新加峡 又作新加步峡，新加坡辣峡。《职方外纪》卷一，即今新加坡（Singapore）海峡。
新加坡 又作新加坡，星嘉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三三八、三三九：《清史稿》卷一三六、一五三、五二七，即今之新加坡，该名源自梵文的Sinhapura或Singapura，意为狮子城。
上述只是中国史籍上记载的新加坡古地名，收录在《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的第一部分。至于第二部分则是外文古籍和拉丁文字还原的南海地名。有关新加坡的古名称，只有Tumasik一条，其释文如下：
名是《爪哇史颂》，马来语曰Temasek，其语源皆出于tajik，马来语“大海”也。唐宋载籍中有数处之大食，疑而其对音。《岛夷志略》龙牙门各 之单马锡，喃巫哩条作牛单锡，应为单马锡之误，《郑和航海图》、《东西洋考》西洋针路条，《顺风相送》之淡马锡，皆其音译。即今马来半岛南端之新加坡。新 加坡一名，盖梵语Sinhapura转为Singapore之对音，义为狮城。此名最早见于我国（指中国）载籍为清道光十年陈乃玉《噶喇吧风》论中，有新 加坡之名。王之春《国朝柔运记》卷四作星加坡、新嘉坡。
由于《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在编写过程中，这两部分是分别独立编撰的，事先并没有协商过，因此内容不免有重复的地方。上引第二部分的Tamasek 条与第一部分的单马锡、新加坡条重复，即是其例。不过，这两部分无论在编写体例和方法上，在文字和内容上，都各具特点，把它们合在一起，可以互为补充，相 得益彰。
由上举数则有关新加坡古地名的考释，读音或许可略窥《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的体制了。
中国人之认识新加坡，是在莱佛士开埠以后。最初译名尚不统一，或作星忌利坡，或作见力，或作息辣，或作新州府，或作旧柔佛，最后始定名新加坡。清廷出 使外国经过新加坡时，都有记述，如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译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1887年，李钟珏著有《新加坡风 土记》一书，所志较明确。南洋名士邱菽园在1898年主编《天南新报》时，又给了新加坡一个雅号“星洲”，沿用至今。
从新加坡古地名的考证，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古籍中虽载有不少开埠前的新加坡历史点滴，但皆未成定论。有些地名如蒲罗中，罗越等，都还不 能具体确定就是指今日的新加坡。甚至与《马来纪年》（Sejarah Malayu）中所载的“信伽补罗”（Singapura）对音相近的名称，也未能在中国的古籍中发现，这就苦煞了研究古代新加坡历史的学者们。本地史学 界前辈韩槐准、陈育崧、许云樵等在考证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年轻一代的学人更应再接再励，秉承前辈们的钻研精神，为重建新加坡的古代史，略尽棉力。
摘自 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刊》(1988年1月3日)，署题“新加坡在古代有过什么名字？”
南溟网 -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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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新加坡的地名(2009-02-11 12:27:07)
柯木林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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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南海 浦羅中 龍牙門 淡馬錫
鄭和航海圖 分類：歷史述論
古代南海是中國海上對外交通的重要區域。元代以前中國史籍將南中國海以南通過海路可能到達的地方統稱爲南海。元代又有東西洋之稱。古代南海的範圍，實 際上包括了今天的東南亞及由此而西到印度沿岸的廣大地區。要研究這一地區的古代歷史和航海史，必須借重於中國史籍中的資料，這是世界各國學者所一致公認 的。但是如何應用這些史料，卻也是學者們必然會遇到的難題。因爲中國史籍中雖載有大量南海地名，但南海範圍廣大，涉及語言甚多，古地的考證，殊非易事，至 今尚有許多地名，無從查考，有些地名，衆說紛紜，聚訟不已。換句話說，歷史地名的考證問題，是研究該地區歷史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986年5月，在北京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大力支持下，《古代南海地名彙釋》終於出版了。這本書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由陳佳榮、謝方編撰。他們兩人花 了好幾年的時間，檢閱數百種中國古籍（上起漢代，下迄清初），將有關南海地名儘量輯錄出來，注明出處，並在綜合各家說法的基礎上，作出簡明的考釋；第二部 分是外文古籍中出現的南海古地名，轉爲漢譯，加以考釋，由陸峻嶺編撰。這項整理與匯總的工作，不僅爲研究中外關係史和亞洲古代史的學者們，提供了很大的方 便，“估計在國際上也將産生一定的影響”（引姚楠教授《弁言》中語），其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爲了讓讀者瞭解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的記載，我檢閱了《古代南海地名彙釋》中的新加坡古地名，計有下列這些：
皮宗
《漢書》卷二八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二）月，到日南，象林界”。其故地有如下數說：指馬來半島西南岸外的皮散島（Pisang，馬來語意爲香蕉），或泛指馬來西亞的柔佛（Johore）及新加坡一帶；或指今泰國北大年一帶。
蒲羅中
又作蒲蘆中，或略爲蒲羅。《通典》卷一八七，“又《扶南土俗傳》雲；拘利未有蒲羅中人，人皆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並西南蒲羅，蓋尾氵仆之 地名”。《太平禦覽》卷七八七“《扶南土俗》日，拘利正來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或謂蒲羅爲馬來語 Pulau（島）的譯音，中爲Ujong（盡頭，海角）的譯音，合起來意爲（馬來）半島盡頭的島，指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柔佛（Johore）一帶。一說 爲Prathom的對音，指泰國的佛統（Nakhon Pathom）。也有的認爲在泰國的北大年（Patani）或萬倫（Ban Don）灣一帶。
莫河信洲（即摩訶新）
《唐會要》卷一○○：“金利毗迦，…行經旦旦國，訶陵國、摩訶國、新國、多薩國、者理國…乃至廣州”。據《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七，《南海寄歸內法傳》 卷一，“摩訶”下的“國”字系衍文，摩訶國、新國，即摩訶新國之誤。或謂即十一世紀印度尼西亞爪哇碑銘中Mahasin一名的對音，在爪哇島西部，一說在 新加坡。也有的認爲是加裏曼丹島南部屬辰（Bandjarmasin）一名後半部的譯音。
多摩萇
又作多摩長, 或訛爲多摩, 多摩莨, 多摩萇。《唐會要》卷一○○：“多摩萇居於南海島中。顯慶四年（659年）二月，朝貢使主。”《通典》卷一八八，“多摩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 隆，南與年友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在今馬來半島，或位泰國高頭郎（Phatalung）府的塔莫特（Tamant） 一帶。一說又作墮婆登，在克拉（Kra）地峽。此外尚有泰國的洛坤（Nakhon Srithamarat）及新加坡等說。
羅越
《新唐書》卷四三下：“（陸真臘）其南水真臘。又南至小海，其南羅越國，又南至大海”，“（軍突異山）又五日行至海峽，窯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 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卷二二二下雲“羅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墜羅缽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一般認爲其故地 在馬來半島南部，今馬來西亞的柔佛（Johore）州一帶，或指新加坡海峽一帶，質即馬來語Selat（義即海峽）的譯簡。或謂該地的雅貢（Jakun） 族又稱Orang Laut（馬來語義爲海人），羅越即Laut的對音，也有的認爲唐代羅越國轄境包括整個馬來半島。
淩牙門（又作龍牙門，龍牙山門）
《諸蕃志》卷上三佛齊：“在泉之正南，冬月順風月余方至淩牙門，經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國”。《島夷志略》龍牙門：“門以單馬錫番西山相交若龍牙，門中有 水道以間之”。《元史》卷二九：“（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癸醜，龍牙門蠻遣使奉表貢方物。”《瀛涯勝覽》滿刺加國。“自占城向正西，好風船行八日 到龍牙門，入門往西行，二日可到”。《鄭和航海圖》：“（吉利門）用乙辰及丹辰針取長腰嶼與龍牙門，龍牙門用甲卯針五更船取白礦。”龍牙門或指島嶼，或指 海峽。作爲島嶼名的龍牙門，如《鄭和航海圖》，一般認爲指印度尼西亞的林加（Lingga）島，但也有的認爲某些載籍的龍牙門應指新加坡。至於作爲海峽名 的龍牙門，所指則往往因時代或載籍的不同而異。一說指新加坡海峽，或專指新加坡和絕後島（Blakang Mati）之間的石叻門，即岌巴港（Keppel Harbour）。一說指林加海峽。也有的主張宋、元時的龍牙門指新加坡海峽，明以後則指林加海峽。也有的認爲最初僅指石叻門，後來才成爲新加坡海峽主峽 及其南的廣闊海峽的泛稱。
《島夷志略》稱新加坡爲龍牙門，乃因矗立于岌巴海峽入口處有峭石似龍牙而得名，此龍牙石
于1848年因發展岌巴海峽航道而被剷除
麻里予兒
《元史》卷二一○：“以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仇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予兒，以踐爾言”。或謂即馬來人自稱Malayu的譯音，《馬可波 羅行記》作Malajur。其故地一般均認爲在馬來半島南部一帶，一說指馬六甲（Malacca），一說指新加坡或柔佛（Johore）。
單馬錫
或誤爲牛單錫《島夷志略》道：“近年以七十餘艘來侵單馬錫，攻打城池，一月不下”。一般均認爲即《爪哇史頌》中Tamasik的譯音，新加坡出土的十 三世紀的碑銘作Tamasak，《馬來紀年》作Temasek，爲新加坡的古名。也有的認爲指馬來西亞的柔佛（Johore），或兼指新加坡，柔佛。該名 之來衆說紛紜，一說源自馬來語tasek或tasik（意爲海），一說起于梵文tamarasa（意爲黃金），也有的認爲系受聖經中大馬士革 （Damascas）地名的影響，或因馬來半島南部民族Orong Tambus而名。
淡馬錫
《鄭和航海圖》圖一五，一般認爲是新加坡的古名。也有的指爲馬來西亞的柔佛，或兼指新加坡、柔佛。
航海圖中的新加坡位置 (淡馬錫)
淡馬錫門
《來西洋考》卷九：“羅漢嶼（有淺宜防，往來尋白礁爲准。往滿刺加從北邊過船，用庚酉，五更，入龍牙門）龍牙門（…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 托。又過淡馬錫門，用庚酉及辛戌針，三更，取吉裏問山了”。應指整個新加坡海峽的中段，位新加坡南面，或指石叻門（Keppel Harbour）和新基水道（Selat Sinki）。也有的認爲指柔佛海峽西部Tanjong Tuas 和Tanjong Bulus 之間的通道。
長腰嶼
《鄭和航海圖》圖一五：“吉利用五更船用乙辰及丹辰針取長腰嶼，出龍牙門，龍牙門用甲卯針五更船取白礁”。一般均認爲在今新加坡海峽，有柯奈 （Coney）島，安樂島（Senang），絕後島（Blakang Mati）即今聖淘沙，新加坡東北角的樟宜（Changi）乃至新加坡島等說。但依《航海圖》針路，長腰嶼當在卡裏摩（Karimun）群島東南面，且龍 牙門或指林加（Lingga）海峽，故有的認爲此航路似未經過新加坡海峽，長腰嶼應在廖內（Riau）群島求之，指蘇吉（Sugi）島或布朗島 （Bulang），也有的認爲指林加島或賓坦島（Bintan）…
星忌利坡
《南洋蠡測》：“南洋之間有萬里石塘，…塘之西爲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峽通進。…十餘年前英吉利據此島，一名之曰星忌利坡”。即今新加坡。
息力（又作昔裏息辣）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三三麻刺甲：“又南端一小島，舊名息力，英人名曰新加坡，…亦在通道也”。《海錄》卷上舊柔佛：“舊柔佛在邦項之後，番人稱其 地爲息辣，閩粵人謂之新州府”。一般均認爲指今新加坡。息力是馬來語Selat（海峽）的譯音，源自柔佛海峽的馬來名Selat Tebrau。也有的認爲《海錄》中的新州府，是兼指馬來西亞的新山（Johore Bahru）。
舊柔佛
《海靈》卷上舊柔佛：“由邦項東南行？約日餘，複轉西入白石口，順來南風約日餘則到舊柔佛。舊柔佛在邦項之後，陸船約四五日可到。…本柔佛舊都，後從 去，故名舊柔佛。嘉慶年間英吉利于此辟展土地，…遂爲勝地矣，番人稱其地爲息辣，閩粵人謂之新州府。”一般認爲指新加坡，按舊柔佛原指Johore Lama，位於馬來半島南部柔佛（Johore）河上游，十六世紀柔佛王國建立後即都於此，後遭葡萄牙人毀，曾屢屢遷都，今哥打丁宜（Kota Tinggi）等處及印度尼西亞的賓坦島（Bintan），林加島都一度成爲該國建都之所。唯新加坡似未同爲柔佛王國的都城，況據《海錄》所記自彭亨陸路 可達，故此處舊柔佛雖非指Johore Lama，恐亦非專指新加坡，它包括哥打丁宜和新山一帶。
新加峽
又作新加步峽，新加坡辣峽。《職方外紀》卷一，即今新加坡（Singapore）海峽。
新加坡
又作新加坡，星嘉坡。《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三三、三三八、三三九：《清史稿》卷一三六、一五三、五二七，即今之新加坡，該名源自梵文的Sinhapura或Singapura，意爲獅子城。
上述只是中國史籍上記載的新加坡古地名，收錄在《古代南海地名彙釋》的第一部分。至於第二部分則是外文古籍和拉丁文字還原的南海地名。有關新加坡的古名稱，只有Tumasik一條，其釋文如下：
名是《爪哇史頌》，馬來語曰Temasek，其語源皆出於tajik，馬來語“大海”也。唐宋載籍中有數處之大食，疑而其對音。《島夷志略》龍牙門各 之單馬錫，喃巫哩條作牛單錫，應爲單馬錫之誤，《鄭和航海圖》、《東西洋考》西洋針路條，《順風相送》之淡馬錫，皆其音譯。即今馬來半島南端之新加坡。新 加坡一名，蓋梵語Sinhapura轉爲Singapore之對音，義爲獅城。此名最早見於我國（指中國）載籍爲清道光十年陳乃玉《噶喇吧風》論中，有新 加坡之名。王之春《國朝柔運記》卷四作星加坡、新嘉坡。
由於《古代南海地名彙釋》一書在編寫過程中，這兩部分是分別獨立編撰的，事先並沒有協商過，因此內容不免有重復的地方。上引第二部分的Tamasek 條與第一部分的單馬錫、新加坡條重復，即是其例。不過，這兩部分無論在編寫體例和方法上，在文字和內容上，都各具特點，把它們合在一起，可以互爲補充，相得益彰。
由上舉數則有關新加坡古地名的考釋，讀音或許可略窺《古代南海地名彙釋》一書的體制了。
中國人之認識新加坡，是在萊佛士開埠以後。最初譯名尚不統一，或作星忌利坡，或作息力，或作息辣，或作新州府，或作舊柔佛，最後始定名新加坡。清廷出 使外國經過新加坡時，都有記述，如郭嵩燾的《使西紀程》，曾紀譯的《使西日記》，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等。1887年，李鍾玨著有《新加坡風 土記》一書，所志較明確。南洋名士邱菽園在1898年主編《天南新報》時，又給了新加坡一個雅號“星洲”，沿用至今。
從新加坡古地名的考證，使我聯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古籍中雖載有不少開埠前的新加坡歷史點滴，但皆未成定論。有些地名如蒲羅中，羅越等，都還不 能具體確定就是指今日的新加坡。甚至與《馬來紀年》（Sejarah Malayu）中所載的“信伽補羅”（Singapura）對音相近的名稱，也未能在中國的古籍中發現，這就苦煞了研究古代新加坡歷史的學者們。本地史學 界前輩韓槐准、陳育崧、許雲樵等在考證方面均有卓越的貢獻。年輕一代的學人更應再接再勵，秉承前輩們的鑽研精神，爲重建新加坡的古代史，略盡棉力。
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星期刊》(1988年1月3日)，署題“新加坡在古代有過什麽名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cax9.html
《联合早报》- 狮城图志 (2015-12-9)
《联合早报》- 从历代文献到实体文物 我们的故事 从700年前说起 (2016-04-17)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417-606206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本地首部以华文书写、专注于新加坡华人的通史。这部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历史专著，由柯木林主编，并由新、马、中、港、 澳（洲）37位学者共同编撰完成，涵盖14世纪迄今新加坡近700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早报周刊《话史》版分四期选登该书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今天刊出第二期。
新加坡的历史可分为古代（13世纪至18世纪）、殖民地时代（1819年至1959年）以及当代（1959年至今）三大时段。其中，古代新加坡是指介于13到18世纪之间，主要是14世纪的“淡马锡·新加坡拉”时代，距今700余年。
古代新加坡的历史梳理，殊为不易。治史，讲求掌握多重证据。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本地治史者来说，历代留下的“纸上之材料”零星不全，而且皆非本地资料；“地下之新材料”则更为稀少，大多为偶然发现，并非有组织的考古挖掘所得。
直到1980年代中叶，新加坡全面展开对古代新加坡的考古发掘工作，为本地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地下之新材料”，包括陶瓷片、钱币、玻璃珠子、金属残渣等文物。
虽然目前所发掘的材料不足以展现古代新加坡的全貌，但对判断其城市的规模、社会组织与经济活动性质有着极大帮助。文献和实物，两重证据相互印证，这才得 以揭开14世纪“淡马锡·新加坡拉”时代的神秘面纱——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海岛城邦聚落，今天显露出愈来愈清晰的轮廓。
“纸上之材料” 历代中西古籍文献
有关古代新加坡，“纸上之材料”主要包括《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或Malay Annals）、中国元、明、清的古籍、葡萄牙、荷兰以及爪哇、越南等地方零散的文献，再加上开埠初年殖民官对当时尚存之古代遗迹留下的文字记录。
●《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或Malay Annals，1436年成书）:
《马来纪年》提供了马来王统从苏门答腊到淡马锡与马六甲的传承记录，包括苏门答腊巨港王子圣尼罗乌达玛（Sang Nila Utama），从廖内来到海城“淡马锡”建立新加坡拉王国的故事。
●中国古籍：
元代：《元史》延佑七年（1320年) 有关遣使“龙牙门”的记载；以及元代汉族商人汪大渊（1349年）的《岛夷志略》对“龙牙门”的描述；
明代：《明史》有关拜里米苏拉的记录；以及明代茅元仪《武备志》标出马六甲返中国的航道指示图，学界主流说法认为图标之“龙牙门”即新加坡海峡。
清代：清代典籍《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清朝文献通考》《南洋蠡测》《国朝柔远记》等。
●西方典籍和地图：
包括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海上列强留下的文字和地图资料；
●爪哇、越南等地方的零散文献；
●开埠初年殖民官对当时尚存数处遗迹所做的文字记录:
182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所记录的古城墙、祭祀台基座、新加坡古碑为新加坡拉古城划出了一个轮廓。
“地下之新材料”14世纪文化层实体文物
殖民地时期的发现
在自1819年开埠至19８4年之前的整整一个半世纪里，新加坡并无有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其间积累的文物大多是在工程进行中遗留或发现的。尽管如此，它们是新加坡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物质材料，具有非凡价值，每一件都是国家博物馆的“星级文物”。
古代新加坡石碑曾竖立在新加坡河口 （即今天富丽敦酒店附近靠新加坡河口的前鱼尾狮公园一带），年代估计是在10-14世纪左右。
石碑在1843年的一项公共工程中被炸成数块，其中三片残块被当时工兵工程师收集送往印度加尔各答，后其中一片于1921年送回给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馆，人们今天称之为“新加坡石碑”。石碑碑面的突出部分刻有约50行的古代碑文，是本地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文字。
1822年2月4日，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克罗福记录他在“禁山”（福康宁山）山顶，见到一个由方形沙石砖围成的古建筑方形地基，其位置就在山顶前通讯塔附近。
这个方形地基的面积约 40x40英尺（12mx12m），每边由14块沙石砖组成。石砖中有洞孔，判断乃木柱子的基座，石台中央有圆形设计，可能是安置佛像的基座。根据克罗福判断，这应该是类似爪哇式宗教亭子的基座。
这副南印度风格金肩饰与金耳饰，1928年福康宁山建蓄水池时由工人发现。
金饰的狮面纹饰，是印度教守护门户的神兽，传说此神兽在偷喝长生不老的圣水时，被发现而立即被斩头。狮身死了但狮头却永生不灭。此守护神兽的狮面造型常用在爪哇印度教古遗址的门户雕饰。
金肩饰与金耳饰估计有700年历史，是新加坡现存年代最早的狮子造型图像的文物，现藏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1980年代考古出土文物
1984年，对新加坡历史研究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博物馆发起了福康宁考古勘查项目，是新加坡首次有系统地挖掘工作，由约翰·密锡博士（John Miksic）领军。
考古人员根据文献上的蛛丝马迹，在靠近马来圣墓的山坡（今天在婚姻注册局建筑后方山坡上）挖掘，发现了古代14世纪文化层。
此后的几次考古作业中均有所获，收集了大量古陶瓷残片等文物。在其后的30余年间，密锡博士和他的学生林祯祥，在新加坡河北岸及其他多个地点一共进行了 十几处勘查挖掘，其中九处发现了14世纪文化层。 迄今出土的14世纪文化层文物，包括来自中国闽南地区生产的元代陶瓷片如青花瓷、青瓷、青白瓷、枢府 白瓷，体积较大的硬陶器， 以及东南亚一帶自制的陶器。
此外还有玻璃珠子、铁制用具，以及钱币等。其中具代表意义的文物包括元代青白瓷枕的人物瓷片、“罗盘”文饰元青花瓷片和龙纹青白瓷片。
海洋环境中的城邦聚落
考古资料证明，地处东南亚交通要道和季候风交汇点的古代新加坡，在14世纪曾经是个繁荣的商埠，提供适合通商的条件。大量元代商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铁 鼎、丝绸以及东南亚的香料与来自热带雨林的土产。当时流通的是中国铜币，尤其是宋代铸造的仍十分通行。从商品数量和种类推测，当年这里可能是中国商品的转 口贸易站。
当年岛上建立的城邦聚落，已是一个有相当组织和规模的社会，其权贵统治阶级与元朝可能有朝贡贸易关系。精致的青白三爪龙纹瓷器、元曲剧台装饰的白瓷枕、罗盘瓷碟等均为证明。
统治阶级是信奉印度南传的印度佛教，山上皇宫范围内设有供奉神像的亭台，也有专门负责宗教职务的僧侣。皇宫有城墙、护墙河等防卫建设，在其范围内有果园、沐浴池与手工作坊。
平民阶级有工匠、农民、士兵，从事海上交通及商务等不同性质的人士，靠近新加坡河口的是商贾贸易区，近山脚住着平民。从考古文物中可见，当时岛上居民闲暇时间里也下棋作乐，饮酒煮海鲜为食物。
新加坡不是马来世界政治权力中心，但却又是政治上争取控制的要点。在19世纪以前几个世纪里，跟巨港、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尼拉、曼谷和亚齐等区域中心，曾经一度属于海洋经济与区域商贸网络的一环节，是印度与中国间，东西两个世界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角色。
目前文献与考古资料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新加坡当年已有华人社群的存在，但是资料同时也说明14世纪的新加坡，已拥有一个十分适合海洋贸易的生活环境。
我们不排除住番的华商杂居于新加坡河口北岸平地，他们或拥有较高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或掌握提供技术服务与产品供应的网络与语言知识。他们也可能是来自附近的巨港和爪哇等地的华人，随着风的季节到此参加商贸的市集。
我们的故事，可以从700年前说起。14世纪文化层的考古发掘，为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开头。
到了15世纪至18世纪，因为区域的政治争斗，新加坡曾一度沦为小渔村。在这个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时段，在本区域生活的华人开始在区域内城镇建立商贸和社会生活的基地，参与当地建设，跟中国家乡保持联系，并建立起富有流动与互补性的南洋网络。
19世纪初年，拥有在西洋殖民地丰富生活经验的南洋各地华人，把握英国海峡殖民地提供的发展机会，迁移到新加坡发展，自此掀开新加坡华人历史的新篇章。
从夜暮到黎明 From dusk to dawn - 龙牙门与早期华人 Dragon Teeth's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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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牙门与早期华人Dragon Teeth's Gate
风水师说新加坡是个龙穴所在地。新加坡地形不高，但四周山丘环绕，北方有马来西亚的哥打丁宜及振林山，西南方印尼苏门答腊及东方加里曼丹、沙巴、砂劳越和汶莱等地形成天然屏障 ，新加坡就像一个放在圆盆底部的元宝。摊开世界地图，新加坡这聚宝盆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水路通道上，马六甲海峡是这段水道的咽喉，新加坡则是马六甲海峡的喉结，呈现了“金盆聚宝”的风水格局，五龙汇首，人杰地灵。
佛有佛牙，龙应该有龙牙吧？据历史学家（Gibson Hill）的考证，新加坡的确有两颗大龙牙，形成龙牙门。据说当年在绝后岛Blakang Mati的沙滩 Tanjong Rimau 和新加坡本岛有两块形状有如牙齿的花岗岩，马来人称为启航石（Batu Berlayar），英国人称靠近新加坡本岛的大石为 Lot's Wife （创世纪Genesis Chapter 19）, 中国的航海家称这条两块花岗岩间的狭窄水道为龙牙门。绝后岛Blakang Mati 这个听起来叫人怕怕的岛屿今天一点也不可怕，它是新加坡的吸金石，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圣淘沙Sentosa。
据Gibson Hill的说法，龙牙门（Dragon Teeth's Gate）指的是新加坡岌巴海港（Keppel Port）的入口处，在拉珀多公园（Labrador Park， Tanjong Berlayer）和圣淘沙之间的水道。后来郑和航海图上也记载着龙牙门，以龙牙门为座标，但是此龙牙门在白礁下方，不像是新加坡。
Gibson Hill所说的形成龙牙门的那块大石头，1848年8月被英国殖民地政府炸毁。
“龙牙门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中有水道以间之。田瘠。稻少。气候热，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长掘地而得玉冠，岁之始，以见月为正初，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亦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稍。〔地〕产粗降真、斗锡。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盖以山无美材，贡无异货。以通｛众｝〔泉〕州之贸易，皆剽窃之物也。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岛夷志略》（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苏继庼校释本，1981年，213、214）
《岛夷志略》是元代中外海上交通地理名著。汪大渊撰写。汪大渊曾于1330和1337年两次随中国商船到西洋（印度洋）。回国后，花了五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记载。在“至正己丑冬”，即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冬天，《岛夷志略》书成。
有趣的是在1349年元朝时代出版的《岛夷志略》，已经有“单马锡”（淡马锡）这个名称，而在淡马锡这个地方已经有“中国人”居住，使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
“处”州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处州龙泉窑是南方青瓷的代表，生产历史已有1600多年。当年龙泉窑的青瓷已经在淡马锡使用，似乎印证了“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说法。淡马锡也是个海盗出没的地方，抢劫商船，谋财害命。为何当时居住在淡马锡的“中国人”竟然跟杀害中国同行的海盗相依为命呢？
明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远至东非索马里。郑和下西洋比汪大渊晚了七十年，郑和航海图上也记载着龙牙门，以龙牙门为座标。但同时又在不同的地点出现淡马锡，加深了龙牙门是不是新加坡的疑团。
郑和以CEO的风范，率领超过百艘船只组成的越洋舰队下西洋，带动国际贸易，在马六甲设立官厂，使马六甲成为繁华的海港，四百年来兵家必争之地。后来明朝实行海禁，滞留在海外包括逗留在马六甲的华人回不了家，只好落地生根，娘惹与峇峇的历史开始萌芽。
汪大渊在郑和下西洋前已经在淡马锡见过华人，所以最早期的新加坡华人不可能是跟着郑和船队来到南洋的。
在更早的西汉年代，海上丝绸之路衔接南中国海，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印度洋，公元三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可能已经发现到新加坡这个地方，称新加坡为蒲罗中Pulau Ujong，即半岛尾端的岛屿。最早来到淡马锡的华人，是否可以追溯到那个久远的年代？
三国东吴孙权在赤乌八年至十三年间（公元245-250年）派遣康泰出航，到了蒲罗中,回国后写了《吴时外国传》：
蒲罗中人，人有尾五、六寸长，而且有吃人的风俗。---《太平御览》
12世纪初，中国宋朝受到蒙古攻击，1126年北宋开封失陷，在随后的150年，陆路贸易路线被切断，宋朝只好放宽限制中国人与外国人经商的禁令以筹集资金。华南人扬起风帆，到海外经商，是否因此掀起小小的移民潮，落户淡马锡？
《明史》记载在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约1415年前后，一支中国使团前往爪哇途中遇到暴风雨，船上一些成员被冲上“班卒”海岸，爪哇人还得出钱把他们从当地居民手中赎回来。汪大渊对班卒的记载如下：
“班卒 地势连龙牙门后山，若缠若断，起凹峰而盘结，故民环居焉。田瘠，谷少登。气候不齐，夏则多雨而微寒。俗质。披短发，｛假｝〔缎〕锦缠头，红油布系身。煮海为盐，酿米为酒，〔名明家西。〕有酋长。地产上等鹤顶、中等降真、木绵花。贸易之货，用丝布、铁条、土印布、赤金、瓷器、铁鼎之属。” ---《岛夷志略》（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苏继庼校释本，1981年，196）
“班卒”应是马来文pancur，泉水的意思。福康宁山的西面（River Valley Road）曾经有一个山泉，据说在14世纪时有一个马来王族居住在山上，山泉是王族沐浴的地方，称为禁泉（Pancur Larangan）。1820年至1930年间，山泉为来往新加坡河的船舶提供纯净的“矿泉水”。后来由于许多人在福康宁山脚开凿水井，导致山泉干枯。
1819年莱佛士登录新加坡，当时已经有华人的甘蜜园。1822年12月23日，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William Farquhar 致函给莱佛士的秘书：
“从政府山（皇家山，福康宁山）向西朝向军司令住家院子的地段，至今仍未被占用。只有东北边靠近马来线路的西端部分，在我们建立新加坡之前，已经有一个华人甘蜜园。”
从种种迹象看来，华人比莱佛士更早在淡马锡这个海上的城市（古爪哇文Temasek的原意）立足。至于远古时代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从“中原”迁徙到2600公里以外的新加坡还是个谜。或许你也和我一样，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解开这个环古谜团。
附注（2013年11月14日）：文中提到公元三世纪新加坡可能叫做“蒲罗中”，这是根据许云樵教授的说法。我后来多翻了些资料，觉得有商榷的余地。此文章收录在博物馆义工研习坊。
附注（2016年11月15日）：龙牙门到底是不是新加坡？2012年后的这段时间，我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找到新的辅证，认为有商榷的地方，详情可见《龙牙门美谈---二之一》和《龙牙门美谈---二之二》。
《联合早报》- 1828年新加坡全域图 让世人首见狮岛模样 (2017-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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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出版的“英属殖民地新加坡全域图”，虽然尺寸不大，却极富有历史意义。作者是本地知名的地图专才，文中他细述了本地首幅全域地图背后的意义和看点。
透过此文我们看到，这幅看似平平无奇的地图，不仅让当年先民了解到他们周遭的自然地理环境，也让今人得以透过古今对比，一窥新加坡在过去近200年间的历史演进和沧海变迁。
人们说，地图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方式。
的确如此。
在地图尚不普及的年代，人们对周遭的自然历史环境所知甚少，看世界的视野也因此受到局限。因此，当地图通过出版进入世人视野时，所引起的震撼是可以想见的。
在新加坡，第一次引起震撼的地图，是这幅《英属殖民地新加坡全域图》（Plan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Singapore），因为它第一次让本地普通居民看到自己居住的岛屿长得什么模样。
地图的绘制人署名为詹姆斯·福兰克林（James Franklin）上尉和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Jackson）中尉，当时是作为一部新书的插图出版。这部新书题为《出使暹罗和印度支那王朝日记》（简称“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 Cochin China”），其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约翰·克劳福（John Crawfurd），书中记录的便是他于1821年出使暹罗和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时的见闻。
当克劳福1821年出使暹罗和交趾支那期间，新加坡的首任驻扎官是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中校。1823年5月，克劳福被委任为第二任驻扎官的，任期至1826年8月止。
地图诞生的背景
那么，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幅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全岛图——它的历史重要性究竟该怎么解读？
要知道，从古至今，地图一直是军事和商业上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在现代出版业普及之前，地图通常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秘密武器。
早年与新加坡有关的航海图、海岸线图也是如此。绘制航海图、海岸线图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把这些地图视为公司的“最高机密”，只有少数最高决策人能动用，普通职员是无缘一见的，更不用说当时的普通商人和一般居民。
因此，这幅《英属殖民地新加坡地图》在1828年经出版的途径进入普通新加坡人的视线，它的意义就非同小可了。现代新加坡在1819年2月6日开埠，可第一幅全域图要在约10年之后才出版。因此，看看这幅地图的诞生背景，我们也能看到现代新加坡的成型历史：
莱佛士爵士登陆新加坡约五年后，即1824年8月，第二任驻扎官克劳福与柔佛苏丹和天猛公签订了《克劳福条约》（Crawfurd Treaty），自此新加坡主权永久割让给了英东印度公司，其版图也定在从本岛海岸线算起的10地理哩（geographical miles）的范围内。
翌年8月，在《克劳福条约》签订整整一年后，克劳福与一行人乘船以逆时针方向绕岛一圈，以宣示主权。也是在这次航行中，克劳福趁此机会修订了富兰克林上尉于1822年测绘的“新加坡海岸线地图”，不仅修订了沿途一些岛屿的海岸线，同时也确定了一些地标的名称。
由于当时随行的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Jackson）中尉是负责地图测绘的炮兵军官，地图的修饰由他负责，所以地图最后署上了詹姆斯·福兰克林上尉和菲利普·杰克逊中尉两人的名字。
地图有哪些看点？
具体看看这幅新加坡全域图，它实际上有不少有趣的地方，当然也有其错漏之处。
① 首次宣示东印度公司
10地理哩“主权”范围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幅地图第一次宣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新加坡主权的范围，即在10地理哩的范围内地区。这个范围，要比莱佛士于1819年为东印度公司划下的新加坡贸易站要大得多。
当时贸易站的范围是一个“炮弹射程的距离”，即从西边Tanjong Malang（今Tanjong Pagar附近）至东边Tanjong Katong海岸线向内陆延伸约5公里而已！
这幅全域图中，清楚地绘出新加坡本岛和周边各主要外岛的轮廓，也标出了海岸线上的主要海角和河口名称。新加坡对岸的柔佛海峡海岸线和在新加坡南部峇淡岛的一角，也被绘入图内。
② 地名Bukit Tima首次出现 但标错地方
在新加坡岛图的北部，有一对圆形图案被标上了“Bukit Tima”的字样。Bukit Tima指的就是“武吉知马山”，那一对圆形图案是代表山丘的意思。
武吉知马山是新加坡的最高点，但不知何故，此地名在这幅地图上被标错了位置，误把武吉知马山标在了万礼山（Bukit Mandai）之处。
虽然位置摆错了，但这也是武吉知马山（Bukit Tima）首次出现在出版的新加坡地图上，让世界比较广泛地认识到了这个地名。
③ 樟宜尾曾称“福兰克林角”
此图另一有趣地点是在新加坡岛东端（地图的右上方处）樟宜尾处，那里出现了“Franklin Point”一名。这里原名是丹戎樟宜（Tanjong Changi），既指樟宜海角，或俗称樟宜尾。
以“Franklin Point”命名是为了纪念测量师詹姆斯·富兰克林上尉的。隶属孟加拉骑兵团的富兰克林上尉在1822年趁着在新加坡度假时单枪匹马完成了对新加坡本岛的海岸线测量。当年开始启航测量的位置，相信就在这樟宜尾的水域。
但此地名的出现也是昙花一现，在此后的地图里再也没见使用了。
④ 新加坡经纬度标在皇家山 （即福康宁山）旗杆处
这幅地图虽小，但地图该有的标准组成部分一个都不缺，如：图廓（map border）、内图廓线（neatline）、标题（map title）、比例尺（scale bar）和罗盘／指北针（compass rose）等。
为了加强这幅地图的权威性，制图者也把新加坡当时的经纬度绘在图上，置于新加坡正中皇家山上（Fort Canning Hill）旗杆之处。
图中珍贵“镜头”：当年岛上住民生活痕迹
这幅全域图若一掠而过，很难看或察觉到有任何人类文明的信息。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不少岛上住民的生活痕迹。
●街道：
在全域图的中南部“新加坡镇”（SINGAPORE）小字标名下方，有一些纵横交叉的线条，那是新加坡镇的街道。
●海港：
在全域图正南处和Balaken Mati（今称圣淘沙）之间的水道，标着“New Harb.”是“New Harbour”缩写，意思是新（海）港，今称岌巴海港。
●村落：
在全域图的东边，可见樟宜海角有个Bugis Campong。这显示当年这里有着武吉士人的甘榜或村落。
武吉士是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的一个民族。现在“Bugis Junction”一带（旧称为白沙浮）就是以这个民族命名的。
岛图的最西部有一个海角，标为“Tg. Kampong”，显示这里可能曾有各聚落或甘榜的存在。当年“Kampong”一词也常拼写为Campong。
●水井：
对于西部有村落的猜测，并非没有依据。全域图中新加坡岛西半部，出现了三个“Well”，即水井：
第一口水井标在“Salat Sambulan”以北。Salat Sambulan即为Selat Sembilan，现称Selat Jurong（裕廊海峡）。
第二口水井标在“Ayen Bajao”以北，此处现在位于新加坡武装部队实弹演习区里头，普通人不能进入。
Ayen Bajao是Ayer Bajau的讹写，那里曾有一小河叫Sungei Bajau，以及一个称为“Kampong Ayer Bajau”的村落。“Bajau”中译为“巴乔人”，其祖先生活在现在菲律宾、印尼婆罗洲和东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域，有“海上吉普赛人”之称。有部分巴乔人曾落户新加坡岛。
总括而言，这幅在书里出版的新加坡全域图，虽然尺寸不大（约17.5 x 12cm)，却极富历史意义，出版之时新加坡的行政版图已基本上成型。这幅地图不仅让当年先民了解他们周遭的自然地理环境，也让今人透过古今对比，一窥新加坡在过去近200年间的历史演进和沧海变迁。这幅地图目前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历史馆内展出。
“龙牙门”美谈 Dragon Tooth Gate（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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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牙门”美谈 Dragon Tooth Gate （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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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翻开地图梳理新加坡史 (2019-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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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莫缕勇为本地地图专家，不如说他是少见的“地图痴”。莫缕勇的兴趣很特别，他数十年如一日，着迷于研究地图。和他谈地图，他不只一次强调说，“地图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而他本身为这种语言深深着迷，深谙其中乐趣，热爱地图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说来有趣，莫缕勇早在五六岁还没正式入学，就对地图产生兴趣，仿佛命定似的，从此与地图不离不弃。
莫缕勇说：“我的二姨丈年轻时从潮州被征兵到云南打仗，我还没入学时就经常听二姨丈和大人们提起在云南的经历，说云南地形如何险恶等，我听着听着渐渐产生了好奇，也因此对地形、地图有了兴趣，想知道多一点。另外我还有一个堂叔，他喜欢买英文的《国家地理》杂志，家里堆得高高的一墙壁的《国家地理》，杂志里有好多地图，是我喜欢看的，每次随父母上堂叔的家，我都看杂志上的地图看得津津有味。”
入学后，莫缕勇一直都是“亲”地理，一直到中学毕业，念理科的莫缕勇面临抉择，为了能够继续选修地理，他寻遍本地所有初级学院，寻找可以让理科生也选修地理的初院，结果如愿找到了圣安德烈初院。初院毕业后莫缕勇决定到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攻读地理系，大学毕业后，他又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深造，获地理资讯系统硕士。
回到新加坡后，莫缕勇决定学以致用，20年来埋首于历史地图研究。他首先到国防部制图单位任职，四年后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担任研究员。在不同部门工作，由于深感接触的东西不够宏观，他决定走出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目前从事地理资讯系统（GIS）的咨询工作。
地图本身是一种语言
除了地图、地理之外，莫缕勇其实对历史也很有兴趣，过去这些年，他也是武吉布朗文史记录团队的一员，熟悉古今地图中的武吉布朗。负责整理受开路影响的坟墓的地理坐标，然后有系统的把它们的位置表绘在武吉布朗地形图上。
武吉布朗坟场俗称咖啡山，1898年古地图中首次出现“武吉布朗”名称，莫缕勇从古今地图对照中，让人了解到“武吉布朗”华人坟场的分布区块的演变。
莫缕勇也于2018年参与《双林禅寺120周年文集》编辑工作，凭藉自己的专业，从多份19世纪以来的新加坡地图，了解百年来双林禅寺一带在地理与人文景观的变迁。过去人们总是纳闷，莲山双林禅寺既有“莲山”之名，但其周围地区却未见山丘，又何以有“莲山”之称？
莫缕勇说：“过去我因为对莲山双林禅寺中的‘莲山’感到好奇，疑惑这里是不是曾经有座‘山’，结果在一张1906年的地形图上看到等高线，那里果真有一座33英尺左右的山丘。小山丘在1938年被信托局征用后，也就此消失在地图上。
新加坡地图史
多年来研究历史地图，莫缕勇早已领悟到，根据地图可读出新加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
在来临的“新加坡地图事件簿”讲座上，莫缕勇将把新加坡这200年分成八个时期，回溯新加坡从1819年至今的地图史，从第一个时期的“1819－1840年”一直讲到当下。除了讲述新加坡的地图故事，也从中带出历史变迁，沧海桑田。在不同的每一个时期，他也会与听众分享几幅较有特色的地图。
究竟新加坡的地图绘测开始于什么时候？
莫缕勇说，随着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新加坡第一张海港图（Plan of Singapore Harbour）于1819年2月5日绘成，测量师为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丹尼尔·罗斯（Daniel Ross）。这一幅地图刊登在1819年5月1日的英属印度报纸《加尔各答期刊》（The Calcutta Journal），也就是说，在新加坡开埠后不到三个月，新加坡第一张海港图就问世了。
莫缕勇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就想获得新加坡海域、海港的资料，以便在未来的日子对岛屿可“攻”可“守”，于是安排丹尼尔·罗斯测量绘制出这第一张航海图。
莫缕勇也指出，来到1841年，随着殖民政府正式委派的土地测量官汤申（J. T. Thomson）来到新加坡，他开始系统化的绘测地图，绘制了不少地图。然而，他在1855年卸任之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新加坡在绘制地图方面并不积极。尤其是1872年之前，海峡殖民地总测量师因着重马六甲和槟城地图的绘制，新加坡在这方面显然被忽略了。
新加坡地图事件簿
主讲：莫缕勇
日期：7月5日（星期五）
时间：晚上7时
地点：国家图书馆底层1楼 Programme Zone
报名：http://bit.ly/zb_nlbhr24
《联合早报》- 蒲罗中是不是古代新加坡？ (2019-09-16)
新加坡旅游局官方网站以公元3世纪的中国史料曾将新加坡称为“蒲罗中”，作为新加坡简介内容之一。
关于蒲罗中是新加坡古名的说法，相信源自前南洋大学许云樵教授。许教授曾于1970年跟持相反看法的前新加坡大学饶宗颐教授及南洋历史学者陈育菘，在《南洋商报》展开长达九个月的笔论。当时能提供辅助的国外文献不多，三位学者的治学精神为我们留下学习的模范。
中国史料中的“蒲罗中”源自三国东吴，孙权委派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中国官员的见闻记载在已经失传的古书《扶南土俗传》，今天所能阅读到的《太平御览》《水经注》《通典》等书籍，在转抄《扶南土俗传》的条文时，是否有疏漏就不得而知了。相关的三段文字包括：
一、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一年余到天竺江口。
二、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人居，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
三、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
一般认为，拘利乃马来西亚登嘉楼州的朱盖（Cukai）。由于“蒲罗中国”位于拘利“极崎头”，许教授推断“极崎头”乃马来半岛的尽头，蒲罗中则是Pulau Ujong（意思是尽头的岛屿）的对音，所以指的是新加坡。
不过，许教授并没有解释，地理上新加坡在拘利的南部，而古书所写的蒲罗中国却在拘利的正东。
关于对音，南中国海各国古史渺茫，除了越南，其他各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没有完整的正史记录。因此，古代南中国海地名必须借助中国古籍，而中国对地名的记载通常是将当地的土音转译为中文，对音就成为考据地名的工具。不过，最大的疑问是：
一、三国时期，本地的马来语还没成型，我们是否能以今天的马来语Pulau Ujong来诠释18个世纪前所使用的“本地”语言？
二、《扶南土俗传》所记载的应是扶南的风土民俗，中南半岛同样有极崎头、海边与小岛，拘利和蒲罗中国指的是扶南一带，还是另有所指？
现代资讯比半个世纪前的笔论年代发达得多，西方的科学化制图法可以辅助中国文献，譬如国家博物馆历史馆入口处所展示的东印度地图就可提供很好的参考。这幅地图取自1570年出版的《世界概貌》，由佛兰芒（古荷兰）地图学家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汇编。
该图在中南半岛的“极崎头”标出Coral和Pulocondor两个重要的地标，它们除了跟“拘利”与“蒲罗中国”音似外，地理位置上Pulocondor（蒲罗中国）刚好就在Coral（拘利）正东。《扶南土俗传》所记载的，更有可能是名正言顺的扶南地区。
《联合早报》- 公众可参与活动保护海洋生态 圣约翰岛棋樟湾明年开放 (2020-12-14)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01214-1108485
面积约3.9公顷的棋樟湾是一个生态环境丰富的泻湖，有红树林、珊瑚、海草。当局将安排好玩又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带领公众参观海湾并参与活动。
圣约翰岛东部一个保存得很好的海湾——棋樟湾（Bendera Bay）将于明年开放，公众可在海洋保育工作者的带领下参观海湾并参与活动。
面积约3.9公顷的棋樟湾是一个生态环境丰富的泻湖（lagoon），有红树林、珊瑚、海草，其名字取自圣约翰岛原本的马来岛名——Pulau Sekijang Bendera（棋樟山岛）。
棋樟湾仍然不能自由进出，但国家公园局将与由潜水员、船员和研究员等组成的“海洋生态园之友”（Friends of Marine Park）社群，共同安排好玩又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带领公众进入棋樟湾。
公园局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海岸与海洋生物多样性处长卡伦博士（Karenne Tun）昨早在记者会上说，国人越来越关注南部岛屿，所以当局希望能与海洋生态园之友等民间伙伴携手，让更多国人参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带领公众了解这片海湾的同时，海洋生态园之友主席孟瑞隆也强调，会确保策划活动时在各方面求取平衡。“除了严格遵守防疫措施，我们也会确保到访的游客不会对原生态造成过重的负担。”
为公众安排的活动将着重于研究、教育和保育三大方面。除了和研究人员一起潜水进行海底保育工作，公众也有机会参加工作坊学习如何负责任地钓鱼，并参加圣约翰岛的徒步导览，了解该岛鲜为人知的历史。
南部岛屿发现至少11种极度濒危和罕见动植物
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国会议长陈川仁和宏茂桥集选区议员娜蒂雅昨早登岛率先参观棋樟湾。
另外，公园局从去年起在南部岛屿展开为期两年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至今已发现至少11种极度濒危或非常罕见的动植物，包括白骨壤树（Api-api Jambu）。这种树以往只少量分布在拉扎鲁斯岛（Lazarus Island），近期在岛上的数量有增加迹象。
曾常见于我国本岛的鹊鸲，如今在本岛已很少见，但频频出没于所有的南部岛屿。
此外，全球濒临绝种的玳瑁海龟不仅选择到南部岛屿繁衍后代，更有两只雌海龟今年早前在东海岸公园的沙堆中挖掘巢穴，筑巢产卵。为了更好地了解玳瑁海龟的迁徙路线，公园局在这两只海龟的壳上安装了卫星追踪器，当它们浮上水面呼吸时，追踪器就会自动发送定位信号。
卡伦说：“根据我们收到的信号，海龟们在我国东海岸一带游动后，便前往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目前正在峇淡岛附近觅食。这是我国首次收集此类数据，相信有助于吸引海龟到本岛和外岛筑巢，孕育下一代。”
除了陆地上的调查，当局也计划出动遥控水下载具（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潜入这些岛屿周边20米至50米深的水域，结合照相、录像和多波声纳探测等技术，全面观察海底生态变化，从而帮助当局更好地规划及保护我国生态。
《联合早报》- 杜南发：航海秘图 (2020-12-12)
一张航海图，让人重新看见17世纪闽南海商集团主导亚洲海洋贸易秩序的一代雄风，打开了史的新视角，令人观念一新，宛如清风照面，既迷人，又感人，也可醉人。
去年初在国家图书馆展厅，为庆祝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的“跃然纸上：1867年以前的新加坡”专题展览，看见一幅写满细小中文的古地图，篇幅硕大，色彩黝暗，辨认不易。
静心细看，才发现这是近年一直寻访未得的一幅中国古地图，乍然相遇，还真有意外的惊喜。
此即著名的《谢尔登中国地图》（Selden Map），中国学者则名之为《东西洋航海图》。
此图珍藏于英国牛津大学，2008年才被“发现”，一时备受中外学者关注。
此图内容，涵盖中国、日本、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且精确度很高，与现代地图大致相同，是迄今为止所发现年代最早、最具有“现代”面貌的一幅中国古地图！
它明显吸收西式绘法，与传统中国古地图全然不同，更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地图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图上的海洋部分，绘有多条自闽南出发的东西洋航线，沿途注明针路航向，说明这是一幅实用的古航海图。
有关它的“身世”，却有几分“神秘”，因其确实来源无明确记录，只有它最早“露面”的记录。
那是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一位英国律师谢尔登在印尼爪哇岛西部的万丹（Banten），向一位从事贸易的福建商人购得此图。
后谢尔登将它捐赠给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故该馆以他为此图命名），从此沉睡350年，无人知晓。
2008年，一位美国学者发现这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航海图，立刻引起中国及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首先，它究竟绘制于什么时代？
中国学者发现，此图上的中国部分，写有明代各大行省与地方府名，长城以北还写有“北挞（鞑）在此”，这是明代对长城外民族的称谓，时间为清军入关（1644年）以前，确定此图是绘制于明代。
此外，该图在今天印度尼西亚东部的“万老高”（马鲁古群岛闽南语音译)，写有“红毛住、化人住”的字眼，是晚明清初闽南语即对荷兰人及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的称呼。
葡萄牙与荷兰人对马鲁古群岛的争夺战，发生于1610-1644年间，故此图应绘制于这段时期。
另，荷兰人1625年绘制的台湾地图首次将该岛绘成完整岛屿，但此图依旧将台湾画成南北两个小岛，说明它应绘制于1624年荷兰占据台湾之前。
故学者把此图的绘制时间，定于约1624年（明朝天启四年）的明末时期。
图上关于西洋地理的错误不少，证明此图作者不是西洋商人。
而图上所注明的航线，都是引用中国传统民间船工的航海针经（即针路簿或更路簿），则说明作者应出自民间。
一般认为，郑和之后明朝的海禁，中断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事实上，福建沿海的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始终存在，并发展为武装的海商集团，垄断了17世纪东海与南海广大水域的海上贸易。
他们势力庞大，拥有大型船队，纵横海上，官方无法掌控，故在官方文献里，始终以“亦商亦盗（海寇）亦官（收招安）”的多样面貌出现（西方早期海上贸易商也一样具有多重身份）。
早期的武装海商集团领袖如林风、颜思齐等甚至在海上打败西班牙及荷兰舰队，另一位领袖李旦则因主导明朝与荷兰和解，成为明朝对荷兰贸易的唯一代理人，成为掌控日本与菲律宾贸易的海商领袖。
继承李旦及颜思齐两股力量而成为当时海商之王的郑芝龙，其子就是击败荷兰人的郑成功，父子的郑氏海商集团，垄断当时海上贸易往来，西方船只也要向他缴税。
他们都是来自闽南泉州、南安、漳州、厦门等地的海上闽商，或称闽南海商。
因这幅海图最早出现于印度尼西亚万丹的闽商之手，故西方学者认为该图是万丹的闽商请人绘制。
也有中西学者认为，此图是当时势力最大的李旦或郑芝龙海商集团所制作，故称之为《李旦航海图》或《郑芝龙航海图》。但要明确指定作者，在没有确实史料佐证前，实属不易。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此图作者，必然与当时的闽南海商有关。
由于在西方势力进入前，闽南人一直经营台湾，掌控日本琉球及南下菲律宾与南洋各地的航行贸易。而此图所有出海航线，均从漳州及泉州出发。此外图上的地名，均以闽南语音译，都显示此图来源就是闽南海商。
清康熙晚期，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晋江人，为清朝收复台湾的施琅之子）也曾绘制一幅《东洋南洋海道图》，内容与此图相近，则显示当时流传的类似航海图，应不止一幅。
一张航海图，让人重新看见17世纪闽南海商集团主导亚洲海洋贸易秩序的一代雄风，打开了史的新视角，令人观念一新，宛如清风照面，既迷人，又感人，也可醉人。
《联合早报》- 圣约翰岛 郑和在新加坡的官屿 (2021-04-08)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10408-1137816
郑和航海图在新加坡海峡虽有注明官屿小岛，但没有人确定是我国哪个岛。作者发现，它就是我国的圣约翰岛。
百年来中外、本地学者，对郑和船队经过新加坡的航线，在古地名上有混淆和错误。笔者从古籍和古海图的针路（航向）、航程、水深，准确地从现代海事学作纠正和确定。
官屿的发现
郑和航海图在新加坡海峡虽有注明官屿小岛，但没有人确定它是我国哪个岛和重要性。
搜索中，发现它就是我国海域内的棋樟山岛（Pu Sakijang Bendera，今圣约翰岛，St John Island）。
茅元仪的《武备志》（1621）里的茅坤图，是郑和航海图唯一的海图 。当中，从马六甲官厂出发，经过新加坡海峡，回中国经白礁的一段（参考图①），笔者参考元明清、16至19世纪西方和本地的文献和海图，在古名处加上现代地名，方便古今对照介绍：
官厂：《西洋番国志》为明朝巩珍1434年所著，记述他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经过。在满刺加国（马六甲）的叙述：
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址城，盖造库藏完备。
明朝在马六甲设官厂，它是下西洋的贸易中转站、货仓、基地或外府。
吉利门：在马六甲海峡南端，今印度尼西亚吉里汶岛（Pulau Karimun）。
长腰屿：我国南端沙都姆岛（Pulau Satumu），也是莱佛士灯塔所在。是明代对这小岛或新加坡本岛的统称。17世纪葡萄牙人称长岛（Pulau Panjang）。
淡马锡门：古语“门”指水道或海峡。新加坡主海峡（Singapore Main Strait）沙都姆岛南那段，靠近新加坡，所以称淡马锡门。
龙牙门：元朝汪大渊撰《岛夷志略》（1349）: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中有水道以间之。
指早期岌巴港口西面，水道深18米入口处，两块隔337米的石柱，已被英国人炸掉。南岩石位于圣淘沙岛西端（Tanjong Rimua）角外， 北岩石位于拉柏多公园南角外的Tanjong Berlayar，马来人称Batu Berlayar，启航之石。
在二石柱中间过龙牙门（圣淘沙岛），岌巴港入口两边长满高树。元代文献记载，船只经过时，船桅会碰擦到树枝，海盗会乘机从树上跃下到船上抢劫。
龙牙门（海峡）：不是指岌巴港龙牙门两岩柱。
多处古籍从航向和航程记载，郑和船队经过龙牙门，指的是官屿（棋樟山）南边的新加坡主海峡，因离岌巴港或圣淘沙岛的龙牙门不远，所以对此也称龙牙门（海峡）。
官屿：指棋樟山岛。参考图2，从莱佛士灯塔南向东行7.3海里，就是此岛。在印尼和毛里求斯也出现官屿，它和官厂可能有相似的功能，但规模地位应比官厂低。
白礁：Pedra Branca，属新加坡，在海峡东端，设有霍斯堡（Horsburgh）灯塔。
古籍里的新加坡海峡航线
图②：从满喇咖回广东针路：从长腰屿到官屿。
再看看不同古籍记载郑和在新加坡海峡的航线：
１. 明朝导航手册《顺风相送》（1593）：
A、暹罗往磨六甲
B、右边西去山二号
C、广东往磨六甲针
D、满喇咖回广东针路：
吉里闷山单辰（120度）并乙辰（112.5度），二更取长腰屿不可行南，恐犯凉伞礁及沙塘浅。出龙牙门（海峡），单卯（090度）针取官屿，防“南”边牛屎礁。甲卯针（82.5度）五更船取白礁北边过行船。
2. 明张燮写于1617年的《东西洋考》 。
3. 郑和航海图上的航线。
用二组针路1D加3，在新加坡海峡准确路程和航行方向，可画出郑和船队的航迹如图②。
除了1B，五航线都注明，白礁到龙牙门（海峡）航行需五更。一更2.4小时，五更为12小时。
1A、1C和2，三航线从龙牙门（海峡）到吉利门航行时间都是三更，即7.2小时。
全段新加坡海峡的航行时间五更加三更，即八更，相当于19.2小时。
实际距离为58.8海里，除以19.2小时，平均帆船速3.06节（同郑和15条航线的平均航速3.59节接近），用更数可推算出：
a、白礁到龙牙门（海峡）即棋棋樟山，需五更，36.7海里。
b、龙牙门（海峡）即棋樟山，到吉利门岛需三更，22.1海里。
a和b两段和现今海图测量一致，说明针路无误。
《顺风相送》1D，从满喇咖回广东，唯一针路提出，吉里闷山到长腰屿（莱佛士灯塔）路程为二更，从长腰屿用单卯（090度）针取（航向）官屿，但没说明航程时间，官屿走五更船取白礁。
从1A、1C和2三航线，整个海峡航程为八更（19.2小时）。 所以，找出从长腰屿到官屿距离为八更减七更（二更+五更），即一更（2.4小时X3.06节），7.3海里。
这重要线索指出，从长腰屿往东7.3海里，就准确到龙牙门（海峡）的官屿的位置。
官屿在新加坡的重要性
图③：1604年艾勒迪亚地图上Pulo Siquijan是棋樟山岛。
葡萄牙天文学家兼数学学艾勒迪亚（Manoel Godinho de Eredia）1604年绘制的新加坡水文图（图③）记载，南部二岛在一起同名为Pulo Siquijan（马来语吠鹿的岛），其中之一就是棋樟山岛。
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前一天，先登上棋樟山和柔佛苏丹天猛公见面。之后在岛上设立讯号站和招徕船只。此岛几百年前受统治者重视和开发，土著和中国移民聚居。因为在新加坡主海峡边沿，避风港深水锚地，离龙牙门（岌巴港）和新加坡河口近，方便贸易。
这里面积大，地势平坦，适合盖大型防御、货仓或住宿。明朝永乐时，新加坡可能再回到马六甲王朝的控制，这样的关系和优越地理，使棋樟山成为明朝在新加坡的海外贸易基地或中转站的官屿。这也是新加坡600年前和永乐朝的特别关系和历史新发现。
发现陶瓷碎片
作者在棋樟山岛上发现的陶瓷碎片。
笔者也在棋樟山找到晚明、清民时期的陶瓷碎片256块，证明早期岛上曾有华人聚居，加强笔者对棋樟山是官屿的看法。希望学者们能做更深的考究或考古挖掘，证明郑和在我国的活动。
期望官屿的发现，能填补淡马锡王朝灭亡之后，葡萄牙人1613年来捣毁狮城聚落之前历史空白的一页。
《联合早报》- 考古学家戴柔星：新加坡市区底下或有古城墙 (2021-07-05)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ulture/story20210705-1164822
元代商人、航海家汪大渊完成于1350年的《岛夷志略》记载了“班卒”与“单马锡”两地，经淡马锡历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戴柔星考证，两地都在新加坡，甚至可以从文字记载推测出当时班卒、单马锡与当时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指出郑和航海图中出现的错误。
上周五的早报悦读@NLB线上讲座中，戴柔星巨细靡遗分享了他的考证结果，细节很多，大家不妨到《联合早报》面簿页面重看讲座视频，听他娓娓道来。
单马锡古城墙基部或未破坏
戴柔星认为单马锡应该是现在的新加坡市区，它曾经是防御工事非常完善的城池，只不过在英国殖民期间，为了修建马路，城墙都不见了。但戴柔星相信，当时英国人的意图是修建马路，而非破坏历史记忆，因此古城墙的基部可能还未被破坏，如果花时间探索，新加坡应该还可以挖掘到古城墙。
至于《岛夷志略》中记载的班卒，曾有学者认为在亚齐一带，是马来文panchor的译音，意思是泉水，作为地名，在东南亚一带相当普遍。
不过综合文献记载，戴柔星指出，东南亚当时有两个王国，一个叫“宾撮”或“宾窣”，另一个叫“便塾”或“班卒”，前者位于亚齐，后者位于新加坡。
明家西酒也许是薏苡酿制
汪大渊《岛夷志略》特别之处，在于把当时的风土民情，以及当地的物产、工业都记录了下来。
戴柔星说：“因为汪大渊是商人，他的记录其实是要知道下次来应该带什么商品，要交换什么物产回去。”
汪大渊笔下的班卒煮海为盐、酿米为酒，酒的名字叫做“明家西”，地产上等鹤顶、中等降真、木棉花。鹤顶是犀鸟的头冠，普遍上用来做雕塑，东南亚一带用作刀鞘的头。
戴柔星说，古代煮盐、酿酒都是大工业，以中国古代为例，要取得执照非常苦难，但未知班卒是否有类似的制度。
据戴柔星研究，现在的爱美丽山（Emily Hill）从前称作Bukit Kawah，在汪的笔下为“凹峰”，山的旁边是梧槽河。在当时，这座小山是班卒的镇国之山，一如福康宁山是单马锡的禁山一样。
他认为这是古代东南亚受到印度信仰影响，有很神圣的山岳观念。
至于文中所说的“明家西”酒，戴柔星通过译音推测，可能与印度加罗人的magharu酒类似。那是一种以薏苡酿制的酒。
戴柔星记得他小时候玩过这种植物的种子，每颗中间有洞，可以串成项链，或当子弹玩。
郑和航海图出现错误
至于郑和航海图，戴柔星指出，《武备志》与《武备秘书》记载的郑和航海图中，出现了一些错误。比如说搞混了一些名字相近的地名如龙牙门与龙牙加尔，甚至有些岛屿重复出现在苏门答腊岛的左右外海。
“虽然他们的错误影响了后面几代人，但他们也留下蛛丝马迹。”
讲座最后，戴柔星聚焦1837年《新加坡自由时报》记载，梧槽河曾出土一大罐锡币，发掘的地点就在现在的华侨中学与南洋女中之间的河道。
虽然锡币上面印有印度文化独有的毗湿奴孔丁类型图案，但取材应该是新加坡当地的锡矿，属于新加坡本土的文物。
戴柔星相信新加坡的历史不止700年。
当主持人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副总编辑兼副刊主任胡文雁请教他在考古工作中发现过哪些相关文物时，戴柔星说：“我看过一个陶制的骨灰罐，很像葱头的形状。这类9世纪的罐子在中国出土过，属于佛教徒的。新加坡古代可能是佛教王国，没有土葬，找不到遗骨，但骨灰罐也是有的，可以从这些骨灰罐找到联系。”
当然这些考古工作仍在起步阶段，新加坡历史还须要不断努力发掘。
认识了14世纪的单马锡与班卒之后，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投入到历史与考古研究之中。
新加坡人口出现大幅下跌
https://mp.weixin.qq.com/s/sJARkAFAD5WKXiwKHH_BBg
Singapore in the 1850s as seen from Mount Wallich by Percy Carpenter
https://johorkaki.blogspot.com/2020/11/singapore-in-1850s-as-seen-from-mount.html
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及《岛夷志略》
http://www.360doc26.net/wxarticlenew/38304275.html
汪大渊(1311年～?)元朝时期的民间航海家。字焕章。南昌人。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简介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手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
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字焕章， 人，西文学者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汪大渊生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从小聪明好学，深得父母钟爱，望其长大成才，故取《论语》中"焕章"。汪大渊果然不负所望，成为举世闻名的航海家。
。看到各种肤色和操各种语言的人们，摩肩接踵；看到琳琅满目的中西厅贷，堆积如山；港湾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般只，特别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所讲的外国风情，是那 样的生动、有趣，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汪大渊的好厅心，后来促成了他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
元文宗到顺元年（1330年），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统二年（1334年）夏秋间才返回泉州。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 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才返回泉州。
汪大渊远航回国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称达鲁花赤）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在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但《岛夷志》一书却在元末兵乱中大部分散失，明朝后终于失传。
汪大渊著《岛夷志》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曾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为它作序的泉地方官、著名文人张翥说： "汪君焕章当冠年（即二十岁），尝两附舶 ，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另一作序者，泉州方志主修吴鉴说："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即《泉州路清源志》）之后。"后来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可见该书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
节略后的《岛夷志略》还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二百二十多个，详细记载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书中记载了台湾、澎湖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 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泥（今加里曼丹岛上坤甸）"尤敬爱唐人"；而龙牙门（今 ）"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岛夷志略》记载澳洲的见闻有两节：一、麻那里；二、罗娑斯。当时中国称 为罗娑斯，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marani），泉州商人、水手认为澳洲是地球最末之岛，称之为"绝岛"。汪大渊记载当时澳洲人的情况：有的"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的"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还记载有一种灰毛、红嘴、红腿、会跳舞、身高六尺的澳洲鹤，"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仪容可观，亦异物也"。他称之为"仙鹤"。又称澳洲一种特有的红得象火焰一样的树为"石楠树"。
汪大渊还记载了澳洲北部某地"周围皆水"，即指今天澳洲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所记"有（）如山立"，即指澳洲西北高峻的海岸附着很多牡蛎。还记载有澳洲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这些都是真实无误的。《岛夷志略》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史料价值，因此很早就引起世界的重视。自1867年以来，西方学者中有十人研究该书，并将该书翻译成文字。在《岛夷志略》中有两节详细记载了澳洲的风土、物产，应该是见著于世的关于澳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是西方学者，却不敢承认汪大渊到过澳洲，因为在汪大渊到澳洲后近二百年，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一大陆。
《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 的《星搓胜览》等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诸史（指二十四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汪大渊两下西洋，游踪的广远，著述的精深，直到清代中叶以前，还是名列前茅的。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载：他们的般到大佛山（今 斯里兰卡）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汪氏很兴奋，"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回到故乡后，豫章邵庵虞先生见而赋诗，迨今留于君子堂以传玩焉。"邵庵虞先生先即当时著名文人虞集，他的书斋名邵庵，因号曰邵庵先生。诗人虞集也为汪诗所动，并赋诗唱和，可见汪大渊诗词的高超。可惜汪大渊除《岛夷志略》外，未见有其他著作传世。汪大渊的晚年生活也无记载可寻。但是他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是早为中外学者一致公认的。 元朝人汪大渊记述海外诸国见闻的著作。一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著者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生卒年不详﹐该书张翥序称其"当冠年﹐尝两附舶 东西洋"﹐书中记 元惠宗至顺元年(1330)曾泊舟大佛山下(在今斯里兰卡西南海岸)﹐当是他第一次出航时事﹐据此推断﹐他约生于至大三年(1310)或四年。汪大渊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九年(1349)路过泉州﹐适泉州路 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郡名)﹐以泉州为 市舶司所在。系海外各国人物聚集之地﹐对各国风土人情应有记录﹐遂请大渊著《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他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上述两种元本今俱佚﹐现存有《 四库全书》本(系据天一阁藏明抄本转录)﹑彭元瑞知圣道斋藏抄本(今藏北京图书馆)﹑丁氏竹书堂藏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和《知服斋丛书》刊本。 《岛夷志略》记述 澎湖、 琉球、 三岛、麻逸、无枝拔、龙涎屿、 交趾、 占城、民多郎、宾童龙、 真腊、丹马令、日丽、麻里鲁、遐来忽、彭坑、 吉兰丹、丁家卢、 戎、罗卫、 罗斛、东冲古剌、苏洛鬲、针路、八都马、淡邈、 尖山、八节那间、 三佛齐、啸喷、 浡泥、明家罗、 暹、 爪哇、重迦罗、都督岸、文诞、 苏禄、龙牙犀角、苏门傍、 旧港、龙牙菩提、毗舍耶、班卒、蒲奔、假里马打、文老古、古里地闷、龙牙门、东西竺、急水湾、 花面、淡洋、须文答剌、僧加剌、勾栏山、特番里、班达里、曼佗郎、喃诬哩、北溜、下里、高郎步、沙里八丹、 金塔、东淡邈、大八丹、加里那、 土塔、第三港、华罗、麻那里、加将门里、波斯离、挞吉那、 千里马、 大佛山、须文那、万里石塘、小埧喃、 古里佛、朋加剌、巴南巴西、放拜、大乌爹、万年港、马八儿屿、阿里思、哩伽塔、 天堂、 天竺、层摇罗、马鲁涧、甘埋里、麻呵斯离、罗婆斯、乌爹 等地，共一百篇二百多个地区。 《岛夷志略》对 明代地理书有很大的影响。随 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 马欢曾阅读《岛夷志》，他在《 瀛涯胜览序》写道："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感慨然叹气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添被使末，随其（指郑和宝船）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曾随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翻译官 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其内容有一半来自《岛夷志略》。 明代地理学家 张燮撰写的《 东西洋考》也引用《岛夷志》。 1867年 英国 汉学家、伦敦传道会传教士 伟烈亚力首次在《中国文献纪略》(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中列举《岛夷志略》。 1871年 俄罗斯汉学家 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在《古代中国对阿拉伯、阿拉巴属地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知识》一书中，用大号汉字"岛夷志略"列举书名，并简略地介绍《岛夷志略》中的"天堂"条[1] 。 美国汉学家 柔克义曾翻译大部分《岛夷志略》载 1913年《 通报》[2] 。 法国汉学家额卢索、费朗曾分别在 1914年和 1922年将《岛夷志略》的一些篇章翻译成法文发表。 1915年 藤田丰八日文译本。 法国 汉学家 伯希和有一篇论文《论岛夷志略》，载 1951年《伯希和遗著》。 汪大渊作有《岛夷志后序》，可知《岛夷志略》原名《岛夷志》。 17世记末叶 钱曾著《读书敏求记》中记为《岛夷志》。 《四库全书》中记为《岛夷志略》。 《岛夷志》已失，但《大名统一志》引用《岛夷志》的文字有的和现存《岛夷志略》中完全相同，而另一些文字是《岛夷志略》没有的，可知《岛夷志略》比《岛夷志》简略。 曾随着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所著《瀛涯胜览》序言中说，他曾阅读过《岛夷志》。马欢所指的应是汪大渊的《岛夷志》。 （明）《天一阁》钞本 （清）《四库全书》文津阁本 （清）《知圣道斋》本 （清）《知服斋丛书》刊本 现存本中有至正十年张翥为南昌刊本所作序﹐至正九年吴鉴序﹐并附录吴鉴的《清源续志》序﹔书末有著者后序。全书共分一百条﹐除末条"异闻类聚"系抄撮前人说部而成外﹐其馀每条大抵记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些条还附带提到邻近的若干地方。全书所记达二百二十馀国名和地名﹐其中有不少是首次见于中国著录﹔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今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汪大渊自谓其记述"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当较翔实可信。该书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和 14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重要资料﹐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近人研究它的主要著作有 沈曾植的《岛夷志略广证》﹑日本藤田丰八的《岛夷志略校注》。美国柔克义所著《十四世纪中国与南洋群岛及印度洋诸港往来贸易考》(Note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s of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 Century ﹐载1914﹑1915年《通报》)﹐将该书一半以上译成英文并加考释。1981年 中华书局出版的苏继庼《 岛夷志略校释》﹐集诸家之说﹐择善而从﹐并考其未备﹐为最新研究成果。
《联合早报》- 国家图书馆展出亚洲古地图 让公众从不同角度了解历史 (2021-12-11)
《联合早报》- 法国在新加坡留下200年文史足迹 (2022-02-07)
原来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时，随行的还有两名法国自然科学家。文史爱好者刘家明认为，他们是最早踏上狮城的法国人。除了自然历史、文化艺术、宗教教育等，法国人在本地的工商业领域也留下了足迹。
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但法国人在本地留下的足迹可不少。文史爱好者刘家明上周五在悦读@NLB讲座上，从自然历史、文化艺术、宗教教育等多个角度，阐述法国与新加坡的渊源。
据刘家明看到的历史资料，早在1681年，泰国纳莱王就曾通过商人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建议在狮城建军港和商港，以平衡荷兰人的势力，但路易十四没有采纳。刘家明打趣地说，若法国当时在这里建港，“今晚我们要分享的，可能就是英国人在新加坡留下的标记了。”
法国人的狮城寓言故事
法国制图家1755年就在地图上标出这座岛屿。刘家明也分享了法国人对狮城的寓言故事。譬如1781年的一则故事，指狮城有一个猴子与人类生出的物种，极为聪慧，甚至写公开信控诉人类对猴子不公。后来还有一部法国音乐剧，描述泰王派一只“灵狗”管理这座岛屿，不仅平定叛乱还治理有方。
莱佛士1819年登陆狮城，随行的还有两名法国自然科学家迪亚尔（Pierre-Medard Diard）和迪沃谢尔（Alfred Duvaucel）。刘家明认为，他们是最早踏上小岛的法国人。
迪亚尔和迪沃谢尔受莱佛士所聘，跟随他“南征北战”，在各地收集动植物标本，例如在本地海域收集儒艮（传说中的美人鱼）标本。
刘家明相信，第一个踏上岛国的法国女人，是新加坡开埠后首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的“落地妻子”安东妮尔·凯蒙（Antoinette Nonya Clement）。安东妮尔有法国血统，她的八世孙是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法国天主教在新传教200年
法国人在本地留下的痕迹，今天显而易见的，莫过于法国教会留下的建筑。刘家明介绍，本地一些教堂和学院都由法国传教士筹建，包括新加坡第一座天主教善牧主教座堂，第一座天主教圣婴女修道院（如今是“赞美广场”CHIJMES），以及圣若瑟学院（如今为新加坡美术馆）。
法国天主教会后来为了深入劳动阶层，将更多教堂建在偏远的种植园地，传教士当时也面对虫蛇、猛兽、疾病等威胁。
刘家明分享，去年12月11日傍晚6点，本地的32座天主教教堂在一起鸣钟1分钟，就是在庆祝法国天主教在新加坡传教200年。
虽然专业是电子工程，但刘家明说他自小就爱读书，中学时期就读过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死囚末日记》、大仲马的《三剑客》等译本。后来他留学法国，在一对不会说英语的老夫妇家寄宿，法文水平突飞猛进，就找原著看。
《八十天环游世界》是一本让刘家明印象深刻的法国小说。书中提及新加坡的景观，而作者凡尔纳从未涉足狮城。
随着更多法国航海家的到来，法国人对狮城的描绘方式越来越多元。刘家明说，世界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新加坡市容的银版照片，就是法国旅游摄影家依提尔（Jules Itier）1844年拍摄的。法国电影科技也由毕卡（Paul Picard）引进新加坡，以露天影院的形式放映了由著名的法国幻术特技导演梅里爱（Gaston Melies）1913年制作的旅游短片《新加坡的一天》。
刘家明和观众分享法国画家眼中的新加坡。（刘家明提供）
工商业发展足迹
除了宗教与文艺，法国人在新加坡的工商业发展中也留下了足迹。刘家明分享了曾在图书馆展览中展示的法文罐头黄梨广告。法国人巴斯蒂亚尼（Joseph Bastiani）将罐头技术进入新加坡，如今还在售卖的鸡标Ayam罐头食品，就是法国人柯邑（Alfred Clouet）于1892年在新加坡创立的品牌。
1902年成立的法国液化空气公司Air Liquide，在海外拓展时看中了新加坡，1911年在罗敏申路设立了分公司和工厂。在新加坡的公司如今还在运作，已超过110年。
刘家明说，法国人也擅长经营酒店，殖民时代最豪华的酒店都是法国人经营的，如欧洲大酒店（Hotel de l' Europe）、和平饭店（Hotel de la Paix）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刘家明当年获法国政府奖学金留法学艺，归国成为专业电子工程师，为本地发展做出贡献，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国在新加坡发展史中留下的足迹。
百年前掠过狮城上空的雁——“业余”画家查尔斯·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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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五月槐花香 从晚清内廷御瓷窃案 到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2022-07-21)
光绪二十一年，北京皇城内发生一件盗窃案。破案后《京报》刊载全案的来龙去脉，千里之外的新加坡《叻报》也于1895年12月28日转载。晚清以降，官窑瓷器流入民间，民窑大量仿造，东南亚华商亦订烧瓷器自用。
历史学家、中国古陶瓷收藏家韩槐准在其《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里，记述这些散落南洋的古瓷。
文人雅士在诗文创作之余，多有喜好文玩之癖。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其夫婿赵明诚，皆酷爱金石书画，婚后常到大相国寺，收罗文玩古籍。另外，贵为一国之君的乾隆皇帝，对各种文玩古瓷更爱不释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透露，嘉庆皇帝在乾隆去世后，将其大量珍宝文玩悉数封存于建福宫。
移居海外的华人，发家致富后，宅院亦常见摆设文玩，悬挂字画，以示其品味不凡。用于餐桌上的瓷器餐具，更是刻意定制各种精美器皿，除了取悦宾客，也突显主人家身份非凡。日后这些器皿或摆设因家道中落，再通过旧货商或古玩商之手，辗转他人。古玩买卖，可以说是门极为古老的行业。早年新加坡的古玩行，或许就是从富贵人家散出的珍玩、收藏而滥觞。
皇城内廷御瓷被盗窃
光绪二十一年（1895）9月，北京皇城内发生一件颇令人咋舌的盗窃案。此案被盗贼偷窃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皇帝御用的瓷器。负责查案的巡视东城御史文博与张仲炘最终破案，上奏皇帝呈报全案来龙去脉。有意思的是，奏折刊载于《京报》后，远在千里之外的新加坡《叻报》，于1895年12月28日再予转载。
据《叻报》报道，此案发生于九月初，孟顺儿与刘墨林两人商议盗窃内廷库房御窑瓷器。他们预先购置铁凿，溜进西华门后，跳入瓷器库旁边坍塌的库房，再凿开瓷器库墙壁，偷出10个瓷酒杯，一个破损，然后卖给在前门摆摊，一个来自宛平县叫段二的贩子，得九吊钱（一吊钱即一贯，相当于1000个铜钱）。段二后再把赃物以12吊钱转卖给王姓贩子。次夜，孟顺儿、刘墨林再从原来墙洞偷出30余个大碗，卖给前门摆摊的张续，得钱三两；孟顺儿分得11吊，余款刘墨林自得。第三日清晨，二人由原路进入，再偷出18个大碗，同样卖给张续；得钱18吊，此回两人均分赃款。
接下来两人再招来胡明海与李四入伙。9月13日，四人先溜进咸安宫，藏匿至二更，再偷出一挑瓷器，件数不清楚，先以包袱遮盖。待天明时分，孟顺儿与刘墨林轮替将瓷器挑出，从神武门逃离。此次两人将偷窃的御瓷售于鼓楼的永成斋古玩商吕得山，共得40两银子。15日，再以同样方法，盗出两挑瓷器，再买给吕得山，此次交易得银达110两，之后四人结伴到朝阳门外娼宿。
毕竟内廷库房也有官兵值班，所谓上得山多，其中三人，包括为其销赃的古董贩子等人，皆被查获，交由刑部并待圣裁。然而，晚清内廷包括御窑在内的盗窃问题，并非至此就停止，相反越演越烈，日后还有内廷太监集资在古玩市场开设店铺，倒卖宫廷用瓷与珍宝的案例。
清朝御瓷烧造、用途与库贮
从窃案，我们再来了解清代御窑瓷器的烧造、使用与贮存概况。清朝时，宫廷使用的瓷器数量极为庞大，且用途广泛，除了御膳，还包括节庆、婚丧、祭祀、赏赐等用途。烧造御窑瓷的经费，早期主要是来自江西地方税收，后来也动用关税，例如九江关（位于长江中游）的洋药（鸦片）税银。烧造宫廷用瓷的御窑厂，即位于今天的瓷都景德镇市中心。可惜，清代御窑厂今天已经无存。
清代御窑厂瓷器烧造的鼎盛时期是雍正、乾隆两朝。咸丰五年（1855），御窑厂毁于战火。虽然日后恢复生产，但工艺水平大不如前，更遑论雍正与乾隆的辉煌时期。即便如此，据《清宫瓷器烧造档案》记载，光绪一朝（34年）的瓷器烧造量高达102万件。其中用于两项非常重要的场合，即光绪皇帝大婚及慈禧太后60与70两次大寿。慈禧太后最负盛名的御用瓷，乃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时，向景德镇订烧的“大雅斋”款识（zhì）瓷器。
如此庞大的御用瓷数量，从烧造、解京（分陆路与水路）、库贮，早有一套完善的运作系统。就贮存来说，清宫内务府是管理御用器皿库存的总机构，在此之下的广储司瓷库，负责御用瓷器的贮存。清末时，御瓷分别由五款库、中库、东库及内库，四大库贮存。所谓五款库，即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的御瓷库。库房储存的瓷器数量虽庞大，但分类有序，登记明细，以便移动取用。另外瓷器库还须分别在月、季、年，造册上呈。
清末以来文物盗卖与外流
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带动帝国资本主义与殖民地主义兴起，中国对外连连失利，与列强不断签订丧权条约，导致古老东方帝国崩解。清末中国早已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此时工业发展缓慢，产品面对欧美、日本发达工业的竞争，市场顿失。中国陶瓷纵然是传统手工精致，外国陶瓷的生产速度与质量却逐渐超越中国。贫弱使到华人失去文化优越感与自信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导致国家文物外流。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时，皇城遭到毁灭性的劫掠。更甚的是，皇城以外的文物掠夺，诸如日后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等重要古迹，亦遭受池鱼之殃。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答应给予清室特别优待，每年拨款400万两补贴清室开销。宣统皇帝得以在紫禁城内继续其小朝廷的运作。事实上，民国政局亦混乱不堪，拨款过程中的亏空与挥霍，并无全数兑现。以溥仪大婚为例，为了办个像样的皇室婚礼，需耗银40万两。无论是清室或民国政府，都无能为力。因此只好将内廷收藏的珍宝抵押给汇丰等外资银行，无力赎回则遭受变卖。
北京故宫藏乾隆官窑黄地绿彩云龙纹花瓶。
末代皇帝溥仪与后妃，由于政治上失意，日常生活不如意即砸毁御用瓷器以泄愤。《清宫瓷器档案》便载有宣统十六年时（此时已经是民国13年，公元1924年），被溥仪砸破的瓷器件数记录。其记录文字口气颇有意思，例如：正月初六，万岁爷砸大碗一件；三月初二淑妃砸五寸盘一件；五月初四，砸大碗、五寸盘、黄中碗各一件；七月，皇后砸汤盘一件。这或许是溥仪与后妃们，对于昔日光辉一去不复返的内心苦闷写照。乾隆时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曾经计算过，官窑烧造一件瓷器需要花一钱多银子，实际上官窑的珍贵不在于料钱，在于匠作，万岁爷砸的是匠人的心血。
海峡华人订烧瓷
相较于皇帝御用的官窑瓷器，寻常百姓所使用的器皿，当然不可能有御窑厂严格督造的精美。此外皇家御瓷特有纹饰与年款也有规定，不容僭越。咸丰时御窑厂被毁后，造成大量窑匠流散，官窑工艺水平远远不如康、雍、乾三代。晚清以降，官窑瓷器流入民间，民窑大量仿造也非新鲜。富人殷商追求的，不外是贵族气质。
以晚清海外的华人移民为例，东南亚华人在经商致富后，会以捐官、买爵的方式来凸显其社会地位。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穿着或使用的器皿也极力追求奢华。19世纪许多著名华商如马六甲的陈金声、新加坡的章芳琳、吉隆坡的叶亚来、槟城的林克全等，皆曾在中国订烧瓷器自用，这些定制器皿除了在器物书上其店号、姓氏、名字外，还书有其所捐买之官衔名称的。例如叶亚来订烧的瓷器上，除了书有其姓氏 “叶”字外，还加上“朝议第制”（即朝议大夫府第所订之器） ，显示他所捐“朝议大夫”之官衔。而这些订烧瓷在工艺和质地上，也极尽所能，饰以各种吉祥图样，衬托出其 “官气” 。
章芳琳订烧的盖盅书有其店号“苑生”。（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又如本地早年著名的侨领华商章芳琳逝世后，家属曾于1895年拍卖其遗物，其中有两件铜器据说是来自圆明园，居然在拍卖上卖得450元，出高价购入者乃洋人。这说明华人致富，也渴望与追求高尚文化，甚至是皇家品味。今天收藏界一般将晚清海外华人定制的瓷器，通称为 “娘惹瓷器” （Nonya Porcelain）或 “土生华人瓷器”（Straits Chinese Porcelain），实际上这是稍微狭隘的称法，因为除了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购置这些瓷器，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人也购置。
本地早年的古玩商行
1917年，本地拍卖来自清室及热河行宫的古玩瓷器广告。
本地何时始有古玩艺术品商行，似乎已经无从知晓了。查阅报章，19世纪中叶，本地著名的华商胡亚基在吻基（Boat Quay）的店铺黄埔号（Whampoa & Co）内，便有售卖中国瓷器与油画。胡亚基与广州行商生意往来密切，店铺售卖的部分中国瓷器，可能是早年畅销欧美的广彩瓷器（以景德镇烧制的瓷胎，在广州加彩），与一般称为“贸易画”的中国油画。当年的广彩瓷并非古瓷器，而是当时用的日用瓷器。只不过由于其质感华丽，而闻名于世。
直到20世纪初，本地古董行业才逐渐兴起。1909年，西报上刊登一家名为H.L. Coghlan & Co.的拍卖公司广告，宣传即将举办一场重要的中国古董艺术瓷器拍卖会。拍卖的古玩瓷器种类包括：明朝瓷器（Famous Ming Period pieces），康熙官窑青花瓷（Royal Kanghi blue and white）、稀有的五彩瓷（Rare 5-colour）、黄釉彩瓷（Mandarin Yellow）。器型则有花瓶、碗盘、瓷板等。此次拍卖的顾客对象，似乎以居住在本地的洋人爱好或收藏者为主。可惜拍卖的古瓷来源，广告上并没有明确说明。
1917年，另外一则在中文报纸所刊登的古玩瓷器拍卖启事，却道出其拍品的货源。拍者是庄庆利拍卖公司，拍卖的地点在土库花园，即莱佛士坊。令人关注的是，广告强调其拍品由北京清室及热河行宫等处选运而来。包括古玩珠宝、玉器、玛瑙八宝、名人字画，宋、元、明古瓷，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五彩、粉彩官窑瓷器等。
到了上世纪20年代，新加坡中西报章上的古玩生意广告渐多，有些还是由个人从中国办货前来销售，包括有福州、山东、上海等地的古玩商。1920年代至1940年代报章刊登的广告显示，一些古玩行开设在乌节路及东陵地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设在东陵购物中心内的古玩店，有些还是从战前就开始经营了。
莱佛士博物院首办中国古瓷展
1913年，莱佛士博物院（今国家博物院）举办一项展览，展出由白礼德爵士（Sir Roland St. John Braddell）借出的明、清瓷器，展品中有大量的清代瓷器。白礼德曾将展品资料汇编目录，还受邀举办讲座，分享中国古代瓷器收藏的相关知识。
这项展览深受海峡华人的欢迎，以致宋旺相还将此事载入其《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里。宋旺相抱怨新加坡的华人新客，极少愿意到莱佛士博物院去参观，因此失去观赏精美中国古瓷的机会。据《莱佛士博物院常年报告书》（Annual Report of th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记录，当年展出的瓷器超过80件，而且绝大多是康熙、雍正及乾隆三代的瓷器。这应该是莱佛士博物院开馆以来第一次举办中国古瓷展。
博物院也在1920年的常年报告书指出，中国古陶瓷的价格非常高昂，莱佛士博物院并无丰富的收藏，当时约只有200件的收藏品，展示这些陶瓷器，亦需比较宽敞的面积。报告书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博物馆收藏的这些瓷器究竟是属于什么年代的。直到1936年的报告书才提及，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瓷，有许多是明代的外销瓷，烧造于16世纪；另外还有一部分属于17世纪，即清朝初年的产品。当年博物院也安排一项借展，展出30件的外销瓷，除了明代青花瓷，也有少量的宋代青瓷。
聚散乃因缘
通常收藏家购置古玩书画，都喜爱传承有序的珍藏品，也总希望自己的藏品能永世流传。然而聚散乃因缘，缘起而聚，缘灭则散。中国陶瓷外销到海外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新加坡，无论是日用粗瓷抑或是皇帝餐桌上的御瓷，皆曾在这儿聚散。
上世纪50年代，购买中国古玩外销瓷的好地方，除了东陵的古玩店，再有就是结霜桥旧货市场。有些富贵人家或后代分配家产，或家道中落，把还值点钱的旧瓷器或家具变卖，有些流落于此。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古陶瓷收藏家韩槐准便曾经于此收集到不少古瓷。他在其《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里记述：景德镇之客货细瓷，遗留在华侨故家者极富，尤其以同、光二代之五彩瓷占多数，因过去华侨富有之家，多备各种细瓷，置于家中，为逢任何庆典宴客时，用以馔器，以表豪华，至20世纪初叶，其子孙多读洋文而洋化，此时东西洋瓷充斥市上，其祖父所遗留之中国细瓷，不合时髦，多贱卖与收弃物负贩者（Kalon guni），当时于黄昏之际，一到新加坡须涯路（Sungei Road，今结霜桥），即俗称之Robinson Petang（黄昏的罗敏申百货公司），可瞥见价格极贱之道光光绪间中国细瓷，并书画，陈卖道左或摊档上。
这位出生于海南岛的老华侨，在侨居新加坡时，除了钻研南洋历史研究，还留意收集中国古外销陶瓷，并且结合爱好于南洋古代历史研究。晚年韩槐准带着毕生收藏返回祖国，悉数赠于中国故宫博物院。虽然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数不胜数的官窑御用瓷，然外销瓷捐赠，韩槐准却是历史第一人。韩槐准凭着个人力量，以玩物并不丧志的心态，在海外写出一本相关知识的专书，并且把散落在南洋的古瓷介绍予中国学界，真是令人佩服。
五月槐花香
早年的北京琉璃厂，是古玩买卖一条街，著名的字画古玩行荣宝斋、韵古斋等都开设于此。乾隆时由于编纂《四库全书》，全国珍稀古籍汇集于北京，编书者与推荐珍贵古籍者皆居住在琉璃厂周围。还记得多年前中国的一部电视剧《五月槐花香》，即是以琉璃厂和古玩行业为背景，讲述民国时北京的古玩收藏界与国宝外流的故事。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部关于新加坡古玩行业的纪录片，讲述我们早年的古玩行，以及结霜桥、牛车水旧货市场在消失前“寻宝”与“走宝”的陈年往事。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包括：铁源、溪明 《清代官窑瓷器史》等）
古代新加坡的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ORxa-viCQrGJ6fI9Unf-fA
《联合早报》- 扑朔迷离汉都亚 《汉都亚——超级民族英雄》读后感 (2023-03-27)
汉都亚身上带有今天马来西亚人的特征，也就是在这种多元环境里的自如和适应。
今年5月，获得槟城州大山脚国会议员，也是前任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现任副财政部长沈志强的一本赠书——“Hang Tuah – Adiwira Bangsa”（《汉都亚——超级民族英雄》），我也送他一本我自己的论文《不容青史尽成灰——马华文学里的马共传记书写》。
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就很少看马来文书，我跟沈议员说这本书虽只有139页，但我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把它看完，因为阅读速度会比看中文书慢很多。他很风趣地回复说有真的看就够好了！不过我对这个课题还是挺有兴趣的，毕竟汉都亚（Hang Tuah）是一个近年来在学界越来越有争议性的人物。
传统上，汉都亚的形象一直是马来民族英雄，他被认为是15世纪马六甲王朝著名的海军统领，也是马来武术高手，对苏丹特别忠诚。但是这几年来，存在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比如，他是否真实存在过，还是单纯的神话人物？汉都亚出现在马来人的史诗故事里，涵盖时间点也很长，而他一直被神化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传奇英雄。虽然他的历史准确性有待商榷，但这问题跟西方的亚瑟王和罗宾汉等是异曲同工，人们其实乐于接受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性格的深度和立体感，所以他们的存在更多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
另一个在马来西亚更热门的话题是，汉都亚是不是华裔（中国人）？在这个问题引起关注之前，马来西亚所有的历史课本都会教导孩子们，汉都亚是“马来民族英雄”，这个称号已经被用了几百年。近年来，突然出现了一种说法，某些历史学家推断，汉都亚的名字Hang Tuah以及当时其他名字以“Hang”开头的人物，都可能是明朝福建闽南一代往南洋迁移的汉人，“Hang”有可能是“洪”氏（闽南语发音为“Ang”），也有可能是直指“汉人”；“Tuah”是闽南语“大”的发音，Hang（Ang）Tuah（洪大）是闽南人对洪氏首领的称呼，也就是“老大”的意思。此外，记载上都说汉都亚有五兄弟，他们都是名字有“Hang”开头的，所以这些人都同为洪氏一族。这些历史学者也认为，洪氏一族把五行拳传入南洋，演变成南洋武术——Silat。这些说法引起一部分马来人的不适，也导致学者之间的笔战。
详细阐述汉都亚一生重要事迹
先把有关汉都亚身份的争执放一边，这本书很详细地阐述了汉都亚一生的重要事迹，包括他有一位汉人义父，他和好兄弟的竞争，他对马六甲王朝的贡献和牺牲，他对苏丹的忠心耿耿，他本人对多元民族社会的贡献，他的才华，他作为“民族英雄”或者甚至是“国家英雄”是否合格，与此同时，本书还提及当年马六甲的威风八面，举证的都是国内外、古代和现代学者对马六甲的记载和研究。还有一部分来自民间带有神话色彩的记录，也有一部分是专家的阐述，从这些记录可得知马六甲当时富甲一方，甚至有学者认为占领马六甲就等于占领欧洲的威尼斯那么重要，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东西方当时最重要的港口。我想想这是对的，当时在马六甲流通的货物包括东西方都觊觎的香料，当年，在西方，豆蔻价格曾超过黄金。有句话说：“从未有人因为吃不到香料丧命，然而却有上千人曾以香料之名而送命——这其中既有掠劫者也有被劫者。”（约翰·奥康奈尔《香料之书》）
看过一个故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76年访问美国时，接受美方279颗胡椒，象征偿还自英王威廉三世以来美国所欠的租金。说到胡椒，因为欧洲距离印度与东南亚极其遥远，运送胡椒的成本极为高昂，还有许多中间商要赚差价，等到了消费者手中，胡椒的价格已成天价，贵族都把这些香料作为炫耀之物。因此，本书说马六甲当时的强盛状态，我想是真实的存在，不要看今天的马六甲这么小，这么缓慢安逸。当年在这里流通的还有木料、谷粒、丝绸、瓷器等等货品，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贾在此地经商、居住，可见马六甲当年的富裕、繁华真的不是今人所能想象。当时的马六甲原貌也通过作者的举证，一一呈现在这本书里。
葡萄牙人、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人还有来自各地的人，在马六甲相遇，这里自然形成了多语言多文化的环境，汉都亚在这个环境里，精通多国语言，并不稀奇。汉都亚身上带有今天马来西亚人的特征，也就是在这种多元环境里的自如和适应。马来西亚虽然在那个时代还未成立，不过整个大环境从那时候起，就慢慢构成一种各种族之间和谐相处的氛围，这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形成，作者说就好像是一把用多种金属打造的利剑，除了是美观的摆设品，也可以当作一把尖锐和坚固的武器。
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一把利剑可以是摆设，也可以是武器，取决于使用者。所以多元文化是不是一个国家的优势，也取决于国家领导者是否懂得用这把“利剑”来为国民谋福利，求幸福。
《联合早报》- 圣约翰岛 郑和在新加坡的官屿 (2021-04-08)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10408-1137816
郑和航海图在新加坡海峡虽有注明官屿小岛，但没有人确定是我国哪个岛。作者发现，它就是我国的圣约翰岛。
百年来中外、本地学者，对郑和船队经过新加坡的航线，在古地名上有混淆和错误。笔者从古籍和古海图的针路（航向）、航程、水深，准确地从现代海事学作纠正和确定。
官屿的发现
郑和航海图在新加坡海峡虽有注明官屿小岛，但没有人确定它是我国哪个岛和重要性。
搜索中，发现它就是我国海域内的棋樟山岛（Pu Sakijang Bendera，今圣约翰岛，St John Island）。
茅元仪的《武备志》（1621）里的茅坤图，是郑和航海图唯一的海图 。当中，从马六甲官厂出发，经过新加坡海峡，回中国经白礁的一段（参考图①），笔者参考元明清、16至19世纪西方和本地的文献和海图，在古名处加上现代地名，方便古今对照介绍：
官厂：《西洋番国志》为明朝巩珍1434年所著，记述他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经过。在满刺加国（马六甲）的叙述：
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址城，盖造库藏完备。
明朝在马六甲设官厂，它是下西洋的贸易中转站、货仓、基地或外府。
吉利门：在马六甲海峡南端，今印度尼西亚吉里汶岛（Pulau Karimun）。
长腰屿：我国南端沙都姆岛（Pulau Satumu），也是莱佛士灯塔所在。是明代对这小岛或新加坡本岛的统称。17世纪葡萄牙人称长岛（Pulau Panjang）。
淡马锡门：古语“门”指水道或海峡。新加坡主海峡（Singapore Main Strait）沙都姆岛南那段，靠近新加坡，所以称淡马锡门。
龙牙门：元朝汪大渊撰《岛夷志略》（1349）: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中有水道以间之。
指早期岌巴港口西面，水道深18米入口处，两块隔337米的石柱，已被英国人炸掉。南岩石位于圣淘沙岛西端（Tanjong Rimua）角外， 北岩石位于拉柏多公园南角外的Tanjong Berlayar，马来人称Batu Berlayar，启航之石。
在二石柱中间过龙牙门（圣淘沙岛），岌巴港入口两边长满高树。元代文献记载，船只经过时，船桅会碰擦到树枝，海盗会乘机从树上跃下到船上抢劫。
龙牙门（海峡）：不是指岌巴港龙牙门两岩柱。
多处古籍从航向和航程记载，郑和船队经过龙牙门，指的是官屿（棋樟山）南边的新加坡主海峡，因离岌巴港或圣淘沙岛的龙牙门不远，所以对此也称龙牙门（海峡）。
官屿：指棋樟山岛。参考图2，从莱佛士灯塔南向东行7.3海里，就是此岛。在印尼和毛里求斯也出现官屿，它和官厂可能有相似的功能，但规模地位应比官厂低。
白礁：Pedra Branca，属新加坡，在海峡东端，设有霍斯堡（Horsburgh）灯塔。
古籍里的新加坡海峡航线
图②：从满喇咖回广东针路：从长腰屿到官屿。
再看看不同古籍记载郑和在新加坡海峡的航线：
１. 明朝导航手册《顺风相送》（1593）：
A、暹罗往磨六甲
B、右边西去山二号
C、广东往磨六甲针
D、满喇咖回广东针路：
吉里闷山单辰（120度）并乙辰（112.5度），二更取长腰屿不可行南，恐犯凉伞礁及沙塘浅。出龙牙门（海峡），单卯（090度）针取官屿，防“南”边牛屎礁。甲卯针（82.5度）五更船取白礁北边过行船。
2. 明张燮写于1617年的《东西洋考》 。
3. 郑和航海图上的航线。
用二组针路1D加3，在新加坡海峡准确路程和航行方向，可画出郑和船队的航迹如图②。
除了1B，五航线都注明，白礁到龙牙门（海峡）航行需五更。一更2.4小时，五更为12小时。
1A、1C和2，三航线从龙牙门（海峡）到吉利门航行时间都是三更，即7.2小时。
全段新加坡海峡的航行时间五更加三更，即八更，相当于19.2小时。
实际距离为58.8海里，除以19.2小时，平均帆船速3.06节（同郑和15条航线的平均航速3.59节接近），用更数可推算出：
a、白礁到龙牙门（海峡）即棋棋樟山，需五更，36.7海里。
b、龙牙门（海峡）即棋樟山，到吉利门岛需三更，22.1海里。
a和b两段和现今海图测量一致，说明针路无误。
《顺风相送》1D，从满喇咖回广东，唯一针路提出，吉里闷山到长腰屿（莱佛士灯塔）路程为二更，从长腰屿用单卯（090度）针取（航向）官屿，但没说明航程时间，官屿走五更船取白礁。
从1A、1C和2三航线，整个海峡航程为八更（19.2小时）。 所以，找出从长腰屿到官屿距离为八更减七更（二更+五更），即一更（2.4小时X3.06节），7.3海里。
这重要线索指出，从长腰屿往东7.3海里，就准确到龙牙门（海峡）的官屿的位置。
官屿在新加坡的重要性
图③：1604年艾勒迪亚地图上Pulo Siquijan是棋樟山岛。
葡萄牙天文学家兼数学学艾勒迪亚（Manoel Godinho de Eredia）1604年绘制的新加坡水文图（图③）记载，南部二岛在一起同名为Pulo Siquijan（马来语吠鹿的岛），其中之一就是棋樟山岛。
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前一天，先登上棋樟山和柔佛苏丹天猛公见面。之后在岛上设立讯号站和招徕船只。此岛几百年前受统治者重视和开发，土著和中国移民聚居。因为在新加坡主海峡边沿，避风港深水锚地，离龙牙门（岌巴港）和新加坡河口近，方便贸易。
这里面积大，地势平坦，适合盖大型防御、货仓或住宿。明朝永乐时，新加坡可能再回到马六甲王朝的控制，这样的关系和优越地理，使棋樟山成为明朝在新加坡的海外贸易基地或中转站的官屿。这也是新加坡600年前和永乐朝的特别关系和历史新发现。
发现陶瓷碎片
作者在棋樟山岛上发现的陶瓷碎片。
笔者也在棋樟山找到晚明、清民时期的陶瓷碎片256块，证明早期岛上曾有华人聚居，加强笔者对棋樟山是官屿的看法。希望学者们能做更深的考究或考古挖掘，证明郑和在我国的活动。
期望官屿的发现，能填补淡马锡王朝灭亡之后，葡萄牙人1613年来捣毁狮城聚落之前历史空白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