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木林(Kua Bak Lim) 博客: 《万历十五年》

2013年7月9日星期二

《万历十五年》

* 柯木林 *

一

　　
书架上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1984年7月买的，一直没有详读。最近，我的同学林明河从合北回新加坡渡假，闲谈间提到了这本书。原因是明河在台北聆听了该书作者黄仁宇博士的演讲，觉得十分精彩，这才又引起了我重读《万历十五年》的兴趣。
　　黄仁宇博士是国际知名的明史专家，早年毕业于美国密支根大学历史系，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制度，有深入的研究。他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说：“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而其中症结到底何在？黄仁宇博士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皇帝

　　《万历十五年》初稿是用英文写的，英文版书名为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ance”，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书成后，再由作者本人译写为中文，1982年5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刊行，中国著名作家廖沫沙为该书挥翰题签。本书尚有法、日、德等国文字版本，十分有国际地位。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在中国，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记，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为什么偏偏又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专题来研究呢？原因是这年发生了许多为历史学者所忽视的事件。作者说：“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页1）。

二

　　这本《万历十五年》以传记体的铺叙方式，通过对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等主要历史人物的叙述，反映了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既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司礼太监冯保、首辅高拱、东厂宦官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名将俞大猷、卢镗、刘綎，“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原书《自序》）。

海　瑞

　　多年的精心钻研，使黄仁宇博士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宫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作者说：“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书中对各问题所作的答案，不得不令人钦佩作者治学之深。

三

　　我最欣赏《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有关评价历史人物的部分。黄仁宇博士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也有异于一般研究明史的学者。这里就例举书中三位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人物来谈谈。例如万历皇帝（1563—1620），历来均以为昏庸，但本书论述万历，却在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1514一1587）。作者希望通过海瑞的生平行事，介绍当日地方行政的一些形态。本书中专设戚继光（1528—1588）一章，目的在向读者说明明朝的军事制度。

戚继光

　　作者“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原书《自序》），所以，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尽量照顾到人物性格发展的全面性。在他笔下，一个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活跃在我们的眼前。书中描写万历皇帝，说他是一个“相貌端正的年轻人，脸圆须短，身材稍胖”（页121）。“万历登极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页9）。
　　在论及万历的爱情生活时，这样写道：“万历并不只是对皇后没有兴趣，他对其他妃嫔也同样没有兴趣。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与他邂逅相遇。……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热恋竟终生不渝，……郑氏（即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历的欢心，并不是真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 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的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页25－29 ）
　　作者认为，万历虽贵为天子，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但在另一意义上，他是紫禁城的一名囚徒，受制于文官集团。文官集团要把他强行纳入他们所设置的道德规范，而不让他有个性自由发展。据载，自1585年以后，万历除了在1588年对自己的陵墓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外，三十多年，他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记录。他隐居在深宫里，唯一能和他呼吸相通，忧患与共的只有郑贵妃一人。万历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海瑞是万历朝的一名谏臣，他为宫清廉，平反许多冤狱。他直言抗命的精神，使他名留青史。在本书中，黄仁宇博士形容海瑞是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页134）。“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页l40）。海瑞结婚三次，又有两个小妾。原配夫人在生了两个女儿后，由于和婆婆不和而被休。第二位夫人刚结婚一个月，也以同样的原因被逐出家门。他的一妻一妾在一个晚上一起死去，很可能出于谋杀。这事件使人怀疑海瑞“确系怪僻而不近人情，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家庭悲剧”（页144）。海瑞的第三夫人和小妾曾先后生过三个丿L子，但都不幸天折。“按照传统观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也是海瑞抱恨终天的憾事之一”（页156）。
　　海瑞是忠臣，又是孝子。他三岁丧父，母亲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把他教养成人。“她是他的抚养者，也是他的启蒙者。所以，历史学家认为海瑞的刚毅正直，其中就有着他母亲的影子”（页156）。然而，同样为人所承认的是，他的母亲也是造成家庭种种不幸事故的重要因素。由他母亲所引起的家庭纠纷，不仅成为海瑞政敌所赖以攻讦的口实，也为时论所不满。
　　作者说，海瑞的性格奇特，怪僻而执拗。像这样的人，“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下部下和上司”（页140）。当他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时，“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页141）。可见这位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在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即万历十五年岁暮与世长辞。虽已官至二品，但仅留下白银二十两，还不够殓葬之资，须由同僚出资办丧。黄仁宇博士说：“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页160）。
　　海瑞逝世仅仅两个月，1588年1月17日，即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代名将戚继光也离开了人间。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他出身将门，是万历年间最有才干的军事家。十六世纪中叶，中国东南沿岸各省受到倭寇的干扰，戚继光见旧军素质不良，乃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新军，成为抗倭主力。其后他与俞大猷转战东南各省，解除倭患。1568年，他被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调到蓟州，任蓟州总兵达十五年之久。这是武官中的最高职衔。这时，戚继光四十岁，他正在张居正的提拔下飞黄腾达。
　　在繁忙的军务之中，戚继光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著名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九年之后又出版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
　　黄仁宇博士对戚继光推崇备至，他说：“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页192）。作者赞扬戚继光治军有方，纪律严峻。“这种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它的残酷性也令人不寒而傈。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剖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然而，戚继光的这一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页176）。当他任蓟州总兵时，“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惟独他从南方带来的三千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页176）。
　　在黄仁宇博士的笔下，戚总兵活现在我们的眼前：“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向部下训话，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在全军将士面前显示他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在对部下将领讲解各种作战武器的利弊时，他有一次当场命令一个下级军官用军刀对他作攻击，而他则持长枪防御。他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二十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悬绳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身为高级将领还具备这样的体力与作风足使他引以自豪”（页191）。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七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1584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潮，戚继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郁闷，于是呈请退休。可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保持令名，据官方文件的记载，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张居正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
　　戚继光罢官家居以后，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仍然和他保持来往，文豪王世贞是其中之一。在戚继光逝世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十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英雄末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戚继光本人的功业固然值得表彰，同时又加上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论是正式的传记还是非正式的纪事、评论，总是对他各加称颂，有时竟把他描写成一个完人”（页193）。
　　然而，黄仁宇博士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譬如说，这位高级将领生前娶妾三人，生子五人，可是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却能全部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他泼悍的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洒下同情的眼泪……又譬如他在蓟州练兵时采用过歃血为盟的仪式，与将士共饮血酒并对天起誓（说）……如果‘恣意科敛以供馈送’，就会遭到‘天灾人祸，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夕‘男盗女娼，十代不止’。然而从一些迹象看来，戚继光并没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他以重金购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牍。……《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猷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也是用委婉的措辞证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不一定同时就是廉洁的将领。1584年戚继光被参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条就是他在蓟州的账簿业已不知去向。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账单可资交代。”（页194）。
　　除了歃血为盟之外，戚继光还在他的摩下创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乌首人身的图像，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难道像戚继光这样一位出色的将领竟沉沦于迷信之中？以上这些事实，使日后写作戚继光传记的人都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只好装作没有看见。

但是，黄仁宇博士说：“用视而不见的态度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充满了矛盾，在火器巳经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时候，他动员大批士兵修筑碉堡；在他的混成旅里面，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他一方面是这样精细，仔细计算日出日没的时间；一方面又这样野蛮，把违反军纪的士兵割去耳朵。这些极端矛盾的事实，在其他国家内，可能彼此相隔几个世纪，而我们的帝国则在一个军区内同时出现”（页194－195）。

黄仁宇博士对戚继光的评价，的确精辟。作者接着写道：“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无旨”（页195－196）。

黄仁宇博士形容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页164）。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对他的逝世，作者有无限的感慨：“这阳历1588年1月17号清晨，将星西陨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三十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页196）。

四

这本《万历十五年》虽然是从英文稿译写成的，但书中却没有一点洋味的文句。更令人钦佩不已的是，作者虽然离开中国已逾卅年，如今身在美国，平时“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原书《自序》），但本书的遣词用句，辞藻修饰却是那么的优美，从上举的一些引文中，可以看得出来。

一部好的学术著作，除了要有丰富的材料外，也要有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用以铨释书中的材料。本书所采用的是“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理论。正如作者在书后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一百零一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是以痛责琦善、耆英及道光帝，于事无补……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刊于原书页263-264）

基于“大历史”观的理论，作者从浩翰的史料中，总结归纳成一点，那就是万历十五年。再从这点出发，旁及十六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态及明朝历史的一些特殊现象，“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页263）。以这种方法撰写学术著作，十分独特，也很不容易。这本书有许多精彩之处，只是本文篇幅有限，仅能介绍其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部分。我十分喜欢这本书，它是我这几年来所阅读的历史书中，最好的一本。我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去构思，才写出这篇短文，目的在向读者郑重推荐这部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著作。

稿于1988年12月5日

方开东博客——方氏家园
[转载]明朝高官，怎么私下“耍阴招”？（组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fb9490102du6d.html

原文地址：明朝高官，怎么私下“耍阴招”？（组图）作者：张继合

中国历史非常奇怪，有很多暗使小动作的大人物；后人很难理解，这些光明正大的主要角色，究竟在玩弄什么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主角，数得上明朝重臣——张居正了。
翻翻历史就明白了，张居正曾被后人誉为“宰相之杰”。他是典型的读书出身，靠选拔考试和锦绣文章，一步一步熬上来的。他12岁“进学”，16岁中举，23 岁得中进士。当这个年轻有为的“湖北佬儿”获得尺寸功名之后，他便不再是普通的读书人，而跻身于勾心斗角的政治家行列。政治，只看结果；而忽略过程，惯以成败论英雄。为了在云诡波谲的朝堂上站住脚，满脑袋“钟表瓤子”的张居正，不得不卖身投靠，寻求稳固的政治靠山。他相中的人物就是万历皇帝宠信的“大伴” ——司礼太监冯保。这个圆滑事故的狗奴才“内倚太后”，居然混到了“帝不能去”的地步。那些试图投机钻营的官员，能不踢破门槛子吗？（上图：权倾一时的明朝重臣——张居正。）

    明朝，是宦官政治，离开这些半男不女的家伙，任何雄才大略都寸步难行。张居正为了主宰内阁，捏着鼻子和冯保这个贪婪的太监头子勾肩搭背、眉来眼去。《明史·列传》说得极其露骨：“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换句话说，没有冯保，就没有张居正。这个位置关键的太监，就是他仕途上的“贵人”。结交宦官，兑换利益，当然不能红嘴白牙，绝对要“出血”。难为张居正深谙官场里的“潜规则”，他终于拉下面皮，以下流对下流。
    为了取悦冯太监，他“看人下菜牒”，实施“雅腐败”。《明史》记载，冯保是个多才多艺的太监，他“善琴能书”。既然有这番才情，张居正便有可乘之机，他以不同方式，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别小看这七张名琴，件件都是当代珍惜的“奢侈品”，拿出一张，便价值万金。冯保识货，自然心领神会。
    想拉政治同盟，必须“硬点钱”。张居正懂得“财白动人心”的古训，在冯保身上不恤血本。他抓住了对方“贪财好货”的致命弱点，曾累计送上“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明朝开国，朱元璋对吏治腐败深恶痛绝，因此“乱世用重典”。他明确规定：官员贪污受贿八十贯以上，即“剥皮实草”。很多衙门两旁，摆满了“人皮靶子”。可惜，明朝官场老实没几天，就乱成了一锅粥。按照朱元璋的诏旨。张居正也在“剥皮实草”之列。话又说回来，积重难反，朝堂已经没有一个好玩意儿了，谁笑话谁呀！（下图：曾被冯保和张居正掌控的万历皇帝。）

张居正还有一招儿“绝的”。他向冯保大肆实施“精神贿赂”，吹捧这位同盟太监到了不要脸的程度。据说，冯保的“生圹”（墓穴）建成后，张居正还事儿事儿地作了一篇《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可逮住个溜须拍马的机会，丧心病狂地歌功颂德吧，就差跟人家叫亲爹了。念念这些“马屁经”，真叫人鸡皮疙瘩掉一地：“霄壤间万物皆有尽，惟令名为不朽”，“公昔以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常呼为大，写字而不名。”，“上日御讲帷，无间寒暑，公惓惓勤学，侍立终日，日无倦容……”不管出于什么考虑，这套廉价的奉承，已把张居正打扮成一个跳梁小丑儿，想洗都洗不清了。（下图：张居正给万历皇帝编纂的私家教材《帝鉴图说》。）

有了冯保这座硬靠山，张居正步步高升，他以十年富贵，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1582年，病逝。可惜，作为“臭底子”的大贪官，张居正百口莫辩。他的死对头王世贞特意写了一本《张公居正传》，其中提到他不光彩的死因——荒淫好色。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这位内阁大学士，戚继光还重金购买了一个漂亮妞儿，供他玩乐。张居正一方面操劳国事，一方面纵欲过度，终致拖跨了身子，撒手人寰。如果说王世贞的传记不可信，那么清朝编修的《明史》总该值得一看吧：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看来，历史贡献是一回事，为官作人则属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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