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木林-
在研究19世纪新加坡华族社会结构时，不得不提到福建帮 (闽帮)的影响力。而谈到福建帮, 则其开山鼻祖薛佛记 (1793-1847)
及其家族的贡献, 不容忽视[1]。
此薛佛记画像极为罕见, 由其五世孙薛长才 (现居马六甲)
提供予本文作者
薛佛记的事迹,曾长期被湮没。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仅仅著录Si Hoo Keh名字而把他完全忽略了[2]。杨进发的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一文,
也未提及薛佛记[3]。直到发现《东山薛氏家谱》(1963年)及《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的出版(1972年),
薛佛记的事迹又再重现,学者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位早期新加坡拓荒者的历史地位[4]。
谈到新华历史研究,有一份资料非常重要,那就是《叻报》。这份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以报纸形式出版的华文日报，在其漫长52年 (1881-1932) 的出版岁月中,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叻报》创办人薛有礼 (See Ewe Lay 1851-1906)乃薛氏家族成员, 薛佛记长孙[5]。
19世纪中叶以后, 福建幇人才辈出。以薛佛记家族为中心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得到了继起的其他闽帮领袖人物的配合与支持, 通过《叻报》的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价值观, 恵及整体新华社会。薛氏家族与《叻报》所构建的闽幇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近百年新华社会史的缩影,值得大书特书。
写作本文的目的,在于阐述三者的内在联系,其间亦旁及其他闽帮领袖人物的点点滴滴,从一个侧面了解早年新华社会的历史面貌。
谈到新华历史研究,有一份资料非常重要,那就是《叻报》。这份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以报纸形式出版的华文日报，在其漫长52年 (1881-1932) 的出版岁月中,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叻报》创办人薛有礼 (See Ewe Lay 1851-1906)乃薛氏家族成员, 薛佛记长孙[5]。
19世纪中叶以后, 福建幇人才辈出。以薛佛记家族为中心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得到了继起的其他闽帮领袖人物的配合与支持, 通过《叻报》的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价值观, 恵及整体新华社会。薛氏家族与《叻报》所构建的闽幇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近百年新华社会史的缩影,值得大书特书。
写作本文的目的,在于阐述三者的内在联系,其间亦旁及其他闽帮领袖人物的点点滴滴,从一个侧面了解早年新华社会的历史面貌。
一
闽帮开山鼻祖
19世纪20年代开始，有两股移民向新加坡推进，一股是随中国帆船南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另一股则是来自马六甲的商人集团。不过，由于此时大批中国移民浪潮尚未出现，这时期新华人口的增加，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商人[6]。
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是在1824年开始移入新加坡，至1827年臻于高峰。根据记载, 1827年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约有两千人，占该年度新华人口（6088人）的三分之一强。十九世纪新加坡的繁荣, 确实有赖于这批移民的苦干与进取心[7]。
由此可见, 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社会是和马六甲分不开的。从马六甲来的移民，大部份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掌握时机来此开辟新天地，当然比较从各地迁来的 零散移民群更具优势。马六甲的华人社会有“定着状态”的特征，产生了“双重乡里性”。又因英国殖民政府的怀柔政策，使他们更具有“三重籍”的倾向，和外族 同化的程度成份很高，这种特殊性，随着移民的迁徙被带到新加坡来[8]。
薛佛记是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的真正领袖。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 (Land Office) 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或更早一点就已来到新加坡,并且事业有成, 在新加坡拥有七塊土地,俨然是个大地主[9]。
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10]。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取之社会, 用诸社会。在新加坡发迹后, 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恒山亭, 捐建天福宫, 晚年回到马六甲后又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 (详见后文)。富者乐善好施,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
19世纪20年代开始，有两股移民向新加坡推进，一股是随中国帆船南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另一股则是来自马六甲的商人集团。不过，由于此时大批中国移民浪潮尚未出现，这时期新华人口的增加，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商人[6]。
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是在1824年开始移入新加坡，至1827年臻于高峰。根据记载, 1827年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约有两千人，占该年度新华人口（6088人）的三分之一强。十九世纪新加坡的繁荣, 确实有赖于这批移民的苦干与进取心[7]。
由此可见, 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社会是和马六甲分不开的。从马六甲来的移民，大部份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掌握时机来此开辟新天地，当然比较从各地迁来的 零散移民群更具优势。马六甲的华人社会有“定着状态”的特征，产生了“双重乡里性”。又因英国殖民政府的怀柔政策，使他们更具有“三重籍”的倾向，和外族 同化的程度成份很高，这种特殊性，随着移民的迁徙被带到新加坡来[8]。
薛佛记是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的真正领袖。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 (Land Office) 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或更早一点就已来到新加坡,并且事业有成, 在新加坡拥有七塊土地,俨然是个大地主[9]。
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10]。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取之社会, 用诸社会。在新加坡发迹后, 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恒山亭, 捐建天福宫, 晚年回到马六甲后又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 (详见后文)。富者乐善好施,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
薛佛记当年经营的锡矿区,就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 之间
, 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
1828年,
薛佛记捐银764.2元兴建恒山亭，占总建筑费14.3%，成为大董事[11]。恒山亭是开埠初期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代表了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的实力,而薛佛记又是此机构的大董事,因此奠定了他在福建帮的领导地位,成了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12]
。从年龄上看, 此时薛佛记35岁, 适值风华正茂之年[13]。
恒山亭位于惹兰红山(Jalan Bukit Merah),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或大伯公) 的古庙,1992年5月11日毁于大火[14]。但在创建时, 其主要职责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 管理福建塚山。比较严肃的邦人集会和议事，都在这里举行。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 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15]。
《恒山亭重议规约》针对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规约的意义所在。《恒山亭重议规约》为日后华族庙宇管理的楷模,这是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写得很具体，有些规定到今天还有用。比如， “制定拜祭时间”、 “早晚照顾巡查”、 “不许亭内和尚设卖鸦片烟” 等…半个世纪后,福建帮另一领袖章芳琳（Cheang Hong Lim 1841-1893, 祖籍福建省长泰县）在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附近的纳喜士街 （Narcis Street）金兰庙内树立《金兰庙条规》 (光绪十七年,1891年)，规定在庙内设司祝管理庙务，并不许在庙内聚赌聚饮，抽鸦片及从事非法活动等等，仍然脱离不了《恒山亭重议规约》的基本精神[16]。
薛佛记祖籍福建省漳州府东山上营 (今石榴东山村上营 , 东山清代属漳浦县), 生死都在马六甲,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峇峇[17]。但他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却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他本人而言, 他字文舟, 恒山亭创建之初,赠匾“福弥春秋”,其中 “秋”字,用的却是古体的“秌” [18], 而且题署时喜欢用“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 ,很有中国文人的气质[19]。在新加坡奋斗十数年后, 至迟在1843年回到马六甲,四年后在马六甲辞世,终年54岁[20]。垂暮之年不忘回归故里,可见 “落叶归根”的观念, 仍然根深地固地存在着!
1839年薛佛记任青云亭亭主，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 但仍然与新加坡保持密切联系。青云亭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 ,青云亭於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第一任亭主梁美吉 (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任期 : 1824-1839) 是薛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21]。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成为新马两地的豪门!
从新加坡回到马六甲后, 薛佛记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时年46岁, 已年逾不惑。较之10年前任恒山亭大董事,此时薛佛记的领导能力,更臻成熟。他继续发挥影响力,为侨民谋福利。1846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 恒山亭重辟新塚，仍以其名刻石[22]。垂暮之年, 对坡人事业尤耿耿于怀,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
1879年，薛佛记四子薛茂元（Si Moh Guan ?-1879）任恒山亭大董事。此时上距恒山亭初建已四十馀载矣, “雨蚀风残,庙宇改容”,已经到了不得不维修重建的地步。薛茂元捐金800元，率众重修[23]。1879年亦即薛茂元辞世之年，相信他之继承父志办理恒 山亭，应该上推若干年。我们假设自薛佛记离新后他就在某种形式上接管了恒山亭，那么，新华领导层世袭的传统风气，茂元实为开此风气的第一人!
恒山亭位于惹兰红山(Jalan Bukit Merah),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或大伯公) 的古庙,1992年5月11日毁于大火[14]。但在创建时, 其主要职责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 管理福建塚山。比较严肃的邦人集会和议事，都在这里举行。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 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15]。
《恒山亭重议规约》针对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规约的意义所在。《恒山亭重议规约》为日后华族庙宇管理的楷模,这是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写得很具体，有些规定到今天还有用。比如， “制定拜祭时间”、 “早晚照顾巡查”、 “不许亭内和尚设卖鸦片烟” 等…半个世纪后,福建帮另一领袖章芳琳（Cheang Hong Lim 1841-1893, 祖籍福建省长泰县）在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附近的纳喜士街 （Narcis Street）金兰庙内树立《金兰庙条规》 (光绪十七年,1891年)，规定在庙内设司祝管理庙务，并不许在庙内聚赌聚饮，抽鸦片及从事非法活动等等，仍然脱离不了《恒山亭重议规约》的基本精神[16]。
薛佛记祖籍福建省漳州府东山上营 (今石榴东山村上营 , 东山清代属漳浦县), 生死都在马六甲,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峇峇[17]。但他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却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他本人而言, 他字文舟, 恒山亭创建之初,赠匾“福弥春秋”,其中 “秋”字,用的却是古体的“秌” [18], 而且题署时喜欢用“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 ,很有中国文人的气质[19]。在新加坡奋斗十数年后, 至迟在1843年回到马六甲,四年后在马六甲辞世,终年54岁[20]。垂暮之年不忘回归故里,可见 “落叶归根”的观念, 仍然根深地固地存在着!
1839年薛佛记任青云亭亭主，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 但仍然与新加坡保持密切联系。青云亭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 ,青云亭於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第一任亭主梁美吉 (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任期 : 1824-1839) 是薛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21]。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成为新马两地的豪门!
从新加坡回到马六甲后, 薛佛记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时年46岁, 已年逾不惑。较之10年前任恒山亭大董事,此时薛佛记的领导能力,更臻成熟。他继续发挥影响力,为侨民谋福利。1846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 恒山亭重辟新塚，仍以其名刻石[22]。垂暮之年, 对坡人事业尤耿耿于怀,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
1879年，薛佛记四子薛茂元（Si Moh Guan ?-1879）任恒山亭大董事。此时上距恒山亭初建已四十馀载矣, “雨蚀风残,庙宇改容”,已经到了不得不维修重建的地步。薛茂元捐金800元，率众重修[23]。1879年亦即薛茂元辞世之年，相信他之继承父志办理恒 山亭，应该上推若干年。我们假设自薛佛记离新后他就在某种形式上接管了恒山亭，那么，新华领导层世袭的传统风气，茂元实为开此风气的第一人!
二 和平转让领导权
隨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底天福宫落成,
取代恒山亭的地位,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1850年的 “建立天福宫碑记”看,
薛佛记捐金2400元，仅次于陈笃生的3074.76元, 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
必须指出: 当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落成时,薛佛记已于三年前 (1847)在马六甲辞世了; 而陈笃生亦于是年 (1850) 逝世。那么《建立天福宫碑记》 仍然以他们的名字雋刻, 至少说明两点 : (一) 薛佛记在天福宫筹建时 (1842年之前或更早一点)已退居二线 ; (二) 福建帮的领导权也于此时从薛佛记和平地转让给继起的陈笃生 (Tan Tock Seng 1798-1850)了。
陈笃生 ,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死后葬在新加坡。他从零售商起家, 以炒地皮致富。除了以天福宫为基地服务闽幇侨民外,陈笃生最为家喻户晓的,是1844年独资7,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 (Tan Tock Seng Hospital),不分种族帮派,为人民提供医药服务,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24]。陈笃生医院创办时原为贫民医院 (The Chinese Pauper Hospital)，旧址在珍珠山 (Pearl’s Hill), 由一委员会管理。潮帮领袖人物佘有进 (Seah Eu Chin) 与粤帮领袖人物胡亚基 (Hoo Ah Kay) 均为委员会成员[25], 闽潮粤三帮领袖彼此合作, 共襄义举,毫旡帮派畛域之分, 殊为难得!
陈笃生逝世后, 哲嗣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1892)继任天福宫大董事, 陈金钟在新加坡十分活跃, 他可说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52年捐3,000元修葺陈笃生医院,扩建其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此举造福人群, 值得一书。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1864年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王赐封 “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 “勳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26]！
陈金钟因为是侨生,兼有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必然有其不同于同时代人之视野和远见，他了解到:英帝国殖民地的盛衰，会直接影响他旣得的利益。他一生致力 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典型地反映了早期华商，关心社会安宁和稳定的愿望与心态。和平时期，他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 及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动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27]。
另一方面,与其他侨民一样,陈金钟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因此,当1887年11月中国向英、德两国接收订造的 “致远”、“靖远”，和“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回国，途经新加坡时,陈金钟以新华社会领袖的身份,在树林园 (可能就是今天的植物园) 设宴款待来访的北洋舰队将领。宴会当晚, 陈金钟“循西例起而敬颂中国大皇帝万寿无疆”,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番话: “我大清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夫!中 国能自振兴，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遇诸君皆抱異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昇平，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 今夕也…”[28]。由此可见他是多么渴望看到祖国中兴大业的完成,但同时也反映了其政治倾向与文化认同双重性格的特点!
1906 年天福宫重修, 主其事者乃陈金钟长孙陈武烈( Tan Boo Liat 1874-1934陈笃生曾孙)。此前, 陈武烈于1899年任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财政 , 他也是该校发起人之一。 1900年发起组织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同时亦为华人义勇军的队员,担任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29]。
从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到 1906年《重建天福宫碑记》, 陈笃生祖孙四代领导福建帮近六十年。在此期间陈氏家族不仅关注本帮侨民福利, 同时亦利用他们的财富, 作出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的义举, 进一步巩固了福建帮在新华社会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为他帮所望尘莫及! 如果我们拓宽历史的视野, 那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祖籍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 今厦门市集美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 福建帮的影响又波及整体东南亚社会,并提升到关注国家存亡的高度!
三 提倡传统教育
差不多与《建立天福宫碑记》刻石的同时,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塾祟文阁也在1849年在天福宫的偏殿兴建。这所学塾, 实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河, 祟文阁比一般公认的第一所华文学塾萃英书院的成立 (1854年), 还早五年[30]。
祟文阁的创办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陈金声 (Tan Kim Seng 1806-1864),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生死都在马六甲[31]。然而, 许多人只知道陈金声曾捐资协助殖民地政府, 解决居民的食水问题[32], 但却很少人知道陈金声其实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祟文阁与萃英书院都是由陈金声创办,从此注重子女教育,成为新华社会的又一优良传统。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碑文记载建院的过程, 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早期华教的珍贵史料[33]。从这些碑记中，我们看出一个特点，即：捐金兴学的人士，都是当年福建帮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 (如洪俊成、龚光传、徐炎泉等)，而且多数是从马六甲迁徙过来的移民，他们的名字曾重复地出现在恒山亭、庆德会、及天福宫的碑碣中。这正说明了那时福建帮的财势与人力，都远在其他各帮之上[34]。
崇文阁创建时，陈金声捐金880元, 成为大董事[35]。其他帮的领袖人物如潮帮佘有进亦有捐助 (捐金200元) 。萃英书院成立时, 陈金声又捐献 “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36]。值得一提的是 : 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中,我们发现薛佛记的两个儿子薛荣樾 (See Eng Wat) 、薛茂元 (See Moh Guan)兄弟均为萃英书院十二名董事之一, 可见薛氏家族成员之热心华文教育。我们当然不会忽略陈金钟。作为陈笃生的继承人, 崇文阁创建时， 陈金钟捐金 100元 ; 1854年萃英书院建立，又捐金150元, 说明陈金钟也是一个热心华教的慈善家。
1887年, 陈金声哲嗣陈明水（Tan Beng Swee,字宪章，1828-1884） 扩建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陈明水乃薛佛记女婿[37]。陈明水之子陈若锦 ( Tan Jiak Kim, 1859-1917, 陈金声孙）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基石，卓识远见，楷笵后人。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对推动华人传统教育影响很大。19世纪90年代许多富商豪门有遣送子弟回国受教之举，其中也有一些本地生长的士人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循传统科举路线,考取功名。如恆春号邱正忠送其子, 著名诗人邱菽园回祖籍福建受教应考、谦源公司黄福 (甫田) 送其子黄景棠返国读书中举[38]; 1890年新加坡才子吴锡卿 (一作吴席卿, 可能是吴达文, 此君在左秉隆领事主持的会贤社月课的得奨名录中, 得奨次数最多, 在36次月课中,有24次名列榜上)归国应考,文人多以诗歌送别,成为士林佳话 ,都是明显的例子[39]。
106年后, 陈六使 (Tan Lark Sye 1897-1972,祖籍福建省同安县)领导新加坡福建会馆同仁登高一呼,创办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南洋大学 (Nanyang University 1955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和港澳以外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 校址在裕廊西云南园（Jurong West 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址)。南洋大学的成立, 与此前陈嘉庚倡建的南洋华侨中学校 (1919年), 前后辉映, 都是新华社会重视子女教育的具体表现。
从祟文阁到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文教育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风雨沧桑,终于发展到了巅峰。在此百年历程中, 福建帮领袖人物在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事业上, 居功至伟[40]!
四 “ 觉世牖民 独任其难 ”
薛佛记逝世35年后,1881年,长孙薛有礼在新加坡创办《叻报》。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然办起华文报来,令人费解。因此, 有关《叻报》创办的原因, 历史学家有许多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名，也有的说是为了利。根据陈蒙鹤的研究，她认为是出于 “爱国精神” [41]。其实薛有礼创办《叻报》,原因是复杂的。出于 “爱国精神”固然说得过去,但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及其出身的家庭背景,亦值得关注 !
19世纪的峇峇家庭,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不少本地文化元素。《恒山亭重议规约》部分条规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就是很好的例子[42]。今天, 我们在马六甲峇峇文化博物馆(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内所看到陈列品,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到节庆婚丧,旡一不受中华文化的影响[43]。
薛佛记以牧民为己职,从创立恒山亭,到捐建天福宫,再到接任青云亭亭主,借助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起初是 “慎终追远”, 其后则是 “绅权神授”。通过兴建宗祠庙宇, 参与管理庙宇活动, 作为进升领导层阶梯的途径。用陈育崧的话说, 就是 “凭藉 “神权”来建立 “绅权” [44]!
薛有礼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出生时薛佛记已辞世三年矣!然而, 有关薛佛记的行事, 薛有礼在家中必有所闻。目前虽然没有资料说明薛有礼是否曾经回祖籍探望,但从他的父亲薛荣樾(See Eng Wat 1826-1884,薛佛记次子)这代开始 ,薛家就已经和中国接触频繁。薛荣樾经营船务生意,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之间;他的最小儿子薛有福 (薛有礼的弟弟)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45]。相信薛有福是此次海 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36名阵亡官兵的姓 名，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的刻字,永铭青史[46]!
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可能引起薛有礼本身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也是创办《叻报》的动力。薛有礼別名崇仪 , 足以说明他本人对文化礼仪的重视。也正因如此, 他可以辞去汇丰银行(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 这份酬劳丰厚的买办(comprador)职位，可以拒绝殖民地政府要他当市政局 (Municipal Board) 议员的邀请 (1892年),一心一意地办报[47] ;更难得的是: 当1890年《叻报》面临危机时，他还是毅然地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没有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是很难做到的 ! 薛有礼曾说：“ 慨夫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惄然忧之，遂以觉世牖民，引为己责，念裨风教者莫良于报，于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 [48]。由此可见，他是以“觉世牖民”为己任而创办《叻报》，颇有一番抱负 , 这也正是他创报的缘由! 当时《叻报》排版的铅字和印刷机器均从中国购进[49]。
旣然薛有礼创办《叻报》是出于 “爱国精神”与 “觉世牖民” ,那么诱导当地侨民，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联系,仍《叻报》精神[50]。因此, 在延攬编辑人才时, 这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找到一位与他办报理念一致的编辑, 才能贯彻他的理想。薛有礼聘请编辑人才, 颇感困难。旧时中国人士对新加坡还很陌生，一般书香门弟的子弟多不肯离乡背井来这“蛮夷之域”。几经物色，方以重金礼聘香港《中外新报》的一位编辑叶季允南来主持《叻报》编务。叶季允主《叻报》笔政,一干就是40年 ![51]
有关叶季允事迹,陈育崧的《南洋第一报人》(1958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及拙作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一文[52] 均有详细论述,可资参考,这里不再重复。概言之, 叶季允是一位传统的中国文人, 儒家思想的追随者。我们从他用的笔名 “惺噩生” 就可以看得出来。“惺噩生” 这样奇怪的笔名, 灵感旡疑系来自旧时孔庙的第一道大门 “櫺星门”, 很有儒学大师的风范。
叶季允的办报精神与薛有礼是一致的,否则两人不可能共事这么长的时间[53]。叶季允从1881年《叻报》创刊到1906年薛有礼辞世[54], 宾主相处达25年之久。此后《叻报》由薛有礼长子薛兆熊继办, 叶季允再主笔政15年至1921年逝世,前后服务《叻报》达40年[55], 由此可见薛氏父子对叶季允办报精神的肯定。陈育崧誉叶季允为 “南洋第一报人”, 真是没有言过其实。
《叻报》的精神,其实就是叶季允本人的传统文化理念,也就是薛有礼的办报哲学。叶季允曾说过 : “报中之我，一我也；报外之我，又一我也。报外之我，不能移于报中，即报中之我，亦不能列诸报外。盖报外之我，为一己之我，权衡取舍，我自操之，非他人所得而强干。报中之我，为众人之我，一予一夺，必须屏去我之私臆，然后众人之我，说乃可行。”这里说的 “报外之我” 指的是他本人,是小我。“报外之我”一旦进入报中,通过《叻报》这一媒介,起了质的变化而成为 “众人之我” (大我),形成了社会舆论,这就是 “报中之我” [56]。
叶季允严格地区分“报中之我” 与 “报外之我”，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办报哲学，是严正公谨，不偏不党的, 同时他也知道报纸作为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力。正因如此,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助《叻报》的影响,向华族社会传递自已的理念。笔者认为,有三个判断指标可以说明《叻报》的立场及其精神。这三个判断指标分别为: (一) 版首纪元 (二) 新闻报导 (三) 社评专论,细述如下:
必须指出: 当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落成时,薛佛记已于三年前 (1847)在马六甲辞世了; 而陈笃生亦于是年 (1850) 逝世。那么《建立天福宫碑记》 仍然以他们的名字雋刻, 至少说明两点 : (一) 薛佛记在天福宫筹建时 (1842年之前或更早一点)已退居二线 ; (二) 福建帮的领导权也于此时从薛佛记和平地转让给继起的陈笃生 (Tan Tock Seng 1798-1850)了。
陈笃生 ,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死后葬在新加坡。他从零售商起家, 以炒地皮致富。除了以天福宫为基地服务闽幇侨民外,陈笃生最为家喻户晓的,是1844年独资7,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 (Tan Tock Seng Hospital),不分种族帮派,为人民提供医药服务,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24]。陈笃生医院创办时原为贫民医院 (The Chinese Pauper Hospital)，旧址在珍珠山 (Pearl’s Hill), 由一委员会管理。潮帮领袖人物佘有进 (Seah Eu Chin) 与粤帮领袖人物胡亚基 (Hoo Ah Kay) 均为委员会成员[25], 闽潮粤三帮领袖彼此合作, 共襄义举,毫旡帮派畛域之分, 殊为难得!
陈笃生逝世后, 哲嗣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1892)继任天福宫大董事, 陈金钟在新加坡十分活跃, 他可说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52年捐3,000元修葺陈笃生医院,扩建其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此举造福人群, 值得一书。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1864年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王赐封 “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 “勳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26]！
陈金钟因为是侨生,兼有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必然有其不同于同时代人之视野和远见，他了解到:英帝国殖民地的盛衰，会直接影响他旣得的利益。他一生致力 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典型地反映了早期华商，关心社会安宁和稳定的愿望与心态。和平时期，他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 及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动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27]。
另一方面,与其他侨民一样,陈金钟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因此,当1887年11月中国向英、德两国接收订造的 “致远”、“靖远”，和“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回国，途经新加坡时,陈金钟以新华社会领袖的身份,在树林园 (可能就是今天的植物园) 设宴款待来访的北洋舰队将领。宴会当晚, 陈金钟“循西例起而敬颂中国大皇帝万寿无疆”,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番话: “我大清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夫!中 国能自振兴，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遇诸君皆抱異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昇平，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 今夕也…”[28]。由此可见他是多么渴望看到祖国中兴大业的完成,但同时也反映了其政治倾向与文化认同双重性格的特点!
1906 年天福宫重修, 主其事者乃陈金钟长孙陈武烈( Tan Boo Liat 1874-1934陈笃生曾孙)。此前, 陈武烈于1899年任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财政 , 他也是该校发起人之一。 1900年发起组织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同时亦为华人义勇军的队员,担任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29]。
从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到 1906年《重建天福宫碑记》, 陈笃生祖孙四代领导福建帮近六十年。在此期间陈氏家族不仅关注本帮侨民福利, 同时亦利用他们的财富, 作出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的义举, 进一步巩固了福建帮在新华社会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为他帮所望尘莫及! 如果我们拓宽历史的视野, 那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祖籍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 今厦门市集美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 福建帮的影响又波及整体东南亚社会,并提升到关注国家存亡的高度!
三 提倡传统教育
差不多与《建立天福宫碑记》刻石的同时,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塾祟文阁也在1849年在天福宫的偏殿兴建。这所学塾, 实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河, 祟文阁比一般公认的第一所华文学塾萃英书院的成立 (1854年), 还早五年[30]。
祟文阁的创办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陈金声 (Tan Kim Seng 1806-1864),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生死都在马六甲[31]。然而, 许多人只知道陈金声曾捐资协助殖民地政府, 解决居民的食水问题[32], 但却很少人知道陈金声其实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祟文阁与萃英书院都是由陈金声创办,从此注重子女教育,成为新华社会的又一优良传统。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碑文记载建院的过程, 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早期华教的珍贵史料[33]。从这些碑记中，我们看出一个特点，即：捐金兴学的人士，都是当年福建帮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 (如洪俊成、龚光传、徐炎泉等)，而且多数是从马六甲迁徙过来的移民，他们的名字曾重复地出现在恒山亭、庆德会、及天福宫的碑碣中。这正说明了那时福建帮的财势与人力，都远在其他各帮之上[34]。
崇文阁创建时，陈金声捐金880元, 成为大董事[35]。其他帮的领袖人物如潮帮佘有进亦有捐助 (捐金200元) 。萃英书院成立时, 陈金声又捐献 “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36]。值得一提的是 : 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中,我们发现薛佛记的两个儿子薛荣樾 (See Eng Wat) 、薛茂元 (See Moh Guan)兄弟均为萃英书院十二名董事之一, 可见薛氏家族成员之热心华文教育。我们当然不会忽略陈金钟。作为陈笃生的继承人, 崇文阁创建时， 陈金钟捐金 100元 ; 1854年萃英书院建立，又捐金150元, 说明陈金钟也是一个热心华教的慈善家。
1887年, 陈金声哲嗣陈明水（Tan Beng Swee,字宪章，1828-1884） 扩建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陈明水乃薛佛记女婿[37]。陈明水之子陈若锦 ( Tan Jiak Kim, 1859-1917, 陈金声孙）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基石，卓识远见，楷笵后人。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对推动华人传统教育影响很大。19世纪90年代许多富商豪门有遣送子弟回国受教之举，其中也有一些本地生长的士人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循传统科举路线,考取功名。如恆春号邱正忠送其子, 著名诗人邱菽园回祖籍福建受教应考、谦源公司黄福 (甫田) 送其子黄景棠返国读书中举[38]; 1890年新加坡才子吴锡卿 (一作吴席卿, 可能是吴达文, 此君在左秉隆领事主持的会贤社月课的得奨名录中, 得奨次数最多, 在36次月课中,有24次名列榜上)归国应考,文人多以诗歌送别,成为士林佳话 ,都是明显的例子[39]。
106年后, 陈六使 (Tan Lark Sye 1897-1972,祖籍福建省同安县)领导新加坡福建会馆同仁登高一呼,创办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南洋大学 (Nanyang University 1955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和港澳以外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 校址在裕廊西云南园（Jurong West 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址)。南洋大学的成立, 与此前陈嘉庚倡建的南洋华侨中学校 (1919年), 前后辉映, 都是新华社会重视子女教育的具体表现。
从祟文阁到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文教育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风雨沧桑,终于发展到了巅峰。在此百年历程中, 福建帮领袖人物在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事业上, 居功至伟[40]!
四 “ 觉世牖民 独任其难 ”
薛佛记逝世35年后,1881年,长孙薛有礼在新加坡创办《叻报》。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然办起华文报来,令人费解。因此, 有关《叻报》创办的原因, 历史学家有许多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名，也有的说是为了利。根据陈蒙鹤的研究，她认为是出于 “爱国精神” [41]。其实薛有礼创办《叻报》,原因是复杂的。出于 “爱国精神”固然说得过去,但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及其出身的家庭背景,亦值得关注 !
19世纪的峇峇家庭,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不少本地文化元素。《恒山亭重议规约》部分条规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就是很好的例子[42]。今天, 我们在马六甲峇峇文化博物馆(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内所看到陈列品,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到节庆婚丧,旡一不受中华文化的影响[43]。
薛佛记以牧民为己职,从创立恒山亭,到捐建天福宫,再到接任青云亭亭主,借助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起初是 “慎终追远”, 其后则是 “绅权神授”。通过兴建宗祠庙宇, 参与管理庙宇活动, 作为进升领导层阶梯的途径。用陈育崧的话说, 就是 “凭藉 “神权”来建立 “绅权” [44]!
薛有礼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出生时薛佛记已辞世三年矣!然而, 有关薛佛记的行事, 薛有礼在家中必有所闻。目前虽然没有资料说明薛有礼是否曾经回祖籍探望,但从他的父亲薛荣樾(See Eng Wat 1826-1884,薛佛记次子)这代开始 ,薛家就已经和中国接触频繁。薛荣樾经营船务生意,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之间;他的最小儿子薛有福 (薛有礼的弟弟)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45]。相信薛有福是此次海 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36名阵亡官兵的姓 名，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的刻字,永铭青史[46]!
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可能引起薛有礼本身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也是创办《叻报》的动力。薛有礼別名崇仪 , 足以说明他本人对文化礼仪的重视。也正因如此, 他可以辞去汇丰银行(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 这份酬劳丰厚的买办(comprador)职位，可以拒绝殖民地政府要他当市政局 (Municipal Board) 议员的邀请 (1892年),一心一意地办报[47] ;更难得的是: 当1890年《叻报》面临危机时，他还是毅然地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没有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是很难做到的 ! 薛有礼曾说：“ 慨夫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惄然忧之，遂以觉世牖民，引为己责，念裨风教者莫良于报，于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 [48]。由此可见，他是以“觉世牖民”为己任而创办《叻报》，颇有一番抱负 , 这也正是他创报的缘由! 当时《叻报》排版的铅字和印刷机器均从中国购进[49]。
旣然薛有礼创办《叻报》是出于 “爱国精神”与 “觉世牖民” ,那么诱导当地侨民，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联系,仍《叻报》精神[50]。因此, 在延攬编辑人才时, 这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找到一位与他办报理念一致的编辑, 才能贯彻他的理想。薛有礼聘请编辑人才, 颇感困难。旧时中国人士对新加坡还很陌生，一般书香门弟的子弟多不肯离乡背井来这“蛮夷之域”。几经物色，方以重金礼聘香港《中外新报》的一位编辑叶季允南来主持《叻报》编务。叶季允主《叻报》笔政,一干就是40年 ![51]
有关叶季允事迹,陈育崧的《南洋第一报人》(1958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及拙作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一文[52] 均有详细论述,可资参考,这里不再重复。概言之, 叶季允是一位传统的中国文人, 儒家思想的追随者。我们从他用的笔名 “惺噩生” 就可以看得出来。“惺噩生” 这样奇怪的笔名, 灵感旡疑系来自旧时孔庙的第一道大门 “櫺星门”, 很有儒学大师的风范。
叶季允的办报精神与薛有礼是一致的,否则两人不可能共事这么长的时间[53]。叶季允从1881年《叻报》创刊到1906年薛有礼辞世[54], 宾主相处达25年之久。此后《叻报》由薛有礼长子薛兆熊继办, 叶季允再主笔政15年至1921年逝世,前后服务《叻报》达40年[55], 由此可见薛氏父子对叶季允办报精神的肯定。陈育崧誉叶季允为 “南洋第一报人”, 真是没有言过其实。
《叻报》的精神,其实就是叶季允本人的传统文化理念,也就是薛有礼的办报哲学。叶季允曾说过 : “报中之我，一我也；报外之我，又一我也。报外之我，不能移于报中，即报中之我，亦不能列诸报外。盖报外之我，为一己之我，权衡取舍，我自操之，非他人所得而强干。报中之我，为众人之我，一予一夺，必须屏去我之私臆，然后众人之我，说乃可行。”这里说的 “报外之我” 指的是他本人,是小我。“报外之我”一旦进入报中,通过《叻报》这一媒介,起了质的变化而成为 “众人之我” (大我),形成了社会舆论,这就是 “报中之我” [56]。
叶季允严格地区分“报中之我” 与 “报外之我”，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办报哲学，是严正公谨，不偏不党的, 同时他也知道报纸作为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力。正因如此,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助《叻报》的影响,向华族社会传递自已的理念。笔者认为,有三个判断指标可以说明《叻报》的立场及其精神。这三个判断指标分别为: (一) 版首纪元 (二) 新闻报导 (三) 社评专论,细述如下:
(一) 版首纪元
《叻报》创办于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 公元1881年12月10日[57]。创刊号经已失传，现存最早的一份列号1724出版于1887年8月19日(星期五) [58]。从这份版首纪元看, 《叻报》用的是三种时间纪元方式,即 : 大清年号,农历纪元与公元纪元。如: “大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初一日”,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八月十九号礼拜五”。以后都是以这种时间纪元方式出现於版首。
然而,当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权后, 《叻报》仍将版首纪元的“大清宣统三年”字样改为“岁在辛亥年”(1911年11月8日) [59] 。可是这“岁在辛亥年”的纪元也仅仅用了一个月, 到1911年12月11日(星期一)就改为黄帝纪元。同一天, 《叻报》的版首设计也改变, 第一次出现 “The Lat Pau”的英文字样,煥然一新,颇有改朝换代的感觉。这一天所用的纪元是 “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现存的档案中,笔者没有找到自1912年1月1日至3月18日这近三个月的《叻报》,或许又已遗失。但1912年3月19日(星期二)这天, 《叻报》用的是 “阳历第一年三月十九日”与 “阴历壬子年二月初一日”。“阳历第一年” 即中华民国元年。值得注意的是 : 只有到1913年1月3日《叻报》才将开始用 “中华民国” 纪元[60]。这一天的版首日期是“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三日”与 “阴历壬子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西历法并用。这种时间纪元方式, 一直用到1932年3月31日 (星期四) 停刊为止。
从《叻报》版首纪元,版首设计的改变,可以看出《叻报》的基本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亦即是维护中国的正统政府。
(二) 新闻报导
《叻报》每周出版6天,周日休息旡报。出版时间原係上午, 1906年以后改在下午出版。我们旡法确切知道《叻报》对新闻报导的遴选标准。但从已发表的新闻看, 举凡上关国体,下恤民情, 都在报导之列。有些新闻来自外电 (如《太晤士西报》),其中也有转载朝廷公文的 “谕旨恭录”, 甚至一些芝麻琐事的民间案件等 (如骗案登录),也有报导。此外, 如诗词联语、物价报导、广告启事等, 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新华社会的面貌。正因如此, 《叻报》为我们真实地保存了至少50年的新华社会史料。
不过, 《叻报》对国内重大事件报导并不及时。最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甲午海战。甲午海战爆发后，《叻报》并没有即刻报导。直至1894年9月24日，在大东沟海战发生后的一星期，我们才在《叻报》上看到一则 “首报海战:中日海军交战电音”的新闻说: “两国海军已在高丽海中开战”。17年后的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 也是事隔一周后 (1911年10月17日) 才见报。报导不及时, 或许是由于当年通讯不甚快捷之故!这是时代的局限所使然, 旡庸非议!
(三) 社评专论
从1881年12月3日创刊到1932年3月31日停刊,这50年的历史画卷,波澜跌宕, 高潮起伏。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这段期间 :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次大战等等。作为早期唯一的华文日报, 《叻报》是华族社会的喉舌,
《叻报》社评可视为海外侨民的心声, 至关重要。叶季允任《叻报》主笔期间,许多社评乃出自其手笔。文言文句子, 又没有标点符号,
若无古文根底, 是很难看得懂的。
《叻报》创办初期，曾不断地向侨民灌输传统的道德观念，俨然以社会导师的态度出现。我们从当年《叻报》所发表的社论，可见一斑。《叻报》对这些说教文章的发表，似乎十分满意。在1888年2月4日的社评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近年来叻地…已大有中国衣冠文物之气，非复昔年狉獉初启简朴之风”。
必须指出: 这种文化现象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人缔造的成绩，而是经过多年经营和努力栽培的结果。叶季允与早期南来的文人过从甚密, 唱酬频繁, 再加上以左秉隆的领事署为中心所倡导的会贤社月课,亦有以致之[61]。当然,《叻报》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仍不容忽视!
尽管早期《叻报》如何恳切地教导侨民，然而，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局势的阽危，使《叻报》不得不转移目标，开始引导侨民注意中国动向。我们不难发现自是年以后，说教文章逐渐减少，而有关中国政治问题文章显然激增[62]。
正如上文所述,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1887年11月北洋舰队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史无前例, 《叻报》郑重报导其事，连续几天刊载北洋舰队在新加坡的活动消息。1887年11月14日《叻报》 新闻 “中国战船纪略” 热情洋溢地写道 : “中国有此战具，行将宏猷大振，雄视中原矣 ! 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相呼，欢声雷动。战具若此，民心若此，则富强之业，不可企而待哉” ，表露了海外侨民对祖国的复兴大业，寄以莫大的期望 !
可是当大东沟海战爆发, 北洋舰队四艘军舰被击沉没后，1894年9月25日的《叻报》社评 “虑患篇” 开始对北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产生怀疑 ! 及至北洋舰队全军覄没，在“急救中国之病论” 的社评中，《叻报》已对清朝政府颇有微词了! [63]
虽然当年满清政府屡败于列强手中，但《叻报》仍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需改变。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新政时，《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 所以发表其政论。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叻报》即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64]。辛亥革命成功后,《叻报》更倾向支持国民政府,上述版首纪元及 版首设计的改变,是最好的证明!
《叻报》自1921年叶季允去世以后，后继无人，不仅报纸内容贫乏，而且绝大多数篇幅为广告占据，加以其时各华文报风起云涌，相继出现，《叻报》赶不上时代，遂于1932年3月31日停刊,结束了其52年的出版岁月。此时上距薛佛记逝世85年; 薛有礼逝世25年; 叶季允逝世10年! 这些数据,至今看来,让人唏嘘不已!
五 开创许多的“第一”
一百年来,薛佛记及其家族成员在新华、呷华两地社会, 开创了许多的“第一”：
* 恒山亭第一任大董事,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
* 制定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
* 四子薛茂元是开新华领导层世袭传统风气的第一人
* 长孙薛有礼创办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
* 幼孙薛有福是中法马江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
* 姻亲陈金声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
* 妹婿梁美吉是马六甲青云亭第一任亭主
青云亭亭主制度实行91年，共有六位亭主。自梁美吉, 薛佛记之后, 青云亭亭主全部由薛佛记的姻亲陈金声家族包办[65]。在新加坡,直至1919年,中华总商会及福建会馆会长薛中华 (See Teong Wah 1886-1940)为薛佛记的曾孙[66]。薛佛记家族不愧是新马两地的豪门, 这个家族对新呷两地华族社会的影响, 历百年不衰, 值得称颂!
这里要附带一笔的是 : 2010年7月6日,笔者于马六甲旅次,在当地民俗专家林源瑞太平局绅的指引下, 走访了薛佛记第五代孙拿督薛长才 (Datuk Seet Tiang Chye) 。薛长才时年74岁, 目前在马六甲经营餐饮业。除了餐馆内悬挂着数张其祖上画相外, 薛长才对其家族历史认识不多,但对笔者的研究极感兴趣, 并希望笔者能提供给他多一些这方面的资料[67] 。於是, 笔者将拙作“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一文影印本送他, 并简单地讲述了薛佛记的贡献, 他深表感激 !
《叻报》创办初期，曾不断地向侨民灌输传统的道德观念，俨然以社会导师的态度出现。我们从当年《叻报》所发表的社论，可见一斑。《叻报》对这些说教文章的发表，似乎十分满意。在1888年2月4日的社评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近年来叻地…已大有中国衣冠文物之气，非复昔年狉獉初启简朴之风”。
必须指出: 这种文化现象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人缔造的成绩，而是经过多年经营和努力栽培的结果。叶季允与早期南来的文人过从甚密, 唱酬频繁, 再加上以左秉隆的领事署为中心所倡导的会贤社月课,亦有以致之[61]。当然,《叻报》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仍不容忽视!
尽管早期《叻报》如何恳切地教导侨民，然而，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局势的阽危，使《叻报》不得不转移目标，开始引导侨民注意中国动向。我们不难发现自是年以后，说教文章逐渐减少，而有关中国政治问题文章显然激增[62]。
正如上文所述,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1887年11月北洋舰队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史无前例, 《叻报》郑重报导其事，连续几天刊载北洋舰队在新加坡的活动消息。1887年11月14日《叻报》 新闻 “中国战船纪略” 热情洋溢地写道 : “中国有此战具，行将宏猷大振，雄视中原矣 ! 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相呼，欢声雷动。战具若此，民心若此，则富强之业，不可企而待哉” ，表露了海外侨民对祖国的复兴大业，寄以莫大的期望 !
可是当大东沟海战爆发, 北洋舰队四艘军舰被击沉没后，1894年9月25日的《叻报》社评 “虑患篇” 开始对北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产生怀疑 ! 及至北洋舰队全军覄没，在“急救中国之病论” 的社评中，《叻报》已对清朝政府颇有微词了! [63]
虽然当年满清政府屡败于列强手中，但《叻报》仍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需改变。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新政时，《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 所以发表其政论。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叻报》即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64]。辛亥革命成功后,《叻报》更倾向支持国民政府,上述版首纪元及 版首设计的改变,是最好的证明!
《叻报》自1921年叶季允去世以后，后继无人，不仅报纸内容贫乏，而且绝大多数篇幅为广告占据，加以其时各华文报风起云涌，相继出现，《叻报》赶不上时代，遂于1932年3月31日停刊,结束了其52年的出版岁月。此时上距薛佛记逝世85年; 薛有礼逝世25年; 叶季允逝世10年! 这些数据,至今看来,让人唏嘘不已!
五 开创许多的“第一”
一百年来,薛佛记及其家族成员在新华、呷华两地社会, 开创了许多的“第一”：
* 恒山亭第一任大董事,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
* 制定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
* 四子薛茂元是开新华领导层世袭传统风气的第一人
* 长孙薛有礼创办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
* 幼孙薛有福是中法马江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
* 姻亲陈金声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
* 妹婿梁美吉是马六甲青云亭第一任亭主
青云亭亭主制度实行91年，共有六位亭主。自梁美吉, 薛佛记之后, 青云亭亭主全部由薛佛记的姻亲陈金声家族包办[65]。在新加坡,直至1919年,中华总商会及福建会馆会长薛中华 (See Teong Wah 1886-1940)为薛佛记的曾孙[66]。薛佛记家族不愧是新马两地的豪门, 这个家族对新呷两地华族社会的影响, 历百年不衰, 值得称颂!
这里要附带一笔的是 : 2010年7月6日,笔者于马六甲旅次,在当地民俗专家林源瑞太平局绅的指引下, 走访了薛佛记第五代孙拿督薛长才 (Datuk Seet Tiang Chye) 。薛长才时年74岁, 目前在马六甲经营餐饮业。除了餐馆内悬挂着数张其祖上画相外, 薛长才对其家族历史认识不多,但对笔者的研究极感兴趣, 并希望笔者能提供给他多一些这方面的资料[67] 。於是, 笔者将拙作“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一文影印本送他, 并简单地讲述了薛佛记的贡献, 他深表感激 !
六 结语 ：闽帮的优良传统
要了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结构，必先了解 “帮” 的定位。“帮”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的特征, 是由于移民群中有说不同方言而造成隔阂所形成的。在新马， “帮” 的表现远较东南亚其他地区突出, 这当然是有其历史因素的。陈育崧在“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的长文中，有详细的分析, 很有参考价值[68]。
新加坡开埠后, 莱佛士把岛上住民分成商、工、农三个阶级，由不同的民族中各任命一人为“客长”，类似荷属殖民地的“甲必丹”(Kapitan) 制度。这些人对殖民地统治者负责他们属下的聚落的治安，因此, 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就组成了若干不同行业的阶层, 和若干不同方言的社群，导致了华人社会零散、分割的局面，及充满小群观念的集团。恒山亭就是完全反映着由统治者安排下来的格式。
代表商人阶层的漳泉集团，似乎是最高的也是比较纯粹的一个阶级，其次是代表工人阶层的广府集团，再其次是代表农人阶层的客家集团。这两个工、农阶层，比较复杂 ,“帮派制度”由此产生。由于在明清时代，闽粤两省的移民相当活跃，他们向南方岛国移殖时，带着高度的地缘性和血缘性，这种极具有积极的社会与经济功能，在莱佛士的“客长”制的规划中,几乎全都考虑在内。
漳、泉人士因为共同通用一种方言——厦门语系，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能互相水乳。他们是福建省最早出国的移民群，最早在海外与外国人接触，因此漳、泉 人被认为代表福建人，漳、泉话也就是福建话了。只有漳、泉人才配称福建人，后至的闽北人——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都被挤于福建人之外。
“帮”旣是代表说一种方言的社群，也正因如此，它一方面强化了地缘关系，另一方面却冲破了地缘的限制。漳、泉人控制下的福建帮组织，只能代表漳、泉人的利益，为占有利益而加紧结合，高度的发展地缘性作用，因而产生了排外的小群意识，造成了封建的 “帮权”威望。反之，许多较小的不同地缘，不同方言的社群，为适应环境，就必须组成一股力量，互相结合。
最显著的例子是广、惠、肇集团。说广州话的一群广府人，跟说客家话的惠州人，与另一群说不纯正广州话的肇庆人，联合起来，和较强的大帮争立足地。为着企图跟嘉应州并驾齐驱而组成的丰、永、大三邑祠，是三个同说客家话而属不同地缘的社群，包括广东省潮州的丰顺和大埔两县, 与福建省汀州的永定县结合起来自成一系的。纯方言和纯地缘的嘉应五属集团，是嘉应州与其辖下的兴宁、长乐(五华)、平远、镇平(蕉嶺)等县所组成的。这两个同说客家话社群的分立，却把另一个说客家话的惠州群孤立了! 因为惠州辖下的六县，只有海丰、陆丰两县少数人口南迁，他们不为丰、永、大三邑所吸收，又攒不进嘉应五属，结果他们投到不同方言和不同地缘的广州和肇庆的怀抱，搞一个广、惠、肇集团。
上述三股力量又再汇聚起来，结成广、惠、肇、(1) 嘉应州、(2) 丰、永、大 (3) 的七属集合体，这说明了地缘在移民社会里的脆弱性和强靭性是并行的。方言对地缘的机动是发生调节作用的，它造成地缘的统合，也造成了地缘的分化。
由於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靠地缘、血缘和业缘三者交织而成的，帮的发展又有着极其浓厚的宗亲观念, 因此在海外移民社会里，帮的作用和机能，就更加显著。
在新加坡, 中国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而福建省移民多来自：漳州、泉州、福州、永春、南安、同安和兴化。来自福建省的移民，似乎没有分帮分派，形成小集团的现象。反之，来自广东省的移民至少分为四大帮，即广东、客家、潮州及海南。1881年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人口调查时，福建省移民并没有被细分成更小的单位计算。是年的人口统计，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是三个主要移民群, 明细如下 :
要了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结构，必先了解 “帮” 的定位。“帮”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的特征, 是由于移民群中有说不同方言而造成隔阂所形成的。在新马， “帮” 的表现远较东南亚其他地区突出, 这当然是有其历史因素的。陈育崧在“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的长文中，有详细的分析, 很有参考价值[68]。
新加坡开埠后, 莱佛士把岛上住民分成商、工、农三个阶级，由不同的民族中各任命一人为“客长”，类似荷属殖民地的“甲必丹”(Kapitan) 制度。这些人对殖民地统治者负责他们属下的聚落的治安，因此, 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就组成了若干不同行业的阶层, 和若干不同方言的社群，导致了华人社会零散、分割的局面，及充满小群观念的集团。恒山亭就是完全反映着由统治者安排下来的格式。
代表商人阶层的漳泉集团，似乎是最高的也是比较纯粹的一个阶级，其次是代表工人阶层的广府集团，再其次是代表农人阶层的客家集团。这两个工、农阶层，比较复杂 ,“帮派制度”由此产生。由于在明清时代，闽粤两省的移民相当活跃，他们向南方岛国移殖时，带着高度的地缘性和血缘性，这种极具有积极的社会与经济功能，在莱佛士的“客长”制的规划中,几乎全都考虑在内。
漳、泉人士因为共同通用一种方言——厦门语系，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能互相水乳。他们是福建省最早出国的移民群，最早在海外与外国人接触，因此漳、泉 人被认为代表福建人，漳、泉话也就是福建话了。只有漳、泉人才配称福建人，后至的闽北人——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都被挤于福建人之外。
“帮”旣是代表说一种方言的社群，也正因如此，它一方面强化了地缘关系，另一方面却冲破了地缘的限制。漳、泉人控制下的福建帮组织，只能代表漳、泉人的利益，为占有利益而加紧结合，高度的发展地缘性作用，因而产生了排外的小群意识，造成了封建的 “帮权”威望。反之，许多较小的不同地缘，不同方言的社群，为适应环境，就必须组成一股力量，互相结合。
最显著的例子是广、惠、肇集团。说广州话的一群广府人，跟说客家话的惠州人，与另一群说不纯正广州话的肇庆人，联合起来，和较强的大帮争立足地。为着企图跟嘉应州并驾齐驱而组成的丰、永、大三邑祠，是三个同说客家话而属不同地缘的社群，包括广东省潮州的丰顺和大埔两县, 与福建省汀州的永定县结合起来自成一系的。纯方言和纯地缘的嘉应五属集团，是嘉应州与其辖下的兴宁、长乐(五华)、平远、镇平(蕉嶺)等县所组成的。这两个同说客家话社群的分立，却把另一个说客家话的惠州群孤立了! 因为惠州辖下的六县，只有海丰、陆丰两县少数人口南迁，他们不为丰、永、大三邑所吸收，又攒不进嘉应五属，结果他们投到不同方言和不同地缘的广州和肇庆的怀抱，搞一个广、惠、肇集团。
上述三股力量又再汇聚起来，结成广、惠、肇、(1) 嘉应州、(2) 丰、永、大 (3) 的七属集合体，这说明了地缘在移民社会里的脆弱性和强靭性是并行的。方言对地缘的机动是发生调节作用的，它造成地缘的统合，也造成了地缘的分化。
由於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靠地缘、血缘和业缘三者交织而成的，帮的发展又有着极其浓厚的宗亲观念, 因此在海外移民社会里，帮的作用和机能，就更加显著。
在新加坡, 中国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而福建省移民多来自：漳州、泉州、福州、永春、南安、同安和兴化。来自福建省的移民，似乎没有分帮分派，形成小集团的现象。反之，来自广东省的移民至少分为四大帮，即广东、客家、潮州及海南。1881年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人口调查时，福建省移民并没有被细分成更小的单位计算。是年的人口统计，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是三个主要移民群, 明细如下 :
表一 :
1881年海峡殖民地口调查
籍贯
|
人数
|
福建人
|
24,981名
|
潮州人
|
22,644名
|
广东人
|
14,853名
|
海峡侨生
|
9,527名
|
海南人
|
8,319名
|
客家人
|
6,170名
|
其他
|
272名
|
总数 (约)
|
86,766名
|
资料来源:
Maurice Freedman,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 No.1, 1960, p.26.
上表说明, 除海峡侨生 (Straits
Chinese)外, 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乃分为闽帮、粤帮、潮帮、琼帮、客帮五大帮派。50年后, 1931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显示, 除了停留的渔民外,新加坡的福建人共有180,066名,占当地华族人口的43%, 福建帮仍然是最大的方言族群 :
表二 :
1931年海峡殖民地人口调查
籍贯
|
人数
|
福建人
|
180,066名
|
潮州人
|
82,369名
|
广东人
|
94,191名
|
海南人
|
19,896名
|
客家人
|
19,222名
|
总数
|
395,744名
|
资料来源: Singapore Census
Returns,1931
.
由于福建帮内部团结, 没有彼此倾轧现象, 再加上其财势与能力都凌驾各帮之上, 一旦领导福建帮,
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以福建帮为首的新加坡华族社会，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帮领导人物的合作无间。由“开基”恒山亭的薛佛记到继起的陈笃生、陈金声，并没有留下夺权斗争的现象。福建帮之所以能稳健发展，全靠他们那种大公无私和卓识远见的领导精神。
此时新加坡华族领导层模式似有“世袭”的现象 : 薛佛记之子薛茂元、陈笃生之子陈金钟、和陈金声之子陈明水, 都是同时代的人物。福建帮一时人才辈出，群季俊秀，揖让成风，乐善好施，是这一世代的特点。领袖人物均能以大局为重, 不仅关心本帮侨民, 亦惠及整体华族社会, 所以能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侨民的拥戴。福建帮之所以能取得超帮的领导权，是有其历史因素的。
1906年4月6日, 中华商务总会 (中华总商会的前身) 成立, 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华商务总会的组织结构,依然维持了19世纪帮权组织的基本特征,但又为帮群提供一个正式的机制与管道, 通过协商与调解, 解决帮际冲突。福建帮在此机构中, 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继续维持其在新华社会的领导角色。
然而, 由於时代的变异, 福建帮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妥协,让出部分权力与他帮 (主要是潮帮)分享新华社会的领导权。我们不难发现, 自1906年至1983年的77年中, 商会的领导权几乎全由闽潮两帮领袖所垄断, 其余小帮的精英掌权的权利和机会, 在帮权组织的架构下被剥夺了[69]。
20世纪80年代, 中华总商会曾掀起取消帮派制度选举的大论战, 结果不了了之! 1993年, 总商会议决废除帮派选举制度, 但实行的并不彻底, 依然为七个创会帮派代表保留七个董事席位, 并规定侯选人必须得到全体九名选举委员的一致赞同。然而,由於董事会委任的九人选举委员无法达致共识,因而导致有一段时期四帮代表 (闽、广、潮、客)的董事席位悬空。 2010年5月27日 (星期四) 傍晚, 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 通过修改章程动议。这次修改章程, 意味着总商会已经正式摆脱幇派选举制,完全以人为本。 至此, 新华历史的发展, 又翻过了新页 ![70]
(初稿2010年4月27日. 2011年3月2月日定稿)
原载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11月），页318-327
[1]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页65-73。
[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 25.
[3] 此文列出了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15位领袖，他们是：陈志生(陈送) 、蔡沧浪、陈笃生、佘有进、陈金声、胡亚基、章芳琳、陈明水、陈金钟、陈成宝、颜永成、佘连城、陈若锦、林文庆和宋旺相。由陈金钟起以后诸人，皆为十九世纪后期新华社会之领袖人物。--参阅杨进发作,陈万发译,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 ,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36。
[4] 《东山薛氏家谱》是陈蒙鹤于1963年撰写她的硕士论文《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1881-1912）》时，向薛中华的女儿Mrs Lucy Chen借得的。10年后(1972年元旦),陈育崧在《南洋商报》发表一篇“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的长文，正式肯定了薛佛记在新华社会史上的地位。此篇绪言其后收录在陈育崧，陈荊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 ，页3-29。
[5]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 24.
[6]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 载柯木林, 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 南洋学会,1975年) ，页29。
[7] 同上注。
[8]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18。
[9] 同上註,页 6。
[10] 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之间,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文后宁
宜河附图摘自陈嵩杰著,《森美兰州华人史话》(森美兰 : 中华大会堂,2003年9月), 页40。又参阅柯木林
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 第1 版），页 213。
[11] 从道光十年（1830）《恒山亭碑》上看，恒山亭于1830年建竣时，共花费宋银5336.2元。薛佛记捐银764.2元，占总建筑费14.3%，被推为大董事。
[12]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39-46。
[13]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第十七世仁佛记，字文舟，中衍公之长子, 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九月廿四日亥时，卒于道光廿七年（1847年）丁未八月十八日丑时”。
[14]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 《联合早报》 (1992年5月17日)
[15] 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17。
[16] 金兰庙建筑物已不复存在.遗址现为邻里公园(金兰园)。有关《金兰庙条规》,可参阅《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56。
[17] 峇峇即土生土长华人 (Peranakan), 亦称侨生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吸取了马来文化,又保留些许中华文化. 平时在家中使用马来语及英语, 男的叫峇峇(Baba), 女的叫娘惹(Nyonya)
[18] 道光八年 (1828)“福弥春秌”匾, 下款刻曰“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1992年5月11日大火中被毁。
[19] 马六甲青云亭内的道光二十五年 (1845)《敬修青云亭序》碑, 其落款亦署 “漳郡浦邑亭主薛文舟谨志”
[20] 同註 13
[21]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十六世中衍…娶邱氏…生子三,长佛记,次明记,三佛世;生女五,长名田娘,次名和娘, 三名世娘(邱氏出,适泉州南安县梁美吉官), 四名文娘, 五名瑞娘” ;又参阅青云亭《梁美吉碑》(道光戊申年,1848)
[22] 《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道光廿六年,1846）。
[23] 《重修恒山亭碑记》(光绪五年,1879）。
[24]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86。
[25] 参阅 The History of TTSH (http://www.crescent.edu.sg/ipw/2000/sec1/13g10-ttkhospital/Website/history.htm) 及《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 104 & 150。
[26] 杨进发,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前引书, 页 44。
[27] 同上註。
[28] 《叻报》 新闻 “漏述补登” (1887年11月19日)。
[29]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 83。
[30]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9。又：庄欽永认为崇文阁非学校. 见庄欽永,《新呷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页201-222。本文採用陈育崧的说法.
[31] 陈金声生于1806年11月18日,1864年3月14日逝世。其位于马六甲Jalan Tan Tai Pringgit墓地的石碑上, 至今仍然清晰地刻着 “ (丰山) 同治三年岁甲子桐月榖旦 皇清显考特授呷政諡尊荣陈府先生佳城 孝男明岩明水 明惠 明月 女玉喜娘 玉合娘 孙若淮 若楠 若琛 若锦 若銓 若銮仝立石”
[32] 柯木林，“从陈金声纪念喷泉谈起”,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30-233。
[33] 崇文阁有两塊碑记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 与《重修崇文阁碑记》 (光绪十三年,1887). 至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 目前保存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在大巴窑(Toa Payoh)办事处园区内 (2001年4月搬迁至此)。
[34] 柯木林，“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26-229。有关庆德会组织,参阅同书页57-64:吴华, “不被注意的庆德会”。
[35]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
[36] 《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
[37]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石叻史记》, 页 73。
[38] 黄景棠，是新加坡谦源公司“黄福翁之少君，生长星洲，丁酉科 (1897) 拔贡，朝考以知县分发河南，留粤与郑孝廉家让、陈茂才芝昌力断时敏学堂，固最留意学堂之人也。”--见《天南新报》(1901年12月14日)。
[39] 1889年4月19日《叻报》刊载有梁耀流：〈送吴君席卿茂才旋闽赴试偶占七律为赠〉：“才如江海气如虹，
旷览山川眼界空；少伯生涯馀伟略，班候事业属英雄。南游已历三千里，北上还搏九万风；把酒临岐何惜
别,早期归去步蟾宫。”此诗可见吴席卿亦为中国南来之文人。另送别吴席卿诗又见于1890年7月14日《叻
报》。有关资料亦可参阅梁元生,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 ‘士’阶层之分析”，载梁元生著,《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 : 国立大学中文系, 2005年2月初版), 页 21-24。
[40] YEN Ching-hwang, THE ROLE OF HOKKIEN CHINESE I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9, 2006 ) , pp. 79-104 .
[41] Chen Mong Hock, opcit, p.28。
[42] 同註12。
[43] 马六甲是新马峇峇文化的发源地. 此博物馆 (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位于No. 50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 Melaka, Malaysia。
[44] 陈育崧 “石叻古迹导言”, 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 页 iii。
[45] 《东山薛氏家谱》,页 11 : “考讳有福,乃荣樾(螟蛉子)第三子,係王氏(如意)所出,生于同治元年（1862）壬戌十二月十五日亥时。自八岁习中华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三 月在江苏上海县应出洋肄业总局考试，蒙列优等，赏给官学生衔取录,侯派出洋。于七月隨同之批委员邝其照驰往美国。九月抵美，奉派在士布令非炉地方学习语言 文字。光绪元年(1874) 调赴厚诺地方实学院肄业。三年七月升赴该处中书院。六年四月考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七年（1881）四月考起第三班,即奉调回华。八月抵沪，九月选派 到福州船政衙门,蒙总理船政大臣黎,考验赏给军功七品顶戴。十月派入后学堂, 学习水师驾驶、天文算学、战阵等技。八年六月考列优等。十一月派赴扬武轮船学习帆索枪礟, 涉历风涛。至十年(1884)七月初三日傍午,为法人寇福垣马江，考见危授命，尽忠殉难，没于王事，仅廿三岁而已”。
[46] 笔者曾于2010年5月16日专程考察昭忠祠。有关阵亡官兵数据,乃取自祠中的《勅建马江昭忠祠碑》(光绪十二年,1886年),该碑文字出自福建按察使,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1832-1891)手笔; 而薛有福的名字,则见于庙内 “碧血千秋”祠堂之铭刻。
[47] Song Ong Siang, opcit, p. 104.。
[48] 《叻报》社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 (1911年12月11日)。此文一连两天在《叻报》发表,文章注明 “本报今日，纸张扩展，适届出世，三十周年，题字序之，以作纪念 ”。文末又有“黄帝二千六百九年冬十月惺噩生季允氏识于位育选楼”的字样。
[49] 潭江, “谁是海外华文日报第一家？” , <中国新闻网>, 2006年09月1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hr/hrlt/news/2006/09-12/788462.shtml)。
[50] “本馆居停，生长炎洲，沈潜学海，囊归祖国”---参阅前引文“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
[51] 前引文“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记录当年叶季允被聘南来担任《叻报》主笔乛事 : “不佞时方及冠，寄迹香○○○界楼迟，勉励撰述，乃不以为不肖，于数千里外驰○相○○三致函，再致电，并遣人在港延纳，促至坡中”。
[52] 柯木林,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81-90。
[53] “刊发之初，即由不佞一肩担荷，言谕得由自，行事许以便宜，宾主之间，颇有苔芩之雅，推之置腹，沥胆披肝，相见以天，猜嫌悉泯.”---参阅《叻报》社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续), 1911年12月12日。.
[54] 根据《东山薛氏家谱》记载, 薛有礼于光绪卅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元1906年8月29日逝世,终年55岁; 又根据1906年08月30日《海峡时报》报导：薛有礼因心脏病于1906年8月29日上午在其振瑞路（93 Chin Swee Road）居所辞世。
[55] 陈育崧曾赋诗一首赠予笔者,诗云: “豆腐街头棲隐处,短垣残壁半生烟.报人心血诗人泪, 缀网劳蛛四十年”。该诗题为 “同木林访叶季允故居”,载陈育崧著, 《椰荫馆文存》(第一册), （新加坡：南洋学会，未曙出版年月) , 页 XV.
[56] 《叻报》社评“惺噩生绪言”(1906年9月18日)。
[57] 本文的《叻报》创办日期系根据王慷鼎的考证。1932年3月31日最后一期《叻报》(列号14781) 的版首右上角有这样一则告白 : “本报创办于前清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编辑及发行所在新加坡哥劳实得力十一号及十三号,电话七一六四号。总理薛梦熊,督印人兼编辑主任梁显凡…”,查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元1881年12月3日。此日期与王慷鼎考证所得的1881年12月10日相差7天 (参阅王慷鼎“叻报创刊日期正式确定”，《星洲日报》，24-5-1982)。笔者再根据《叻报》于1911年12月11日刊载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一文来看 , 《叻报》的创办日期应是188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58]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馆藏《叻报》档案。《叻报》目前已有网址可查阅,方便研究者 (http--www.lib.nus.edu.sg-lebao-index.htm)
[59] 前一天 (1911年11月7日) 无报。
[60] 前一天 (1913年1月2日)《叻报》遗失。
[61] 梁元生, “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之士人雅集” 载《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 前引书, 页 45。
[62] 柯木林,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83-84。
[63] “虑患篇”评曰:“中国…十余年训练之海军，未尝一出而呈其效，坐使徒徒麋钜帑，亦洙可惜…此时水师之人材，是否皆堪胜任，亦在不可知之… ”; 又 : 1895年2月26日 (星期二) 《叻报》社评“急救中国之病论”有这样的一段话: “呜呼惜哉…何京师衮衮诸公，不知古今之时局大不相同也 ! ”
[64] 同註 58。
[65] 青云亭座落于马六甲市区的庙堂街(Temple Street)，是新马两地历史最悠久的古庙, 约建于1673年。青云亭实行亭主制历九十一年，共有六位亭主，各亭主姓名及其在任年代如下: (一) 梁美吉 (1824－1839); (二) 薛佛记 (1839－1847) ;(三) 陈金声(1847－1864) ;(四) 陈明水 (1864－1884); (五) 陈明岩 (1884－ 1893) ;(六) 陈若淮 (1893－1915) 。亭主制度取消后，由四大理事代行亭主权。最早四大理事是傅金忠，曾德才，陈祯禄与罗金水。--- 参阅《马六甲青云亭》(http://www.mba.net.my/mybuddhism/Temples/QingYunTing-Melaka/MyBuddhism-Temple-QingYunTing-Melaka-Content.htm)。
[66] Song Ong Siang, opcit, p 104。
[67] 薛长才所经营的娘惹餐馆宝号为 “亲切餐馆”(Restoran OLE SAYANG), 位于198/199 Taman Melaka Raya. 他说薛茂元 (薛佛记四子,1879年恒山亭重修时任大董事) 为其曾祖父。薛长才的父亲薛明岩 (Seet Beng Kam), 祖父为薛祈安 (Seet Kee Ann 薛茂元哲嗣), 到他这代正好是第五代。如果包括薛长才的子孙在内,则从薛佛记至今,也有七代了。
[68]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15-18。
[69] 林孝胜, “二战前新加坡华社与帮权政治”, 载林孝胜著《新华研究 : 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10年1月)，页 8-14。
[70] 《联合早报》焦点新闻 “中华总商会撤消方言族群代表选举” (2010年5月28日)。
中华薛氏 - 福建薛氏：闽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http://chinaxue.org/xueshi_show.asp?id=232
在研究19世纪新加坡华族社会结构时，不得不提到福建帮 (闽帮)的影响力。而谈到福建帮, 则其开山鼻祖薛佛记 (1793-1847) 及其家族的贡献, 不容忽视[1]。
薛佛记的事迹,曾长期被湮没。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仅仅著录Si Hoo Keh名字而把他完全忽略了[2]。杨进发的“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一文, 也未提及薛佛记[3]。直到发现《东山薛氏家谱》(1963年)及《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的出版(1972年), 薛佛记的事迹又再重现,学者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位早期新加坡拓荒者的历史地位[4]。
谈到新华历史研究,有一份资料非常重要,那就是《叻报》。这份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以报纸形式出版的华文日报，在其漫长52年 (1881-1932) 的出版岁月中,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叻报》创办人薛有礼 (See Ewe Lay 1851-1906)乃薛氏家族成员, 薛佛记长孙[5]。
19世纪中叶以后, 福建幇人才辈出。以薛佛记家族为中心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得到了继起的其他闽帮领袖人物的配合与支持, 通过《叻报》的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价值观, 恵及整体新华社会。薛氏家族与《叻报》所构建的闽幇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近百年新华社会史的缩影,值得大书特书。
写作本文的目的,在于阐述三者的内在联系,其间亦旁及其他闽帮领袖人物的点点滴滴,从一个侧面了解早年新华社会的历史面貌。
一 闽帮开山鼻祖
19世纪20年代开始，有两股移民向新加坡推进，一股是随中国帆船南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另一股则是来自马六甲的商人集团。不过，由于此时大批中国移民浪潮尚未出现，这时期新华人口的增加，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商人[6]。
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是在1824年开始移入新加坡，至1827年臻于高峰。根据记载, 1827年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约有两千人，占该年度新华人口（6088人）的三分之一强。十九世纪新加坡的繁荣, 确实有赖于这批移民的苦干与进取心[7]。
由此可见, 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社会是和马六甲分不开的。从马六甲来的移民，大部份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掌握时机来此开辟新天地，当然比较从各地迁来的零散移民群更具优势。马六甲的华人社会有“定着状态”的特征，产生了“双重乡里性”。又因英国殖民政府的怀柔政策，使他们更具有“三重籍”的倾向，和外族同化的程度成份很高，这种特殊性，随着移民的迁徙被带到新加坡来[8]。
薛佛记是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的真正领袖。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 (Land Office) 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或更早一点就已来到新加坡,并且事业有成, 在新加坡拥有七塊土地,俨然是个大地主[9]。
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10]。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取之社会, 用诸社会。在新加坡发迹后, 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恒山亭, 捐建天福宫, 晚年回到马六甲后又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 (详见后文)。富者乐善好施,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
薛佛记当年经营的锡矿区,就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之间 , 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
1828年, 薛佛记捐银764.2元兴建恒山亭，占总建筑费14.3%，成为大董事[11]。恒山亭是开埠初期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代表了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的实力,而薛佛记又是此机构的大董事,因此奠定了他在福建帮的领导地位,成了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12] 。从年龄上看, 此时薛佛记35岁, 适值风华正茂之年[13]。
恒山亭位于惹兰红山(Jalan Bukit Merah),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或大伯公) 的古庙,1992年5月11日毁于大火[14]。但在创建时, 其主要职责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 管理福建塚山。比较严肃的邦人集会和议事，都在这里举行。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 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15]。
《恒山亭重议规约》针对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规约的意义所在。《恒山亭重议规约》为日后华族庙宇管理的楷模,这是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写得很具体，有些规定到今天还有用。比如，“制定拜祭时间”、“早晚照顾巡查”、“不许亭内和尚设卖鸦片烟”等…半个世纪后,福建帮另一领袖章芳琳（Cheang Hong Lim 1841-1893, 祖籍福建省长泰县）在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附近的纳喜士街（Narcis Street）金兰庙内树立《金兰庙条规》 (光绪十七年,1891年)，规定在庙内设司祝管理庙务，并不许在庙内聚赌聚饮，抽鸦片及从事非法活动等等，仍然脱离不了《恒山亭重议规约》的基本精神[16]。
薛佛记祖籍福建省漳州府东山上营 (今石榴东山村上营 , 东山清代属漳浦县), 生死都在马六甲,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峇峇[17]。但他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却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他本人而言, 他字文舟, 恒山亭创建之初,赠匾“福弥春秋”,其中“秋”字,用的却是古体的“秌” [18], 而且题署时喜欢用“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 ,很有中国文人的气质[19]。在新加坡奋斗十数年后, 至迟在1843年回到马六甲,四年后在马六甲辞世,终年54岁[20]。垂暮之年不忘回归故里,可见“落叶归根”的观念, 仍然根深地固地存在着!
1839年薛佛记任青云亭亭主，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 但仍然与新加坡保持密切联系。青云亭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 ,青云亭於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第一任亭主梁美吉 (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任期 : 1824-1839) 是薛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21]。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成为新马两地的豪门!
从新加坡回到马六甲后, 薛佛记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时年46岁, 已年逾不惑。较之10年前任恒山亭大董事,此时薛佛记的领导能力,更臻成熟。他继续发挥影响力,为侨民谋福利。1846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 恒山亭重辟新塚，仍以其名刻石[22]。垂暮之年, 对坡人事业尤耿耿于怀,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
1879年，薛佛记四子薛茂元（Si Moh Guan ?-1879）任恒山亭大董事。此时上距恒山亭初建已四十馀载矣, “雨蚀风残,庙宇改容”,已经到了不得不维修重建的地步。薛茂元捐金800元，率众重修[23]。1879年亦即薛茂元辞世之年，相信他之继承父志办理恒山亭，应该上推若干年。我们假设自薛佛记离新后他就在某种形式上接管了恒山亭，那么，新华领导层世袭的传统风气，茂元实为开此风气的第一人!
二 和平转让领导权
隨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底天福宫落成, 取代恒山亭的地位,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1850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看, 薛佛记捐金2400元，仅次于陈笃生的3074.76元, 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
必须指出: 当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落成时,薛佛记已于三年前 (1847)在马六甲辞世了; 而陈笃生亦于是年 (1850) 逝世。那么《建立天福宫碑记》仍然以他们的名字雋刻, 至少说明两点 : (一) 薛佛记在天福宫筹建时 (1842年之前或更早一点)已退居二线 ; (二) 福建帮的领导权也于此时从薛佛记和平地转让给继起的陈笃生 (Tan Tock Seng 1798-1850)了。
陈笃生 ,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死后葬在新加坡。他从零售商起家, 以炒地皮致富。除了以天福宫为基地服务闽幇侨民外,陈笃生最为家喻户晓的,是1844年独资7,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 (Tan Tock Seng Hospital),不分种族帮派,为人民提供医药服务,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24]。陈笃生医院创办时原为贫民医院 (The Chinese Pauper Hospital)，旧址在珍珠山 (Pearl’s Hill), 由一委员会管理。潮帮领袖人物佘有进 (Seah Eu Chin) 与粤帮领袖人物胡亚基 (Hoo Ah Kay) 均为委员会成员[25], 闽潮粤三帮领袖彼此合作, 共襄义举,毫旡帮派畛域之分, 殊为难得!
陈笃生逝世后, 哲嗣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1892)继任天福宫大董事, 陈金钟在新加坡十分活跃, 他可说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52年捐3,000元修葺陈笃生医院,扩建其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此举造福人群, 值得一书。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1864年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王赐封“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勳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26]！
陈金钟因为是侨生,兼有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必然有其不同于同时代人之视野和远见，他了解到:英帝国殖民地的盛衰，会直接影响他旣得的利益。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典型地反映了早期华商，关心社会安宁和稳定的愿望与心态。和平时期，他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动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27]。
另一方面,与其他侨民一样,陈金钟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因此,当1887年11月中国向英、德两国接收订造的“致远”、“靖远”，和“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回国，途经新加坡时,陈金钟以新华社会领袖的身份,在树林园 (可能就是今天的植物园) 设宴款待来访的北洋舰队将领。宴会当晚, 陈金钟“循西例起而敬颂中国大皇帝万寿无疆”,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番话: “我大清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夫!中国能自振兴，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遇诸君皆抱異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昇平，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今夕也…”[28]。由此可见他是多么渴望看到祖国中兴大业的完成,但同时也反映了其政治倾向与文化认同双重性格的特点!
1906 年天福宫重修, 主其事者乃陈金钟长孙陈武烈( Tan Boo Liat 1874-1934陈笃生曾孙)。此前, 陈武烈于1899年任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财政 , 他也是该校发起人之一。 1900年发起组织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同时亦为华人义勇军的队员,担任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29]。
从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到 1906年《重建天福宫碑记》, 陈笃生祖孙四代领导福建帮近六十年。在此期间陈氏家族不仅关注本帮侨民福利, 同时亦利用他们的财富, 作出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的义举, 进一步巩固了福建帮在新华社会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为他帮所望尘莫及! 如果我们拓宽历史的视野, 那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祖籍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 今厦门市集美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 福建帮的影响又波及整体东南亚社会,并提升到关注国家存亡的高度!
三 提倡传统教育
差不多与《建立天福宫碑记》刻石的同时,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塾祟文阁也在1849年在天福宫的偏殿兴建。这所学塾, 实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河, 祟文阁比一般公认的第一所华文学塾萃英书院的成立 (1854年), 还早五年[30]。
祟文阁的创办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陈金声 (Tan Kim Seng 1806-1864),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生死都在马六甲[31]。然而, 许多人只知道陈金声曾捐资协助殖民地政府, 解决居民的食水问题[32], 但却很少人知道陈金声其实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祟文阁与萃英书院都是由陈金声创办,从此注重子女教育,成为新华社会的又一优良传统。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碑文记载建院的过程, 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早期华教的珍贵史料[33]。从这些碑记中，我们看出一个特点，即：捐金兴学的人士，都是当年福建帮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 (如洪俊成、龚光传、徐炎泉等)，而且多数是从马六甲迁徙过来的移民，他们的名字曾重复地出现在恒山亭、庆德会、及天福宫的碑碣中。这正说明了那时福建帮的财势与人力，都远在其他各帮之上[34]。
崇文阁创建时，陈金声捐金880元, 成为大董事[35]。其他帮的领袖人物如潮帮佘有进亦有捐助 (捐金200元) 。萃英书院成立时, 陈金声又捐献“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36]。值得一提的是 : 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中,我们发现薛佛记的两个儿子薛荣樾 (See Eng Wat) 、薛茂元 (See Moh Guan)兄弟均为萃英书院十二名董事之一, 可见薛氏家族成员之热心华文教育。我们当然不会忽略陈金钟。作为陈笃生的继承人, 崇文阁创建时，陈金钟捐金 100元 ; 1854年萃英书院建立，又捐金150元, 说明陈金钟也是一个热心华教的慈善家。
1887年, 陈金声哲嗣陈明水（Tan Beng Swee,字宪章，1828-1884）扩建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陈明水乃薛佛记女婿[37]。陈明水之子陈若锦 ( Tan Jiak Kim, 1859-1917, 陈金声孙）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基石，卓识远见，楷笵后人。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对推动华人传统教育影响很大。19世纪90年代许多富商豪门有遣送子弟回国受教之举，其中也有一些本地生长的士人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循传统科举路线,考取功名。如恆春号邱正忠送其子, 著名诗人邱菽园回祖籍福建受教应考、谦源公司黄福 (甫田) 送其子黄景棠返国读书中举[38]; 1890年新加坡才子吴锡卿 (一作吴席卿, 可能是吴达文, 此君在左秉隆领事主持的会贤社月课的得奨名录中, 得奨次数最多, 在36次月课中,有24次名列榜上)归国应考,文人多以诗歌送别,成为士林佳话 ,都是明显的例子[39]。
106年后, 陈六使 (Tan Lark Sye 1897-1972,祖籍福建省同安县)领导新加坡福建会馆同仁登高一呼,创办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南洋大学 (Nanyang University 1955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和港澳以外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 校址在裕廊西云南园（Jurong West 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址)。南洋大学的成立, 与此前陈嘉庚倡建的南洋华侨中学校 (1919年), 前后辉映, 都是新华社会重视子女教育的具体表现。
从祟文阁到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文教育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风雨沧桑,终于发展到了巅峰。在此百年历程中, 福建帮领袖人物在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事业上, 居功至伟[40]!
四 “觉世牖民 独任其难”
薛佛记逝世35年后,1881年,长孙薛有礼在新加坡创办《叻报》。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然办起华文报来,令人费解。因此, 有关《叻报》创办的原因, 历史学家有许多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名，也有的说是为了利。根据陈蒙鹤的研究，她认为是出于“爱国精神” [41]。其实薛有礼创办《叻报》,原因是复杂的。出于“爱国精神”固然说得过去,但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及其出身的家庭背景,亦值得关注 !
19世纪的峇峇家庭,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不少本地文化元素。《恒山亭重议规约》部分条规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就是很好的例子[42]。今天, 我们在马六甲峇峇文化博物馆(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内所看到陈列品,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到节庆婚丧,旡一不受中华文化的影响[43]。
薛佛记以牧民为己职,从创立恒山亭,到捐建天福宫,再到接任青云亭亭主,借助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起初是“慎终追远”, 其后则是“绅权神授”。通过兴建宗祠庙宇, 参与管理庙宇活动, 作为进升领导层阶梯的途径。用陈育崧的话说, 就是“凭藉“神权”来建立“绅权” [44]!
薛有礼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出生时薛佛记已辞世三年矣!然而, 有关薛佛记的行事, 薛有礼在家中必有所闻。目前虽然没有资料说明薛有礼是否曾经回祖籍探望,但从他的父亲薛荣樾(See Eng Wat 1826-1884,薛佛记次子)这代开始 ,薛家就已经和中国接触频繁。薛荣樾经营船务生意,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之间;他的最小儿子薛有福 (薛有礼的弟弟)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45]。相信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36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的刻字,永铭青史[46]!
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可能引起薛有礼本身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也是创办《叻报》的动力。薛有礼別名崇仪 , 足以说明他本人对文化礼仪的重视。也正因如此, 他可以辞去汇丰银行(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 这份酬劳丰厚的买办(comprador)职位，可以拒绝殖民地政府要他当市政局 (Municipal Board) 议员的邀请 (1892年),一心一意地办报[47] ;更难得的是: 当1890年《叻报》面临危机时，他还是毅然地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没有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是很难做到的 ! 薛有礼曾说：“慨夫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惄然忧之，遂以觉世牖民，引为己责，念裨风教者莫良于报，于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 [48]。由此可见，他是以“觉世牖民”为己任而创办《叻报》，颇有一番抱负 , 这也正是他创报的缘由! 当时《叻报》排版的铅字和印刷机器均从中国购进[49]。
旣然薛有礼创办《叻报》是出于“爱国精神”与“觉世牖民” ,那么诱导当地侨民，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联系,仍《叻报》精神[50]。因此, 在延攬编辑人才时, 这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找到一位与他办报理念一致的编辑, 才能贯彻他的理想。薛有礼聘请编辑人才, 颇感困难。旧时中国人士对新加坡还很陌生，一般书香门弟的子弟多不肯离乡背井来这“蛮夷之域”。几经物色，方以重金礼聘香港《中外新报》的一位编辑叶季允南来主持《叻报》编务。叶季允主《叻报》笔政,一干就是40年 ![51]
有关叶季允事迹,陈育崧的《南洋第一报人》(1958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及拙作“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一文[52] 均有详细论述,可资参考,这里不再重复。概言之, 叶季允是一位传统的中国文人, 儒家思想的追随者。我们从他用的笔名“惺噩生”就可以看得出来。“惺噩生” 这样奇怪的笔名, 灵感旡疑系来自旧时孔庙的第一道大门“櫺星门”, 很有儒学大师的风范。
叶季允的办报精神与薛有礼是一致的,否则两人不可能共事这么长的时间[53]。叶季允从1881年《叻报》创刊到1906年薛有礼辞世[54], 宾主相处达25年之久。此后《叻报》由薛有礼长子薛兆熊继办, 叶季允再主笔政15年至1921年逝世,前后服务《叻报》达40年[55], 由此可见薛氏父子对叶季允办报精神的肯定。陈育崧誉叶季允为“南洋第一报人”, 真是没有言过其实。
《叻报》的精神,其实就是叶季允本人的传统文化理念,也就是薛有礼的办报哲学。叶季允曾说过 : “报中之我，一我也；报外之我，又一我也。报外之我，不能移于报中，即报中之我，亦不能列诸报外。盖报外之我，为一己之我，权衡取舍，我自操之，非他人所得而强干。报中之我，为众人之我，一予一夺，必须屏去我之私臆，然后众人之我，说乃可行。”这里说的“报外之我”指的是他本人,是小我。“报外之我”一旦进入报中,通过《叻报》这一媒介,起了质的变化而成为“众人之我” (大我),形成了社会舆论,这就是“报中之我” [56]。
叶季允严格地区分“报中之我”与“报外之我”，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办报哲学，是严正公谨，不偏不党的, 同时他也知道报纸作为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力。正因如此,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助《叻报》的影响,向华族社会传递自已的理念。笔者认为,有三个判断指标可以说明《叻报》的立场及其精神。这三个判断指标分别为: (一) 版首纪元 (二) 新闻报导 (三) 社评专论,细述如下:
(一) 版首纪元
《叻报》创办于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 公元1881年12月10日[57]。创刊号经已失传，现存最早的一份列号1724出版于1887年8月19日(星期五) [58]。从这份版首纪元看, 《叻报》用的是三种时间纪元方式,即 : 大清年号,农历纪元与公元纪元。如: “大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初一日”,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八月十九号礼拜五”。以后都是以这种时间纪元方式出现於版首。
然而,当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权后, 《叻报》仍将版首纪元的“大清宣统三年”字样改为“岁在辛亥年”(1911年11月8日) [59] 。可是这“岁在辛亥年”的纪元也仅仅用了一个月, 到1911年12月11日(星期一)就改为黄帝纪元。同一天, 《叻报》的版首设计也改变, 第一次出现“The Lat Pau”的英文字样,煥然一新,颇有改朝换代的感觉。这一天所用的纪元是“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现存的档案中,笔者没有找到自1912年1月1日至3月18日这近三个月的《叻报》,或许又已遗失。但1912年3月19日(星期二)这天, 《叻报》用的是“阳历第一年三月十九日”与“阴历壬子年二月初一日”。“阳历第一年”即中华民国元年。值得注意的是 : 只有到1913年1月3日《叻报》才将开始用“中华民国”纪元[60]。这一天的版首日期是“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三日”与“阴历壬子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西历法并用。这种时间纪元方式, 一直用到1932年3月31日 (星期四) 停刊为止。
从《叻报》版首纪元,版首设计的改变,可以看出《叻报》的基本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亦即是维护中国的正统政府。
(二) 新闻报导
《叻报》每周出版6天,周日休息旡报。出版时间原係上午, 1906年以后改在下午出版。我们旡法确切知道《叻报》对新闻报导的遴选标准。但从已发表的新闻看, 举凡上关国体,下恤民情, 都在报导之列。有些新闻来自外电 (如《太晤士西报》),其中也有转载朝廷公文的“谕旨恭录”, 甚至一些芝麻琐事的民间案件等 (如骗案登录),也有报导。此外, 如诗词联语、物价报导、广告启事等, 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新华社会的面貌。正因如此, 《叻报》为我们真实地保存了至少50年的新华社会史料。
不过, 《叻报》对国内重大事件报导并不及时。最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甲午海战。甲午海战爆发后，《叻报》并没有即刻报导。直至1894年9月24日，在大东沟海战发生后的一星期，我们才在《叻报》上看到一则“首报海战:中日海军交战电音”的新闻说: “两国海军已在高丽海中开战”。17年后的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 也是事隔一周后 (1911年10月17日) 才见报。报导不及时, 或许是由于当年通讯不甚快捷之故!这是时代的局限所使然, 旡庸非议!
(三) 社评专论
从1881年12月3日创刊到1932年3月31日停刊,这50年的历史画卷,波澜跌宕, 高潮起伏。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这段期间 :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次大战等等。作为早期唯一的华文日报, 《叻报》是华族社会的喉舌, 《叻报》社评可视为海外侨民的心声, 至关重要。叶季允任《叻报》主笔期间,许多社评乃出自其手笔。文言文句子, 又没有标点符号, 若无古文根底, 是很难看得懂的。
《叻报》创办初期，曾不断地向侨民灌输传统的道德观念，俨然以社会导师的态度出现。我们从当年《叻报》所发表的社论，可见一斑。《叻报》对这些说教文章的发表，似乎十分满意。在1888年2月4日的社评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近年来叻地…已大有中国衣冠文物之气，非复昔年狉獉初启简朴之风”。
必须指出: 这种文化现象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人缔造的成绩，而是经过多年经营和努力栽培的结果。叶季允与早期南来的文人过从甚密, 唱酬频繁, 再加上以左秉隆的领事署为中心所倡导的会贤社月课,亦有以致之[61]。当然,《叻报》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仍不容忽视!
尽管早期《叻报》如何恳切地教导侨民，然而，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局势的阽危，使《叻报》不得不转移目标，开始引导侨民注意中国动向。我们不难发现自是年以后，说教文章逐渐减少，而有关中国政治问题文章显然激增[62]。
正如上文所述,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1887年11月北洋舰队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史无前例, 《叻报》郑重报导其事，连续几天刊载北洋舰队在新加坡的活动消息。1887年11月14日《叻报》新闻“中国战船纪略”热情洋溢地写道 : “中国有此战具，行将宏猷大振，雄视中原矣 ! 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相呼，欢声雷动。战具若此，民心若此，则富强之业，不可企而待哉”，表露了海外侨民对祖国的复兴大业，寄以莫大的期望 !
可是当大东沟海战爆发, 北洋舰队四艘军舰被击沉没后，1894年9月25日的《叻报》社评“虑患篇”开始对北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产生怀疑 ! 及至北洋舰队全军覄没，在“急救中国之病论”的社评中，《叻报》已对清朝政府颇有微词了! [63]
虽然当年满清政府屡败于列强手中，但《叻报》仍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需改变。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新政时，《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所以发表其政论。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叻报》即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64]。辛亥革命成功后,《叻报》更倾向支持国民政府,上述版首纪元及版首设计的改变,是最好的证明!
《叻报》自1921年叶季允去世以后，后继无人，不仅报纸内容贫乏，而且绝大多数篇幅为广告占据，加以其时各华文报风起云涌，相继出现，《叻报》赶不上时代，遂于1932年3月31日停刊,结束了其52年的出版岁月。此时上距薛佛记逝世85年; 薛有礼逝世25年; 叶季允逝世10年! 这些数据,至今看来,让人唏嘘不已!
五 开创许多的“第一”
一百年来,薛佛记及其家族成员在新华、呷华两地社会, 开创了许多的“第一”：
* 恒山亭第一任大董事,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
* 制定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
* 四子薛茂元是开新华领导层世袭传统风气的第一人
* 长孙薛有礼创办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
* 幼孙薛有福是中法马江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
* 姻亲陈金声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
* 妹婿梁美吉是马六甲青云亭第一任亭主
青云亭亭主制度实行91年，共有六位亭主。自梁美吉, 薛佛记之后, 青云亭亭主全部由薛佛记的姻亲陈金声家族包办[65]。在新加坡,直至1919年,中华总商会及福建会馆会长薛中华 (See Teong Wah 1886-1940)为薛佛记的曾孙[66]。薛佛记家族不愧是新马两地的豪门, 这个家族对新呷两地华族社会的影响, 历百年不衰, 值得称颂!
这里要附带一笔的是 : 2010年7月6日,笔者于马六甲旅次,在当地民俗专家林源瑞太平局绅的指引下, 走访了薛佛记第五代孙拿督薛长才 (Datuk Seet Tiang Chye) 。薛长才时年74岁, 目前在马六甲经营餐饮业。除了餐馆内悬挂着数张其祖上画相外, 薛长才对其家族历史认识不多,但对笔者的研究极感兴趣, 并希望笔者能提供给他多一些这方面的资料[67] 。於是, 笔者将拙作“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一文影印本送他, 并简单地讲述了薛佛记的贡献, 他深表感激 !
六 结语：闽帮的优良传统
要了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结构，必先了解“帮”的定位。“帮”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的特征, 是由于移民群中有说不同方言而造成隔阂所形成的。在新马，“帮”的表现远较东南亚其他地区突出, 这当然是有其历史因素的。陈育崧在“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的长文中，有详细的分析, 很有参考价值[68]。
新加坡开埠后, 莱佛士把岛上住民分成商、工、农三个阶级，由不同的民族中各任命一人为“客长”，类似荷属殖民地的“甲必丹”(Kapitan) 制度。这些人对殖民地统治者负责他们属下的聚落的治安，因此, 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就组成了若干不同行业的阶层, 和若干不同方言的社群，导致了华人社会零散、分割的局面，及充满小群观念的集团。恒山亭就是完全反映着由统治者安排下来的格式。
代表商人阶层的漳泉集团，似乎是最高的也是比较纯粹的一个阶级，其次是代表工人阶层的广府集团，再其次是代表农人阶层的客家集团。这两个工、农阶层，比较复杂 ,“帮派制度”由此产生。由于在明清时代，闽粤两省的移民相当活跃，他们向南方岛国移殖时，带着高度的地缘性和血缘性，这种极具有积极的社会与经济功能，在莱佛士的“客长”制的规划中,几乎全都考虑在内。
漳、泉人士因为共同通用一种方言——厦门语系，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能互相水乳。他们是福建省最早出国的移民群，最早在海外与外国人接触，因此漳、泉人被认为代表福建人，漳、泉话也就是福建话了。只有漳、泉人才配称福建人，后至的闽北人——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都被挤于福建人之外。
“帮”旣是代表说一种方言的社群，也正因如此，它一方面强化了地缘关系，另一方面却冲破了地缘的限制。漳、泉人控制下的福建帮组织，只能代表漳、泉人的利益，为占有利益而加紧结合，高度的发展地缘性作用，因而产生了排外的小群意识，造成了封建的“帮权”威望。反之，许多较小的不同地缘，不同方言的社群，为适应环境，就必须组成一股力量，互相结合。
最显著的例子是广、惠、肇集团。说广州话的一群广府人，跟说客家话的惠州人，与另一群说不纯正广州话的肇庆人，联合起来，和较强的大帮争立足地。为着企图跟嘉应州并驾齐驱而组成的丰、永、大三邑祠，是三个同说客家话而属不同地缘的社群，包括广东省潮州的丰顺和大埔两县, 与福建省汀州的永定县结合起来自成一系的。纯方言和纯地缘的嘉应五属集团，是嘉应州与其辖下的兴宁、长乐(五华)、平远、镇平(蕉嶺)等县所组成的。这两个同说客家话社群的分立，却把另一个说客家话的惠州群孤立了! 因为惠州辖下的六县，只有海丰、陆丰两县少数人口南迁，他们不为丰、永、大三邑所吸收，又攒不进嘉应五属，结果他们投到不同方言和不同地缘的广州和肇庆的怀抱，搞一个广、惠、肇集团。
上述三股力量又再汇聚起来，结成广、惠、肇、(1) 嘉应州、(2) 丰、永、大 (3) 的七属集合体，这说明了地缘在移民社会里的脆弱性和强靭性是并行的。方言对地缘的机动是发生调节作用的，它造成地缘的统合，也造成了地缘的分化。
由於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靠地缘、血缘和业缘三者交织而成的，帮的发展又有着极其浓厚的宗亲观念, 因此在海外移民社会里，帮的作用和机能，就更加显著。
在新加坡, 中国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而福建省移民多来自：漳州、泉州、福州、永春、南安、同安和兴化。来自福建省的移民，似乎没有分帮分派，形成小集团的现象。反之，来自广东省的移民至少分为四大帮，即广东、客家、潮州及海南。1881年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人口调查时，福建省移民并没有被细分成更小的单位计算。是年的人口统计，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是三个主要移民群, 明细如下 :
表一 : 1881年海峡殖民地口调查
籍贯
人数
福建人
24,981名
潮州人
22,644名
广东人
14,853名
海峡侨生
9,527名
海南人
8,319名
客家人
6,170名
其他
272名
总数 (约)
86,766名
资料来源:
Maurice Freedman,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 No.1, 1960, p.26.
上表说明, 除海峡侨生 (Straits Chinese)外, 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乃分为闽帮、粤帮、潮帮、琼帮、客帮五大帮派。50年后, 1931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显示, 除了停留的渔民外,新加坡的福建人共有180,066名,占当地华族人口的43%, 福建帮仍然是最大的方言族群 :
表二 : 1931年海峡殖民地人口调查
籍贯
人数
福建人
180,066名
潮州人
82,369名
广东人
94,191名
海南人
19,896名
客家人
19,222名
总数
395,744名
资料来源: Singapore Census Returns,1931
由于福建帮内部团结, 没有彼此倾轧现象, 再加上其财势与能力都凌驾各帮之上, 一旦领导福建帮, 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
以福建帮为首的新加坡华族社会，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帮领导人物的合作无间。由“开基”恒山亭的薛佛记到继起的陈笃生、陈金声，并没有留下夺权斗争的现象。福建帮之所以能稳健发展，全靠他们那种大公无私和卓识远见的领导精神。
此时新加坡华族领导层模式似有“世袭”的现象 : 薛佛记之子薛茂元、陈笃生之子陈金钟、和陈金声之子陈明水, 都是同时代的人物。福建帮一时人才辈出，群季俊秀，揖让成风，乐善好施，是这一世代的特点。领袖人物均能以大局为重, 不仅关心本帮侨民, 亦惠及整体华族社会, 所以能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侨民的拥戴。福建帮之所以能取得超帮的领导权，是有其历史因素的。
1906年4月6日, 中华商务总会 (中华总商会的前身) 成立, 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华商务总会的组织结构,依然维持了19世纪帮权组织的基本特征,但又为帮群提供一个正式的机制与管道, 通过协商与调解, 解决帮际冲突。福建帮在此机构中, 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继续维持其在新华社会的领导角色。
然而, 由於时代的变异, 福建帮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妥协,让出部分权力与他帮 (主要是潮帮)分享新华社会的领导权。我们不难发现, 自1906年至1983年的77年中, 商会的领导权几乎全由闽潮两帮领袖所垄断, 其余小帮的精英掌权的权利和机会, 在帮权组织的架构下被剥夺了[69]。
20世纪80年代, 中华总商会曾掀起取消帮派制度选举的大论战, 结果不了了之! 1993年, 总商会议决废除帮派选举制度, 但实行的并不彻底, 依然为七个创会帮派代表保留七个董事席位, 并规定侯选人必须得到全体九名选举委员的一致赞同。然而,由於董事会委任的九人选举委员无法达致共识,因而导致有一段时期四帮代表 (闽、广、潮、客)的董事席位悬空。 2010年5月27日 (星期四) 傍晚, 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 通过修改章程动议。这次修改章程, 意味着总商会已经正式摆脱幇派选举制,完全以人为本。 至此, 新华历史的发展, 又翻过了新页 ![70]
(初稿2010年4月27日. 2011年3月2月日定稿)
原载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11月），页318-327
[1]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页65-73。
[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 25.
[3]
此文列出了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15位领袖，他们是：陈志生(陈送) 、蔡沧浪、陈笃生、佘有进、陈金声、胡亚基、章芳琳、陈明水、陈金钟、陈成宝、颜永成、佘连城、陈若锦、林文庆和宋旺相。由陈金钟起以后诸人，皆为十九世纪后期新华社会之领袖人物。--参阅杨进发作,陈万发译,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 ,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36。
[4]
《东山薛氏家谱》是陈蒙鹤于1963年撰写她的硕士论文《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1881-1912）》时，向薛中华的女儿Mrs Lucy Chen借得的。10年后(1972年元旦),陈育崧在《南洋商报》发表一篇“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的长文，正式肯定了薛佛记在新华社会史上的地位。此篇绪言其后收录在陈育崧，陈荊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 ，页3-29。
[5]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 24.
[6]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 载柯木林, 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 南洋学会,1975年) ，页29。
[7]
同上注。
[8]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18。
[9]
同上註,页 6。
[10] 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之间,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文后宁
宜河附图摘自陈嵩杰著,《森美兰州华人史话》(森美兰 : 中华大会堂,2003年9月), 页40。又参阅柯木林
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 第1 版），页 213。
[11]
从道光十年（1830）《恒山亭碑》上看，恒山亭于1830年建竣时，共花费宋银5336.2元。薛佛记捐银764.2元，占总建筑费14.3%，被推为大董事。
[12]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39-46。
[13]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第十七世仁佛记，字文舟，中衍公之长子, 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九月廿四日亥时，卒于道光廿七年（1847年）丁未八月十八日丑时”。
[14]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 《联合早报》 (1992年5月17日)
[15]
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17。
[16]
金兰庙建筑物已不复存在.遗址现为邻里公园(金兰园)。有关《金兰庙条规》,可参阅《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56。
[17]
峇峇即土生土长华人 (Peranakan), 亦称侨生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吸取了马来文化,又保留些许中华文化. 平时在家中使用马来语及英语, 男的叫峇峇(Baba), 女的叫娘惹(Nyonya)
[18]
道光八年 (1828)“福弥春秌”匾, 下款刻曰“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1992年5月11日大火中被毁。
[19]
马六甲青云亭内的道光二十五年 (1845)《敬修青云亭序》碑, 其落款亦署 “漳郡浦邑亭主薛文舟谨志”
[20]
同註 13
[21]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十六世中衍…娶邱氏…生子三,长佛记,次明记,三佛世;生女五,长名田娘,次名和娘, 三名世娘(邱氏出,适泉州南安县梁美吉官), 四名文娘, 五名瑞娘” ;又参阅青云亭《梁美吉碑》(道光戊申年,1848)
[22]
《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道光廿六年,1846）。
[23] 《重修恒山亭碑记》(光绪五年,1879）。
[24]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86。
[25]
参阅 The History of TTSH
(http://www.crescent.edu.sg/ipw/2000/sec1/13g10-ttkhospital/Website/history.htm) 及《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 104 & 150。
[26]
杨进发,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前引书, 页 44。
[27]
同上註。
[28]
《叻报》 新闻 “漏述补登” (1887年11月19日)。
[29]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 83。
[30]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9。又：庄欽永认为崇文阁非学校. 见庄欽永,《新呷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页201-222。本文採用陈育崧的说法.
[31] 陈金声生于1806年11月18日,1864年3月14日逝世。其位于马六甲Jalan Tan Tai Pringgit墓地的石碑上, 至今仍然清晰地刻着 “ (丰山) 同治三年岁甲子桐月榖旦 皇清显考特授呷政諡尊荣陈府先生佳城 孝男明岩明水 明惠 明月 女玉喜娘 玉合娘 孙若淮 若楠 若琛 若锦 若銓 若銮仝立石”
[32]
柯木林，“从陈金声纪念喷泉谈起”,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30-233。
[33]
崇文阁有两塊碑记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 与《重修崇文阁碑记》 (光绪十三年,1887). 至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 目前保存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在大巴窑(Toa Payoh)办事处园区内 (2001年4月搬迁至此)。
[34]
柯木林，“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26-229。有关庆德会组织,参阅同书页57-64:吴华, “不被注意的庆德会”。
[35]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
[36]
《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
[37]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石叻史记》, 页 73。
[38]
黄景棠，是新加坡谦源公司“黄福翁之少君，生长星洲，丁酉科 (1897) 拔贡，朝考以知县分发河南，留粤与郑孝廉家让、陈茂才芝昌力断时敏学堂，固最留意学堂之人也。”--见《天南新报》(1901年12月14日)。
[39] 1889年4月19日《叻报》刊载有梁耀流：〈送吴君席卿茂才旋闽赴试偶占七律为赠〉：“才如江海气如虹，
旷览山川眼界空；少伯生涯馀伟略，班候事业属英雄。南游已历三千里，北上还搏九万风；把酒临岐何惜
别,早期归去步蟾宫。”此诗可见吴席卿亦为中国南来之文人。另送别吴席卿诗又见于1890年7月14日《叻
报》。有关资料亦可参阅梁元生,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 ‘士’阶层之分析”，载梁元生著,《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 : 国立大学中文系, 2005年2月初版), 页 21-24。
[40] YEN Ching-hwang, THE ROLE OF HOKKIEN CHINESE I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9, 2006 ) , pp. 79-104 .
[41]
Chen Mong Hock, opcit,
p.28。
[42]
同註12。
[43]
马六甲是新马峇峇文化的发源地. 此博物馆 (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位于No. 50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 Melaka, Malaysia。
[44]
陈育崧 “石叻古迹导言”, 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 页 iii。
[45]
《东山薛氏家谱》,页 11 : “考讳有福,乃荣樾(螟蛉子)第三子,係王氏(如意)所出,生于同治元年（1862）壬戌十二月十五日亥时。自八岁习中华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在江苏上海县应出洋肄业总局考试，蒙列优等，赏给官学生衔取录,侯派出洋。于七月隨同之批委员邝其照驰往美国。九月抵美，奉派在士布令非炉地方学习语言文字。光绪元年(1874) 调赴厚诺地方实学院肄业。三年七月升赴该处中书院。六年四月考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七年（1881）四月考起第三班,即奉调回华。八月抵沪，九月选派到福州船政衙门,蒙总理船政大臣黎,考验赏给军功七品顶戴。十月派入后学堂, 学习水师驾驶、天文算学、战阵等技。八年六月考列优等。十一月派赴扬武轮船学习帆索枪礟, 涉历风涛。至十年(1884)七月初三日傍午,为法人寇福垣马江，考见危授命，尽忠殉难，没于王事，仅廿三岁而已”。
[46]
笔者曾于2010年5月16日专程考察昭忠祠。有关阵亡官兵数据,乃取自祠中的《勅建马江昭忠祠碑》(光绪十二年,1886年),该碑文字出自福建按察使,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1832-1891)手笔; 而薛有福的名字,则见于庙内 “碧血千秋”祠堂之铭刻。
[47]
Song Ong Siang, opcit, p. 104.。
[48] 《叻报》社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 (1911年12月11日)。此文一连两天在《叻报》发表,文章注明 “本报今日，纸张扩展，适届出世，三十周年，题字序之，以作纪念 ”。文末又有“黄帝二千六百九年冬十月惺噩生季允氏识于位育选楼”的字样。
[49]
潭江, “谁是海外华文日报第一家？” , <中国新闻网>,
2006年09月1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hr/hrlt/news/2006/09-12/788462.shtml)。
[50] “本馆居停，生长炎洲，沈潜学海，囊归祖国”---参阅前引文“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
[51]
前引文“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记录当年叶季允被聘南来担任《叻报》主笔乛事 : “不佞时方及冠，寄迹香○○○界楼迟，勉励撰述，乃不以为不肖，于数千里外驰○相○○三致函，再致电，并遣人在港延纳，促至坡中”。
[52]
柯木林,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81-90。
[53]
“刊发之初，即由不佞一肩担荷，言谕得由自，行事许以便宜，宾主之间，颇有苔芩之雅，推之置腹，沥胆披肝，相见以天，猜嫌悉泯.”---参阅《叻报》社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续), 1911年12月12日。.
[54]
根据《东山薛氏家谱》记载, 薛有礼于光绪卅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元1906年8月29日逝世,终年55岁.
[55]
陈育崧曾赋诗一首赠予笔者,诗云: “豆腐街头棲隐处,短垣残壁半生烟.报人心血诗人泪, 缀网劳蛛四十年”。该诗题为 “同木林访叶季允故居”,载陈育崧著, 《椰荫馆文存》(第一册), （新加坡：南洋学会，未曙出版年月) , 页 XV.
[56]
《叻报》社评“惺噩生绪言”(1906年9月18日)。
[57]
本文的《叻报》创办日期系根据王慷鼎的考证。1932年3月31日最后一期《叻报》(列号14781) 的版首右上角有这样一则告白 : “本报创办于前清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编辑及发行所在新加坡哥劳实得力十一号及十三号,电话七一六四号。总理薛梦熊,督印人兼编辑主任梁显凡…”,查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元1881年12月3日。此日期与王慷鼎考证所得的1881年12月10日相差7天 (参阅王慷鼎“叻报创刊日期正式确定”，《星洲日报》，24-5-1982)。笔者再根据《叻报》于1911年12月11日刊载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一文来看 , 《叻报》的创办日期应是188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58]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馆藏《叻报》档案。《叻报》目前已有网址可查阅,方便研究者 (http--www.lib.nus.edu.sg-lebao-index.htm)
[59]
前一天 (1911年11月7日) 无报。
[60]
前一天 (1913年1月2日)《叻报》遗失。
[61]
梁元生, “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之士人雅集” 载《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 前引书, 页 45。
[62]
柯木林,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83-84。
[63] “虑患篇”评曰:“中国…十余年训练之海军，未尝一出而呈其效，坐使徒徒麋钜帑，亦洙可惜…此时水师之人材，是否皆堪胜任，亦在不可知之… ”; 又 : 1895年2月26日 (星期二) 《叻报》社评“急救中国之病论”有这样的一段话: “呜呼惜哉…何京师衮衮诸公，不知古今之时局大不相同也 ! ”
[64]
同註 58。
[65]
青云亭座落于马六甲市区的庙堂街(Temple Street)，是新马两地历史最悠久的古庙, 约建于1673年。青云亭实行亭主制历九十一年，共有六位亭主，各亭主姓名及其在任年代如下: (一) 梁美吉
(1824－1839); (二) 薛佛记 (1839－1847) ;(三) 陈金声(1847－1864)
;(四) 陈明水 (1864－1884); (五) 陈明岩 (1884－ 1893) ;(六) 陈若淮 (1893－1915) 。亭主制度取消后，由四大理事代行亭主权。最早四大理事是傅金忠，曾德才，陈祯禄与罗金水。--- 参阅《马六甲青云亭》(http://www.mba.net.my/mybuddhism/Temples/QingYunTing-Melaka/MyBuddhism-Temple-QingYunTing-Melaka-Content.htm)。
[66]
Song Ong Siang,
opcit, p 104。
[67]
薛长才所经营的娘惹餐馆宝号为 “亲切餐馆”(Restoran OLE SAYANG), 位于198/199 Taman Melaka Raya. 他说薛茂元 (薛佛记四子,1879年恒山亭重修时任大董事) 为其曾祖父。薛长才的父亲薛明岩 (Seet Beng Kam), 祖父为薛祈安 (Seet Kee Ann 薛茂元哲嗣), 到他这代正好是第五代。如果包括薛长才的子孙在内,则从薛佛记至今,也有七代了。
[68]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15-18。
[69]
林孝胜, “二战前新加坡华社与帮权政治”, 载林孝胜著《新华研究 : 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10年1月)，页 8-14。
[70]
《联合早报》焦点新闻 “中华总商会撤消方言族群代表选举” (2010年5月28日)。
《联合早报》 - 严孟达：华文报的世纪因缘 (2018-09-01)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80901-887585
话说1938年底，“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驱人物郁达夫几经周折来到了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由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于1929年1月15日创立）副刊编辑，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新加坡和当年马来亚华文报发展的一个关键事件。他在1942年2月4日与几个抗战作家潜逃至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至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这段历史，一直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题材。
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任主笔和主编副刊虽是短短几年时间，却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新马华文报业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日前我从我国作家骆明（叶琨灿，我60年代在中正的老师）处借得《郁达夫新加坡文集》，一面翻阅，一面走入了时光隧道，听到大时代的脉搏和看到早期华社的人文景观。
郁达夫在1939年1月正式在星洲上班时，（那年恰是星洲日报创刊十周年）便在他接手的晨星版上写了一则《晨星的今后》的短文，正式跟读者打个招呼“我来了”。他在这两百余字的短文中对“晨星”这个名字给出一个寓意深刻的解释。他说：“……晨星两字，在中国的旧词汇里，是寥落的意思，也是稀少的意思。读者作者，若寥落起来，那就是鄙人之罪。可是《星洲》的此栏，若能日臻完善，日渐近于理想，使此小小的一个园地，得像稀少晨星之可贵而可珍，那就是鄙人之荣幸，亦即是爱护本栏诸君的大成功了……”
从分上下两册的《郁达夫新加坡文集》可以看得出，他当年在报上发表的文字都受到密切关注和用心剪存作档案，就因为他名气大。连他报上写过的几则“启事”“告读者”之类的公告文字都成了珍贵史料，如登于1939年1月12日晨星版的“希望于投稿诸君者！”说：“《晨星》园地，承诸君不弃，得有今日；以后更想再进一步，得知来汉脱（Leigh Hunt）说诗时的主张，成一多样统一的美观；所以深望投稿诸君，于游记、随笔、速写、论文之外，多方面的去采取资料。如书评、人物论、报告、图册（木刻、照相）等方面，都可以去试一试看。还有小说，无奈长稿太多，短小在几千字以内的独少，这一方面，亦希望努力一下，得产生出如法国人所谓Conte（小故事）出来。”
文字温馨，语气亲切，感谢兼鼓励，读来犹如苏东坡“承天寺夜游”之类短短百余字的趣味小品，尤其是令人感受到他栽培各类型文艺青年的火热心肠。此外，他也积极向“国内”的作家和艺术家朋友邀稿，在他盛邀之下，当年一些名气响当当的作家如萧红、柯灵、许广平、老舍、汪静之、徐悲鸿、茅盾等等都为《晨星》投过稿。
从郁达夫在新加坡这几年写的散文可以看到那时期的华人社会的一些活动和现象，几所学校请他写过校歌，如义安女校、树人、培群、民众义校。更多的是反映当年动荡不安时局的文章，大多数是发表在《晨星》版上。在他主编下，《晨星》承载了沉重的时代使命和他个人的心血。
《晨星》作为文艺园地一直耕耘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它和另一副刊版面星云版拥有广大读者，星云版长期连载武侠小说。当时另一受关注的小块园地《星洲漫步》每日一篇短文，由固定几位编辑和记者轮流上阵，文末只用一个单字作为笔名。我在1977年进入星洲不久也加入这个小块专栏的耕耘行列，这也是今天这个《漫步》专栏的名字由来。
20世纪初南来中国文人与《联合早报》前身的结缘更早，始于1923年由陈嘉庚创立的《南洋商报》。由骆明主编，2003年出版的《南来作家研究资料》详尽地罗列了自1920年到1965年期间南来的作家，两报历任总编辑中不乏佼佼者，如南洋商报的曾圣提、傅无闷（之前也担任过星洲的总编辑）、胡愈之、曾心影、李微尘、连士升；如《星洲日报》的朱宝筠、关楚璞、胡浪曼、潘公弼等。
其中胡愈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在1940年受南洋之聘担任总编辑，林任君（原华文报集团总编辑）于2016年7月23日中在“一报两国：《联合早报》的独特故事”的演讲中曾经透露一段“秘史”说，当年《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派张楚琨以特派员身份到中国采访抗战新闻，同时委托他在中国物色有名望的新闻界权威人士来新加坡担任编辑主任（后称总编辑）。后来在周恩来的推荐下，胡愈之接下了南来的使命。
胡愈之在南洋时，每一天写一篇社论，也写专栏。日军南侵时，他与郁达夫等人逃到印尼，1945年，二战结束后，他又回来新加坡办《南侨日报》和几份刊物，1948年回中国。他比郁达夫来得稍迟，经历了战乱，办报之志不灭，是文人办报的典范。
战后的《南洋商报》跟1947年南来的作家连士升分不开，他先后任总编辑和主笔达二十多年之久，成为一个相当本土化的报人和作家。
1929年南来的胡浪曼在《南来作家研究资料》中被喻为“新加坡报刊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星洲时曾经主编过《文艺周刊》和《星洲画报》。新加坡沦陷时遭囚禁，被逼出任《昭南日报》编辑局长。写过一篇《缅怀郁达夫先生》，为研究郁达夫的学者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
在两报的编辑和记者中也不乏南来作家，从绝对人数来说虽然并不惊人，但他们正如郁达夫所说的“像稀少晨星之可贵而可珍”。此外，许多南来文人虽没有在两报任过职（不少是投入教育界），却是报上忠实投稿者，也算是跟早报有缘。为写作人提供投稿的文艺园地，是新马华文报的报业特色，维持至今，已成报纸传统。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南来文人高度关注大陆时局，报上内容的效忠对象自然是祖国。另外，也由于南洋的创办人陈嘉庚政治认同倾向于共产党，胡氏兄弟则是靠向国民党，报纸也就成为国共两党博弈的平台。30年代中国的抗日，40年代的日本占领期间，是文人编辑作家记者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时期，也是办报艰难的时期。日军入侵，南洋和星洲都停办。新马华文报承担起的时代使命也深受大陆作家的赏识，如林任君在上述演讲中提到“像鲁迅这样的大文豪，曾经阅读过《星洲日报》，还赞其内容‘不比上海的报章减色’”。
南来作家与华文报百年来有不解之缘，相对之下，今日从事新闻工作的新一代毕业自不同领域，也为华文报打开了新窗口新视角。
谨以此文迎接《联合早报》95周年庆，希望能起温故知新的微薄作用。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联合早报》- 视角的推移 中文报章定位一点省思 (2020-03-26)
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multiplex/story20200326-1040180
进入新媒体时代，传统大报均面临严酷的存亡竞争；多元性综合报既有为市场接受的部分大报特质，又兼有小报能了解读者需求，善于价值重塑，开拓新市场空间的特质，在新媒体时代里，在和传统平台形式不同的新平台上，仍应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中文报刊对200余年来海内外华人政治及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早有定论。
从人文发展的角度看，报刊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从传统纸媒走向电子化的新媒体，都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
随时间的流转，对新经验的解读和观察角度，就有许多可以探讨和省思的空间。
1.世界最早的近代中文报章
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这份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每月出版，册子形式，由于只是期刊，不算报纸。
以“报”为名的中文“日报”，年代更早的是清朝初年的《京报》（源自宋明代官方邸报），为北京民间报房刊印，每天刊载朝廷当天发表的各种公告，偶有“探报人”采写北京重大社会新闻，常被近代中外报刊翻译转载。
《京报》通常每天傍晚刊印（因清廷阁钞每天下午发布），公开发行，报房负责投递，内容丰富“实用”，传送又快，遍及全国，读者不少，当时许多官僚、缙绅及洋商的“大班”都长期付费订阅，甚至京城流行的竹枝词也有“日来送报壮门庭”的歌词。
虽然《京报》具有一定的报纸特征，但作为清政府允许公开出版的民间“日报”，属于官方特许经营性质，内容以官方文告为主，读者也非一般群众，故学界均认为并非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报纸，不算是最早的中文报纸。
1853年，旧金山的《金山日新录》（Golden Hill News），洋人出版，但“用唐字缮写”，以“唐人”为对象，内容刊载中美新闻，还有货物行情、船期及广告，符合现代报纸的各种特征，被认为才是世界最早的中文报。
但它并非日报，存在时间很短，故也有人对其定位有意见。
1856年，美国华侨司徒源创办的《沙架免度新录》（Chinese Daily News），是首份华人在海外创办的华文报纸，也被认为应该是世上第一份华文日报。但它很快就改为三日刊，甚至不定期出版至停刊。
1858年，香港出版的《香港中外新报》，被中国报史权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日报”。该报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确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近代报纸。但因地点在属于英殖民地的香港，对其“身份”定位也有歧议。
在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近代中文日报是1861年创刊于上海的《上海新报》（初为周报），存在11年，但该报始终由英国传教士主笔，非中国人。
在新加坡，1858年就有一份中文报章《日升报》出版（出版年份与《香港中外新报》相同），记载于《海峡殖民地政府宪报》，但为“每逢星期一出版”的周报，且资料阙缺，不能论断。
1881年创刊的新加坡《叻报》，公认为是本地及东南亚最早的华文日报，无论内容与形式，都符合现代报章的条件，且存在51年之久，影响巨大，故被认为是“海外第一家正规的华文日报”。
由此可见，对世界最早的近代中文报章这一“简单”问题，因时间、形式、定义等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解读，角度不同，所见各异。
在中文报业发展史上，也存在着不少类似如此的角度与解读问题。
2.大报与小报的重新审视
自近现代型报业诞生以来，社会上最普遍的报纸分类法，就是大报与小报。
对于大报和小报的区别，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与解读，惟均各有不足，或许最简单的分别，应该就是对有关报纸的风格、运作模式与社会观感的综合论点。
被认为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中文报章，是以西方新闻学的定义为据，中文的小报一词，显然也是沿用自西方。
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美国纽约出版的《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以夸张渲染新闻，独创一格，被公认为西方小报之始，其小开报型的tabloid一词，也成为西方小报的专用名词。
64年后，上海才出现中文报业史上最早的小报，即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游戏报》，它比美国小报出现迟超过半世纪，故应受后者影响；中文报业里的小报一词，应也同样移殖自西方。
中文世界里对小报的官方定义，或可以从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表的《解释取缔小报标准》为代表，即“所称小报，系指内容简陋，篇幅短小，专载琐闻碎事（如时人轶事、游戏小品之类），而无国内外重要电讯记载之类报纸。”（刊《申报》1934年1月16日)
当时上海流行的许多小报，确实符合这一定义，但也有一些并非如此。
如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小报之一的《晶报》，就是以“融新闻、文艺、知识、娱乐为一炉”为办报宗旨的综合性小报，创办初期即偏重文艺，后来重心逐渐向社会政治转移。经营历时21年（多数小报只存活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影响甚大。
许多小报还以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幕、政界秘闻，刊登大报所不敢载而闻名。
现代新闻学者对民国小报的研究，因此也有消闲性（如花报、戏报、游戏场报、电影报等），以及综合性（如政治性的党派团体报、小说报）的不同分类。
近年学界重新评价民国小报，更认为小报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所有研究领域，如近代政治史（时评政论）、经济史（广告）、城市发展史、社会史（民生民俗）、文艺史（戏剧艺术电影文学等）、新闻史等诸多研究课题，是全方位记录社会生活面貌的大型民间史志。
特别是从晚清到1940年代，小报编者不断转换身份，由早期的科举旧文人和“洋场才子”，到有新文学背景的小报编者，包括许多关注通俗和市民层面的新文学作家，如曹聚仁、周楞伽等，从市民立场切入，保留许多社会人文——特别是新文学人物的真实侧影（如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韵事等）。
这些反映作家其人其事的“趣味”报道，对新文学在市民中的传播有着重大作用，构成人们对新文学史认识的社会基础。
换言之，民国小报的文化品质，代表近现代中国社会市民文化的体现，也为人们提供一种现实的视角。
3.较符合实况的三分法
有学者从功能角度观察，认为大报主要刊载政治新闻和评论，与民间市民日常生活往往有距离，小报正是在这种大报未能关注的“现实空间”里应运而生。
这个现实的市场空间，正是小报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并和大报一样具有其特有的社会功能。
由此可见，把大报之外的报纸全都定位为低俗小报，并未能真实反映“小报”的完整特质。
故1949年后，中国就出现要和民国小报区隔的“城市晚报”。中国改革开放后，1990年代又出现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的“都市报”，虽然内容尺度较主流大报宽松，重视趣味性，但其渲染程度仍有一定社会规范约束，未如一些民国小报般泛滥。
不同名词的出现，都是为了和已被定为低俗的民国小报作区隔，但并不能反映全面情况。
造成如此区隔上模糊不清的尴尬情境，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一向习惯于把事物简单地以二分法区分，非黑即白，非大即小，往往忽略两者之间真实存在的模糊空间。
因此，较符合实况应该是改为三分法，即大报、综合报、小报三类。
大报小报当然是沿用传统定义，综合报则是融合大小报特质的报纸，除了社会新闻，也涵盖体育、经济或政治类专题报道，其性质可谓是“准大报”或“类小报”。
在许多方面，综合报与大报之间“互补”关系非常清楚，对促进报业的繁荣与进化，具有一般人或许没有体会的推动作用。和小报一起，两者对都市文化的多元化，都具有重要的贡献。
进入新媒体时代，传统大报均面临严酷的存亡竞争；多元性综合报既有为市场接受的部分大报特质，又兼有小报能了解读者需求，善于价值重塑，开拓新市场空间的特质，在新媒体时代，在和传统平台形式不同的新平台上，仍应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一切事物都因为功能符合需要而存在，平面媒体的报纸如此，电子时代的传媒亦如此。
